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祉的技术，是与人联系在一起的技术，实际上，较之国民社会的科学状况，它更具备以人类学、社会学为巨大基石加以发展的特征。
其中，与产业技术相比，社会福祉中在应有的技术、专家的培养等方面存在着完全异质的东西。
在我国的精神风土中，或多或少地存在轻视社会福祉的技术性这一文化特性，并且在战后社会复兴的过程中，人们更愿意优先考虑产业经济的成长，创造出了宁愿社会福祉技术落后，也要普及电视等家用电器的“经济型”日本文化。这就是我在观察日本社会福祉培养方式时得出的令人伤感的结论。
回顾历史，我认为我国社会福祉的“技术落后症”，不仅仅来自厚重的历史，日本人对待社会福祉的技术应用的态度、展开方式，也发挥着巨大影响力。
山内在本书中批判了轻视社会福祉、只对经济成长倾注全力的时代，阐述了福祉技术的培养是当务之急。然而，在那之后，时代更是朝着抛弃福祉的方向加速前行。
战后三十余年，我国产业界实现的技术发展令人瞩目。也许这可以说是模仿发达国家取得的成功。战争年代动辄一边倒地鼓吹精神至上主义的这一民族，却运用了使经济得以如此迅猛发展的技术手段。然而，为何相同的技术手段，不用于我国战后社会福祉的发展呢？
1981年6月。
山内在福祉工作实践中产生的思考，就这样以文章的形式不断结出硕果。立志成为小说家的山内，经历了年轻时代的热情和挫折，他将热情的对象转换成了福祉，并再次坐在了稿纸前。连载结束不久，山内将自己对福祉的思考写成了一本书出版，书名为《思考明天的社会福祉设施二十章》（中央法规出版社），在这本书中，山内对经济优先的时代提出了严厉批判和质疑。
为推进财政改革而设置的临时行政调查会，提交了行政改革议案报告书，明确了将老人医疗变更为自费、对福祉和教育严加管束的方针。
文章共连载了97回，持续了整整两年时间。
第二年即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在内阁成立时的演说中呼吁“自立自助的精神”，并提出“强大的文化和福祉”的口号(6)。该口号以以下形式具体展开。首先，11月7日，为与临时行政调查会的行政改革步调一致，以厚生省的社会局保护科长的名义发出了一份通知。
连载开始后，读者纷纷向河村了解作者的情况，山内不断收到演讲邀请，穷以应对。
抬头为“关于推进生活保护的正当实施”的通知，下发至全国的福祉事务所，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今后福祉事务所开展生活保障的行政工作。该通知由于使用了编号，即“社保第一百二十三号”，所以俗称为“123号通知”。通知中放大了诸如暴力团成员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生活补助、补助对象暗中驾驶高级私家车四处兜风等一部分事实，要求采取纠正措施，对补助对象进行严格审查。对于这些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生活补助的事件，《新潮周刊》配合厚生省的意图，在其杂志上发起了彻底痛击的运动。各类报纸也直接引用厚生省的通知，大肆渲染不正当获取生活补助事件。
福祉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文化、是行为。福祉最重要的是人本身，是人的技术，而不是建筑和机构，山内不断重复这一点。
事实上，通过这一纠正措施而导致生活补助被中止的对象中，单亲家庭和空巢老人占了压倒性多数。这里所展开的是与水俣病审核相同的逻辑，即“不救助可疑之人”，其背景是国家对社会福祉预算的缩减。
他的论述，在指出官僚的山头主义是阻碍日本福祉行政走向成熟的原因的同时，进而推展为一种日本人论，即以文化及行为方式理解日本的福祉。
国家预算中的社会保障费用增长率在1978年为19.1%，第二年为12.5%，第三年为7.7%，每年呈下降趋势，1982年下降到了2.8%，恰好和这一时期的国防费用的增长率截然相反。在1985年度的预算中，国家对地方行政补助的比例减少了一成，生活保障费补助金从十分之八下降为十分之七。国家将福祉的责任强加于地方行政，并且，对于福祉预算的使用，用中央主导的形式加以强力约束。这一约束反映在福祉机构社工（Caseworker）的问题上。福祉机构社工是负责接收生活补助申请、定期访问补助对象并提供生活指导的职员。设置这一专业职位的城市非常有限，采用的机制几乎都是政府机关的人事部门将统招进来的人员分配至福祉机构。
在日本社会性服务的第一线，还看不到上述征兆。作为公务员的福祉部门职员以及各类福祉行业工作人员的素养，完全没有达到可推进其发展的高度。对于他们而言，与职业上的自负心相比，对自己所属的官厅机构的忠诚心更为强烈。（第13回）
也就是说，昨天还在管理户籍或计算税金的职员，突然就以福祉机构社工的身份从事福祉行政工作了，对接生活受助家庭。他们几乎没有专业技能也没有经过训练，有的只是自己所面对的生活受助家庭和补助申请人。
这样的局面，即便起因于法律制度上的制约，但只要将社会性服务作为技术性活动来加以推进的话，也能予以突破。这是因为，如果社会性服务一旦追求技术服务的科学性的话，就必定发展成跨越机关和制度的专业性合作活动。
山内着眼于福祉第一线的问题，于1985年出版了《思考福祉工作》（中央法规出版社）一书。本书中，他将视点放在1951年出台的《社会福祉事业法》的第四章。第四章第十八条“从事社会福祉工作的社会福祉主事的资格”中载明：“社会福祉主事，即为事务官员或技术官员，年龄需20岁以上，必须人格高尚，思想成熟，对推动社会福祉的发展怀有热情……”山内针对该条做出了如下评论。
因此，福祉机构的职员，既不发挥地区的公私机构、专家的技术及知识的作用，甚至官厅机构内部的同事之间也没有进行充分的合作。
在从事福祉工作公务员的资格规定中，强调人格高尚、思想成熟，对推动社会福祉的发展怀有热情等要点，对此我颇感兴趣。
日本福祉机构的运营，甚至建立在一种架空的前提上，即相关的官厅机构内拥有一切可提供社会性服务的必需技术和人才。
为了避免误解，我首先申明，我相信将人格高尚、思想成熟、对推动社会福祉的发展怀有热情等理念，作为福祉机构社工自身修炼的目标是十分必要的，并应给予鼓励。但是，人格高尚、思想成熟这类原本属于个人伦理范畴的德行，直接列入专业人士的资格范畴，并且作为法律上的资格条件，对此我存有疑虑。
这些法律的制定者、这些负责设计的官僚，热衷于官厅机构以及建筑物的福祉设施，对于社会性服务的本质，即技术和人才的培养，似乎毫不关心，这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不，与其说毫不关心，不如说某种乐天派的思想安居在他们的脑海中。（第11回）
我觉得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在从事福祉工作的公务员的伦理和职业理念方面，未及建立起适合于战后社会福祉新起点的体系。换言之，未及建立，那就将社会福祉工作采用个人救助模式的那个时代的职业伦理，直接植入身为公务员的福祉机构社工的资格条件中吗？
山内首先分析了日本人对福祉的认识，之后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官僚。他首先向战后制定福祉相关法律的官僚开炮。
另外，要求从事福祉工作的职业人具备人格高尚、思想成熟等德行，可以反映出将福祉工作本身的内容理解为对对象进行人格指导的思维方式。
今天日本人所倡导的“福祉”依然不是动用技术、经费以及人才来经营的社会性服务，而是用宪法来主张的国家的“慈悲”责任。（第3回）
从福祉机构社工的情况而言，也许上述问题和以下认识也有关联，即福祉机构社工面对受助对象全方位的生活时，也涉及对其进行人格指导，这是福祉机构社工的职责。
日本社会性服务的不均衡发展，一方面培养了极其早熟的福祉国家的理念，另一方面又留下了不成熟的技术与组织体系落后的弊端。日本的宪法，发挥了赋予“福祉”以国家权威的巨大力量。然而，不知为何，这一“福祉”的理念，迄今未能植入社会性服务的实践性土壤，只是装在“宪法”这个花瓶中培育长大。（第2回）
福祉机构中的每一个社工，要在人格上努力获得受助人的信赖，这本身十分重要。但是，如果这种努力用力过头的话，也许会走错方向，即强求受助人顺从福祉机构社工的个人意志，对此必须加以充分注意。
只是，倘若多少用点批评性眼光来看的话，日本人在宪法中将“福祉”作为国家政策理念予以定位的决断，在结果上似乎为之后日本的“社会性服务”发展带来了某种不均衡状况。
从事福祉工作的人，因其具备高尚人格而受到社会尊敬，在日常工作的现场中，他们大多面对的也是陷入各种困境、在生活上难免有着较强依赖性的对象。因此，对从事这一工作的人而言，工作上的职责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针对自身人格资质的自尊心。
彼时的宪法条款中对于政策理念的鲜明表述，无疑为日本人增添了崇拜“福祉”的力量。（中略）
从社会事业的旧时代起，人们便期待从事福祉工作的人拥有高尚的人格和成熟的思想。这种人格和思想，其本身是否来自对工作对象进行“指导”和“教育”的需求？
战后的新宪法，是以当时占领日本的美国人所写的文本为基础制定的，所以至今还让一部分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心中不悦，其中有一条明确提出了社会福祉。（中略）
我认为并不仅仅出自上述理由。
在传统文化中，日本人精神的主导之一，是佛教所倡导的“慈悲”精神。在与自然的交流中，日本人培养了“物哀”“侘寂”等独特的典雅感觉，在对人类和社会的态度上也保持着同样独特的感觉，即是以“慈悲”一词加以命名的博爱精神。日本人之所以用“福祉”来称呼“社会性服务”并十分重视它，是因为遵从“慈悲”的教导。（第1回）
我们应该考虑到，在福祉工作第一线，在与受助对象形成的工作关系中，如果没有强大的自制力和自我反省的度量，很容易陷入自以为是或强加于人的状态，而在上述的自我认知基础上，从事这一工作的人的高尚人格受到了期待。
两人协商后，最终决定于当年10月开始连载，标题为《福祉国的爱丽丝》。作者名为爱丽丝・约翰逊，被介绍成获得日本的社会福祉研究费而来日的瑞典女记者。连载首先谈到“福祉”一词，在国际上其一般指“社会性服务”（Social Service）这一实践性社会活动的词语，为何在日本变成了“社会福祉”（Social Welfare）这一抽象的理念并得以普及？针对这一设问，文章进行了考察，提出了以下见解。
父母教育年幼的孩子，以自身的人格力量来感染他们，福祉机构社工的工作却不是在这样的关系中进行的。
“这可能会很有意思。非常期待。”
如果缺乏对对象的意识和感情的洞察，或者不能充分把握对象所处的家庭状况，福祉机构社工本身对所拥有的价值观的发挥，就会超越说服对象、为对象提建议的限度，陷入独断专行的境地，此时，反而会招致对象的反抗或情绪低迷，这是公认的事实。
“作者的身份是熟知日本的外国人，这样可以吗？不是有个作者用以赛亚・本达桑的名字写日本人论吗？”
更为致命的是，这类崇尚精神至上主义的福祉机构社工，看不到阻碍受助对象自立成长的真正原因，不仅是受助者本人，福祉机构社工本身也对此视而不见。
河村想方设法说服山内接受自己的建议。思考了片刻，山内回答：
要找到是什么阻碍了受助对象自立和成长，必须具备十分冷静的、透彻的洞察力，如果从一开始就将观察的眼光放在对象缺乏自立和成长的意愿这一原因上，当然无法期待出现正确的判断。
“那就请用笔名。”
如医疗工作，若因误诊而造成争议，该事件则被视为医疗事故进入法律程序。如教育工作，有人担心教师的资质，则出现了不能将教育全权交给学校的主张。
山内这么回答河村。
和上述的工作相比，社会福祉的工作是怎样的状况呢？
“嗯，不是我不想写，只是以现在的身份我不会写文章了，不能写有趣的文章。”
似乎可以说，几乎不会出现社会福祉机构的服务内容被视为“福祉事故”而遭人非议，或者有人因担心社会福祉职场上的工作人员资质低下而发出反对声音等情况。
1980年秋天，山内和《福祉新闻》社长河村共同实施了一个计划。和山内交情甚笃的河村，非常关注山内对福祉事业敏锐的思考，他建议山内以福祉行政为主题，为报刊执笔连载文章。
然而，在此我想认真思考一下。
是年1月23日，山内就任社会局保护科长。保护科负责与生活保障相关的行政业务，山内作为实质性的负责人参与生活保障工作。
在社会福祉的职场上，真的几乎不会出现医疗工作上的如误诊等事故之类的问题吗？有时我们在报刊的投稿栏里看到家长批评的问题教师、缺乏干劲的教师，他们就不会出现在社会福祉的职场上吗？
这一发言几乎等同于宣告国家放弃福祉行政。
山内对福祉工作现场的这一考察，击中要害。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在社会福祉工作的现场，福祉机构社工与生活保障受助对象之间不断发生摩擦。一线工作没有任何专业技术支撑，仅靠精神论造势，这就是现状。由于福祉机构社工的“自以为是”和“独断专行”，其结果就是受助人被取消生活保障、因补助问题发生争执等事件时有发生，甚至出现了一些自杀者。
第二年即1979年，时任首相大平正芳就今后的福祉行政明确提出了“日本人拥有自立自助的精神”与“相互扶助的结构”相结合的方针。
1987年1月23日，札幌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一名被取消受助资格的女性活活饿死，并留下三个孩子。媒体对此也进行了大量报道。
1978年7月11日，环境厅公布了经过修订的二氧化氮新标准。一个月后的8月11日，桥本道夫辞去环境厅局长职务。桥本离开环境厅后，受筑波大学邀请，在环境科学研究科讲授环境政策。
同样，在东京都23个区中，尤其是积极致力于生活保障合理化的荒川区，以老人和单亲家庭为主，领取生活补贴的家庭急剧减少。自1984年起的五年间，受助家庭从2500户降到1400户。其结果是，1987年10月，一名被取消资助资格的78岁女性留下一封写给福祉机构社工的抗议信后自杀身亡。
在山内留有遗书的写字台上，放着一本桥本的著作《环境行政个人史》。可以说，这本书通过一位行政官员的半生，描绘了公害行政与时代一起倒退的社会状况，山内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来阅读它的呢？
进而，1988年12月，同样居住在荒川区的原酒吧女自焚身亡。该女子因病体弱，无法外出工作，曾领取生活补助金。福祉机构社工经常上门挑事儿，怀疑“应该有男人给你钱吧”，并检查洗衣机和壁橱中是否有男人的内衣裤。
为制定基本法而同心协力的山内和桥本，在福祉环境行政工作上表现出来的姿态，经过十年的岁月发生了巨大变化。
同年11月，72岁的独居男性因被取消生活补助而陷入困境，上吊自杀。负责这位男性的荒川区福祉机构的社工某次在接受采访中如是说：
他将“压力”一词换成了“争论”，并给予了正面评价。并且，他的行政，就是由“争论”的力量对比来决定应确立的方向。其结果就是，当市民运动力量占优时，就站在市民一侧，当企业拥有强大话语权而市民运动并不激烈时，则站在企业一侧。行政本身并不存在主体性，也不受人的良心左右，只存在由纯粹的职业意识所支撑的平衡感。如果由于机动车数量增加，现实情况无法守住城市中0.02微升／升这一标准，桥本则会将标准放宽至貌似可以守住的防线。桥本这种让行政适应现实的姿态，也许正是山内穷尽一生都未能掌握的用以维系官僚生涯不可或缺的处世哲学。
“如果他们稍微努力一点的话，我也会对他们好一点。可净是些对人生不负责任的人啊。我也没有什么学历，是个大老粗，但我在努力生活。所以，我无法原谅不努力生活的人。”(7)
“存在没有压力的社会吗……哪里都有啊。在政府机关，大家分担的责任不同。如果要问怎么来取得平衡，我的回答是通过争论取得平衡。要问环境与经济的调和如何取得平衡，那就是通过激烈的争论来取得平衡。在这一点上，日本的通产省非常有经验。概言之，环境标准本身，从科学性上来说并不那么可靠。所以，认识和判断都不同。再加上还有政策层面上的利益纠葛，这一切最终都取决于行政。”
然而，这位自杀的男性，凭什么要被这位福祉机构社工武断地用“努力生活”这一抽象的标准来加以比较，因为“我”没有努力就必须被取消生活保障？谁可以、凭什么断言他没有努力生活？
桥本说：
福祉机构社工的态度和思维、言论，正是山内在他的著作中写到的令人担忧的状况。
但是，桥本却完全没有自己是叛变者的意识，因为对桥本而言，行政既不是百分之百地站在患者一侧，也不是站在企业一侧。桥本认为，需要在考虑舆论和时代状况、公害反对运动的激烈程度、经济增长率等情况的基础上做出最为平衡的选择，寻找这种折中方案正是行政的工作。这样一来，行政的判断，面对以金钱和政治为背景进行施压的一方，是否总是处于不利局面？
将福祉机构社工自以为是的行为合法化、令领取生活补助人口锐减的“123号通知”是以厚生省社会局保护科科长的名义发出的。就在两年前，山内本人也担任过这一职务，对此，山内是如何思考的？
患者们批评桥本的行为是屈服于压力的叛变。
他在《思考福祉工作》中进而陈述道：
关于这一标准的修订，桥本在他的著作《环境行政个人史》中谈到来自经济界的攻击和压力：“为什么不学习美国以及国际上的其他国家，将年平均值设置为0.05微升／升？年平均值0.02～0.03微升／升这一标准严苛得没有必要。(5)”
在家人或友人这类人际关系中，尚且也会因不经意的谈吐和举动让人心里产生莫名的不快，这是我们时常会经历的。
说实话，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甚至桥本先生也无法完全抗拒来自商界的压力。
何况领取生活补助的人，就某种意义而言，这些生活补助便是他们生计的全部。因此，与之联络的福祉机构社工的言行非常容易受到他们的误解，同时也会导致他们极度不安和困惑，这是很容易想象得到的。
提问人：我认为，与大力推动环境标准走向放宽的钢铁联盟、石油联盟、电力协会以及汽车行业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学者，不可能进行认真审议。那些与此有关联的人戴着学者的假面具，一个个都成了中公审等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在此我们姑且不论他们对结果是否产生了影响。但是，仅就他们受到如此厚待而言，他们也无法违背那些企业以及由企业构成的财团的意志，难以提出批评意见，这不正是社会上的一般常识，不是人之常情吗？（中略）
从事生活保障工作的福祉机构社工，需要具备能应对这种工作特性的知识和处理能力。
在国会围绕放宽标准的这一争议中，由钢铁联盟出资的财团法人“钢铁设备窒素酸化物防除技术开发基金”（通称NOX基金）以研究费的名义，为65位学者发放了6亿日元，此事遭到披露。这些学者中，也包括这次修订标准而向环境厅提交报告的中央公害对策审议会的成员，因此，报告的科学性本身就受到质疑。
不过，我想提议的是，在具备这样的知识、能力的同时，由于生活保障工作具有以人为对象的特征，所以，福祉机构社工首先被期待的基本资质，还应该是怀有对人的热情这一条件。
提问人：我想您大概也被反复要求提交了各种让您十分痛苦的报告吧。不管地方自治体骂您是叛徒还是什么，您还是我行我素。这就是您的解释。（中略）好像有个影子缠在桥本先生身上。我觉得桥本先生在环境行政方面是一个口碑不错的人。您这次改变初衷是什么缘故？希望您考虑一点，在某种意义上，这件事现在对大家来说非常重大，或者说包含不被人理解，您的确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4)。
通常，从事生活保障工作的福祉机构社工，在和人的接触中所积累的紧张感与负担，不只发生在工作时间内，工作之外的时间以及假日，还会持续存在。要求对他人缺乏热情的人具备这种心理抗压能力，是极其困难的。
桥本：对于修改标准的问题，我作为大气保护局长现在处于最痛苦的状态。对于迄今付出了巨大努力的人，我深感抱歉。不管被人指责为叛徒还是其他什么，我的内心都充满歉意。我觉得责任在我。
缺乏抗压能力以及在资质上不与该工作匹配的人，选择福祉工作为其职业所造成的悲剧，实际上不仅给工作对象带来不幸，也使选择这一职业的本人极度辛苦。因为这一职业具有一个难点，即从事它的人无法像其他职业者那样，将自己的生活和职业分割得一清二楚。
提问人：各自治体一直在制订公害防止计划。那些公害防止计划，迄今为止为能尽力达成现行环境标准做出了巨大努力。尽管承受了来自商界和企业界的各种压力，但大家力排众议努力前行。然而，反观环境厅最近的动向，甚至在不得不经过与企业激烈冲突后才积累起来的有限成果，也轻易打了水漂。事实上，人们对环境厅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这次修改标准，对过去越是认真制定二氧化氮标准的人造成的伤害越大。对于自治体一直在做的努力，您是怎么看的？
与人打交道，不断观察并推动他人的精神和生活，福祉工作以此为己任。从事这一工作的职业人身心疲惫、备感压力，但只有在对人保持热情与兴趣的基础上，方能培养对此的抗压能力。
关于修订这一标准的意图，在7月6日的国会上，桥本受到了严厉追究。
然而，现实却十分骨感。
1978年3月，中央公害对策审议会向环境厅提交了报告书，二氧化氮的标准放宽了三倍，由日均0.02微升／升调整至最大0.06微升／升。
在政府机关，分配至福祉办公室工作被称为“流放”。福祉办公室在政府机关之外的情况占大多数，这也是被称为“流放”的理由之一。更关键的是加班多，并且福祉机构社工不得不时常和暴力团成员、酒精中毒者打交道。
1973年制定环境标准，由于数据不全，基于的是政治性判断；1978年修改标准，遵从的是科学性判断。这是桥本所强调的。
对于想在政府机关内部力求晋升的人来说，这样的工作安排显然是绕道而行。被分配至福祉办公室的职员很快会提交转岗申请，每天盼着离开“流放地”，这种例子不在少数。
桥本道夫回顾当时的情况如是说。
即便出现差错，也绝不站在受助人一边，增加领取补助金的人数。如果那么做的话，必然影响今后的仕途。尽量拒绝补助申请，安然无恙地度过一个任期回到本部，这就是通常情况下的官员。
“因此，在我担任大气保护局长的1975年，决定进行科学上的再检讨，仔细研究五年中的新数据，看看会出现怎样的结果，以此为基础来加以判断。也就是说，我们对始于1973年截至1978年的所有新数据进行了确认，最后对标准进行了修订。”
这一点不局限于地方行政，市政府和福祉办公室的关系也适用于中央官厅。中央官厅中相当于地方福祉办公室的便是环境厅。
“还有一点，日均0.02微升／升的数值，是极其干净，类似于北海道地区非常罕见的空气条件。因此，将这一条件定为标准，实在没有可操作性。我能理解越严越好这一逻辑，但是，这在公害行政业务的实施上是非常困难的。
环境厅的起步晚于其他省厅，因此，厅内科长以上的干部职位，当时全部被来自其他省厅的调用人员占据。换言之，和福祉办公室的情况相同，这些人并非出自对福祉和环境工作的兴趣而从事这方面的行政工作。其结果，自然就是来自通产省的人按照通产省的意向推行环境行政。
“如果视社会性、政治性价值高于一切，那么目前痛下决断的方向是正确的，然而，行政不应只将社会性、政治性价值放在高于一切的首位，还须从科学性、公正性，以及各种问题的平衡角度来加以判断，所以还是感觉到这个标准有些站不住脚。
进而，这一结构可以用来看待阁僚中的环境厅长官一职。自1980年7月起担任了1年零4个月的第12任环境厅长官鲸冈兵辅回顾当时的情形说：
“二氧化氮日均0.02微升／升这一数值，从越严越好的角度来说当然没有问题。可是，一直和我们合作的研究团队的意见是，仅靠目前的数据不能那么简单粗暴地下结论。
“我觉得这实在不是一件好差事。自民党政治是派阀政治，所以环境厅长官不是让人欣喜的职位吧。
“但是，我脑子里还存在几点疑问。
“首先，预算少。现在也只有500亿日元，简直不值一提。
“四日市大气污染的严重程度令人触目惊心，我们有二氧化硫详细的流行病学数据。不过，对二氧化氮的研究还没有进展到那一步。但是，如果等到数据完备的那一天，大气污染会严重到什么程度？所以，必须‘当机立断’，当时制定那样的标准，我十分理解制定者们的心情。
“其次，从政治上来看，虽然是非常重要的政府机关，但基本上没有什么特权。
“我感同身受地理解1973年制定二氧化氮日均0.02微升／升标准时制定人员的心情。水俣病重演了，四日市出现了公害。
“所以没人愿意干。
1973年5月制定的二氧化氮环境标准是日均0.02微升／升。这一标准一出台立刻遭到了汽车制造业、钢铁制造业的强烈反对。桥本于1978年着手修改环境标准，全面反映了这些企业方的意图。
“和很多人一样，我担任环境厅长官时，自己的派阀势力小，所以被发配到那么个无趣的岗位上。说实话，当时真的这么想。”(8)
在这一法规改恶之前，1975年4月11日，《产经新闻》与逼迫进行标准修改的企业、通产省步调一致，在“正论”栏里刊登了题为“必须纠正不正当的环境行政”的论文。笔者在文中严厉指责二氧化氮的环境标准不当，以“美国钢铁制造业的最高巨头（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告诉笔者：‘在其他国家闻所未闻的赔偿制度和过于严苛的标准、居民运动等重压下，日本的企业恐怕会破产’”煽动石油危机后百姓的不安，全然无视支气管哮喘等患者的痛苦，呼吁修改标准是当务之急。这位执笔者就是当时东京工业大学名誉教授清浦雷作。20世纪50年代，在调查水俣病致病原因的问题上，力主非有机水银论的清浦，到了20世纪70年代，再次成为通产省的代言人，为环境行政的恶化发挥了巨大作用。
山内全身心投入福祉工作时，身边几乎所有人的态度不外乎“职业是职业，要与自己的生活截然分开”。这种态度，恰似“与福祉工作匹配的资质”，改变了“福祉”工作的状况。
桥本在基本法制定结束后，又制定了二氧化硫的环境标准，进而，1973年为了救助公害患者，制定了“公害健康损害赔偿制度”，要求污染企业预先提供预算，对患者进行赔偿。桥本的官僚生涯是与日本公害行政的进步与发展历程同步的。然而，1975年8月，就任环境厅大气保护局长的桥本，将当时被视为综合污染元凶的二氧化氮的环境标准降低了三倍，受到公害患者的强烈指责，称他为叛徒。
这是山内的误算。
既是这一压力下的“牺牲品”中的一个，又是对公害病患者而言发挥了加害者作用的，就是1967年与山内共同制定公害基本法的桥本道夫。
山内本人所倡导的“对人的热情”等资质，反而妨碍了福祉行政发展，也许不幸的是，拥有超过他人一倍以上该资质的山内，是最不适合从事“福祉”工作的人才。
经济进入增长低迷时代，不想为公害对策留出预算的企业和与企业继续保持合作关系的政府，以及始终迎合企业和政府的一部分媒体，为了抛弃包括水俣病在内的公害患者，开始有组织地行动起来。他们通过经济团体以及通产省，对厚生省以及环境厅有形无形地施加着压力。
在这样的状况下，全身心投入自己所相信的福祉事业的山内，不断受到良心与官僚这一职业的夹击，他的“身心紧张和压力”，终因无法抗拒两者的摩擦，酿成了一出“悲剧”。
“我打算用自己的眼睛来重新判断水俣病。对于疑似患者，当然可以通过医疗救助，但是，那是用县民、国民的钱财进行的救助，有的不是因公害造成的患者也在其中。患者团体大概有十几个派系吧，他们得到医生、新左翼、在野党的支持。但我想，那不是应该用意识形态来左右的问题。”（《文春周刊》，昭和52年1月27日）
至“悲剧”发生，并不需要很长时日。
这一时期，以《新潮周刊》为核心对“检举假水俣病患者”进行了大肆报道。1977年1月，《文春周刊》刊登了当时的环境厅长官石原慎太郎的发言：
(1)马场升：《水俣病三十年来自国会的证词》，Eidell研究所，1986年，546～550页。
“认定审核会很难判断假患者和真患者。”(3)
(2)川名英之：《日本公害纪实第4卷》，240～247页，《每日新闻》1971年10月25日。
“不断有假患者申请赔偿金。”
(3)同上，206～209页。
抛弃患者的做法始于第二次发出通知的三年前，即起因于1975年8月发生的事件。熊本县议会公害对策特别委员会的委员长等二人，7日前往环境厅，对水俣病救助对策发表了以下内容：
(4)《参议院公害对策以及环境保护特别委员会会议录》，1978年7月6日。
政府考虑了两个针对窒素公司的救助对策。其一，熊本县发行“县债”，以政府和窒素公司的主要业务协作银行——日本兴业银行为主导，将“县债”贷给窒素公司。其二，以“重新制定认定基准”为名“抛弃患者”(2)。
(5)桥本道夫：《环境行政个人史》，朝日新闻社，1988年，301页。
在大石长官发出“在无法否认水俣病的情况下应给予认定”的通知后，认定者的人数急速增长，至1977年9月末，水俣病认定患者达1180人，赔偿金额达307亿日元。石油危机导致经营收支赤字，窒素公司想尽量减少患者认定的数量。
(6)《新地平》，1984年5月6日合刊，57页。
环境厅事务次官再次就水俣病问题发出通知。该通知标题为“促进水俣病认定的相关业务”，针对水俣病的判断条件，各类症状从“单独、一般性非特异症状”变为“需进行综合性考量”，即重视症状的组合，全面否定了上一次“对疑似者应进行救助”的通知。就这样，对水俣病患者的认定，重新回到严苛的基准。(1)
(7)大熊一夫：《请勿依赖母亲》，朝日文库，1992年，217页。
1978年7月3日。
(8)《BOX》，1991年5月刊，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