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说：“书本上有嘛，同学都背下来了，只有你——”
我说：“这你去问孔子呀！我哪里晓得。”
我这时才知自己只靠一题《易经》得了全卷一半分数。我在老师的酒杯伸筷子，沾了一点点米酒放入口中，说：“老师吔，孔子当年有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以后的人记得我的，可不靠《春秋》这部书哦。”老师笑说：“你又晓得了。”我说：“古文里怎么讲我背不起来了，意思是这样的。有没有？”老师再笑，说道：“有的。”我一拍手，叫说：“可见孔子本人也不介意——老师何必在意呢？”
等老师跟我坐定在一家小饭馆里，开始喝酒吃花生米时，老师照例未开口先长叹一口气，才说：“你国文不行。”我问：“到底答对了几题呢？说呀！”老师说：“《易经》答得好，非常好。我问你，孔子哪年修的《春秋》你怎么不晓得？”
老师说：“你补考。”我说：“可以呀！不过方式由我来决定，肯定跟国文沾得上一点点边的。一点点。”老师笑着夹了一筷子菜给我，说：“小孩家，没规矩。”
我点点头，不等老师伸手，赶快把他的草帽给递了上去。
他等于同意了。
老师看见我的突然冲进门，好似满怀喜悦和惊讶，立即说：“走，老师带你去吃晚饭，辣的吃不吃？”
分别时，我去追公共汽车，一面跑一面叫喊：“老师，五天后，三篇作文请你看。”在路灯下还是戴着帽子的老师，很慈爱地对我挥手。那时候的他，看上去还真像个“西部”，老师很高。
看见自己面临补考，我坐公车跑到老师住在台北市的小房子里去了。在那堆满了书籍的斗室里，我盯住老师，喊了一声：“老师不会考算术。不然五十分、不然七十五分，这五十八分怎么加减出来的？”
过了五天，我又冲到老师家中去，老师一个人在书桌上喝酒，零乱的小房间里找不到另外一把椅子，我推推老师的被褥，自己并不敢就坐下去。那天老师神情好似在发怒，不大理睬人。我放下了一沓“手抄本”，向他笑一笑。
那时候，我已经跟老师很熟了。
“放着。”老师说。
我的国文老师在数学上还是有些不明白，考过之后，我的分数居然是——五十八分。
“你还是吃点饭吧。”我轻轻说。
国文老师说，只考我们四题。我忘了这种国学考试非同小可，再说，每题各占二十五分，说不定那三题都能答得出来，这不就得了吗。
老师倒也不固执，站起来作势要出门，我赶紧又把那顶帽子从衣帽架上取下来双手递了上去。老师说：“走，跟老师去吃饭。”我不敢出声，快步跟了出去。
好，期末考来了，老师们也不怎么逼人，我却一头把自己栽进“理则学”——逻辑课本中去——那门知识非常好玩。
又开学了，我只担心国文分数迟迟不下来，却因那年寒假短，不敢再去闯师门，苦等国文课快快来，好知道成绩。因我不是正式生，成绩单教务处不管的。
春花秋月等闲过，在我的回忆中，当时没有在看国文课本。一次都没有，包括上课时。
当那顶永不消失的草帽又出现在教室门口时，我盯住老师，满眼都是问号。老师把那公事包一放，开始点烟斗，点火的时候，眼睛如同牛铃一般瞪了我一眼。
老师满腹经纶，用来教授大一的学生，实在大材小用，我们当时并不知晓国学浩如烟海，那份痴迷都偏心地交给了西洋哲学和庄子。
“来。”他向我招手。众目睽睽之下，我向老师走去。我站得笔直。立正，双手垂下。
总而言之，我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位在当时，并不很被人“自然视之”的国文老师。
“孩子，你写的内容都是真的吗？”他问。我说：“一篇论说，没有真假可言。一篇抒情，也没有真假——”老师打断我的话，说：“是那篇一万多字的叙述，可是真实的？”
这种装扮的人，照我的猜测，必然有着那么一份真性情，也必然在思想上不流俗套、行为上勇敢果毅、生活上有所无奈——听那声进门来就哀叹的长气。
我一愣，低下了头，声音很细：“是真事情，家事而已。”老师这回清了一下嗓子，很认真的、接近一种严格的声调对我说：“好孩子，有血有肉有文章，老师不会看错人的。”
虽然第一堂课上得不落实——《易经》，那可不是老师的错，是我本身的观察吸取了全部的心思——把这位老师给看痴了过去。觉得，他就是漫画或李费蒙小说中的“情报贩子”加“国特”的写实角色。
我一时反应不激烈，老师反倒沉不住气似的，把烟斗拔开，说：“老师多年不流泪，兵荒马乱也不流泪，看了你文章，哭——”
我自然不敢笑。当我看见那高个子国文老师——头戴巴拿马草帽、眼罩深黑色墨镜、口咬林语堂大师同类烟斗、足踏空花编织白色皮鞋、身穿透明朱黄香港衫、腰系松软烟灰青的宽裤，这进得门来，嗳——的一声长气一叹，我都没有笑。
这时我突然讲了老师一句：“你神经哦——”
记得我的国文老师还没来上课时，就有同学告诉我，来者是个很严格的好老师，绰号比本名还要响亮，叫做“西部”。又说，如果当面称呼老师“西部”，他可是要不高兴的，人家是极有学识的老师，在他面前最好不要笑。
老师听了不生气，说：“不神经，你——你给我记住，你这支笔从此不要给我放下。记牢了？”我拼命点头。
当时对于哲学，兴趣很浓，手边放着康德的《纯理性批判》为主书，其他尚有一百本以上形形色色哲学副书，都在生吞活剥。那并不是一年级教材内的东西，是自己找来的忙碌。对于国文也就给暂时搁下了。
“几分？”我问。
好不容易进了大学，虽然名义上是个没有教育部学籍的哲学系一年级选读生，校内考试却是一样要参加的。
“九十九分如何？”他慢慢地说，脸上笑容从心底散出来，带着一丝顽童的纯洁。
等到我初二下学期开始不再上学校之后，作文当然就停了。我也不特别怀念这门功课。
我听到这个分数，啪地打了老师一下肩膀，人已然冲向空空旷旷，长满芦花的后山荒野，我向天空大喊：“西部万岁——西部万岁——西部万岁——噢——”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一年半之后，我已经发表了七篇文章。
作文这件事情，一直到初一、初二都是满篇红彩——整篇文章被老师用红圈圈一路伴陪到底，尚加“优极”评语。
十二年后的台北，如果有人曾经看见那个笔名里暗藏着易卦的人，在路上、餐厅里，牵着一位头戴巴拿马草帽的老人，两人走在一起，轻声细语地说着话、比着手势。当会在看了这篇文章之后，猛然想起——对了，那就是三毛和她的老师。
我在小学时代就制作了“手抄本”小说，在同学间广为流传。内容大半着重于“苦儿流浪”这个主题。不然就是《少年侦探陈天禾》一集二集三集。
老师姓何，名宗周。甘肃省人。在台孑然一身。逝于数年前，当我在国外居留时。年月日不详。
只记得念小学时，作文永远被贴上壁报，“省际演讲比赛”的讲稿也是自己动笔，不需老师费心。就算没有作文课的时候，也会写些编出来的长篇故事请同学们观赏。
如果有什么人，知道老师而今埋骨何方，请千万通知我。好让我——好让我——好让我——去——看——看——他。
说起来，我这一生没有大志气，也从不明白自己的性向到底应该放在什么事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