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那座房子里一待就是十五年，这段漫长的时光足够让我学会卡西的所有食谱。
有一回，贝洛太太对我说，她的祖辈曾经拥有库雅荷加河岸上的第一座房子。她有一张保藏了几百年的地图，上面有一座方形的小房子，周围完全是一片荒野。这样看来，她兴许也能算是一种美国的缩影。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恐惧，就连卡西这样充满生命力的女子也有自己的恐惧，那就是贝洛先生。他老是一次次引着卡西走进这座大宅子里的一个衣橱或者是一个空房间。
贝洛太太没有卡西漂亮。她是那种什么都视而不见，什么都不放在心上的女人，但话又说回来了，她嫁给了一个无知无识的男人，所以也怪不得她。她的钱是靠湖边的一家钢铁厂赚来的。有时候，我们夜里听见哭喊声，卡西总是把被单一下子拉到下巴颏，用手堵住耳朵，嘴里嘟嘟哝哝胡言乱语一气，这样就听不见了。
什么是人生？什么叫公民？为什么贝洛先生这样的男人可以随心所欲和卡西做他想做的事，而从来没有人说一句谴责他的话，上天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安排？渐渐地，我才发觉有什么事情不对头。最后是卡西在床上哭，一个人小声地啜泣，我求她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后来，我终于大着胆子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了她。从那以后，她每天天一亮做的第一件事，每天晚上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扫一眼人行道，唯恐那里站着一个幽灵般的男人。
于是她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她的每一寸肌肤都那么美丽。你和一个人共居一室，不可能不把对方的每一寸肌肤都看在眼里。和她在一起，我在内心深处有一种安全感，每天睡在她身边，按照她的吩咐干这干那，这让我心里充满了感激。说真的，我就是因为喜爱卡西才开始热爱美国。也许对我来说，卡西就代表着美国，如果塔格从前的那个亚美尼亚伙伴见过卡西，我觉得他一定会非常骄傲地把她画下来。她是个高大丰满的女人，幸好我占的地方不多，否则我们俩怎么也不可能睡得下那张铁床。卡西整晚整晚像沸水一样翻腾，但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她流出的汗水就像是美国境内的尼亚加拉瀑布。
“我知道，如果我告诉贝洛太太，咱们就完了。莉莉，咱们就会被赶出去，在美国灰扑扑的土路上流浪。”
我通过了贝洛太太的考察，渐渐过渡到帮她干家务，卡西做的饭菜具有惊人的滋养功效，让我的身体开始变得强壮起来。卡西能让看上去最不起眼儿的蔬菜变得面目一新，容光焕发。食物也都非常热爱她，她一走进厨房，各种食物几乎都会纷纷站起来向她致意。
“他这么对待你是不对的，亲爱的卡西。他不能强迫你那么做。咱们难道不能去找牧师，请他主持公道吗？”
“我妈妈是被几个路过的流氓害死的。那天，她从镇子里买了鸡饲料回来，在一条乡间小路上遭到流氓袭击。卡蒂斯发现她躺在那儿，身子下面一堆乱七八糟的黄颜色东西，他们在凌辱她的时候弄破了装饲料的袋子。关于这些，他当时什么也没告诉我，只是说她到天堂里领取奖赏去了，听起来倒也不坏，虽然我非常想念她。那时候我只有五岁，什么也不懂。我觉得，打那以后，卡蒂斯连看也没有看过一眼别的女人。”
卡西他们那里的人都是天主教徒，在弗吉尼亚的诺福克。
接着，她使出用不完的力气，起劲儿地摇动手柄。
“这种事情，牧师是不会管的，”她说，“莉莉，你不明白。”
“这些事情小孩子全都不懂。我实在是非常喜欢弗吉尼亚。一群群小鸡总是跑到我们住的小铁皮房子里，各种颜色、大大小小的鸟儿成群结队飞落下来，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植物，来了又去，就像是世间万物的大时钟。莉莉，你从来没有见过那么一大片美丽的田野，向四面八方延伸开去。”
“为什么说我不明白，卡西？”
她教给我怎么把锅烧开，在里面煮亚麻布，再把布拼命拉扯到洗衣盆里，就像拖曳死尸一般，然后搓出雪堆一样的肥皂泡，再使劲儿把布单拽进一个大洗衣盆里用冷水漂洗，用力把肥皂泡捶打出来，接着她用强壮的胳膊操纵起绞干机，就像是在摆弄一件武器，她摇动手柄，让可怜的布单从滚筒里绞过，冰凉的水随之倾泻而出。我们在圣维罗尼卡[3]掌管的行当里辛辛苦苦地做工，因为她是洗衣女工的守护神。干活儿的时候，她总是给我讲自己的故事，讲恋人初次见面时的情形，讲自己在诺福克[4]度过的童年，老卡蒂斯曾经在那里当过佃农，后来负债越来越重，最后便跑到北方来，就像是一个小孩儿被一个恃强凌弱的坏蛋反扭手臂，终于挣脱而逃。
“你不明白，莉莉，就是这样。”
她带我去看马车房上面归我们俩住的小房间。一张大铁床，墙壁四周到处挂着属于卡西的东西，一件宽松长袍，几顶样式很有趣的帽子，一个洗脸盆连同一个大罐子和一块粗糙的东西，可能是石炭酸皂，她零碎物件和小玩意儿放在一张快要散架的小桌子上，此外，还有她那口很深很深的大箱子。总的看来，整个房间非常洁净，但我要说，这房子自从刚一开始用淡黄色的油漆全部粉刷过之后——那应该是一百年前的事儿了，此后再也没有动过一下刷子。我看见墙洞里塞进了碎布，那肯定是冬天为了抵御渗漏进来的寒气才想出的法子。她有一面带镀金镶框的小镜子，金色的涂料一点点剥落下来，就像是营造出了一个小小的秋天。
“他是个低贱的臭男人，跟一只小虱子没什么两样，”我不知所措，只是接着往下说，“告诉你，他是个十恶不赦的恶魔。”
“感谢仁慈的上帝。”她说。
“好吧，也许是这样。”卡西哈哈大笑起来，虽然满腹愁苦。
下了这句评语之后，她便回到房子前面去了。卡西用双手紧紧抓住我的肩膀，强壮有力的手指把我的骨头都快捏疼了。她把头来回左右摇摆。
有时候，到了夜晚，从远处湖边的工厂飘来浓重的烟雾，这一群群不速之客浩浩荡荡涌到高地上来拜访我们，把新鲜空气驱逐到别处。湖水本身升腾起的大雾也是一样。隆冬季节，一切美好的东西全都冻结起来，足足有七重之深，这一年日子变得寒冷难耐，你会觉得永远也不会有冰消雪融的一天。接下来，整个地区从寒冬的束缚中松弛下来，进入春天的怀抱，缩头缩脑挤作一团的树木突然变成了一千个花枝招展的小姑娘，金黄色的头发系着丝带，一排又一排花朵绽放的树木摇曳生姿，把五颜六色涂抹在天空上。
“好啦，”贝洛太太说，“你可以在我这儿开始干。试用一段时间。我敢说，你会发现这份工作不那么容易。你个子很小，看上去也不怎么壮实。”
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我斗胆往都柏林给安妮寄了封信，只是告诉她我一切都好，不必担心。我还给了她一个邮箱号码，以便让她给我寄来回信。还好，我收到了一封写在蓝条信纸上的来信，我感觉自己都能说得上来她是在哪家商店买的信纸。她的字迹歪歪扭扭，就像一队蚂蚁在行进道路上碰到了阻碍。她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温暖的亲情，但她也不得不告诉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她说，父亲死在巴尔廷格拉斯乡间的家里，离世的时候非常平静，只是神志“有点儿恍惚不清”。父亲弥留之际她没能守在旁边。她说，父亲被安葬在医院的小墓园里，埋在几棵美国梧桐树下，上面立了一块简陋的石碑，因为父亲只有一点儿可怜的养老金，再没有别的钱能拿来体面地安葬他。这封信让我心里充满了伤感。在我看来，父亲的死非常令人悲哀。我还记得，当我坐下来读那封信的时候，感觉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一件无比重大的事情，感觉自己背负着一个巨大的责任，却又无法承担，因为我不幸流落在外。
卡西从始至终都在微笑，只是微笑，宽宽的脸庞看上去那么满足，那么快乐。但她一句话也没有说。我想她心里非常清楚这条河是深是浅，里面有没有鱼。
不幸背井离乡。
“克利夫兰有那么多流浪的姑娘，我不能给她们每个人都安排工作。至少你有一点不同，你是卡西带来的。我不能不说，我很信服卡西对一个人的看法。的确是这样。有钱的好人到处都是，但是，没有钱的好人，那种你想留在家里的人，真是很难找。”
写信。名字，邮戳，地址。不怀好意的眼睛。
贝洛太太的衣服像盔甲一样穿在她身上，昂贵的布料看上去很厚实，给人一种奇特的古板感觉，就像是一道绝缘墙。她自然是卡西的女主人，卡西正努力给我找个挣钱的营生。
时隔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不由得怀疑自己写信回去是不是犯了个愚蠢的错误。
“我拿不准自己究竟信任不信任爱尔兰人，”贝洛太太说，我们三个——卡西，贝洛太太和我，站在她的厨房里，“信任在雇人方面非常重要。上个在我这儿干的姑娘，一直偷偷摸摸把我的亚麻布拿出去卖钱。我的亚麻布都是上好的爱尔兰亚麻布。她可能卖了个好价钱。”
贝洛太太每天都打发我上街去买她列在单子上的食品。春去秋来，年复一年，我反反复复跑了那么多趟，自己想起来都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都是弗吉尼亚的老歌。”他说。
她家的宅子坐落在街道尽头，路在这里到了终点。经常会有不知道的人一路驾车进来，结果不得不开到最高处的小斜坡上掉头，贝洛太太家的大门就在斜坡上。这里的每座宅子都有马车房和让生意人停放车辆的地方，人行道上看不到多少汽车，所以，这天我拎着几个沉甸甸的袋子走回家，发现路边的泥地上停着一辆破旧的汽车，就在林荫道尽头那几棵老橡树底下。有个男人斜靠在那辆破车上。我不知道他一直在干什么，但我感觉到，他一发现我从远处走来，便匆匆忙忙旋动门把手，坐进汽车里，砰的一声关上了松松垮垮的车门。接下来，在我走回家的一路上，他没再朝我看一眼，而是把脸转向那几棵低矮的老橡树，做出一副全神贯注的样子，很让人怀疑。我哆里哆嗦地来到大门前，拉开沉重的门闩，把巨大的铁门推开一个可以让自己挤进去的小缝，他还是没有把头转向我。
我听见卡蒂斯·布莱克在用排箫吹奏曲调。
我看见他做了个小动作，把手伸向旁边的座位。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动作让我如此惊骇，恐惧横冲直撞而来，就像一大群老鼠闯进温室里。我想，这个时刻终于来了，他会转过身，钻出汽车，把枪对准我，我将要应声毙命。我把身体的全部重量死死地压在大门上，刚才推开的那个小小的缝隙只能容我一人通过，却仿佛要用一生一世才能合拢。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有多么不堪一击，任何一个人有多么不堪一击，脆弱的血肉之躯，一颗子弹可以轻而易举地洞穿。我拼命用力关上那扇大门，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他有可能从车里跳出来，朝我连发十几枪。我为什么没有像发疯一般奔逃？人类的大脑实在不是一架合乎常理的机器。
再往后，我觉得自己睡了很久很久。
老橡树下晦暗一片。六月的阳光十分慷慨，把手指伸进干巴巴的树叶丛中，这让树下的阴影显得更加浓重。莫名其妙的是，我用极慢的动作合拢大门，站在那里，回头张望。我闪过一个念头——这是夺去塔格性命的那个人吗？突然之间，我满脑子里装的都是塔格。塔格的一切一切，他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他怎样活在我的记忆里，这些所思所想抹去了我此时此刻的恐惧。我胸中只是激荡着对塔格的爱。
她又给我吃了些东西，这次喂得很有节制。
我拎在手里的大包小包掉到了地上，我甚至都没有察觉到。我站在大门外，包里的食品杂货滚落在我脚边，大概是胡萝卜、糖、咖啡一类的东西。那个男人钻出汽车，站在树荫里。他头上那顶看上去又干又硬的帽子给他的脸孔和眼睛又笼上了一层阴影。我随即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就连现在也摸不着头脑。
接下来我一阵呕吐，迷迷糊糊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就像葛丽泰·嘉宝在《瑞典女王》中扮演的克里斯蒂娜，死死抓住卡西不放。
“是我吗？”我问道。我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以一种异乎寻常的耐心等待对方回答。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能感觉到他在望着我。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我穿着自己唯一的一条夏天的裙子，裙子上遍布着橄榄的果实和枝叶图案。卡西非常喜欢那条裙子，虽然它只是从匈牙利市场上买来的便宜货。然而，就在他望着我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仿佛是赤身裸体，就像上学的时候我经常做的一个梦——梦见自己正坐在教室里上课，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竟然忘了穿衣服。我浑身上下很不自在，一下子变得笨手笨脚。我不知道怎样描述那种感觉。我觉得自己好像就要死在他面前。
不管怎么说，卡西还是马上跟他一起乘坐电车回到家里，发现我几乎都要饿死了，就喂我吃了些东西。平底锅在布莱克先生那个简陋的小煤气炉上好一阵乒乒乓乓。
如果他手里真的有枪，也并没有朝我射击，我也看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枪。他突然一转身，钻进那辆破破烂烂的汽车里。他把车开走的时候，我看见车后是一块田纳西州1923年颁发的车牌照，虽然我为自己的惊慌失措羞愧得无地自容，但还是清楚地记住了这个车牌号。他一定开着那辆福特T型老爷车在深山老林里折腾了只不过七八年，结果就成了现在这副模样。我的胳膊仿佛没了知觉，几乎连地上的大包小包都拾不起来。用卡西的话来说，是我采办来的伙食。
原来，我昏倒在了卡蒂斯·布莱克先生，也就是卡西的父亲居住的那座公寓楼外面，是他出于善良的本性，把我抱了进来。“我本来不想把你带回家。”他后来这样对我说，用他自己特有的古怪、淡然而又充满友善的语调。当时，他把我放到自己的床上。“你让整间屋子臭气熏天，”他嘴里嘟嘟囔囔地说，决定把我一个人扔下一会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才不管你会不会死掉。”他说着，便一路走去谢克海茨找贝洛太太，把自己的女儿找来帮忙，贝洛太太是她的雇主。“告诉你，”布莱克先生说，“她不想让卡西出来。她付给卡西每星期四美元，可不是让她在外面跟老爸一起到处溜达的。”
可我还是回到了房子里，试图让自己恢复常态，平心静气地去干活儿。我觉得，我就是没有带着脑袋走进厨房，贝洛太太也不会感到有什么异样。也许她是个什么都不会察觉到的女人。我在厨房里碰上她甚至有些吃惊，因为一天里的这个时候她很少到厨房来，通常是待在自己的卧室里，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可是，这一天她整个下午都和卡西待在厨房，为一场慈善募捐宴会做了三个蛋糕。这样一来，我一直等到晚上才有机会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卡西。话一出口，我就像一瓶塞子没拧紧的汽水，没完没了地往外冒泡。事情已经过了一段时间，足以让我充分地思前想后。晚餐我连一丁点儿也没碰，一口也吃不下。我就像本笃会修女一样沉默不语。这根本不像是我，因为不管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卡西和我都喜欢一吐为快，跟对方噼里啪啦地说上一阵子，引得两个人哈哈大笑。平日里，我们俩总是叽叽喳喳，笑声不断。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待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还听到有人在说话，过了一会儿，我才看见方形的窗框里站着两个人影，明亮的阳光倾泻在他们头上，一片耀眼的光辉。短短的一瞬间，我还以为自己回到了都柏林城堡，父亲和两个姐姐正在照看着我。
天已经黑了很长时间，一天的活儿也都干完了，我们俩并排躺在大床上。她的体重在床面上压出了一个大坑，我就总是朝她那边斜过去，就像维克罗郡那种一面靠房屋墙壁搭建的单坡棚屋。我于是把那个小插曲讲给她听了。她坚决主张报告给警察。
这段记忆结尾处是一片完全的空白。
“贝洛太太不会喜欢把警察招来。”
如我所说，我确实还年轻。年轻可以标上价码。我可以用自己的身体换取几美元，但我还没到那个份儿上。有几个男人，看样子很有钱，不像是流浪汉，他们走到我跟前纠缠不休。每一条人行道上都有心甘情愿奉献自己的女孩和女人，操着上帝创造的每一种语言招揽生意。我还没到那个份儿上，但毫无疑问，那是我再往后必须要走的一步。
“我看她可不愿意让一个陌生人在这附近晃来晃去，莉莉，她不会不理不睬的。”
我是个年轻的流浪者，此话一点儿不假。我甚至没有勇气去乞讨，虽然乞丐随处可见。在那段日子里，我很有可能被人杀死，谁也不会注意到。
第二天早晨，她征得贝洛太太的同意，用走廊里的电话拨通了警察局。
第一天晚上，我是蜷缩在一片废弃的荒地上对付过去的，荒地紧挨着一家整夜喷吐烟尘的大钢铁厂，正好可以作为拍摄电影的外景场地。空气、河流、花园，到处都弥漫着钢铁的尘屑。最初几天，我简直不知道自己是混迹在魔鬼还是天使的行列。我的身体变得沉重不堪，就像是太空人困在一个地心引力超强的星球上。仿佛濒临死亡，又仿佛进入了奇异的来世。要说起来，克利夫兰每天都有人死去。一个雾气蒙蒙的早晨，我看见两个年轻的警察从公园里抬出一具尸体，那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老人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们小心地把老人裹在一张旧油布里，扔上一辆垃圾车。
下午，一辆警车从大门开进来，停在几棵正在争相绽放的杜鹃花树下面。
我四处游荡了多少日子，现在已经记不大清了。克利夫兰的街道上有成百上千个流浪者。我的最后一点儿钱很快就花得一文不剩。
我的脑子里像是塞了一团乱麻。我本不想让卡西找警察，她打过电话之后，我思来想去，越来越感到惊恐。在芝加哥，我逃离了事发现场。所以我现在只需要告诉警察，有一个陌生的男人，一举一动非常古怪，这样听上去事情并没有到火烧眉毛的地步。如果他真是个杀手，不管怎样我都在劫难逃。他一定还会回来，从他在芝加哥出手那么狠毒来看，我觉得任何警察都无法阻止他。
我独自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口袋里只有可怜巴巴的几美元。世界是个完全敞开的避难所，我已经成为其中的一个囚徒。孤苦几乎占据了我的全部身心。一下火车，我就感觉到克利夫兰的当地人已经嗅到了我的恐惧，这会让热心相助的人为之却步。除了那几美元，我不知道自己还有别的什么资本。我的衣服已经磨得发亮，鞋子一看便知很有些年头了。这双鞋曾经是那么时髦漂亮，是我和安妮在格拉夫顿大道挑选来的，穿上它走在都柏林的人行道上，咔嗒咔嗒一路声响，我们俩都很喜欢听那悦耳的声音。这种境况下，我最好的财富要算是年轻，但当时的我自然还看不到这一点。
所有这些念头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一直等到身穿警服的骑警走进屋来。
巨大的钢铁长蛇犹如一股洪流穿越南本德[1]，驶过密歇根湖以东的所有站点，经过托莱多[2]这个奇异而晦暗的城市，一个又一个湖泊在我眼前缓缓掠过。我一直紧抓着自己的布袋，坐在满是灰尘的座位上，听车轮一遍又一遍重复着：“你就要安全了，你就要安全了，你就要安全了……”如果不是火车，那就是我的心在对我低声絮语。
当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乔·金德曼。
我就这样匆匆逃离现场，仿佛自己对这起谋杀事件负有责任，我心里很清楚这一点。事到如今，我依然认为这么做是个明智之举。如果我继续待在那儿，一定会有人拍下我的照片，我这张脸不仅仅会被芝加哥许许多多对这件事漠不关心的大众所知晓，还会被那些杀掉塔格的秘密杀手牢牢记住。我的生活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风平浪静，就在我感觉自己不再有危险的时候，他们就会逼近我，正如他们对待塔格那样。这是我起码能够想象到的，是我在自己头脑中构想的故事。我觉得这并不是绝无可能。如果我没有拼命逃跑，恐怕根本活不到现在。这样就不会有埃德，最终也不会有比尔。在美国，也许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由这种微不足道的隐秘事件组成。
他对整件事情的态度非常认真，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在左侧的会客室里，我独自向他描述了那个男人的模样。我本来不想让卡西在场，我不想让她插嘴，因为她非常担心我，可能会一打开话匣子就收不住嘴。
荒唐至极。
“你不认识这个人？”那位警官问道。他手里拿着一个小笔记本，一支木工用的那种粗铅铅笔，他一要写字，就舔舔笔尖，飞快地舔上一下，像蛇吐芯子一样迅速。他嘴唇丰厚，上面有一道胡髭，跟恺撒·罗摩洛很有些相像。我和卡西在“星期六”电影院看过恺撒·罗摩洛出演的影片。如果我们俩是两个冰激凌的话，当时就融化在座位上了。
我感觉自己每往前走一步，都能听到身后传来杀手的脚步声。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我停下，他也会跟着停下，无论如何我也不敢回头张望，唯恐他真的尾随在我身后。只要我不回头看，就能把他当成是自己的错觉。
“我看不见他的脸。”这么说着，我突然感到一种来自儿时的恐慌紧紧地攫住了我的心——小时候，说谎是一桩让人非常提心吊胆的罪过。我很害怕面前这个人，他穿着紧身的制服，有一张刚硬的面孔。那个陌生人带着枪，这个男人也带着枪。我坐在贝洛太太的沙发里，那是一个有着粉色和绿色图案的沙发，乔·金德曼坐在一张配套的椅子上，我试图向他说实话，但又不能提及过去的任何事情——这情景让我感觉有些古里古怪。我想告诉他，我的父亲跟他是同行，但这话当然不能说出口。说起来，塔格也勉强算是个警察。我并不认为自己面前的这个男人是个爱尔兰人，但还是不能冒风险。也许他对爱尔兰和爱尔兰的政局一无所知。我试图以实情相告，但也只是吐露了很少的一点儿。他问我是不是爱尔兰人，当他得到肯定的回答时，脸上一时兴奋异常，我很是不解，因为在克利夫兰有一千个来自爱尔兰的女佣，甚至成千上万。
这时候，我已经换上体面的外套，手里拎着布袋子，至少看上去干净整洁，外表很过得去。感谢上帝，我手头还有几美元，那是塔格藏在地板下的一个旧锡罐里保留下来的。车站的大厅里，迎面齐刷刷摆放着一排晚报，我试图不让自己的目光溜过去扫一眼，生怕看见自己的照片正从报纸里直愣愣地盯着外面的我——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现实世界里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但我不敢断定。
当我提到自己看清楚了车上有个田纳西州的车牌时，他顿时为之一振。
在那个大祸临头的日子，我从芝加哥连夜乘坐火车来到克利夫兰。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因为只有两列火车马上出发，另一列开往纽约，我觉得自己不能再回到那座城市。
“如果你记得号码，亲爱的，我们就很有可能抓到那个家伙。”
卡西那漂亮的臀部，还有别的情节。
“是77170，”我说，“我觉得大概是1923年的车牌。”
接下来，我实实在在需要几分钟时间，让刚才的喧哗从屋子里散去。我只是静静地坐着，无所思想。陈年旧事又开始飘飘悠悠回到我的脑海里。
“我想你大概不知道是什么车型？女人通常不怎么注意这方面。”
这也许是因为沃洛翰夫人和迪林杰先生半个小时前一起到我这里来，弄得我心里乱糟糟的。我敢肯定，他们俩开车到这儿来百分之百是不约而同，而且两人还带来了滔滔不绝的一大通对话，沃洛翰夫人把迪林杰先生当成了戏弄的对象，她素来喜欢这样，迪林杰先生则表现出男人风度，任凭她揶揄打趣。他们的谈话跟我没有多大关系，但我并不在意。迪林杰先生对居住地离这儿不远的辛奈考克印第安部落的悲惨境遇表示关切。在诺兰先生之前，沃洛翰夫人曾经雇用过一个辛奈考克印第安人侍弄她的花园，虽然她表现出极大的礼貌听迪林杰先生发表自己的观点，还时不时来点儿插科打诨，但她并不觉得那个印第安部落有什么“悲惨境遇”。她反问迪林杰先生干吗不把自己的花园归还给辛奈考克部落，因为他的园子正好和这个部落的居留地紧挨着。迪林杰先生回敬说，他发现沃洛翰夫人别有用心，故意夸大其词，好削弱自己的论点。我猜想，他是真心实意地希望波兰人、爱尔兰人、上岁数的卫理公会派教徒、百万富翁，还有所有其他居民，全都搬离此地，把长岛归还给印第安人。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车轱辘话来回说，沃洛翰夫人在这场比赛中多多少少占了上风，然后他们走到屋外，各自上了汽车一路驶去，他们之间的友情在这场交锋中绝对是毫发无损。我确信，他们俩分别想要对我说的话，都在这场唇枪舌剑中被抛到了脑后。
“是T型。”我说。
我这么急叨叨地东拉西扯，迪林杰先生不大会赞同。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更有条不紊地驾驭自己写的书。今天早晨，我的头脑就像一匹还没有被驯服的小马驹，到处横冲直撞。
他轻轻吹了声口哨，或者说近似于吹了声口哨，不经意地带出一星唾沫。
她救了我，但若干年后，她没有发觉乔·金德曼正在一点点进入我的生活——你可能会这么说。但即使她有所察觉，也无能为力，无法再一次把我拯救出来，因为她自己当时也深陷在苦恼之中，而且……
“近两年来，在整个库亚霍伽县，有七名妇女遇害，”他说，“所以你自己要小心。”我觉得，他说这话一定是为了让自己恢复常态。
卡西的父亲曾经在弗吉尼亚州做佃农，当他的境况开始变得越来越糟时，便来到北方闯荡，在伊利湖的大货船上当一名雇工。卡西对我说，她父亲正当壮年的时候，足有六英尺高。后来因为生病，整个人变得有点儿抽缩。他是个名气相当大的排箫吹奏艺人。他跟卡西交谈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从来都没听明白过他在说什么，这种时候，他总是说一种古老而又古怪、晦涩难懂的方言，卡西也一样，不过，他们在和我说话的时候还是用英语，免得我摸不着头脑。他住在水边的一间出租公寓里，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相遇，我说的是卡西和我，她也根本不可能成为我的救命恩人。
这时候我注意到他的脸色微微有些泛灰，跟钢铁厂的工人很相仿，我曾经见过有几个钢铁工人来找贝洛太太。在熔铁炉的烘烤之下，灰尘渗进了他们的毛孔。他们就像是一天到晚被烈火炙烤的锅，久而久之打上了火烧火燎的印记。不过，乔·金德曼并不是钢铁工人。
一根长长的线，六颗质朴的珍珠。也许我的一生跟这有点儿相像。
“这儿平常很安静，”我说，“从来看不到什么外人。所以他把我吓坏了。”
其余的珠子一定还在原来的地方，待在黑暗里，算是对我和我母亲的纪念吧，一种奇怪的纪念。
“那是当然。这儿也确实很舒服。高地。没错儿啊。我当然巴不得也住在这儿。”他哈哈一笑，就好像自己的想法跟点石成金差不多一样是绝无可能的事儿。“宜居之所。”他嘴里又蹦出一个词儿来，稍稍加重了语气。
在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父亲把母亲的一条项链给了我。大人的项链到了小孩子手里，第一件事儿就是绷断珠串。小小的养殖珍珠倾泻而下滚落到地板上，争先恐后溜进了地板之间的缝隙里。父亲只找回了其中的几颗，重新穿回到项链上，看上去可怜巴巴的。
我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了这种别致的字眼儿。他有可能是从我父亲那里学来的——如果他们曾经相识的话。我打心眼儿里喜欢他，虽然对他有几分畏惧。我朝他微微一笑，他坐在那儿，频频点着头，手拍打着两膝。我心想，这就是无忧无虑吧。
这些陈年旧事，有的真真切切浮现在我眼前。我在这儿，坐在餐桌旁，同时我也在遥远的克利夫兰，在那间和卡西·布莱克同住的小房间里梳着头发，用的是她最心爱的那把尖尾梳。她喜欢用斯威特·乔治娅·布朗这个牌子的发蜡，六十年后的今天，我坐在这里，仍然能够闻到那股味道。那味道像变戏法一样把可亲可爱的卡西带到了我面前，她正撅着屁股，在破旧的大箱子里乱翻一气，想找出一件怎么也找不到的衣服。
然后他便起身走了，带着一股子信心十足的神气，脸色还是那么灰白。
我的记忆，就像是某一类电视节目。这段日子，我甚至连电视机也没有，很久以前，我就把那台黑白电视机搬出去放在门廊下，不想再看到关于越南战争的新闻。那时候比尔还是个小男孩，他做出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样，假装自己根本不想要一台电视机，不过，他总到朋友家去看。
他的靴子擦得锃亮，我都能在上面看到贝洛太太家的窗户，就连窗帘也清晰可见。
失去比尔的第八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