“你们好，先生们！”多洛霍夫大声而又清楚地说。
“他会逼他们就范的……”另一个笑着说。两个人都不说了，听见多洛霍夫和彼佳牵着马朝篝火走来的脚步声，便向黑暗中张望。
军官们在篝火的阴影里动了起来，一个身材高大、脖子很长的军官绕过火堆走到多洛霍夫面前。
“唉，这鬼东西很难对付。”坐在篝火对面阴影里的一个军官说。
“是您，克莱芒？”他问。“从哪里来，鬼东西……”但是他发现自己认错了人，没有把话说完，微微皱起眉头，像和陌生人一样，和多洛霍夫打了招呼，问他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多洛霍夫说，他和他的同事在追赶自己的团队，问大家是否知道六团的一些情况。他们都不知道；彼佳觉得军官们开始用敌对的和怀疑的目光看他和多洛霍夫。大家沉默了几秒钟。
多洛霍夫沿着大路往上走，听到从大路两边的篝火旁传来的说法国话的声音，然后他拐向地主庄园的院子。进了大门后，他下了马，走到一堆很大的烧得很旺的篝火旁，几个人正围着篝火坐着，大声地交谈着。边上的一口锅里煮着什么东西，一个头戴尖顶帽、身穿蓝色军大衣的士兵被火光照得通亮，他正跪在那里用通条搅着锅里的东西。
“如果你们是打算来吃晚饭的话，那么你们就迟到了。”篝火那边一个人忍不住笑着说。
多洛霍夫看见一个穿过道路的人的黑影，便叫住这个人，问他司令和军官们在哪里。这是一个士兵，肩上背着一个口袋，他站住了，走到了多洛霍夫的马的紧跟前，用手摸着它，老实巴交地和友好地说，司令和军官们在山上，要再往上走，在右边的一个农场（他这样称呼地主庄园）里。
多洛霍夫回答说，他俩都不饿，他们要在夜里继续赶路。
多洛霍夫没有等闪到一旁的哨兵回答，骑马慢步上山。
他把马交给那个搅锅里食物的士兵，在篝火旁那个长脖子的军官身边蹲下来。这个军官目不转睛地看着多洛霍夫，又问了他一次：他是哪个团的？多洛霍夫装出没有听见他的问题的样子，没有回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法国的短烟斗抽起烟来，问军官们，他们前面的道路危险不危险，会不会碰上哥萨克。
“军官巡视散兵线时，哨兵是不问口令的……”多洛霍夫大声喊道，突然发起火来，骑着马朝哨兵撞过去。“我问你，上校在不在这里？”
“到处都是这帮强盗。”篝火那边的一个军官回答道。
“口令！”哨兵没有回答，又问，挡住了路。
多洛霍夫说，只有对像他和他的同事那样掉队的人来说，哥萨克才是可怕的，接着用不大有把握的语气补充说，他们大概是不敢袭击大部队的。谁也没有答理。
“喂，热拉尔上校在这里吗？”他说。
“好了，现在该走了。”彼佳站在篝火前听着多洛霍夫说话，心里时刻这样想。
“口令？”哨兵问。多洛霍夫收住缰绳，让马慢步前进。
但是多洛霍夫又开始中断了的谈话，直截了当地问法国人他们营里有多少人，总共有几个营，有多少俘虏。多洛霍夫在问到他们部队带的俄国俘虏时说：
“六团的枪骑兵。”多洛霍夫说，既没有让马缩小也没有让它加大步子。可以看到桥上哨兵的黑糊糊的身影。
“随身拖带着这些死尸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还不如把这些坏蛋全毙了。”说着大声笑了起来，那笑声很怪，彼佳觉得法国人马上就会识破骗局，他不由得从篝火旁往后退了一步。可是谁也没有答理多洛霍夫的话和笑声，一个看不见人的法国军官（他盖着军大衣躺着）欠起身来，低声对同伴说了句什么。这时多洛霍夫站了起来，叫那个牵着马的士兵过来。
血顿时涌上彼佳的脸，他一下子抓住了手枪。
“他们会不会把马牵过来？”彼佳想，不由自主地朝多洛霍夫靠近。
“不要说俄语。”多洛霍夫急促地低声说，这时黑暗中传来了“什么人？”的吆喝声和扳动扳机的声音。
马牵过来了。
“要是落到敌人手里，我一定不让他们抓活的，我有一把手枪。”彼佳低声说。
“你们好，先生们。”多洛霍夫说。
彼佳和多洛霍夫穿上法国军大衣，戴上高筒帽，骑马奔向刚才杰尼索夫观察法国人营地的林间通道，在一团漆黑中出了树林，到了下面的谷地。到了下面后，多洛霍夫叫跟随他的哥萨克在这里等候，自己沿着大路快步向桥头驰去。彼佳和他并辔前进，激动得屏住了气。
彼佳想要说声晚安，但没有能说完这句话。军官们相互之间小声说着什么。多洛霍夫上马上了很长时间，因为他的马老是不肯站住；上了马后他慢步出了大门。彼佳骑马走在他的身旁，想要回头看一眼，看看法国人有没有追他们，但是又不敢。
九
上了大路，多洛霍夫没有往回朝田野走，而是沿着村边过去。在一个地方他勒住马，倾听起来。
“因为——您自己也会同意——必须确切知道那里有多少人，也许这一点决定着几百人的生命，而我们只有两个人，再说，我很想这样做，我一定、一定要去，您不要再阻拦我了，”他说，“这样只会更糟……”
“听见了吗？”他问。
杰尼索夫一个劲儿地劝他不要去，彼佳回答说，他也已经习惯于办事认认真真，不会盲目去干，他从来不考虑自己个人的安危。
彼佳听出了俄国人说话的声音，看见篝火旁俄国俘虏的黑糊糊的身影。往下到了桥上后，彼佳和多洛霍夫从哨兵身旁经过，那哨兵一句话也没有说，阴郁地在桥上来回走着，他俩回到了哥萨克等着的谷地里。
在多洛霍夫和杰尼索夫开始争论应当如何对待俘虏时，彼佳又感觉到不自在和着急起来；但是再一次没有来得及听明白他们说的话。“如果大人、有名的人都这样认为，那么就应该这样，那么这就是好的，”他想，“而主要的，应当使杰尼索夫再也不敢认为我会听从他，认为他可以指挥我。我一定要和多洛霍夫一起到法国人的营地去。他能去，我也能去。”
“好，现在再见了。告诉杰尼索夫，明天一早以第一声枪响为号。”多洛霍夫说完就想要走，但是彼佳伸手抓住了他。
“我？去，去，一定去。”彼佳脸红得几乎要掉眼泪，看着杰尼索夫大声地说。
“不！”他喊道，“您真是一个英雄。啊，真好！好极了！我真爱您。”
“谁不命令他们十次二十次地抓我呢？要是我和你被抓到了，不管你有没有骑士风度，反正都会在杨树上吊死。”他沉默了一会儿。“还是谈正经事吧。把我的那个带马褡子的哥萨克叫来！我有两套法国军服。怎么，和我一起去？”他问彼佳。
“好了，好了。”多洛霍夫说，但是彼佳不放开他，多洛霍夫在黑暗中看见彼佳朝他弯过身来。显然想要亲吻。多洛霍夫吻了吻他，笑了起来，拨转马头，消失在黑暗中。
多洛霍夫笑了起来。
十
“这全都一样，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不想做什么会感到内疚的事。你说他们会死掉的。就算这样吧。只要不是我害死的就行。”
彼佳回到守林人的小屋时，在门廊里碰见了杰尼索夫。杰尼索夫正在激动不安地等着彼佳，埋怨自己不该放彼佳去。
哥萨克大尉眯起明亮的眼睛，点点头表示赞同。
“谢天谢地！”他喊道。“好了，谢天谢地！”他听着彼佳兴高采烈的讲述，又重复了一句。“你这个鬼东西，害得我没有睡着觉！”杰尼索夫说。“好了，谢天谢地，现在躺下睡吧。天亮前还可以打个盹儿。”
“老兄，你我应该扔掉这种好心了。”多洛霍夫继续说，仿佛他觉得说这件惹得杰尼索夫生气的事是一种乐趣似的。“你为了什么把他留在身边？”他摇着头说。“是为了你可怜他？可是我们知道你的那些收条是怎么回事。你送去一百人，到那里的只有三十……一大半会饿死或被打死的。这么说来抓不抓不都是一样吗？”
“好……不。”彼佳说。“我还不想睡。我了解我自己，要是睡着了，一切都完了，再说，我已习惯于在战斗前不睡觉。”
“什么，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只是说我一定要跟您去。”彼佳胆怯地说。
彼佳在屋里坐了一会儿，高兴地回忆这次侦察的详细经过，生动地想象着明天的情景。然后，他发现杰尼索夫睡着了，便站起身来，到了外面。
“这位十六岁的年轻伯爵说这些好心话倒也还可以，”多洛霍夫面带冷笑说，“而你已经到了不这样说的时候了。”
外面还完全是黑的。小雨停了，但是水滴还从树上往下掉。在小屋的近旁可以看到哥萨克的棚子和拴在一起的马匹的黑影。屋后是两辆黑糊糊的大车，大车旁拴着马，而在冲沟里闪现出即将燃尽的篝火的红光。哥萨克和骠骑兵们并没有全睡：有些地方与水滴声和近旁马的咀嚼声一起，还可听到小声的、仿佛是耳语的说话声。
“怎么弄到哪里去了？都送走了，要了收条！”杰尼索夫突然脸涨得通红，大声喊道。“我敢大胆地说，我没有乱杀过一个人。难道你觉得把三十个人或三百个人押送到城里去，要比——恕我直言——玷污军人的名誉更难吗？”
彼佳出了门廊，在黑暗中朝四周看了看，走到了大车旁边。大车底下有人在打鼾，大车周围几匹套好鞍辔的马在咀嚼燕麦。黑暗中彼佳认出了自己的马，走到了它跟前，虽然这是一匹小俄罗斯马，他却叫它卡拉巴赫马。
“那么你把别的俘虏弄到哪里去了？”多洛霍夫说。
“喂，卡拉巴赫，明天我们就要大干一场了。”他说，闻着它的鼻孔，吻着它。
“今天抓住的，可是什么也不知道。我把他留在身边。”
“怎么，大人，您没有睡？”坐在大车下面的哥萨克说。
“这小家伙早就在你这里了？”他问杰尼索夫。
“没有；啊……你好像叫利哈乔夫吧？我现在刚回来。我们到法国人那里去了一趟。”于是彼佳不仅对哥萨克详细讲了他的这次侦察的经过，而且讲了为什么他要去和为什么他认为宁可自己去冒生命危险，而不能盲目地干。
“那有什么……”多洛霍夫漫不经心地回答道，他注意地看着法国小鼓手的脸。
“不过您还是睡一会儿吧。”哥萨克说。
“这不行，因为……因为……我一定要去，就这样。您带我去吗？”他问多洛霍夫。
“不，我习惯了。”彼佳回答说。“你们手枪里的火石有没有用坏？我带来了一些。需要不需要？你拿去吧。”
“因为没有必要。”
哥萨克从大车下探出身来，想离彼佳近些，好看得更清楚。
“这太好了！”彼佳喊道。“为什么我不能去？……”
“这是因为我习惯于什么事都认认真真地做，”彼佳说，“有的人马马虎虎，不好好准备，以后会后悔的。我不喜欢这样。”
“你也完全用不着去，”杰尼索夫对多洛霍夫说，“而他，我是说什么也不会放的。”
“说得很对。”哥萨克说。
“我，我……我和您一起去！”彼佳喊了起来。
“还有一件事，亲爱的，请你给我磨一下马刀；它用钝了……（但是彼佳不敢撒谎，连忙改口）它还从来没有磨过呢。能行吗？”
“这倒是可以，不过还应当知道是什么部队，有多少人，”多洛霍夫说，“需要再跑一趟。不弄清楚他们有多少人，就不能动手。我办事喜欢认认真真。诸位，你们当中有谁愿意和我一起到他们的营地去一趟。我带着他们的军服。”
“为什么不行，当然可以。”
杰尼索夫身穿高加索上衣，留着胡子，胸前挂着显灵的尼哥拉的圣像，他说话的方式和动作都显示出他的地位的特殊。多洛霍夫正好相反，以前在莫斯科时他穿一身波斯服装，而现在的样子完全像一个最古板的近卫军军官。他的脸刮得很干净，身上穿着近卫军的棉制服，襻儿上别着格奥尔吉勋章，头上端端正正地戴着一顶普通的军帽。他在角落里脱下淋湿的斗篷，走到杰尼索夫跟前，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就问起情况来。杰尼索夫对他讲了几支大游击队袭击运输队的意图，讲了彼佳送来的信，还讲了他是怎样回答两位将军的。然后杰尼索夫讲了他所了解的法国部队的全部情况。
利哈乔夫站起身来，在马褡子里摸索了一阵，过不多久彼佳就听见了钢铁磨擦着磨刀石发出的霍霍声。他爬到大车上，在大车的边缘上坐下。哥萨克在大车底下磨着马刀。
多洛霍夫的外表非常简朴，这使彼佳感到很惊奇。
“怎么，弟兄们都在睡觉？”彼佳问。
杰尼索夫吩咐给小鼓手伏特加和羊肉，并且叫他穿上俄国长衫，为的是把他留在队里而不把他和别的俘虏一起送走，这时多洛霍夫来了，彼佳的注意力便被从小鼓手身上吸引过来了。彼佳在军队里听见过许多关于多洛霍夫异常勇敢和对法国人特别残忍的传说，因此从多洛霍夫进了小屋之时起，他就目不转睛地看着多洛霍夫，精神愈来愈振奋，抖动着高高抬起的头，以便使自己能做到甚至与多洛霍夫这样的人相配称。
“有的人在睡，有的人像我们一样。”
八
“那个孩子怎么样了？”
小鼓手进了小屋后，彼佳在离他远一些的地方坐下，认为再注意他有失自己的脸面。他只是摸着口袋里的钱，拿不定主意，不知道给小鼓手一些钱是不是不光彩的事。
“您问的是韦先尼？他躺在那里，躺在门廊里。受了惊吓反而睡得着。他很高兴。”
“唉，我能给他做点什么呢！”彼佳自言自语地说，接着打开门，让孩子先进去。
在这之后，彼佳沉默了很长时间，倾听着各种声音。黑暗中响起了脚步声，出现了一个黑色的人影。
“进来，进来。”他只是又亲切地低声说了一遍。
“磨什么？”那人朝大车走过来时问。
“谢谢，先生。”小鼓手用颤抖的、几乎是孩子的声音说，开始在门槛上擦沾满烂泥的脚。彼佳有很多话想对小鼓手说，但是他不敢。他犹豫不决地站在门廊里小鼓手的身旁。然后在黑暗中抓住他的一只手，握了握。
“在给大人磨马刀。”
“啊，原来是你！”彼佳说。“想吃点东西吗？不要怕，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他又加了一句，胆怯而又亲切地摸着小鼓手的手。“进来，进来吧。”
“好事。”那人说，彼佳觉得他是一个骠骑兵。“我的一个杯子是不是忘在你们这里了？”
黑暗中传来了脚步声，小鼓手赤着脚从泥地里吧嗒吧嗒地走过来，走到了门口。
“瞧，在车轮旁边。”
“这孩子很机灵，”一个站在彼佳身旁的骠骑兵说，“我们刚才给他东西吃了。他饿极了！”
骠骑兵拿起了杯子。
“他在篝火旁烤火。喂，维谢尼亚！维谢尼亚！韦先尼！”黑暗中响起了几个人一个接一个的呼唤声和笑声。
“大概天快要亮了。”他说，打着呵欠，到别的地方去了。
那孩子的名字樊尚已经被叫得变了样：哥萨克叫他韦先尼，农民和士兵们则叫他维谢尼亚。这两种叫法都使人想起春天，而且与孩子的青春年少的样子相符合。
彼佳本来应该知道他在树林里，在杰尼索夫的游击队里，在离开大路一俄里的地方，他坐在从法国人那里缴获来的大车上，大车旁拴着马，大车底下哥萨克利哈乔夫正在给他磨马刀，右边的那个大黑点是守林人的小屋，左边下面的那个红色的亮点是快要燃尽的篝火，来取杯子的人是一个想喝水的骠骑兵；但是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仿佛置身于一个神奇的王国，其中的一切都是与现实不相像的。那个大黑点也许确实是守林人的小屋，也许是一个通向大地深处的洞穴。那个红点也许是火，也许是一个大怪物的眼睛。这时他可能真的坐在大车上，但是也很有可能他不是坐在大车上，而是坐在一座高极了的塔上，如果从塔上掉下来，那么落到地上要花整整一天、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甚至一直往下落，永远也落不到地上。坐在大车底下的可能就是哥萨克利哈乔夫，但是很有可能此人是一个谁也不知道的，世界上最善良、最勇敢、最神奇、最卓越的人。也许路过的确实是一个要找水喝、后来到谷地里去了的骠骑兵，也许他刚刚消失，就完全不见了，再也不存在了。
“啊！您叫韦先尼？”哥萨克说。
不管彼佳现在看见什么，都不会使他感到奇怪。他正在一个神奇的王国里，在那里一切都是可能的。
“您叫谁，大人？”黑暗中一个人问。彼佳回答说他叫那个今天俘虏的法国孩子。
他看了看天空。天空也像大地一样神奇。天逐渐放晴了，一团团云在树顶上快速地奔跑，似乎想要让星星露出来。有时使人觉得天转晴后出现了一个黑黑的明净的天空。有时觉得这些黑斑是乌云。有时又觉得头顶的天空变得很高，很高；有时仿佛觉得天空完全落了下来，伸手就可以摸到它。
“博斯！樊尚！”彼佳在门口停住，大声喊道。
彼佳开始闭上眼睛，身体摇晃起来。
“让我吻您一下，亲爱的。”他说。“嗨，这太好了！真好！”他吻了吻杰尼索夫，朝外面跑去。
水滴不停地往下掉。可以听见低声说话声。马嘶叫起来，相互踢踢撞撞。有人在打鼾。
杰尼索夫说这句话时，彼佳正站在门旁。他从军官们之间挤过去，走到了杰尼索夫的紧跟前。
“刷拉，刷拉，刷拉，刷拉……”传来磨马刀的声音。突然彼佳听见了和谐的乐曲声，演奏的是一曲陌生的、庄严而又悦耳的颂歌。彼佳像娜塔莎一样有音乐天赋，比尼古拉要强，但是他从来没有学过音乐，也没有想到过音乐，因此他觉得出乎意外地出现在他脑子里的旋律特别新鲜和特别动人。乐队演奏的声音听起来愈来愈清楚。曲调不断扩展，从一种乐器转到另一种乐器。出现了一种被称为赋格的现象，虽然彼佳对什么是赋格一无所知。每一种乐器，有时像小提琴，有时像小号，——但是比小提琴和小号更好，声音更纯，——都各奏各的，但还没有奏完这曲调，便与另一种开始演奏几乎同一内容的乐器会合，再同第三种、第四种乐器会合，所有这些乐器会合在一起，然后又分开，又会合，时而奏出庄严的教会音乐，时而奏出瑰伟的凯歌。
“去吧，去吧。可怜的孩子。”杰尼索夫又说了一遍。
“啊，我这是在做梦。”彼佳身体向前晃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我耳朵里的声音。也许这是我的音乐。好吧，再来一次。演奏吧，我的音乐！来吧！……”
“我去叫吧。”彼佳说。
他闭上了眼睛。只听得四面八方，仿佛在远处，响起了各种颤抖的声音，它们开始会合，分开，又会合，于是一切又融合成为同一曲悦耳的和庄严的颂歌。“啊，这真是太美妙了！我想要多好就有多好。”彼佳对自己说。他试着指挥由各种乐器组成的庞大的乐队。
“是啊，是个可怜的孩子。”杰尼索夫说，看来他没有发现彼佳的提醒有什么丢人的地方。“把他叫到这里来。他名叫樊尚·博斯。把他叫来。”
“注意，小声点，小声点，现在停住！”于是声音仿佛听从了他的指挥。“好，现在饱满些，快活些。更加，更加欢乐些。”于是从无人知道的深处响起了不断增强的庄严的声音。“现在声乐加入进来！”彼佳命令道。于是从远处先响起了男声，接着响起了女声。这声音不断加强，显得从容不迫而又庄严凝重。彼佳听着这不同寻常的美妙的歌声，心里又惊又喜。
“可以把那个被俘的孩子叫来吗？给他一点东西吃……也许……”
这歌声与庄严的凯歌进行曲汇合起来，与此同时水滴答滴答地掉着，马刀刷拉刷拉地磨着，马又相互踢撞和嘶叫起来，这一切没有破坏音乐，而是融合到了它的里面。
“问一下总是可以的，”他想，“可是人们会说：自己是个孩子，才可怜那小家伙。我明天要让他们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孩子！要是我问，这是不是丢人的事？”彼佳又想。“就这样吧，反正无所谓！”于是他红着脸，惊恐地朝军官们看了一眼，看他们脸上有没有嘲笑的表情，连忙说道：
彼佳不知道这延续了多久，他欣赏着，为自己得到这样的享受而感到惊奇，并为找不到人说说自己的感受而觉得惋惜。利哈乔夫亲切的声音唤醒了他。
他开始回想，他是否还干了什么傻事。他在逐一回想今天的事时，想起了那个法国小鼓手。“我们倒是过得很好，不知他怎么样？把他弄到哪里去了？给他吃东西没有？有没有虐待他？”他想。但是发现自己已吹了一通关于火石的事，现在便不大敢说了。
“磨好了，大人，您能用它把法国人劈成两半。”
“您需要不需要咖啡壶？”他问哥萨克大尉。“我在我们的随军商贩那里买了一把，好极了！他卖的都是好东西。他为人也很老实。这是主要的。我一定买一把给您送来。也许你们的火石用完了吧，这是常有的事。我带来了一些，在这里……”他指了指口袋，“有一百粒火石。我买得很便宜。需要多少你们就拿多少，要不全都留下……”突然，彼佳担心自己是不是在吹牛，便停住不说了，脸又涨得通红。
彼佳醒了。
“那就请您留下吧。我有很多这样的刀子……”彼佳涨红了脸说。“老天爷！我怎么完全忘了，”突然他喊叫起来，“我有很好吃的葡萄干，你们知道，是无核的。我们那里来了一个新的随军商贩——卖的都是这样的好东西。我买了十斤。我爱吃甜东西。你们要尝一尝吗？……”于是彼佳跑到门廊里他带来的哥萨克那里，拿来几只口袋，里面装有大约五斤葡萄干。“吃吧，诸位，吃吧。”
“天亮了，真的，天都亮了！”他大声说道。
军官称赞了这把小刀。
原来看不见的马连尾巴都能看清了，透过光秃秃的树枝可以看见一片淡白色。彼佳全身抖动了一下，跳了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卢布，给了利哈乔夫，挥了一下马刀，试了试刀刃，把它插进刀鞘。哥萨克们解开马，紧了紧马肚带。
“只是求您把一个小队完全交给我指挥，”彼佳接着说，“这对您来说能费什么事？啊，您要小刀子？”他对一个想要切羊肉的军官说。说着把自己的折叠刀递过去。
“瞧，队长来了。”利哈乔夫说。
“去最主要的……”杰尼索夫微笑着重复了一遍彼佳的话。
杰尼索夫出了守林人的小屋，叫住彼佳，下令集合。
“您怎么认为，瓦西里·费多罗维奇，”他问杰尼索夫，“我在您这里留一天没有事吧？”他没有等候回答，自己就回答道：“我是奉命来打听情况的，我这就在打听……只是你得让我去最……去主要的部队。我不需要奖赏……我想要……”彼佳咬紧牙关，朝周围看了一眼，抖动着高高抬起的头，挥动着胳膊。
十一
彼佳和军官们坐在一起，用手撕着流着油的喷香的肥羊肉，处于一种孩子般的兴奋状态之中，他爱所有的人，因而相信别人也同样地爱他。
游击队员们在昏暗中很快找到自己的马，收紧了马肚带，分成了各个小队。杰尼索夫站在守林人的小屋旁，下着最后的命令。队里的步兵迈开几百只脚，踏着烂泥沿着大路朝前走，很快消失在黎明前雾气弥漫的树木之间。哥萨克大尉对哥萨克们吩咐着什么。彼佳手握自己的马的缰绳，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上马的命令。他的用冷水洗过的脸，尤其是他的眼睛火辣辣的，可是却觉得背上冷得打颤，全身迅速地和均匀地抖动着。
十分钟后，桌子搭好了，铺上了桌布。桌子上摆着伏特加，军用水壶里装着罗姆酒，还有白面包以及烤羊肉和盐。
“喂，你们都准备好了吧？”杰尼索夫说。“把马牵过来。”
杰尼索夫带着彼佳和哥萨克大尉到守林人小屋时，天已经开始黑了。在半明半暗中可以看见套好鞍辔的马以及哥萨克和骠骑兵，他们正在空地上搭棚子，在林中的冲沟里（为了不让法国人看见烟）生起通红的火。在小屋的门廊里，一个哥萨克卷起袖子正在切羊肉。在小屋里有杰尼索夫队里的三个军官，他们正在用一扇门板搭了一张桌子。彼佳脱下自己的湿衣服交给人去烘干，立刻动手帮军官们搭餐桌。
马牵过来了。杰尼索夫对一个哥萨克发了火，因为马肚带很松，骂了他一顿后，上了马。彼佳踏上了马镫。马习惯性地想要咬咬他的腿，但是彼佳好像感觉不到自己的重量似的很快翻身上马，坐到马鞍上，回头看了看后面黑暗中出发的骠骑兵，骑马到了杰尼索夫面前。
十月二十一日，将军表示要派一个人到杰尼索夫的游击队去，彼佳苦苦地请求派他去，使得将军不好拒绝他。将军在派他去时，想起了彼佳在维亚济马战役中的不理智的行为，当时彼佳不按指定路线到派他去的地方，而是骑马冒着法国人的炮火奔驰到散兵线上，在那里拔出手枪开了两枪，——因此现在将军在交给他任务时禁止他参加杰尼索夫的任何战斗行动。就因为这个缘故，当杰尼索夫问他是否可以留下时，彼佳脸红了，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在去树林边缘前彼佳认为他应当严格执行命令，立即回去。但是当他看见法国人，看见吉洪，得知夜里一定会去袭击法国人时，他就像一般年轻人那样观点变得很快，心里就想，他的那位他至今非常尊重的将军是废物，德国人，而杰尼索夫是英雄，哥萨克大尉是英雄，吉洪也是英雄，在这困难的时刻离开他们是可耻的。
“瓦西里·费多罗维奇，您要给我什么任务吗？求求您……看在上帝分上……”他说。杰尼索夫似乎忘记了彼佳的存在。他回头朝彼佳看了一眼。
彼佳离开莫斯科并和家里的人分手后，便回到自己的团里，在这之后不久，就给一个指挥一支大游击队的将军当传令官。从他被提升军官之时起，尤其是从他到作战部队并参加维亚济马战役之时起，彼佳一直处于幸福和兴奋的状态，为自己成为一个大人而高兴，经常激动和急切地希望能表现出真正的英勇精神，不放过任何一个这样的机会。他为自己在部队里看到的和经受的事而感到欣喜，但是与此同时他又觉得他不在的地方现在正创造着真正的英雄业绩。于是他急于到他没有去过的地方。
“我只要求你做一件事，”他严厉地说，“听我的命令，不要乱闯。”
七
一路上杰尼索夫没有再对彼佳说一句话，一直默默地走着。当他们来到树林边缘时，田野里已明显地变得明亮起来。杰尼索夫和哥萨克大尉低声地说了几句话，于是哥萨克们便开始经过彼佳和杰尼索夫身旁向前走。等到他们全都过去后，杰尼索夫便策马朝山下奔去。马匹蹲下后腿，向前滑行，驮着骑手们下到谷地里。彼佳和杰尼索夫并辔而行。他全身颤抖得愈来愈厉害。天色愈来愈亮，只是浓雾还遮住远方的景物。杰尼索夫到了下面，回头看了一眼，朝一个站在他身旁的哥萨克点点头。
“好吧，现在你给我讲一讲你的情况。”他说。
“发信号！”他说。
杰尼索夫突然变得快活起来，他把彼佳叫到自己身边。
哥萨克抬起手，开了一枪。在这一瞬间响起了跑在前面的马的马蹄声，从四面八方传来了呐喊声，还有射击声。
被派去找多洛霍夫的军官在路上碰见杰尼索夫，带来消息说，多洛霍夫本人马上就到，他那里一切都很顺利。
就在刚响起马蹄声和呐喊声的同一瞬间，彼佳朝自己的马抽了一鞭，放开缰绳，不理朝他喊叫的杰尼索夫，向前驰去。他仿佛觉得，枪声一响，周围就像大白天似的变得通亮了。他跑到了桥头。前面大路上哥萨克在奔驰。在桥上他同一个落在后面的哥萨克碰了一下，继续朝前跑。前面有一些人——想必这是法国人——正在从道路的右边跑到左边去。一个人倒在彼佳的马蹄下的烂泥中。
彼佳听见吉洪的话和看见他的微笑忍不住笑了一阵之后，突然明白了这个吉洪杀了人，他心里便有些不舒服。他回头朝被俘的小鼓手看了一眼，仿佛觉得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他的心。但是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只延续一瞬间。他觉得有必要把头抬得高一些，振作起精神来，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向哥萨克大尉打听明天的安排，以便使自己与周围的人相称。
一座农舍旁聚集着一群哥萨克，不知他们正在做什么。从这群人的中间传出了可怕的叫喊声。彼佳跑到这群人那里，他首先看见的是一个法国人的苍白的、下巴颏颤抖着的脸，这个法国人两手抓住朝他刺过去的长矛。
吉洪走到后面的队伍里，彼佳听见哥萨克和他一起笑着，笑他把一双什么靴子扔进灌木丛里。
“乌拉！……弟兄们……我们的人……”彼佳喊道，松开性子发作的马的缰绳，沿着大路向前驰去。
“好吧，咱们走吧。”杰尼索夫说，一直到守林人的小屋，他都生气地皱起眉头，一言不发。
前面可以听到枪声。哥萨克、骠骑兵和从路的两边跑过来的衣服破烂的俄国俘虏全都大声地乱喊着什么。一个不戴帽子、穿着蓝色军大衣、样子剽悍的法国人红着脸皱着眉头用刺刀抵挡着骠骑兵。当彼佳跑到跟前时，那法国人已经倒下了。彼佳脑子里闪了一下：又没有赶上；于是他朝枪声密集的地方奔去。枪声是从他昨天夜里和多洛霍夫一起去过的地主庄园的院子里发出的。法国人埋伏在长满了密密的灌木丛的花园的篱笆后面，朝聚集在大门口的哥萨克射击。彼佳在快要到大门口时，在硝烟中看见脸色苍白发青的多洛霍夫，听见他正在朝人们喊叫着什么。“包抄过去！等一等步兵！”他喊道，这时彼佳已到了他身边。
“干吗生这么大的气，”吉洪说，“怎么，我没有见过你们要的那些法国人？等到天一黑，我就给你去抓，哪怕抓三个也行。”
“还要等一等？……乌拉—拉—拉！……”彼佳喊叫起来，他一刻也不停留地朝传出枪声和硝烟较浓的地方冲过去。响起了排枪的射击声，子弹呼啸而过，啪啪地落在什么东西上面。多洛霍夫和哥萨克们跟在彼佳后面跑进了大门。那里浓烟滚滚，法国人有的扔掉武器，出了灌木丛朝哥萨克跑过来，有的朝山下的水池跑去。彼佳骑着马沿着地主的院子跑，他的双手没有握住缰绳，令人奇怪地很快挥动着，身子从马鞍上愈来愈向一边倾倒。马碰到在晨光中将要熄灭的篝火上，停了下来，于是彼佳沉重地掉到潮湿的土地上。哥萨克们看到他的手和脚迅速地抽搐着，而他的头却没有动。原来他的头被子弹打穿了。
“瞧我狠狠地抽你一百皮鞭，再叫你装糊涂。”杰尼索夫严厉地说。
一个职位最高的法国军官用剑挑着一块白手绢从房子后面出来到了多洛霍夫面前，宣布他们投降，多洛霍夫和他谈了几句，下了马，走到张开双臂一动不动地躺着的彼佳身边。
“我也问过他了。”吉洪说。“他说：他不大了解。他说，我们的人很多，但都不行；他还说，只不过是徒有其名。只要大喝一声，你们就可以把他们全都抓住。”吉洪最后说，快活地和断然地朝杰尼索夫看了一眼。
“完了。”他皱起眉头说了一句，便朝着大门口迎着骑马向他跑过来的杰尼索夫走去。
“这个畜生！”杰尼索夫说。“应当由我来问……”
“被打死了？！”杰尼索夫喊道，他老远就看见彼佳躺在那里，那姿势是他常见的那种无疑是死人的姿势。
“这又怎么啦，那人很不像样子，”吉洪说，“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的，哪能带他来呢。再说，大人，他又很粗野。怎么啦，他说，我是将军的儿子，我不去。”
“完了。”多洛霍夫又说了一遍，仿佛觉得说这句话有什么乐趣似的，快步朝那些被下了马的哥萨克围住的俘虏走去。“不要这些俘虏！”他朝杰尼索夫喊了一声。
吉洪开始用一只手搔背，另一只手搔脑袋，突然他的整个脸拉长了，露出得意的傻笑，使人看见他缺了一颗牙（因此他被称为谢尔巴特，意为缺牙的）。杰尼索夫微微一笑，彼佳开心地笑出声来，吉洪自己也笑了起来。
杰尼索夫没有回答；他到了彼佳身边，下了马，用发抖的双手把彼佳的沾满了血污、已经发白的脸扳过来。
“你不要装糊涂，”杰尼索夫生气地咳嗽着说，“为什么不把第一个人带来？”
“我爱吃甜东西。很好的葡萄干，全拿去吧。”他回想起了彼佳的话。哥萨克听见很像犬吠的声音，惊奇地回过头来，这声音是杰尼索夫发出的，他很快转过身去，走到篱笆跟前，紧紧地抓住它。
彼佳很想笑，但是他看到所有的人都忍着。他快速地把目光从吉洪的脸上移到哥萨克大尉和杰尼索夫的脸上，不明白这一切是什么意思。
在杰尼索夫和多洛霍夫解救出的俄国俘虏中有皮埃尔·别祖霍夫。
“怪不得我们从山上看见你急急忙忙地经过水洼逃跑。”哥萨克大尉说，稍稍眯起了闪闪发亮的眼睛。
十二
“我再去抓一个，”吉洪继续说，“我就这样爬进树林里，在那里躺下。”说着吉洪突然动作灵活地趴下，表演他是怎么做的。“碰上了一个。”他往下说。“我就这样把他抱住。”吉洪马上轻快地跳起来。“我说，咱们去见团长。那家伙大声喊叫起来。而他们有四个人。举起短剑朝我扑过来。我就这样拿着斧头迎上去，嘴里说，你们怎么啦，见你们的上帝去吧。”吉洪突然大叫一声，挥了挥手，威严地皱起眉头，挺起胸膛。
皮埃尔所在的那一批俘虏离开莫斯科后，在路上的整个时间内，法国长官没有下达关于他们的任何新的命令。到十月二十二日，这批俘虏已不和随同撤出莫斯科时的部队和车队在一起了。头几天跟在他们后面走的运干粮的车队，一半遭到哥萨克的拦截，一半走到前面去了；原来走在前面徒步的骑兵已一个也不剩了；他们全都消失了。头几天还可在前面看到的炮兵，现在已为由威斯特法利亚人护送的朱诺元帅的庞大的车队所代替。在俘虏后面则是运载骑兵用具的车队。
“这个鬼东西！……后来呢？……”
法国军队原来分三个纵队走，而从维亚济马起，就挤成一团了。皮埃尔在离开莫斯科后第一次休息时看到了混乱的迹象，现在混乱状态已达到了极点。
“把他带来干什么，”吉洪急忙生气地打断他的话，“那家伙不中用。难道我不知道您需要什么样的人吗？”
他们经过的大路的两旁到处都是死马；没有跟上各个部队的人，衣衫褴褛，不断变换着队伍，时而加入行进中的纵队，时而重新掉下队来。
“你瞧，这个滑头，就知道会这样。”杰尼索夫对哥萨克大尉说。“你干吗不把那个人带来？”
在行军过程中有过几次虚惊，受惊的押送队士兵端起枪胡乱射击，拼命乱跑，相互挤压，但是后来又集合起来，为不必要的惊慌而相互咒骂。
“起初，还在天刚亮时我就抓到了一个，”吉洪接着往下说，大大地叉开两只穿树皮鞋的扁平的外八字脚，“把他带进了树林。一看，不中用。我想，再去一趟，再抓一个比较像样的来。”
这三大群在一起走的人——骑兵车队、俘虏押送队和朱诺的车队——仍然还各自单独存在，并且保持着完整性，虽然这三者的人数都在迅速地减少。
“人在哪里？”
骑兵车队原有一百二十辆大车，现在剩下的不超过六十辆；其余的不是被夺走了，就是被扔掉了。朱诺的车队也扔下了和被夺走了几辆大车。三辆大车遭到了达武军团的掉队士兵的抢劫。皮埃尔听见一个德国人说，押送这个车队的人比押送俘虏的人还要多，他的一个同伴，一个德国士兵，元帅亲自下令把他枪毙了，罪名是在他身上发现了一把属于元帅的银匙。
“抓倒是抓到了。”吉洪说。
在这三大群人当中，俘虏押送队的人数减少得很多。从莫斯科出发时有三百三十人，现在剩下的不到一百人。押送队的士兵觉得，与骑兵车队运送的马鞍和朱诺的车队运送的行李相比，俘虏是更大的负担。他们懂得，马鞍和朱诺的银匙还可能有一点用，但是对他们这些又饿又冷的押送兵来说，站岗放哨，看守同样又饿又冷的俄国俘虏——这些俘虏在路上不断死去和掉队，而上面有命令，掉队的可就地枪毙——不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是令人厌恶的事。这些押送兵担心因自己处境悲惨而对俘虏表现出内心的同情，从而使自己的处境更糟，于是对俘虏总是沉着脸，态度特别严厉。
“你干吗大白天去？畜生！怎么，抓到了吗？……”
在多罗戈布日，押送队的士兵把俘虏们锁进马厩，去抢自己部队的仓库，这时几个被俘的士兵在墙脚下挖了一个洞逃了出去，但是他们被法国人抓住枪毙了。
“上哪里去了？去抓法国人来着。”吉洪用嘶哑但又悦耳的声音急忙大胆地回答。
以前在离开莫斯科时定下的被俘军官和士兵分开走的规矩早已被打破；所有能走的人都在一起走，因此皮埃尔从第三天起又同卡拉塔耶夫和那只认卡拉塔耶夫为主人的雪青色罗圈腿的小狗在一起了。
“你上哪里去了？”杰尼索夫问。
在离开莫斯科后的第三天，卡拉塔耶夫在莫斯科医院里治过的热病又发作了，而随着卡拉塔耶夫的身体愈来愈虚弱，皮埃尔逐渐疏远了他。皮埃尔不知道因为什么，但是自从卡拉塔耶夫身体开始变得虚弱以来，他需要强迫自己，才能走到卡拉塔耶夫身边去。每次他走过去时，听到卡拉塔耶夫发出的低声的呻吟（他在休息地点躺下时常发出这样的呻吟），闻到现在他身上散发出的变得更加难闻的气味，便离开他远一些，也不去想他了。
在快到守林人小屋时，杰尼索夫勒住马，定睛朝树林里细看。只见树林里，在树木之间，一个身穿短袄，脚穿树皮鞋，头戴喀山帽子，肩上斜挎着火枪，腰间别着斧头的人甩动长长的胳膊，两条长腿迈开轻松的大步走过来。这个人见了杰尼索夫，急忙把什么东西扔进灌木丛，摘下帽檐耷拉下来的湿帽子，走到他的面前。这是吉洪。他的布满皱纹的麻脸和一双狭长的小眼睛露出得意和快活的神情。他高高地抬起头，仿佛忍住笑似的，两眼盯住杰尼索夫。
在当俘虏时，在木板房里，皮埃尔不是凭理智，而是凭自己的整个身心，凭自己的生命懂得了人是为了幸福而生的，幸福在人本身之中，幸福在于满足人的自然需要，一切不幸并不来自缺少，而来自过剩；但是现在，在最近三个星期的行军中他又知道了一个新的、令人宽慰的真理——世界上没有任何可怕的东西。他知道了，既没有使一个人感到幸福和完全自由的处境，也没有使他感到不幸和不自由的处境。他知道了，痛苦有一个界限，自由也有一个界限，而且这个界限很接近；一个人为他的粉红色的被褥里裹进了一条虫子而感到难受，同样也可像他现在那样，直接睡在潮湿的地上，身子一边凉和一边热而感到痛苦；以前他曾为穿了挤脚的鞋去跳舞而难受，现在他同样为完全光着脚（他的鞋早就穿破了），两脚布满伤口而痛苦。他知道了，以前他似乎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妻子结婚时，并不比现在被锁在马厩里过夜更自由。在所有这些他后来称之为痛苦、而在当时几乎没有感觉到的事情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他的那双被磨破了和结了痂的光脚。（马肉好吃而富有营养，用来代替食盐的含有硝石的火药的气味很好闻，天气不太冷，白天走路时还很热，夜里又有篝火；虱子咬得他浑身暖洋洋的。）这时惟一使他感到难受的是那双脚。
“喂，老弟，现在咱们去烤一烤衣服。”他对彼佳说。
第二天，皮埃尔在篝火旁察看了自己脚上的伤口，认为无法行走了；但是当大家动身时，他也一瘸一拐地走了，后来暖和过来时，走路居然不觉得痛了，但到傍晚时，这双脚看起来就更可怕了。但是他不去看它，心里想着别的事。
杰尼索夫现在看着就在近处的法国人，似乎下了最后的决心，他同哥萨克大尉谈了一会儿明天进行袭击的事，便拨转马头往回走了。
皮埃尔现在才明白了人的全部生命力以及人所具有的通过转移注意力而产生的救生力量，这种力量很像蒸汽锅炉的安全阀门，当蒸汽的密度超过定额时，这阀门就把多余的蒸汽放出来。
六
皮埃尔没有听见和看见枪毙掉队的俘虏，虽然一百多个俘虏都是这样死的。他没有去想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的卡拉塔耶夫，显然卡拉塔耶夫很快就要遭到同样的厄运。他更少想到他自己。他的处境愈困难，他的前途愈可怕，他就愈不以自己的处境为转移地产生各种愉快的和宽慰的想法，各种回忆和想象。
吉洪是队里最有用和最勇敢的人。谁都没有像他那样发现那么多的袭击的机会，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抓获和打死那么多的法国人；因此他成为所有哥萨克、骠骑兵的逗笑者，他自己也乐意担当这个角色。这一次杰尼索夫还在夜里就派他到沙姆舍沃去抓舌头。但是或许是他不满足于只抓一个法国人，或许是夜里睡过了头，白天钻进灌木丛，到了法国人的正中间，结果像杰尼索夫从山上看到的那样，被法国人发现了。
十三
“怎么，老兄，不再干了？背都被打得直不起来了？”哥萨克笑着对他说，于是吉洪有意弯下身子，做着鬼脸，装出生气的样子，用最可笑的字眼大骂法国人。这件事对吉洪只产生了这样的影响：在这次受伤后他很少带着俘虏回来。
二十二日中午，皮埃尔沿着泥滑的道路下山，看着自己的脚和坑洼不平的路面。他不时看看自己周围熟悉的人群，又看看自己的脚。两者同样都是与自己有关的，是他所熟悉的。雪青色罗圈腿的灰毛狗快活地在路边跑着，有时为了证明自己的灵活和得意，抬起一条后腿，用三条腿跳跃着，然后又撒开四条腿，吠叫着朝落到尸体上的乌鸦奔过去。灰毛比在莫斯科时更加快活和更加肥壮了。四面八方遍地都是各种动物的肉——从人肉到马肉都有，腐烂的程度不一；因为有人行走，狼不敢过来，因此灰毛可以饱饱地吃，爱吃多少就吃多少。
有一次，吉洪在抓一个法国人时，法国人用手枪朝他开了一枪，子弹打进了他后背的肉里。吉洪只用伏特加内服外擦治这伤，这件事成了全队最有趣的笑料，而吉洪也乐意让人取笑。
从早晨起一直下着小雨，它使人觉得眼看就要停了，天空就要亮开了，可是在停了不长的时间后，反而愈下愈大。吸足了雨水的道路已不再吸水了，于是水沿着车辙流动，使它变得像小水沟一样。
“他这鬼东西不会有什么事的，健壮得像一匹大骟马。”人们常常这样说他。
皮埃尔一面走，一面朝两边张望，数着脚步，走三步就弯起一个手指。他心里对雨说：下吧，下吧，下得更大些！
吉洪不喜欢骑马，总是步行，可是从来不落在骑兵后面。他的武器是一支短火枪、一支长矛和一把斧头，他带着火枪更多的是因为好玩，而用起斧头来就像狼用牙齿一样，用它同样地既能寻找毛里的跳蚤，也能咬断大骨头。吉洪能同样准确地抡起斧头劈木头，也能握住斧背削细木桩，雕木勺。他在杰尼索夫的队伍里占有一个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地位。每当要做什么特别困难的事和干什么脏活时——例如要用肩膀把大车从烂泥地里扛出来，拉着马尾巴把马从沼泽地拉出来，剥马皮，潜入到法国人中间去，每天行走五十俄里等等——大家都笑着指指吉洪。
他觉得他什么也没有想；但是他在内心的又远又深的地方却想着一种重要的和令人宽慰的东西。这就是他从昨天和卡拉塔耶夫的谈话中得到的最微妙的精神上的启示。
吉洪开头做一些粗活，例如生篝火、挑水、剥马皮等，后来对游击战表现出很大的爱好和才能。他每到夜里出去寻找猎取对象，每一次都带回法国人的衣服和武器来，而在叫他去捉俘虏时，也会带着人回来。杰尼索夫不再叫吉洪干粗活，开始在出去侦察时把他带在身边，把他编入了哥萨克的队伍里。
昨天在夜间宿营地，皮埃尔坐在熄灭的篝火旁觉得很冷，便站起来走到最近的燃烧得较旺的篝火旁去。这时普拉东身上像披着法衣似的，连头裹着一件军大衣，坐在皮埃尔走过去的篝火旁，正在用他那干脆利落而又悦耳的、但虚弱有病的声音对士兵们讲一个皮埃尔听过的故事。时间已是后半夜。在这时候，卡拉塔耶夫热病发作过后通常精神很好，显得特别活跃。皮埃尔走到篝火旁，听到普拉东的虚弱有病的声音和看见他那被火光照亮的难看的脸，心里有一种被刺了一下的不愉快感觉。他为自己对这个人的怜悯而感到吃惊，想要走开，但是没有别的篝火可以烤火，于是竭力不去看普拉东，在篝火旁坐下了。
“我们并没有对法国人做什么坏事。”吉洪说，看来听了杰尼索夫的这些话变得有些胆怯起来。“我们只是和伙伴们一起闹着玩罢了。确实打死了二十来个鬼子兵，可是我们没有做过坏事……”杰尼索夫完全忘记了这个农民，第二天他离开波克罗夫斯科耶时，有人报告说，吉洪死乞白赖地要跟着游击队走，请求收留他。杰尼索夫吩咐把他留下。
“怎么，你的身体怎么样？”他问。
吉洪·谢尔巴特是游击队里最有用的人。他是格扎季附近的波克罗夫斯科耶村的农民。杰尼索夫在开始活动时来到波克罗夫斯科耶，按照通常的做法叫来了村长，问他们知道法国人的什么情况，这个村长像所有村长那样，仿佛为了保护自己似的回答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杰尼索夫对他们解释说，他的目的是为了打法国人，问他们有没有法国人到他们这里来过，这时村长便说，确实有鬼子兵来过，他们村里只有吉什卡·谢尔巴特一个人管这种事。杰尼索夫吩咐把吉洪叫来，称赞了他的行动，当着村长的面说了几句关于祖国的儿子应当效忠沙皇和祖国、仇恨法国人的话。
“身体怎么样？有病就诉苦——上帝就不会让你死。”卡拉塔耶夫说完立即回头继续讲他的故事。
“原来是这样。”彼佳听了杰尼索夫的第一句话就点着头说，仿佛他什么都明白了，其实他连一句话也没有听懂。
“……听我说，我的老兄。”普拉东接着说，他那苍白的瘦脸上带着微笑，眼睛里闪现出两道特殊的、快乐的亮光。“听我说，我的老兄……”
“这是我们的侦察兵。我派他去抓舌头。”
皮埃尔早就知道这个故事，卡拉塔耶夫对他一个人讲过五六次，每次讲时都怀着一种特殊的、快乐的感情。但是不管皮埃尔如何熟悉这个故事，他现在还是像听什么新鲜事那样注意地听着，而卡拉塔耶夫在讲故事时所体验的那种安详的欣喜也感染了皮埃尔。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老商人，他和一家人过着规规矩矩的和严守教规的生活，有一次和他的同伴、一个富有的商人一起到马卡里耶去。
“这是谁？”彼佳问。
两个商人在一家客栈里住下，夜里睡着了，第二天发现老商人的同伴被人杀死，财物被抢。在老商人的枕头底下找到了一把沾满血迹的刀子。于是这老头儿便受到审判，被处以笞刑，撕破鼻孔——如同卡拉塔耶夫所说的那样，完全按照法律程序行事，最后被送去服苦役。
“这个鬼东西！”杰尼索夫仍带着懊恼的表情说。“不知他直到现在都在干什么？”
“听我说，我的老兄（皮埃尔过来时卡拉塔耶夫正好讲到这个地方），在那件事后过了十年或者更长些。老头儿一直在服苦役。他老老实实地认命，不做坏事。只请求上帝赐他一死。就这样。有一天夜里，服苦役的人聚集在一起，就像你我现在这样，老头儿也和他们在一道。大家说起谁因什么事受这份罪，在什么事情上冒犯了上帝。有人说他害了一条命，有人说他害了两条，有人说他放了火，有人说他是逃亡的农奴，什么罪也没有。人们问老头儿：老爷子，你是因为什么事来受苦的？老头儿说，亲爱的小兄弟们，我受苦是因为自己的罪孽，也是因为别人的罪孽。我没有害过别人的性命，没有抢过别人的东西，不仅如此，我还帮助过穷乡亲们。他说，亲爱的小兄弟们，我是一个商人；有很多财产。他就这样那样地往下说。按照顺序把整个事情对他们说了一遍。他说，我并不为自己伤心。这是上帝要惩罚我。我只可怜我的老伴和儿女们。说到这里老头儿哭了起来。在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正好是他杀死了那个商人。他问：老大爷，这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什么时候，哪一个月？全都问到了。于是这个人心里像刀割似的。他就这样走到老头儿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老人脚下。他说，老人家，你代我受过了。他又说，这全是实情；这位老人家是无缘无故地受折磨。他还说，那件事是我干的，趁你睡觉时把刀子塞在你的枕头底下。宽恕我吧，老大爷，看在基督分上宽恕我吧。”
“动作真灵活。”哥萨克大尉说。
卡拉塔耶夫停住了，他高兴地微笑着，望着篝火，拨了拨劈柴。
那个被他们称为吉洪的人跑到小河边，扑通一声跳进河里，溅起了水花，在水里待了一会儿，浑身被水浸泡得黑黑的，手脚并用爬了出来，又继续往前跑。追他的人站住了。
“老头儿说，上帝会宽恕你的，我们大家在上帝面前都是有罪的，我是因为自己的罪孽而受苦。说着他自己伤心痛哭起来。你以为怎么着，老弟，”卡拉塔耶夫愈说愈兴奋，脸上的笑容变得愈来愈愉快，仿佛他现在说的话包含着这故事的主要魅力和全部意义似的，“你以为怎么着，老弟，这个凶手自己跑到官府去自首。他说，我害死了六个人（他是一个作恶多端的凶手），但是我最可怜这个老头儿。不要让他再怨恨我了。他自首后，录了口供，按照程序发了公文。这地方很远，当时案子进行了审理，公文抄送各个官府。最后案子送到沙皇那里。沙皇颁布谕旨：释放商人，给他一定的补偿。公文下来了，开始寻找老头儿。这个无辜受罪的老头儿究竟在哪里？沙皇的谕旨下来，人们到处找他。”说到这里卡拉塔耶夫的下巴颤抖了一下。“而上帝已经宽恕了他——他死了。事情就是这样，老弟。”卡拉塔耶夫讲完故事，默默地微笑着，久久地望着自己的前方。
“准能跑得掉！”哥萨克大尉眯着眼睛说。
这时皮埃尔的整个心灵模糊地和欣喜地感受到的不是这故事本身，而是它的神秘的涵义，是卡拉塔耶夫在讲这故事时脸上流露出的兴奋和喜悦，是这种喜悦的神秘意义。
“这个机灵鬼。”杰尼索夫说。
十四
“是他！就是他！”
“各就各位！”突然一个人喊道。
“这不就是我们的吉洪吗？”哥萨克大尉说。
在俘虏和押送兵之间出现了一阵快乐的慌乱，他们等待着一件幸福的和庄严的事情的发生。四面八方响起了口令声，在左边出现了一队服装整齐、骑着好马的骑兵，他们正催马快步绕过俘虏。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很紧张，通常人们在最高当局的人士莅临时往往有这样的表情。俘虏们挤成一堆，他们被推到路边；押送兵排好了队。
正当他们在这样低声谈话时，在下面，在水塘旁的谷地里响起了枪声，冒出一股白烟，又响了一声，高坡上的几百个法国人齐声地、仿佛很快活地喊叫起来。起初杰尼索夫和哥萨克大尉都往后退。他们和法国人离得很近，因此觉得这枪声和喊叫声是他们引起的。但是枪声和喊叫声与他们无关。在下面，在沼泽地里有一个穿红衣服的人在跑。显然法国人是在朝他开枪和喊叫。
“皇帝！皇帝！元帅！公爵！”保养得很好的护送队骑兵刚一过去，就响起了一辆纵列驾着几匹灰马的马车的辚辚声。皮埃尔匆匆一瞥，看见了一个戴着三角帽的人的平静漂亮、又白又胖的脸。这是一个元帅。元帅的目光转向了皮埃尔的引人注目的硕大身躯，皮埃尔觉得在这个元帅皱起眉头和转过脸去的表情中包含着同情以及想要掩饰这种同情的愿望。
“不能从谷地过去——那里是烂泥塘，”哥萨克大尉说，“马会陷进去的，应当从左边绕……”
一个带队的将军的红脸上露出惊恐的神色，他赶着他的那匹瘦马，跟在马车后面。几个军官走到了一起，士兵们围住了他们。所有人的脸色都很激动和紧张。
“派步兵往下走，从沼泽地过去，”杰尼索夫接着说，“叫他们偷偷靠近花园；您带着哥萨克从那里出击，”杰尼索夫指了指村庄后面的一片树林说，“而我带着骠骑兵从这里冲过去。以枪声为号……”
“他说了什么？他说了什么？……”皮埃尔听见有人问。
“地点很合适。”哥萨克大尉说。
在元帅经过时，俘虏们挤成一堆，皮埃尔看见了他今天早晨还没有见过的卡拉塔耶夫。卡拉塔耶夫穿着他的那件瘦小的军大衣，靠在一棵白桦树上坐着。在他脸上除了昨天在讲那个无辜受罪的商人时的那种欣喜和受感动的表情外，还露出一种平静和庄重的神情。
“多洛霍夫来也好，不来也好，应当拿下来！……怎么样？”杰尼索夫说，快活地眨眨眼。
卡拉塔耶夫用他那双和善的、现在含着泪水的圆眼睛看着皮埃尔，看样子是在叫他过去，想要对他说点什么。但是皮埃尔过于为自己担心。他装出没有看见他的目光的样子，急忙走开了。
彼佳迅速地转动着脑袋，时而看看小鼓手，时而看看杰尼索夫，时而看看哥萨克大尉，时而又看看村子里和路上的法国人，竭力不放过重要的事情。
俘虏重新出发时，皮埃尔回头看了一眼。卡拉塔耶夫仍坐在路边的白桦树旁；两个法国人站在他身边说着什么。皮埃尔再也没有回头看。他一瘸一拐地朝山下走去。
哥萨克下了马，把小鼓手抱下来，和他一起到了杰尼索夫面前。杰尼索夫指着法国人，问这是什么部队。那孩子把冻僵的手伸进口袋，扬起眉毛，惊恐地望着杰尼索夫，尽管他显然很想说出他知道的一切，但是回答得颠三倒四，杰尼索夫问什么，他就肯定什么。杰尼索夫皱起眉头，转过身去，对大尉讲了自己的设想。
从后面卡拉塔耶夫坐的地方传来了一声枪响。皮埃尔显然听见了这枪声，但是在他听到的一瞬间，他想起他还没有计算完到斯摩棱斯克还有几站，他在元帅经过时已开始计算了。两个法国士兵从皮埃尔身边跑过，其中一人手中还拿着冒烟的枪。他们两人的脸色都很苍白——其中一人胆怯地看了皮埃尔一眼，他们脸上的表情与上次行刑时他在一个年轻士兵脸上看到的表情有些相像。皮埃尔朝这个士兵看了一眼，想起了他前天在篝火上烘衬衫时如何把它烤糊了，人们如何笑他。
“把俘虏带过来。”杰尼索夫低声说，仍目不转睛地看着法国人。
小狗在后面，在卡拉塔耶夫坐过的地方吠叫起来。“这个傻瓜，它叫什么呢？”皮埃尔想道。
杰尼索夫和彼佳到了他跟前。从农民站住的地方看得见法国人。现在树林外往下延伸着一块半高坡的春播作物地。在右边，过一道很陡的冲沟，就是一个小村庄和房顶坍塌的地主小宅院。在这个小村庄里和地主宅院里，在整个高坡上，在花园里，在水井和水池旁，在整条从桥头到村庄的不超过二百俄丈的上坡路上，在飘浮不定的雾中都可看见一群群人。可以听见显然不是俄国人的吆喝使劲拉车上坡的马匹的声音和他们彼此的呼应声。
和皮埃尔并排走的俘虏兵们也像他一样，没有回头去看那个先传来枪声、后传来狗叫声的地方；但是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很严肃。
农民走到有慢坡的高地时停了一会儿，朝四周看了看，然后向树木变得稀疏起来的地方走去。他在一棵尚未落叶的大橡树旁站住，神秘兮兮地招了招手。
十五
小雨停了，不过雾蒙蒙的，水滴不停地从树枝上往下掉。杰尼索夫、哥萨克大尉和彼佳默默地跟在戴圆帽的农民的后面，而那农民迈开他的那双穿着树皮鞋的外八字脚，轻轻地和无声地踩着树根和潮湿的落叶，带着他们走向树林的边缘。
骑兵车队、俘虏和元帅的车队在沙姆舍沃村停住了。大家都挤在一堆堆的篝火旁。皮埃尔走到篝火边，吃了一些烤马肉，面朝火仰着躺下，立刻睡着了。他睡得又像波罗金诺会战后在莫扎依斯克那样。
五
现实的事件又同梦境搅和在一起了，又有一个人，不知是他自己还是另一个人，对他说各种想法，甚至是在莫扎依斯克说过的同样的想法。
杰尼索夫、彼佳和哥萨克大尉在几个哥萨克和一个押俘虏的骠骑兵陪同下，骑着马向左拐，过了一道冲沟，朝树林边缘走去。
“生命就是一切。生命就是上帝。一切都在变动和运动，这运动就是上帝。只要有生命，就有自我意识到神性的喜悦。要爱生命，爱上帝。在痛苦中，在无辜受罪时爱这生命是最困难的，也是最幸福的。”
“喂，大胡子，”他对带路的农民说，“把我们朝沙姆舍沃的方向带。”
“卡拉塔耶夫！”皮埃尔想起了他。
“好吧。”杰尼索夫说。他给部下布置了任务，命令部队前往林中守林人的小屋附近指定的休息地点，派骑吉尔吉斯马的军官（这个军官履行副官的职责）去寻找多洛霍夫，打听他在哪里，晚上来不来。杰尼索夫本人打算带着哥萨克大尉和彼佳到朝向沙姆舍沃的树林边缘去，以便察看一下明天要袭击的法军驻地。
突然皮埃尔眼前生动地浮现出他早就忘了的、在瑞士教他地理的温和的小老头教师。“等一下。”小老头说。他让皮埃尔看地球仪。这个地球仪是一个活动的、晃动着的球，没有比例的大小。球的整个表面是密密麻麻的点子。这些点一直转动着，改变着位置，时而几个点合成一个，时而一个点又分成好几个。每个点都竭力扩大想占据尽可能大的空间，但是另一些点也这样做，挤压着它，有时把它消灭掉，有时则与它融为一体。
“他什么也没有吩咐。我想是可以的吧？”他用疑问的语气说。
“这就是生命。”小老头教师说。
“将军究竟是怎样吩咐你的？是否叫你立刻回去？”杰尼索夫问。彼佳脸红了。
“这是多么简单明了，”皮埃尔想道，“我以前怎么会不知道这一点。”
“哦，听您的……我可以留在您身边吗？”彼佳大声问道。
“上帝在中间，每个点竭力扩大，以便最大限度地反映上帝。它增大起来，与别的点融合，收缩着，从表面上消失，沉入到深处，又浮上来。瞧那卡拉塔耶夫，他扩大起来，又消失了。你懂吗，我的孩子。”教师说。
“指示？……”杰尼索夫若有所思地说。“你能不能在这里留到明天？”
“你懂吗，该死的。”一个声音喊道，皮埃尔醒了。
“大人有什么指示？”他把手举到帽檐边对杰尼索夫说，又玩起他做了准备的副官与将军的游戏来，“我是否应当留在大人身边？”
他欠起身来。刚才推开俄国士兵的法国人蹲在篝火旁，用通条穿着一块肉烤着。他卷起袖子，一双青筋暴露、皮肤发红、长满寒毛、手指很短的手灵活地转动着通条。在炭火的火光中可以清楚看到他的双眉紧皱、神气阴郁的褐色的脸。
在杰尼索夫和哥萨克大尉说话时，彼佳听见杰尼索夫说话语气冷淡而感到有点局促不安，推测杰尼索夫这样冷淡是因为他裤子穿得不像样子，为了不被任何人发现，他把手伸到军大衣底下悄悄地把卷起的裤腿放下，竭力做出尽可能威武的样子。
“他反正都一样，”他说，朝站在他背后的士兵迅速转过身来，“……是个强盗。真的！”
“米哈依尔·费奥克利特奇，”他对哥萨克大尉说，“您知道这又是那个德国人送来的。送信的人是他的部下。”接着杰尼索夫对哥萨克大尉讲了送来的信的内容，信中那个当将军的德国人再次要求参加他的队伍，一起去袭击运输队。“如果我们明天不拿下这个运输队，他们就会从我们鼻子底下抢走。”他最后说。
这个法国士兵转动着通条，用阴沉的目光朝皮埃尔看了一眼。皮埃尔转过身去，望着阴暗的地方。被法国人推开的那个被俘俄国士兵坐在篝火旁，一只手抚摸着什么。皮埃尔靠近一看，认出抚摸的是雪青色小狗，它摇着尾巴，坐在士兵身边。
“我很高兴见到你。”杰尼索夫打断他的话说，脸上又露出忧虑的表情。
“啊，你来了？”皮埃尔说。“啊，普拉……”他刚开口，但没有说下去。在他头脑里突然同时浮现出一件件往事，他想起了普拉东坐在树下看着他的目光，想起了从那个地方传来的枪声，想起了小狗的吠叫，想起了两个从他身旁跑过的法国人犯罪后愧疚的脸色以及其中一人拿在手里的冒烟的枪，想起了在这宿营地已没有了卡拉塔耶夫，这时他已准备相信卡拉塔耶夫已被打死了，但是在同一瞬间，在他心里天知道从哪里出现了一个想法，他回忆起了自己夏天在基辅的住宅的阳台上同一个漂亮的波兰女人一起度过的夜晚。不过他仍然没有把今天回想起的事联系起来，也没有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就闭上了眼睛，于是夏天的自然景色便与关于游泳、关于晃动着的不结实的球的回忆混合在一起了，他沉到了水里，一直沉到他没了顶。
彼佳一路上都在考虑着该如何像一个大人和真正的军官那样对待杰尼索夫，不提以前认识他的事。但是他一看见杰尼索夫对他笑了笑，立刻容光焕发，高兴得脸都红了，于是忘掉了准备好的官样文章，开始讲述他如何从法国人的旁边经过，他接到这个任务是多么的高兴，他还说他已在维亚济马附近参加过战斗，那里有一个骠骑兵立了功。
日出之前他被密集的枪声和大声的喊叫惊醒了。法国人从他身旁跑过。
这个军官是彼佳·罗斯托夫。
“哥萨克！”其中一人喊道，过了一会儿一群俄国人围住了皮埃尔。
“罗斯托夫！彼佳！”这时杰尼索夫把递给他的信浏览了一下，喊了起来。“你怎么不说你是谁呢？”说着杰尼索夫微笑着转过身来，朝那军官伸出手。
皮埃尔很长时间都未能弄明白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听到四周都是难友们欢乐的喊叫声。
“大家总是说危险，危险，”在杰尼索夫读信时那军官对哥萨克大尉说，“不过我和科马罗夫，”他指了指哥萨克，“做好了准备。我们每人带了两支手枪……这是怎么回事？”他看见法国鼓手问，“是俘虏？你们已经打过仗了？可以和他说话吗？”
“弟兄们！我的亲人们！”一些老兵们哭喊着，拥抱着哥萨克和骠骑兵。骠骑兵和哥萨克们围住俄国俘虏，急急忙忙送东西给他们，有的送衣服，有的送靴子，有的送面包。皮埃尔坐在他们中间号啕大哭，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搂住第一个朝他走过来的士兵，一面哭，一面吻他。
杰尼索夫皱着眉头，接过信，开始拆信。
多洛霍夫站在一座倒塌的房子的大门口，看着一群缴械的法国人过去。法国人对发生的事感到很激动，相互之间大声说着话；但是当他们经过多洛霍夫面前，看见他正用马鞭轻轻地抽打着自己的靴子，用冷冰冰的、呆板无神的、不是什么好兆头的目光瞧着他们时，谈话停止了。另一边站着多洛霍夫手下的一个哥萨克，他正在点俘虏的人数，数到一百就用粉笔在大门上画一条线。
“是将军的信，”那军官说，“请原谅，信打湿了一点……”
“多少人？”多洛霍夫问点俘虏人数的哥萨克。
骑马过来的人下了山，在眼前消失了，过了几分钟又出现了。走在前面的军官挥动鞭子，赶着疲惫的马快跑，他衣服破烂，浑身湿透，裤腿卷到膝盖以上。而哥萨克站在马镫上，策马紧跟在他后面。这个军官是一个年轻的孩子，长着一张宽阔红润的脸和一双灵活愉快的眼睛，他跑到杰尼索夫跟前，递给他一只被雨淋湿的信封。
“一百多。”哥萨克回答道。
“来的是两个人——一个军官和一个哥萨克。不过还不能推定就是中校本人。”哥萨克大尉说，他喜欢用哥萨克们不知道的字眼。
“快走，快走。”多洛霍夫说，这句话他是从法国人那里学来的，当他的目光与经过的俘虏的目光相遇时，他的眼睛就闪出凶残的光芒。
哥萨克大尉朝杰尼索夫指的方向看了一眼。
杰尼索夫脸色阴沉，他摘下羊皮高帽，跟在抬着彼佳·罗斯托夫的尸体的哥萨克后面，朝花园里挖好的墓穴走去。
“有人骑马过来了。”他说。
十六
杰尼索夫到了林间通道上，勒住马，从那里可以看到右面很远的地方。
自从十月二十八日开始出现严寒天气以来，溃逃的法国人的情况变得更加悲惨，许多人冻死和在篝火旁烤死，皇帝、王和公爵们裹着裘皮大衣坐在马车里，带着抢来的财物继续往回走；但是就实质而言，法军逃跑和瓦解的过程自从撤离莫斯科以来没有丝毫变化。
“未必还会再有像今天这样的袭击运输队的机会。独自去袭击过于冒险，而推迟到明天——大游击队的人就会从我们鼻子底下把战利品夺走。”杰尼索夫想道，他不断地望着前面，一心想看到多洛霍夫派来的人。
法国军队不算近卫军原有七万三千人（近卫军在整个战争中除了抢劫外，别的什么事也不干），从莫斯科到维亚济马，这七万三千人只剩下三万六千（在各次战斗中减员的不超过五千人）。这是级数的第一项，根据它可以准确地推算出以后的各项。
“唉，该死的！”杰尼索夫恶狠狠地喊了一声，龇着牙，抽了马两三鞭子，溅得自己和同伴们一身泥。杰尼索夫情绪不好：这既是因为天下雨，又是因为饿着肚子（从早晨起谁也没有吃东西），而主要的是因为至今没有多洛霍夫的消息，派去抓舌头的人又没有回来。
法国军队从莫斯科到维亚济马，从维亚济马到斯摩棱斯克，从斯摩棱斯克到别列津纳，从别列津纳到维尔纳，都按这个比例不断减员和逐渐走向灭亡，而不管天气寒冷、受追击和道路被阻的程度以及其他条件如何。过了维亚济马后，法国军队已不分为三个纵队，而是挤成一团，一直到最后都是这样。贝蒂埃曾经给他的皇上呈递了一份报告（大家知道，将领们所描述的军队的状况离实际情况往往都很远）。他写道：
杰尼索夫的马绕过路上的水洼时，朝旁边一闪，使得他的膝盖在一棵树上碰了一下。
我认为有责任向陛下报告三天来我在行军中视察的三个军团的状况。只有四分之一的士兵跟着军旗前进，其余的人则自行朝不同方向走，设法寻找食物和逃避勤务。大家都想着斯摩棱斯克，希望在那里休息一下。最近几天许多士兵扔掉了枪支弹药。不管陛下今后的意图如何，但是从陛下的利益出发，必须将各军团集中于斯摩棱斯克，把无马的骑兵、无武器的士兵、多余的车队和部分炮兵从中分离出去，因为这炮兵现已与部队的人数不相称。需要解决粮食问题和休整几天；士兵们由于饥饿和劳累已疲惫不堪；最近几天许多人死在路上和宿营地。这种困苦的处境正在不断地变得更加严重，使得人们有理由担心，如不迅速采取措施防止情况恶化，那么一旦发生战斗，我们就将无可用之兵。十一月九日于离斯摩棱斯克三十俄里处。
在后面，骠骑兵三人或四人一起沿着泥泞的踩得稀烂的林间小道拉成一线跟进，接着是哥萨克，他们有的人披着斗篷，有的人穿着法国军大衣，有的人头上顶着马被。马匹，无论是棕红色马还是枣红色马，由于雨水从身上往下流，看起来都像是黑马。马的鬃毛被淋湿后，脖子显得出奇地细。马身上散发着热气。衣服也好，马鞍也好，缰绳也好，全都又湿又滑腻，被水泡透了，土地和路上的落叶也是如此。人们蜷缩着骑在马上，尽量一动不动，想焐暖已流进衣服里接触到身体的水，不让冰凉的雨水再流进脖子里，流到座位和膝盖下面。在哥萨克队列的中央，两辆套着法国马和哥萨克的带着马鞍的马的大车从树根和树枝上驶过，发出辘辘的声音，而在经过积满水的车辙时，又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
法国人拥进他们心目中的乐土的斯摩棱斯克后，为了争夺粮食相互残杀，抢劫自己的仓库，当一切都抢光后，就继续逃跑。
和他并排走的是一个骠骑兵，他背后的马屁股上驮着一个身穿法国破军服和头戴蓝色尖顶帽的孩子。这孩子用冻得通红的双手抓住骠骑兵，晃动着光脚，想使它暖和些，扬起眉毛，惊奇地看着自己的周围。这是早晨抓获的法国鼓手。
所有的人朝前走着，自己也不知道上哪里去和为什么要走。天才的拿破仑比别人知道得更少，因为谁也没有命令他往这里那里走。但是他和他周围的人仍然保持着他们早已养成的习惯：草拟命令、书信、报告、议事日程；彼此称呼“陛下、我的表兄弟、埃克米尔公爵、那不勒斯王”等等。但是命令和报告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根本没有执行，因为无法执行，同时虽然彼此称呼陛下、殿下、表兄弟，但是他们都感觉到他们是干了许多坏事的可怜而又可恶的人，现在他们要为此受到惩罚了。尽管他们假装出关心军队的样子，其实每个人关心的只是自己，只是如何快一点离开和保住自己的性命。
在后面不远处有一个年轻的军官，他身穿一件蓝色的法国军大衣，骑着一匹身子单薄、尾巴和鬃毛很大、嘴唇磨得出血的吉尔吉斯马。
十七
在他前面不远的地方，走着一个穿着灰色长衫、戴着白色圆帽、浑身湿透的带路的农民。
在法国人从莫斯科到涅曼河退却的路上，俄法两国的军队的行动犹如捉迷藏，两个玩这游戏的人都蒙住了眼睛，其中一个人不时摇着铃，告诉捉的人他在什么地方。开头这个人不怕对方，大模大样摇着铃，但是当他觉得情况不妙时，便竭力在走路时不发出声音，躲开对方，心里想要逃跑，实际上常常往对方的怀里撞。
第三个人是哥萨克大尉洛瓦依斯基，同样披着斗篷和戴着羊皮高帽，他身材颀长，身体扁平得像一块木板，白净的脸，淡黄色的头发，一双狭长的小眼睛很亮，脸上的表情和骑马的姿势都显得平静而洋洋自得。虽然说不出马和骑手有什么特点，但是在第一眼看见这个哥萨克大尉和杰尼索夫时可以发现，杰尼索夫湿淋淋的，姿势很不舒服，觉得他是骑到马上去的；而瞧着这个哥萨克大尉时可以看出，他像平常那样既舒服又安稳，觉得他不是骑到马上去的，而是与马成为一体，构成了一个力量增大一倍的生物。
开头拿破仑的军队还让人知道他们在哪里，——这是在他们沿卡卢加大道撤退的初期，但是后来上了斯摩棱斯克大道后，他们便用手摁住铃舌逃跑起来，心里认为他们能走掉，实际上常常直接撞到俄国人身上。
和杰尼索夫并排走的，是一个哥萨克大尉，这是他的助手，此人也披着斗篷和戴着羊皮高帽，骑着一匹高大肥壮的顿河马。
法国人和跟在他们后面的俄国人都跑得很快，因此马匹全都疲惫不堪，这样一来，作为用来大致了解敌军位置的主要手段的骑兵侦察队已不存在。此外，由于两军的位置经常迅速改变，因此即使弄到了情报，也不能及时送到。假定说，二号得到敌军一号在某地的情报，本来三号可以采取某些措施，可是敌军已走了两程路，已完全到了另一个地方。
杰尼索夫骑着一匹瘦瘦的、两肋紧缩的良种马，身披斗篷，头戴羊皮高帽，雨水从斗篷和帽子上直往下流。他和他骑的歪着头和抿着耳朵的马一样，在斜雨下皱着眉头，忧虑地注视着前方。他那变瘦了的和长满浓密短粗的黑胡子的脸，看起来好像带着生气的表情。
一支军队逃跑着，另一支军队追赶着。到斯摩棱斯克后，法国人有许多条不同的道路可走；他们在这里停留了四天，看来能够弄清敌人在哪里，想出某种有利的办法，采取一些新的措施。但是停留四天后，这群乌合之众又开始逃跑，既不向右，也不向左，不进行任何机动，不作任何考虑，继续走最坏的老路，沿着熟道向克拉斯诺耶和奥尔沙退却。
这是一个温暖的秋雨绵绵的日子。天空和天地交接的地方的颜色都像浑水一样。时而仿佛是下雾，时而又突然下起倾斜的大雨来。
法国人以为敌人在后面而不在前面，他们在逃跑中队伍拉得长长的，前后相距二十四个小时的路程。跑在最前头的是皇帝，然后是王，再就是公爵。俄国军队以为拿破仑将向右拐渡过第聂伯河，这是惟一合理的路线，于是也向右，上了通往克拉斯诺耶的大道。于是在这里，像捉迷藏时一样，法国人碰上了我们的前卫队。法国人没有料到会在这里看见敌人，乱成一团，一时吓呆了，停了一会儿，然后扔下了跟在他们后面的同伴，又继续逃跑。法国的各个部队，先是总督的，接着是达武的，然后是内伊的，好像通过俄军的队列一样，一个接一个在这里通过，一共走了三天。所有这些部队都只顾自己，扔掉所有的重装备、大炮和一半人员，在夜间从右面兜半个圈绕过俄国人，仓皇逃窜。
四
内伊走在最后（虽然法国人的处境很不妙，或者说正是由于他们处境不妙，他们才想要像上面说过的那个孩子一样敲打摔痛了他们的地板，就这样内伊炸毁了不妨碍任何人的斯摩棱斯克的城墙，然后才走），他走的时候他的那个军有一万人，而跑到奥尔沙见拿破仑时，只剩下一千人，他是扔下所有的人和所有大炮在夜间偷偷地穿过树林渡过第聂伯河的。
杰尼索夫认为再一次进行袭击是危险的，这会惊动这个纵队，因此他派自己队里的农民吉洪·谢尔巴特到前面的沙姆舍沃去——如果可能的话，就去抓法国军队打前站的设营员，哪怕抓住一个也好。
法国人从奥尔沙沿着通往维尔纳的大路继续逃跑时，也完全像在与追击的军队玩捉迷藏一样。到了别列津纳河边又乱成一团，许多人淹死了，许多人投降了，但是那些过了河的人则继续逃跑。他们的主帅穿上皮大衣，坐上雪橇，扔下自己的同事们，一个人跑了。其余的人凡是能跑的，也都跑了，不能跑的，或者投降，或者死了。
在沙姆舍沃前面，多洛霍夫也应当这样监视大路，以便知道在多远的地方还有其他的法国军队。预计这支运输队约有一千五百人。杰尼索夫手下有二百多人，多洛霍夫手下也可能有这么多。但是敌人数量上的优势并没有使杰尼索夫住手。他还需要了解的只有一件事，这就是究竟这是一些什么部队；为此目的，他需要抓一个舌头（即从敌人纵队里抓一个人来）。在早晨袭击车队时事情干得太着急了，把押车的法国人全打死了，只活捉了一个掉队的小鼓手，这孩子根本无法明确地说出这纵队是什么部队。
十八
在后面，在离米库林诺两俄里处，在树林紧靠大路的地方，埋伏了六名哥萨克，他们的任务是一见法军新的纵队出现就立即报告。
法国人在这次逃跑中，做了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来毁灭自己；这群乌合之众的任何一个行动，从转向卡卢加大道到主帅逃跑，都毫无意义——在讲战争的这个阶段时，那些把群众的行动归结为一个人的意志的历史学家们似乎无法按照他们的意思来描述这次撤退了。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历史学家所写的有关这次战争的书堆积如山，而且到处都描述了拿破仑的各项命令和深谋远虑的计划，他的指导部队的策略，以及他的元帅们的指挥作战的杰出才能。
杰尼索夫作了这样的安排后，他打算不向上司报告，和多洛霍夫一起用他们不大的兵力去袭击和截获这支运输队。十月二十二日这一天，运输队正在米库林诺村到沙姆舍沃村的路上。道路的左边是一座座大树林，有的地方一直延伸到路旁，有的地方离开道路约一俄里或多一些。杰尼索夫带着他的队伍整天在这些树林里走，有时深入到树林中间，有时到树林边缘，注视着路上的法国人。早晨，在离米库林诺不远处，在树林挨近道路的地方，杰尼索夫手下的哥萨克截获了两辆陷进泥地里的装着骑兵的马鞍的大车，把它们拉进树林里。从那时起，直到晚上，游击队没有发起进攻，监视着法国人的行动。需要不惊动他们，让他们放心地走到沙姆舍沃，然后与今天晚上要到林中守林人的小屋（在离沙姆舍沃一俄里处）来商量事情的多洛霍夫的部队会合，第二天黎明时从两边发起突如其来的进攻，打它个措手不及，一下子把他们全部消灭和俘虏。
在从小雅罗斯拉韦茨撤退时，他可以走通往富庶地区的道路，并且他面前还摆着一条平行的道路，后来库图佐夫就是沿这条道路进行追击的，因而没有必要走那条遭到破坏的道路，可是这却被历史学家们说成是按照深谋远虑的意图进行的。同样，他从斯摩棱斯克撤退到奥尔沙，也被描述成是有深思熟虑的意图的。然后又描述他在克拉斯诺耶附近的英勇行为，似乎他准备在那里迎战俄军并亲自指挥，手里拿着一根桦木棍走来走去，嘴里说道：
“不，老兄，我自己并不比别人差。”杰尼索夫在读了他们的信后说，他写信告诉德国人，说他虽然心里非常愿意在这位勇敢的和赫赫有名的将军麾下服务，但是他不得不放弃这样的幸福，因为他已经接受那个当了将军的波兰人指挥了。他又给波兰人写了一封同样的信，说他已受德国人指挥。
“我当皇帝已经当够了，现在是当将军的时候了。”尽管他这样说，在这之后他还是立刻继续逃跑，扔下他后面的分散的军队，让他们听任命运的摆布。
十月二十二日，当了游击队员的杰尼索夫和他的队伍正是打游击的劲头最高的时候。从早晨起，他和队员们一直在活动着。他整天在靠近大道的树林里走，监视着法国人的一支运送骑兵的物品和俄国俘虏的大运输队，这支运输队远离其他部队，有强大火力的掩护，据侦察兵和俘虏说，正在开往斯摩棱斯克。知道这支运输队的不仅有杰尼索夫和在他附近活动的多洛霍夫（他也当了游击队员，带领着一支不大的队伍），而且有设有司令部的大游击队的队长们：大家都知道这支运输队，并且如同杰尼索夫所说的那样，都对它垂涎三尺。两支大游击队的司令——一个是波兰人，另一个是德国人——几乎同时送信来邀请杰尼索夫参加他们的部队，以便袭击运输队。
接着历史学家们给我们描述元帅们、尤其是内伊的精神的伟大，而内伊的伟大在于他夜间绕过树林渡过第聂伯河，丢掉了军旗和大炮以及十分之九的部队跑到了奥尔沙。
十月底游击战达到了高潮。在它的初期，游击队员们自己也对他们的大胆感到惊奇，他们随时都有被法国人俘虏和包围的可能，总是马不卸鞍，几乎人不下马，躲藏在树林里，时刻提防有人追击，如今这个时期过去了。现在这种战争已经定型了，大家都已清楚，对法国人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和不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现在只有那些有自己的司令部和在远离法国人的地方活动的游击队长们还认为许多事情不可能做到。而那些早已开始活动并在近处观察法国人的小股游击队则认为大游击队的队长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也是可以办到的。深入到法国人之间的哥萨克和农民索性认为现在已经什么事都可以做到了。
最后，历史学家们把伟大的皇帝最后离开英勇的军队这一行为也说成是伟大和天才的表现。这种望风而逃的行为，人的语言称之为无耻之尤，每一个孩子都能从中知道什么叫羞耻，可是在历史学家的语言里，就连这样的行为也被认为是合理的。
游击队员们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着那支伟大的军队。他们打扫着干枯的树——法国军队——自动掉下来的叶子，有时摇晃着这棵树。到十月，在法国人朝斯摩棱斯克逃跑时，这种大小不等、性质各异的游击队有几百个。有这样的队伍，它们仿效正规军的所有做法，拥有步兵、炮兵、司令部以及各种生活设施；也有光是哥萨克的骑兵部队；有小股的、混合的、既有步兵又有骑兵的队伍，还有谁也不知道的农民的和地主的队伍。有一支由一个教会执事率领的队伍，它在一个月里抓了几百个俘虏。还有一个村长的老婆瓦西里萨，她打死了几百个法国人。
在历史论断的富有弹性的线拉得不能再长时，在行为明显违反全人类称之为善、甚至称之为公正的东西时，历史学家们就提出了“伟大”这一概念作为救命稻草。“伟大”似乎可以排除好与坏的尺度。伟大人物似乎没有不良行为。谁要是伟大，他就不会有可以用来责怪他的恐惧。
八月二十四日组建了达维多夫的第一支游击队，在这之后开始组建另一些游击队。随着战局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游击队的数目愈来愈多。
“这很伟大！”历史学家们说，于是好和坏全没有了，有的只是“伟大”和“不伟大”。伟大就是好，不伟大就是坏。根据他们的理解，伟大是被他们称为英雄的特殊动物的本性。于是拿破仑不仅扔下那些就要遭到灭亡的同事，而且扔下（在他看来）由他带到此地的人，自己穿上暖和的皮大衣逃回家去，他感到这很伟大，而且心里是坦然的。
在游击战争得到我们的政府的正式认可前，敌军已有数千人——掉队的抢劫者、饲料采购员——被哥萨克和农民消灭，他们消灭这些人是不自觉的，正如一群家犬不自觉地咬死一只闯进来的疯狗一样。杰尼斯·达维多夫以其俄国人的敏锐感觉，第一个明白了那根不管军事艺术的规则消灭着法国人的可怕大棒的意义，在使这种战争方法合法化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的荣誉是属于他的。
“崇高（他在自己身上看到某些崇高的东西）离可笑只有一步之遥。”他说。于是全世界五十年来一直重复着：“崇高！伟大！伟大的拿破仑！崇高离可笑只有一步之遥。”
所谓的游击战争是在敌人进入斯摩棱斯克时开始的。
谁也不会想到，承认无法以好和坏的尺度来衡量的伟大，只是承认自己的微不足道和无比的渺小而已。
三
基督给了我们衡量好坏的尺度，对我们来说，没有不可衡量的东西。哪里没有纯朴、善良和真实，哪里就没有伟大。
法国人在一八一二年退却时，虽然根据战术需要单独自卫，可是却挤成一团，因为士气已经低落到只有大家在一起才能把军队保持住。俄国人则相反，按照战术应当集中大量部队进攻，实际上却分得很散，因为士气非常高涨，单个的人不等待命令就去打法国人，不需要有人强迫他们去忍受艰难困苦和冒各种危险。
十九
关于进攻时要集中大量部队和撤退时要分散兵力的战术原则无意中只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即军队的力量取决于它的士气。带领人们冒着炮火前进，比击退进攻的敌人需要有更多的纪律，而这纪律只有通过大批人马的运动才能实现。但是这个原则忽视了军队的士气，不断地显示出它本身是不对的，尤其是在军队士气急剧高涨或低落时，在所有的人民战争中，常常与现实相矛盾。
俄国人在读到关于一八一二年战争的最后阶段的描述时，有谁能不产生那种恼火、不满和模糊不清的沉重感觉呢？有谁不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三支军队以优势兵力包围了他们，既然溃不成军的法国人又冻又饿，成批投降，既然（史书这样告诉我们）俄国人的目的正在于拦住、切断和俘虏所有法国人，那么怎么不全部俘虏和消灭他们呢？
十个人、十个营或师在与十五个人、十五个营或师作战时，战胜了十五个的那一方，即把对方全部打死和俘虏，而自己损失了四个；也就是说，一方损失了四个，另一方损失了十五个。因此四等于十五，亦即4x=15y。由此得出x:y=15:4。这个方程式并不表明未知数的值，但是它表示了两个未知数之间的比例。如把用不同方式取来的历史单位（战役、战争、战争的各个阶段）代入这样的方程式，会得出一系列数字，其中想必存在着和可能发现一些规律。
既然以前人数比法国人少的俄国军队都进行了波罗金诺会战，那么现在这支军队从三面包围了法国人并且目的又是要将他们俘获，怎么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呢？难道法国人有那么大的本领，使得我们以优势兵力包围他们却不能把他们打败？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呢？
只要我们不再任意地用力量得以表现的条件，例如用统帅的命令、武器装备等来代替整个未知的X的值，不再承认它们是乘数的值，而承认这整个的未知数，即承认进行战斗和甘冒危险的或大或小的愿望，这个任务就有可能得到解决。只有在这时，如用方程式表示历史事实，有望通过这个未知数的相对值的比较，确定这个未知数本身。
史书（被称为历史的书）回答这些问题时说，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库图佐夫、托尔马索夫、奇恰戈夫以及某某人，都没有采取这样那样的灵活机动的行动。
军队的士气是那个与质量相乘得出力量的积的乘数。确定和表达出军队的士气这个未知的乘数，是科学的任务。
那么为什么他们没有采取所有这些行动呢？既然预定目标未能实现的责任在于他们，那么为什么不审判和处死他们呢？但是，甚至即使假定俄国人失利是库图佐夫和奇恰戈夫等人的过错，也仍然无法理解，俄国军队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附近拥有那样的条件（在两地俄国人均占优势），为什么没有俘虏法国军队及其元帅、国王和皇帝们？要知道他们的目的就在于此。
这个X就是军队的士气，即组成军队的所有人进行战斗和甘冒危险的或大或小的愿望，而完全不依赖于是否在天才或非天才指挥下作战，是分成三路还是两路，是用大棒还是用一分钟能射击三十次的火枪。具有进行战斗的最大愿望的人，往往会使自己具有最有利于战斗的条件。
有人用库图佐夫阻止发动进攻这一点来解释这个奇怪现象（俄国的军事史家就这样做），这是没有充分理由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维亚济马和塔鲁季诺，库图佐夫的意志均未能阻止部队发动进攻。
其实，只要放弃那种为了讨好英雄而确定下来的错误看法，不承认战争期间最高当局发布的命令的效力，就可找到这个未知的X。
为什么力量非常薄弱的俄国军队在波罗金诺战胜了锐不可当的敌人，而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拥有优势兵力，却为溃不成军的法国人所击败？
军事科学看到历史上有无数军队的质量与其力量不相符的例子，看到小部队战胜大部队的事实，便含糊地承认这种未知的乘数的存在，竭力想找出它，时而在似几何图形的队形中，时而在武器装备中，时而——最通常的做法——在统帅们的天才中进行寻找。但是乘以乘数的所有这些值，并没有得出与历史事实相符的结果。
如果说，俄国人的目的在于切断法军、活捉拿破仑和元帅们，这个目的不仅没有达到，而且为达到这一目的所作的所有努力每次都遭到最可耻的失败，那么法国人认为他们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就是完全正确的了，而俄国历史学家认为这个阶段是以我们的胜利结束的，也就完全不对了。
在军事上，军队的力量也是质量乘以某种东西，乘以某种未知的X所得之积。
俄国军事史家们根据逻辑的要求，不由自主地得出这个结论，他们虽对俄国人的勇敢和忠诚等等作了热情的赞颂，但也不由自主地承认，法国人从莫斯科撤退是拿破仑的一系列胜利和库图佐夫的一连串失败。
力（运动量）是质量乘以速度所得之积。
但是如果完全撇开民族自尊心，就会感觉到，这个结论本身包含着矛盾，因为法国人的一系列胜利最后导致他们的彻底灭亡，而俄国人的一连串失败却使他们完全消灭了敌人，收复了失地。
军事科学这样认为，就与那种只考察力与其质量的关系的力学相类似，它就会说，不同的力相等或不相等，是因为它们的质量相等或不相等。
这个矛盾的根源在于，历史学家们是根据皇上和将军们的书信、战报、计划等等来研究当时的事件的，他们推测，一八一二年战争后期的目的仿佛是要切断法军退路，抓住拿破仑和他的元帅们，俘虏全军，其实这目的是虚构的，根本不存在的。
这个矛盾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军事科学把部队的力量与其数量等同起来。军事科学认为，部队愈多，力量就愈大。谁军队多谁就有理。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目的，而且也不可能有，因为它没有意义，要达到它是完全不可能的。
游击战争（历史证明，它常常能够取胜）是与这个原则直接对立的。
这个目的之所以没有任何意义，第一，是因为拿破仑的败军以最快的速度从俄国逃跑，也就是说，做着每个俄国人最希望他们做的事。当法国人以他们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逃跑时，为什么还要用各种方法进行阻击呢？
人们把这样的战争称为游击战争，并且认为这样称呼已说明了它的意义。与此同时此类战争不仅不符合任何规则，而且与著名的和公认为绝对正确的战术原则直接对立。根据这个原则，进攻者应当集中自己的军队，使得自己在交战时兵力强于对方。
第二，站在路上去堵截全力逃跑的人是毫无意义的。
分散的人攻打挤成一团的人，是对所谓的作战规则的最明显的和最有利的背离之一。此类行动常常在具有人民的性质的战争中表现出来。这些行动不是一群人对付一群人，人们都分散开，单独出击，遭到大部队攻击时立即就跑，然后在有机会时再次出击。西班牙的游击队员这样做过；高加索的山民这样做过，一八一二年俄国人也这样做。
第三，为了消灭法国军队而损失自己的兵力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法国军队在没有外力作用下就在不断加快地自行消灭着，即使不挡住他们的路，他们也不能带出比十二月逃离国境时更多的人，即不能带出多于全军百分之一的人。
二
第四，想要活捉皇帝、国王、公爵们的想法是毫无意义的，俘虏这些人，如同当时最有经验的外交家（约·梅斯特尔等人）所认为的那样，将会给俄国人的行动带来极大的困难。而想要俘虏法国各个军的想法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自己的军队在到克拉斯诺耶时人数减了一半，而俘虏的部队需要有几个师来押送，再说当时自己的士兵也不是时时都能得到充足的粮食，已抓的俘虏正在饿死。
这个民族没有像一八一三年的法国人那样，按照全部规则行了礼，掉转剑柄，姿势优美和彬彬有礼地把剑交给宽宏大量的胜利者，因而他们有好的命运；这个民族在受考验的时刻不管别人在类似情况下如何照规则行事，却不多加考虑地随手抄起身边的大棒狠狠地揍，直到心中的屈辱和复仇的感情为蔑视和怜悯所取代为止，他们有好的命运。
切断法军和生擒拿破仑的所谓深谋远虑的计划，与一个种菜园子的人的计划相似，此人在把践踏菜畦的牲口轰出菜园时，自己跑到门口，痛击牲口的脑袋。可以为这菜园主辩护的只有一点，即他非常生气。但是就连这一点也未必适用于计划的制定者，因为他们并不因菜园遭到践踏而蒙受损失。
拿破仑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摆出正确的击剑姿势在莫斯科停住，没有看到对手的剑而看到了举到他头上的大棒，从这时起他就不停地抱怨库图佐夫和亚历山大皇帝，说战争违反了所有的规则（仿佛存在什么杀人的规则似的）。尽管法国人抱怨不遵守规则，尽管俄国上层人士不知为什么觉得用大棒打人有些不好意思，想按照所有规则摆好第四种架式或第三种架式，用第一种架式巧妙地跨出一个箭步等等——但是人民战争的大棒仍以一种可怕的和威严的力量举起来，根本不问一问谁的趣味和规则如何，带着几分傻气和纯朴，但是目标明确地、不看一看是什么就举起来，落下去，狠狠地揍法国人，直到把侵略者完全赶出去为止。
再说，切断拿破仑及其军队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也是无法做到的。
从斯摩棱斯克发生大火之日起，一场不符合过去战争的任何传统的战争开始了。烧毁城市和乡村，交战后退却，在波罗金诺给以一击，然后又退却，放弃和烧毁莫斯科，抓捕抢劫者，堵截各种运输工具，开展游击战——这一切都是不符合规则的。
这事之所以无法做到，第一，是因为经验说明，在一次战斗中，几个纵队在五俄里的距离内运动，从来不会符合计划的要求，奇恰戈夫、库图佐夫和维特根施泰因率部按时在指定地点会合的可能性很小，几乎等于零，库图佐夫正是这样想的，他在接到计划时说过，远距离牵制敌人的行动不会带来所希望的结果。
要求按照剑术的规则决斗的击剑者是法国人；他们的扔掉剑、抄起大棒的对手是俄国人；而竭力想按照剑术规则来解释这一切的人则是那些记录这个事件的历史学家。
第二，这事之所以无法做到，是因为要消除拿破仑军队后退的惯性力量，应当拥有几支比俄国军队大得无可比拟的军队。
让我们设想一下有这样两个人，他们按照剑术的全部规则进行决斗；击剑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突然其中一人感觉到自己受了伤——而且伤得很重，有生命危险，于是他便扔掉剑，顺手抄起身边的大棒，挥动起来。我们再设想一下，这个人为了达到目的，非常理智地使用最好的和最简单的手段，同时又受骑士传统的影响，想要掩盖事情的实质，坚持认为他是按照剑术的全部规则取得击剑的胜利的。可以想象得出，如果这样描述决斗的经过会出现多么大的混乱和含糊不清。
第三，这事之所以无法做到，是因为军事术语“切断”没有任何意义。可以切断面包，但是不能切断军队。切断军队——挡住它的去路——无论如何是无法做到的，因为周围可以绕着走的地方总是很多的，而且可以利用什么也看不见的黑夜，军事学家们即使只根据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的战例，就可以深信这一点。在抓俘虏时，如果被抓的一方不肯俯首就擒，就无法抓住，好像无法捉住一只燕子一样，虽说它落到手上，似乎可以顺手捉住它。可以俘虏的是那些像德国人那样按照战略和战术的规则投降的人。但是法国军队不认为这样做是合适的，他们这样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无论是逃跑还是被俘，等待着他们的同样都是饿死和冻死。
赢得战役的胜利并没有带来通常的结果，因为农民卡尔普和弗拉斯在法国人出发后赶着大车到莫斯科来抢劫，根本没有显示出个人的英雄气概，无数这样的农民没有把干草运到莫斯科来卖好价钱，而是把它烧掉。
第四，这是主要的，这事之所以无法做到，是因为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从来没有过像在一八一二年如此可怕的条件下进行的战争，俄国军队在追击法国人时已竭尽了全力，再作更大努力就有可能自取灭亡。
法国历史学家们在描述法国军队撤出莫斯科前的状况时断定说，这支伟大的军队除了骑兵、炮兵和辎重队外，一切正常，因为没有草料喂马和喂其他牲口。这个困难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农民们烧掉自己的干草，不给法国人。
俄国军队在从塔鲁季诺到克拉斯诺耶途中，生病和掉队的有五万人，即相当于一个大的省会的人口。一半人是不经战斗而离队的。
一八一二年战争中从波罗金诺会战到法国人被赶走的这个时期证明，赢得战役的胜利不仅不是征服他人的原因，而且甚至不是固定的标志；证明决定人民命运的力量不在征服者身上，甚至不在军队身上，不在于各次战役，而在别的什么东西上面。
在战争的这一阶段，部队官兵没有靴子和皮大衣，粮食不足，没有伏特加，一连几个月露宿在零下十五度的雪地上；那时白天只有七八个小时，其余时间是黑夜，夜里纪律就不可能再起作用；那时人们不像参加战斗时那样处于已无纪律的死亡地带只几个小时，而是一连几个月都是如此，每时每刻都在与冻死和饿死作斗争；那时在一个月里损失了一半军队——而历史学家们讲到这个阶段时却对我们说，米洛拉多维奇应当朝某个方向侧进，托尔马索夫也应当朝某个方向进军，奇恰戈夫则应向某地转移（在没膝的雪中转移），某人应当击溃和切断等等，等等。
在法国人取得波罗金诺战役的胜利后，不仅没有再进行一次会战，而且连一次多少比较重要的仗也没有打，可是法国军队却不再存在了。这说明什么呢？如果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例子，我们就会说，这个现象史书上没有记载（历史学家们在某些事不符合他们的尺度时，常常这样说以摆脱困境）；如果涉及的是只有少量军队参加的短时间的冲突，那么我们就会把这现象看做是例外；但是这个事件是在我们的父辈们眼前发生的，对他们来说当时要解决的是祖国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而且这场战争是历史上有过的所有战争之中最伟大的战争……
死掉一半的俄国人为达到符合人民要求的目的，做了他们可以做到和应该做到的一切，至于另一些俄国人坐在暖暖和和的房间里主张做一些做不到的事，那不是他们的过错。
但是到一八一二年突然发生了变化，法国人在莫斯科附近取得了胜利，占领了莫斯科，在这之后，没有再交战，可是停止存在的不是俄国，而是法国的六十万大军，后来连拿破仑的法国也不再存在了。硬给历史准则拼凑事实，说波罗金诺的战场留在俄国人手里，在莫斯科之后还打了几仗，消灭了拿破仑的军队等等，是不行的。
事实与史书的描述之间的这整个奇怪的和令人不解的矛盾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写这个事件的历史学家们写的是各个将军的美好的感情和漂亮的言辞，而不是事件的历史。
从远古直到现代都是这样（根据史书记载）。拿破仑发动的历次战争可作为这个准则的证明。奥地利根据它的军队失败的程度而丧失自己的一些权利，而法国的权利和力量则得到增强。法国人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的胜利，使得普鲁士不再独立存在。
他们觉得很有趣的是米洛拉多维奇的话，这个和那个将军得到的奖赏以及他们的设想；而关于五万人留在医院和进了坟墓的问题，他们甚至不感兴趣，因为不属于他们研究的范围。
史书常有这样的记载，某某国王或皇帝同另一个国王或皇帝发生了争吵，他集合军队，和敌军打了起来，取得了胜利，杀死了三千、五千、一万人，从而征服了这个国家和整个有几百万人的民族——不管这样的记载是多么的奇怪，也不管为什么只占一个民族力量的百分之一的军队的失败会使得整个民族屈服这一点是多么不可理解，但是所有历史事实（就我们所知道的）都证明，一个民族的军队在对另一个民族作战中所取得的或大或小的胜利，是这些民族的力量增强或减弱的原因，至少也是重要的标志。军队取得了胜利，胜利的民族的权利立刻增加，而战败者的权利则受到损害。军队遭到了失败，这个民族根据失败的程度而失去权利，军队完全失败时，这个民族就完全被征服。
然而只要不去研究各种报告和将军的计划，而深入到几十万事件的直接参加者的活动中去，那么以前觉得不可解决的所有问题就会突然迎刃而解，得到确定无疑的答案。
所有历史学家都同意，各个国家和民族相互之间发生冲突时，其对外活动是通过战争来表现的；军事上取得的或大或小的胜利，直接增强或减弱着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力量。
切断拿破仑及其军队的退路的目的从来不曾有过，它只存在于十来个人的想象里。它之所以不可能存在，是因为它毫无意义，而且不可能达到。
波罗金诺会战以及随后莫斯科的被占领和法国人的不战而逃，是历史上最可资借鉴的现象之一。
人民的目的只有一个：清除自己国土上的入侵者。这个目的首先是自然而然达到的，因为法国人逃跑了，因而应该做的事只是不去阻碍他们。其次，这个目的是靠消灭法国人的人民战争达到的，再就是因为有一支庞大的俄国军队跟在法国人后面，只要法国人一停住，就对他们使用武力。
一
俄国军队应当像赶牲口跑的鞭子那样行动。一个有经验的赶牲口的人懂得，最好的方法是举着鞭子吓唬奔跑的牲口，而不是劈头盖脑地抽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