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末，“公害国会”召开，通过了14项与公害问题相关的法律，与此同时，从山内执笔制定的基本法的前言中删除了“与经济调和”的条目。在制定1972年度预算的过程中，决定设置环境厅。四日市公害诉讼案，以原告患者的全面胜诉告终，这一时期，公害行政事业在舆论的推动下，取得了重大进展。
山内回到厚生省，他从年金局年金科重新起步的1971年，是日本的公害行政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份。日本全国多点爆发的公害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公害反对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态势。
1971年7月1日，山内回到厚生省两个月后，环境厅以预算39亿7000万日元、编制502名职员的规模正式成立。虽然是个小家庭，但这是背负着国民期待所迈出的第一步(1)。500多名职员，分别来自12个省厅——厚生省282人、农林省61人、通产省26人等。围绕局长、官房长官等职位应由来自哪个省厅的人担任这一问题，自然发生了争执。最终制定了一个规则，即位列前三的事务次官、企划调整局长、官房长，由厚生省和大藏省轮流担任，水质保护局长由农林省担任，审议官由通产省担任，事态因此得以平息(2)。可以说，和团结一致、对付公害相比，如何将环境行政朝着对自己的出身省厅有利的方向发展，才是官员们最关心的。就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下，环境厅开始运作。1971年便是这样的年份。
1971年5月1日，山内回到厚生省。最终，他在埼玉县民生部的福祉科当了三年科长。山内回到省厅的那一天，民生部里设置了山内期待已久的老人福祉科。他三年的作为和言论，长久地留在了富张等众多职员的心中。
从诞生时的这一状况来看，环境厅的起步距离“一帆风顺”相去甚远。而且，起步伊始，身上的包袱就不在少数，其中之一便是水俣病。
在山内的记忆中，少年时代从未享受过父爱和母爱。在他开始记事时，母亲已经离家，父亲上了战场。父亲如何与孩子相处、丈夫如何与妻子相处、如何表达爱，他的身边缺少具体实例。在还没有学会如何表达爱之前他就已长大成人。他虽然成了人夫、做了人父，但他并未掌握表达爱的技能。然而，这并非因为他没有爱。他对他人发自内心的爱，以福祉行政的形式释放出来。换言之，他对福祉事业的投入、对弱者的关爱，可以说是他对妻子和女儿这些最亲近的人无法完美表达的爱的代偿。当他作为一个官僚越真挚地投身于事业时，他的人生便越让人觉得稚拙而悲哀。
为代代木的新办公楼挂上“环境厅”标牌的第一任环境厅长官山中贞则，随之被来自“水俣病告发会”团体的30人团团围住，申诉状递到了眼前。这是一宗象征环境厅命途多舛的事件(3)。
山内并非不喜欢孩子，但育儿工作他全部交给了知子。也许是官僚这一职业公务繁忙的缘故，知子觉得丈夫身为父亲的意识很淡薄。
当时，水俣病问题云遮雾罩。自从1959年厚生省的调查报告被暗中否决后，新日本窒素水俣工厂，对废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一直在随意排放。当年12月，水俣工厂在排水设备中安装了净化装置，显示了解决问题的态度。但是，后来才发现，这一净化装置对有机水银没有任何净化作用。工厂方面从一开始就了解这一点，却对渔民和媒体加以隐瞒，他们只是为了掩饰而采取了卑劣的做法。
山内打算，如果是男孩的话取名为“丰贵”，他没有考虑过女孩的名字。知子为生产入住的医院是位于沼津娘家附近的上香贵医院，不知所措的山内从知子的名字中取一个“知”字，从医院的名称中取一个“香”字，给女儿取名为“知香子”。
企业和行政部门没有从水俣身上吸取任何教训。1965年，发生了新潟县阿贺野川沿岸的昭和电工乙醚制造工厂排放废水造成的水银中毒事件，这意味着出现了新的新潟水俣病。
1969年6月19日，山内在埼玉县工作期间，长女出生了。
针对熊本水俣病和新潟水俣病的政府见解，遭到通产省等省厅的抵抗，难以公开，直到1968年9月26日，终于由厚生省和科学技术厅对外公布。从官方发现熊本水俣病算起，实际上已经过了12年零4个月。
田甫的请求得到了应允，山内以福祉科长的身份在埼玉县又工作了一段时间。
水俣病是由长期大量食用水俣湾产鳞介类动物所导致的中毒性中枢神经疾病。致病物质为甲基水银化合物。新日本窒素水俣工厂的乙醚醋酸设备内生成的甲基水银化合物，混合在工厂废水中排放后，对水俣湾内的鳞介类动物造成污染，当地居民食用了体内留有浓缩的甲基水银化合物的鳞介类动物而致病(4)。
厚生科负责人笑着回答。
确定致病原因为窒素公司排放的废水后，围绕水俣病的问题集中到了两点上。其中之一就是与赔偿金相关的问题。
“一般来说，省厅来人其实是种麻烦，地方上盼着他们尽早离开。希望来人再留一段时间的，这在厚生省还是第一次遇到。”
患者家属互助会，自1959年在被强制接受了低额的慰问金后，未再开展积极的活动，但在官方表态后，重新与涉事企业开始了赔偿方面的交涉。但是，互助会内部经过多次争论，最终分裂成两派。一派是主张交由厚生省决定赔偿金额的所谓“一任派”（65户家庭），另一派是主张交由法院仲裁的“诉讼派”（28户家庭）。
田甫直率地提出了请求。吃惊的是省厅的职员。
1970年5月27日，窒素公司针对“一任派”定下了赔偿金额，即对死者一次性赔偿170万日元至400万日元，对生存者一次性赔偿80万日元至200万日元、养老金17万日元至38万日元。然而，这只是重大事故给予死者赔偿金额的五分之一。
“山内君开展的同和对策项目好不容易才走上轨道。在不影响他回厚生省后晋升的前提下，能够请他推迟半年回省厅工作吗？”
“诉讼派”的112人则对这一低廉的赔偿金额提出了抗议。同年6月14日，他们向熊本地方法院发起了标的总额为6亿4000万日元的诉讼，水俣病问题就此进入了法院斗争的时代(5)。
计划两年的任职到期时，职员中有人提出是否可以请山内科长继续干一段时间。民生部长田甫达郎直接去请求厚生省的人事科长，这是特例。
另一个是围绕水俣病认定制度的问题。1959年12月25日，为了审核熊本县水俣病，设立了“水俣病患者审核协议会”。该协议会负责对患者的诊断、患者出入院的审核。1961年9月，厚生省对协议会进行改组，成员由7人增至10人，重新设立了“水俣病患者审核会”。该审核会之后则负责审核水俣病的赔偿资格。然而，这一审核制度，对是否属于水俣病的认定基准十分严苛，被驳回的申请人占了绝大多数。1971年环境厅设立的当初，水俣病的这一认定基准出现了重大波动。被驳回申请的患者联合行动，提出了行政不服审核的请求(6)。
过去，福祉科长将前来申诉的人都交给科员处理，这是惯例。山内却亲自与申诉人见面，倾听他们的诉求。据说每到这时他就显得精力十分充沛，又非常快乐。
在这一形势下，1971年7月5日，大石武一出任第二任环境厅长官。在大石担任长官约一年的时间里，他身体力行，为新设立的环境厅指明了发展方向。
“福祉的真谛不仅仅是给予，帮助对方自立才是福祉工作应该发挥的作用。他们有时候也需要棒喝：你要加油！态度端正点！”
8月7日，大石要求熊本、鹿儿岛知事撤销驳回申请的裁决，与此同时，以事务次官的名义发出了有关水俣病患者认定条件的通知，这就是“46年度(7)事务次官通知”。该通知旨在比过去更大范围地拓宽救助患者的道路，堪称是打破了医学界以及各省厅间界限的一个英明决断。
“不能屈服于权力……要站在正义的一方，不是站在强势的一方。靠人数得势的人中，一定也有一两个是站在正义一方的人。我们必须倾听这些少数派没有发出的声音。”
从认定申请人迄今为止的生活史，以及其他针对该疾病的流行病学资料等方面进行判断，在无法否认该疾病是由当地相关水质污染影响所导致的情况下，该患者的水俣病应视为由该影响所致，并迅速予以认定。
“必须理解对方的想法，然后加以回应。仅仅站在自己的立场来判断，干不好福祉工作。”
对于这一通知，大石在同年8月26日的参议院公害对策特别委员会上作了如下说明。
“人呢，没有爱他人之心就不是人……这不限于福祉工作。所有从事行政工作的人，最基本的素质是要有一颗爱别人的心。”
站在我们的立场，对于水俣病，无疑想尽最大可能地拓宽救助范围。当然我们希望尽力给予准确诊断，但是对于有疑问的病情，只要判断和水俣病多少有些关联，不也应该将其列入其中吗？
山内经常这么说。并且，他还一一和年轻职员吃饭，热情地谈论福祉事业。不可思议的是，据说他的谈话完全不是说教。
（中略）明白无误就是水俣病。从原因和结果来看都是水俣病的，当然不用多说。但是，如果和有机水银多少有些关系的话，我们也希望列入水俣病，基于这一考虑，烦劳大家再次进行讨论。
“富张先生，我们的职员都很优秀，有相当好的素质。我们要尽力提携他们。”
（中略）除了纯粹的水俣病之外，如果有其他症状的人，例如摄入了有机水银，或长期摄入含有水银旁系物质的各种食物，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无法否认有机水银是致病源之一。因此，我希望能包括这种情况在内，通过更广泛的判断来进行认定(8)。
和开展的任何一项工作相比，山内激情四射的工作态度是对年轻职员的最大教育。
即便大石的想法在医学上尚存疑问，但是他想更多地救助因水俣病感到不安和恐惧的人们，这是基于人的良心的考量。当时，公害行政基于人的良心得到发展，至少是一个人们希望对其加以推进的理想主义时代。
他在这么告诉富张的同时，也开始付诸行动，将老人福祉股升格为老人福祉科。
环境行政乘着舆论东风短时间内取得了丰硕成果。1973年的石油危机之后，经济高度增长期的神话到了崩溃边缘，企业为降低成本而削减了公害对策的费用，公害行政事业一度遭遇了逆风。甚至在短暂的顺风时期，也可以想见环境行政来自通产省、运输省等所谓站在经济界立场的各省厅的压力有多么巨大。
“富张先生，老人问题从现在起肯定会成为国家性问题。我们只有四个人，太少了，不增加人手不行。”
1972年2月发生了象征这一压力的事件。
山内接下来的行动是解决老人福祉问题。作为官僚，山内优秀的品质之一在于他独具前瞻性的眼光。重度残疾人设施、同和对策，两者都是先于国家行政的举措。老人福祉对策，从全国范围来看，当时还处在几乎无从入手的状态，山内已经看到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
环境厅发布公告，环境厅大气保护局机动车公害科长榊原孝（41岁），1月28日离家出走，下落不明。榊原是制定排气控制法规的负责人，因此，他的失踪被新闻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出来。
知子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山内看上去非常高兴。
最近他向家人吐露“非常疲惫”，由于连续通宵达旦地制定预算，就控制标准与运输省进行斡旋，同时又要顾及汽车产业的发展动向，在精神压力巨大的日常工作中，他积劳成疾，出现了精神焦虑的症状。
“今天野本对我说：‘科长，你好厉害呀。’”
妻子香代子说：
某天晚上，下班回家的山内随口向知子提了一句：
“去年年底，制定预算时连续通宵工作，进入1月以后，每天晚上九十点钟回家，嘴上总是唠叨‘累累累’。去年夏天，刚接到任命时他说过这是‘很难干的工作’，不过，他在家里绝口不提机关里的事，所以我没有任何头绪。我一直觉得他是很开朗的人。进了新的机关，大概干得很辛苦吧。他喜欢喝酒，每天都喝，但最近喝酒的量也减少了。他身体很好，几乎没有因病请过假。”
然而，在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前去拜访时，她才发现野本是个非常温和的人，与山内进行了平心静气的交流后，这天的拜访便结束了。知子的畏惧情绪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与此同时她也明白了，受歧视的部落民由于毫无根据的偏见，形象受到歪曲并被传播开来。
当时的报纸能见到以上报道。
知子忧心忡忡。
榊原，1953年毕业于名古屋大学工学部，进入运输省汽车局管理部机动车辆科工作后，直到环境厅成立，他一直从事着和机动车辆管理有关的工作。环境厅成立的同时，他被派往机动车公害科担任科长。在公害科任职的当时，他参与制定柴油机一氧化碳的排放标准，需在3月提交结论。
“我怎么嫁给干这种工作的人……”
这一法律，遭到了汽车行业及运输省的强烈反对，理由是当前技术水准成本过高，不适宜大力推广。由于老东家运输省的意向和环境厅的态度不同，榊原夹在省厅中间为难，他曾对同僚吐露过自己的烦恼。他对妻子说：“这个法律如果不能顺利出台，我就要辞职。我会重新找工作，你和孩子回娘家。”某日，他突然半夜叫醒妻子，拿出画有废气排放新法规的图表解释给妻子听，嘴上还不停念叨“麻烦、麻烦”，完全是焦虑症的状态。环境厅对负责法律制定工作的人员的失踪发出了严厉的缄口令，竭力隐瞒榊原失踪的事实(9)。
在埼玉赴任期间的某年正月，山内计划带知子前往当时位于大宫市大成町的野本家拜年。当时人们对部落有着很深的偏见，知子周围的人告诉她“会有人用日本刀恐吓你”“会有人泼粪泼尿吓唬你”，知子听后十分害怕。
越是全身心投入环境行政，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员就越痛苦，环境行政事业从它的起步开始就被蒙上了这一复杂的阴影。
当时，在埼玉县的部落解放运动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部落解放同盟的野本武一。野本多次去县厅与负责人展开激烈辩论，不少负责人由于害怕野本凶狠的态度而退避三舍。就在这种状态下，出任1970年10月1日新设立的同和对策室长的山内，开始从正面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与环境行政相同，厚生福祉行政也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然而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不过依然没有采取任何对策，听之任之。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癫痫病患者的救助对策。癫痫病在法律上被视为精神病，因此，与残疾人区别对待，不是福祉救助考虑的对象。松友了（“日本癫痫病协会”常务理事）本人也有个患癫痫病的孩子，作为家长，他对此持有疑问，并与十余位癫痫病儿童家长共同组成了“家长会”，带着申诉状去拜访当时的厚生大臣（斋藤邦吉），希望能将癫痫病列为福祉救助的对象。这是发生在1973年的事情。收下申诉状并将他引荐给厚生大臣的是山内。
山内在会议上如此一番发言，争取到了为受歧视部落内建设公路的预算，以求努力改善地区的环境。
山内回到厚生省，在年金局年金科担任了两年科长助理后，于是年7月就任厚生大臣秘书官事务员。作为福祉行政官员，山内似乎是在听了松友对癫痫病的说明后，开始对癫痫病没有任何福祉救助对策的问题产生了很大疑问。山内想方设法为救助对策奔走，当他意识到在法律方面完全无计可施时，便挺身而出，开始了个人对患者的救助。
“用捂盖子的方法对付臭气是行不通的。以为只要把那个地方盖上就万事大吉了，这是行政工作最坏的做法。必须给弱势的人群以机会，让有能力的人得到充分发展。”
“癫痫病这一疾病，在精神保健法这一法律框架下被视为精神病，存在行政对策，这一行政对策是在医疗区块中加以管辖的。山内先生是负责福祉方面工作的，也就是说是以福祉法为依据实施对策的。在美国等国家，癫痫病也是儿童残疾，是在福祉的框架内进行处理的，在日本却不是福祉救助的对象。
面临如此局面，山内依然提出让当时不足四人的部门独立出来，成立“同和对策室”。
“我们在递交了申诉状后，山内先生担任了残疾人福祉科长。这个科主要是以身体残障儿童，或者精神有障碍的儿童为对象的。癫痫病从区块上来说当然不属于残疾人福祉科，但是，山内先生超出了科长、官员的身份，来支持我们的运动，进而还参与到运动中来。他让我们把‘癫痫病协会’运动的宣传画报贴满整个福祉科的房间，每年义卖的时候，他都送来自己的物品。”
之后，山内开始计划同和对策。受歧视部落的生活环境改善问题、部落民的教育、就业歧视问题等，在战前就作为重大问题而存在，无论国家还是地方自治体，几乎都将这些问题束之高阁。虽然1965年国家出台过“同和对策审议会报告”，制定了同和对策的方针，然而，在地方自治体，“不要弄醒熟睡的孩子”的风气依然是绝对主流。
松友这样谈论山内。
富张如此想到。在山内的任期中，富张始终担任科长助理辅佐山内开展工作，与山内同甘共苦。
一般而言，政府机构各自的管辖范围非常明确，按常规不会去插手其他部门的事情。松友也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非常吃惊于山内的举动。那一时期，在山内的贺年片上，新年祝福下面印着“癫痫病协会”的介绍文，并呼吁如果新年贺年片邮票中奖的话，务必捐赠给协会，他还为此留下了私人信箱。山内为什么以个人的立场，如此支持松友等人的运动呢？
（这次的科长完全不同啊……）
“我本人的孩子也是癫痫病患者，协会会员6000多人，大多数人是癫痫病患者的家属和专业医生，但他完全不属于这类人。而且，他只是一个行政官，并且是不直接管辖这一工作的行政官。他为什么支持我们，为什么那么关心癫痫病问题……至今我还没有弄明白……
目睹31岁的新任科长在知事面前寸步不让地与之交涉，科长助理富张对当时的山内印象极其深刻。按照富张长期在一线工作的经验，从中央官厅派来任职两年的科长，尽管几乎都是头脑极其聪明的人才，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求两年中不犯大错，争取尽快返回原来的省厅，并不会积极主动地开展福祉工作。科长一上任就和知事意见相左，实属前所未闻。
“只是我自己的推断，有近100万儿童因癫痫病而痛苦，针对这一疾病却没有福祉方面的救助对策，山内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非常敏锐地看到了这一实际状况。”
经过山内和知事的交涉，残疾人设施的建设得到了批准。设施建成是在1975年，即山内回厚生省之后，但在该残疾人设施建设中，山内发挥的作用委实不小。
松友这么理解山内的行为。从埼玉县回到东京后，1972年，次女美香子出生，山内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家庭生活中的山内，与为孩子操心的父亲形象相去甚远，但是，同为人父，他从个人的立场与松友等人的行动产生了共鸣。
山内追问知事，寸步不让。
孩子的教育全都交给了妻子。知子对山内说过：“你成天操心一亿人的福祉，偶尔也为三个人的福祉操一下心吧。”据说山内的回答是：“别说得那么过分。”
“知事四次连任，不是提出了四个目标吗？第一个不就是充实社会福祉吗？这可不是说一句没钱就能糊弄的啊。”
不过，这段时间山内所写的随笔中时常快乐地提到两个女儿，所以也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他完全缺乏身为人父的意识。下班早的时候，他也经常光顾位于涩谷专卖绘本的书店——“童话屋”，为两个女儿购买童话书。1979年，两个女儿分别升入二年级和五年级。某日，山内家的电视机坏了，妻子和女儿要求马上再买一台，山内趁此机会让电视机远离家庭，约定每晚睡觉前为两个女儿读童话故事。由于这一承诺，山内去“童话屋”的次数也变得愈加频繁。彼得兔系列、格林兄弟的《哈梅林的吹笛手》《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以及新美南吉、矢川澄子、坪田让治等作家的作品，一本接一本地放入了山内家的书柜(10)。
听了山内的来意，栗原搪塞道。
尽管存在遭遇逆风的危机，但是强烈的激情和正义感洋溢在福祉环境行政的第一线，在这一极其短暂的时期，山内身为行政干部，身为人父，沉浸在转瞬即逝的幸福中。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切真的只是发生在刹那间。
“我充分了解设施建设的必要性。可是，国民体育大会用了大量预算……体育设施差不多都全了。下水道、自来水、道路的建设还稍差点，需要在这些方面花钱，还顾不上残疾人的问题呢。”
(1)川名英之：《日本公害纪实第2卷》，绿风出版，1988年，98、131页。
当时担任县知事的是连续四次连任、长期执政的栗原浩。
(2)川名英之：《日本公害纪实第2卷》，绿风出版，1988年，137页。
山内接过前任已经开始着手实施的设施建设计划，将残疾人对策落实于具体行动。当年11月21、22日两天，山内前往当时拥有先进残疾人对策的大阪、爱知县进行访问和调查，制订了埼玉县岚山町为重度残疾人服务的“岚山乡”建设计划。他和科长助理富张武次两人前去拜会县知事。
(3)同上，148～149页。
山内上任时，埼玉县前一年9月刚举办了国民体育大会，无论是预算还是精力都在那上面消耗完了。伴随经济高速增长，流向城市的劳动人口令埼玉县人口持续激增，住宅、道路、学校等文化设施的建设无法跟上，保育设施和公园数量也不足。尤其是福祉政策极其落后，重度残疾人的设施以及政策处在堪称一无所有的状态。
(4)川名英之：《日本公害纪实第1卷》，绿风出版，1987年，74～75页。
山内作为科长，总体负责福祉行政工作。山内后来回忆，那段时间是自己过得最快乐的时光。
(5)川名英之：《日本公害纪实第1卷》，绿风出版，1987年，83～89页。
在县厅工作的官员，晋升科长最早也要在40岁前后。从中央派来的青年精英，要和一线的职员们同心协力，推进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难点。当时埼玉县的福祉科，人员总数52人，分成8个部门：总务股、企划股、保护股、医疗股、社会股、同和对策股、更生股、老人福祉股。
(6)川名英之：《日本公害纪实第4卷》，绿风出版，1989年，102～106页。
新婚不久的山内和妻子知子两人，住进位于埼玉县浦和市（现埼玉市）别所沼的机关宿舍，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是山内进入厚生省工作的第九年，时年31岁。
(7)即公历1971年。——译注
厚生省有一种制度，即每年按惯例以这种方式向地方派遣干部预备生，让他们亲身体验第一线的福祉工作。这在其他省厅也相同，只是时间前后有些差异，比如大藏省是在入省的第五年将干部预备生派往地方税务署担任税务署长。据说这是为了培养组织系统中的领导人。
(8)《参议院公害对策特别委员会会议录》，1971年8月26日。
结婚不到两个月，山内接到调令，从厚生省被派往埼玉县厅工作两年。他在县厅的职位是民生部福祉科长。
(9)川名英之：《日本公害纪实第2卷》，绿风出版，1988年，163～267页。
1968年5月1日。
(10)山内丰德写给矢川澄子的信，1981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