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车吧，莉莉，”他探过身子，推开乘客门，“看在上帝的分上。车里很暖和。”
我两腿发软，站在人行道上等麦克。麦克说到做到，没过多久，他就把车停在了路边。我觉得自己一眼就认出了那辆车。
“谢谢你，麦克，谢谢你。这是乔那辆车吗？”我在车里安顿下来，心里满怀感激。我感觉到埃德小小的身子在毯子里有微微的动静。起码他没有死在我手里。
约好的那天到了，我把埃德裹在毯子里，翻出最好的衣服和首饰给自己穿戴起来。我跟几个产妇一一吻别，甚至还向修女们道了谢。我出了门，走进冬天的空气中，夜晚的寒意让我陡然一惊。那阴沉、潮湿的寒气从湖面上蔓延而来。粉末一般的雪花四处翻卷，一切都显得古怪、奇特。浩大无边的城市喧响再一次汹涌而来，灌进我的耳朵，让我一阵惊惧。我看到汽车在远方湖畔的公路上蜿蜒而行，直泻而下，如同巨大的黑蛇。我走下花岗石台阶，雾气和渐渐聚拢而来的黑暗让我感到害怕，一只胳膊紧紧搂住埃德。他的脸虽然深深地埋在毯子里，寒气还是把他的一丝鼻涕和眼泪冻成了冰。
“没错儿。我花了几美元从汽车扣押所弄出来的。他把车停在火车站边上。我盘算着，我花点儿钱弄出来，如果他哪天回来了，就还给他。”
等埃德足够壮实了，他会开车来接我出院，就像一家人那样。
“这么说，你没能查到他的下落？”
“她是个圣人，”他说，“就因为她是个圣人，这辈子我深受其苦。”
“连个影儿也没查着。我只能说，他待在美国的某个地方。我猜他又改了名字。谁知道呢？”
“为什么你的姐姐会乐意接受一个带着新生婴儿的陌生人？”
埃德适时地醒来，开始哭着要吃奶。我把他的小嘴巴放在自己的乳房上。
他想出了一个新的主意，打算开车带我去华盛顿，他的亲姐姐住在那里。
“这下好啦，”麦克尴尬到了极点，可还是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啦，好啦。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我们来啦。”
麦克·斯科佩洛似乎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一个心结，总觉得对我负有某种责任。虽然我几次三番对他说责任不在于他，他也还是尽心尽力帮助我。他陪我住进产科医院，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埃德出生的时候，他花了不少心思庆贺这个侄子降临人世。他给我送来鲜花和卡片，把城里所有的新闻都讲给我听，有好几个晚上，他都坐在我床边轻声细语。别的产妇对他颇有好感，从来没有问过一个爱尔兰女人和一个意大利男人怎么可能是兄妹。
迪林杰先生终究还是来了。我不盼望任何人。几天以来，我一个人也没见过，我觉得理当如此。同情和怜悯是有期限的。他们都已经尽心尽力，比理所当然的要多出一千倍。听他说，前一阵子他在纽约打理自己的一本新书。他说那本书既让他兴奋不已，也让他忐忑不安。如此喜忧参半，活像长了两个脑袋，他对自己这副样子大大嘲笑了一番。
人不管处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里，都要努力入乡随俗。我们如此渴望被人尊重。若非如此，就算是宽阔的花园和华美的宅邸也如同监牢。我觉得，一个单身母亲不会赢得多少尊重。单身母亲总让人感觉不对劲儿，事情就这么简单。
他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外面的马铃薯地里有只鸟儿不知在什么地方大声叫唤，听声音很可能是只沼泽耳鸮。我给他开了门，两人站在夜晚咸湿的空气里，听着那叫声。据人们传说，迪林杰先生已经游遍了地球的每个角落。几乎没有一道山谷他没有窥探过，几乎没有一片沙漠他没有跋涉过。但是，在那个晚上，他站在我家的门廊上宣布说：在上帝创造的整个世界上，此时此刻，这里正处于一种尘世所能达到的完美境界——他所说的是我的住宅还是整个汉普顿，我不得而知。我问他是不是觉得可以用上“无可挑剔”这个词。他对这个古怪的字眼儿报以哈哈大笑，说：是的，表达得恰到好处。
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封他寄钱给我的信件，也许是他不能冒这个险，或者是他左思右想改变了主意，要么就是他的信寄错了地方，由此看来，他写来的第一封信——也是唯一的一封信，并不是那么真实可靠。他的信我保留至今，我惊异于他的拼写竟然如此一塌糊涂，我一边抄录一边做了更正。他为什么离开我，他为什么离开我们？我思来想去，肚子里的孩子让我变得体态丰满。我思来想去。愤怒如一股潮水袭遍我的全身，我这辈子经历的任何其他事情，都没有让我如此愤怒甚至在塔格被人杀害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堕落到如此可鄙的程度，竟然会诅咒某个人，甚至于诅咒上帝，但愿上帝能够原谅我。但在当时，我确确实实诅咒了上帝，还有乔。
接着，他莫名其妙进入了一种哀伤的情绪。他躬起身，把我的一只手握在自己的两只大手里。他长长的面孔如同陡峭的岩石，坑坑洼洼，沟壑纵横，有着独特的魅力，此时他的脸似乎变得更加狭窄，他深深地弯下了身子。
过了近二十年，我才弄明白原因何在，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那时候我是否理解，此时我是否理解他为什么一去不回头。
“如果你同意让我把我的新书献给比尔，作为对他的纪念，我会非常荣幸的。你觉得这有可能吗？我知道这不是件小事儿。我只会写上‘纪念W.B’。”
看来是另有原因让他离我而去。一个他无法说出的原因。
“写上威廉·邓恩·金德曼·布里，”我说，“写上他的全名吧。”
又过了好多天，我开始绝望，于是我又读了一遍他的来信。信上写得清清楚楚。他已经告诉我，他之所以离开并不是因为谣言。其中的原因我甚至无法写在这张信纸上，无法写下什么。
“可以吗？那我就写上了。我就这么写上。我就这么写上。”
即便如此，他还是说要把乔曾经写信回来的事儿告诉警察局，这说明他还活着，在某个地方。我知道这意味着抚恤金化为泡影。但我心里想，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乔就要回来了。
泪水盈眶的我带他走进屋里，幸好走廊里一片黑暗，看不到我脸上的泪痕。虽然已经很晚了，我还是像往常一样请他坐下，然后沏茶。我胸中汹涌着感激之情，一丝犹疑第一次进入我的头脑，虽然迪林杰先生不会知道。
“我会尽力的。”他说，“如果你有任何需要，不管什么都行，你就打这个号码。这件事儿让我心里很不好受。一点儿都不好受。特别是你怀有身孕，这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我感觉，告别人世的决心似乎让我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迪林杰先生让我看到了谦恭和善意对纪念亡灵具有多么重大的影响，他本人就是一个例子。突然之间，我的心开始动摇。当我坐在这里，把这一切都写下来的时候，我并不十分确信。但在那一刻，他又让我记起了我们和生命之间的契约——我们要按照上天赐予我们的或长或短的时日，坚持到生命最后一息。生命的馈赠，常常让我们如此难以接受，恰如一匹马，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去查看它的牙齿。
麦克·斯科佩洛一得知这个情况就来找我，他说自己很抱歉当初把乔当成了犯罪嫌疑人。他说他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只要他能做得到。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给乔捎个口信。他说没人会找到乔·金德曼的下落。我恳求他去试试。
大事已毕，迪林杰先生放松了许多。他的一身骨骼似乎也变得柔韧起来，他向后一仰靠在了椅背上。我的哥哥威利过去常常唱一首老歌，叫《西班牙女郎》。歌里的男人有一句歌词，向我们描述那位西班牙女郎的惊人美貌——她是多年前都柏林的一个烟花女子。恰在这时候，迪林杰先生说了一句：“岁月之手改变了我的容颜。”可岁月之手没有在他身上留下痕迹。
几乎在我收到那封信的同时，事实上仅仅相隔几天以后，真正的凶犯就落网了，他对所有的罪行供认不讳。据说是个精神错乱的瑞典人，来自伊利诺伊州。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了这个消息。我想，乔一定也看到了。
威利曾经参加过嘉布遣会[19]修士在立菲河[20]畔组织的一场演唱比赛，他当时唱的就是这首歌。幸好歌词隐晦不明，对这首歌一无所知的听众怎么也听不出那位可怜的西班牙女郎是个妓女。他的嗓音沉郁伤感，虽然当时他只有七岁，并不知道一首歌的歌词到底是要表达怎样的情感，但他的歌声却能让人凄然泪下。我见到的正是西班牙女郎，在烛光映照下洗着她的双脚。
问题在于，乔说的是实话。
迪林杰先生跟我讲起的故事却是他年轻时候在中国度过的那些日子。那是他第一次离开美国去旅行，当时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去看看北京和万里长城。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他才获得准许。在北京，他结识了一个来自中国北方的年轻人。迪林杰先生和那个年轻人交上了朋友，年轻人问他是否愿意和自己一道回家看看。显而易见，他的家乡所在的那片地域上下两代从没见过一个西方人。他们坐上一列从殖民地时代延续下来的老掉牙的火车，火车嘎吱嘎吱响，喷吐着一股股汹涌的蒸汽。一路上，他迫不得已，只好在站台的小摊上吃些烹制好的昆虫，迪林杰先生发现蝎子一类的玩意儿味道很不错，虽然后来他的舌头有点儿发麻。年轻人费了好大的劲儿向他解释说，他不该吃掉尾巴。迪林杰先生大不舒服，缩在火车上的简易厕所里，身体中毒带来的糟糕症状突然袭来，让他痛苦不堪。就在他拼命使着劲儿，心中满是绝望，暗暗咒骂自己居然胡思乱想，非要跑来看看中国的时候，他隐隐听到尖锐刺耳的吱嘎一声。恰在这时候，他的肠子一松，大便喷泻而出，不过，感到如释重负的还是他的心。当他打开厕所门时，正看见一个矮小的女人，冲他尖声尖气地叫喊。原来他是在火车停靠在一个站台上的时候解了大便，简直罪不可赦。他羞愧得无地自容。
我主动联系了麦克·斯科佩洛。这段日子，我的处境很尴尬，他没有来找过我。他也认为乔已经死了，丧生于大爆炸之中。现在看来，乔只是利用那场灾难来遮人眼目。麦克说，没错儿，他是威胁过乔，说要把自己的怀疑告诉警方。他们已经把车牌照的事情，以及乔那辆车神秘地出现在两个凶杀现场的情况记录在案。他说乔非常苦恼，对此勃然大怒。乔赌咒发誓说他和凶杀案毫无瓜葛。至于那辆该死的车，他说一切都是巧合。麦克对我说，乔看起来确实很震惊，这让他有点儿惊讶。
他们来到年轻人的家里，迪林杰先生受到了热情的招待。一家人围着他，摸摸他的脸，还站在箱子上，试图跟人高马大的他齐头并肩。他睡在年轻人家里最好的一张床上，感觉又好了起来。他想，来到这样一个地方是多么不同寻常啊。住在木头搭建的房子里，置身于林木茂密的山谷中，绿意葱茏，近乎狂野，一直向上堆叠到天堂。美丽，质朴，而寂静。这时候，他的门被打开了，走进一个女人，是年轻人的祖母。屋子里一片黑暗，他几乎看不见来人。祖母一边用中国话说着什么，一边递给他一个小盒子，还做着手势让他吃下去，但迪林杰先生不敢一试，因为他刚刚害过那场病。老妇人极不高兴地走了。第二天早晨，他拿着那个小盒子走到屋外的天光之下，朝里面看。年轻人告诉他，那是一只去掉翅膀的白色蛾子，还活着，奉上一只蛾子代表着极大的尊崇。年轻人说，他真应该壮着胆子吃下去。又一次羞愧难当。
他像个孩子一样，在下面写了一连串的X和O[18]，又用笔统统画掉。
迪林杰先生就此打住话头。在昏暗的厨房里，他脸上露出一丝隐秘的微笑，大概和那已经消散如云烟的昏黄的中国往事一样幽暗吧。
乔
“有时候啊，”他开口说，“受到尊崇是非常危险的。”就好像在道出刚才那个故事的寓意。
我正在给你写这封信，而且我不打算留下寄信人地址。我想让你知道，麦克·斯科佩洛告诉你的那些谣言根本不是真的，他还曾经威胁我说要报告给警察。我确信，如果我站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他们一定会判定我是清白无辜的。总而言之，我离开你并不是因为那些谣言。其中的原因我甚至无法写在这张信纸上。写下这些话之后，接下来我心里所想的是我有多么爱你。没有任何东西能大过我对你的爱。然后我想到的是你肚子里的孩子。我们的小宝贝。我每个月都会寄钱给你，只要我知道你在哪儿，只要我能不落痕迹地把钱寄给你。我向无所不知的上帝祈祷，但愿他会原谅我。
【注释】
亲爱的莉莉：
[1] 南本德，美国印第安纳州北部一城市。
方才，我在自己放杂物的箱子里摸索了半天，才把它找出来：
[2] 托莱多，美国的海港城市。
再往后，我收到了一封信。邮差直接把信送到家门口。我认出了那用黑墨水写下的潦草字迹。晴天霹雳。难以置信的晴天霹雳。
[3] 圣维罗尼卡，原是耶路撒冷的一个普通农家女孩。相传耶稣被处死的那天，她看到耶稣的脸上满是汗水和血迹，就跑过去，用自己的头巾（一说是手帕）给耶稣擦脸。后来她发现耶稣受难的容貌已神奇般地印在了面纱上。这块面纱自公元700年以来一直保存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内。圣维罗尼卡被称为洗衣女工的守护神。
所以，我把这归结为过得相当不错。
[4] 诺福克，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海港城市。
当时我已经有差不多五个月的身孕，我自以为过得相当不错。我的钱只够勉强付房租和糊口。我每周去一次意大利大集市，那里有几位非常好心的妇女，她们总是往我的袋子里塞满马铃薯、胡萝卜之类的蔬菜。集市上还有个肉贩子，多内利先生，他总是切下边边角角的便宜肉给我。在这方面，他是个了不起的行家，因为他别的主顾也都买得不多。我跟卡西学会了她所有的本事，很擅长采用一点儿巧妙的烹调手法给这些食材增色添彩。我心里想，我这是在做给自己的孩子吃。当我把饭菜摆上餐桌时，总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充盈着我的内心，仿佛我的小不点儿正在和我一起就餐。脑子里想着这情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常常一个人轻轻地笑出声来。我属于那种痴痴傻傻的女人，时不时对着自己的肚子说话。第一次胎动的时候，正躺在床上似睡非睡的我一下子睁大了眼睛，我能感觉到一抹灼热的阳光轻柔地穿越我的身体，透过我的乳房和耻骨，那是一股狂喜化身为一缕光芒。我不知道除此以外还能如何形容。仿佛有个人在我的身体里向我发出信号。我在这儿呢。也许事实上我的孤独并没有减轻，但我确实感觉到自己变得强悍起来。如果任何魑魅魍魉逼近我们，我可能会撕裂它们的喉咙。
[5] 因雅典盛产猫头鹰，希腊神话中雅典守护神的标志是猫头鹰，所以这个俗语的意思是多此一举，徒劳无益。
我大着胆子给安妮写了封信，虽然我一想到这么做有可能再次引来那个黑衣男人，心里就惶惶不安，但我还是忍不住想，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几十年都过去了。当然，就连杀手也会变老，对消失无踪的目标渐渐变得漠不关心。我这样祈祷。我按着上次的地址给安妮写了信，大致讲了自己的情况。几个星期后，我从邮局取出她的回信——这次我还是没敢把确切的街道名称和地址告诉她。她在信中说自己过得不大好，万不得已只好和我们的一位表亲萨拉·卡伦相依为命，住在凯尔沙教区，在那儿有个小农场，有张床，等等。另外，她又详细告诉了我一些关于父亲的事情，说到爱尔兰独立后，他的退休金莫名其妙出了岔子，他迫不得已，只有乞求新政府的宽恕。安妮还如实描述了父亲的坟墓——无异于乞丐的葬身之地。也许是因为日子过得越来越窘迫，她又是孤身一人，所以她变得越来越衰弱，于是开始跟我述说实情，触及了生活最残酷的硬核。她说，莫德虽然嫁给了她钟爱的那位画家，生了两个儿子，但她的小女儿被猩红热夺去了生命，葬在格拉斯内文墓地的天使之园——在都柏林，所有夭折的小孩子都埋葬在那里。从那以后，莫德病倒在床上，一连几年卧病不起。这消息让我大为惊骇。在安妮看来，莫德并没有什么大错，只是她的神经不够坚强，无法承受丧女之痛。这些已经足以骇人听闻，但我把那封信细细地读了又读，不可思议的是，我心里竟充满了感激，渴望了解一切细节，不管是喜是悲。我热切地盼望着，盼望着回家，盼望着摆脱眼下在美国的一团混乱，回到爱尔兰的混乱中去，那是我更能理解的一种混乱，而且也不会如此孤独。然而，从两个姐姐身上，我也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寂寞，每个人的寂寞各有不同。从安妮的字里行间，我可以想象得出，她根本就没有钱，但她还是把一张红色的十先令纸币折了又折，放进信封里。街角那家银行给我兑换成了四美元。我为此感激不尽，给她写信表达谢意。据我所知，那封信再也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6] 原文是希腊语。
于是，我省吃俭用，靠那点儿美元勉强维持生计，我的宝贝在我的身体里慢慢长大。为什么我们有了孩子，孤独感却并没有减少呢？现在想来，当时的我满以为有个小生命在自己体内一天天变得坚强有力，会减轻我的所有烦恼。然而，当我躺在那张老床上，不再有乔伸展开长胳膊长腿，四仰八叉地躺在我身边，脚从床的另一头垂落下去，嘴里叼着烟卷，有一搭没一搭地夸夸其谈时，我总会感到一种可怕的孤独。整个夏天，屋子里一片安静，静得连壁炉架上那个廉价的钟表都显得怯生生的，钟表嘀嘀嗒嗒地走着，间或鸣响报时，几乎不好意思打破四下里跟修道院一般的沉寂。每天早晨，我都在马桶里拼命呕吐，吐得实在是厉害，我担心孩子会从我嘴里噗的一声跳出来。
[7]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888—1923），出生于新西兰，短篇小说作家，被称为新西兰文学的奠基人。著名作品有《园会》、《幸福》和《在海湾》等，被誉为新西兰最有影响力的作家。
“谢谢你，警探先生。”我说。
[8] 天主教徒的虔修方式，即反复数算念珠祈祷。
“好吧？”他说着话，像一头熊一样站起身来，“莉莉，我无法形容我有多么难过，我们所有的人有多么难过。”
[9] 引自《主啊，是我》（It’s Me Oh Lord）这首歌的歌词。
他交给我一袋子美元，是他和警察局的几个弟兄募集一圈凑起来的。他还问过自己的妻子，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出路，他妻子建议我去和妇女医院的蒙特福特修女谈一谈。
[10] “百乐门”牌，1913年，瑞士菲利浦莫理斯烟草公司出品了一款高档烟，命名为PARLIAMEN。在中国，按照英文发音，以1930年左右旧上海四大舞厅之一“百乐门”来命名。
“不知道，”他说，“这个问题问得好。大概不会吧。”
[11] 《芝加哥大火记》（In Old Chicago），1938年奥斯卡经典灾难电影，创当时最高制作成本纪录，以伤亡惨重的1871年芝加哥火灾为背景的故事片。
“那么，在美国，好人会更名改姓吗？”
[12] 唐·阿米契（Don Ameche），美国电影演员，生于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原名多米尼克·阿米西，有意大利、德国和爱尔兰血统。
“这叫化名。上个月，我逮捕了一个人，他有三十九个不同的名字。他还列了张单子，免得忘记。我本来有可能对这些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个疯子，供认自己在十八个州犯过轻微罪行。十八个州啊。他想让我把这些都记录下来，交给报社。报社一点儿都不感兴趣。他一下子泄了气。眼下正在克利夫兰劳教所服五到十年的有期徒刑。”
[13] 伏都教，又译“巫毒教”，源于非洲西部，是糅合祖先崇拜、万物有灵论、通灵术的原始宗教，有些像萨满教。
我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
[14] 见《圣经》列王纪上第19章11—12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噢。”我应了一声。
[15] 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前400），古希腊历史学家、思想家，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传世，该书记述了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
“不，并不经常发生。不是的。人们会改名更姓。然后像隐形人一样跨越州界。”
[16] 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约前425)，伟大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史学名著《历史》一书的作者，被称为“史学之父”。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问，“经常会有履历丢失的情况吗？”
[17] 紫心勋章，是世界上仍在颁发的历史最悠久的军事荣誉，而且是第一种向普通士兵颁发的勋章。它于1782年8月7日由乔治·华盛顿将军设立，当时叫军功章，专门授予作战中负伤的军人，也可授予阵亡者的最近亲属。尽管这枚勋章在今天的美国勋章中级别不高，但它标志着勇敢无畏和自我牺牲精神，在美国人心中占有崇高地位。
“真是有点儿奇怪，”德西警探说，当时是在我的厨房里，他坐在他的前任麦克·斯科佩洛先前最喜欢坐的那把椅子上，“问题不光在于死亡证明。我们甚至连乔的出生证明也找不到。除了他的结婚证，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他的证明。他一开始接受培训的时候提供的信息和任何真实的文件记录都不怎么相符。没有一份文件能够说明他的任何情况。不过，他非常可能是在执行公务的时候殉职身亡，所以我们不打算对此寻根究底。但是，你可能会想，除了你和他是夫妻关系，还有我们每天确确实实都看见他以外，他从来没有存在过。”
[18] X和O，代表亲吻和拥抱。
接着我又陷入了令人绝望的麻烦，因为要解决给我的抚恤金问题将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乔能有那么一点儿钱留给我的话，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找到尸体，也没有死亡证明，我必须等到法庭能够依法宣布他死亡的那一天。
[19] 嘉布遣会，原来是一个意大利修道会，始建于1525年。
不管怎么说吧，他高度赞扬了乔和乔的许多品格——作为一个人，也作为一个警探的乔。我如此熟悉的丈夫，从另一个人嘴里说出来，就像是听他说着一个毫不相干的人，那是一种锥心刺骨的痛。德西警探所描述的乔简直如同一个陌生人。他讲了一个故事，发生在几年前，当时，他被一群经营玉米葡萄糖的商人抓住了，乔说服那些人不要杀了他，等他逃脱危险之后，乔又设法以走私玉米葡萄糖的罪名把那几个人逮捕归案，让他们入狱服刑，顶多也就是几年徒刑。圣诞节的时候，那几个家伙给乔寄了张卡片，感谢乔说服他们不要杀人，这会把他们送上电椅。这个故事我压根儿没听说过。他的警察同事们微笑的脸上做出一副怪相，轻笑了几声。总而言之，这些关于乔的故事他的妻子一概不知。
[20] 立菲河，在爱尔兰境内，发源于维克罗郡，流向都柏林湾。
乔最后的搭档是个爱尔兰人，名叫德西，他为乔安排了一场纪念仪式。他们先是举行了一次次葬礼，安葬所找到的尸体和残缺不全的尸首，接着又开始举行仪式纪念那些失踪的人。乔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德西警探来自爱尔兰，算是个不折不扣的爱尔兰人，虽然正笼罩在悲哀之中，我对于这样一个人仍然心存疑惧。幸好他的家乡是梅欧郡，和维克罗郡相距甚远，位于爱尔兰岛的另一边，这让我感到些许宽慰。他也曾投身于那场战争，不过，在我看来，他是个快活的人，喜欢交际，性情开朗，虽然乔的下落不明让他整个人蒙上了一层阴影。我感觉，他还没有足够的时间了解自己的搭档，而且这是他第一次当警察。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倾向于把这个小小的仪式办得隆重庄严。他是这样一种人，热爱生命，但也愿意给死亡以应有的尊重。他是个有点儿笨拙的大个子，肩膀稍稍往前弓，这让我想起了安妮。他看上去就像抱着一块大石头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把上身坠得有点儿直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