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山内君太了解了。工作十分勤奋，人品非常好，善良厚道，出类拔萃，聪明过人。不过，那个职位对他来说可能负担太重了。环境厅的企划调整局长，这个职位有相当大的权限。有时必须发怒，有时要和人干架，还必须有决断力。对他本人来说，能做到哪一步？他一定很痛苦。我是这么认为的。
山内在公害科工作时的上司桥本道夫如此评价：
“在他刚担任企划调整局长时，我担心他究竟能否胜任。我并不是对他评价过低，他是个非常好的人。可是，人事上的安排，如果不是让人得其所哉，其就会干得非常艰难。就像我，被人拽领带、踹屁股，被骂得狗血淋头，我已经习惯了被人恶狠狠地对待。
也许，换位思考的真诚品格以及对福祉事业的理想追求并不是厚生省所需要的。山内自己所说的从事福祉事业的人不可或缺的“对人的热情”这一资质，或许是他作为官僚获得好评的最大障碍。这在他调入的环境厅也如出一辙。
“和我相比，他在性格上有些多愁善感。我没有批评他的意思，每个人的性格不同。你让他干个社会局长试试，他一定干得不错。为什么让他这样的人干企划调整局长，我不明白的是这一点。”
记者说，在1977年的时点上，山内的真诚成了他逆转的原因。保险局需要和医师厮杀，年金局需要与以国会为舞台的政治家短兵相接，这种胆量和决断力，要干脆利落。当时，那些省干部判断山内不适合保险局和年金局的工作。山内自己的志向和省干部的判断在不同的意图下不谋而合。1986年，山内调入环境厅，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十年前就已决定下来了。
桥本的话中批评了厚生省环境厅的人事安排。在山内担任福祉科长以及保护科长等职务时，他充分发挥了他的理想主义、温厚的人品以及对福祉事业的热忱，受到了好评。但是，随着山内职务的升迁，作为官僚需要的不再是什么“理想”，而变成了利用“关系”“策略”等政治手腕。环境厅的企划调整局长，是最需要具备这种手腕的职位。
厚生省记者俱乐部出身的某记者说，山内确实聪明过人，“能吏”一词用在他身上可谓名副其实。他在秘书官等辅佐上司的职位上干得十分出色。但是，他太善解人意了，偶尔和关系不错的记者一起去酒馆热闹一下，他也总是时刻关注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人是否喝得开心，是否有人觉得无趣，并想方设法让大家尽兴。山内这种性格的人，当他处于领导别人的地位时，由于待人过于真诚，反而会影响决断力，发言也会变得优柔寡断。
他并不希望升职。他对知子常常念叨的是“我想回到一线”“在埼玉工作的那段时间是最快乐的”。
然而，这一分配正是山内自己所希望的。他主动选择了厚生省中并不重要的部门——负责残疾人以及贫困家庭救助工作的社会局，而没有首选被视为晋升通道的保险局和年金局。也许说这就是他当初坚持入省救助弱者的初心，哪怕放弃成为厚生省事务次官也不为过吧。在这一阶段，黑木无疑已经确信自己将来必成事务次官。之后，黑木历经大臣官房审议官（负责医疗保险），保险医疗局以及其他重要局的科长、部长等职，1990年6月，就任第一局长——保险局长。
厚生省内也有人说山内不适合担任企划调整局长。据说在他为水俣问题深感痛苦时，也有干部提出：“不如让他回厚生省干社会局长。”但也有人表达意见：“再忍一忍就能当上次官了。”现实情况是，没有合适的职位等在那里，这件事也就被搁置下来了。然而，山内所遭遇的不幸，其本质并不在于职务问题，而是理想主义被现实主义所压垮这一当下整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政府机关的人们不知究竟是否理解这一点……
随着时代的变迁，进入昭和40年代后，整个国家已经脱离了贫困，厚生省事业的中心也从贫民对策进而转移到完善医疗、健康保险、年金等方面。因此，昭和40年代以后，担任次官的人物几乎都担任过保险局长。如此一来便出现了这种状况：没有担任过保险局、年金局、药物局等科长职务的人，之后也无法坐上统领整个省的职位。在这一倾向彻底成为定局的昭和50年代，山内被分配到了地基开始下沉的社会局，黑木则被分配到了前途无量的保险局。
环境厅事务次官安原正，1958年于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后进入大藏省，是大学时代比山内高一个年级的师兄。安原在大藏省工作期间隶属理财局，和他同一时期入省的人里，有担任总理大臣秘书官的尾崎护、由主计局总务科长提拔为主计局次官的角谷正彦，三人被称为“三只乌鸦”，甚至一时传言，他是事务次官的候补人选。
昭和20年代(1)，日本整体处在摆脱战后贫困的年代，厚生省的主要工作是制定贫民对策。因此，当时省内围绕这一对策展开工作的主要部门——社会局受到极大关注。社会局长被认为是最右翼的职位，自该时期至昭和30年代，担任事务次官这一职位的人物大多担任过社会局长。
可是，安原从这条次官的跑道上败下阵来。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所属的理财局在省内排第三位，和主计局、主税局相比处于竞争劣势。安原在环境厅次官卸任后，将去大藏省的相关团体任职。
但是，1977年起对两人的评价发生了逆转。是年8月，山内出任社会局设施科长，同一时期，黑木出任保险局国民健康保险科长。
山内的直属部下、企划调整科长H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来自大藏省，他也早早被排除在了大藏次官的竞争赛道之外。
在昭和34年入省的人中间，据说对于厚生省次官的职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竞争：山内丰德和黑木武弘。黑木也出身于东京大学法学部，入省当年分配至儿童家庭局企划科。1973年，山内在厚生省担任大臣秘书官事务员时，黑木调任环境厅，干的也是秘书官事务员的工作。当时的环境厅长官是三木武夫。据说记者们对黑木的评价是“为人低调，精明能干”。从当时的职位上也能判断，厚生省干部对两人的评价，山内显然高于黑木。
大藏省所持的立场是，支付患者高额赔偿金纯属天方夜谭。这样一来，大藏省出身者只能按照大藏省的意图开展环境行政工作，暂且不论已经做好了要在环境厅干到退休心理准备的人，对于想要不久后返回大藏省，或今后去大藏省的相关团体任职的人来说，这种做法是官僚中的常识。山内就在这两位大藏省出身者的夹缝中生存。
他为什么没能当上厚生省事务次官？他以第二名的成绩通过高级公务员考试，理应在竞争次官的起点上将其他人远远甩在了身后。这样的山内，为什么会被委派到环境厅工作？
山内说“不好办的是内部”，指的就是这件事。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山内在这几方面都不擅长。在厅内，从上到下没人觉得他是个有能力的局长。就在山内上任企划调整局长时，自民党环境部会上，有个议员当着山内本人的面无情地数落‘这种无能的家伙，不堪重任’。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对他的评价真的很低。”
可以判断的是，大藏省的意图和环境厅的意图对立，患者心情和国家见解对立，围绕北川长官视察水俣一事的意见对立，与厅内大藏省出身者的矛盾对立，还有最重要的，来自山内自身——人的良心和官僚所处的立场对立，他在重重的夹击下选择了死亡。这是他拿出的最终结论。
“一般官僚受好评的要素可以分为三个点。第一点是面对自民党。是否被自民党干部看好。第二点是面对其他省厅。也就是说会不会搞关系，能不能建立互惠互利的关系。第三点是面对媒体。将来从次官进入政界，需要仰仗媒体用笔杆为你抬轿，所以必须和记者们建立亲密的关系。
然而，最后依然留下一个让人费解的问题。如果自杀是为了逃避多重夹击，那么，山内为什么不从环境厅辞职？为什么不辞去官僚的工作呢？难道还有辞职后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吗？
T姓记者进而说道，
他著书立说，是前环境厅第一把手，退职后无疑可以去某个大学任教，休息日夫妻双双移步美术馆，过上这样的日子不在话下。正如知子所说的那样，就当“早点退休了”而已。
“总而言之，在环境厅工作，没有人替你操心以后的事。从大藏省调来环境厅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掉队了，都是次官竞争通道上的失败者。真的都是些不干活的人。山内也没有朋友，什么工作都是亲力亲为，他还亲自找资料，自己倒咖啡呢。”
事实上，4日晚上山内也向家人提到了辞职的想法。然而到了第二天，他却拿出了与自己所说的话完全相反的结论，这是为什么？
从其他省厅调任的干部，想的更多的是返回自己出身厅后的仕途，而非真心想在环境行政方面有所作为。
与山内生前关系亲近的“癫痫病协会”的松友了，在山内死后不久断言，他的死绝不是一时冲动，也非精神错乱导致。
环境厅在成立之初，是由来自各省厅的人马组成的。换言之，科长以上称作干部的职位，在那一刻已经全都被其他省厅出身的官员所占据（之后，于1991年7月9日，在环境厅成立的第20个年头终于诞生了两位环境厅土生土长的科长）。
“我看了电视等媒体的报道，发现他十分疲惫。但是，山内先生过去也经历了很多困难，都挺了过来，这次的困难，他也一定能挺过去。
“他无疑是个优秀人才，在官僚中很稀有。其他人只热衷于仕途，只考虑自己出身省厅的利益。”
“并不是说我有多了解他，能和他感同身受，我觉得，至少他不是为了逃避而选择自杀。当然，活着进行搏击、勇敢杀出重围是最难能可贵的，可是，他的选择不也是和他自身独有的生活态度相匹配，并贯穿始终的吗？至少，他忠实于自身的人生态度和自身的生活逻辑。正是想要坚守，他才选择了死亡。我想，当他想要一如既往地坚持忠实于身为官僚的自己，忠实于性本善的自己的那一刻，他以那种形式得出了最终的结论。
职场上没有支持山内的人，环境厅这一政府机关复杂的构成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T姓记者如是说：
“所以，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不是来自谁给的压力这一外部问题，而是来自他本人，他自身的美学，或者说他自身的真诚。这一真诚使得他没能从问题中挣脱出来，从而选择了自杀。”
“山内君，现在我十分愤怒。比起悲伤，我更多的是愤怒。是谁将如此光彩夺目的你推下了无底深渊？职场上难道再没有给予你更多支持的人了吗？同时，我也对你感到愤怒。难道就没有在官僚这条路上走下去的其他途径吗？”
山内将自己所写的诗歌以及作文、论文等都整齐地放在一个文件盒里，从该文件盒里发现了一首名为“可是”的诗歌。
12月8日，在中野区宝仙寺举行的告别仪式上，伊藤作为友人代表发表悼词，他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可是
山内没能阻止北川视察水俣。为此，在12月3日的深夜会议上，在北川离席后，安原批评了山内，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事务方面的一把手局长同行的话，善卖人情的北川一旦在患者面前放言“救助”，那么，这有可能被理解为环境厅的正式宣言。所以，也有可能安原对山内说了“你不要去”的话。不过，这毕竟只是推测。
可是……
伊藤说。
这个词
“所有计划都失败了，北川先生擅自决定前往水俣，因此展开了各种尝试性的行动。而这些行动落到了事务方面的人员身上，山内君就是其中的一员吧。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所以由他承担责任。我是这么理解的。”
不断在我胸中喃喃自语
事务人员方面，打算安排北川访问英、美两国，制订协商今后全球变暖防止对策的计划，并进入日程。然而，11月28日，英国首相突然辞职，北川的访英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迄今，它是我的内心唯一的依靠
在直至12月10日例行的国会之前，如果将日程填满的话，之前批评拒绝庭外和解劝告的舆情大概也会缓解。
我的生命、我的热情
实际上，北川原定11月6、7日两天出席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由于受到国会审议《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的影响未能成行。厅内事务方面的官员千方百计想把北川送出国门，他们以视察水俣的日程冲突为由试图说服北川。
正因为有了这个词——
“将道歉和水俣病诉讼案联系起来考虑的话，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来自环境厅长官北川打算和患者对话一事。虽然做不到直接干涉，山内始终在想方设法阻止这场对话，我想大概就是如此。”
我的自信来自这个词
“怎么解释‘歉意’一词？直接理解的话，应该是山内接到了安原次官的命令，但根本无法完成，只能以死谢罪。
可是，
山内高中时代的友人伊藤正孝指出，拿不出具体的救助对策，让长官前去水俣视察是一件危险的事。环境厅事务官员的人是这么考虑的。当着患者的面，如果善卖人情的北川一不小心说出“救助”二字，那也就意味着偏离了由环境厅自己提供的“国家见解”。如何才能阻止北川前往水俣？环境厅的本意和山内的“歉意”一词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伊藤正孝是《朝日新闻》编辑委员，他作为新闻记者参与了对本事件的调查采访。
最近我听不见这个词了
其结果，诞生了北川作为环境厅长官11年后再次视察水俣的实绩；同时，以细川知事为首的熊本县一方，留下了促成省厅前来视察的成果；对于患者，没有出现任何具体的对应措施；而在此期间，环境厅的一个官僚走上了自杀身亡之路。
犹如一棵大树在胸中倒塌
事实上，仿佛在实际对话之前便看到了“一致意见”那样，为了进行“坦率的意见交换”，北川在一片吵嚷声中做出了前往水俣的决定。
这个词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得没有了踪影
这是细川护熙与北川恳谈结束后的讲话稿。
可是……
关于具体内容，今后将有国家和县政府的具体负责人进行探讨。
我已经听不见这个词了
与北川长官进行了坦率的意见交换，结果上达成了需要采取相应对策的一致意见。有可能的话，尽快从明年开始实施新的对策，对此也达成了一致意见。
可是……
今天，就这方面的问题再次向长官提出请求。
可是……
县政府针对对健康有所担心的居民，迄今采取了特别医疗等方面的对策，针对在水俣病认定申请中被驳回后依然因担心健康问题而提起诉讼或再次提出认定申请的居民，为尽快解决水俣病问题，我们考虑需要进一步采取保健福祉对策，迄今我们一有机会便向国家提出了这方面的请求（和县议会一起向国家提交申请和申诉）。
我一次次地尝试着嘟囔
问：关于保健福祉方面的对策，进行了怎样的对话？
那种燃烧的欲望
发件人是“熊本县公害部公害对策科”，上面印着的日期和时间是“90年12月3日18时38分”。这是北川视察的两天前。这份熊本县公害对策科发给环境厅山内的传真，抬头上写着“知事记者见面会发言用”（平成2年12月5日，北川环境厅长官来熊）（案）。
那种蓬勃的热情
在山内留下的文件中，有一份传真。
已经破灭
从结果上而言，没有任何具体对策，这是谁都明白的事实。无论是前往水俣视察的北川，还是接受视察的熊本县一方，都十分清楚。
“可是……”
某周刊推测，12月3日深夜的会议上，北川斥责山内没有筹集到见面礼，并说了不用同行去水俣的话。北川否认了这一说法。该会议上具体商议了什么不得而知，然而，有一点十分明确，即无论怎么商议，除了北川前往水俣这件事之外，本次的水俣视察不会有任何收获，也没有救助对策。
我面对人群
T姓记者解释事情的原委。
只是一人孤独伫立
“想要救助灰色地带的患者们，可以给他们送些见面礼，可是，既然处于诉讼阶段，那就无法付诸行动，无论是大藏省还是其他省都会这么说。山内为此奔波于各省厅，但他并没有筹集到任何见面礼便迎来了12月3日。应该就是这样。”
尽管夕阳正在落下
“这次的视察，原本也是11月1日北川和川本商量后突然决定下来的。北川即便在自民党内也不属于保守派的主流，他不懂官僚的思维逻辑。他以为坚持‘我就想去，有什么不对吗’就行了。作为政治家，我觉得这种态度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官僚，不带点见面礼去是行不通的，这是干事务工作的人理所当然的想法。山内和他手下的事务官员们好像也因此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包袱，变得坐卧不宁。
快
“安原觉得，只要按法律和先例、判例，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加以推进即可，没必要优柔寡断，他觉得山内的做法过于固执。面对这样的安原，山内作为部下可能感到自己力不从心，因此在名片背后写下了道歉的话。
还给我
山内为水俣病患者苦苦寻找救助途径，最终他想到适用于公害健康损害补助制度，为此奔波于各省厅之间，探寻实施的可能性。据说11月底，山内去安原家拜访也是为了商量这件事。然而，也许对于安原来说，为寻找救助对策的山内的行动是在给自己添麻烦。
曾经用力高喊的那种自信
T姓记者是这么看待山内的。
第一次写作这首诗，是山内15岁时。那一时期，他加入了高中文艺部，埋头诗歌创作。山内对这首诗的创作似乎投入了十分的热情。他在笔记本上重写过几次。第二次是在大学时代，写在大学的笔记本上，当时他立志成为小说家而不断投稿，但是屡战屡败。也许他每次写下这首诗，都是为了激励自己。
“谈到‘歉意’和留给森先生的‘添麻烦’这两个词的意思，我想说政府机关的工作确实很难做。尤其是山内先生怀揣良心，为福祉行政殚精竭虑。这个有良心的人，在僵化作风盛行的机关工作会四处碰壁，苦不堪言。用做人的良心对待工作，在机关里只会干得头破血流。你必须用国家的逻辑行事，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变得冷酷无情。机关是这种人才能生存下来的世界，环境厅也一样。尽管这是常理，山内却为此痛苦。作为一个纯粹的人而痛苦不堪，他苦苦思索，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困难在哪里。”
第三次没有明确的日期，是用蓝墨水写在左下角印有“财政经济弘报”字样的稿纸上的。这首诗放在山内自己整理的文件盒的最上面，看上去写作时间就在最近。
安原说他不明白遗书所表达的意思。
知子在山内死后整理他的文件时发现了这首诗。
留给安原次官的遗言：我无法表达我的万分歉意。这里的“歉意”究竟想要表达什么？
“读到这首诗，我觉得是他的人生信念，或者说是他严于律己的生活准则凝聚成了这首诗。真的让人心痛……”
还有一个疑问。
知子说。
赶到山内家的环境厅官员，见到知子拿出的遗书而落泪，究竟是什么理由让他隐瞒了遗书存在的事实？是出于一个官僚对公开遗书后环境厅处境的担心吗？
“可是”一词，表达了山内对现实社会的反抗，显示了他青年时期特有的精神洁癖，是理想主义的象征。
“水俣的负责局长，留下道歉的遗言后自杀，这会让环境厅受到更加严厉的指责，甚至可能会因被挖出厅内的各种矛盾而受批。也有可能是基于这种考虑而隐瞒了遗书。”
山内的人生宛如这首诗，总是处于人生的逆境。无论是学生时代，还是厚生省时代。他虽然从事官僚的职业，但是，他和这一职业的代名词“山头主义”“权威主义”“出人头地”始终划清界限。这当然有他付出的努力，更是他的天性所致。这首名为“可是”的诗歌，正如知子所言，凝聚了他的人生观。同时，他在诗中所叙述的自己内心世界中的某种缺失感，以及面对这种缺失感所产生的焦躁，也是最为山内式的。他竭尽所能、发奋努力、一丝不苟，被内心世界的缺失感以及由缺失感带来的焦躁感所驱使着。
T姓记者在说了上述这些话后，又提到了一种可能性：
在这一焦躁感的驱使下，他推进着自己的福祉事业。
“我想可以有多种解释，一行潦草的小字不足以称作遗书，可能怕产生误解。有了遗书，就成了有预谋的自杀行为。那样的话，无法获得公务灾害认定，也难以叙位叙勋。如果定为一时精神错乱造成死亡，无论是对本人还是对家属都比较有利，应该是这么考虑的吧。”
可是，他对福祉事业所做的努力以及认识，很少直接作用于他以官僚的身份所开展的工作上。
前面提到的T姓记者谈到隐瞒遗书的理由时说：
也可以说，无法发挥作用。
环境厅只提到了山内留给家人的遗书，而隐瞒了留给安原和森的遗书。
这也是他的弱项。
他确实疲惫不堪。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长年为福祉、环境事业打拼无疑令他疲惫到极限。全球变暖问题、石垣岛白保的机场建设问题、长良川河口堰问题……堆积如山。然而，他们所说的悼念的言辞，用罗列一大堆问题的方式，似乎在力图掩盖事件的本质。
山内在环境厅工作期间，公害健康损害赔偿制度遭到了废止。他一定认识到这是十分愚蠢的行为，可是他没有表达。这是官僚的身不由己之处。他的长官是稻村利幸，如果他以一个官僚的身份对上司建言，那么，他的官僚生涯可能会立刻断送。
不仅是安原，环境厅内部的职员都认为，山内自杀的原因不仅是水俣病问题，各种繁忙的工作压在身上，过度疲劳使他产生了自杀的冲动。至少，那些相关人员的发言，能让人感到他们想让周围的人相信这一点。
自然保护局长时代，他和妻子二人在町田周边的大自然中散步，夫妻二人走在山上，让他重新找回了失去的少年时代，他沉浸于大自然中，度过了宁静的岁月。可是，长良川河口堰建造起来了，白保的珊瑚礁面临因机场建设用地而被填埋的危机。作为日本自然保护行政事业的最高责任者，作为一名官僚，他却没有采取促使事态发生重大逆转的行动。
最近，他作为企划调整局长每天忙于公务，处于连续工作到深夜的状态。局长家住町田，从町田来上班需要坐大巴，深夜没有大巴，工作到很晚时，他住在酒店的事情好像也有过很多次。
可是，我们能因此而责备山内吗？他用53年的时间才终于抓住了家庭幸福，无人可以否定他日常生活的宁静。如果有谁可以否定他的话，那只有山内丰德自己一个人。
环境厅事务次官安原正在记者见面会上说了下面一番话：
在迎来53岁这一人生决算期的时刻，他面对自己，重写高中时代创作的《可是》一诗。可是，他竭尽所能也没能再次唤醒自己心中的那股热情。
厚生省保险局长黑木武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山内在30年的官僚生涯中，“可是”这个词一次又一次被从他心中抹去，可以说，这是他对缺失感进行确认的连续作业。
突如其来的噩耗让人难以置信。上个月7日，在同期生聚会的午餐时见到他，他依然那么精神。他是同期生聚会的万年召集人，是一个善解人意、踏踏实实的人。他酷爱学习，著书立说，年轻时写过小说，是个充满浪漫情怀的人。
难道不是在这一连续作业的尽头，山内得出了一个结论吗……
环境厅企划调整局地球环境部长加藤三郎
山内留下的笔记中，有一篇标有1953年8月9日的创作片段。
他是一位对任何事都十分尽心尽责的人，他想必累坏了。彼此忙于工作，最近难得见上一面。山内局长除了本局的职责，还负责水俣、地球环境等繁重的工作。将水俣问题和局长自杀联系在一起加以各种推测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山内夫人都不了解真相。我们这些政府官员永远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梦话
非典型官僚的水俣病担当局长之死
〇
过于厚道的男人
我心中的云说：“我越发不知自己要去哪里。我要去哪里？我在移动吗？奇怪的是，方才我还那么快乐，知道自己的愿望是什么，难道此刻却忘得一干二净了吗？不，不可能忘记。那么，是我的想法改变了吗？可是，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不是完全相同的吗？”
拥有文学青年气质的官僚自杀因过于善良而陷入困境
我回答它：“我来告诉你吧，那是因为你产生了新的情感。你不清楚出现在你内心的新的绝望，以及为什么会出现。今天的挫败，让你如此痛苦不堪。”
生活态度严谨、热爱家人、具有文人气质
云沉默不语。我孤独的心情一直在持续。
媒体对自杀身亡之后的山内表现得较为宽容。他们摇身一变，对山内用上了同情的言辞。
“并且，绝望也有消失的时候。不过，对于挫败，你无能为力；对于因挫败而改变的生活，你无能为力。然而，人总要活下去。即使挫败带来痛苦，你也必须忍受。无论面对绝望还是面对快乐，或是苦不堪言，人总要活下去。这是多么悲哀啊。至少对我来说，这似乎会让我发疯。”
某周刊原封不动地刊登了知子说的话。那篇报道的标题为“本杂志独家报道来自遗孀的告白”。记者好像是穿着丧服冒充友人混入守夜席中的。该周刊无记名的报道，在“独家告白”之后还介绍了告别仪式上友人伊藤正孝引用的山内的诗《遥远的窗户》，最后颇不自然地以“愿山内先生安息”作为结束。
我孤独地走着，不由自主地笑了。
知子将自己的悔恨都在这些断续的话语中表达了出来。
〇
丈夫准备上二楼时，我为什么要对他说“加油”……为什么没有说一句“好好休息”呢……我真的后悔莫及。他已经为我们这个家在拼命工作，一声不吭地拼命加油……对这样的丈夫，最后对他说的居然还是加油……
我想明确地说，活在梦中并在梦中思考的人是我，千真万确就是我。
等北川石松等政界官员匆忙的吊唁结束后，家里终于恢复了宁静。媒体的攻势似乎也暂告一个段落。山内的老朋友们在设置祭坛的和室内围着山内的遗体，开始回忆往事。知子也坐下，倾听大家的谈话。在宁静的气氛中，知子也断断续续地谈起丈夫的事情。
缺失感产生绝望，并且无法消除的挫败感包围着他……面对拒绝水俣病庭外和解劝告的现实，53岁的山内，他的心境显然坠入了挫败的深渊。
守夜中忙于接待来客的知子，总算在忙碌中让自己保持了平静，而媒体记者们却并不善罢甘休。守夜期间，大报社来了两次电话，希望她谈谈心情，发表一下感想。知子对这些采访一概不予理会。
山内有整理的嗜好。尤其是对自己所创作的诗歌、文章，他亲手整理了从小学时代直到去世前跨度超过40年的作品。有时他标注为“年录”，以此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并在笔记本上仔细地记录下迄今为止的生活。有时，他一本一本地整理自己读过的书籍，按照年份制作成“藏书录”。
守夜那天，政界送来了大量花束。紧靠玄关左侧的和室房间中设置了祭坛，挂着山内的照片。照片中的山内，脑袋向右微倾。
他的内心自囿于所有的过去、过去的自己、年轻时代充满激情的所有言辞，并在过去的束缚中活在53岁的当下。执着于过去的自己，勉强支撑着现实中的自己。然而，仅仅拒绝水俣病庭外和解劝告一事，以及自己暗地采取的些许无意义的措施，就从正面彻底否定了一直坚持站在弱者立场上的山内的形象。深感挫败的山内，也许为了逃避、也许为了接受挫败这一现实，被迫做出了选择。
事实上媒体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反省。从守夜那晚起，媒体蜂拥至山内家。电视台巨大的照明灯对着住宅，摄影记者不断打着闪光灯。记者们一次次按响门铃：“请谈谈您现在的心情。”
山内喜欢《长别离》这部影片。影片中的主角阿贝尔丧失了记忆。黛海丝为了唤醒阿贝尔的记忆，和他在咖啡馆跳起了舞，这首舞曲被配上了歌词。
然而，为什么在山内局长自杀前从未有人指出过这一状况？报道称山内局长成为“众矢之的”，那么，代表舆论批评山内局长的是什么人？几乎没有媒体对环境厅拒绝接受庭外和解劝告的政治背景本身提出过批评。负责人甫一死亡，报纸的社会版首页便大肆披露当事人进退两难、痛苦不堪的事实，而这所有的一切都于事无补。假如山内没有自杀，这个问题不也就是环境厅被当作恶人挨几句骂而已吗？
三拍的曲子勾起往事的回忆
报纸的版面上能看到“文人气质官僚，扮演倒霉角色”“拒绝庭外和解的众矢之的”等字眼。也有的报纸在报道中解释，由于大藏省和通产省的意见难以调和，拒绝接受庭外和解劝告而使得山内深陷痛苦之中。
店内的喧闹声也已消散
12月5日各报的晚刊和6日的早刊，都出现了醒目的大标题“环境厅局长自杀身亡”。
合上乐谱进入睡眠
在移动的面包车里，山内局长自杀身亡的消息在记者中传开。正式对外公布局长自杀的消息，是在抵达熊本之后。
可是某天突然
记者见面会结束后，视察团一行乘坐面包车前往熊本。按计划，晚上7点北川在熊本与细川知事会谈后，7点30分单独举行记者见面会。
回忆苏醒了
T姓记者边记着笔记边在心里嘀咕，干吗说什么让人费解的物哀情绪啊，不过这人有时的确会说些奇怪的话，何况直接面对患者，算是他独特的表达方式吧。
而我却想忘记
北川回答。
阿贝尔已经忘记了战争期间所经历的悲惨过去，他只活在和过去完全没有关系的今天。从这一点而言，阿贝尔十分幸福。也许山内正是被阿贝尔的“记忆缺失”所吸引，才会一次又一次地去看这部影片。
“我心情十分沉重，感到心痛不已。我们要将患者的声音变成奋斗的动力，我想我们必须采取具体的措施。只是，现在我还沉浸在物哀的情绪中，具体对策在此难以奉告。”
他竭力忘记不断聚集在自己内心的缺失感和挫败感。然而，真实的内心不允许他回避。结果，他对自己禁止了“忘却”这一行为的发生。同时，他也无法肯定当下已经缺失了至关重要的东西的自己并活下去。这一精神上的洁癖和强烈的自爱，使他走向自我否定的道路。
记者见面会上，有记者提问北川对水俣问题的具体对策是什么。
12月5日上午10点。
会见中途，县厅的职员对森官房长低声说了些什么，森官房长立刻对北川耳语了几句。T姓记者当时并未觉得奇怪，现在回想起来那大概是山内局长自杀的消息从东京传来的时候。
被挫败感摧毁的山内，最后看到的是不是隔着二楼的玻璃窗飘浮在远处的云朵？那里的云朵多么美丽、多么纯粹，也许在山内的眼里，它们和挫败感完全无缘……
结束了仅仅五个小时的匆忙视察后，下午3点，北川举行记者见面会。随行半日的T姓记者也在会场上，记录了北川记者见面会的情况。
随着年龄的增长，“可是”一词逐渐从自己的内心消失了，逐渐被“不过”这一辩解式的辞藻取代并生存下去。也许山内无法原谅这一点。或许，他用15岁的自己审判不再说出“可是”一词的53岁的自己。
面对患者的诉求，北川答道。第二天，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
“还给我”是山内对自己发出的呐喊？
“我对水俣病有了新的认识，一定会积极致力于问题的解决。”
还是对“不过”这一时代发出的呐喊？
患者团体的代表们在这里向视察团诉说了受害的实情，请求政府尽快采取救助措施。
在现实主义的时代中，
之后，北川前往水俣市劳动青少年之家，守候在那里的是“水俣病受害者之会”的1200名成员，大家齐声高喊：“政府坐下来解决问题！”
“可是”一词从山内的心中消失，
10点过后，抵达机场的北川立刻前往水俣湾填海地区，视察专为处理含有水银的淤泥而填埋的地块。午餐后的下午1点50分，北川前往水俣病患者专用设施“明水园”，在森山弘之院长的陪同下与先天性水俣病患者见面。北川抚摸着患者的胳膊，眼中噙着泪花不断重复着“保重！保重！”。患者们用力拉住北川的上衣和领带，用不成调的语句向他倾诉。
从时代中，
《朝日新闻》环境厅记者俱乐部的T姓记者随行采访，因此他也在机舱内。
“可是”一词同样消失了。
载有北川长官等水俣视察团一行19人以及众多媒体相关人员的日本航空393次航班即将在鹿儿岛机场着陆。
(1)即1945年至1954年之间。——译注
12月5日上午10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