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石膏像纠缠了好一阵，双方都认为时间已到，应该认清现实——不可造就的学生不必再花气力。
有一次老师出外去办事，回到画室发觉我的那幅素描又是一塌糊涂，他什么也不讲，拿起石膏像来就往地上摔，那一霎间我吓了一跳，赶快蹲下去捡碎片，姿势就像在下跪。其实，就算摔了石膏像，我也仍然不怕——假凶的。
画方面不可造就，欣赏方面老师自然而然地带着。好像学画的后来，都听老师的吩咐，东奔西跑，不是听演讲就是看画展，也介绍了他的好朋友诗人方莘的作品给我看。
在韩老师那儿，我又回到画石膏像。素描根底无论如何也打不好。以前顾福生老师看我那么画不像东西，就没有逼我再跟石膏像去对抗，他老说我感觉好，技术不行。当然，我的素描实在是奇差无比，每一次都将韩老师气得很灰心。
我的生活因此开阔了很多很多。
湘宁老师的教授法很动态的。他带了我们学生一起去看别人的画展，叫我们出去写生，看舞台剧或电影。他跟学生打成一片，有时玩心比谁都重。
这位亲爱的老师在分别了也是许多年后，在一个场合意外地见了面，他一见到我，居然大叫：“喂——喂——你知不知道，我要做爸爸啦？”那时，我心里偷偷地一笑，久别的小王子仍是那么明净又快乐。小王子的公主王子一定会很活泼。
湘宁老师本身活泼又明朗，那种纯净的个性里面有着反应极快的敏捷。本身也是个俊美的青年，对人对物充满着探讨的活力。上课也是不凶的，跟顾福生老师的那么安静又十分不相同，他是嘻嘻哈哈爱讲话的。是独子，看得出韩妈妈疼他疼得紧。
韩老师的画风也一再地在改变，很纽约味的。我很喜欢前几年他用细点点出来的纽约街景或停车场那一种风格。
湘宁老师总穿光明的白衬衫，画里最感动我的一张，在当年，是壮美——一匹白马，背景用色淡褐夹橄榄绿。大号的。
上个月，在一本杂志上再度看见老师新画的报导，很急迫地看他走在什么路上。他又变了。
是顾福生老师将我介绍去韩老师画室的。那时候别人都叫他“韩闭，韩壁”，很亲切的。我不敢问一问，那个bì到底是哪一个字？也从来不敢如此称呼他，即使在背后。
听说湘宁老师而今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跟他美丽的妻子住在城外湖边的一幢房子里，这是听朋友们说的。我想，小王子总有自己的星球，他偶尔也去别的星球东张西望，充满着好奇和问题。而本质上韩老师是一个纯净又明朗的人。少见的聪明和才华。
每看《小王子》这本书，总使我想到湘宁老师。
想起他的本人，无论如何跟他目前笔下那些扭曲的人脸连结不上关系。湘宁老师本人是一件白色的衣裳，总也在反映着星星的光芒。
并没有想再去看望他。今生，有那三幅画，已经很富足而幸福了。并不止有这些，其中一张画的框子，还是老师亲手为我给装的。
回想起来我的绘画生涯实在是幸福的，顾福生老师第一个进入生命，他的闪光——深刻、尖锐、痛楚地直刺我心。这份刺痛在当年是一种呼应，激起了生命里最处理不来的迷茫。老师并没有给我答案，反而给了一大堆问题，这堆问题非常有用，如同一团迷雾，必须在里面摸索才能找到什么。
去年夏天，坐在旧金山码头边跟海鸥分食一小杯螃蟹碎肉，想到恩师就住在同一个城市里，心里安静又快乐。
韩湘宁老师把人向外引，推动着我去接触一个广泛的艺术层面，也带给了人活泼又生动的日子。他明朗又偶尔情绪化的反应，使直觉得活着是那么的快乐又单纯。拿天气来说，是一种微风五月的早晨，透着明快的凉意。湘宁老师对我的影响很深。他使我看见快乐，使我将心中的欢乐能够因此传染给其他的人。
台北的家，就永远挂这三张。老师变了，学生也变了。
很感激韩老师将我转去了彭万墀的画室。我十九岁了。
还有一张是版画，色调暗，两个天使护住一双地上的人影，很厚实的安然。
万墀老师最感人的在于他本身那种厚厚重重的样子。他不是一幅画，是一座塑像。
另一张水彩，一对老夫妇没有脸孔，两人中间一条红丝结将他们束在一起，背后右角一个圆，里面有人挂在十字架上。
第一次上课，三个学生对着老师，他把自己一摆，就是这篇文章第一段的那个姿势，一动不动地做起学生的模特儿来。我画油画，将他重重的样子画出来，那张厚、重、沉、凝的脸，不会交代，只好用调色刀一刷，成了没有五官的。
家中存了老师三张画。一张童趣十足的拼图，一男一女拉着手，背后一条彩虹上又飞着一个好似长了翅膀的小女孩，左边一幢两层楼的房子有门有窗不够——还有阁楼天窗。整个背景用上黑底印小花的布，边上红圈圈，绿圈圈……明快又纯洁。这张画并没有展出过，反面用铅笔写着英文字：“我的家是你的家”。
画静物，放着的是罐头、头这种重重的铁器。偶尔给瓶子，都是上釉不多的粗陶。许多考验，老师把手掌平平张开，正对着我们学生，正对着眼睛，看见的就是五个指端，而他要求就画这个。
那是今生最后一次见他了——我猜。分别时，向他微笑着，日本女子似的微微弯下身，轻轻地讲了一声：“老师，你是我的恩人。”说时，台北的华丽之夜簌簌地落下小雨来。
彭老师不说话时一句不说，石头一样。有时画了一个段落，他觉得要讲课，就用讲的，对着三个学生，他一样认认真真好似在发表一场演说。讲的内容——旧俄文学的光辉和华格纳的音乐都形容不出于万一。因为他是他。
前几年在顾福生老师离台二十年之后回台开画展的那一阵，又见到了他。最后要离台的一天，我穿上一件平日绝对不上身，在巴黎买下的白丝衣裳，梳上了头发，端端正正地坐在他的对面，一同喝了一次晚茶。恭恭敬敬地坐在恩师对面，连椅背都没感到可以去靠一靠。桌子边，要送给他的，是一口袋的书——我交的成绩。
给人的感觉那么刻苦、简朴、诚恳又稳重，扎扎实实一个人。这三位老师当年都是二十三四岁左右，却已经各自散发出那么明显的风格来。
红的寂寞，在于唯有在雪地或阴暗的背景里，才能显出那股鲜血的颜色。
跟着彭老师是我就事论事的一场学习，很认真的一个画室。不敢在里面发呆做梦、不敢嘻笑、不吃东西、不讲闲话，那把调色刀一块一块上色，很少用笔上油彩，总是用刀。是当时自己喜欢表达的一种技术。画了很多静物。
顾福生老师到底教给了我什么，以前讲过了，可是讲也讲不出来，只知道今生如果没有他，今日不会如此壮壮烈烈地活着。而他，明明是一个寂淡又极精致的画家，留在我心中的颜色竟然是一片正红。
也被带去看画展，不但看，老师在一旁轻轻分析。被带着听音乐，他大半放交响曲，被带着看书——这，前两位老师也是一样尽心。彭老师给的书，就如那些粗瓶子和铁头，乍一看也许沉重，看惯了也就承担下来。感觉到分量的那么重要。
很重要的一年以后，老师走了。去了法国。当时，我偷偷写了好几张纸那么厚的信想交给他，终是交不出去而被撕掉。里面写什么，至今都还记得。幼稚，可是感人。
他自己在当年就是一个苦行僧。我们学生在他门下看上去粗茶淡饭，可是素食得那么安稳。有时，我觉得听他讲话，简直像在吃泥巴，越吃越泥重，那份消化自然有待时日，那份肯吃下去，是吐不出来的生活之底。
也是同一年，我的第一篇文章被印成铅字，发表在《现代文学》上。是老师交给白先勇的。
彭老师其实很会讲话，或说我很会听话。他可以成为一个大教育家，把内心不稳重的孩子脚底灌下铅，使我们步步踏实。这不只是他会教，是因为放在眼前的老师，就是一个如此的人。
明知这幅画根本没有自己，是照抄老师的，而老师宽厚，不说什么。我在画的右下角，慢慢地给自己签上了一个今生自取的名字——ECHO。一个回声。希腊神话中，恋着水仙花又不能告诉他的那个山泽女神的名字。
我的色彩变了，不用明色，成了铅一样的东西。十九岁的年纪谈不上自我，因为不是天才。而我的三个老师，他们是。
老师看了一会儿画，突然问我那年几岁，我说十六，他没有讲什么，说可以再画，就离开了画室。
很感人的是，彭老师对学生有着一股不属于他年纪的父爱，他对我们的尽心尽意，开始以为只对学生，后来发觉他对朋友也是相同。一种辐射性的能，厚厚的慈光，宗教般地照射着我们。
那一年的成绩——我的，是一幅削瘦到分不出是男是女的灰白色人体背影，没有穿衣服，一块贴上去的绷带拉散着落在脚下。背景暗蓝，水渍一般往下流。
那时候，老师爱着他系上的同学，他叫她——“小段”的那位梳辫子的姑娘。他说日后必定娶她，终生不移。而今小段和老师加两个孩子，是一个亲密的家庭。老师说的理想，包括感情上的，都一一在日后的岁月中实现出来。说到做到。
看不见老师的时候——老师常常叫我自己画，他去另一个房间。我独自对着那些被支解的人体可以什么都不画，一直发呆到黄昏下课。
许多年后，万墀老师住在法国，我住西班牙，两国相邻，又都是长住着，可是完全没有联系。只到四年或更久以前，通了一封信，老师寄来他孩子的一张彩色随手画——两支青椒和一条红萝卜。那份画中的静，使人讶异于画者的年纪那么稚小。只看那一笔画，就使人联想到那个父亲。
看见老师的时候，总是感觉一片薄薄的刀片，缓慢地在割着我，精准又尖锐的痛，叫也不想叫地一刀一刀被割进皮肤。
上个月，母亲看报纸后告诉我，彭万墀老师回来了，只逗留短短的几天。我心里很渴望见到他，可是不敢占用他宝贵的时间。还是赖琼琦老师，在台北工专教授色彩学的朋友，代我联络上了彭老师。这才晓得，我的好朋友是老师同班同学，难怪。
那时的我不能开口，因为没有内涵。老师也不大说话，要说的已经说给了满墙支离破碎的人体。他当时的画，许多被分解，被切开的身体和四肢，有些，贴上了纱布，有些并不去包扎。只有一幅，那么完整不被分割的人体，蜷伏在地上，好像睡去，好像安然，题名交给了生活之外的国度，叫做“月梦”。
那个见面的下午，是老师在黄金分割般的时间夹缝里分给我的。
许多年过去了，半生流逝之后，才敢讲出。初见恩师的第一次，那份“惊心”，是手里提着的一大堆东西都会哗啦啦掉下地的“动魄”。如果，如果人生有什么叫做一见钟情，那一霎间，的确经历过。
见面看见老师仍然那么健康又好看，我大喊一句法文：“你好吗？”也不管老师怎么想，扑上去就给他一个那么快乐的拥抱。二十二年没见面，那份百感交集的心情真是说也说不出来。
初见顾福生，是阴天，以后凡是跟他有关连的日子，不是阴就是微雨，再不然，一片白雪茫茫。
彭老师进门就急着找他的老朋友顾福生的画来看，我又去翻杂志，赶快把韩老师的报导也拿出来。三位老师和一个我——有血有肉活得踏踏实实的学生，就在那一瞬间再度重聚在一起。
当年，我是一个摸索不着人生边界的少年。那一年，千难万难克服了自卑，踏入了顾福生老师私下授课的画室。这些回忆和心态，在以前发表的文字中已经写过了，不敢再重复。
老师不老，学生已生华发。想到我的一张油画，在当年一个大家可以自由参加被审的画展里得过一次“铜牌奖”，那唯一的油画奖，是在彭老师门下就教时得来的。我的今生，第一次文章发表，来自老师，第一次看见一匹白马，来自老师，第一次拿奖，又在于老师。
如果记忆不骗人——记忆并不骗人，那直觉而来的三种代表老师们的颜色，该当是滤掉一切杂质之后的一种清晰。
说很忙很忙，坐一下就走。当彭老师在分别半生以后又坐在我对面的时候，他开始诚诚恳恳地对我讲话，起初十分钟只知道专心，后来请他停一秒钟，我奔去书房，拿起纸笔抄笔记。抄着抄着，老师的每一句话都好似一场一场人生的印证。我但愿一直就这么聆听那智慧的声音直到深夜，可是电话来了，有人找老师去大直——我猜，今生也是见不着他了。人生又有几个二十二年呢？
彭万墀老师是一座厚厚实实的塑像，左手垂着，右手五指张开，平摆在胸前，不说话也不动。那一个冬天，看来看去，穿着的老是一件质地粗糙，暗蓝色圆口大毛衣。
写着写着，我又看见了三位老师的身影。顾福生老师站在旧金山深夜的迷雾里静悄悄的，我站在远远的街角，泪眼对着那一件永恒的红毛衣，不敢上去叫他。韩湘宁老师站在遥远的星球上，全家四个人手拉手向我微笑又点头，孩子的笑声如同铃铛一般洒下来。彭万墀老师明明是音乐家华格纳般的一个人，而我怎么会看见一座如山的塑像，浸在贝多芬《快乐颂》的大合唱里？有光，有安静的太阳温暖慈爱地将一种能，涌涌不绝地灌输到我的灵魂里来。
韩湘宁老师——一个不用长围巾的小王子。夏日炎热的烈阳下，雪白的一身打扮，怎么也不能再将他泼上任何颜色。
写到这儿，我要放下这支笔，扑到床上高高兴兴地去大哭一场。今天，能够好好活下去，是艺术家给我的力量，他们是画家，也都是教育家，在适当的时机，救了一个快要迷失到死亡里去的人。
恩师顾福生那么鲜明的一件正红V领毛线衣，就在台北市泰安街那条巷子的阴天黄昏里明亮亮地成为一种寂寂永恒。
我的三位老师，在心里，永远是我一生的老师——虽然个人始终没有画出什么好作品来。我只有将自己去当成一幅活动的画，在自我的生命里一次又一次彰显出不同的颜色和精神。这一幅，我要尽可能去画好，作为对三位老师交出的成绩。
提笔要写这三位绘画老师时，有关他们当年的“第一记忆”一种接一种跳了出来。
一生的师生之情，使我忘不了“天地君亲师”里那最后的“师承”之恩。如果就那么忘记，那么我一直想将自己当成一幅画——而且开始很多年了，来创作的心意里，就谈不上真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