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没有话的，在父亲面前。平日在家母亲做桥梁已经不够成功，而今母亲不在，十九年来单独对着父亲——一个那么像我的人。实在难挨极了。
进饭馆时好不容易甩掉了父亲的手，肃然坐在他对面。听见父亲在问：“你不是最爱鸡浓粟米汤吗？再叫炒虾仁好不好？”我点点头，算是回答。
“你知道吗？爹爹一生的理想并不是做律师，爹爹一生想做的是运动家或者艺术家。当年祖父将爹爹小学一年级就送去住校，跟着一群英国老师，一直到念大学都是孤单单的。有什么理想也不敢禀告家里大人，大人说念法律，就去念了……”父亲一面给我布菜一面将一碗汤放在我面前。
过马路时父亲拉住我的手，就像小时候他带我去看牙医生时一样。那种温暖使我不惯，微微垂着头眼泪只差没滴下来——许多年来父亲不曾这样对待过我。
“现在你们这一代不同了，你们有什么想望都可以向爹爹姆妈讲清楚……知道了？”我看着黄黄的汤一直点头。
那是今生第一次跟父亲单独外出。过去多年来，因为我没有上正式学校，父母亲想起我的前程，总有如一块巨石压在心口，加上我自己的心理不平衡，在家根本不说话，哑巴似的闷着。这几年来我知道父母为我不知悄悄落了多少眼泪。而我自己，不是打弟弟就是丢东西，囚兽似的一个。
“就爹爹的看法，你将来最好走上美术这条路，你的天分努力都还够，就是没有下决心，如果你肯下决心，能够一辈子做个画家，做父母的心里不知有多欣慰……”我没法答话，也不敢喝汤，因为父亲没有动筷子。
走过公用电话亭父亲站住脚步，我听见他在电话里告诉妈妈，说妹妹不但入选西画，还得了一个奖。又说不回去吃晚饭，要妹妹自己选一家餐馆点菜，然后去看一场《克里奥波却拉》——埃及艳后的电影才回去。
“音乐也是好的，最近练到哪里？”他又问。声音如此的慈爱，弄得我很紧张，一直想呕吐。
走在街上父亲叹了口气，说可惜今天没有法子就拿奖牌，又说：“也好！等颁奖那天爹爹来替你拍照。”
“萧邦——夜曲。”我小声地讲。
离开时，父亲又去问柜台小姐，问什么时候可以拿那个铜牌奖座，人家很淡漠地回说画展结束可以来拿。
“书不要念太多，再看下去眼睛要坏了。一技之长很重要，专心去弄一件事情会更有进步的。再说你运动不够，网球为什么又不去打了？”
总而言之父亲站在我得奖的那张画前很久很久，小心翼翼地问着：“瓶子怎么变长了？爹爹看不懂，你来解释好吗？”我哪能开口，只恨不得快快离开会场。父亲那种喜形于色的样子，引得会场其他观画的人都快知道得奖的是我，这真是令人难堪极了。
那一顿饭父亲如此慈祥地对待我，才知道这长长七年的休学令父亲担了什么样的心事，而一个小小的奖牌又带给了他何等的希望——只要我好，做什么事情父亲都同意的。
我低着头也不笑，平日父亲是个不开朗而内心情感丰富的人。这一回他忍不住那份欣喜，左看右看不够，居然跑到签名的地方去问小姐，说他可以不可以买下那张铜牌奖的油画。人家告诉他这是不卖的，他又问什么时候可以领奖，有什么颁奖典礼吗，柜台上说不知道。
那回得奖之后，父亲将画展的一张单子细心别起来，在我的名字上打了钩，用红笔注明“铜牌奖”，然后将这张纸很仔细地收入一个资料袋中去。父亲收集孩子们一切资料，包括大弟幼稚园开始做的美劳手工。
等我们走到另一张油画面前时，眼看与我名字并排的是条红带子，上面标着“铜牌奖”。我羞得差一点没转身就逃。在父亲面前得了奖真是喜也不敢喜出来——父亲跟我之间隔着那么深的一段幽谷，多年来我们不交往的。
画展结束的第二天我去搬画回家，很羞涩地请问那个主持人，“铜牌奖”可不可以带回去。她，一位有些漫不经心的妇人，用手在一个纸盆里掏来掏去，顺手捞出那个铜牌——“哪！拿去啰！”她说。我向她点点头，说了感谢，她也无心再理我，低头不知去核对什么单子去了。
父亲签了名，很快速地去会场绕了一圈，走到半圈时，看见一张油画下面贴着我的名字，非常讶异地向我走回来，说：“妹妹（音：美méi），你居然有一张画挂着嘛！”我有些不好意思，抿嘴一笑，也不说什么。
奖回家了，父亲将它擦了又擦，摆在钢琴上。有客人来他就会去说明二女儿的成就。
展出的画很多，油画部分我入选了两张。进门口处签名的地方立着金、银、铜牌奖座，这才知道是给奖的。
那次得奖过后，我请求进入当年的“文化学院”做一个选读生。一样缴费注册，同样考试拿成绩单，唯一不同的是没有学籍。
因为父亲要陪了去西门町，我没法子，只好带他先去画廊。“海天画廊”好似设立在当年万国戏院对面的一幢大楼里。
去学校见师长的那一天，父母都陪伴我去，我心里暗自祈望父亲不要带了那个铜牌上阳明山，他没有。
那时候，已经参加过十数次联展，两次台湾省美术展，全是用国画的作品去被审的。西画这是第一次入选，没有告诉家里人。
在学校的会客室里，我打开了几张并不师承什么人的国画，几张油画和两篇发表的文章，算做成绩去交代。教务主任和另外几位老师一看就说：“那当然进美术系了，不然国文系。”
画廊正在展出一批参选后被选中的画。我悄悄去参加，被选上了，就想去看一看。
我抬起头来，看见父亲、母亲哀哀看着我的眼睛，那种苦苦哀求的神色使我几乎要哭出来。
要去的西门町除了电影之外，还有画廊。那天存心去“海天画廊”的，预备看了画才去看一场电影。
他们要我做画家他们要我做画家他们要我做画家……
我们虽是父女，当时的关系却一直带着三分生涩，平日话也不多，一同出门更使我不自在。那一年我十九岁，父亲不过四十七岁。
填单子时那三个空格巨大地扑在眼前——美术系美术系美术系美术系……美术系有巨大莫名的兽等着吞嚼我。那是父母的期望，要我做画家。父母的眼睛，是一匹巨兽，压在我的背上，天天苦盼孩子学个一技之长。
那几年父亲身体不好，下班也提早了，接近黄昏的时候他总是在家。当我说要去西门町的时候父亲问明是一个人去，就说他可以陪我同去。
我拿出钢笔来，在众人伏视下，端端正正地填进了——哲学系。
在我们的家教里，做孩子的去哪儿可以不必向大人申请，可是走的时候必要报备将做的事、去的地方、和谁同去、大约几点回家等等。
也不懂为什么，下山时父亲擦着汗，说：“哲学很玄呀！妹妹你念得来吗？念出来了又做什么呢？”说时他脱掉眼镜将手帕去擦鼻梁和眼睛，一面又说：“好了！好了！妹妹终于上大学了。这个天，真热——”
其实那天出门并不是要去看电影，那只是附带要做的事，拿它出来向父母交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