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队噼噼啪啪奏响了一曲军乐—《蜗牛之歌》，我们就这么上路了。打头的是蹦蹦跳跳的皮波，接着是乐队，然后是市长和他的随从，再后面就是热拉尔女士的母亲和我。热拉尔女士的母亲人人都认识。这自然就让我们前进的速度慢了下来，后来索性就不走了，因为她跑去劝她的母亲从花园里走出来加入游行。
这一群人的服装组合实在古怪。市长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蜗牛壳小姐”和两个选美比赛的亚军小姐穿着低胯紧身牛仔裤，露出小腹白白的肉来。一个名叫皮波的小丑用一身鲜亮的行头，把他们都罩在了阴影里。他穿着格子裤，背着格子包，脚上穿着颜色和鼻子一样鲜红的鞋子。他蹿上跳下，耍着最常见的把戏。乐队奏起嘹亮的音乐，把ABBA乐队的曲子完全淹没了。市长走上前去，将横穿过街道的传统三色缎带剪断。
此时已近中午，早晨的温暖已经变成中午的暑气。我们以蜗牛般的步伐在街上前行，我发觉自己对那些藏在摊位之后、躲在阳光之外、看起来很是阴凉的房间发生了浓浓的兴趣。那些房间都点缀着画着微笑的蜗牛的小旗子，好像在发出那诱人的邀请：“进来品尝一下吧。”我隐隐可以看出凉荫下的人们举着酒杯。他们提醒了我，让我想起了我的职责所在—寻找并品尝法国最好的蜗牛。职责在召唤，该是我工作的时候了。
圣德尼街的节日莫奈：1878年
随着最后一阵锣鼓喧嚣，游行队伍终于在街道尽头停了下来。我转过身往回走，迎面吹来一阵芬芳的气息，温暖的大蒜香味在空气中颤动，我的鼻子牵引着我走进了其中一家。这家饭店的房子原先可能是个马厩，现在被改造成了一个简单的餐厅兼酒吧—墙壁用石灰水刷白了，瓷砖地板重新磨光刷亮，支起了长长的木质长条桌椅，房间后凹进去的地方搭出了一个临时厨房。菜单随意地写在黑板上：你可以点蜗牛、蜗牛，以及蜗牛，随你怎么吃，配不配薯条都可以。饮料是葛若斯查米诺白葡萄酒，冰过了，味道浓郁，可以用玻璃杯喝，也可以就着玻璃缸子喝，就是用桶来喝也没有问题。我想象不出有比这更舒服的工作环境了。
热拉尔女士的妈妈轻推了我一下。注意！市长一行来了。
在长桌边和人一起吃饭，最大的好处在于你不得不和邻座的人搭讪几句。坐下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一个人，但就在一声“你好”之后，孤独就不复存在了。然后，我所熟悉的程式就会再一次重演：一旦我承认自己急需指导和建议，总会有人乐意提供帮助。
我终于在人群中找到了热拉尔女士，从那张笑脸上，一眼就可以看出昨天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她把我介绍给她的母亲，然后她们便领我走到街道最前面，这样我就可以看见开幕式的每一个细节了。她们对我说，这非常重要，我必须看剪彩和由马蒂尼最出色的演奏家组成的铜管乐队的演出。不一会儿，他们出现了，穿着最漂亮的衣服，戴着尖顶的帽子，蔚蓝色的制服配白色的裤子。我注意到一个几乎就要淹没在人腿丛林中法国最迷你的小号手。这个小男孩还不及鼓手的腰高，他满是认真的脸比他的尖顶帽子要小上好几号。我敢肯定只要他迈出一步，那顶帽子就会滑到他的耳朵下面去。
我在一个身材健壮的中年男人对面坐下，他戴着一顶压扁了的帽子，穿着褪了色的衬衫，脸庞粗糙，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他和善地向我点了点头，问我是不是一个人。我不单单是一个人，而且还是从英国来的，我回答。
离开了床垫，我又向前走去，遇到了一个又老又旧、几乎像是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旋转木马。总共只有四匹木马，比大丹狗大不了多少，缓慢而温顺地转着，每一匹木马上都坐着一个神色紧张、紧紧抓住了缰绳和马鬃的孩子。其中一个还揪住了马耳朵。而这些小木马，对周围的嘈杂、暑热和纷飞的苍蝇一概无动于衷，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好像早晨满脸不情愿地赶去上班的人。
“哦，是吗？”他说他以前从没有遇见过英国人，然后他默默地带着隐隐的好奇心审视着眼前的这个新鲜事物。我不知道他希望在我身上看到什么，会不会是足球流氓，或者是戴着圆顶硬礼帽的汤普森少校，但我似乎让他打消了疑虑。他伸出手来，自我介绍说他叫艾蒂安·莫林，然后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举起大玻璃缸子猛喝了一口。“你喜欢蜗牛？”
音乐渐渐成了一场阵地战：一个摊位上传来了传统的手风琴音乐，而另一个正在播放ABBA的最新专辑，街的另一头还不时有阵阵击鼓声传来。某个摊位后有个小小的花园，一位老妇人坐在藤椅上，附和着音乐节奏敲击着手中的拐杖，点着头，脸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脚上的凉鞋也在抖动。看起来她好像认识每一个走过的人。实际上，集会上的每一个人好像都互相认识，停下来闲聊一会儿，拍拍后背，捏捏脸。这看起来哪里像一个公共集会，分明是一个大家族的聚会！
“我想是的。”我说，“但我不经常吃。我不太懂应该怎么吃蜗牛。”“先来一打用大蒜和黄油煨出来的。”他边说边低头看了一眼面前那堆蜗牛壳，“我也准备好了再来一点。”他转过头对服务员说：“小伙子！这儿有个英国人，快饿死了。”他为我们两个各点了一打蜗牛和一大玻璃缸子他称作葛若斯的酒。
我实在有些搞不懂了。我想象不出为什么它们会出现在这儿。为什么参加蜗牛节的人会有兴趣买床垫呢？即使买了，怎么把床垫运回去呢？还有，更让人搞不懂的是，这些卖床垫的—为数还不少呢，互相争抢着生意—真还吸引了不少人。一群人站在床垫旁不时地弯下腰，戳戳这儿，摸摸那儿，好像要让沉睡在里面的动物醒过来。那些比较勇敢的还试着坐下来，体验一下弹性如何。一个女人干脆怀抱着购物篮，在床垫上躺了下来，一个销售员在她耳边唠叨着：“睡在上面，可以做十年的美梦。绝对保证。”对于那些还没有被美梦打动的人，另一个床垫销售员正在用一个活生生的穿着黑衣、斜躺在床垫上的金发美女做诱饵。床垫周围站了一大群人，大多数是男性，还都挺害羞的。倒是没有人走上前去戳一戳，试试那美女的弹性如何。
紧邻我们的一对年轻人正处于情深意浓的热恋状态。他们俩想要一边从壳里挑出蜗牛肉来，一边情深款款地看着对方，同时还要握着对方的手浑然忘记周遭的一切—这怎么可能呢？对于我对知识的追求，他们显然不会起到太大的帮助。所以我还是转向我对面的新伙伴，向他请教有关蜗牛的事情。
我发觉一夜之间，马蒂尼完全变了。长长的迪堡修道院街摆满了摊位，音乐澎湃，人群涌动。许多摊位后狭窄的空当里停满了车，让人见识了法国人高超的停车本领。也就是从这些卡车上，他们卸下了一箱箱美味的诱惑：加了许多香料的重味辣香肠，撒了糖粉的法式华夫饼，一笼笼的鸡、鸭、鹌鹑和兔子。这些兔子可都有手书的显赫的身份证明。一个狭窄的笼子里，三只羊正互相挤来挤去，浅色的眼珠盯着隔壁摊位上摆出来的各种诱人的绿色植物，眼神里充满了渴望和疯狂。还有的摊位在出售成套的身体饰品—鼻钉、唇圈、耳环，不需要动手术，只要夹上去或粘上去就可以的那种。还有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牛仔裤牌子尼克松第三旅。（莫非马上就会有克林顿高级运动装系列？）还有一堆堆高高摞起的、在阳光下闪烁着香艳色光泽的床垫。
这是一个完美的安排：法国人讲，你听。但不同于他的同胞，你不要和他争论。这可是一大社交秘诀，这样他们看你的时候就带着一份同情。你还是一个外国人，但是你的心、你的胃站到了正确的地方，愿意匍匐在主人脚下，学习如何变得文明。很显然，对一个感恩戴德的听众，他很高兴分享他的知识，发表他的意见、总结、成见，以及知道的趣闻。
这是一个暖洋洋的早晨，节日就在今天。街上除了一只通宵在外鬼混的猫咪正悄悄往家赶以外，再没有其他移动的活物了。孔特雷克塞维尔仍在沉睡。显然，大量喝水也很累人。我在邻近的一个小镇停下，找了一个安静的小咖啡馆，站在吧台边喝咖啡，我身旁的男人正就着一杯红葡萄酒吃粗红肠和长棍面包当早餐。这样的景象让我深感宽慰，好像重又回到了法国一般。
莫林还没有来得及清清嗓子整理一下思路，服务员就到了。一篮子面包和一个玻璃水缸就放在了我们当中，每个人的面前都摆上了特制的蜗牛盆。在一句“祝你胃口好”之后，具有指导意义的课程就应该开始了。第一课便是“如何吃蜗牛”。
后来，在饭店的餐厅里，我又目睹了另一番不太常见的现象。实际上，这是足以令人惊叹的一幕：许多对法国夫妻坐在那儿用餐，但没有一张餐桌上放着葡萄酒瓶。矿泉水，到处是矿泉水（除了我的桌子）。我想到了加利福尼亚。
这个饭店一点也不花哨。我的盘子是长方形的，蒙着铝箔，上面有十二个凹陷的小坑。每个小坑里都藏着一只蜗牛，我能感觉到热气正从它们的壳里往外冒。一份纸餐巾和一根木制牙签构成了吃蜗牛的整套工具。
那天晚上，我住在了几公里之外的孔特雷克塞维尔。这是个小镇，就像维泰勒，几乎完全是为了方便人们饮用当地的泉水而建的，因此这地方的气氛也相当沉静。雨已经停了，从我坐的咖啡馆望出去，可以看到几对夫妻正在傍晚的夕阳中散步，以防万一，他们还带着伞，慢慢地、小心地走在人行道上。街道很干净，树木修剪齐整。这儿也是法国，但令人惊奇的是，这儿居然没有法国随处可见的胡乱停车现象—人行道上没有乱泊的车，小巷道里也没有强行挤进去的车。这是一个整洁、安静、有秩序的小镇。对于那些不想寻欢作乐，而想认真地用健康之水把内脏系统好好清洗一番的人来说，孔特雷克塞维尔是个绝佳的选择。
味道闻起来好极了，我也很饿。我尝试着拿起一只蜗牛，但不仅失败了，还烫了手指。这儿不像豪华饭店那样，会为吃蜗牛的人提供一套迷你的夹子。我留心去看对面的伙伴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我所看到的那一幕，不愧为人类为了解决胃的需要而创造的实用发明的典范。莫林拿起一片面包，把中间柔软的部分挖空，然后用四周较硬的壳当作夹子，用它夹住蜗牛壳，这样热量就不会直接传递到手上。而他的另一只手呢，小手指优雅地翘起，拿起牙签，看准，戳，手腕轻轻一转，咝咝作响的肉就出来了。在扔掉壳之前，他还要把它拿到嘴边，把里面残存的汁水吮吸出来。所有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轻松。
热拉尔女士仍旧踪迹全无，可能还在处理她的问题吧。我问那两个男人节日什么时候开始，其中的一个看了看手表。“早晨五点。”他说着，往后退了一步，还晃了晃手指，好像被烫着了一般。然后就开始下雨了。看起来该找个小酒吧躲躲雨了。
我努力学着他的样子，从第一只蜗牛壳里挖出了肉，但意想不到的是，随着蜗牛肉一起溅出来的带着大蒜的黄油，对我的衬衫造成了小小的伤害。我看着牙签末端的这个物体，一块黑乎乎满是皱纹的小东西，第一眼看上去可不怎么诱人。这时候我想起了雷吉斯曾经告诉过我的一件事情：蜗牛不是用嘴巴，而是用鼻子来品味的。它们闻起来确实比看起来要诱人。
“你就站在饭店前，先生。”他们转过头，朝身后一幢长长的灰色楼房看了过去。这楼曾经漂亮过，但现在已经像一个瞎了眼的老人，窗户都已经被木板封了起来，早已不再是个饭店了。
但其实味道还是很好。蜗牛的批评者会告诉你说，等着吧，你吃到的只会是满嘴的大蒜味，肉就像胶皮一样嚼都嚼不动。但那肯定是建立在非常无知的认识上的。他们肯定没有尝过马蒂尼的蜗牛：当然，大蒜味还在，但味道已经很温和了，黄油的味道也配合得恰到好处。肉没有任何抵抗的意思，嫩得就像一流的牛排。
从马蒂尼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然后再走回来，只要十分钟。我就这样走了一圈，边走边看国际饭店在哪儿，心里还琢磨这家宾馆为何能在绿荫深处安静的法国乡间生存下来。可能它的客人都是些蜗牛爱好者，要不就是那些陆陆续续不断到来的食用蜗牛的饲养者，从世界各地到这儿来提高饲养蜗牛的技巧。让我失望的是，我没有看到任何一处看起来像宾馆的建筑物，更别说有像国际饭店的了。在一辆大篷货车旁，有两个男人交叉着双手斜靠在车上，看着我走过去又走回来。他们应该知道我在哪里可以找到国际饭店。我停下来问。他们的回答让我又一次感到自己完完全全像个乡巴佬。这么短短的一个下午，已经是第二次发生这样的情况了。
莫林先从营养学的角度开始分析，说蜗牛对身体很好，低脂肪，富含微量元素。但是他伸出一根手指，在我的鼻子下摇晃着，警告我说有一点需要注意。蜗牛本身的食谱能把人送进医院：它们偏爱能分泌毒汁的茄属植物，还有同样具有毒性的蘑菇和毒芹。还不单单是这样。就好像是吃蔬菜色拉一样，一只蜗牛能够在二十四小时内消耗掉相当于自身重量一半的有毒植物。
我告诉她们我是来参加蜗牛节的，对组织工作发生了问题深表遗憾。其中的一个妇女倒吸了一口凉气，摇了摇头。让我们祈祷吧，她说，希望这次的问题不像几年前的那场灾难一样严重。上一次，装载蜗牛的卡车在运输途中发生了车祸，车翻了。两千只蜗牛！撒得路上到处都是！那可是“非常严重的悲剧”，要不是村里那个神通广大的屠夫，重新安排了一批援助的货物，那次的蜗牛节真要成为一场灾难了。想想看，没有蜗牛的蜗牛节。这样的想象使三个妇女都沉默下来。
我已经消灭了半打蜗牛，这个消息来得太不是时候了。我的牙签顿时变得像铅一样沉，在半空中停了下来。莫林咧开嘴笑了。你不用担心这些蜗牛，他说，它们都是人工饲养的，是圈起来喂的，不能随意地爬来爬去。用他的原话，就是不能做“任性的流浪汉”。问题只出在那些野生的蜗牛身上，它们可以漫山遍野、随心所欲地来去，吞噬那些剧毒植物，但即使是这些蜗牛也有办法变成安全、美味的食品。那就是让它们禁食十五天。禁食结束后，检查每一只蜗牛，然后在温水里洗三遍，把它们的壳刷干净，就可以下锅了。蜗牛就是这样弄干净的。
很自然，她们对我发生了浓烈的兴趣。一个陌生人，而且更古怪的是，一个外国陌生人在这儿干吗呢？我真的像我看起来那样迷路了吗？我是不是和明天的节日有关？
这样一折腾，还没下锅它们肯定就快不行了，说不定都死了，我说。但我错了。蜗牛能够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活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莫林就给我讲了一个洛加先生的故事来证明这一点。洛加先生有一次请了一些朋友到家里来吃蜗牛大餐，但他发觉自己准备的蜗牛太多了。他把多余的蜗牛分出来，准备下次再吃，不知怎么回事，他把这些蜗牛放在了衣柜最底层。这个古怪的举动就连莫林也解释不了。
“哦，这样啊。那你或许可以告诉我在哪儿可以找到热拉尔女士？”一个人耸了耸肩。两个人耸了耸肩。三个人耸了耸肩。就在这时候，一辆车从空空的街道那一头开过来，然后停下了。“哎，她来了。”但热拉尔女士正忙着呢。组织工作出了问题，一切都很复杂，她现在没有时间和我说话。晚点再说吧，或许等我们在国际饭店见面时再聊也不迟。她就这么走了，把我留给了那三位女士。
宴请结束，蜗牛也被忘记了。直到十八个月以后，洛加在他的衣柜里找东西的时候，才重新发现了这堆蜗牛。如果是你和我，肯定会把它们扔了。洛加可是个乐观主义者，他把它们浸到一桶水里，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些蜗牛复活了。
其中一个妇女斜着眼，目光从眼镜上方探出来看着我。“你就站在这条路上，先生。”
受到这则有关蜗牛顽强生命力的故事的鼓舞，莫林和我又各自点了一打蜗牛。不断演练着那个沿逆时针方向转动牙签的动作，我开始掌握从蜗牛壳里取出蜗牛肉的诀窍—这和从酒瓶里取出软木塞还有几分相像呢。但无论我怎样小心，溅出的汁水仍旧是个问题。此时我的衬衫已经布满了斑斑点点的黄油污渍。对于那些初次和蜗牛打交道的人来说，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要想让衣服保持干净，只有两种方法：脱掉衣服或是围上围兜。
“我在寻找孚日山路。”
与我们相邻的那一对，正趁着吃蜗牛的间歇，互相交换着长长的带着试探性的吻。可能是因为受到了这一幕的启发，莫林挑起了性的话题。他说蜗牛的交配季节从每年五月开始，在这个月份里，这个雌雄同体的动物把对爱的想象付诸实践。但就和它生命中的每一件事一样，这事也得慢慢来。
我在寻找热拉尔女士，她是节日的组织者之一，是她告诉我到孚日山路和她会面的。看到三个妇女在街边停下来闲聊，一起盯着我，我索性走上前去。
莫林在空中比画着，模糊而又具有启发性。他舞动着的手指最后交叉在一起，嘴里说着准备工作。很明显，这可以持续数小时，我忍不住想，这可能是给双方时间以决定对方的性别。无论如何，一旦准备工作结束，蜗牛就开始交配。那可是它们的幸福时光，莫林这样说。十到十五天后，蜗牛会产下六十到一百个卵。对于能够存活下来的蜗牛而言，生命周期在六到七年之间。
在蜗牛指示牌的带领下，我来到了马蒂尼最主要的大街上，我相信每一个第一次去法国小镇的人，都会像我那样被汹涌而来的好奇心包围。蕾丝窗帘在窗边拂动，露出一双双明亮好奇的眼睛，追随着你的每一步行动。谈话停止了，所有的头都转了过来，审视着擅自闯进来的异乡人。这并不代表着敌意，但你不由自主地会感到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己显得呆头呆脑的。
莫林停顿了一会儿，啜了一口酒。显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我说，这两个雌雄同体的动物是怎么决定谁是雌的谁是雄的。心灵感应？气味？月亮的位置？触角发出的信号？毕竟，这是准备工作中最基本的，如果这事给搞错了的话，一个可爱的月夜就会因此而毁了。不幸的是，莫林不能够提供任何具有科学依据的回答。“这都是安排好了的。”这是他唯一想得出来的说辞。
法国人通常不会对他们的食品有什么同情心，但还是喜欢让盘中餐看上去高高兴兴的。（或许，这些幸运的生物应该意识到，能被法国人看上实在是对它们天大地恭维。）因此，从肉店到摊头，从海报到包装纸，这些动物都被画上了人类的表情。兴高采烈的公鸡，开怀大笑的母牛，眉开眼笑的猪仔，挤眉弄眼的兔子，呵呵傻笑的鲜鱼。大概是因为即将对法国大餐有所贡献，它们看起来都高兴坏了。
屋子里阴凉而舒适。门外，街道在午后的阳光里冒着热气。我们互相劝说对方还是待在室内为好，于是又点了一打蜗牛对半分着吃。我发现蜗牛有点像那些能让人上瘾的休闲食品，你总觉得还能再多吃上两口。我们点的是大白，也就是勃艮第蜗牛，那是法国上百种蜗牛里最好的品种。另外一种是较小的、不那么起眼的灰色蜗牛，叫小灰。说到这里，莫林想起了一桩邪恶的事来。
我赶到马蒂尼已是傍晚时分。天气很热，道路很安静，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即将有节日到来。没有海报，没有拥挤的车流，路两旁也没有张灯结彩。我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因为法国有八九处地方都叫马蒂尼。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一个路牌模样的东西。那是个大大的三角形标志，看起来绝对权威。这可不是什么针对驾驶员的交通警示，牌子上勾勒着红色的边框，上面画着两只蜗牛，触角互相交叉着，一副扬扬得意、心满意足的样子。至少就蜗牛的样子来说，它们可是够无忧无虑的。
在蜗牛的世界里有一股恶势力正在抬头，他说。有人设下了骗局，欺骗无知的顾客，一种做法就是把这些小的灰蜗牛伪装成体形较大、更加昂贵的其他品种。具体的做法就是回收那些曾经被勃艮第蜗牛寄居过的蜗牛壳。将小蜗牛塞进宽敞的大蜗牛壳，再塞上些肉馅，填满多余的空间。就这样—顾客付了高昂的价钱，希望能够得到最好的，但他们却被蒙骗了。这是不折不扣的丑闻。并且好像这样还不够糟糕似的，人们现在还需要注意来自东方的危害，特别是和中国有关的。莫林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并为这邪恶之巨大而连连摇头。工业化生产的东方蜗牛，成批成批的进口，并且冒充是正宗的法国蜗牛！
想知道充足的水分所能带来的美容效果，只要看看在五月艳阳的照耀下，这片大地所呈现出来的色泽就可以了。虽然普罗旺斯刚经过了一段特别干旱和扬尘的日子，三个月来只下了两天的雨，但我仍然发现这片北方的田野苍翠得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车子所经之处，肯定有上百种的绿，远处深绿色的松针衬托着近处一汪泉水后枝叶冒出的新芽。奶白色的乳牛卧在田野间晒太阳，从草的绿波里露出头来。绿色还从路两旁的沟渠里溢出来。我停车查看地图，连地图上的颜色也大都是绿的。
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将黑暗的交易归罪于中国。松露丑闻已经引起了巨大的愤怒，还不断有传闻说中国人正在试图打入青蛙市场。很容易被法国人忽视的事实是，国外的松露奸商和青蛙偷运者都需要法国同伙的配合。想象一下，一个来自北京的商人，拎着装得满满的、几乎可以乱真的松露和A级法国青蛙的样品袋，在法国美食世界的走廊里徘徊的时候，会不被注意到吗？对此，我很怀疑，不管他的法文说得多么好。
在不跨出法国国境的情况下，往东北走到最远就是马蒂尼泉。就像这地方的名字所显示的，这是一个多水的区域。到处都是温泉，从仙女泉到布隆别泉、格郎得泉，然后就是最湿润的地方—泉莱泉。
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显然没有局限在松露和蛙腿上。在几个口袋里摸索了一会儿，莫林找出了一张皱巴巴的剪报，隔着桌子递给我。“鹅肝，”他的声音好像注了铅一般沉重，“现在他们还要生产鹅肝。”
说到节目安排，那还真是不少—从聚餐、听音乐、看演出到逛集市，自然还有所有此类活动中最关键的部分：选美。这个活动的组织者显然在选美冠军的称呼上很是动了一番脑筋。在我参加过的维泰勒青蛙节上，最漂亮的姑娘得到的称号是蛙腿小姐。这头衔挺恭维人的，因为蛙腿以修长和美味著称。那蜗牛小姐呢，这称号会让人想到什么？伸着两对触角，一只腿拖着身体，爬过的地方留下一道黏糊糊的痕迹—这可不是选美皇后的形象。那好吧，软体动物小姐怎么样？不，恐怕也不行。叫雌雄同体小姐就更没有可能了。最终挽救了这个节日的称号是蜗牛壳小姐。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魅力，但在法文里，蜗牛壳可是个褒义词，含有时髦漂亮的意思。此外，虽然我们不能吃蜗牛壳，但毕竟那是蜗牛身上最吸引人的特征。那就叫蜗牛壳小姐吧。
在他拿起玻璃酒瓶安慰自己之际，我把那篇文章读了一遍。文章说，有一位陈先生和一位吴先生最近在中越边境北部的合浦建立了一个养鹅场。这是一个大得惊人的鹅场，每年潜在的生产能力可以达到一千吨—那是真正的肥鹅肝，而不是普通的、价格低廉的鸭肝。根据那篇文章作者的研究，这样的产量相当于法国目前总产量的两倍。
巧的是，这书来得正是时候，我刚收到从马蒂尼泉寄来的第二十八届蜗牛节的邀请信。这个节日已经颇具规模，有了专用的信纸，我收到的邀请信上画着一对和实际大小差不多的蜗牛—它们看起来挺不舒服的。画插图的人让它们两个穿上了硬领衬衫，还系上了领带。我在它们脸上好像隐隐地看到了尴尬的笑容，那表情和被主人强行穿上小花格子呢外套的小狗一样。
我读完，抬起头，看到莫林摇着头。“怎么样？”他问道，并抬起双手，沮丧地敲在桌子上，“真不知道有完没完。”
虽然这是一部严肃的作品，但别忘了，作者是个法国人。所以，无可避免地，书里有一节是蜗牛食谱：勃艮第口味宝贝沙司、普罗旺斯口味、西班牙口味、填馅式—文字枯燥但精确，和那些描述蜗牛交配习性、睡觉方式和旺盛的消化系统的专业论述是一个味儿。
现在整张桌子就剩下了我们两个。我们的邻座，那对恋人起身离开。他们的屁股粘在一起，从门洞里挤过去，上路了。我不由得又想到了那一堆堆的床垫，因为看来通过这顿午餐，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我已经没有问题可以再问了，莫林也显出疲劳的样子，可能是因为中国人的入侵和葛若斯的双重作用。他准备去睡个午觉，然后再回来参加庆祝活动。分手前，我们互相许诺明年老地方再见，再吃上几打蜗牛。这类欢宴之后的许诺虽然真诚，却绝少能够实现。他站在阳光下整理了一下帽子。我们向着不同的方向走去。
这本书是我夫人在一个露天集市的小古董摊上发现的。她知道我喜欢蜗牛，便买了送给我。我花了一整个下午，一页页翻看这本发了霉、长满斑的书。书里很少出现插图，只有几张解剖图和几张褪了色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蜗牛不外乎是摆着两种最经典的姿势：要么藏在壳里，要么从壳里伸出头。文字的语气很学术，没有一点不必要的花哨。换句话说，这是一部严肃的作品，目的是让学生和饲养者掌握有关这种软体动物的知识，而不是娱乐像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
那晚回到旅店，我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留作纪念的蜗牛壳，按正确的程序冲洗了三遍。但像我的衬衣一样，壳上仍旧残留着大蒜的味道。那是一个设计完美的流动居所，带着漂亮的焦糖色条纹。我不禁想，这个世界上是谁第一个拿起蜗牛，看着那缩在壳里的生物，断定这是可以吃的。活着的时候，蜗牛可不会让人流口水。它们没有诱人的气味，颜色和味道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然而就是有一些勇敢的人把它拿了来，而且宣称味道很好。是不是饿过了头，或只是好奇心的驱使？
我是在一本旧书里找到这些基本知识的，书的名字是《食用蜗牛》。这是一本实用的小薄册子，由乡居出版社出版。这家出版社还出版过诸如《如何将小动物的皮制成皮革》《实用金枪鱼养殖方法》和《鼹鼠的捕捉与灭绝》之类的书。我想这家出版社的编辑一定是喜欢冷僻的题材。
许多美味的发现都归功于希腊人和罗马人，但发现蜗牛的人可能来自遥远的东方。事情可能是这样的：最初的尝试性的努力是有着“中国关系”的。陈先生或是吴先生那令人尊敬的祖先，在中国沿海生长着许多蜗牛的水稻田里试着尝了尝蜗牛的味道，发现这东西又嫩又好吃，并且意识到了这是个出口的好机会：上海蜗牛，配上一瓶长城玫瑰红葡萄酒，绝了！嘿，世界上有些事情的真实情况，我们将永远不得其解。
成年蜗牛在正常的情况下，最快的爬行速度是每小时四码多一点。蜗牛是腹足动物，爬行的时候称得上庄严肃穆，而它一生所有的爬行，都依赖于唯一一只强健的、自我润滑的腹足。它有两对触角，上面的那一对上长着眼睛，下面的那一对上则分布着味觉系统。他（也常常可能是她）还是雌雄同体，有着非凡的、无可辩驳的、非常实用的变换性别的本领，一旦环境需要，这种本领就将得以施展。总之，蜗牛是一种奇怪而无害的生物；它最大的不幸，至少在法国，就是被当成了一样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