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皇上把军官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说：“你们拯救的不只是俄国；你们拯救了欧洲。”——这时大家都明白了，战争没有结束。
在维尔纳，皇上对库图佐夫之所以更加不满，主要是因为库图佐夫显然不愿或不能理解今后的战争的意义。
只有库图佐夫不愿意理解这一点，他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说新的战争不会改善俄国的状况和增加俄国的荣誉，而只能使她的状况恶化，降低他认为现在俄国已取得的最高荣誉。他竭力向皇上证明无法招募新的军人；讲了居民的困难处境和可能遭到的失败等等。
第二天，元帅举行宴会和舞会，皇上亲自光临。库图佐夫被授予一级格奥尔吉勋章；皇上赐予了他最高的荣誉；但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皇上对元帅的不满。礼节都还遵守着，皇上在这方面首先作出了榜样；但是大家都知道老头子有过错，已毫不中用。在舞会上，按照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老习惯，在皇上进门时，库图佐夫吩咐把缴获的军旗扔到他脚下，皇上不高兴地皱起眉头，说了几句话，有人听见他话里使用了“老丑角”这个字眼。
元帅有这样的情绪，自然只能成为今后战争的障碍和绊脚石。
十一
为了避免与老人发生冲突，自然而然地找到了一个办法，就像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和战争初期巴克莱当总司令时那样，不惊动他，也不向他宣布，掏空他掌权的基础，把权力收归皇上本人。
突然他仿佛想起来了，于是在他胖胖的脸上闪过一丝勉强能看出来的微笑，他恭恭敬敬地俯下身来，拿起银盘上的东西。原来这是一枚一级格奥尔吉勋章。
为达到此目的，逐步改组了司令部，于是库图佐夫司令部的实权被剥夺了，转到了皇上手中。托尔、科诺夫尼岑、叶尔莫洛夫被调任其他职务。大家大声谈论元帅身体非常衰弱，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
库图佐夫抬起头，久久地看着托尔斯泰伯爵的眼睛，这时后者正托着一个装着什么小东西的银盘子站在他面前。库图佐夫看来不明白要他做什么。
他身体衰弱，才能把自己的位置让给接替他的人。而他的健康状况也确实不好。
“殿下。”这个人说。
当需要库图佐夫这个人时，他就自然地、简单地和逐步地从土耳其来到彼得堡的财税局主持民兵登记，后来到了军队；现在当库图佐夫演完他的角色后，同样有一个新的、所需要的人出现在他的位置上。
当库图佐夫出了书房，低下头，迈着沉重的、蹒跚的步子在大厅里走的时候，有人叫住了他。
一八一二年的战争除了俄罗斯人所珍视的人民的意义外，还有另一种意义——欧洲的意义。
皇上等到同元帅两人单独在一起时，对他追击敌人行动缓慢、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河上犯了错误表示了不满，并讲了未来出国远征的设想。库图佐夫既不提出异议，也不发表意见。七年前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听皇上的命令时的那种顺从的和茫然的表情，现在又出现在他脸上。
在西方各民族东征后，接着一定会有东方各民族的西征，进行这场新的战争需要有新的、品性和观点与库图佐夫不同的、受另一些动机支配的活动家。
皇上向军官们和谢苗诺夫团的仪仗队问好，再一次握了握老人的手，和他一起朝城堡里走。
对东方民族进行西征和恢复原有的国界来说，亚历山大一世是必不可少的人物，正如库图佐夫对拯救俄国和恢复荣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样。
皇上迅速地把库图佐夫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皱了皱眉头，但是立即克制住自己，走了过来，张开双臂拥抱了老将军。由于这拥抱给他以习以为常的老印象，符合他的心意，于是它又像通常那样，对库图佐夫起了作用，感动得他抽泣了一声。
库图佐夫不明白欧洲、均势和拿破仑的意义。他不可能理解这些。在敌人被消灭、俄国得到解放并达到荣誉的顶点后，这个俄国人民的代表，这个地道的俄罗斯人再也无事可做了。这个人民战争的代表只剩下一条路，这就是死。于是他死了。
根据五十年来养成的习惯，这位老将看到这一切感到有些不安；他急忙小心地摸摸自己身上，正一正帽子，在皇上下雪橇的一瞬间朝他抬起了眼睛，打起精神，挺直身子，把报告递上去，用奉承巴结的语气有板有眼地说起话来。
十二
人们跑来跑去，低声说话，一辆三驾马车飞快地驰过后，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到渐渐驶近的雪橇上，已可看清坐在上面的皇上和沃尔康斯基的身影。
皮埃尔像大多数人的情况一样，只是在紧张而又艰苦的俘虏生活结束后，才感觉到他在那时所切身体验的这种痛苦和不安达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他被解救出来后来到了奥廖尔，到达后的第三天，正当准备动身去基辅时，突然他病倒了，在奥廖尔躺了三个月；据大夫说，他得了急性胆囊炎。医生给他治疗，放血，吃药，最后他毕竟还是康复了。
一分钟后，库图佐夫这个身躯高大肥胖的老人身穿礼服，胸前挂满各种勋章，腰间束着一条武装带，摇摇晃晃地来到台阶上。他戴上帽檐朝两边的帽子，手里拿着手套，侧着身子吃力地走下台阶，把准备呈交皇上的报告拿在手里。
皮埃尔从被救到生病前经历的事，几乎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他只记得灰色阴沉的天空和时而下雨时而下雪的天气，内心的苦闷以及脚上和腰上的疼痛；记得人们的不幸和痛苦给他留下的总的印象；记得盘问他的军官和将军们的那种使他感到不安的好奇，记得他为找到马匹和车辆而奔走，而主要的是，记得当时他失去了思考和感觉的能力。他在被救的那一天看见了彼佳·罗斯托夫的尸体。这一天他还得知安德烈公爵在波罗金诺会战后活了一个多月，不久前才在雅罗斯拉夫尔罗斯托夫家里死去。在这一天，杰尼索夫在告诉皮埃尔这个消息时，顺便提起埃莱娜的死，他以为这事皮埃尔早已知道了。当时皮埃尔只觉得所有这一切都很奇怪。他感到自己无法理解所有这些消息的意义。他当时只急于赶快、赶快离开这个人们相互残杀的地方，到一个平静的避难所去，在那里让自己冷静下来，休息休息，好好考虑一下在这段时间他看到的所有奇怪的和新鲜的事。但是他一到奥廖尔就病倒了。他从病中清醒过来后，看见自己周围有两个从莫斯科来的家里人——捷连季和瓦西卡，还有大公爵小姐，她住在叶利茨的皮埃尔的庄园里，得知皮埃尔获救和生病后，便来照料他。
一名信使在皇上之前乘坐一辆由三匹浑身冒汗的马拉的马车来到城堡前，大声喊道：“皇上驾到！”科诺夫尼岑跑到门廊里去向正在门旁的小屋里等候的库图佐夫报告。
皮埃尔在他养病期间，只是逐步地在摆脱最近几个月对他来说已变得习以为常的感觉，开始知道明天谁也不会把他赶到什么地方去，谁也不会夺走他的暖和的被窝儿，知道他一定会有饭吃和茶喝。但是他仍然在很长时间里梦见自己还在过俘虏的生活。皮埃尔也这样逐步地明白了他在获救后得知的关于安德烈公爵之死、妻子之死以及法国人被消灭等消息的意思。
皇上于十二月七日带着托尔斯泰伯爵、沃尔康斯基公爵、阿拉克切耶夫等人从彼得堡出发，十二月十一日到达维尔纳，坐着旅行雪橇直奔城堡。虽然天气非常寒冷，但是仍有百余名身穿礼服的将军和司令部军官以及谢苗诺夫团的仪仗队在城堡附近迎候。
一种体验到自由的欢乐感觉——皮埃尔是在离开莫斯科后的第一个休息站第一次领略到这种完全的、不可分离的和人所固有的自由的——充满了正在康复中的皮埃尔的心。他感到奇怪的是，这种不受外部环境制约的内心的自由，现在似乎也添加上了过多的外部自由。他一个人待在陌生的城市里，没有熟人。谁也不要求他做什么；也不叫他到什么地方去。他想要的东西他都有；过去一想起妻子就感到苦恼，现在不这样了，因为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到维尔纳后，库图佐夫违背皇上的意志，让大部分军队停了下来。据他周围的人说，他在维尔纳逗留期间精神变得异常萎靡不振，身体更加衰弱了。他不大乐意管军队的事，把一切交给手下的将军们去办，过着闲散的生活，等着皇上到来。
“啊，多么好啊！真是太好了！”当人们把一张盖着干净的桌布、上面放着香气扑鼻的肉汤的桌子挪到他面前时，或者当他夜里在柔软清洁的床上躺下时，或者当他想起妻子和法国人都已不再存在时，他便自言自语地说。“啊，多么好啊！真是好极了！”这时他又按照老习惯给自己提这样的问题：那么以后怎么样呢？我将怎么办？他立即回答自己说：没有什么。就这么活下去。啊，真是太好了！
“您大概是想对我说我没有吃饭的用具……相反，如果您想要举行宴会，我可以向您提供全套的餐具。”奇恰戈夫突然满脸通红地说，他说每句话都想证明自己的正确，因此推测库图佐夫也是这样。库图佐夫含蓄地、仿佛洞察一切似的笑了笑，耸了耸肩，回答道：“我想说的只是我说的意思。”
他以前感到苦恼的事，他经常寻求着的东西，即生活目的，现在对他来说已不存在。这个所寻求的生活目的并不只是在现时偶然地不存在了，而且他觉得没有而且不可能有这样的目的。正是因为觉得不存在这样的目的，他才充分地领略到了自由，心里很快乐，这就是他此时体验到的幸福。
库图佐夫在和奇恰戈夫谈话时顺便对他说，在鲍里索夫从他那里夺走的几车餐具完好无损，将要还给他。
他不能有目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信念——不是相信某些规则，或某些言论，或某些思想，而是相信永生的、随时可感觉到的上帝。以前他在给自己提出的目的中寻找上帝。这样寻找目的，其实只是寻找上帝；突然在当俘虏期间，他不是凭语言，不是凭推理，而是靠直接的感觉明白了保姆早就对他说过的话：上帝就在眼前，就在这里，他无所不在。他在俘虏营里明白了卡拉塔耶夫心中的上帝要比共济会所承认的造物主更伟大、更无限和更高深莫测。他现在的感觉，如同一个在自己脚下找到了所寻找的东西的人的感觉，可是他却一直集中注意力望着自己面前很远的地方。他整个一生都越过周围人的头顶瞭望前面某个地方，而应当做的事不是使劲朝远处看，只要看自己面前就行了。
奇恰戈夫第一个在库图佐夫将要进驻的维尔纳城堡前迎接他，这个奇恰戈夫是最热烈地主张切断和拦击敌军的人之一，开头要到希腊去牵制敌人，后又提出到华沙去进行牵制，怎么也不愿意到派他去的地方，此人以敢于大胆向皇上陈言著称，认为库图佐夫还欠着他的情，因为他于一八一一年奉命在没有库图佐夫参与的情况下去与土耳其媾和，在得知和约已经签订后便对皇上说，签订和约是库图佐夫的功劳。奇恰戈夫在迎接时身穿海军文官制服，佩着短剑，军帽夹在腋下，把一份军事报告和城门钥匙呈交给库图佐夫。奇恰戈夫已知道库图佐夫受到了责难，他的那种年轻人对一个老糊涂的表面恭敬而心里蔑视的态度，在他的整个言谈举止中极其明显地表现出来。
他以前无论何处都看不见伟大的、高深莫测和无限的东西。他只是感觉到它必定在某个地方，并设法寻找它。他在近处的可以理解的一切当中，只看见有限的、渺小的、平常的、无意义的东西。他用思想的望远镜望着远方，那里这种渺小的和平常的东西隐没在远方的雾中，只是由于看不清楚，他才觉得这东西是伟大的和无限的。在他看来，欧洲的生活、政治、共济会、哲学、慈善事业就是如此。但是就是在他认为自己软弱无力的时刻，他的智力也能深入到这个远方去，看见同样的渺小的、平常的和无意义的东西。而现在他已学会在一切之中看见伟大的、永恒的和无限的东西，因此为了看见它，为了欣赏它，自然就扔掉了在这之前一直用来越过人们的头顶瞭望远方的望远镜，高兴地观察着自己周围永远变化着的，永远伟大的、高深莫测的和无限的生活。他愈是近看，心里就愈是感到平静和幸福。以前一直毁坏着他所有的精神建筑的“为什么”的问题，如今对他来说已不存在了。现在对这个“为什么”的问题，他心里随时都有一个简单的回答：因为有上帝，没有上帝的旨意，我们头上的任何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
十一月二十九日，库图佐夫进入了维尔诺——像他所说的那样，到了亲爱的维尔纳。他曾两次担任过维尔纳总督。在富饶的、未遭战火破坏的维尔纳，库图佐夫除了重新享受早已失去的舒适生活外，还找到了不少老朋友，回想起了许多往事。他突然摆脱了所有军事上的和政务上的操心事，尽量不受他周围激烈的争吵的打扰，沉浸到平稳的和习惯的生活中去，仿佛历史领域内现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与他毫不相干。
十三
库图佐夫对宫廷里的事像对军事一样都很有经验，他是在这一年的八月违背皇上的意志被选任总司令的，他把皇储和亲王撵出部队，运用自己的权力决定放弃莫斯科，做了拂逆皇上意志的事，这位老人现在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时代结束了，他的角色演完了，他已不再拥有那种虚假的权力了。他不仅只是根据宫廷的态度明白这一点的。一方面，他看到他发挥过作用的军事行动结束了，感到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另一方面，他同时开始感到他衰老的身体已非常疲劳，需要休息。
皮埃尔的外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他的样子还完全像过去一样。他还像以前那样心不在焉，看起来他操心的不是眼前的事，而是他自己的某种特殊的事。他过去和现在的状态的区别在于，过去当他忘记放在面前的东西和人们对他说的话时，他总是痛苦地皱起眉头，仿佛试图看清离他很远的东西而又看不清一样。现在他同样常常忘记人们对他说的话和放在面前的东西；但是现在他带着勉强可以察觉的和仿佛带有讽刺意味的微笑注视着他面前的东西，倾听人们对他说的话，虽然他看见和听到的显然完全是另一回事。以前他使人觉得他虽是一个善良的人，但很不幸；因此人们不由自主地离开他。现在他的嘴角经常挂着生活欢乐的微笑，他的眼睛里流露出对人们的同情，好像在问：他们是否像他一样感到满意？于是人们常因有他在场而感到愉快。
但是把本尼格森打发走后，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亲王来到了部队，他在战争初期曾在部队待过，后来库图佐夫把他撵走了。这位亲王到了部队后告诉库图佐夫说，皇上对我军战绩不佳和行动迟缓很不满意。他还说，皇上日内打算亲自到部队来。
以前他说话很多，说话时常常很急躁，不好好听别人说；现在他很少夸夸其谈，善于听人说话，使得人们都乐意把自己内心的秘密告诉他。
“鉴于阁下罹疾，请接此信后即去卡卢加，听候皇帝陛下的旨意和任命。”
大公爵小姐一向不喜欢皮埃尔，自从老伯爵去世后她觉得自己被迫接受皮埃尔周济，更是对他怀有敌意，她到奥廖尔来，本来是为了向皮埃尔证明，尽管他无情无义，她仍认为自己有责任照看他，可是使她感到懊恼和奇怪的是，她在奥廖尔待了几天后，很快觉得自己喜欢他了。皮埃尔并不奉承公爵小姐，讨她的欢心。他只是好奇地观察着她。以前公爵小姐觉得在他看她的目光中包含着冷漠和讽刺，而她在他面前也像在别人面前一样怀有戒心，只显示出自己为人处世中好斗的一面；现在则相反，她觉得他似乎是在探究她生活的最隐秘的方面；她开头对他抱不信任态度，后来怀着感激的心情向他展示出深藏在自己性格中的善良的方面。
尤其是在与杰出的海军上将和彼得堡的英雄维特根施泰因的军队会师后，这种情绪和司令部里的流言蜚语达到了顶点。库图佐夫看到了这一点，只是叹着气，耸耸肩膀。只有一次，在别列津纳战役后，他生气了，给那个单独向皇上打报告的本尼格森写了如下一封信：
一个最狡猾的人也不能更巧妙地博得公爵小姐的信任，使她回忆起美好的青春年华并给以同情。而皮埃尔的狡猾之处只在于唤起这位凶狠的、冷漠的和自命清高的公爵小姐的人类的感情，从中寻找乐趣罢了。
所有这些人正是由于不能理解他，都认为同这老头无话可说；认为他永远不会明白他们的计划的深谋远虑之处；认为他只会说一些关于金桥、关于不能带着一群流浪汉打到国外去之类的空话（他们觉得这只是空话）作为回答。认为这一切他们都听他说过了。他说的一切，例如应当等军粮运到、人们没有靴子穿等，都非常简单，而他们提出的建议都很复杂和聪明，显然在他们心目中他是个老糊涂，而他们是不掌权的天才统帅。
“是的，如果他不受坏人的影响，而受像我这样的人的影响，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人。”公爵小姐心里这样说道。
法国人愈向前跑，他们的残部处境愈是悲惨，俄国将领就愈是意气用事，尤其是在别列津纳战役（由于彼得堡有一个计划，曾对它寄予特别的希望）后，他们相互指责，特别是指责库图佐夫。他们认为彼得堡制定的别列津纳战役计划未能实现是他造成的，对他的不满、蔑视和嘲弄就愈来愈强烈地表现出来。自然这种嘲弄和蔑视用的是表面上恭恭敬敬的表现方式，这使得库图佐夫无法反问他错在哪里，为什么指责他。他们不跟他严肃认真地说话；在向他报告和请示时，就好像在办一件不光彩的例行公事，在他背后挤眉弄眼，处处都设法欺骗他。
皮埃尔发生的变化，他的仆人捷连季和瓦西卡也注意到了，并有各自的看法。他们认为他变得平易近人多了。捷连季帮主人脱了衣服后，常常手里拿着靴子和衣服，道过晚安后迟迟不离开，等待着，看主人是否有话要和他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皮埃尔看见他想要说话，便把他留下。
后面是死路一条，前面还有希望。退路已经没有了；除了一起逃跑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法国人的全部力量都用在一起逃跑上。
“那么你就告诉我……你们是怎样给自己弄到食物的？”他问。于是捷连季便讲起莫斯科遭到破坏的情况，讲起已故的伯爵，就这样拿着衣服站在那里讲了很长时间，有时则听皮埃尔讲，看到主人与他很亲近和对他很友好，心里很高兴，然后才到前厅去。
这种朝前跑的做法是合乎情理的。无论是逃跑的人还是追赶的人，处境都同样地糟糕。留下来和自己人在一起，每个人在遭难时还可以希望得到同伴的帮助，可以希望保持在自己人中间所占的位置。如果投降俄国人，他将陷于同样的困难处境，不过在分配生活用品时将排在最后。法国人并不需要确切的情报，他们知道一半俘虏都冻死和饿死了，俄国人虽然愿意救他们，但是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他们感觉到，事情只能这样。最富有同情心的俄国长官和对法国人有好感的人，就连在俄军服役的法国人，对俘虏也只能这样。毁了法国人的是俄国军队本身遭受的灾难。不能夺走饥饿的、还用得着的士兵的面包和衣服，给予那些不是有害的、不是可恨的、没有过错的、只不过是无用的法国人。有的人这样做了；但是这仅仅只是少数的例外。
给皮埃尔治病的医生每天都来看他，虽然作为医生他应当显示出他的每一分钟对患病的人都很宝贵的样子，但是他在皮埃尔这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讲着他喜爱的故事和他对一般病人、尤其是对女病人的性情观察的结果。
渡过别列津纳河时的战斗的惟一的意义在于，这一战明显地和毫无疑问地证明了所有切断敌军的计划是错误的，而库图佐夫和所有部队（广大群众）所要求的惟一可行的行动方式——只跟踪敌人——是正确的。大群逃跑的法国人不断加快速度，为达到目的使出了全部力量。他们像受伤的野兽一样奔跑，不能去挡住它的去路。证明这一点的，主要不是渡河的安排，而是过桥的人的行动。当几座桥断裂时，没有武器的士兵、从莫斯科逃出的人们、法国人的车队里的妇女儿童都在习惯力量的作用下不投降，全部朝前跑进小船里，跳进冰冷的水里。
“是的，和这样的人说说话是很愉快的，他跟我们外省的人不一样。”他说。
法国军队的人数按照数学的等差级数逐渐减少着。曾被大肆渲染的渡过别列津纳河时的战斗，只不过是法国军队被消灭过程中的一个中间阶段，根本不是整个战争的决定性一仗。如果说关于别列津纳河之役过去和现在都写得很多，那么法国人那么做只是因为法国军队以前在各地均匀地遭受到的灾难如今在同一时刻集中发生在别列津纳河的断桥上，形成了留在所有人记忆里的悲惨景象。而俄国人对别列津纳之战之所以说得和写得很多，是由于在远离战场的地方，在彼得堡制定了（又是普弗尔制定的）让拿破仑在别列津纳河上落入战略陷阱的计划。大家相信一切都将按照计划进行，因此都坚持认为正是渡过别列津纳河时的战斗毁了法国人。实际上，渡过别列津纳河时的战斗的结果对法国人的危害性要小得多，数字表明，损失的大炮和被俘的人员都比克拉斯诺耶战役要少。
奥廖尔有几个被俘的法国军官，大夫带来了其中的一个，这是一个年轻的意大利人。
十
这个军官开始常来看皮埃尔，公爵小姐看见这个意大利人对皮埃尔表现出一片温情，便取笑他。
星星仿佛知道现在谁也不会看见它们，在黑色的天空中玩得更来劲了。它们忽明忽暗，时而颤动着，仿佛相互之间正在低声地忙于交谈某种快乐而又神秘的事情似的。
看来这个意大利人只有在他能够到皮埃尔这里来，和他说话，对他讲述自己的过去、自己的家庭生活和自己的爱情，发泄对法国人、尤其是对拿破仑的愤懑时，才感到幸福。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天上的星星多极了！天气要变得更冷了……”大家都不说话了。
“如果所有俄国人哪怕多少有点像您这样的话，”他对皮埃尔说，“那么同像您这样的人民打仗简直是亵渎行为。法国人让你们受了这么大的罪，你们甚至不怀恨他们。”
“也是人嘛。”一个老兵用军大衣裹住身子，说道。“就是艾蒿也是在根上长的。”
皮埃尔现在受到这个意大利人的热爱，只是因为他唤起了他心里的最美好的感情并加以欣赏。
于是又给他拿来了粥；莫雷尔笑着，开始喝第三盒。所有看着莫雷尔的年轻士兵脸上都露出快乐的微笑。那些认为干这种小事有失体面的老兵们，躺在篝火的另一边，不过有时用胳膊肘撑起身子，含着微笑看看莫雷尔。
皮埃尔在奥廖尔逗留的最后几天，他的老熟人、共济会员维拉尔斯基伯爵前来看他，这就是那个在一八○七年介绍他加入共济会的人。维拉尔斯基娶了一个在奥廖尔省拥有几处大庄园的富有的俄国女人，并在城里的粮食部门担任一个临时的职务。
“给他粥喝；饿了这么久不是一下子能吃饱的。”
维拉尔斯基得知皮埃尔在奥廖尔后，虽然他和皮埃尔从来没有很深的交情，但是还是到他这里来表示友好和亲热，就像通常人们在沙漠里相遇时所做的那样。维拉尔斯基在奥廖尔感到寂寞，因此碰到一个属于同一个圈子以及他认为有相同兴趣爱好的人，心里非常高兴。
“哟，唱得很好！像法国人一样！哦……呵—呵，呵—呵！怎么，还想吃点吗？”
但是，使维拉尔斯基感到惊奇的是，他很快发现皮埃尔已大大落后于真正的生活，并且心里断定皮埃尔已陷入了冷漠和利己主义。
“丘……”扎列塔耶夫使劲地唱道。“丘—丘……”他竭力撮起嘴唇，拉长声音，“莱特里普塔拉，德布德巴，伊德特拉瓦加拉。”他唱道。
“您落后了，亲爱的。”他对他说。现在维拉尔斯基觉得和皮埃尔在一起要比以前愉快了，因此他每天都到他这里来。而皮埃尔现在看着维拉尔斯基和听他说话，心里想道，他自己不久前也是这个样子，不免感到奇怪和不可思议。
“唱得不错。你来，你来，扎列塔耶夫！……”
维拉尔斯基已结了婚，是一个成了家的人，忙于管理妻子的庄园以及处理公务和家事。他认为所有这些事是生活中的障碍，都是鄙俗的，因为都是为了他个人和家庭的幸福。他的注意力常常为关于军事、行政、政治、共济会的想法所吸引。皮埃尔并不努力去改变他的观点，也不责备他，只是带着现在常常是平静的和快乐的讥笑观察着这个对他来说非常熟悉的奇怪现象。
还会对女人献殷勤……
在皮埃尔与维拉尔斯基、公爵小姐、医生以及他现在遇到的所有人的关系中有一个新的、使他博得了所有人的好感的特点：承认每个人都能按自己的方式思考、感觉和看待各种事物；承认不可能用语言说服一个人改变看法。每个人的这种合乎情理的特点以前曾使皮埃尔激动和恼怒，如今成了他同情和关心人的基础。人们的观点和生活之间、人们相互之间的差别以及有时其间的完全对立，使皮埃尔感到高兴，于是他常露出带有讥讽的温和的微笑。
喝酒，打仗，
在实际事务中，皮埃尔现在突然感觉到他有了一个过去没有的重心。以前每一个金钱问题，尤其是他作为一个有钱人经常碰到的有人向他要钱的问题，使他陷于进退维谷和困惑不安之中。“给还是不给？”他问自己。“我有钱，而他又需要。但是另一个人更需要。究竟谁更需要呢？也许这两人都是骗子？”从前他总是这样推测来推测去而得不出结论，只要手头有钱，全都给。以前每逢谈到他的财产问题，有人提出应当这么办，另一个人则认为应那么办时，他也处于这样的困惑之中。
他有三件本事：
现在他发现他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再也不存在疑虑和困惑，这使他自己也感到惊奇。他心中有了一个法官，能根据他自己也不知道的法律决定什么需要做和什么不需要做。
“来吧，再唱，再唱！”
他还像过去那样对金钱问题漠不关心；但是他现在毫无疑问地知道，什么应该做和什么不应该做。他让这个新法官处理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被俘的法国上校的请求，这个上校来找他，对他大谈自己的功绩，最后几乎像提要求似的向皮埃尔提出，要皮埃尔给他四千法郎，好让他寄给老婆孩子。皮埃尔毫不费力和坦然自若地拒绝了他，后来自己也感到惊奇，以前觉得那么难以解决的事居然这样简单和容易。然而在拒绝上校的同时，他认为在离开奥廖尔时必须施一巧计，让那个意大利军官收下给他的钱，因为看样子他确实需要钱用。皮埃尔对妻子的债务问题以及修复不修复莫斯科的住宅和别墅问题的处理，再一次证明他对实际事务已有了自己的看法。
“瞧，真行！呵—呵，呵—呵！……”四处响起了粗声粗气的快乐的笑声。莫雷尔皱起眉头，也笑了。
他的总管到奥廖尔来找他，皮埃尔和总管一起对已发生变化的收入算了一笔总账。根据总管的计算，莫斯科的大火使皮埃尔损失了大约二百万。
那个士兵哼哼唧唧地跟着他唱，挥了挥手，果然掌握了曲调。
总管为了安慰遭受这样重大损失的皮埃尔，给他算了另一笔账，说他尽管有这些损失，但是如果他拒绝偿还他没有义务偿还的伯爵夫人留下的债务，如果他不打算修复莫斯科和莫斯科郊区的那些每年要花八万卢布、但毫无收益的住宅，那么收入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
这个混世魔王……
“是的，是的，说得对，”皮埃尔高兴地微笑着说，“是的，是的，这些我都不需要。看来战争的破坏反而使我变得富有多了。”
莫雷尔眨着眼睛唱道。
但是一月间萨维利奇从莫斯科来，讲了莫斯科的情况，讲了建筑师对修复莫斯科住宅和郊区别墅所需费用的预算，他在讲这事时好像讲已决定了的事一样。与此同时，皮埃尔接到瓦西里公爵和其他熟人从彼得堡写来的信。这些信谈到了妻子的债务。于是皮埃尔认为他非常欣赏的总管的计划是不对的，他应当到彼得堡去了结妻子的事情和到莫斯科去盖房子。为什么应当这样做，他不知道；但是他毫无疑问地知道应当如此。由于作了这样的决定，他的收入减少了四分之三。但是应当这样做；他感觉到这一点。
万岁，英勇的国王！
维拉尔斯基也要去莫斯科，于是他们约定一起走。
万岁，英勇的国王！
皮埃尔在奥廖尔养病的整个期间一直感到快乐、自由和充满活力；而当他在旅途中置身于自由天地、看到几百张新的面孔时，这种感觉更加增强了。他在整个旅行期间都像小学生度假那样快乐。所有的人，车夫、驿站长、路上或村子里的农民，他都觉得新奇。维拉尔斯基的同行和他一路上对俄国贫穷、落后于欧洲、愚昧等的抱怨，反而使他感到更加高兴。在维拉尔斯基看见一潭死水的地方，皮埃尔却看见了强大的生命力，这种隐藏在茫茫雪原里的强大力量支撑着这个完整的、独特的和统一的民族的生命。他没有反驳维拉尔斯基，而且仿佛像同意他的话一样（因为假装的同意是避免毫无结果的争论的最简便的方法）听他说，脸上带着愉快的微笑。
亨利四世万岁，
十四
“来吧，来吧，教我唱，怎么样？我很快就能学会。怎么样？……”莫雷尔搂着的那个爱开玩笑和唱歌的士兵说。
蚂蚁窝被捣毁后，一些蚂蚁拖着食物、蚁卵和死蚂蚁从那里出来，另一些蚂蚁则往回走，很难理解它们为什么那么急急忙忙地走，要到哪里去，为什么它们相互碰撞，相互追赶，打起架来——同样，很难解释是什么原因使得俄罗斯人在法国人撤离后聚集到以前称为莫斯科的地方来。当我们看着散布在被捣毁的蚂蚁窝周围的蚂蚁时，虽然蚂蚁窝彻底被毁了，仍然可以从无数忙忙碌碌的蚂蚁的那股顽强的劲头中看出，在一切被毁的同时，构成这一窝蚂蚁的力量的那种坚不可摧的非物质的东西依然存在——莫斯科也是这样，在十月，虽然那里没有官府，没有教堂，没有圣物，没有房子，但是莫斯科仍然还是八月的那个莫斯科。一切都被毁掉了，但是那种非物质的、然而是强大的和坚不可摧的东西却保存了下来。
莫雷尔这个矮小结实的法国人，两眼红肿，流着眼泪，军帽上像女人一样扎着一条手巾，身上穿着一件女人的短皮袄。看样子他喝醉了，一只手搂住坐在他身旁的士兵，用哑嗓子断断续续地唱着一首法国歌。士兵们两眼望着他，捧腹大笑。
敌人被肃清后，人们从四面八方奔向莫斯科，他们的动机是各不相同的，都抱着个人的目的，开头大多数人都抱着野蛮的和出自本能的动机。只有一个动机是人们所共有的——这就是到以前称为莫斯科的地方去开展自己的活动。
与此同时，莫雷尔坐在士兵们当中最好的位置上。
一个星期后，莫斯科已有一万五千居民，两个星期后达到两万五千。居民人数不断增加，到一八一三年秋总数已超过一八一二年的居民人数。
“哎呀，我的勇士们，哎呀，我的好人们，我的朋友们！这才是真正的人！哎呀，我的勇士们，我的好朋友们！”他像孩子一样，脑袋靠在一个士兵的肩上。
第一批进入莫斯科的俄国人，是温岑格罗德部队的哥萨克、邻近村子的农民和逃出莫斯科后躲藏在周围地区的居民。进入被破坏的莫斯科的俄国人看见城市遭到了抢劫，也动手抢劫起来。他们继续干法国人干过的事。农民赶着大车到莫斯科来，是为了把丢弃在莫斯科残破的房子里和大街上的东西运到乡下去。哥萨克把能运走的东西都运回自己的营地；房屋的主人们则把他们在别的房屋里找到的东西拿回自己家里，借口是这是他们的财产。
“唉，傻瓜！干吗说这些难听的话！真是个乡巴佬，真的，是个乡巴佬。”周围响起了一片责备那个进行讥讽的士兵的喊声。人们围住了朗巴尔，两个人把他抱住，然后手搭手地把他抬进屋里去。朗巴尔搂住士兵的脖子，当他被抬起来时，哀怨凄切地说：
在第一批抢劫者之后又来了第二批，第三批，于是随着抢劫者人数的增加，抢劫一天天地变得愈来愈困难，并且开始具有比较固定的方式。
“怎么？不敢再来了吧？”一个士兵讥讽地对朗巴尔眨眨眼说。
法国人进入莫斯科时虽然它已成为一座空城，但是它还具有一个正常的实际生活过的城市的所有形式，有经营商业、手工业和奢侈品以及进行国家管理和宗教活动的各种机能。这些形式虽已失去了生命力，但还存在着。这里有市场、小铺、商店、货栈、集市——其中大多数还有商品出售；有工厂和作坊；有充满各种奢侈品的宫殿和豪华的住宅；有医院、监狱、政府机关、各种教堂；法国人待的时间愈长，城市生活的这些形式就消失得愈多，最后一切汇合成一整个萧条的抢劫场所。
莫雷尔喝了伏特加和吃完一盒粥后，突然近乎病态地快活起来，开始不停地对听不懂他的话的士兵说着什么。朗巴尔谢绝了酒食，脑袋枕在胳膊肘上默默地躺在篝火旁，一双发红的眼睛茫然地望着俄国士兵。他有时发出长长的呻吟，然后又不做声了。莫雷尔指指肩膀，向士兵们暗示那是一个军官，应当给他找个地方暖和暖和。一个走到篝火旁的俄国军官派人去问上校，他让不让一个法国军官到他那里去取暖；派去的人回来说，上校吩咐把法国军官带去，于是告诉了朗巴尔。朗巴尔站起来想走，但是身体摇晃了一下，要不是站在旁边的士兵把他扶住，他就倒下了。
法国人的抢劫延续得愈久，对莫斯科的财富的破坏就愈大，抢劫者的力量也就消耗得愈多。俄国人恢复故都是从抢劫开始的，可是他们抢劫的时间延续得愈长，参加抢劫的人愈多，莫斯科的财富和正常城市生活也就恢复得愈快。
身体虚弱的法国军官是朗巴尔；裹着手巾的是他的勤务兵莫雷尔。
除了抢劫者外，来的还有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是由于好奇，有的是为了执行公务，有的有个人的打算，——他们之中有房产主、僧侣、大小官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所有这些人像血液流入心脏一样，从四面八方流到莫斯科来。
这是两个躲在树林里的法国人。他们哑声哑气地用士兵听不懂的语言说着什么，走到了篝火前。一个身材高些，戴着军官的帽子，看来身体非常虚弱。他到了篝火旁后想要坐下，但是一下子倒在地上。另一个是一个士兵，矮小结实，腮帮子裹着手巾，身体比较强壮些。他扶起自己的同伴，指着自己的嘴，说着什么。士兵们围住这两个法国人，给那个有病的铺了一件军大衣，又给他俩拿来了粥和伏特加。
一个星期后，一些赶着空车来运抢来的东西的农民已被官府扣留，他们被迫把尸体运到城外去。另一些农民听说他们的同伴遇到挫折，便带着粮食、燕麦、干草到城里来卖，相互压价，把价钱压得比以前还低。木匠们抱着赚大钱的希望，每天都有人到莫斯科来，于是四面八方都有人在盖新房和修理被烧的房子。商人们开始在木板房里营业。在烟熏火燎过的房子里开起了饭馆和客栈。僧侣们在许多没有烧毁的教堂里恢复做礼拜。有人送来了被抢的各种教会的物品。官员们在小房间里摆起了铺着呢子的桌子和装文件的柜子。高级官员和警察负责分发法国人走后留下的财物。有些房子里留下了许多从别的房子里搬来的东西，这些房子的主人们抱怨把所有东西运到多棱宫去的做法不公平；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法国人把不同房子里的东西集中到一个地方，因此把在这个地方找到东西留给房子的主人是欠妥的。有人咒骂警察，贿赂警察；有人对烧掉的公物作十倍的估价；有人要求给予救济。拉斯托普钦伯爵则继续写他的传单。
“弟兄们，有狗熊。”一个士兵说。大家都抬起头倾听，只见从树林里出来两个相互搀扶着的、身上的衣服很古怪的人，进入到了篝火的明亮的火光里。
十五
半夜时分，五连的士兵们听见林中雪地上的脚步声和树枝的断裂声。
一月底，皮埃尔来到莫斯科，住在没有烧毁的厢房里。他看望了拉斯托普钦伯爵和几个回到了莫斯科的熟人，打算第三天去彼得堡。大家都在庆祝胜利；在这劫后复苏的故都一切都充满着生机。大家对皮埃尔的到来都很高兴；人人都愿意见到他，都向他详细询问他的见闻。皮埃尔本来觉得他对遇见的所有人有一种特殊的好感；但是现在他不由自主地对所有人存有戒心，担心自己受到束缚。他对人们向他提出的所有问题——无论是重要的还是最无关紧要的——都作同样的模棱两可的回答；有人问他：他将住在哪里？他想不想盖房子？他什么时候去彼得堡，能不能带一只小箱子去？——他总是回答说：是的，也许，我想，等等。
五连的宿营地紧挨着树林。一大堆篝火在雪地中央烧得很旺，照亮了被冰霜压弯的树枝。
他听说罗斯托夫一家在科斯特罗马，不过很少想起娜塔莎。即使有时想起，那也只是作为对很久以前的往事的愉快回忆而已。他觉得自己不仅摆脱了过去的日常生活环境，而且摆脱了那种他认为是故意装出来的感情。
九
在到达莫斯科后的第三天，他从德鲁别茨科依一家人那里得知玛丽亚公爵小姐在莫斯科。他常想起安德烈公爵之死，他的痛苦和最后的日子，如今这一切又生动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是在吃午饭时听说玛丽亚公爵小姐在莫斯科的，并且知道她住在弗兹德维任卡她家的未被烧毁的房子里，于是当天晚上便去看望她。
“是吗？去瞧一瞧……”几个士兵到五连去了。
皮埃尔在去玛丽亚公爵小姐家的路上不断地想着安德烈公爵，想着他们之间的友谊以及和他的历次见面，尤其是想着在波罗金诺的最后一次见面。
“他们笑得真开心，”他回来说，“两个法国人到了他们那里。一个完全冻坏了，另一个装腔作势，真要命！一个还在唱歌呢。”
“难道他是带着他当时的那种愤恨情绪死去的吗？难道他在临死前还没有弄明白人生的意义？”皮埃尔想。他想起了卡拉塔耶夫和他的死，不禁比较起这两个截然不同而又非常相似的人来，他们相似之处在于这两个人都为他所爱慕，还在于他俩都在世上生活过并且又都死了。
一个士兵站起身来，朝五连走去。
皮埃尔心情非常沉重地到了老公爵的住宅门前。这住宅保存下来了。其中可以看到破坏的痕迹，但是房子的面貌依然如故。迎接皮埃尔的是一个年老的侍仆，此人神情严肃，仿佛想要客人知道，公爵虽然不在了，家里的规矩并没有变，他说，公爵小姐回自己房里去了，她每逢星期日接待客人。
“听，五连那里在大声说笑，”一个士兵说，“那里人多极了！”
“你去通报一下；也许会接待的。”皮埃尔说。
谈话停止后可以听到几个已经睡着的人的打鼾声；其余的人转动着身子，烤着火，有时交谈几句。从远处一百来步外的篝火旁传来一阵快活的齐声大笑。
“是，”侍仆说，“请到肖像室里坐。”
“你挤什么？火是你一个人的，还是怎么的？瞧他把手脚伸得那么开。”
几分钟后，侍仆带着德萨尔来见皮埃尔。德萨尔向皮埃尔传达了公爵小姐的话，说公爵小姐很高兴见到他，如果他原谅她的失礼的话，请他到楼上她的房间去。
“噢，我的上帝！”
玛丽亚公爵小姐坐在一个点着一支蜡烛的不高的小房间里，还有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和她坐在一起。皮埃尔想起了公爵小姐身边常有女伴。这些女伴是谁，是些什么样的人，皮埃尔并不知道，也不记得。“这大概是一个女伴。”他想，朝那个穿黑衣服的女士看了一眼。
“背烤暖了，肚子又凉了。真怪。”
公爵小姐很快站起身来迎接他，向他伸出了一只手。
“还得添点柴火。”
“是啊。”她说，让他吻了她的手，然后端详着他那发生了变化的脸。“瞧，我们又见面了。他在临终前常提起您。”她说，同时把目光从皮埃尔身上转移到女伴身上，那女伴羞怯的神情使皮埃尔吃了一惊。
“这说明，弟兄们，明年会是好年成。”
“我在得知您获救后非常高兴。这是我们很久以来得到的惟一的好消息。”公爵小姐又更加不安地看了女伴一眼，想要说些什么；但是皮埃尔打断了她的话。
“瞧，天上的星星多亮！你看，娘儿们在织布了。”一个士兵望着银河说。
“您瞧，他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他说。“我以为他阵亡了。我所知道的，都是从别人，从第三者那里听来的。我只知道他和罗斯托夫一家人在一起……全是命运的安排！”
谈话停止了，士兵们开始躺下休息了。
皮埃尔说得很快，很兴奋。他朝女伴的脸看了看，发现她正用亲切和好奇的目光注意地看着他，于是如同谈话时常有的那样，他不知为什么觉得这个穿黑衣服的女伴是一个可爱的、善良的、招人喜欢的人，并不妨碍他与玛丽亚公爵小姐倾心的交谈。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把这事了结，他不会再来了。”老兵打着哈欠说。
但是当他最后说到罗斯托夫一家人时，玛丽亚公爵小姐脸上慌乱的表情变得更加明显了。她又迅速地把目光从皮埃尔脸上移到穿黑衣服的女士脸上，说道：
“照我的脾气，我抓住他后就把他埋进土里。上面再插一根杨木橛子，叫他不再兴妖作怪。他害了多少人。”
“您难道没有认出来？”
“什么瞎说，全是真的。”
皮埃尔又朝女伴的那张清癯苍白、眼睛乌黑和嘴巴变了样的脸看了一眼。只见她的那双专注地瞧着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某种亲切的、早已忘记的和非常可爱的神情。
“照我看来，你真会瞎说，基谢廖夫。”
“不，这不可能，”皮埃尔想，“这张严肃的、清瘦苍白的、显得老了的脸难道是她的？这不可能是她。这只是有些相似罢了。”但是这时玛丽亚公爵小姐喊了一声“娜塔莎”，于是那张目光专注的脸像一扇生了锈的铁门打开一样，困难地和费劲地露出了笑容，于是从这扇打开的门里突然向皮埃尔散发出了一股他早已忘记的、尤其是现在没有想到的幸福的气息。这股气息散发开来，充满了他全身，占据了他整个心灵。看见她在微笑，已不可能有任何怀疑：这就是娜塔莎，他爱她。
“可不是，大叔。前天我们冲过去，他们不等我们靠近，就赶紧扔掉枪，跪了下来。嘴里喊着‘饶命’。这只是一个例子。听说，普拉托夫两次抓住了拿破仑。他不懂法国话。抓是抓住了，可是想不到在他手里变成了一只鸟，飞呀飞，就飞走了。打也打不死他。”
在最初的瞬间，皮埃尔不由自主地对她、对玛丽亚公爵小姐、主要的是对他自己泄漏了他自己也不清楚的秘密。他高兴而又痛苦地涨红了脸。他想要掩饰自己的激动。但是愈想掩饰，却更加清楚地——比用最明确的语言还要清楚地对自己、对她、对玛丽亚公爵小姐说明了他爱她。
“那一仗可真像个样子，”老兵说，“它才叫人有东西可以回忆；后来打的仗……只不过是折磨人罢了。”
“不，这是由于没有料想到的缘故。”皮埃尔想。但是他刚想和玛丽亚公爵小姐继续已开了头的谈话，又朝娜塔莎看了一眼，这时他的脸涨得更红了，一种更加强烈的又高兴又恐惧的感觉充满了他的心。他变得语无伦次起来，说了一半停住了。
“那个老乡说，在莫扎依斯克附近，在打过仗的地方，把他们从十来个村子里召集来运尸体，运了二十天还没有运完。他说，那些狼……”
皮埃尔没有注意娜塔莎，因为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看见她，而他之所以没有认出她，是因为从上次见到她以来她身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瘦了，脸色变得苍白了。但并不是这点使她难以辨认，他刚进门时未能认出她，因为她以前眼睛里总是隐隐地闪烁着充满生命欢乐的微笑，而在他进门后第一次看她时，她连一丝笑意也没有；他看到的只是一双神情专注、和善以及带有忧伤和疑惑的眼睛。
谁也没有反驳。
皮埃尔的窘态没有影响娜塔莎，她只感到高兴，这使她的整个脸显得稍稍开朗起来。
“这想必是因为吃得不一样，”司务长说，“都吃老爷们吃的饭菜。”
十六
大家都没有说话。
“她是暂住在我这里的，”玛丽亚公爵小姐说，“伯爵和伯爵夫人过几天就要来了，伯爵夫人的情况很不好。但娜塔莎本人也需要看医生。是强迫她跟我一起来的。”
“你真聪明！什么天气冷！那时还热着呢。要是因为天气冷，我们的人也就不会发臭了。他说，你要是走到我们的人跟前去，就会看见整个人都腐烂了，长了蛆。这样就得用手巾捂住鼻子，转过脸，拖着走，简直受不了。而他们却像白纸一样，一丁点儿气味也没有。”
“是啊，如今还有哪家能不遭到不幸？”皮埃尔对娜塔莎说。“您知道，这事发生在我们得到解救的那一天。我看见了他。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孩子。”
“这是不是天气冷的缘故？”一个人问。
娜塔莎看着他，听了他的话后只把眼睛睁得更大更亮作为回答。
“说起来也怪，弟兄们，”那个对他们皮肤白净感到惊讶的士兵接着说，“莫扎依斯克的老乡说，在打扫战场时他们的尸体已躺了一个来月。他说，那尸体躺在那里像白纸一样，干干净净，一丁点儿气味也没有。”
“还有什么安慰的话可说或什么安慰的办法可想呢？”皮埃尔说。“没有。这样充满活力的好孩子为什么要死呢？”
“我们的话他们一点不懂，”跳舞的士兵面带困惑的微笑着说，“我问他：‘哪个国家的？’他叽里咕噜地说着他们的话。真是一些奇怪的人！”
“是啊，现在没有信仰是很难生活的……”玛丽亚公爵小姐说。
“你以为怎么样？他把各种身份的人都招来打仗了。”
“是的，是的。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皮埃尔急忙打断她的话说。
“他们都干干净净的，弟兄们，”第一个人说，“白净得像白桦树，有的人样子很威武，你说说，大概是贵族吧。”
“为什么？”娜塔莎问，注意地看着皮埃尔的眼睛。
“全都被哥萨克给脱走了。今天给上校打扫房子，搬走他们的尸体。看起来怪可怜的，弟兄们，”那个跳舞的士兵说，“翻动他们时，发现一个人还活着，你信不信，他嘴里还在叽里咕噜地说着他们的话。”
“怎么为什么？”玛丽亚公爵小姐说。“只要一想到那里等待着我们……”
“今天抓到的法国人可不少；可是，说句实话，没有一个人穿的靴子是像样的，只不过徒有其名罢了。”一个士兵挑起了一个新的话题。
娜塔莎没有听完玛丽亚公爵小姐的话，又用疑问的目光看了皮埃尔一眼。
瘦小的士兵不言语了，刚才的谈话又继续下去。
“这是由于，”皮埃尔接着说，“只有相信上帝在主宰着我们的人，才能经受住像她……和您所遭受的损失。”皮埃尔说。
“够了，够了。”司务长平静地说。
娜塔莎已张开了嘴，想要说什么，但是突然停住了。皮埃尔急忙扭过头去不看她，又向玛丽亚公爵小姐问起他的朋友生前最后几天的情况来。他的窘态现在几乎消失了；但是与此同时他觉得，他在这之前拥有的全部自由也消失了。他觉得，现在他的每句话和每个行动都有了一个法官，都在受到裁判，而这种裁判对他来说比世界上所有人的裁判都可贵。他现在一面说着话，一面考虑着自己的话会给娜塔莎留下什么印象。他并不有意说一些她可能会喜欢的话；但是不管他说什么，他都用她的观点来评判自己。
“那你是怎么想的？”突然那个被称为乌鸦的尖鼻子士兵从篝火旁欠起身来，用尖细颤抖的声音说。“胖的人变瘦了，瘦的只有死路一条。我就是这样。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突然对司务长坚决地说，“你叫人把我送到医院去吧，我浑身疼痛；不然反正是会掉队的……”
玛丽亚公爵小姐像通常那样，不大乐意地讲起她见到安德烈公爵时的情况。但是在皮埃尔的一再提问下，见到他的兴奋不安的目光和激动得发抖的面颊，便逐渐讲得详细些，而这些详细情况是她自己也害怕回忆的。
“莫非你也想那么做？”一个老兵责备那个说脚冻坏了的人。
“是的，是的，是这样，是这样……”皮埃尔整个身子俯向玛丽亚公爵小姐，聚精会神地听她讲述。“是的，是的；这么说，他平静下来了？变得温和了？他一辈子都一心一意地力求做到这一点：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他不会害怕死。如果说他有缺点的话，那么这缺点不是他自己造成的。这么说，他变得温和了？”皮埃尔说。“他能和您见面是多大的幸福啊！”他突然对娜塔莎说，朝她转过身去，两眼饱含泪水地看着她。
“嘿，全是空话！”司务长说。
娜塔莎的脸颤动了一下。她皱起眉头，霎时间垂下了眼睛。她犹豫了一会儿：拿不定主意是说话还是不说话。
“你想想，脚冻坏了，你叫他怎么走？”
“是的，这是幸福，”她用胸音低声地说，“对我来说这确实是幸福。”她沉默了一会儿。“他……他……他也说，他在我进去看他时，正盼望着这个……”娜塔莎的声音中断了。她涨红了脸，两手紧握，撑在膝盖上，看来在竭力控制自己，突然抬起头，很快地说了起来。
“听说，三连昨天少了九个人。”
“我们离开莫斯科时什么也不知道。我不敢问他的情况。突然索尼娅告诉我，他就在我们这里。我什么也没有想，也想象不出他的情况怎么样；我只需要见到他，和他在一起。”她一面说，一面颤抖着，激动得喘不上气来。她不让别人打断她的话，讲了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过的事，讲了三个星期来在旅途中和住在雅罗斯拉夫尔时所经受的一切。
“有什么好说的，是个少爷兵……”
皮埃尔张大嘴听她讲，用饱含泪水的眼睛注视着她。他在听她讲时，既不想安德烈公爵和他的死，也没有想她讲的事。他听她讲，只有一种怜惜她的感情，因为见她讲述时心里很痛苦。
“我早就看出来了。”另一个司务长说。
公爵小姐想要忍住眼泪，便皱起了眉头，坐在娜塔莎身旁，第一次听她讲哥哥与她相爱的最后几天的情况。
“瞧，彼得罗夫这狗崽子，还是掉队了。”司务长说。
看来娜塔莎很需要这样痛苦而又快乐地讲一讲她的感受。
“快要发新的了。听说，打完仗，每个人发双份。”
她不停地说着，把不值一提的细节与深藏在内心的秘密搅和在一起，好像永远讲不完似的。她几次重复了同样的事情。
“好了，老兄。”他说；他坐下来，从背囊里拿出一块蓝色的法国呢子，开始裹脚。“脚都冻僵了。”他加了一句，把脚朝火堆伸过去。
从门外传来了德萨尔的说话声，他问尼科卢什卡可不可以进来道声晚安。
跳舞的人停住了，把耷拉的鞋底撕下来，扔进火里。
“就这些，就这些……”娜塔莎说。在尼科卢什卡进来时她很快站起身来，几乎朝门口跑去，脑袋碰在挂着帘子的门上，不知是由于碰痛了还是由于伤心，呻吟着跑出了房间。
“喂，鞋底就要跳掉了！”红头发看见跳舞的人一只鞋的鞋底耷拉下来，喊道。“跳舞真是害人的事！”
皮埃尔看着她出去的那扇门，不明白为什么突然觉得他一个人留在了这整个世界上。
“啊，妈妈，露水凉冰冰，多么好呀，我当上了火枪兵……”他边跳边唱，仿佛每个音节都打嗝儿似的。
玛丽亚公爵小姐叫他看看这时进了房间的侄儿，他才脱离了茫然若失的状态。
士兵们把木柴劈开、压断，用嘴吹火，用大衣下摆扇，火焰呼呼地蹿起来，发出爆烈声。士兵们挪近一点，抽起烟来。那个抱木柴来的漂亮的年轻士兵两手叉腰，开始在原地快速而动作利落地跺起冻僵的脚来。
尼科卢什卡的脸很像他的父亲，这时心肠变软的皮埃尔见了他心里很难受，便吻了吻他，急忙站起来，掏出手绢，走到窗口。他想要向玛丽亚公爵小姐告辞，但是她留住了他。
“拿到这里来。嘿，好大的一抱！”
“不，我和娜塔莎有时到夜里两点多还不睡；请您再待一会儿。我吩咐他们准备晚饭。请到楼下去；我们马上就来。”
“喂，马克耶夫，你怎么啦……找不到地方了还是狼把你吃了？拿木柴来。”一个红脸红头发的士兵喊道，烟熏得他眨巴着眯起的眼睛，但他不离开火堆。“你哪怕去找点柴火来，乌鸦。”这个士兵对另一个士兵说。红头发既不是士官，也不是上等兵，但是他身体健壮，因此对那些身体比他弱的人发号施令。那个被他称为乌鸦的身体瘦小、鼻子很尖的士兵顺从地站起身来，去执行命令，但是这时火光中出现了一个抱着木柴的年轻士兵的细长漂亮的身影。
在皮埃尔走出房间前公爵小姐对他说：
聚集在搭了防风篱笆的八连那里的人最多。两个司务长都坐到他们这里来，他们的篝火烧得最旺。他们要求那些想坐到篱笆旁的人都带木柴来。
“这是她第一次这样说起他。”
可是恰恰相反，过去在最好的物质条件下部队的气氛从来没有这样快乐和活跃过。这是因为部队每天都在淘汰自己内部开始变得消沉和软弱的人。所有体力上和精神上软弱的人早就抛在后面了，留下的只是部队的精华——就精神和体力来说都是如此。
十七
当时俄国士兵处于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困难的生存条件下——没有暖和的靴子，没有皮袄，没有房子住，露宿在零下十八度的雪地上，甚至没有足够的粮食，因为给养不是总能跟得上部队——在这样的条件下，看来似乎士兵的情绪一定会显得极为悲伤和沮丧。
皮埃尔被请到灯火通明的大餐厅里；几分钟后传来了脚步声，公爵小姐和娜塔莎进来了。娜塔莎很平静，虽然她脸上又露出了没有笑容的严肃表情。玛丽亚公爵小姐、娜塔莎和皮埃尔同样都有一种在进行了严肃的和推心置腹的交谈后常有的难为情的感觉。要继续刚才的谈话是不可能了；讲一些琐事又不好意思，而默不作声心里又难受，因为都想说话，这沉默仿佛是假装出来的。他们默默地走到餐桌旁。侍仆们拉开椅子，等他们就位后又推回去。皮埃尔打开冰凉的餐巾，决定打破沉默，朝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看了一眼。她们显然这时也决定说说话，因为两人的眼睛里闪现出对生活感到满意的神情，认为除了痛苦外，也有欢乐。
八
“您喝伏特加吗，伯爵？”玛丽亚公爵小姐问，这句话一下子驱散了过去的阴影。
八连拖来的篱笆在北面围成半圈，用枪架支住，在篱笆前生了篝火。不久打起了点名鼓，清点了人数，吃了晚饭，然后分散到篝火旁过夜——有的人修鞋，有的人抽烟，有的人把身上的衣服全脱下来，在火上烤虱子。
“请您说一说您的事，”玛丽亚公爵小姐说，“人们都在讲您的那些难以置信的奇遇呢。”
四面八方人们都在挥动刀斧干活。一切都是在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进行的。人们搬来过夜用的木柴，为长官搭窝棚，用大锅煮饭，收拾枪支和装备。
“是的，”皮埃尔带着现在常有的包含着温和的嘲讽的微笑说。“甚至有人对我本人讲那些我做梦也没有见过的奇事。玛丽亚·阿勃拉莫夫娜把我请去，对我大讲我遇到的或应当遇到的事。斯捷潘·斯捷潘内奇也教我应该如何讲述。总之，我发现做一个招人喜欢的人是很舒服的（我现在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人们请我去，对我讲我的故事。”
士兵把篱笆拖到时，各处行军灶的火已燃起来了。木柴噼啪作响，雪融化着，士兵们的黑影在整块踩实了的雪地上来回晃动。
娜塔莎笑了笑，想说些什么。
在他们经过的那座农舍里，聚集了部队的高级长官，他们喝着茶，热烈谈论着刚过去的一天的事和明天作战的设想。打算实行左翼侧进，切断总督的退路，把他活捉。
“有人对我们说，”玛丽亚公爵小姐抢过去说，“您在莫斯科损失了二百万。这是真的吗？”
“难道你不乐意吗？”一个人笑着说；接着士兵们压低声音，继续朝前走。到了村外，他们又大声嚷嚷起来，话里照样夹杂进一些同样的无意义的骂人字眼。
“我比过去富了两倍。”皮埃尔说。尽管由于要还妻子的债务和盖房子他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他仍然说他富了两倍。
“瞧，鬼东西，打得真狠！打得满脸是血。”等司务长走后他胆怯地低声说。
“不过我无疑得到了一样东西，”他说，“这就是自由……”他说得很认真；但是发现这样说太自私，便改变主意，没有说下去。
士兵们不做声了。那个被打的士兵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擦着脸上的血，他的脸是他撞在篱笆上划破的。
“您在盖房子吗？”
“军官老爷们都在这里；将军大人也在屋里，而你们这些鬼东西却骂骂咧咧的。我叫你们见鬼去！”司务长喊了一声，挥手朝第一个碰到的士兵的背上就是一拳。“难道不能小声点吗？”
“是的，萨维利奇要我这样做。”
“你们这是干什么？”突然传来了一个士兵的盛气凌人的声音，他正朝拖篱笆的人跑过来。
“请问，您在莫斯科留下来时是否还不知道伯爵夫人去世？”玛丽亚公爵小姐问，话一出口她立刻脸红了，因为她发现，她在皮埃尔说了他得到了自由后提出这个问题，会给他的话添上它也许原来没有的意思。
快乐而粗野的骂声一刻不停。
“不。”皮埃尔回答道，显然并不认为玛丽亚公爵小姐对他所说的得到了自由的话的解释有什么不适当之处。“我是在奥廖尔知道的，您想象不到，这消息使我多么吃惊。我们不是模范夫妻。”他朝娜塔莎看了一眼，发现她脸上流露出好奇的神情，很想知道他对妻子有什么看法，便很快地说了一句。“但是她的死使我非常吃惊。凡是两个人吵架，总是双方都有错。而当对方已不在人世时，就会突然觉得自己的过错非常严重。再说又是那样死去的……没有朋友，听不到安慰。我非常、非常可怜她。”他说完后，高兴地发现娜塔莎脸上欣然表示赞同的表情。
“走呀，怎么啦……倒了，唉……怎么停住了？真是的……”
“是啊，您又成了单身汉和择婿的对象了。”玛丽亚公爵小姐说。
六连的二十来个人正在朝村子里走，听见后都来帮助拖篱笆；于是这道大约五俄丈长、一俄丈宽的篱笆弯曲起来，压着和刺着喘着粗气的士兵的双肩，沿着村子的街道向前移动。
皮埃尔突然满脸通红，很久不敢看娜塔莎。而当他下决心朝她看一眼时，他觉得她脸上的表情是冷淡、严肃，甚至是轻蔑的。
“喂，六连的！鬼东西！帮一把……也会有用得着我们的时候。”
“有人对我们说，您见过拿破仑，和他说过话，有这回事吗？”玛丽亚公爵小姐问。
大家不说话了，只听得一个柔和悦耳的声音轻轻地唱了起来。在第三段的结尾，最后一个音刚结束，二十个人就一齐喊道：“哼一唷，哼一唷！行！一——二！使劲，弟兄们！……”但是虽然大家一齐用力，篱笆墙仍很少动一动，在随之而来的沉默中，可以听见呼哧呼哧地喘粗气的声音。
皮埃尔笑了起来。
“来吧，一，二……停一下，弟兄们！……喊个号子吧！”
“没有，从来没有见过。大家总是觉得当俘虏是到拿破仑那里做客。我不仅没有见过他，而且也没有听人说过他。和我在一起的人地位要低得多。”
“两个人两个人地来！把撬棍拿到这里来！就这样。你往哪里去？”
晚餐结束了，皮埃尔开头不愿讲他当俘虏的事，但是逐渐讲了起来。
“来吧，一——二，推！”人们喊着，在黑夜中那堵落了一层薄雪的巨大的篱笆墙咯吱咯吱地响着晃动起来。下面的木桩的咯吱声愈来愈响，最后整个篱笆墙连同推它的士兵们倒了下来。发出了一阵嗓门很粗的快乐的大喊大叫声和哈哈大笑声。
“听说您留下来是为了刺杀拿破仑，这是真的吗？”娜塔莎面带微笑问。“我们在苏哈列夫塔楼附近碰到您时，我就猜到了；您记得吗？”
在村边的农舍后面，大约有十五个士兵正在高兴地吆喝着摇晃一个木棚的高高的篱笆墙，木棚的顶盖已经拆掉了。
皮埃尔承认这是事实，他从娜塔莎提这个问题开始，逐步在玛丽亚公爵小姐、尤其是娜塔莎所提问题的引导下，详细地讲起他的各种奇遇来。
团队像一只巨大的多足兽一样开始安排自己的洞穴和食物。一部分士兵踩着没膝深的雪到村子右边的桦树林去，树林里立刻响起斧子砍树的声音以及砍断的树枝的断裂声和愉快的说话声；另一部分士兵在团队的集中在一起的车辆马匹中间忙碌着，取出铁锅和干粮，给马匹喂料；还有一部分士兵分散到村里去，给司令部的人安排住处，把停放在各家的法国人的尸体抬走，搬来木板、干柴和屋顶上的干草用来生篝火和搭挡风的篱笆。
开头他讲的时候眼睛里流露出他现在常有的温和地讽刺别人、尤其是讽刺自己的神情；但是后来当他讲到他见到的可怕的和痛苦的情景时，不知不觉地来了劲儿，克制着一个人在回想起给自己留下强烈印象的事情时常有的激动，接着往下讲。
团长骑马到了留给他的房子前。团队则通过村庄，在村边路上的几座房子旁架起了枪。
玛丽亚公爵小姐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时而看看皮埃尔，时而看看娜塔莎。她在这整个讲述中看到的只是皮埃尔的为人和他的善良。娜塔莎用一只手支撑着脑袋，脸上的表情随着讲述的内容而不断变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皮埃尔，看来她在和他一起感受着他讲的事情。不仅是她的眼神，还有她的惊呼和提出的简短的问题，都向皮埃尔表明，她从他所讲的事情中所理解的正是他要表达的东西。可以看出，她不仅理解了他讲出来的事，而且理解了他想要讲而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东西。关于他为保护孩子和妇女而被捕的细节，皮埃尔是这样讲的：
火枪兵团在离开塔鲁季诺时有三千人，它是第一批到达指定的宿营地——大路旁的一个村庄——的团队之一，到达时只剩下九百人。设营员在迎接团队时说，所有房子都被死伤的法国人、骑兵和各个司令部占了。只给团长留下了一座房子。
“那情景可怕极了，孩子们被抛弃，有的在火里……我亲眼看见一个孩子从火里救出来……妇女们身上的东西被抢走，耳环被扯下……”
十一月八日是克拉斯诺耶战役的最后一天；部队来到宿营地时，天已经开始黑了。这一整天都平静无风，天气寒冷，飘着稀稀拉拉的雪花；快到傍晚时开始放晴。透过雪花可以看见深紫色的星空，气温变得更低了。
说到这里皮埃尔脸红了，踌躇起来。
七
“这时来了巡逻队，把所有没有进行抢劫的人，所有男人抓走了。也抓了我。”
库图佐夫说的话未必能为部队所理解。谁也复述不出元帅的这番开头庄重、最后变得像老年人拉家常一样的讲话的内容；但是这发自内心的讲话的意思不仅为人们所理解，而且正是这种通过老年人和善的骂声表现出来的、与对敌人的怜悯和对自己正义的自信结合在一起的自豪欣喜的感情，深藏在每个士兵的心里，并用经久不息的欢呼声表达出来。在这之后一个将军问总司令是否要备车，库图佐夫在回答时出人意外地抽泣了一声，看来他的心情非常激动。
“您一定没有全说出来；您想必做了什么事……”娜塔莎说，停了一下，“做了好事。”
“可是话又要说回来，谁叫他们到我们这里来的？他们活该，这些……老……爷……”他突然抬起头说。接着把鞭子一挥，在整个战争期间第一次策马奔驰，离开了乱了队列、高兴得哈哈大笑和喊着“乌拉”的士兵们。
皮埃尔继续往下说。他在讲到行刑时，想要绕过可怕的细节；但是娜塔莎要求他一点不落地讲出来。
他望着自己的周围，从人们目不转睛地注视他的包含着敬意和困惑的目光中看出了他们同意他的话，于是他的嘴角和眼角皱了起来，露出温和的微笑，脸上的表情变得愈来愈开朗。他停了一会儿，仿佛困惑地低下头。
皮埃尔想要讲卡拉塔耶夫（这时他已从桌旁站起来，来回走动，娜塔莎两眼注视着他），但又停住了。
“听我说，弟兄们。我知道你们都很辛苦，但这有什么办法呢！忍耐一下吧；时间不会太长了。等我们把这些不速之客送走，就可以休息休息了。皇上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的。你们虽然辛苦，但是你们总算是在自己家里；而他们——你们看，落到了这个地步。”他指着俘虏说。“比最穷的乞丐还不如。他们强大的时候，我们不遗余力地打他们，现在可以可怜他们了。他们也是人。说得对吗，弟兄们？”
“不，你们不能理解我从这个没有文化的人，从这个粗人身上学到的东西。”
在军官堆里和在士兵行列里人们都向前动了一下，以便把他现在要说的话听得更加清楚些。
“不，不，您说吧。”娜塔莎说。“他在哪里？”
他的声音和脸上的表情突然变了：作为总司令的他不再说了，开始说话的是一个普通的老人，显然他现在有几句最需要说的话要对伙伴们说。
“我几乎是眼看着他被打死的。”于是皮埃尔讲起他们撤退的最后几天的情况，讲起卡拉塔耶夫的病（他的嗓音不停地颤抖着）和他的死。
“听我说，弟兄们。”他在欢呼声停下来后说。
皮埃尔还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这样讲过他的奇遇，自己还从来没有这样回想过这些事。他现在仿佛看到他所经历的一切具有新的意义。现在当他把这一切讲给娜塔莎听时，他感受到了女人们在听男人说话时所能给予的少有的愉悦——这里说的不是那些聪明的女人，她们在听的时候竭力想记住人家说的话用来充实自己的头脑，一有机会就搬出来说给别人听，或者把它安到自己的想法上，赶紧把她们聪明的小脑袋瓜里制造的聪明的言论发表出来；他感受到的是真正的女人给予的愉悦，这样的女人具有选择和吸收男人身上的一切美好的东西的能力。娜塔莎自己也不知道她是那样的全神贯注：她不放过皮埃尔的每一句话、声音的每一个颤动，不放过每一道目光，面部肌肉的每一次抖动，每一个手势。她不等话说出口就领会了它的意思，直接吸收进自己敞开的心中，猜测着皮埃尔内心活动的秘密。
在士兵们欢呼时，库图佐夫朝马鞍俯下身，低下头，他的那只独眼闪烁着温和的、仿佛带着讥讽的亮光。
玛丽亚公爵小姐理解他讲的事，同情他，但是她现在看到的是另一件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力的事；她看到娜塔莎和皮埃尔有可能相爱并得到幸福。她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想法，心里很高兴。
“乌拉—拉—拉！”几千个声音吼叫起来。
时间已是夜里三点钟。侍仆们脸色忧郁和表情严肃地来换蜡烛，但是谁也没有注意他们。
“把它的头放低些，放低些。”他对那个无意中把手中举着的法国鹰旗放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军旗面前的士兵说。“再低些，再低些，就这样。乌拉！弟兄们。”他把下巴颏迅速朝士兵们一摆，说道。
皮埃尔讲述完了。娜塔莎还用她那双兴奋的、闪闪发亮的眼睛继续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仿佛还想知道他也许没有说出来的其余的事情。皮埃尔有些发窘，时而不好意思地和幸福地看看她，考虑着现在说点什么把话题转移到别的事情上去。玛丽亚公爵小姐沉默着。谁也没有想到已是夜里三点钟，该睡觉了。
“谢谢大家！”他对士兵们说，又朝军官们转过头来。在他周围的一片寂静中，可以清楚地听见他缓慢的说话声。“谢谢大家在困难的条件下忠实地为祖国效劳。胜利已完全在握，俄罗斯不会忘记你们。光荣永远属于你们！”他停了一会儿，环顾四周。
“人们说：这是不幸，是痛苦，”皮埃尔说，“但是如果现在，此时此刻有人问我：你愿意像当俘虏前那样呢，还是愿意把所有这一切从头经受一遍？看在上帝分上，让我再当一次俘虏和吃马肉吧。我们总认为只要被抛出习惯的道路，就一切都完了；其实这时新的、好的东西才刚刚开始。只要还活着，就有幸福。来日方长，大有可为。我这是对您说的。”他转身对娜塔莎说。
他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前面勒住马，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随从中有人挥了一下手，叫举着军旗的士兵过来，把军旗立在总司令周围。库图佐夫沉默了几秒钟，眼见处在他的地位必须讲话，便不大乐意地顺从了，抬起头，开始讲起来。一群群军官围住他。他注意地扫视了一下周围的军官，认出了其中的一些人。
“是的，是的，”她说，回答的完全是别的问题，“我没有别的愿望，只想把一切重新经受一遍。”
“啊，军旗！”库图佐夫说，看来他的思想好容易才从他感兴趣的事情上转移过来。他茫然地朝周围看了一眼。四周几千双眼睛望着他，人们都在等待他说话。
皮埃尔注意地朝她看了一眼。
“你说什么？什么？”他问那个正在继续报告的将军，那将军要总司令注意立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队伍前的被缴获的法国军旗。
“是的，我再也不想要什么了。”娜塔莎又说一遍。
库图佐夫久久地注意看着这两个士兵；他更紧地皱起眉头，眯起眼睛，若有所思地摇摇头。在另一个地方他看到一个俄国士兵正在笑着和拍着一个法国人的肩膀，亲切地对他说着什么。库图佐夫又带着同样的表情摇摇头。
“不对，不对，”皮埃尔喊了起来，“我活着，并且想活下去，这并不是我的过错；您也一样。”
一堆法国人靠近路边站着，两个士兵——其中一人的脸上生满疮——正用手撕着一块生肉。在他们投向经过的人身上的目光中，在那个脸上生疮的士兵朝库图佐夫瞥了一眼、转过头去继续干他的事的凶狠表情中，有一种可怕的和兽性的东西。
娜塔莎突然低下头，两手捧着脸，哭了起来。
库图佐夫仿佛心里想着什么事，没有听见这个将军的话。他不满地眯起眼睛，注意地和目不转睛地看着样子特别可怜的俘虏。大部分法国士兵的鼻子和面颊都冻坏了，模样很难看，几乎所有人的眼睛是红肿的，化了脓。
“你怎么啦，娜塔莎？”玛丽亚公爵小姐问。
天气晴朗，寒气袭人。库图佐夫带着一大批对他不满、在他背后窃窃私语的将军，骑着肥壮的小白马去多布罗耶。只见沿途今天抓获的法国俘虏（这一天共俘虏了七千人）聚集在篝火旁烤火。在离多布罗耶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群衣衫褴褛、胡乱用什么东西裹着身体的俘虏站在路上一长列被卸下的大炮旁吵吵嚷嚷地说着话。当总司令走近时，说话停止了，所有人的眼睛都盯住头戴红箍白帽、拱起的肩上披着棉大衣的库图佐夫，看着他慢慢地过来。一个将军向库图佐夫报告这些大炮和俘虏是在什么地方缴获和抓获的。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她含着眼泪朝皮埃尔笑了笑。“再见，该睡觉了。”
十一月五日是所谓的克拉斯诺耶战役的第一天。傍晚前，进行了多次争论，得知将军们走错了路到了不该去的地方；在派副官送去相反的命令后，情况已经非常清楚，敌人到处都在逃跑，不可能、也不会再有战斗，这时库图佐夫离开克拉斯诺耶前往多布罗耶，因为今天总部已迁到了那里。
皮埃尔站起身来告辞了。
六
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娜塔莎像平常一样，一起来到卧室里。她们谈了一会儿皮埃尔讲的事。玛丽亚公爵小姐没有说她对皮埃尔的看法。娜塔莎也没有说。
在奴才心目中是不可能有伟大人物的，因为奴才对伟大有他自己的理解。
“好了，再见，玛丽，”娜塔莎说，“你知道，我常常担心，我们仿佛害怕损伤我们的感情，而不谈他（安德烈公爵），这样我们会把他忘了的。”
对这个朴实、谦逊，因而真正伟大的人物来说，史学所构想的那种统治人的欧洲式英雄的虚假模式是容纳不下他的。
玛丽亚公爵小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明她认为娜塔莎说得对；但是口头上她并不表示同意。
人民只是由于承认他有这种感情，才违背沙皇的意志，通过如此奇特的方法把这个失宠的老头选为人民战争的代表。也只是这种感情使他达到了人性的高度，他作为总司令不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杀人和消灭人，而是用来拯救和怜悯他们。
“难道能忘记吗？”她说。
他的那种洞彻所发生的各种现象的非凡力量，来源于他所怀有的十分纯洁的和十分强烈的人民感情。
“我今天把一切都说出来心里很痛快；既难受和痛苦，又痛快。很痛快，”娜塔莎说，“我相信他一定很爱他。因此我对他说了……我对他说了，没有关系吧？”她突然涨红了脸问道。
但是这位老人在当时如何能与所有人的意见相反，那么准确地猜测出事件的人民性的意义，并且在他的整个活动中一次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
“对皮埃尔说了？没有关系！他是一个很好的人。”玛丽亚公爵小姐说。
只要不把十来个人头脑里的目标说成是群众行动的目标，那么现在要理解事件的意义就比较容易了，因为整个事件及其后果摆在我们面前。
“你知道，玛丽，”娜塔莎突然面带调皮的微笑说，玛丽亚公爵小姐很久没有在她脸上看见这种微笑了，“他变得干净、整齐、有生气了；好像从浴室里出来一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好像精神上洗过澡一样。是吗？”
库图佐夫这个以“忍耐和时间”作为座右铭的行动迟缓的人，一向反对急于行动，他在进行波罗金诺会战时，以前所未有的郑重态度做各种准备。也就是这个库图佐夫，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开始前就说它必定要失败，可是他一个人与所有人相反，一直到去世都说波罗金诺会战是一大胜利，而不管军队打赢后还要撤退的现象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他一个人在整个撤退期间坚持不进行徒劳无益的战斗，不发动新的战争，不越过俄国的边界。
“是的，”玛丽亚公爵小姐说，“他获益匪浅。”
但是只是言论还不能证明他当时理解了事件的意义。他的行动始终都是为了达到同一目标，从未有过任何偏离，这目标通过以下三点表现出来：第一，竭尽全力与法国人作战，第二，战胜他们，第三，把他们赶出俄国，同时尽可能减轻人民和军队的痛苦。
“短短的礼服，剪得短短的头发；就像从浴室里出来一样……爸爸有时……”
这个宫廷老臣，照人们对我们的描述，为了取悦皇上而对阿拉克切耶夫撒谎，可是就他一个人在维尔纳说，到境外继续作战是有害无益的，从而引起了皇上的反感。
“我明白为什么他（安德烈公爵）最喜欢他。”玛丽亚公爵小姐说。
但是正是这个说话随便的人，在他的全部活动中，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符合他在整个战争期间力图达到的惟一目标的话。显然，他在各个不同的场合曾带着深信别人不会理解他的沉重心情，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的想法。从波罗金诺会战之时起，他就开始同周围的人意见不合，那时他一个人说过，波罗金诺会战是一大胜利，直到去世，他多次口头这样说，并在报告和呈文中多次重复这一说法。他一个人说过，丧失莫斯科并不等于丧失俄国。他在回答洛里斯东的和谈建议时说，不能讲和，因为这是人民的意志；他一个人在法国人撤退时说过，我们不需要去包抄拦截敌人，一切任其自然，结果会比我们所希望的更好些，应当给敌人搭一座金桥，无论塔鲁季诺战役和维亚济马战役还是克拉斯诺耶战役，都没有必要，追到边境时应该还有点实力，他决不拿一个俄国人去换十个法国人。
“是的，可是他与他是不同的。听说完全不同的男人容易成为朋友。想必这是真的。他真的一点也不像他吗？”
不仅在这些情况下这样说，这位老人凭他的生活经验深信思想和用来表达思想的言语不是推动人们行动的动力，他常常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是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库图佐夫从来没有说过四千年历史从这些金字塔上面看着你们这样的话，没有说过他为祖国作出的牺牲，没有说过他想要做或已经做了的事，他根本不谈自己的事，不装模作样，任何时候都使人觉得是一个最普通的和最平常的人，说的是一些最普通和最平常的事。他给自己的女儿和斯塔尔夫人写信，读小说，喜欢同漂亮女人交往，与将军、军官和士兵们说笑话，从来不反驳想要向他证明什么的人。当拉斯托普钦伯爵在亚乌扎桥上骑马来到库图佐夫面前，责问谁应对莫斯科的毁灭负责时说：“您不是答应不会不战而放弃莫斯科吗？”库图佐夫回答道：“我并没有不战而放弃莫斯科”，尽管当时莫斯科已经放弃。奉皇上之命前来的阿拉克切耶夫对他说，应当任命叶尔莫洛夫为炮兵司令，库图佐夫回答道：“是的，我自己刚才也是这样说来的”，虽然他在一分钟前说的完全是别的话。当时只有他一个人理解事件的全部重大意义，周围全是一些头脑不清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拉斯托普钦伯爵把故都遭难归咎于自己或归咎于他又有什么关系呢？至于任命谁当炮兵司令，他就更不关心了。
“好了，再见。”娜塔莎说。那调皮的微笑仿佛被遗忘了似的，久久地留在她的脸上。
然而很难想象有这样的历史人物，他能如此始终如一地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而进行他的活动。也很难想象出有比这更加适当和更加符合全体人民意志的目标。而要在历史上找到另一个例子，说明一个历史人物给自己提出目标后能像库图佐夫在一八一二年全力以赴去实现那样完全把它实现，那就更难了。
十八
对俄国历史学家们来说——说起来令人觉得奇怪和可怕——拿破仑是赞赏和欣羡的对象，他们说他伟大，其实他只不过是历史的微不足道的工具，无论何时何地，甚至在被流放时，也没有显示出高尚的人格。而库图佐夫在一八一二年的活动中，从头到尾，从波罗金诺到维尔纳，没有任何一个言论和行动违背自己的初衷，成为历史上罕见的勇于自我牺牲和洞察当时发生的事件的深远意义的典范，——可是这些历史学家却把他看做是面目不清的可怜虫，在谈到他和一八一二年时，他们总是感到有些羞于开口。
这一天皮埃尔很长时间未能入睡；他在房间里来回走着，时而皱起眉头，思考着什么困难的事，突然耸耸肩膀和浑身颤抖起来，时而又露出幸福的微笑。
这样的命运不是那些不为俄国有头脑的人们所承认的伟大人物、即所谓的伟人的命运，而是那些领会了上帝的旨意并使自己个人的意志服从于它的少见而孤独的人的命运。无知的普通人用仇恨和蔑视来惩罚这些领悟了最高法则的人。
他想着安德烈公爵，想着娜塔莎，想着他们之间的爱情，时而为她过去爱过人而吃醋，时而为此而责备自己，时而又原谅自己。已是早晨六点钟了，他仍然还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一八一二年和一八一三年，有人直截了当地指责库图佐夫犯了错误。皇上对他也不满意。在不久前奉旨编撰的史书中说，库图佐夫是个狡猾的爱撒谎的大臣，惧怕拿破仑，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附近犯了错误，使得俄国军队丧失了完全战胜法国人的光荣。
“怎么办呢。如果非这样不行的话！怎么办呢！就是说，应该这样。”他自言自语地说，匆匆忙忙脱了衣服，躺进被窝，感到幸福而又激动，但是没有疑虑和犹豫。
五
“不管多么奇怪，不管这种幸福多么不可能，应该尽一切努力，和她结为夫妻。”他对自己说。
不仅当时那些受欲望支配的同时代人这样说，后代和历史都承认拿破仑伟大，至于库图佐夫，外国人说他是一个狡猾、好色、软弱无能的老臣；俄国人则说他是一个面目不清的人物，是个傀儡，只是因为他有俄国名字才显得有点用处……
皮埃尔早在几天前就确定星期五动身去彼得堡。当他在星期四醒来时，萨维利奇前来请示准备行装的事。
这些受自己的欲望支配的人其实只是最可悲的必然性规则的盲目实行者；但是他们却认为自己是英雄，认为他们所做的是最可敬的和最高尚的事。他们指责库图佐夫，说他从战争一开始就妨碍他们战胜拿破仑，说他考虑的只是如何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想离开亚麻布厂，因为他觉得那里很舒服；说他在克拉斯诺耶附近停止前进只是因为得知拿破仑在那里后完全惊慌失措了；还说他可能与拿破仑勾结，被他收买等等，等等。
“怎么去彼得堡？什么样的彼得堡？谁去彼得堡？”他不禁这样问道，虽然像是在自言自语。“是的，很久很久以前，在这事发生前有过这样的打算，我准备到彼得堡去办事。”他回想了起来。“为了什么事情呢？我也许真的要去。他真善良，细心，什么都记得！”他看着萨维利奇衰老的脸想道。“他笑得多么开心！”他又想。
在克拉斯诺耶附近俘虏了两万六千人，缴获了几百门大炮以及一根被称为元帅杖的棍子，人们争论着谁的功劳大，感到很满意，但是为未能抓住拿破仑或某个英雄和元帅之类的人物而感到惋惜，为此相互指责，尤其是指责库图佐夫。
“怎么，你还不想获得自由，萨维利奇？”皮埃尔问。
“弟兄们，我把这个纵队交给你们了。”他骑马来到部队前面，指着法国人对骑兵说。于是骑兵们骑着勉强挪动着步子的瘦马，用马刺和马刀驱赶它们，作了极大努力，快步到了交给他们的纵队、即一群冻僵的和饿坏了的法国人面前；这个交给他们的纵队一见他们就放下武器投降了，其实这些法国人早就想这样做了。
“伯爵大人，我要自由干什么？我们在已故的老伯爵在世时——愿他升入天国——生活过得不坏，现在侍候您，也不受委屈。”
米洛拉多维奇常说，他根本不想知道部队的给养情况，每当需要他时却从来找不到他，他自称为“无所畏惧和无可指责的骑士”，喜欢和法国人谈话，他派军使去要求法国人投降，白白浪费了时间，做的不是命令他做的事。
“那么孩子们呢？”
托尔起草了作战部署：第一纵队前往某地等等。像通常一样，一切都不按照作战部署进行。符腾堡亲王欧根从山上朝从一旁成群逃跑的法国人猛烈开火，并要求增援，但增援部队没有到来。法国人夜里绕过俄国人，分散开来，躲进树林里，各自设法继续逃跑。
“孩子们也过得去，伯爵大人，跟着这样的主人生活，还是可以的。”
在克拉斯诺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那里本想找到法国人三个纵队中的一个，却碰上拿破仑本人和他的一万六千人马。尽管库图佐夫用尽一切方法来避免这次危害性极大的冲突和保存自己军队的实力，然而疲惫不堪的俄国军队还是在克拉斯诺耶附近战斗了三天，打那溃不成军的法国人。
“要是将来我的子女来管你们呢？”皮埃尔说。“如果我突然结了婚……要知道这是完全可能的。”他带着情不自禁的微笑加了一句。
这种想要立功和进行战斗、打垮和切断敌人的愿望，在俄国军队碰上法国军队时表现得尤其迫切。
“我斗胆禀告伯爵大人：这是好事。”
但是将军们，尤其是那些不是俄国人的将军们，希望建功立业，一鸣惊人，为了某种目的俘虏某个公爵或王，——因此这些将军在这任何战斗都是令人厌恶的和毫无意义的时候，却觉得现在正是进行战斗和战胜敌人的时机。当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提出作战方案，要那些穿着破鞋、没有皮衣、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士兵去打仗时，库图佐夫只是耸耸肩膀，他知道，在一个月里部队未经战斗人数就减少了一半，在敌人继续逃跑的最好条件下，要追到国境还需走比已走过的路更长的路程。
“他想得多么容易。”皮埃尔想。“他不知道这有多么可怕，多么危险。不知是太早了还是太晚了……真可怕！”
库图佐夫不是凭智力或学识，而是作为一个俄国人知道和感觉到每个俄国士兵感觉到的东西，他知道和感觉到法国人被打败了，敌人正在逃跑，应当把他们赶出去；但是与此同时他和士兵们一起感觉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这样的季节行军是十分艰苦的。
“您有什么吩咐？是不是明天就动身？”萨维利奇问。
但是，除此之外，自从部队由于行动过于迅速显示出疲惫和大量减员后，库图佐夫还想到了另一个减慢部队行动速度和等待时机的理由。俄国军队的目的是跟踪法国人。对法国人的退路并不了解，因此我们的军队紧跟在法国人后面离他们愈近，走的路就愈多。只有跟踪时保持一定距离，才能走最短的路线赶上走曲折道路的法国人。将军们提出的巧妙的迂回，都表现在调动部队和增加行程上，而惟一合理的目标在于减少这种行程。从莫斯科到维尔纳的整个战局中，库图佐夫的全部活动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贯的，他一次也没有改变过这个目标。
“不，我要稍稍推迟一下。到那时再告诉你。麻烦你了，真对不起。”皮埃尔说，他看着萨维利奇的微笑着的脸，心里想道：“真怪，他居然不知道现在顾不上什么彼得堡，首先要决定那件事。也许他知道，只是在装傻。要和他谈谈吗？他是怎么想的？”皮埃尔又想。“不，以后再说吧。”
库图佐夫的全部活动只是为了——尽量利用他的权力——不去阻止法国人的这一自取灭亡的行动（彼得堡和军队里的俄国将军都想去阻止它），而去促进它，以利于自己军队的前进，他在塔鲁季诺和维亚济马都是这样做的。
在吃早饭时皮埃尔告诉大公爵小姐，说他昨天曾去看望玛丽亚公爵小姐，想不到在那里遇见了娜塔利·罗斯托娃。
俄国人快速追赶法国人的行动，如同法国人仓皇逃跑一样，对各自的军队都起着破坏性的作用。区别只在于俄国军队的行动是自由的，没有法国军队所遭受的死亡威胁，区别还在于法国人掉队的病号落到敌人手里，而掉队的俄国人则留在自己的家乡。拿破仑军队人数的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跑得太快，俄国军队人数相应的减少可作为证明这一点的确凿证据。
大公爵小姐故意装出她看不出这消息与皮埃尔遇见安娜·谢苗诺夫娜的消息有什么不同的样子。
要想知道俄国军队疲惫的程度，只需清楚地了解以下事实就行了：俄国军队在塔鲁季诺作战的整个期间伤亡人数不超过五千，被俘的不到一百人，离开塔鲁季诺继续前进时共有十万人，但是到达克拉斯诺耶时只剩下五万。
“您认识她吗？”皮埃尔问。
俄国军队这样连续不断地一天走四十俄里，人人累得筋疲力尽，再也无法加快速度了。
“我见过公爵小姐。”她回答道。“我听说过有人替她和小罗斯托夫做媒。这对罗斯托夫一家来说是件大好事；据说他们破产了。”
在维亚济马附近，库图佐夫未能使自己的军队打消击败、切断等等的愿望，在那里打了一仗，在这之后，法国人继续逃跑，俄国人在后面追赶，到克拉斯诺耶前没有发生战事。法国人跑得很快，追赶他们的俄国人总是跟不上，骑兵和炮兵的马都走不动了，关于法国人行动的情报常常是不确实的。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您认识罗斯托夫家的小姐吗？”
四
“过去只听说过她的那件事。很可惜。”
一月底，玛丽亚公爵小姐动身去莫斯科，伯爵坚持要娜塔莎和她一起去，到那里去找医生看病。
“不，她要么是不明白，要么是在假装，”皮埃尔想，“最好也不对她说。”
她不知道，也不会相信，但是在覆盖着她的心灵的那一层她觉得无法穿透的淤泥下面，尖细娇嫩的草已在往上钻，这些嫩草必将深深扎下根，继续生长，用它生机勃勃的嫩叶盖住压在她心头的悲痛，很快就会看不见这悲痛和不易发觉它。伤口就会从内部愈合。
大公爵小姐也在替皮埃尔准备路上吃的食物。
另一次她叫杜尼亚莎，她的声音颤抖着。虽然她已听见杜尼亚莎的脚步声，她又喊了一声——这次用的是她以前唱歌的胸音，并且注意地听着。
“他们全都是好心人，”皮埃尔想，“他们现在干这些事一定不会再有什么兴趣，但还是干着。一切都是为了我；这真令人惊讶。”
有一次她快步上楼，累得气喘吁吁。她马上又不由自主地给自己想出了一件楼下要办的事，下楼后又跑上楼去，这样试着自己的体力，观察着自己。
这一天，警察局长来见皮埃尔，叫他派人到多棱宫去领取归还给原主的东西。
娜塔莎瘦了，脸色苍白，身体变得非常虚弱，使得大家常常谈起她的健康状况，这使她感到高兴。但是有时她突然不仅感到死的恐惧，而且怕生病，怕身体虚弱和变得丑陋，因此间或不由自主地仔细察看自己裸露的手臂，为它的瘦弱而吃惊，或者早晨照照镜子，瞧一瞧她那变得瘦长的、自己觉得很难看的脸。她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与此同时又感到可怕和悲伤。
“这个人也一样，”皮埃尔看着警察局长的脸想道，“这是一个多么可爱和多么英俊的警官，而且很善良！现在还在干这种小事。而有人还说他不清廉，捞取好处。真是胡扯！不过他为什么不捞呢？他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大家都那样做。他的脸多么和蔼可亲，看着我时脸上挂着微笑。”
她们仍然还是不提到他，她们觉得这样做可以避免用言语损害她们心中崇高的感情，这种闭口不谈他的做法，使得她们逐渐地把他忘了，而她们并不相信会这样。
皮埃尔到玛丽亚公爵小姐家去吃饭。
有时她们整整几个小时都不做声；有时她们已躺在床上了，又开始说话，一直说到天亮。她们说的大多是遥远的过去的事。玛丽亚公爵小姐讲她的童年，她的母亲，她的父亲，她的幻想；娜塔莎以前由于不懂，心安理得地不理会这种生活，这种虔诚和顺从，不理会基督徒自我牺牲的思想境界，如今她感到自己与玛丽亚公爵小姐情投意合，也就爱上了她的过去，懂得了自己过去不懂的另一方面的生活。她并不想把顺从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因为她习惯于寻求另一些欢乐，但是她懂得了和爱上了玛丽亚公爵小姐身上的这种她以前不理解的美德。玛丽亚公爵小姐在听娜塔莎讲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时，在她面前也展现出了以前不理解的另一方面的生活以及那种对生活、对生活乐趣的信赖。
他坐车经过两旁都是被烧毁的房子的街道，为这些废墟的美而惊叹。房屋的烟囱和断垣残壁相互遮掩，伸展在各个大火后的街区，使人生动地想起莱茵河两岸的景色和古罗马圆形剧场。一路上见到的车夫和乘客、建造房屋构架的木匠、商人和小贩都一个个容光焕发，带着快乐的微笑看看皮埃尔，仿佛在说：“瞧，他来了！让我们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从这一天起，在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娜塔莎之间建立起了只有女人之间才有的热烈而又充满柔情的友谊。她们不停地亲吻着，相互说一些温柔的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一起。如果一个人出去了，那么另一个人便会感到不安，急忙跑去找她。她们两人在一起时觉得要比每个人独处时关系更融洽。她们之间建立了一种比友谊更强烈的感情：这是一种觉得只有两人在一起才能活下去的独特感情。
在进玛丽亚公爵小姐家的大门时皮埃尔突然怀疑起昨天他是否真的来过这里、见到过娜塔莎以及同她说过话。“也许这是我凭空想出来的。也许我现在进去谁也见不着。”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进屋，就立刻不由自主地整个身心都感觉到她在这里。她还像昨天那样穿着那身带着软软的褶子的黑衣服，仍梳着那种发式，但是她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如果昨天他在进屋时她是这个样子，他就能一下子认出她来了。
于是娜塔莎搂住玛丽亚公爵小姐，开始亲她的手和脸。玛丽亚公爵小姐对娜塔莎这样表达自己的感情既有些不好意思，又感到高兴。
她还是他在她小时候和后来成了安德烈公爵的未婚妻时见过的那样。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和询问的亮光；脸上露出亲切的和奇怪而又调皮的表情。
“玛莎，”她说，怯生生地把她的一只手拉过来，“玛莎，你别以为我这人很傻。不这样想吧？玛莎，亲爱的。我是多么地爱你。让我们成为真正的、真正的朋友。”
皮埃尔吃了饭，说不定整个晚上都会坐在那里；但是玛丽亚公爵小姐要去做彻夜祈祷，于是皮埃尔跟着她们一起去了。
“她像他吗？”娜塔莎想。“是的，又像又不像。她是一个特别的、陌生的、完全新的、不认识的人。她爱我。她心里装的是什么呢？全是一片好意。是怎么样的呢？她是怎么想的？她对我有什么看法？是的，她太好了。”
第二天皮埃尔来得很早，吃了饭，在那里待了一个晚上。尽管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娜塔莎显然对客人是欢迎的，尽管皮埃尔现在的生活兴趣完全集中在这座房子里，但是到了晚上他们什么都谈到了，于是谈话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转到另一件小事上，而且常常中断。这天晚上时间已经很晚了，皮埃尔还坐在那里，使得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娜塔莎相互交换着眼色，显然是在等待他快点走。皮埃尔看出了这一点，可是他无法让自己走。他开始觉得难受和不舒服，然而他还是坐着，因为要站起来和离开她们，他做不到。
娜塔莎躺在床上，在昏暗的房间里仔细端详着玛丽亚公爵小姐的脸。
玛丽亚公爵小姐看出这样坐下去没有个完，便第一个站起身来，借口偏头痛，开始告辞。
“她觉得好多了。她今天说话都很正常。”玛丽亚公爵小姐说。
“那么说您明天要去彼得堡？”她问。
“不，不。你干吗把我带到这里来？她会问起我的。”
“不，不去。”皮埃尔急忙惊奇地、仿佛有点生气地回答。“您说去彼得堡吗？明天走；不过我现在还不告别。我还要来问有什么事要叫我办。”皮埃尔站在玛丽亚公爵小姐面前说，满脸通红，还不肯走。
“你累了——想办法睡一觉吧。”
娜塔莎向他伸出手告别，然后出去了。玛丽亚公爵小姐则相反，她没有走，反而在圈椅里坐下，用她闪闪发光的深沉的目光严肃地和注意地看了皮埃尔一眼。她在这之前显示出来的倦意，这时完全消失了。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仿佛在做长谈的准备。
“我不想睡。玛丽，陪我坐一会儿。”
皮埃尔的困窘和羞涩在娜塔莎走后全部一下子消失了，变得异常激动和兴奋。他迅速把圈椅挪到离玛丽亚公爵小姐很近的地方。
有一次，玛丽亚公爵小姐在中午发现娜塔莎冷得浑身发抖，于是便把她带到自己房里，让她睡在自己床上。娜塔莎躺下了，但是当玛丽亚公爵小姐放下窗帘，转身要走时，娜塔莎把她叫到自己身边。
“是的，我就想对您说，”他说，仿佛回答她的话那样回答她的目光，“公爵小姐，请您帮助我。我该怎么办呢？我能抱一线希望吗？公爵小姐，我的朋友，请您听我说。我全都知道。我知道我配不上她；我知道现在不能谈这事。但是我愿意做她的兄长。不，我不愿意……我不能……”
在安德烈公爵临终的那些日子里，娜塔莎与玛丽亚公爵小姐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新的不幸使她俩更加亲近起来。玛丽亚公爵小姐推迟了行期，最近三个星期来像照看有病的孩子那样照看着娜塔莎。娜塔莎在她母亲房间里待了几个星期后，由于过度劳累，已感到体力不支。
他停住了，用手擦了擦自己的脸和眼睛。
娜塔莎的创伤就是这样愈合的。她曾以为她的生命完结了。对母亲的爱突然使她看到，她的生命的本质——爱——仍然活在她的心里。爱苏醒了，生命也就苏醒了。
“您听我说，”他接着说，看来是在控制自己，以便把话说得连贯些，“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爱上她的。但是我只爱她一个人，一辈子只爱她一个人，没有她，我无法想象自己将如何生活。我现在不敢向她求婚；但是一想起她也许能成为我的妻子，而我却放过了这个机会……机会……就觉得可怕。您说，我能抱这样的希望吗？您说，我该怎么办呢？亲爱的公爵小姐。”他停了一会儿，碰碰她的手说，因为她没有回答。
不管这看起来是多么的奇怪，由于精神实体断裂而产生的精神创伤，完全像肉体的创伤一样，在很深的伤口愈合和表面似乎长好后，要完全痊愈只能靠内部的生命力。
“我正在考虑您对我说的话。”玛丽亚公爵小姐回答道。“请听我对您说。您说得对，现在对她表白爱情……”公爵小姐停住了。她想要说现在对娜塔莎表白爱情是不行的；但是她停住了，因为两三天来看到娜塔莎突然变了样，如果皮埃尔对她表白爱情，她不仅不会生气，而且也许正希望这样做呢。
母亲心灵的创伤是无法治愈的。彼佳之死夺走了她的一半生命。一个月前，在接到彼佳的死讯时，她还是一个精力充沛和精神饱满的五十岁女人，如今走出自己的房间时已成为一个不死不活的、对生活失去兴趣的老太婆了。但是这个夺走了伯爵夫人一半生命的新的创伤，却使娜塔莎恢复了生机。
“现在对她说……是不行的。”玛丽亚公爵小姐仍然这样说。
玛丽亚公爵小姐推迟了自己的行期。索尼娅、伯爵都想替换一下娜塔莎，但是不行。他们看到，只有娜塔莎一个人才能使母亲不陷入丧失理智的绝望。三个星期来娜塔莎寸步不离地待在母亲身边，睡在她房间里的圈椅上，侍候她喝水吃饭，不停地和她说话，娜塔莎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她那温柔亲切的声音能使伯爵夫人安静下来。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三
“把这件事交给我，”玛丽亚公爵小姐说，“我知道……”
“娜塔莎，他不在了，再也看不见他了！”伯爵夫人搂住女儿，第一次哭了出来。
皮埃尔看着玛丽亚公爵小姐的眼睛。
“好妈妈，您在说什么呀！……”
“说呀，说呀……”他催道。
“你来了我是多么高兴啊。你累了，要喝茶吗？”伯爵夫人说，娜塔莎走到她跟前。“你比以前好看多了，成了大人了。”她拉住女儿的手继续说道。
“我知道她爱您……不，她会爱上您的。”玛丽亚公爵小姐纠正自己的话说。
娜塔莎不记得这一天、这一天晚上、第二天、第二天晚上是怎么过去的。她没有睡觉，也没有离开母亲。娜塔莎的那种坚忍不拔的和富有耐心的爱，不是劝说，也不是安慰，而是生的召唤，这种爱每时每刻似乎从各个方面包围着伯爵夫人。第三天夜里伯爵夫人安静了几分钟，于是娜塔莎把脑袋靠在圈椅扶手上，闭上了眼睛。床咯吱响了一声。娜塔莎睁开了眼睛。只见伯爵夫人坐在床上在低声说话。
她还没有说完这句话，皮埃尔就跳了起来，面带惊恐的神色抓住玛丽亚公爵小姐的一只手。
母亲同现实作着软弱无力的斗争，她不能相信她在她心爱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孩子被打死后还能活下去，于是又从现实中躲进了精神错乱的世界以求得解脱。
“您为什么这样认为？您认为我能抱希望吗？您就这样认为？！”
“亲爱的，好妈妈。”她反复地说，想竭尽全部爱的力量来分担压在母亲身上的痛苦。
“是的，我这样认为。”玛丽亚公爵小姐微笑着说。“您给她的父母写封信。就把这事交给我。我在适当的时候对她说。我愿意成全这事。我心里觉得这事能成。”
娜塔莎用含泪的眼睛看着母亲，在她的脸上只有祈求宽恕和怜爱的表情。
“不，这不可能！我是多么幸福啊！但是这不可能……我是多么幸福啊！不，这不可能！”皮埃尔吻着玛丽亚公爵小姐的手说。
“娜塔莎，你是爱我的。”她用信任的语气低声说。“娜塔莎，你不会骗我吧？你能把全部真相告诉我吗？”
“您去彼得堡吧；这样更好些。我会给您写信的。”她说。
伯爵夫人紧握着女儿的手，闭上眼睛，安静了一会儿。突然她异常迅速地坐起来，茫然地环顾四周，看见了娜塔莎后，便使出浑身力气搂住她的头。然后把她那痛得皱起眉头的脸转向自己，久久地注视着它。
“去彼得堡？到那里去？好吧，我就去。明天我能上您这里来吗？”
“亲爱的……好妈妈，亲爱的妈妈。”她不停地低声说着，吻着她的头、手、脸，觉得两行眼泪像泉水一样无法抑制地涌出来，刺激得鼻子和双颊直发痒。
第二天皮埃尔前来告别。娜塔莎与前几天相比不那么活跃；但是这一天皮埃尔间或看她一眼时，感觉到他自己这个人正在消失，无论是他还是她都不再存在了，有的只是幸福的感觉。“难道真是这样？不，不可能。”他自言自语地说，她的每道目光、每个手势、每句话都使他的心里充满喜悦。
她没有放开母亲，轻轻地摁住她，叫人拿来枕头和水，边解边扯母亲身上的衣服。
他在和她告别时，拉住她的一只纤细瘦小的手，情不自禁地把它多握了一会。
“好妈妈！……亲爱的！……我在这里，亲爱的。好妈妈。”她一刻也不停地低声对她说着。
“难道这只手，这张脸，这双眼睛，所有这些不属于我的女性魅力的珍宝将永远成为我的、习以为常的东西，就像我自己对自己那样？不，这不可能！……”
娜塔莎屈起一个膝盖跪在圈椅上，朝母亲俯下身去，搂住她，猛然一使劲把她抱了起来，转过她的脸，紧紧偎依着她。
“再见了，伯爵，”她大声地说道，“我盼望您快点回来。”她低声加了一句。
“叫娜塔莎来，叫娜塔莎来！……”伯爵夫人喊道。“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他撒谎……叫娜塔莎来！”她推开周围的人，接着喊道。“你们都走开，不是真的！打死了！……哈—哈—哈—哈！……不是真的！”
这几句简单的话以及说话时的目光和面部表情，在此后两个月的时间里成为皮埃尔进行无尽的回忆、解释和幸福的幻想的内容。“我盼望您快点回来……对啦，对啦，她怎么说来着？是的，说的是我盼望您快点回来。啊，我是多么幸福啊！这是怎么回事，我是多么幸福啊！”皮埃尔自言自语地说。
伯爵夫人躺在圈椅上，很不自然地伸直身子，脑袋撞着墙。索尼娅和女仆们摁住她的双臂。
十九
突然一股电流传遍了娜塔莎全身。不知什么东西朝她心口猛击了一下。她感到一阵十分剧烈的疼痛；她觉得身上什么东西被撕裂了，自己快要死了。但是在这一阵疼痛之后，她霎时间感到摆脱了她身上的生活的禁令。她看见了父亲，听见了从门里传来的母亲可怕的、刺耳的喊叫声，她立即忘记了自己和自己的痛苦。她跑到父亲身边，但是父亲软弱无力地摆摆手，指着母亲房间的门。玛丽亚公爵小姐脸色苍白，下巴颤抖着从门里出来，拉住娜塔莎的一只手，对她说了些什么。娜塔莎居然没有看见她，也没有听见她的话。她快步进了门，停了一下，好像是在跟自己作斗争，接着跑到了母亲身边。
现在皮埃尔的心情，与他在类似情况下向埃莱娜求婚时的心情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
“彼……彼佳……去，去，她……她……叫你……”他像孩子一样地哭着说，软弱无力的腿迅速地迈着碎步走到椅子前，两手捂住脸，几乎倒在椅子上。
他没有像当时那样非常羞愧地重复他说的话，没有对自己说：“唉，我为什么不说这话，为什么要在当时说‘我爱你’呢？”现在恰好相反，他在心里重复着她和自己的每句话，仔细地回忆着面部的表情和微笑，既不减少，也不增加，只想重复这些话。他现在对自己这样做是好还是坏，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他只有时在头脑里出现一个可怕的疑问。这一切是否是在做梦？玛丽亚公爵小姐有没有看错？我是否过于高傲和自信？我信以为真；突然也许会发生这样的事，玛丽亚公爵小姐对她说了，而她却笑了笑回答道：“真怪！他也许弄错了。难道他不知道他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而我呢？……我完全不同，非常高贵。”
她进大厅时，正好父亲快步从伯爵夫人的屋里出来。他满脸皱纹，老泪横流。看来他从那个房间跑出来，是为了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他见了娜塔莎，绝望地挥动双手，突然抽抽搭搭地痛哭起来，使得他那松软的圆脸变了样。
皮埃尔脑子里经常出现的只是这个疑问。他现在也不作任何的计划。他觉得眼前的幸福是那么不可思议，只要这事一实现，以后什么事也不可能有了。一切都完成了。
“他们那里会有什么不幸，可能发生什么不幸呢。他们一切都是老样子，还是惯常的那一套，平平静静。”娜塔莎心里对自己说。
皮埃尔认为自己是不会高兴得发疯的，可是现在他突然处于这种状态。他觉得不仅对他一个人来说，而且对全世界来说，人生的全部意义只在于他爱她和她可能爱他之中。有时他觉得所有的人只忙着做一件事——为他未来的幸福而奔忙。他有时还觉得所有的人都像自己一样高兴，不过他们竭力掩盖高兴的心情，假装忙于其他的事情。他在人们的一言一行中都看到对他的幸福的暗示。他的目光和笑容常常使遇见他的人感到惊奇，因为显得幸福而又意味深长，流露出与他们心意相通、心照不宣的神情。但是当他明白别人可能不知道他的幸福时，他从心底里为他们而感到惋惜，很愿意对他们进行解释，说他们忙活的事完全是不值得注意的微不足道的小事。
在这段时间里，娜塔莎除了对所有人都有一种疏远的感觉外，尤其对自己家里的人更为疏远。所有自己人，父亲，母亲，索尼娅，对她来说是那么亲近，那么习以为常，那么枯燥乏味，她觉得他们的所有话语和感情是对最近她生活的那个世界的一种侮辱，因此她不仅对他们很冷漠，而且敌视他们。她听见杜尼亚莎说到彼得·伊里奇和不幸，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当人们建议他出任公职时，或者当人们讨论国家大事和战争等大问题、谈到某一事件的这样或那样的结局关系到所有人的幸福时，他总是面带温和同情的微笑听着，他发表的怪论往往使那些和他说话的人吃惊。但是无论是那些皮埃尔觉得理解人生的真正意义、即理解他的感情的人也好，还是那些不懂得这一点的可怜的人也好——他都认为所有这些人在这段时间里都被他内心的感情所发射出的明亮的光所照亮，他在遇见任何一个人时，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到他身上的好的和值得爱的东西。
二
他在处理亡妻的事务和阅读各种文件时，除了为她不知道他现在体验到的幸福而感到惋惜外，没有任何别的感情。瓦西里公爵现在因获得了新的职位和星章，显得特别高傲，而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和善的和可怜的老头而已。
“请您快到爸爸那里去，”杜尼亚莎带着特殊的、激动的表情说。“发生了不幸，彼得·伊里奇出了事……收到了一封信。”她呜咽着说。
皮埃尔后来经常回想起这个幸福的发狂的时候。这个时期他对人们和环境的见解，他认为永远是正确的。他后来不仅没有放弃这些对人对事的看法，相反，在内心出现怀疑和矛盾时求助于他在发狂的时期的观点，并且发现这观点永远是正确的。
她心里充满了甜蜜的悲伤，泪水已要夺眶而出了，但是突然她问自己：她是对谁说这些话？现在他在哪里，他是什么人？于是一切又重新被一种冷漠生硬的困惑遮盖住了，她又紧锁双眉，注视着他待过的地方。她觉得她眼看就要识破那个秘密了……但是正当她觉得面前展现出不可理解的事物时，耳边响起了使劲转动门把手的刺耳的声音，吃了一惊。女仆杜尼亚莎神色惊恐、毫无顾忌地快步闯了进来。
“也许，”他想，“我当时确实使人觉得古怪和可笑；但是我当时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失去理智。相反，我当时比任何时候都要聪明和敏锐，明白生活中值得弄明白的一切，因为……我很幸福。”
“我同意，”娜塔莎现在自言自语地说，“如果他总是经受着痛苦，那将是可怕的。我当时这样说，只是因为这对他来说是可怕的，而他却作了另一种理解。他认为这对我来说是可怕的。他当时还想活——害怕死。而我对他说了这样粗鲁而又愚蠢的话。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我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假如要我说出现在我心里想的话，我就会说：就让他慢慢地死吧，一直在我眼前慢慢地死吧，同我现在的情况相比，我会感到幸福。而现在……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人也没有了。他知道这一点吗？不。他不知道，而且永远不会知道。而现在这一点已永远、永远无法补救了。”他又对她说同样的话，但是现在娜塔莎在自己心里回答得不一样了。她拦住他说道：“对您来说很可怕，但是对我来说并不这样。您要知道，我在生活中缺了您就什么也没有了，和您一起受苦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幸福。”于是他抓住她的一只手，像去世前四天的那个可怕的晚上那样，紧紧地握了握。她在自己心里还对他说了另一些温柔的、亲热的话，这些话她当时本来是可以说的，到现在才说出来。“我爱你……爱你……我爱……”她说，猛然使劲地紧握双手，拼命地咬紧牙关。
皮埃尔的发狂在于，他没有像以前那样在看到人们身上被他称为优点的这些理由后才爱他们，现在爱充满了他的心，于是他在毫无理由地爱人们的同时，总能找到值得爱他们的无可怀疑的理由。
现在她再次看见了他，重新体验了当时她感觉到的一切。她想起了他在说这些话时久久地注视着她的悲伤而又严厉的目光，明白了这目光包含着责备和绝望。
二十
“有一点很可怕，”他说，“这就是把自己永远与经受痛苦的人联系在一起。这是没完没了的折磨。”说着他用试探的目光——娜塔莎现在看见这种目光——朝她看了一眼。娜塔莎像平常一样，没有来得及想一想该说什么就回答了；她说：“不会总是这样下去的，一定不会这样的，您将恢复健康——完全康复。”
娜塔莎在第一次见面的那个晚上，在皮埃尔走后曾带着快乐的和讽刺的微笑对玛丽亚公爵小姐说，他很像从澡堂里出来一样，短短的礼服，剪得短短的头发，从那个时刻起，隐藏在她内心的一种她自己也不清楚的、但是无法克服的感情苏醒了。
她看见他穿着丝绒袍子躺在圈椅里，用一只又瘦又白的手支撑着脑袋。他的胸脯瘪瘪的，双肩耸起。嘴唇紧闭着，两眼闪闪发亮，苍白的前额上时而出现一条皱纹，时而又不见了。可以隐约地看出，他的一条腿在很快地颤抖着。娜塔莎知道，他在忍受着剧烈的疼痛。“这疼痛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疼痛？他有什么感觉？他是多么痛啊！”娜塔莎想。他察觉到她在注意他，便抬起眼睛，脸上不带笑容，说起话来。
她身上所有的一切，包括面孔、步态、目光和说话的声音，突然全都变了。她自己也没有料想到的生命力和对幸福的希望浮现了出来，要求满足它们的需要。娜塔莎从那第一次见面的晚上起，仿佛忘记了她发生过的一切。从那时起，她一次也没有抱怨过自己的处境，只字不提过去的事，已经不怕快快活活地为未来作打算了。她很少说到皮埃尔，而当玛丽亚公爵小姐提起他时，她眼睛里早已熄灭的火花重新点燃起来，嘴角露出奇怪的微笑。
她看见他的脸，听见他的声音，重复着他的话和自己对他说的话，有时替他和替自己想出一些那时可能说的新的话。
娜塔莎发生的变化开头使玛丽亚公爵小姐感到惊讶；而当她明白了这变化意味着什么时，又感到伤心。“难道她对哥哥这样无情无义，这么快就能把他忘了。”玛丽亚公爵小姐独自思考这样的变化时想道。但是当她和娜塔莎在一起时，并不生她的气，也不责备她。充满娜塔莎全身的那股苏醒了的生命力显然无法遏止，同时也出乎她本人的意料，这使得玛丽亚公爵小姐在娜塔莎面前觉得自己甚至在心里也无权责备她。
她朝那个地方看，知道他在那里；但是她只能看见他在这里时的样子。她又看见了他在梅季希、特罗依察、雅罗斯拉夫尔时的那种模样。
娜塔莎一心一意地完全沉浸在这种新的感情里，也不想加以掩饰，她现在并不伤心，而是感到高兴和快活。
她看着他去的地方，看着人生的彼岸。她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彼岸，以前她觉得它是那么遥远，那么不可思议，如今她却觉得它比人生的此岸更近更亲，更不可理解，因为此岸的一切不是空虚和破灭，就是痛苦和屈辱。
当玛丽亚公爵小姐夜里同皮埃尔谈话后回到自己房间时，娜塔莎在门口迎接她。
十二月底的一天，娜塔莎身穿黑色毛料衣服，发辫随便地盘成一个结，身体瘦弱，脸色苍白，蜷着腿坐在沙发角上，动作不自然地把腰带的末端揉成一团又把它放开，两眼看着门角。
“他说了？是吗？他说了？”她反复地问。一种快乐的、同时又为这种快乐请求原谅的可怜的表情停留在娜塔莎脸上。
她一直觉得她眼看就会懂得和弄清她心灵的目光带着可怕的、她无力解决的疑问所注视的东西。
“我曾想到门口来听；但是我知道您会告诉我的。”
娜塔莎在感到自己被玛丽亚公爵小姐抛弃和只好独自一人忍受悲痛后，大部分时间都一个人待在房间里，蜷着腿坐在沙发角上，用她纤细的手指动作很不自然地撕着或揉着什么，两眼直瞪瞪地、一动不动地盯着目光碰到的地方。这种孤独的生活使她身心疲惫，非常痛苦；但是这对她来说是必需的。只要有人进她的房间，她就很快站起来，改变姿势和眼神，拿起一本书或针线活，显然是在急不可耐地等待那个打扰她的人出去。
不管对玛丽亚公爵小姐来说娜塔莎看着她的目光如何可以理解和如何使她感动，不管她看到娜塔莎很激动时心里如何同情她，但是娜塔莎的话最初还是使她感到像受到侮辱一样。这是因为她想起了哥哥和他的爱情。
“我哪里也不去，”娜塔莎听到这个建议后回答道，“只求你们不要管我。”她说完便跑出了房间，使劲忍住眼泪，这不单是痛苦的眼泪，主要是懊恼和气愤的眼泪。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她不能不这样。”玛丽亚公爵小姐想道；于是她脸上带着伤心而又有点严肃的表情把皮埃尔对她说的话一五一十全都告诉了娜塔莎。娜塔莎听说皮埃尔要去彼得堡，感到很惊讶。
玛丽亚公爵小姐请求伯爵夫人允许让娜塔莎和她一起到莫斯科去，父母高兴地同意了，因为他们看见女儿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认为对她来说换个地方和请莫斯科的医生看病是有好处的。
“去彼得堡？”她像没有听明白一样，又问了一遍。她仔细看了看玛丽亚公爵小姐脸上伤心的表情，猜到了她伤心的原因，突然哭了起来。“玛丽，”她说，“教教我，我该怎么办。我担心干出傻事来。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教教我吧。”
娜塔莎只剩下一个人，而从玛丽亚公爵小姐开始做动身的各种准备后，娜塔莎也总是回避她。
“你爱他吗？”
但是纯粹的和完全的悲伤，如同纯粹的和完全的欢乐一样，是不可能有的。玛丽亚公爵小姐就其地位来说是一个掌握自己命运的独立的主人，是她的侄儿的监护人和教养者，她首先接受生活的召唤，走出了头两个星期生活的悲伤的世界。她接到了一些亲戚的来信，需要写回信；尼科连卡住的房间很潮湿，弄得他开始咳嗽了。阿尔帕特奇到雅罗斯拉夫尔来报告各种事务，建议和劝告搬回莫斯科的弗兹德维任卡去，那里的住宅完好无损，只需要做小的修葺。生活没有停止，应当活下去。不管玛丽亚公爵小姐走出她至今一直生活着的单独内省的世界时感到多么的痛苦，不管她撇下娜塔莎一个人时觉得多么的舍不得，似乎还有些内疚，但是实际生活中的各种事务要求她去处理，于是她不由自主地做起这些事情来了。她和阿尔帕特奇一起检查账目，和德萨尔商量教育侄儿的事，并为搬回莫斯科作各种安排和准备。
“是的。”娜塔莎低声说。
她们一直克制自己，尽量少说话，经常努力回避一切可能使人谈起他的话头，这种在各处一碰到犯忌讳的话就打住的做法，使得她们所感觉到的一切在她们的想象里显示得更加清晰和鲜明。
“你哭什么呢？我为你感到高兴。”玛丽亚公爵小姐说，娜塔莎这一哭，她已完全原谅她的快乐了。
她们觉得，承认还会有未来，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她们在谈话中更加小心地回避可能与死者有关的一切。她们觉得，她们所经历和所感受的事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她们还觉得，任何用言语说起他的生活细节的做法，都会损害在她们眼前出现的奥秘的伟大与神圣。
“这事不会很快，不过总会有这一天。你想想，等到我成为他的妻子，而你嫁给尼古拉时，那该是多么幸福啊。”
她们只有两个人在一起时才不感到屈辱和痛苦。她们相互之间很少说话。即使说话，说的也是最无关紧要的事情。两人都避免提到与未来有关的事。
“娜塔莎，我曾求过你不要谈这个。我们只谈你的事。”
安德烈公爵去世后，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同样都有这种感觉。她们精神上屈服于笼罩在她们头上的可怕的死亡的乌云，闭起了眼睛，不敢正视人生。她们小心地保护着尚未愈合的伤口，不让它受到侮辱性的和引起疼痛的触摸。所有的一切：街上快速驰过的马车、提醒她们吃饭的话、女仆提出的该准备什么衣服的问题，更坏的是，假惺惺地表示同情的话语，都刺痛着伤口，好像是一种侮辱，破坏了她俩竭力想要倾听在她们想象中尚未停止的可怕而又严肃的合唱所必需的宁静，妨碍她们注视霎时间展现在她们面前的神秘的、一望无际的远方。
她们沉默了一会儿。
人看见一个动物即将死去时，会感到恐惧，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像他本人一样的、与他本质相同的东西就要消灭，不再存在了。但是如果将要死去的是一个人，是一个心爱的和亲近的人，那么除了对生命的消灭而感到恐惧外，还会觉得五内俱裂，遭受精神的创伤，这创伤像肉体的创伤一样，有时能致命，有时能治愈，但总是很疼，害怕受到外部的刺激。
“可是他究竟为什么要去彼得堡！”娜塔莎突然说道，接着自己急忙回答自己说：“不，不，他应当去……是吗，玛丽？应当去……”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