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见到你时
诗歌的标题是《当我见到你时》。
再也见不到你的日子让我害怕
这段时间，山内全身心扑在厚生省的工作上，面对稿纸的时间变少了。他似乎远离了写诗、写小说的生活。不过，当时的一页日记上留着一首1967年1月18日写的诗。
想要和你一直说下去的感觉让我痛苦
走在提着大包袱的山内身边，知子想。
当我和你说话时
（真是个不懂浪漫的人……）
和你在一起漫长得甚至无聊的日子让我害怕
每当到了关门时间，两人就这样道别。这种奇特的约会一直持续着。
和你说话意犹未尽的感觉让我痛苦
“下次见。”
过了三十岁后的第一首诗，恐怕也是最后一首诗，但只有十五岁时写的一半漂亮，这让我无地自容。
这段时间，山内工作变得非常繁忙，常常提着一只装满文件和稿纸的包袱赶到约会地点。即便是下班后的约会，山内也会在咖啡馆等地方解开包袱，在知子跟前继续工作。知子总是静静地看着这样的山内。
日记中这样写着。
由于山内工作的厚生省离日比谷也很近，两人经常利用中午休息时间约会，一起吃饭、逛画廊。
在几次约会之后，两人照例在逛完画廊后走进咖啡馆，山内无意识地谈起自己的工作。
从今往后，每次约会都会这样增加我的思考量，我担心没时间考虑公害对策基本法。
“我考高级公务员得了第二名。不过，我特别想干福祉类的工作，所以主动选择了厚生省……”
我觉得你有一颗比我更厌世的心，但最终你却是拯救了我的厌世之心的女性。
听了山内的话，不可思议的是，知子没有觉得山内是在自吹自擂。
我一直以为和女性——尤其和年轻女性交谈三十分钟基本上就能了解她，可你的想法中似乎有些不明就里，可又有些能够理解的不可思议的阴郁。
（真是有信念的人啊……）
现在都不清楚心情变得害怕的理由。
知子真诚地想。
说话时变得害怕起来，若不是你提起去看电影，恐怕就要站在什么地方发呆了。
大概就是从那一刻起，知子开始爱上这个不懂浪漫、笨嘴拙舌的山内。
十四日，初次约会。前晚彻底失眠，写完无聊的笔记已经三点半了。约定在日动画廊见面，居然迟到十分钟，有些郁闷。对美术作品有独立见解的女性令人害怕，带着这种心情迷茫地走在大东京的街头，脚下是冬天的柏油路。不知如何带女性逛街，内心忐忑。
1967年3月，知子从旭陶公司辞职，回沼津的父母家筹备结婚事宜。两人的约会也变成了打电话和写信。此时，山内正处在制定公害对策基本法最繁忙的阶段，但沼津和东京之间还是每天都有信件往来。
对于当天的约会，山内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为制定法案连续通宵达旦的山内，也经常在写给知子的信中提及基本法的事情。
主政治思想稍有轻佻浅薄的感觉，总体上属于进步的稳健派，如果参加选举考虑自己建立政党组织
（昭和42年4月8日）
信仰祖父的儒教主义家教和中学时代基督教主义教育的结果，树立了爱护动物与尊重人类的信条，由于与生俱来的自爱心，至今认为神只是不经意的无神经的造物
每天依然忙得不可开交，有所怠慢。昨天开始进入法制局审查公害对策基本法案的阶段，制定法律的专家逐条审查，我边冒着冷汗边在加油。
至今记得的影片十二怒汉长别离恶汉甜梦他人的脸
我担心这样的速度能不能按计划五月初提交到国会（这句话针对国民），抽不出空余时间我深感抱歉（这句话针对……）。
年糕小豆汤
（4月14日）
薪水日之前咖啡巧克力冰激凌
回家已经十二点半了。和约会结束后回家不同，花一两个小时讨论完了该选“公害防止措施”还是该选“有关公害的防止措施”或者干脆定为“公害对策”这种无关紧要的问题后走，在回家的夜路上没有任何情调。制定法律的难处和乐趣出人意料地体现在这些事情上，所以当事人既十分较真又饶有兴致地争论不休，我无可奈何。
爱喝的饮品薪水日之后白兰地金酒仙山露
（4月19日）
爱看的作品德加铃木信太郎前进座剧团
周一承蒙各位特意安排了款待，我很遗憾也十分抱歉。务必代我向大家致歉。
爱眺望的东西云
从周一开始每天早晨上班时间比较早——不过也在八点半了，一天几乎都是会议，虽说能早点回家但也是筋疲力尽。
兴趣和品行
去防卫厅讨论坦克车的声音是不是公害，被叫去行政管理
为何选择厚生省——避免被蜂拥而至的学霸们碾轧
厅挨训；声称准备新设立公害对策审议会，立刻废除公害审议会（现在所属厚生省）；加上产业界要求厚生省放手公害问题的动向十分强势，真是心力交瘁的临产期（基本法的）。
为何选择公务员——公务员考试成绩过于优秀
进展顺利的话，下周就能完成政府提案进入记者发布阶段。也许那时可以通过电视在厚生省记者会见室和我见面了（当然我在显像管的一角大概也就是被扫到个身形而已）。
大学时代“优等生”背负家乡沉重的期待，导致轻度神经衰弱，在法学部成绩处于劣等生之列
发布后也会大忙一阵。国会审查不知什么时候能结束。我决定还是不要净说自己忙吧。
高中时代“小说家”为文艺部杂志招揽广告客户，因过于艰难而退出
（4月29日）
中学时代“诗人”向杂志、报刊投稿，也有被选中、受称赞的时候
时隔多日终于一起吃上一顿饭，快乐的“二十八日”还是过于匆忙，内心略有遗憾。今天下午的工作也一直持续到近十点，这才正要出门。我们约好的三日和五日看来也危险。虽说为了佐藤内阁的面子，二十一日就要提交到国会，但法案条文无法确定，执政党的斡旋也从现在才开始，所以日历上的红日期要涂黑了。虽说见面时老强调工作忙被你嗤笑，但确实是全身心投入忙得不可开交，请尽力为我加油。很多人的信条是不紧不慢做公务员，不犯大错。但成天被头痛的工作追在屁股后面才是公务员的福利，对这一点我甚是喜欢。
志向小学时代“名人”不过毕业典礼上没有成为致答谢词的那个人
（5月1日）
兴趣填满稿纸
虽然难言熏风微拂，但已是五月明媚的清晨。翻开日历上的新页，望见窗外迎风飞舞的鲤鱼旗颇感新鲜，人的心情真是不可思议啊。
信封里装的是山内写的履历书。竖版的七张信纸上用钢笔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自己的家庭、经历、爱好。和贺年片一样，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从第四页起，信纸的右上角都有一个的符号，内容是这样的：
昨天祖母从福冈来电话，执意要整理相册后寄给我。很长时间没有和祖母通话，听到老人家不可思议的、开朗的说话声，我十分高兴。一听她说“你小子脸长得不俊，要好好照相”的话就和别人说我驼背一样，心都凉了半截。祖母最宠爱我父亲，好像总是把我和父亲对比。据说我父亲的口头禅是“我是长子，所以必须赡养父母”，但他抛下亲生儿子自己却死了，这绝对算不上孝子。
山内说着，低下了头。
尽管如此，祖母和祖父总是在夸活着时候的长子，有时也得罪下面的几个叔父。
“自我介绍。”
祖母嘴上说你把人带回来家里这么难吗，家里连个座都没有吗？看来心里很想见你。上了年纪嘴巴不饶人，但看到你的照片（我也只寄去过两张），一个劲儿地夸奖，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山内已经先到画廊了。两人看了一会儿美术作品后，离开画廊去吃午饭。山内带知子去了附近的一家鳗鱼饭店。知子虽然非常讨厌鳗鱼饭，但还是跟在山内身后走进了店里。坐下后，山内从外套的内衬口袋掏出一个信封，推到知子跟前。
我想总得回去一趟，但五月中旬好像有些勉强。原定二十日以后去熊本出差收集水俣病的资料，看来要和之后的山口出差一样让人代替了。（后略）
这天，中午结束工作后的两人约定在日比谷的“日动画廊”见面。知子喜欢看画展。也因为公司就在日比谷的三井大厦，每当午休时，知子总是尽快用完餐，步行至日比谷一带逛画廊，这已经成为知子的乐趣之一。
山内的日记和信件中，提到“水俣病”一词的只有这一处。当时，继熊本之后，新潟县也出现了水俣病，成了重大社会问题，政府至今甚至没有公布致病物质，行政的无能和不作为受到了强烈批评。
1967年1月14日。
对于山内来说，去水俣之事，可以说是他进入厚生省之后首次直接接触水俣病问题的机会。
不过，反复看着知子写的字，山内放心了，结婚之后写贺年片的事就交给她了。
（5月2日）
“您心中一定早有各种计划了吧”，写得好像和她无关似的，真是不近情理的女人，山内有点生气。对于山内来说，今年的计划就是和两人今后有关的事。
回家已过了一点钟。明天一天要干的工作也全都带回家来了。看来一九六七年的黄金周不会变成快乐的二人世界，而将成为令公害基本法破土而出的地表最大战役——原题“最漫长的日子”。
山内一遍遍地读着贺年片上的文字，分析、推测起来。
昨天各省厅联络会议成了一场混战。今天早晨的新闻称那是通产省的战略。没那么回事，昨天《朝日新闻》晚刊上的报道不也是总理府让写的吗？
百忙之中敬请保重身体并努力工作。我也要毫不示弱地加油干。
全都是些给人添乱的事，情况就是这样。重要内容的讨论变成了无谓的争论。能不能形成政府的最终方案，系着红领带的良心派——山内丰德先生会一脸愁绪地持续关注着。遗憾的是，我没本事要求他们痛快地表态是不是真的想消灭公害。我只是以旁听者的身份坐在高处就主持人（总理府）的提问从技术层面上进行解释。即使有人告诉我有电话（当然是从沼津局打来的），我也无法中断。为此，我招呼在先。
之前的事甚是失礼。突然安排的事让您为难了，在此深表歉意。年初第一天上班我就迟到了，这对一年来说都不是好兆头。
进入5月，山内由于制定基本法对策过于疲劳，小时候患过的骨髓炎再次复发。他拖着疼痛的双腿，连日工作到深夜。
十分高兴收到您的贺年片。您一个人迎接新年，过得怎么样……您心中一定早有各种计划了吧。
（5月15日）
新年快乐
明天就要提交内阁会议了，围绕基本法的骚动仅剩最后一轮。忙碌加上腿痛，之前连给你写信也感到力不从心，现在暂且松了口气，连腿上的疼痛也觉得减轻了。
想着这些，山内的心情忽而愉快，忽而忧伤，不知不觉又到了开始工作的日子。8日那天，已经死心一半的山内收到了来自知子的贺年片。
我既害怕让你担心，又想让你为我担心，两种心情交织在一起，忐忑不安。昨天电话里听到你的声音后莫名安心下来。
（还是为她写个有纪念意义的作品吧。）
虽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和病人比起来，身边的人倒是更担心病情。这两三天我时常在想你是怎么想的。
新年期间，山内在猜想知子会不会给自己寄贺年片的忐忑中过完了元旦。
已经是超过十七年的骨髓炎了，所以一直以为只是小时候得的病，说实话精神上还是受了些打击。
就在这样的状态下，新年来了。山内在一次次的犹豫后，还是给知子寄出了贺年片。
（5月16日）
与知子对山内的印象不同，此时，“结婚”二字已经开始在山内的心里膨胀起来。
电话确认基本法在内阁会议上顺利通过。下周就该进入国会审议了。公害方面的委员长是社会党，充其量受些刁难吧。
31日，山内打扫了出租屋。考虑到知子会来这里，他为写小说时充作写字台用的装橘子的纸箱贴上了漂亮的壁纸。
尽管打印出来的法律文书只有十页纸，但从去年八月进入公害科起草向公害审议会提交的各种报告——厚生省试行案、各省厅联络会议案，到现在历经近十个月的时间。尽管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作品，可一旦成型还是令我感慨万千。
晚上，山内参加朋友们的忘年会，酒席上他发誓：“我明年一定要结婚。”
制定法律，首先无疑是政策问题。
12月30日，山内特意去了一次厚生省公害科，将新谷给他的知子的照片带回出租屋。那天，山内在出租屋里看了一整天照片。
所谓保护人的健康谋求与经济的健康发展相互调和并保护生活环境……厚生省的提案是保护人类健康、保护生活环境……如果在调和的名义下，以人为本的公害对策一旦发生倒退，法律上的这句话便很可怕。
脑子里想着这些，山内坐在吧台边上喝了会儿酒，之后回了出租屋。
本次的工作让我深有感触的是，其一，产业界出人意料地不信任国家。只是因为以厚生省为核心推进公害对策就受到了如此强烈的抗拒，一想到这是日本经济对国家的不信任，我就不禁毛骨悚然。资本家和革新政党这两个水火不容的群体出于各自对国家不信任的想法而聚合在一起，政府竟然还能维持下去，真让人钦佩不已。
（我们两人今天说了什么……打开新谷先生家的房门，首先看到的显然是对方的皮鞋，不是黑皮鞋，自己毫无理由地安下心来。望着褐色的皮鞋，不知何故，便觉得“她也是碍于情面才来的”。对方喋喋不休地对自己说了好多年前死掉的小鸟的故事，以及怎么做小鸟的饵食。还有她自己会开车但没考驾照的事，就在那一刻，觉得她真是个好强的女子。）
其二，是政府官员的激情。只要聚在一起便唾沫飞溅，争论不休，却无人加以制止，真的了不起。人们常说政府官员是懒惰的群体，为什么他们还对工作有着如此激情？彼此毫不妥协，所以最辛苦的还是厚生省。说到底，中间的调停者是吃力不讨好的角色吧。我也不是很有耐心的人，所幸的是掌握了耐着性子倾听各种争吵的技能，大概将来可以胜任官房长官吧。
12月28日，山内在涩谷目送了知子奔跑的背影后，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常去的新宿的一家酒馆“筒井”。虽说必须去结清赊的酒账也是事实，但他想稍许整理一下思绪再回家才是真实的想法。
山内在写给知子的信中提到的制定公害对策基本法时遇到的困难，以及他的上司，即当时的公害科长桥本道夫时，这样谈道：
昭和四十二年元旦
“在基本法制定的过程中，我们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指责，而且来自完全对立的两个阵营的指责。产业界说：‘你太严苛，不是赤色是什么，和无政府主义者穿一条裤子。’而另一方市民运动的人说：‘你是资本家的走狗。企业的爪牙。’他们就是这么指责的。现在仔细想来，被指责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自己坚持做正义的事，受到来自两侧逆向的夹击，这对于环境公害行政来说，是极其必要的条件。”
东京自元旦起也开始降雨，今天正是适合将去年没有写完的贺年片写完的晴好日子。可一想到开春便会忙碌，这个岁首也变得沮丧起来。
与山内对这次法案制定过程中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感到“毛骨悚然”相反，桥本觉得这种压力对于行政而言是必要的，他认为“是一件很好的事”。
富士的初春是怎样一番景象？
这种差异，来自两人对待行政工作的态度上的差异，以及来自个人资质上的差异，如果从两人后来在发展方向上的差异来看，这一时期在认识上的差异还是颇耐人寻味的。
去年在新谷先生家承蒙您亲自下厨，深表感谢。
（5月15日来自知子的信）
恭贺新年
报纸上出现了大标题“拒绝公害”，人的异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虽然有点后知后觉，我还是被问题的严重性惊吓到了。一想到某人从容不迫地挺身而出，俨然一位英雄，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庆幸吧）。
字写得实在不敢恭维，有点难认。
英雄的你发出了不安的声音，所以梦想和希望都崩塌了。需要定期往返医院治疗很长一段时间吧。谁的笑容也代替不了医学。请不要性急，治疗到痊愈。
贺年片寄件人的位置上写着：“山内丰德”。
（5月17日）
很快又要上班了，回到出租屋的知子，取出堆积在邮箱里的贺年片，随意看了起来。此时，她看到了不熟悉的字迹，她停下手。
从来信中难以了解你的症状，骨髓炎应该是慢性病，痊愈需要时日吧。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一开始就务必下定决心治好它。病因来自工作过于疲惫和缺乏营养这着实让我担心。在这里喋喋不休可能对你无济于事，但我还要补充一句，当然首先是为了你自己，也请别忘了还有我。
1967年，新年过去了。
纸上文章做得很热闹吧？作为国民中的一员我不希望画饼充饥，真心希望你成为我们的救世主。虽然也有些怨你为此事把身体搞成了这样……
很远便能看到开往三轩茶屋方向的公交车的灯光，知子头也不回地径直向公交车站跑去。年底返回沼津父母家的知子，将相亲一事忘得一干二净。
山内的骨髓炎恶化，必须住院两周专心治疗。
知子丢下这句话，大踏步跑了起来。
结果，他没有去成水俣。
“再见！”
7月21日，公害对策基本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这是在通产省以及经团连的压力下几近难产才最终诞生的法律。
知子吃了一惊。天色已经很晚了，即使不算正式，但双方也都是带着相亲的目的来的，不该找个安静的地方说会儿话，或者至少把自己送回家吗？知子理所当然地以为他会这么做。然而，那人却突然冒出一句“那我走了”，不是太过分了吗？先不说别的，自己连这人的名字都不清楚呀。比起生气，知子首先感到的是自己很丢人，但她开不了口说“请送我回家”。
正如山内写给知子的信中所提到的，该法律写着一句话，将目的定义为“谋求与经济的健康发展相互调和”，在堪称公害行政的“圣经”这一基本法中，嵌入了“经济”一词，可以说这是有着非常重大意义的事件。在那之后，公害行政总是在国家以及企业的经济发展和国民健康生活的夹缝中摇摆不定地向前推进。
“那我走了。”
时逢春寒，想必阁下安泰
这人看上去压根儿没有相亲的意思，大概也不会有第二次见面的机会了。虽然不是什么大钱，但知子还是对借钱一事有些介怀。就这么直接还钱可能比较失礼，还是应该买条手绢什么的作为酬谢。知子心里正为此事犯着愁，不知不觉中电车已经抵达涩谷车站了。山内走出检票口，突然向知子道别：
谨此郑重告禀阁下，我们将在常盘化工社长高崎芳彦夫妇的证婚下举行婚礼
知子道了谢，买了车票，两人坐上开往池袋方向的电车。知子没问这个男子住在哪里，心想：他默不作声地跟来了，是打算送我回家吧？
婚礼当日并将举行小型宴会，诚邀阁下百忙之中拨冗出席，特此知照如下
“谢谢。”
时日三月十日（周日）正午十二时起婚礼
走到东久留米车站，知子打算购买到涩谷站的车票，可钱包里没有零钱。正当知子不知所措时，山内把钱借给了她。
下午一时起宴会
知子寻思。
地址“竹荣”沼津市上土町
（早知如此还不如不来。）
昭和四十三年二月吉日
介绍算是介绍过了，但知子甚至连这个年轻人的名字都没有弄清楚。之前几乎没有任何交流的两人，在玄关和新谷家人道别后，一路无语地走向车站，气氛十分尴尬。
山内丰德
时间过得很快，相亲没开始就结束了，两人该离开了。
高桥知子
知子马上意识到。
1968年3月10日，周日，晴空万里。
（看来不成……）
山内丰德和高桥知子，在知子的娘家沼津举办了婚礼。丰德31岁，知子刚满26岁。婚礼规模很小，包括知子的亲朋好友和桥本道夫等厚生省的相关人士在内，共邀请了30多人出席。
身材瘦弱的青年，既不问知子的情况，也不说自己的事情，只是一个劲儿地和新谷家的孩子们开心地玩耍。
蜜月旅行目的地是箱根。计划3月10日、11日住在箱根，12日去伊豆。婚礼结束后，两人刚抵达箱根町的姥子酒店，山内便接到一个电话，是厚生省打来的，希望山内无论如何第二天返回厚生省。追到蜜月旅行酒店的电话让知子感到惊讶，提出结束旅行返回东京的丈夫更让知子十分吃惊。但是，山内说这是工作上的事，知子也着实无法反对，于是两人决定返回东京。11日，两人坐了一下芦之湖的游船，这是知子对旅行的唯一记忆。
知子先行抵达了新谷家，边等着山内到来边在厨房帮忙。过了不久，玄关那头传来了开门声。
回到东京，两人住进了位于九段千鸟之渊的费尔蒙酒店。
12月28日，下班后的知子匆忙赶往当时位于东久留米市冰川台的新谷家。她听说这次不算正式相亲，对方也是这么打算的。加上之前也相过不少次亲，都没有成功，所以这一次知子也没什么兴趣，不过，她没法拒绝亲戚的介绍。
第二天清晨，山内离开酒店去厚生省，知子望着丈夫前去上班的背影无比感慨。
高桥知子，1942年出生于岐阜县揖裴郡池田町一个名叫草深的地方，父亲高桥静夫、母亲高桥澄子，知子是家里的长女。父亲曾经是旭化成公司的工程师。父亲因工作关系辗转日本各地，因此，学生时代的知子也在不断转学，她在宫崎、三重、静冈都上过学。知子和山内一样，身体不是很好，上中学一年级时得过严重的肺炎，休学了一年。由于注射链霉素治疗，听力有些下降。知子从静冈的县立吉原高中毕业后，考入昭和女子大学文家政学部。1965年大学毕业，进入旭化成东京事务所工作。当时她住在三轩茶屋的出租屋，每天去旭陶公司管理室上班。
（这就是开始吗……）
高崎对新谷说：“我家亲戚中有个不错的女孩。”新谷回答：“我单位也有个绝世无双的男孩。”两人的交谈就这样发展成了本次的相亲。
从这一天起，知子开始了她身为官僚妻子长达22年的生活，也是她重复几千次地目送丈夫背影的开始。
照片上的女子名叫高桥知子，当时24岁，在位于日比谷的旭化成旗下企业旭陶公司工作。为知子介绍对象的是知子母亲澄子的表兄弟高崎芳炎。高崎是制造消防器材的常盘化工的社长，新谷的兄弟在常盘化工工作。
丈夫对知子没有提过任何要求。他也从来没有抱怨过她，希望她这么做，不希望她那么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甚至善良到了无趣的地步。
他寻思，在镜子前坐下。他边思考明天见到那名女子时该说些什么，边想着照片上女子的身影。
一起生活后，丈夫比知子想象中更加少言寡语，尤其对于工作，只字不提。所有事情他都一个人解决。
（来了一家好贵的店啊。）
面对回家后不怎么开口说话的丈夫，知子屡屡恳求他和自己说些什么。每当此时，丈夫总是回答：
第二天即12月27日，山内在忙碌的工作中抽空外出寻找理发店。他步行至有乐町，终于在车站大楼发现了一家理发店，他走了进去。
“嗯……不过，不想在家里谈工作上的事。”
山内称赞道。新谷建议山内年内见一下。山内起初表示“过了新年以后可以见”，结果还是做了让步，答应在官厅年底上班的最后一天，即12月28日去新谷家和那位女子见面。
丈夫把工作当成生活的全部，因此在家里越发没有了夫妻之间像样的交流。丈夫在干什么、研究什么、想些什么、为什么烦恼，知子一概不知，这种状态一直在持续。
“很漂亮。”
某天，由于不安而变得快要神经质的知子跪坐在被褥上，面对刚进家门的丈夫，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
照片有两张。一张是一女子身穿和服专为相亲拍的照片，另一张是该女子和小狗嬉戏的照片。
“拜托了，请和我讲讲今天做过的事情。吃了什么、读了什么，一件件讲给我听听。”
山内调入公害科并负责基本法制定工作的1966年12月26日，被厚生省的上司新谷铁郎约至日比谷，见到了某女子的照片。
对于经过再三考虑说出此话的知子，丈夫的回答依然一成不变：
山内在文中谈到“特殊环境污染事件”时，脑子里一定浮现出了水俣事件。如此情绪激昂地谈论对公害事件患者的救助以及对公害原因进行调查的人，22年后却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上，否认国家行政在水俣病问题上的责任。当时，山内的内心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他没有想起22年前自己亲笔写下的这篇文章吗？
“嗯。不过，我不想说。”
山内首先声明这一论点只是试论，是个人的见解而已，他十分严肃地论及在公害问题上涉事企业和行政厅的责任。最重要的是，他指出应该立法，对查明污染原因的义务制度化，正因为这些观点出自一位行政负责官员之口，所以更具分量。
听了丈夫的回答，知子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刊于《自治研究》昭和43年3月10日所载《关于公害问题的法律救助和处置》）
“明白了，那好，从今天起我们分开睡。晚安。”
其次，应将行政厅负有查明，尤其对人身造成影响的环境污染原因的义务制度化。迄今为止，针对环境污染事件，存在行政厅采取行动，或使用公款调查污染发生原因的先例，但是，这类行动如何与该类事件相关的民法救助关联，在制度上存在模糊点。我认为更好的做法是，对行政厅赋予调查特殊环境污染事件的义务，并由行政厅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查出污染原因、维持诉讼，换言之，采用“公害检察制”，这么做可以避免在解决这类社会问题时产生不必要的摩擦。
说着，知子拿起自己的被褥去了隔壁房间。这下丈夫吓得不轻，无所适从地跟在知子身后。
首先，是将行政厅取缔环境污染行为和采取防止措施的要求制度化。虽然可以按照居民的投诉采取措施，但是，应限于对公共利益等事态产生一定规模和程度的影响的环境污染上，应尽可能对法院审理造成污染原因的当事人采取相应措施的义务进行立法。
“请别这样啊。”
围绕公害问题的纷争，是在对个人生活和权益提供保障这一私权救助层面上引发的，然而，从它对大多数居民的生活和权益造成影响这一意义上来看，它们大多同时兼具公共事件的特征。行政厅收到了大量有关公害问题的投诉，之所以必须对这些公害问题进行处理，也是缘于公害问题产生的纠纷具有这种公共性特征。然而，在现行的法律条件下，行政厅对公害纠纷的处理，仅仅停留在提供事实层面上的服务。因此，应该将处理公害纠纷的行政厅视为公害事件制度上的当事人，在这一前提下考虑立法措施。
丈夫说着，走到知子的被褥旁边呆立着，看上去真的一筹莫展。
关于该法律的意义，负责制定公害对策基本法的山内，后来写下了下面这段对公害行政倾注了热情的文字。
新婚当初，知子试着用这种办法对付丈夫，不久就放弃了。丈夫就是不开口。那种顽固，让人觉得来自某种信条。逐渐地，知子习惯了从下班回家的丈夫的表情中想象他今天工作很顺利、今天工作不顺利，从而让自己学着接受。
这一试行方案一经发表便遭到通产省、经济企划厅、经团连等所谓推进经济高度成长一方的省厅的激烈反对。尤其是通产省，强烈要求考虑公害对策与产业、经济健康发展之间的调和(3)。
不过，也有极少数的例外。有时两人餐后喝茶，丈夫会将厚生省相关的杂志放在桌子上推到知子跟前，那上面有山内写的随笔。
1966年11月22日，以山内为核心制定的公害对策基本法案的试行方案纲要对外发表。纲要中写道，公害对策基本法的目的在于“防止公害，保护国民的健康、生活环境和财产”。
他既不会说“你读读看”，也不是想听感想，但是，那一刻的丈夫看上去有那么点幸福。知子也开始觉得，这就是那个不懂浪漫的人表达爱情的方式吧。
另外，厚生省也在竭尽全力确保自己在公害行政上的主导权。首先，他们以制定公害对策基本法案为目标，将省内的精锐集中到公害科。其中有后来担任厚生省事务次官的幸田正孝和古川贞二郎，当时在环境卫生科工作的山内丰德也是“精锐”之一。山内作为公害科科长助理和桥本一起负责制定公害对策基本法。
某日，丈夫对知子说：
1965年，在第四十八次国会上，众、参两院决定设立产业公害对策特别委员会，日本政府终于开始采取防止公害的行动。以厚生省环境厅为主设置的公害审议会负责审议“与公害相关的基本对策”。对于厚生省的行动，包括通产省在内的各省厅表示强烈不满：“为什么厚生省超越自己的管辖范围，将手伸向各省厅管辖的业务，负责推进公害的基本对策，这不是越权行为吗？”(2)
“你应该嫁一个更简单的男人。”
可是，就在这一问题上也与通产省产生了对立。通产省比厚生省早一年，即1963年4月在通产省内部设置了产业公害科，围绕公害行政管理的主导权问题不断与厚生省发生摩擦。
“那你为什么娶我？”
在整个日本清一色地走向经济高速成长的环境中，桥本在得不到任何支持的条件下开展了公害行政管理的业务，他理所当然地遇到了形形色色的阻力。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公害的激增形成了全国性问题，桥本等公害科的职员开始负责制定针对大气污染的管控法规。
知子开心地反问道。丈夫起初有些不知如何回答，随后半开玩笑地说：
“况且厚生省的行政，和经济界相比，当然处于劣势啊。没有政治上的支持，也没有政治力量。所以，和通产省、经济企划省不在一个段位上。我深刻体会到，行政管理没有政治经济做后盾发挥不了作用。”
“第一次见面那天，在涩谷站看着你跑向公交车站的背影，我心想，如果就这么拒绝的话，这个女人也太可怜了。”
“众所周知，当时是日本经济高速成长的鼎盛时期。收入倍增计划、新产业都市建设计划等，所有一切都指向经济成长。我也想让经济成长啊。为什么这么说，不就因为厚生省财政面临困难局面吗？国民健康保险濒临破产、缺少养老金、造不起下水道和垃圾焚烧场，没有钱，这些都解决不了啊。但还要我们拿出公害对策，免不了会拖经济成长的后腿。可是当时能说出‘不考虑公害问题不行’这种话的人是极少数。
丈夫说着笑了起来。
厚生省内的公害行政管理，通过1961年4月在环境卫生局环境卫生科内部新设公害股，开始了实质性的展开。之前环境卫生科的工作，主要是对美发、美容行业进行指导和监督，解决公共浴室的洗浴费用问题等，与公害问题完全没有瓜葛。公害股的年度预算为35万日元，只有一名干事，由卫生科的科长助理兼任。当时的干事是后来成立环境厅时出任大气环保局长的桥本道夫。他是公害股里唯一的工作人员，开始了发展迄今谁都没有经验的公害行政业务(1)。三年后即1964年4月1日，公害股升格为公害科，科员变成六人。第一任科长桥本回顾当时的情形说：
(1)川名英之：《日本公害纪实第2卷》，绿风出版，1988年，15～16页。
1961年12月，山内调入社会局更生科，负责残疾人保护、更生工作。进而两年后，他去了社会保护科，从事生活保障方面的行政工作。在该保护科的工作经历，成了培养他对生活保障行政工作深刻洞察力的土壤。1966年8月，山内调入环境卫生局，在这里初次接触公害行政工作，时年29岁。
(2)桥本道夫：《环境行政个人史》，朝日新闻社，1988年，99页。
尽管他将福祉工作视为天职，但是依然没有放弃成为小说家的梦想。下班一回到出租屋，他就坐在代替写字台的装橘子的纸箱前写小说，有一段时间他就这样过着双重生活。不久，这一梦想终于如梦般地结束了，但这究竟是不是适合用“挫折”一词来形容的经历，无法一概而论。之所以这么说，那是因为山内名副其实地将福祉行政当作自己的天职，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3)川名英之：《日本公害纪实第2卷》，绿风出版，1988年，82～84页。
1959年，结束了两周研修的山内被分配至医务局总务科，迈出了厚生官僚生涯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