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松下来，去玩吧。”
石井洋子是山内小学时代担任班长时的搭档——副班长，两人相互配合，关系很好。在同学中，石井是难得的一个和山内无话不谈的人。她总是对日常生活中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山内说：
五年前，石井和山内见面，那是小学毕业后的第一次重逢。两人约好在银座和光百货后面的雷诺阿咖啡馆见面。石井按时抵达时，山内已经来了。他说工作结束得早，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所以坐着看书。
在国会上讨论水俣诉讼案问题和北川视察水俣当地之事的11月，山内在赤坂见到了福冈春吉小学时代的同学们。事情源于当时在四国工业写真株式会社担任社长的森部正义出差要来东京，他希望见一下山内。见面的成员中有森部夫妇、石井洋子、藤木淳次、户仓铁良以及山内。
“去美术馆吗？”
北川的这一发言，受到熊本县知事细川护熙言行的影响。细川说，熊本县和窒素公司都愿意坐到和解席上，只有国家拒绝和解，蛮不讲理。他还考虑归还代替国家行使的患者认定义务。进而，他逼迫北川，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他打算停止代替窒素公司赔偿金而对患者发行的“县债”。北川从自身的立场考虑，也至少需要表现出一些积极的姿态，而不只是拒绝庭外和解。最终他所选择的做法，就是环境厅长官在11年后视察水俣当地，这其中也包含来自熊本县方面力邀的因素在内。
山内邀请石井。
北川坚持自己去当地视察的决定。
受邀的石井吃了一惊。她没想到年近半百的男人，时隔多年和小学同学见面时提议去美术馆。
“我要去慰问。难道说没有礼物能带去，十多年了就都不用去吗？”
石井邀请山内去了附近的烤鸡串店。店里人很多，非常热闹，据说山内非常开心地注视着喧闹的场景。
北川发言之后，安原次官、山内等事务官员顿时忙碌起来。事务方面的官员考虑的是，倘若环境厅长官拿不出任何新的对策和救助政策前往水俣的话，事情将变得十分糟糕。视察当地，不仅仅是视察，还意味着带去具体救助政策，即所谓“礼物”前往，这无论在当地还是在环境厅，均被理解为视察的大前提。职员们力图说服北川，收回视察的成命。
小学时代，在文学上给了山内很大影响的森部，小学毕业后转校去了四国，他母亲死在那里。有着类似经历的山内和森部互通了一段时间的信，还给对方寄自己的文章习作和创作的诗歌。两人以这种形式见面还是最近才开始的。
政府委员（北川石松）：清水委员建议我去水俣地区，去事发现场。我也想去水俣，而且去的心情十分迫切。昨天我还和水俣问题的各有关方面代表见了面，也收到了去水俣的邀请。我想确认一下时间，尽快安排出日程。
山内说由于工作忙，无法确定能不能去，但他还是准时抵达了大家集中的赤坂。
我听说长官至今没有去水俣，我希望您务必去一下当地，建议您再次对水俣病的发生、扩大、救助对策的落后状况进行调查。直接接触一下受害者和当地居民，即便站在您的立场上会十分难堪，但还是希望您能直接倾听他们的心声，在这一过程中尽快做出解决问题的决断。我万分恳切地希望长官去事发现场，请给我一个回答。
“原以为今天有工作上的事来不了了，没想到来成了，太好了。”据说山内说了好几次这样的话。
提问人（清水澄子）：我希望各位多点人性。各位的脸在抽搐啊。该怎么说呢，我听得懂真的发自内心觉得“如果那么做就好了”，和“我做不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但是，在这里我还是希望听到“如果当时认真处理就好了”这种有点人性的回答。（中略）
大家兴致勃勃地回忆各种往事，偶尔提及水俣病的话题。
您认为如果当时采取了那样的措施，受害的情况也不至于扩大，从现在这一时点回头看，也许会出现您说的状况，但从当时的状况出发，不是没有想到这一点吗？
“嗯，够呛。”
政府委员（野村瞭厚生省生活卫生局食品保健科长）：我来回答您的问题。
山内只是敷衍一句，不想再说下去。
当时，如果能果断采取我前面提到的法律上的措施，不是可以更好地阻止今天这样的灾害发生吗？请问各位，是否应该这么考虑？
回家途中，石井对山内开玩笑说：
（中略）
“我想，你是不是有婚外情了？男人嘛。”
提问人（清水澄子）：例如，昭和32年，也就是发生水俣病后的第二年，熊本县设立的水俣病对策联络会提出，水俣湾中的鳞介类符合食品卫生法四条二号条文，即有毒或含有有毒物质，或有有毒物质附着，因此着手禁止鳞介类的捕捞和销售。当时，厚生省针对此事表示，没有明确根据表明该地区的所有鳞介类是有毒的。
石井说的是博多方言。
（中略）
“你差不多也该在外面有个家了……工作忙到很晚回不了家怎么办？”
政府委员（山内丰德）：刚才您朗读的是站在国家立场上，为尽可能简明扼要地让大家理解目前诉讼案中产生争议的国家责任是什么而写的文章。一般谈到国家责任，不单单指国家的赔偿责任，国家还负有推进各种行政事业的政策这一责任。因此，本次诉讼案的焦点是，将具有这一努力提高国民福祉之特征的行政职责视为责任。不是我们怎么解释的问题，我们在这里说的是国家赔偿法上的赔偿、支付赔偿金这样的法律责任。我想应该已经简明扼要地解释清楚了。我想尽可能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因而写成了文字。
石井一问，山内从口袋里取出一双袜子给石井看。
提问人（筱崎年子）：接下来我想进入有关责任的话题。你们在刚才的发言中说，国家的见解是，由于这一状况下的国家责任，与努力提高国民福祉的国家行政上的责任和义务不同，所以没有规制权限方面的依据，认为对本案不负有赔偿责任，您真的认为这能让原告接受吗？
“有这个就行。”
11月2日，上午10点30分，参议院环境特别委员会召开。环境厅有北川长官和森官房长、山内等七人出席。委员会上，提问集中在与上个月29日提起的水俣诉讼有关的“国家见解”上。
说着，山内笑了起来。
据说，山内说完鞠了一躬。
石井听山内说每当工作到很晚时就在单位的沙发上休息，或在东京的商务酒店过一晚，便劝山内：
“川本先生，请您理解。”
“那种工作还是辞掉吧，回福冈干个知事也不错。”
申诉结束后，川本辉夫刚走出办公室，山内就追了出来，他叫住川本。
石井劝山内。其他人也建议山内从政。山内既不答应也不反驳。
“国家的态度，只能让人觉得要让我们等死。”
（说不定是个好主意……）
“你现在还想说国家没有责任吗？”
据说石井当时这么想。
“在三权分立的原则下，行政无视司法劝告，是傲慢的行为。”
虽然相亲后交给知子的履历书上也写着“从政……”，然而这一时期，山内完全没有进入政界的野心。他似乎更想在离开政府机关后去某个大学任教，站上讲坛，教授福祉课程，并继续自己的研究。
“你们不以解决问题的态度接受庭外和解劝告，今后不知又要等多少年。”
山内十分清楚，倘若踏入政界，肯定比现在更忙于各种应对、交际，摆脱不了自己最不擅长的口是心非那一套。也许是过了50岁的年龄，山内也对自己的能力有了清醒的认识。他在对福祉和环境的深刻理解方面有着足够的自信。然而，和用自己的见地推动行政改革，并在这一实践中结出硕果所需付出的艰辛相比，将自己置身于大自然，深入思考，深刻洞察，以文章形式记录下来，更加适合自己。山内开始这样思考自己应处的位置。在经历了被称为“高级公务员群体”的高官生涯30年后，他大概又回到了那个坐在装橘子的纸箱前，面对稿纸的文学青年时代。
听了山内的话，“祈愿会”成员们的斥责声响成一片。
山内留下的笔记中，有一张纸上写着多达20个人在省内的最终职位和大学名称，标题为“厚生省毕业大学教员名单（社会科学系）”。山内曾经对好友提到过：“我不适合当官……好想回福冈当一个大学老师。”难道他已时常计算从事官僚工作所剩的年份以及自己的人生长度了吗？
“原则上我们打算在收到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书之后，参照我们的主张，对今后的应对措施做出判断。”
11月底的一个周日，山内去事务次官安原的私宅拜访，目的在于商量救助对策。
20分钟后，北川退席。山内面对患者对拒绝庭外和解劝告的内容进行了解释：
回家后已经很晚了，山内告诉知子：
在这次的见面会上，“祈愿会”的川本辉夫委员长对北川说：“长官，请您来一次水俣。我们不需要见面礼。”川本的这番话，之后成了北川前往水俣视察的契机。
“他请我吃了鸡肉汆锅。”
即便在这种时候，北川在患者面前还是表示：“大家痛苦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在现阶段，行政方面等待判决的态度没有变。”
说了这句话后，他又小声嘟哝了一句：
11月1日，“水俣病问题尽快解决祈愿会”的患者们前来环境厅拜访北川长官，直接递交了申诉状，希望尽早解决问题。
“我是不是在给人家添麻烦……”
知子听了这话，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山内也没有再多说。
知子当时以为山内指的是周日去别人家里拜访一事，实际上，“添麻烦”这个词的背后隐藏着深意。
“难办的不是外部，是内部。”
11月27日。眼看11月就要过去了，而北川视察水俣的具体日程尚未确定。北川想在12月例行召开的国会日前结束视察工作，开始变得坐立不安起来。
“这段时间工作开展得不顺利。”山内罕见地对知子抱怨。知子以为山内和患者的交涉进展不顺，便询问山内。山内向知子流露道：
“下周视察。”
至少，只要是在厚生省工作、目睹查明水俣病致病原因过程的人，必然了解当时的通产省以及经济企划厅都干了什么，而厚生省又干不了什么。当然，作为公害科科长助理的山内，可以说就是其中的一员。
在未经商量的情况下他对外宣布了日程。山内等事务官员为此匆忙地安排起日程来。
从历史事实的角度而言，国家以通产省为核心，为隐瞒已经弄清的致病物质而机关算尽，有预谋地暗地里埋葬有机水银论。为此，动员了御用学者，通过媒体等大肆宣扬非水银论，这不正是“采取了尽可能的对应措施”吗？在此，他们所负的不是疏于行政指导的消极责任，而是作为经济增长的代价，对水俣病的发生视而不见，从而导致受害范围扩大的结局这一有意而为之的犯罪责任。
11月30日，北川做出最终决定，于12月5日、6日视察水俣。
这里的“致病物质尚不明确”究竟指的是什么时候？
12月1日，熊本当地报纸刊登了“患者之会”事务局长的谈话：
然而，国家真的“以行政指导为主，已采取了尽可能的对应措施”吗？
“既然要来，就应该向受害者详细交代对庭外和解劝告的看法，为什么拒绝、今后打算如何解决水俣病问题。”
“原告方主张，因管辖的行政厅疏于行使恰当的规制权限，依据国家赔偿法负有赔偿责任。然而，从国家立场而言，当时缺少相关的法律依据，且在水俣病致病物质尚不明确的条件下，以行政指导为主，已采取了尽可能的对应措施。对于水俣病的发生、扩大的防止，我们认为，不负有赔偿责任。”
知子看了报纸上有关北川长官将视察水俣的报道，问丈夫：
结果，会议决定在国家层面上坚持拒绝，等待法律裁决，并为此发表了以下国家层面的统一见解：
“你也去水俣吗？”
10月29日，第12次水俣病相关内阁会议上，讨论了如何回应庭外和解劝告的问题。
“嗯……”
10月4日和12日，熊本地方法院、福冈高等法院相继发出了内容相同的庭外和解劝告。庭外和解劝告简明扼要、毫无诚意，倘若是一个官僚作风严重的官僚，只要告诉记者俱乐部的那些家伙，由于是内容相同的庭外和解劝告，环境厅的见解和上一次没有不同，这么做便能万事大吉。然而，山内每次接到庭外和解劝告后，都会规规矩矩地站在媒体面前为拒绝庭外和解一事辩白。他的这一姿态，甚至让人觉得，他将自己赤裸裸地暴露在得不到和解而痛苦的患者们面前，准备接受他们严厉的指责，从而求得原谅。
山内痛苦地点了下头，不再吭声。
做人的良知、站在环境厅官僚立场上的见解，以及司法的判断，复杂地交织在他的内心，互相撞击。然而，他选择了坚持官僚的立场，甚至没有在最亲近的友人面前流露出一星半点真情。痛苦失去了发散的出口，给他造成了内伤。并且，这一痛苦令他的行为和发言变得含混不清，而周围的人并没有理解他的善意，只是认为他缺乏为官的能力。
最近一段时间，山内经常熬夜，有时还住在机关连续工作，他和知子提到身体不舒服的事。
面对庭外和解劝告，山内的本意究竟如何？从他的性格和善良的品行而言，他对患者一定有着比其他人加倍的理解。作为他个人的意见，想要救助患者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然而，据有人证实，他个人对“庭外和解劝告”也不持赞成的态度。但是，他这一态度背后的真实想法，与国家拒绝救助患者而不接受庭外和解劝告的意图截然相反——司法不认定国家的加害责任，放弃判断而提出庭外和解这一灰色解决方案，难道不是不作为吗？不是太不负责任了吗？我们也可以推测，他十分清楚患者希望尽快得到救助的状况，作为从事行政事业的人，并且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山内无法原谅司法的这种态度。
“最近便血。”
然而，环境厅原本就不是基于“做人的良知”来拒绝庭外和解的。他们不是站在人的角度做出的判断，而是在远离良心和良知的条件下对庭外和解加以拒绝。如果说在此有什么是值得怀疑的话，那就是行政事业的职业良知，而绝非作为行政负责人的某一位官僚的良知。但是，山内与桥本道夫不同，他无法决然地认为，这些批判只是针对作为职业人的自己，而不是针对自己的良心。从做人的角度来说，山内的内心深受煎熬。
“心悸。”
各类报刊，诸如“做人的良知值得怀疑”“难道让人等死吗？”等批评环境厅和国家的标题跃然纸上。
山内有些不安地告诉知子。知子觉得丈夫的疲劳到了极限。
自28日东京法院提出庭外和解劝告以来，山内奔走于厚生、通产、农林水产各省间进行协商，每个省均表示“我们没有直接的责任”，对庭外和解表现出了非积极态度。
“你的工作要干到这种程度，非得连命都搭上吗？”
“围绕国家之责任的论调，以及水俣病的病理学概念，我们与原告的主张存在巨大分歧，因而不具备坐到和解谈判桌上的条件。”
知子问。
读完上述意见后，山内阐明了拒绝庭外和解劝告的理由：
“可是患者们说，他们要没命了。”
“在现阶段很难接受庭外和解劝告。对于已经审理结束的75名原告，我们希望尽快拿出判决结果。”
山内说。
10月1日下午7点过后，山内在环境厅再次举行记者见面会，表明了拒绝庭外和解的态度。
有天晚上，知子深夜醒来，感觉厨房有动静。她有些担心，去厨房查看，原来是丈夫在餐桌旁的书架前翻着《圣经》。
表面上，自民党在环境部会设置的水俣问题小委员会上，指责拒绝和解的环境厅，然而没人觉得这出自自民党干部的本意。背后，和长良川问题一样，他们对北川和环境厅发动了连续攻击，这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怎么了？”
政府、自民党对北川在长良川河口堰、水俣诉讼案问题上不断站在自然保护和患者立场上的发言感到不满。后来，北川自己说，有关长良川问题，金丸信直接打电话给北川施压：“身为大臣，反对内阁会议决定的水坝建设，岂有此理。”
知子问。
北川撤回之前言论的背后，很大可能是来自自民党的压力。
“嗯……‘你趁着年幼，当记念你的造物主’在哪个部分？”
不出所料，在事务官员的劝说下，北川收回了之前的发言，表明“不接受庭外和解”的立场。
丈夫问。
因此，北川有关“我们打算接受庭外和解劝告”的发言，对于厅内的官员而言，完全不顾诉讼当事省厅——环境厅所面临的事态和立场，是给人添乱的言论。
山内喜欢《圣经》中的这一节，用红铅笔画了条线，那天夜里好像突然想起，便走下二楼。
1987年3月30日，有关水俣病诉讼，熊本地方法院做出了原告方患者全面胜诉的判决，并认定国家的行政责任：“国家和熊本县，预见窒素工厂所排甲基水银危害人体，有采取停止工厂排水、控制水质等手段的义务，却疏于采取对策，依据国家赔偿法负有责任。”全国6个地区发生的水俣病诉讼案的原告总人数约2000人，要求赔偿总额约360亿日元。负担比例假定为窒素公司6成、国家3成、熊本县1成，国家的负担金额约为100亿日元。如果各省厅相互合作，并不是负担不起。然而，国家未接受这一判决。本次的东京诉讼，应视为对熊本地方法院裁决的反击，国家显示了强硬的态度。换言之，国家竭力获得对国家有利的判决，从患者手中夺回主导权。
“‘传道书’的第十二章。”
为此感到震惊的是山内等环境厅的事务官员们。环境厅在水俣病诉讼案中秉持的是国家方针，在对患者不负有赔偿责任的认识方面达成了统一。山内在记者见面会上说“在与其他省厅协商的基础上”，站在环境厅的立场而言，这一发言已经是极限了。
说着，知子翻开那一节指给山内看。
第24任环境厅长官北川石松，成长于贫困家庭，从大阪市议员干到大阪府议员，之后进入政界，仕途上历经千辛万苦。在自民党内部，他隶属继承三木派衣钵的少数派。北川与过去那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长官不同，他在与通产省的对抗中制定了《防止全球变暖行动计划》，在长良川河口堰问题上，越界向建设省提出中止意见。从1990年2月出任长官起，他的工作就受到人们的关注。尽管部分媒体和自民党批评他哗众取宠，但是，这是一位多年来未曾出现过的行动派长官。旨在接受庭外和解劝告的发言，也是充分体现北川石松风格的行为。
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记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反回。
他在讲话中表示接受庭外和解劝告。
“口语体译本和书面体译本相差很大呢。”
“庭外和解劝告就是眼下的守护神，我们打算接受。”
知子说着，将两本《圣经》并排放在丈夫跟前。
环境厅长官北川石松在北海道听了有关庭外和解劝告的汇报。
丈夫一言不发地听知子解释。
山内的发言既慎重，又表明了积极的态度。
这一部分的口语体译本是这样的：
“没想到会以文字的形式出现。”山内坦率地表明对此事的吃惊态度后接着说，“我们感受到了法院希望庭外和解的强烈愿望。我们将会对此认真讨论，在与其他省厅协商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坐到和解的谈判席上。”
在你还年轻力壮，尚未对那将要来到的悲惨岁月发出怨言之前，你当记念你的造物主。千万不要等到太阳、月亮、星星在你眼前暗淡，也不要等到云层密布的时候才去记念创造了你的主。
参加记者见面会的是山内。
12月初的一个清晨，来上班的环境厅职员在地下一楼小卖部的自动售货机前发现有个身着驼绒毛衫的男子站在那里，正是连续多日晚上住在单位里的山内。
预定下午3点的记者见面会，最终也在傍晚过6点后才举行。
他的模样看上去像是工作到深夜，刚从21楼局长室的沙发上起身。进入12月之后，一直是这样的日子。
留在局内的最高负责人山内，每天从早到晚，忙于与其他省厅、熊本县，以及身在北海道的北川进行联络。
3日晚，厅内就两天后长官视察水俣一事举行最后一次碰头会，北川、安原、山内、森仁美等厅内干部悉数参加。就在这次会议后，山内留下了请求辞职的便条，第二天一早，他可能是在没有片刻睡眠的状态下给家里打了电话。
这一庭外和解劝告给予环境厅重重一击。由于并未考虑到这种庭外和解劝告会以文字形式发出，所以，无论是北川长官，还是安原事务次官，都去参加北海道的国立公园纪念仪式而不在东京。
12月4日上午9点，不知山内是在哪儿给家里打的电话，3日晚也没有住酒店的痕迹。在厅内一直待到清晨，离开环境厅时才给家里打了电话，这种判断大概比较说得通。
荒井审判长进而在这一庭外和解劝告的文中指出：“仅以现有的（认定）制度，谋求解决当下的水俣病纷争，存在局限性。”
决定“失踪”的山内究竟去了哪儿？两个半小时后，山内在东神奈川车站打了第二个电话。这两个半小时，山内去了哪儿？看到了什么？见了谁？他在想什么？为什么放弃失踪计划回到自己家里？东神奈川车站附近，有长女知香子工作的公司。可是，没有他去找过女儿的行迹。
诸如本案导致出现众多受害者、规模堪称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公害事件，在正式发现超过34个年头后仍未得到解决，令人痛心疾首。为了尽早解决问题，我认为诉讼相关方在某个时点必须做出决断。经本法院判断，在当前时点上，所有当事人共同探索解决水俣病纷争的途径是妥当的，在此提出庭外和解劝告。
还可以想到的是羽田机场。如果要失踪的话，坐上飞机，比如飞回老家福冈也没什么奇怪的。但是，从结果上来说，他放弃了原来的念头。是什么让他中止了失踪的计划？
东京地方法院713号法庭，审判长荒井真治在水俣病东京诉讼的辩论中，提出了以下主旨的庭外和解劝告。
在东神奈川车站给自己家打了电话后，山内搭上横滨线电车，抵达町田站。他在町田换乘公交车，中午12点前后，他已经站在了平时总是深夜才在那里下车的药师台公交站台上。从车站走回家的五分钟内，山内沿途见到了什么呢？
9月28日下午2点。
开头第一章提到的随笔“亲近被遗忘的土地”中，山内是这么写的：
山内亲自参与了防止全球变暖计划。8月，他以“首席代表”的身份，带领从通产省、运输省等选拔的20人政府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全体会议，并访问了瑞典的松兹瓦尔，每天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张。除了上述问题，一个更大的问题摆在了环境厅面前，那是山内担任企划调整局长两个半月后的9月底。
在町田居住已经第三个年头了，虽然对每天清晨出门和下班回家各接近两个小时的通勤拥挤状况不能说完全习以为常了，但是，在公交站前等车回家的疲惫感，也在住宅附近下车后所走的几分钟的夜路上逐渐消退，体内仿佛注入了营养剂。
当时，环境厅亟待解决石垣岛白保的新机场建设问题、长良川河口堰问题、全球变暖等众多课题。其中的任何一个，都面临着在开发和保护自然中二选一的难题。这是眼下非常现实的问题，让人深感棘手。
夜路上，不同季节的花草和土地散发着香味。我感觉那是很久以前祖父的呼吸，唤醒了我少年时代的温馨记忆，这让下班回家的身心得到了治愈。
山内出任环境厅最高职位——企划调整局长。从自然保护局长升为企划调整局长，是通往事务次官的途径，这意味着山内已经完全步入了次官的晋升通道。
可是那一天，冬季的草木和土地的香味并没有治愈山内疲惫的身心。
1990年7月10日。
12点过后，身心疲惫的山内打开了自己家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