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蒙托克角一样远吗？”
“我不知道。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比尔。不过，我知道他走了，去了很远的地方。”
“比那还远呢。”
“那么，他去哪儿了？”他的声音很清亮，语调也很轻松，只是想寻找答案而已。
我看得出来他很受震动。
“是的，除非等到你死了。”我说。
“像月亮那么远？”
“死？”比尔问。
“没有那么远。”
“在我看来，你现在还去不了天堂，你知道的，除非等到你……”因为我是个愚蠢的成年人，所以我觉得不能把“死”字说出口。
沃洛翰夫人听过比尔唱歌之后，觉得餐桌作为他的舞台还远远不够，她的心思立刻飞到了大都会歌剧院。她让迪林杰先生给他的一位好朋友德维托先生打电话，德维托先生是一位很知名的老师，他的宅邸就在沙丘那边新建的一片房子中间。他们俩在这件事情上如此费心，我只好带上比尔去拜访德维托先生，让比尔唱给他听听。我坐在宅邸一角那个宽大敞亮、阳光充沛的房间里，比尔和德维托先生坐在一架好大的黑色钢琴后面。比尔才八岁，而我是个有过无数痛苦经历的老太婆，充当着他的监护人。德维托先生非常和善，但他要求比尔唱几个音阶，这让比尔不知所措。除了诺兰先生教他唱歌以外，他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况且诺兰先生只是一个来自田纳西州的山里人，和我一样也是爱尔兰人的后裔。
“我的妈妈。”
“那就唱一首你喜欢的歌吧。”德维托先生说。他修长的棕色手指上点缀着好几枚戒指，上面嵌有硕大的宝石，我在房间另一头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阳光透过百叶窗，洒落在宝石上，璀璨生辉。德维托先生的名字是意大利语，跟歌剧很合拍，不过迪林杰先生向我透露说，他其实是希腊人，来自亚历山大港。他是那种皮肤十分平滑的人，没有一丝皱纹，胡须剃得干干净净，这样的面容让人根本猜不出年纪。迪林杰先生说，他曾经协助玛丽安·安德森[14]为大都会歌剧院的演唱会做准备，那时候，玛丽安都已经五十八岁了。这件事儿听起来很了不起，但除此以外，我毫无感觉，管它有什么不同凡响的意义呢。
“看望谁？”我问。
比尔唱起了《皮卡第的玫瑰》，这首歌是他主动要求诺兰先生教给他的，因为我曾经向他提起，这是他的伯祖父威利最喜欢的歌曲之一。我方才说过，那时候比尔只有八岁，我坐在一旁，听他用稚嫩的嗓音唱着一首士兵的歌，禁不住暗暗垂泪。我真希望威利能和我们一起沉浸在比尔的歌声里；也许他就在我们中间——他的幽灵从佛兰德斯游荡到布里奇汉普顿，悄无声息地一步步走近我们。那首歌包含了他自己，还有他的伙伴们经受过的全部痛楚，他侧耳倾听如此甜美的歌声，仿佛是一个漂泊了大约七十年的幽灵，在听儿时的自己深情款款而歌。岁月大发慈悲，让逝去多年的他神奇地复活了。借助于迪林杰先生所说的DNA。
“那么，他是去天堂里看望她吗？”
比尔一曲唱罢，德维托先生让他到宽阔的门厅上去等着，好和我单独说上几句话。
我随便说了几句蠢话敷衍了事，我觉得应该这么回答他。我说他的妈妈在天堂里平安无事，他的爸爸正在做一次漫长的旅行，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们这个种族的人天生嗓音优越，他也一样。布里太太，我不知道他的嗓音是否称得上独具一格。我希望你带他去纽约听一些专业的演唱。我来安排演出票。在歌剧世界里，你会一直生活在风暴之中。就像远洋水手绕过合恩角。你必须具备过人的天赋才能踏上如此艰险的航程。”
不过，他还是称我为“奶奶”。七岁的时候，他开始向我询问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不知道他是怎么琢磨出来自己一定也曾经有过爸爸妈妈。朋友们的母亲多半都是三十出头的年纪，要么就是二十多岁。为什么站在学校门口接他的是个干瘪的老太婆？他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他亲吻我或者跟我拉手的时候从来不怕被人看见。我这么大岁数，都有可能是他的曾祖母。
几个星期之后，我和比尔坐在富丽堂皇的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里，听雪莱先生出演的一部歌剧——《图兰朵》。比尔坐在我身边，看上去个子小小的，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孩子，给人一种单薄轻飘的感觉。随着剧情的发展，他在我眼里显得越发矮小，越发年幼无知，也越发轻微。演出还没结束，我们俩就溜出歌剧院，买了比萨饼，一边吃一边等回家的大巴。
我曾经在走廊里把威利的照片指给他看。从那以后，比尔每次经过都会向威利问候一声，或者飞快地抬起手来比画一下，看样子像是行军礼，因为照片中的威利身着戎装。威利原本是他的伯祖父，但他从来都是用“威利伯伯”来称呼。
比尔的卧室小得像个匣子，我第一天把他放进那张单人床，他的身长和枕头差不多。等到十一岁的时候，他的脚恰好伸到床垫中间的位置。我用这种方式来标记时光的流逝。生命也许是短暂的，童年时代更是光阴如箭，而孙辈的童年短得近乎是一种奢侈。
但我是听到过的。他的伯祖父威廉也曾经有过这样动听的歌喉，比尔正是继承和沿用了他的名字。威廉曾经问过父亲他能不能去试试在音乐厅里演唱，从此一举成名。父亲大为惊骇。“不行，威利，”他说，“这绝对不行。如果我答应让你这么做，你可怜的母亲在天堂里会怎么想？”听安妮说，事实上，我们的母亲非常喜欢威利的嗓音。如果威利能在音乐厅里大获成功，她会感到无比骄傲。威利，他演唱的《圣母颂》，还有《皮卡第的玫瑰》。此时此刻，我仿佛可以听见他的歌声，我还听到比尔的声音加了进来。两人的歌声交融在一起，在我昔日的头脑里回荡，然而他们生时不曾谋面，分别死于两场战争，中间相隔七十年之久。
犹如鸟儿的翅膀向下翻转。
“这孩子的嗓音非常动听，”诺兰先生说，“我从来没听到过这么优美的嗓音。”
深秋的一天，我正在安顿比尔上床睡觉，就在这时候，我隐约听见，或者说，我好像听见有人在门廊上走动。三天以来，我们这一带连续遭到飓风边缘的猛烈袭击，此时风暴已经平息，徘徊在远方海面上的某个地方，只是向我们暗示它的愤怒，这已经足以把我的屋顶摇撼得咯吱咯吱响，让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一阵阵狂风翻卷着，磕磕绊绊地从海滩上漫卷而来，马铃薯的植株已经枯萎，狂风凶狠地撕扯下面的泥土，让人感觉只要它再稍稍加一把力气，就能把我们的房子从地基上连根拔起，抛到别的什么地方去。飓风的余波还在肆虐逞凶，最后几团暴风云正恶狠狠地向月亮扑咬过去，就像城市里的人群遇上暴雨急匆匆地赶路。门廊上铺的厚木板还算结实，但毕竟年深日久，已经弯曲变形，从上面走过免不了发出细微的嘎吱声。
比尔放声高歌。嗓音如红雀般嘹亮。诺兰先生脸上绽开灿烂的笑容。歌声萦绕在整个厨房里，也就是我此时所在的厨房。比尔就站在这张桌子上，脚上穿着蓝色的皮鞋，双臂高高抬起——这是诺兰先生教给他的。他把这首歌演绎得声情并茂，淋漓尽致。他唱得相当了得。
我亲吻了比尔，和他道过晚安，抬起头来，我好像看见有个陌生人的轮廓在幽暗的窗口晃动。
却无法把他们精神和意志摧垮。
我迈动患有关节炎的双腿，以自己最快的速度急急忙忙走向大门口，看有没有插上门闩。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是自己的看门狗，所以我理所当然应该无所畏惧。我用屋内的开关打开了门廊上的灯。窄小的空间里瞬时有了昏暗的光亮，不过至少能够照到几英尺以外，我看见门廊上有一个人，他似乎并不怎么在意自己突然暴露在灯光之下。我立刻想到那是埃德。从来没有人能这么快就打开门链。我险些扑倒在门廊上，衣衫被门锁环钩住了，撕破了一点儿。我伸手一拽，衣衫解脱了，然后我抬起头，我还以为埃德会消失不见，就像幽灵一般飘忽而去。但他并没有消失。他还在那里。
它用残暴的法律镇压爱尔兰人民，
他站在老旧的木板上一动不动，眼睛望着我，不住地点头，随即又转过脸去，避开照射过来的灯光。他哭得像个孩子，竭力不让我看见他的泪水。但月亮还是让他的眼泪无处躲藏，月华融进泪滴，凝成一颗颗月亮石。他没有拭去泪痕。风对敞开的大门倒是颇有兴趣，想溜进屋子欢闹一场，我咔嗒一声关上了门。
死在英国王室的屠刀下，
事情大概发生在1982年，算起来埃德约莫三十六岁。他头发剪得很短，太阳穴两侧剃掉头发的地方露出两块呈V形的头皮。他身穿一套松松垮垮的亚麻布衣服，看样子不像随身带了手提箱或者背包。阴郁的天色在他身后晕染开来，夜晚的风暴边缘流泻出一种奇异的暗黄色光亮，把他整个人框在里面，让人感觉他仿佛是从风暴中诞生的，被风暴推到了我跟前。很长时间他都没有说一句话。我并不在意。他出现在我面前，就足以让我整个人，让我的全部身心被一阵狂喜紧紧抓住。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一见面就劈头盖脸抛向他的指责或者争吵的言辞，我心中只有油然而生的欢喜。
又一个老爱尔兰的殉道者，
“妈，您看上去身体棒极了。”他说。
诺兰先生喜欢带比尔去钓鱼。他们经常一起出发到某个小水塘去。诺兰先生最爱去的地点“在辛奈考克山附近”，他们俩总是开上诺兰先生那辆旧汽车出门。诺兰先生还把我们熟悉的歌一首一首教给比尔，都是他从小就会唱的。一天，他把比尔抱起来放在餐桌上，让他唱一首新学会的歌曲。其实那也是一首老歌，叫作《凯文·巴里[13]之歌》，当年是一首反叛歌曲。想到往昔的种种遭遇，我感觉塔格·布里听到这首歌大概会心生不悦。但偏巧凯文·巴里出生在拉斯维利，跟我父亲的出生地一样，所以，念及旧日情分，我并不介意这是一首反叛歌曲。这些我当着诺兰先生的面只字未提。我也没有告诉他，凯文·巴里当年恰好和我同龄。
“八十岁，还算不错啦。”我的回答大抵如此。
天堂。
除了跟他你一言我一语的应答，我不敢谈起别的话题，生怕把他吓跑，就像是唯恐惊扰花园里的鸟儿。
当我沿着海上航道往回走时，先前的快乐荡然无存，心一阵灼痛。比尔在屋前屋后和我形影相随的生活结束了。那段天真无邪的日子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就像是凝结成了一种智慧，就像是他有什么重大的领悟，他时时刻刻会脱口而出告诉我。在我和比尔一起东游西逛的日子里，我带他去看他所说的“河”，其实那是萨格池塘。他第一次在沃洛翰夫人的游泳池里游泳，胳膊上套着怪模怪样的充气臂圈，那是我们在电视里见过的某个奇怪的动物造型。自从埃德一去不回头，我再也没有打开过电视机，所以他总是走上一小段路去一个朋友家看看。他和班上的每个孩子都是朋友，我也一下子交上了二十个新朋友，全都是那些孩子的母亲。日复一日来回奔波，一身疲惫，辛苦操劳。从早忙到晚，没有一刻松闲。
“比尔看上去也棒极了，”他又说，“您能照顾他，我很高兴。”
一个孩子带来的所有快乐似乎也伴随着烧灼一般的痛楚，就像是产后痛。他第一天去上学，你给他把一切都准备停当，短裤和衬衫干净整洁，午饭装在新餐盒里，你陪着他一路走到校门口，把他交给迈尔小姐。年轻的老师脸上挂着宽慰的笑容，比尔高高兴兴地跟着她一起往前走，一直走进校舍。三五成群的妈妈们凑在一起，她们都是了不起的勇敢母亲啊。奇怪的是，在这个地区，埃德小时候班上大部分孩子都是白种人，然而，等比尔到了上学的年纪，他的同学多半是黑人。迪林杰先生说，很久以前，萨格港是自由列车沿途非常重要的一站，有些辛奈考克印第安人之所以是黑皮肤，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与此相仿，我们生活所在的地区经历了光明和美好，但毫无疑问也有阴暗的一面。这对比尔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孩子，”我说，“不过谢天谢地，他也没少调皮捣蛋。”
比尔很喜欢我给他买的小手推车，可是——噢，天啊，他太喜欢让人抱了。死缠硬磨。我只好依着他，直到几乎快要累死为止。
埃德笑了，他站在风暴涌动的黑暗中笑了。
真正最艰苦的工作莫过于抚养一个孩子。即使你还正当年轻的时候。
“都是因为有个好人照管他。”说完这句话，他开始沉默不语，这是一个人吐露肺腑之言之后的沉默，也许他本来不想说出口。
我们小时候，住在维克罗郡的几个姨妈总爱说：“你们睡着的样子真是可爱极了。”我知道她们的言外之意。小孩子很让人费心劳神。这世上没有什么能比一个小家伙更缠人，更叫人身心疲惫，绝对没有。每当走在路上遇见掘土的工人时，兴许正值酷暑时节，我心里总是充满了同情，总会跟他们打声招呼，因为挖土几乎是地球上最艰苦的工作。
我想说，外面真够冷的，你不想进屋吗？我想说，你干吗不告诉我是什么让你这么苦恼？你不想进来看看你的儿子吗？这些话我一句也无法说出口。我生怕如果试图劝他进屋，他会从门廊上消失。哆哆嗦嗦地站在外面让我感到安心。风并没那么冷。是别的东西让我浑身颤抖。我这辈子所有的支离破碎的经历。
我不想用过多的笔墨描述当年那个孩子有多么漂亮。我觉得，那会让我的心都要碎了。不过，我还是要写上一笔——比尔是个漂亮的男孩。
“我想告诉你，妈，我离开家不是因为缺少爱。我常想，也许你会这么认为。每当我试着给您写封信时，手总是僵了一样，就是动不了笔。我经常想，如果我到镇子里来，也许可以给你打个电话。但这些我从来都没有做过。”
然后，他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就像脱胎换骨一样，变成了一个伶牙俐齿、能说会道的小孩。我的床和他的床之间隔着一道暗影，他一定是站在那片黑影里，暗暗下了决心。
“说真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爱尔兰人的表达方式，“从来没有过。”
“嗨，奶奶。”他招呼了一声。
“我还经常想到我的父亲，您可能会以为那是一种空洞的想象。但不是那样。我想象着，他就生活在美国的某个地方。父亲和儿子。我时时刻刻都牵挂着比尔。妈，你知道吗，他的母亲是我非常心爱的人，但她死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俘营里折磨被俘士兵的手段之一就是不断叫醒他们，让他们整夜整夜睡不成觉，害得他们神志恍惚，一天到晚颠三倒四。一个两岁的孩子却也能做出同样的事情来。整整一年，比尔每个小时都会醒来一次。他并不是要找什么特别的东西。我觉得，他只是看看我有没有在近旁。有一次，他喊我的时候我没有醒来。他的小卧室离我的卧室很近，中间只隔着卫生间。那时候他一定是将近三岁吧。我睁开眼睛，看见他正站在黑漆漆的房间里。
“我知道。”我仍旧不敢多说什么，生怕他会认为我在试图将他捕获。
“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可还是不得不说。上上个星期，我在沃洛翰夫人的《时代周刊》上看到一则消息。只有两行字。有人发现，一个名叫尼姆罗德·史密斯的切罗基人死在了诺克斯维尔。”
“我想让你告诉比尔，他的父亲非常爱他，您能告诉他吗？”
“你有没有找个机会把那五十美元寄给史密斯先生？”我问。
“我当然会。”
几个星期后，诺兰先生来了——这已经成了他的惯例，他想看看我在这个变化如此之大的王国里过得怎么样。我猜，就是单为了来看看比尔，他也是万分乐意的。
我心想，这种爱对一个孩子来说太难以理解。他更愿意和父亲一起去钓鱼，而不是听这样的表白。但我知道，埃德生活在一个省吃俭用的艰苦环境里。他只有几分几厘的爱可以给予别人。
我还向上帝祈祷，希望埃德那颗受伤的灵魂随时间推移渐渐愈合，一个原子又一个原子，不管节奏多么缓慢，终有一天能恢复如初；希望有一天我能再见到他，也希望他能再见到自己的儿子，母子、父子得以团圆，共享天伦。我为此而祈祷。
“妈，战争给我造成了一种创伤。”他说。
我没有见过比尔的母亲杰辛塔的照片，然而，她身上似乎有某种东西触动了我，虽然只是通过一丝一点的印象和感觉，由此，我对她的身世产生了好奇。我给她住在诺克斯维尔的父母双亲写了封信，地址是沃洛翰夫人从医院要来的，但她的父亲莱利先生的回信字里行间透着冷漠和刻薄，令我不由得悲从中来。让人不胜其烦的是，他在信中提到埃德是白种人，那孩子不可能是他的，至于他们夫妇俩，对这件事情没有更多的兴趣，眼下仍然沉浸在失去女儿的痛苦之中；在他看来，他们的女儿生前最后几年过的是一段偏离正常轨道的日子。他还说，如果我打算找人收养这个孩子或者送进保育院，他完全支持这么做。不过，他还是在信中附上了几张杰辛塔的照片，一张是婴儿时期的她，一张是上高中的时候，还有一张是和埃德结婚当天拍摄的。我久久地、久久地凝视这张照片，眼中充满了惊奇。他们是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哈里斯县举行的婚礼，不管他们结为夫妻是出于什么原因，用莱利先生的话来说，“婚礼是在偷偷摸摸中进行的，五分钟草草了事，给人感觉就像是新娘的父亲用猎枪威逼着新郎迎娶自己的女儿，从始至终听不到有人说一句英语，所有的新娘都挺着大肚子”。莱利先生显然不赞成他们结婚，或者说他对此大为恼怒，后一种情况更有可能。照片中的埃德身穿自己最好的一条牛仔裤，头发编成跟印第安人一样的发辫，长长地垂在左胸，虽然我当时心乱如麻，看到他的模样，我还是情不自禁为他感到骄傲。他的妻子杰辛塔站在他身旁，笑容明媚，如同一朵绽放的玫瑰，两人身后是县政府的标牌。他们看上去跟任何一对年轻夫妇没有两样，正当青春年华时，眼前有漫长的生命光阴。我向上帝祈祷，愿这段日子带给他一些幸福和快乐，不管他的整个人生有多么痛苦。
“我知道，儿子。”我说。
“当然啦，我会再给他全部接种一次，”厄恩肖大夫说，“但他并不是那种没人管的孩子。”
“我找不到绳子的末端。我记不起原来的曲调。”
我带比尔去了厄恩肖大夫的诊所，我记得，当时他从业时间还不长。他似乎对整个事情抱有一种悲观的态度，要么就是我自己的猜测。当然，那其实只是厄恩肖大夫一贯的风格，过了这许多年，我才慢慢了解到这一点。他给比尔做了一次彻底检查。再一次让我万万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孩子没有什么大问题。他被喂养得很得当，厄恩肖大夫指给我看他身上几次预防接种留下的疤痕，形状像是几个小小的贝壳。
我点点头。我心里明白，只要我稍稍流露出换个话题的意图，他就会立刻转身离去。我深知这一点。我也知道，他无论如何都会离开，虽然我心里一清二楚，但我不希望他是因为受到我的惊吓而离去。
我无论如何也得把新来了一个人的事儿告诉沃洛翰夫人。虽然我心里的某个角落有一种担忧，生怕她会反对，但我必须以实相告。我的担心真是大错特错。这等于又来了一个孩子可以让她调教，将来和王侯将相同席就餐。她大包大揽，替我给北卡罗来纳那家医院写了封信，要来了比尔母亲的死亡证明，比尔的出生证明也找到了，随后寄到我们手里。他的全名大概是他父亲写上的，叫作威廉·邓恩·金德曼·布里。看着这个名字，再低头瞧瞧叫这个名字的小人儿，我心头漾起浓烈的痛楚，这个名字包含了我这个活生生的人所经历的一切，甚至更多。他的名字比他来到世上的年头还多。他的岁数，具体说来是两年零三个月，外加五天。他的母亲是在他两岁的时候去世的。死因是腹膜炎引起的败血症。
不管怎样，我还是朝他走近了几步。我看得出来，他并没有畏缩。我能感觉到比尔正在屋里，睡在自己的床上，也许已经进入梦乡，而他的父亲，一个梦游一般的男人，此时此刻正站在屋外的黑影里，近在咫尺之间。埃德的身材并不高大，但他还是比我要高一些，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如此之近，我都能清楚地看见他外套上深灰色的针脚。我张开两臂，轻轻抱住他的双肘。他的头似乎垂下片刻，随即又抬了起来。
我再次发现，在写下这篇内心独白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事情属于久远的过去。当你把一切都召唤起来的时候，它们全都聚集在当下，完完本本。如此一来，让我大为惊奇的是，我曾经爱过的那些人，竟然都活了过来。是什么让他们死而复生，我并不知晓。过去的两个星期里，我时不时感到一阵快乐，那是悲伤之手传递给我的一种特殊的快乐。
“对不起，妈。”他说。
回忆有时候是一种巨大的悲苦，然而，当你的回忆结束之后，会有一种非常奇怪的平静油然而生。因为你把自己的旗帜插在了悲伤的顶峰。你征服了它。
“没关系，埃德。”我说。
但这个早晨也带给了我一点点快乐作为礼物。困扰我整整一个星期的便秘终于向我的祈祷外加诅咒投降了，随之而来的感觉，在我看来，就连以事事称心如意而著称的天国居民也会感到无比美好。
他从我的怀抱里抽身而出。我脑子里闪过一个词——哀毁骨立。他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人。
早晨醒来，感觉累极了，疲惫都渗到了骨头里，我与其说是走进了盥洗室，倒不如说是把自己硬拖了进去。我开始觉得，把过去的一切都写在纸上，那份辛苦和劳累无异于爱尔兰的洗衣日。
然后他永远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