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吗？我可不会去。那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你知道在麦当劳吃一顿饭平均花费的时间吗？七分半钟！他们居然还以此为豪！这是对消化系统的侮辱。不，你永远不会在麦当劳看见我的—尽管，公平地说，我听说他们的苹果派还不错。”我看到他的鼻子动了动，然后他转过头，“啊，蛙腿来了。”
我问雷吉斯是否曾经迈进过麦当劳的大门。他看着我，那眼神好像是在问：你是不是疯了？他摇了摇头。
一顿美餐所需要具备的最基本的东西都已在我们面前摆了开来：两个摆得满满的盘子，里面的东西还冒着热气；盛着水供餐后洗手用的碗；一篮子面包。那些小小的冒着热气的蛙腿在烹饪前已经用大蒜末腌过了，现在又撒上了香芹末。在祝我们胃口好之前，侍者将酒重新斟好，并警告我们盘子还很烫。雷吉斯弯下腰，深深吸了一口香气，然后用一块面包巧妙地将一条蛙腿从盘子中央移到边缘，用手小心翼翼地抓起来，端详了片刻。
“我的老天，可不能这样，”雷吉斯说，“法国可不这样。勃艮第也不这样。告诉你，这儿的人可搞不清楚美国法律规定他们把酒运到美国去的时候，标签上要加些什么内容。”他对着光举起了酒杯，研究着默尔索酒闪烁出的淡淡的光泽。“这又让我想到了……”他慢慢地喝了一大口酒，含在嘴里，咽下肚去，然后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这是我为你做的剪报，”他说着，在桌上摊开一张报纸，铺平了，递给我。“我想这个充分说明了我们所处的是怎样的一个时代。”那是一则广告。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头，典型的牛仔模样，工装衬衫，大帽子，满脸愉快的皱纹，正在对最著名的美国快餐厅—麦当劳—在法国分店里只出售在法国饲养的鸡这一事实发表评论。这则广告掐准了火候：邻国比利时刚刚暴露了食品，包括禽类，受污染的消息；而在海峡的另一头，总是背信弃义的英国把法国告上了法庭，因为法国害怕疯牛病而拒绝接受来自英国的牛肉。总而言之，对培育出了像布里亚·萨瓦兰和埃斯科菲耶这样的美食家的国度来说，现在正是一个经受考验的时代，法国人民需要特别提高警惕，不能让狡诈的外国人得逞，用可疑的食物来欺骗容易信赖他人的法国大众。那个老牛仔就是在向沉湎于麦当劳的高卢人保证，他们的进食标准并没有因此而妥协。
“英国人真不知道他们错过了什么。”他说完，用牙齿将蛙腿上的肉咬下来嚼了一会儿，又接着说，“难道他们是在担心‘疯蛙病’？”他用餐巾擦了擦嘴，点点头，“肯定是这样。”
最初的几分钟，我们有些犹豫不决，最后两个人做出了同样的选择：蛙腿，然后是鸡，分别配上红、白勃艮第葡萄酒。酒拿上来后，我看了看标签，上面并没有关于亚硫酸盐的警告。
带着一份维泰勒蛙腿爱好者协会会员的自信，我开始对付我从盘子里拿起来的第一条蛙腿—又鲜滑又爽脆，浓郁的蒜香里还清晰地散发着香芹的味道。美味无比。为什么我们英国人会拒绝吃青蛙呢？英国绝对有适宜青蛙生长的气候环境，潮湿而凉爽。一个念头突然冒了出来，大概是因为我们的民族对任何跳来蹦去或匍匐爬行的东西都有一种天生的厌恶感吧。
布雷斯小客栈要比简单的小饭店好些，但又够不上成为拥有米其林之星的豪华饭店，尽管它更偏向于后一种。饭店里灯光柔和，桌子上铺着厚厚的亚麻桌布，给人放松和舒适的感觉；人们可以脱掉西装，将餐巾布塞到衬衫领子里，不用担心衣着笔挺的侍者会哼鼻子或是扬眉毛来表示不屑。
“我们对蛇也没什么好感。”我说。
我可以想象许多人会觉得雷吉斯和他毫无掩饰的大国沙文主义很难接受，但我喜欢他兴致勃勃的生活态度，尽管里面有许多偏见。在奶酪的发酵程度或是最适宜的牛肚食用温度上，我从没有遇见过像他这样把热情和知识—暂且不论他毫不掩饰的贪婪—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人。与此同时，尽管抱有很大的偏见，他对劣等食品和劣等烹饪的不屑（也就是法式烹饪以外的任何东西）和说辞非常有创造性，而且逗人发笑。他对奶酪汉堡，或是英国人做小卷心菜球的方法的猛烈抨击，就像一个天才杀手那样无情。我常常想，他一定会是一个非常出色兼野蛮的美食批评家。但那个晚上，他可一点也没有批评的意思。两杯香槟酒下肚之后，他的心情好极了，坐在我的对面，哼着小曲，环顾四周。
“咳，蛇是另一回事。”雷吉斯若有所思地吮吸着一条蛙腿，“生命的意义对于蛇而言，就在于成为大蒜的载体—这很好，但蛇肉缺少蛙肉那样的细腻。”他边说边拿起一块面包擦了擦盘子，送到嘴里，然后在碗里洗了洗手，又倒了些酒。“你觉得这里的人都是来看明天的展览的吗？”
这些统计数字和其他许多情况都列在从大厅里拿到的说明书上，我们边喝酒边翻看这些资料。看得出这些信息对我朋友的心情大有益处。“看到了吧？”雷吉斯不停地说，因为他读到的每一个事实好像都在证明他所深爱的法国培育出了世界上最奢侈的肉鸡。“看看这些心血，对细节的关注和缜密的心思。在英国会这样吗？在美国会这样吗？”他根本就不给我回答的机会，自顾自地回答道：“当然不会。”
我环顾四周，想看看周围是否有什么人的衣服上古怪地沾着鸡毛，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从事家禽养殖业的人。但周围的人看起来都是挺正常的普通法国人，在星期六的晚上和他们的朋友、家人在一起。还有几个孩子，像成人般熟练地吃着成人的食物。对这些法国孩子在餐厅里的良好表现，我又一次感慨万千：没有发出怪声音的，没有发脾气的，没有高声尖叫着要吃三份冰激凌的。他们所表现出的耐心让我惊讶。要知道，对于一个普通的七岁孩子而言，在餐桌旁坐上两小时，简直就像一辈子那么长。
除了红蓝白三色的外表外，每一只鸡都必须有细洁的皮肤和匀称的骨架，而且，肉质要鲜嫩肥美。（我猜在布雷斯地区，有的是对鲜嫩肥美的肉有评判能力的男士。）甚至在分量上也设有最低标准：标准的鸡需要在一点五公斤（三点三磅）以上，老母鸡至少是二点一公斤（四点六磅），老公鸡则需要在三点八公斤（八点四磅）以上。
对任何问题，雷吉斯总是有答案的。“掺了水的酒。”他说，“那是秘密所在。这东西对于未成年人有很好的镇静作用。再说，这比任何甜腻且冒着泡的饮料好多了。我从六岁起就开始喝兑了水的罗讷酒。看看我。”隔着桌子，他看着我，得意地笑了起来。他的脸红红的，眼睛发着光。天知道他的肝已经成了什么样子，但至少就外表而言，他确实健康得很。
●红鸡冠。如果是一只小公鸡的话，鸡冠必须威风凛凛，呈漂亮的锯齿状。
侍者拿来一瓶红酒，那是产自佳多的博纳。先看商标，再闻香味，然后尝了一小口用味蕾感受—“酒质检查。”照雷吉斯的话说—“很好。”他宣布。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那盘鸡向我们走来了。女招待将盘子端得高高的，盘子上还顶着一个大大的银质圆盖。将盘子放在桌上后，她用夸张的姿势将圆盖掀开。
●白毛，绝对不能夹杂一点棕色羽毛，否则就显得邋遢了。
“好了，先生们—奶油烩布里鸡。”她微笑地看着雷吉斯。雷吉斯俯下身子，用手掌微微地拂了拂，把从盘子里冒出的热气朝脸上扇。他的鼻子在那儿停顿了一会儿，深深地吸气，然后频频点头，再抬起头来看着女招待。
●蓝脚，但不是随随便便的蓝：鸡脚必须泛出一层蓝钢的光泽。而且左脚脚踝处必须挂上一块铝牌，标明喂养此鸡的农夫姓名和地址。
“女士，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告诉我这道菜是怎么做出来的。”他举起食指朝那个女招待摇晃着。“我不是要你把大厨的秘诀抖出来，只要告诉我主要的调料就可以了。”她确实这么做了，而雷吉斯一边听，一边频频发出“啊，是这样”“哦，当然”的评论。
他们对鸡的要求可严格得很。首先，每一只配得上荣誉称号的鸡都必须有爱国的外表，也就是说，它们身上的颜色应该与法国国旗的三种颜色相一致。
先入锅的是一大勺黄油，然后是鸡胸肉和鸡腿、切成四瓣的大洋葱、一把切片的小白蘑菇、一些压碎了但没有剥去皮的蒜瓣，再加上一把调味用的蔬菜。当鸡肉的颜色转成深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把一大杯白葡萄酒倒进平底锅里，等酒烧到差不多时，再加入半升鲜奶油。鸡要煮上半个小时，浇在盘子里的酱汁要用滤网滤过，再撒上调料，这就成了。
这一荣誉是一九五七年正式颁布的。而四百年前，布雷斯的地方志中就写明了当地出产的鸡有着良好的声誉。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这种声誉发展成了享誉全球的名声。当地人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名声，容不得其他地方打什么主意。
女招待回厨房去了。在她嘴里，这一切说起来都那么简单，好像是准备一份三明治。
所以我们转而去挑选明信片，这让我们意识到这个叫布尔格的小镇是很把世界鲜鸡之都的地位当一回事的。世界上任何旅游者涉足的地方销售的明信片，从迈阿密到蒙特卡罗，都必有一款是六瓣屁股的大照片。那些屁股属于三个穿丁字裤的年轻女性，她们摆出姿势，像是召唤人们和她们同行。相对于传统的风景明信片而言，这算是一个进步，但实在没什么本地特色（迈阿密除外）。而在布尔格，任何游客寄回家的明信片都会是同一个主题：鸡。最流行的一张是画出来的蓝、白、红三只颜色各异的鸡—配上大大的文字，提醒人们布雷斯产的鸡获得了AOC[2]的荣誉。那三个有着漂亮屁股的姑娘可没有这样的荣誉。
我们俩一致认为这是一只做得非常成功的鸡。就像先前的那道蛙腿，鸡肉又嫩又多汁，几乎入口即化，肉中带着独特的香味，质感就像奶油一样滑。我们用老派的方法，也就是麦当劳发明以前的那个时代的方法，一言不发地慢慢品味送到嘴里的每一口。除了“愿上帝保佑厨子”以外，我们想不出有什么好说的。
那个下午我们就在布尔格瞎逛。我想着要买只鸡回去，但雷吉斯劝我等到第二天再买，因为别人告诉我们，第二天的展览会上有的是上等的鲜鸡等着顾客挑选。
女招待回来的时候，看到的是两个特别干净的盘子。“看来你们挺喜欢这盘鸡的嘛！”绝对是这样，我们告诉她。“肥美”二字是我们唯一想得出来能形容这道菜的词。我们请她代我们向饲养这只鸡的农夫和烹饪这只鸡的大厨致意。另外，可能是因为心情受了勃艮第葡萄酒的滋养，我们还让她向每一个和这道菜有关的人表示感谢。
雷吉斯假装没有听见。“看，他们推荐的头盘是蛙腿。”他声音里那股哼哼叽叽的劲头又回来了，比先前还响了些。看来事情确实有转机。“比较一下蛙腿和鸡腿味道有什么不同，这主意不错吧！既然到了布雷斯，鸡总是要尝一尝的，你以为如何？”听起来他已经忘记了先前的不愉快。
“这道菜和蛙腿比起来怎么样？”她问。
“早上的事情我很抱歉，”我说，“计划得太糟糕了。晚饭我来买单吧。”
雷吉斯身体往后一靠，两个手的手指在桌面上敲打起来，思考着应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让我这样说吧，”他回答，“这就好比是在比较一瓶非常好的新出产的葡萄酒和一瓶珍藏了多年、产在好年份的葡萄酒。”
接下来的那个下午过得很是别扭。我的同伴默不作声，无言地谴责着我。他确实不需要说什么；那一顿错过的午饭—一顿完全没有必要省略的午饭—像一个不受欢迎的第三者那样夹在我们中间。为了让雷吉斯忘掉肉身俗肚的需要，我把他带到镇子边的一个景点游玩。那是一座十六世纪建造的精美的哥特式教堂。但到了那儿我们发现教堂关着，正在翻修中。我们穿过马路，对面是一家叫“布雷斯小客栈”的餐厅，我们停下来看餐厅外贴着的菜单。直到这时，雷吉斯才用非常非常轻的声音哼起了歌，这意味着他的心情开始阴转多云了。我想这该是赔礼道歉的时候了。
女招待歪着脑袋，耸耸肩。“自然是这样的。这儿的鸡可是有‘产地证书’的。青蛙，不管烧得怎么好，总归还是青蛙。”她一边清理桌面，一边建议我们试试当地的特产奶酪，布雷斯蓝纹干酪，来配杯中的酒。奶酪味道很浓，奶香十足，含在嘴里，满嘴香味，并带出酒的味道来。这奶酪让雷吉斯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吃什么食物的重要性来。圣诞的草莓，六月的野猪，还有其他任何人工培育技术下生长出来的四季可得的东西，都是不能接受的，他挥舞着手中的酒杯说。那些东西在超市里卖卖也就算了。但真正懂行的美食家（毫无疑问是法国美食家），只吃当季的时鲜。而且如果幸运的话，就像我们在那个晚上一样，在原产地吃当地的特产。
“哦，好。”雷吉斯回过头来瞪着我说，“明天早上十点，在此之前我们是看不到鸡的。谢谢，女士。”
这当然很棒，但那个懂行的美食家也得有时间、精力和金钱，旅行到东，旅行到西，品尝各地的时鲜啊，我说。但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雷吉斯向前倾过身子，眼睛在烛光的晃动中闪闪发亮。“这就对了，”他说，“我们接下来就应该这样做—环法美食之旅。想象一下：那些出产世界上最好的食物的小地方，我们在每一个最佳的时节出现在那里，芦笋、春天的羊肉、牡蛎……”他脸上露出的那副表情，好像是在想象即将开始的天堂之旅，直到一杯卡瓦多斯酒下肚，他才重新回到人间。一个小时后，在十二月的寒夜里，我们走在回饭店的路上，他还在唠叨着雀舌和松露的美味。
她递给他一份说明书。“都在上面写着呢，”她说，“所有的鸡都将在明天早上四点半到七点间进入展览场地。评委会六点半集合，七点开始评选。对公众开放的时间是十点。十点以后你们可以随便参观。”
第二天早上是法国最高贵的家禽出来亮相的时候。雷吉斯和我早早赶到展览公园，等着开门。我们随第一批到来的热心观众进入了会场。展览共分两个大会场，我们走马观花地晃了一圈，发现两个会场是根据死活来分的。被阵阵的鸡叫声所吸引，我们先走进了那个展出活物的展厅。在场地的中央，小小的栅栏隔出了一个个小花园，里面还有假山石、树叶和人造草坪；而绕着墙的四周，则摆着一个个小食品摊，为饥饿的人提供点心。
雷吉斯斜眼瞟了我一下，然后礼貌地、冷冷地发话了：“那鸡呢，女士？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鸡？”
雷吉斯搓了搓手，兴奋地看着那数十个摆放出来的长条桌，上面陈列着烟熏火腿、香肠、奶酪、手工家乡面包、法式馅饼和各种各样的葡萄酒，北到香槟区南到新堡出产的葡萄酒，汝拉的黄色葡萄酒、博若莱酒和更浓烈的勃艮第。一个又馋又没有原则的人绝对可以用这些免费样品把自己喂得饱饱的，雷吉斯是这样认为的。
在我们去展览会新闻办公室的路上，雷吉斯依旧带着郁郁寡欢的表情，那神情好像是在控诉自己被剥夺了神圣的吃午饭的权利。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热情活泼的姑娘，她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展览会的情况，告诉我们当天下午主要是一些准备活动，包括一个研讨会，当地相关行业的一些头面人物都会参加。晚上自然是正式的开幕晚宴。
我赶紧拉着他避开那些像举重运动员的二头肌那样粗壮的香肠，来到热火朝天的赛鸡场地。大概因为是第一次在公众场合亮相，那些鸡有些兴奋得过了头。它们飞来蹿去，呜里哇啦地乱叫，那声音能盖过在清晨作怪的高音喇叭。假草坪上插着一块块牌子，向观众介绍这些鸡的生长过程。在中央控温的鸡卵孵化器内度过五个星期后，这些鸡就被放到室外，每只鸡平均享有至少十平方米的草地。在这些草地上，它们会度过九周到二十三周的时间，它们的食物靠大自然所赐（甲虫、爬虫、小蜗牛），再加上一点包括玉米、麦子和牛奶在内的人工饲料。接下来的几个月，就该是让它们长膘的时间了，它们被移到宽敞的大木笼子里，每天喂上两顿分量十足的饲料。显然，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鸡的肉如此肥美的奥秘。
地球上最伟大的鸡的展览会就设在布尔格郊区的“展览公园”。这是一个巨大的、现代的展览建筑群，周围环绕着数英亩的停车场，这样的地方自然应该用来举办各种商业展览会，比如联合收割机展之类的活动。这儿离任何一片乡间草场都有着长长的距离，而且它的现代化程度使它和农民、家禽这些字眼看起来有些搭不上界。
在隔壁的一块空地上，我们就看见了这优越的饲养方法的成果。如果从没有见过它们的话，你可能很难想象一只迷人的公鸡到底长得什么样。现在，我只能尽我所能描述一番：鸡毛像雪一般洁白无瑕，鸡冠红得像火，珠子般的眼睛闪闪发光，爪子泛着蓝光。它们威严而沉着地踱步：一步步之间有所停顿，一只爪子在迈出去之后，会在空中停顿一会儿，如履薄冰似的。每只鸡的左脚上都挂着一个铝制的脚环，上面有饲养者的姓名和地址。一只走失了的布雷斯鸡绝没有可能因为身份不清而找不着主人。
“那就算了。”雷吉斯恼怒地说。一路开到布尔格，他都耷拉着脸，不再吭声。
我听到了一阵像是斗狗的声音，随着那声音，我们发现在这个展览会上展出的可不只是布雷斯鸡。六只三英尺高、长着黑色羽毛、雄赳赳气昂昂的火鸡，也赫然在列。它们大概是在抱怨—恐怕是因为圣诞节快来了吧—每叫一声，喉咙下的那块肉垂就愤怒地抖动起来。只要再挂上一串珍珠项链，它们就和那些抱怨英国国会上议院日益堕落的女公爵没什么两样了。它们的叫声非常奇怪，和我想象中温和的火鸡叫声完全不一样，听起来更像是一群争吵的猎犬。
“你多少年没有吃过‘简单适量的午餐’了？我们会踉踉跄跄地在下午三点半走出餐厅，然后找个地方躺下。这次出来是为了工作。我们必须看到那些鸡。”
雷吉斯不见了，我在人群中四处寻找。到处是种田、养鸡、做奶酪和酿葡萄酒的人，有些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这些正式的服装套在了更习惯于工装裤的身体上。偶尔有时髦的光芒闪现—那是光滑的斜纹软呢、色彩艳丽的首饰、醒目的妆容、干净的鞋子、帽檐上插有野鸡毛的怪帽子。还有直接从十九世纪过来的一群穿着布雷斯地区民族服装的男男女女：小背心、马裤、长裙、烟囱帽和木底鞋，他们在吹打声中从大厅的某个角落冒了出来。
“什么意思？”
我紧紧跟在他们后面，看他们不停地摆弄自己的帽子，从那个像网球拍似的乐器里吹出音乐来。他们两人一组绕着场地一边走，一边奏着乡村音乐，音乐声中夹杂着人们的尖叫声和木屐敲打地面发出的响声。我隐约记起六十年代有一种风行一时的舞蹈，叫作放克小鸡舞。那舞蹈一定源于此地，我想。
我没有被这个善于寻欢作乐之人的批评给打动。“雷吉斯，你忘了我对你有多了解。”
“啊，你在这里。”听到雷吉斯的声音，我转过头去，看到他靠着一个摊位，一手拿着酒杯，一手拿着一片香肠。“我正为你担心呢。还以为你被那些火鸡叼走了。那可是些大家伙，对不对？来，喝杯酒压压惊。”他伸出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看在老天的份儿上，你就别看手表了好不好。你可不是在英国。”
雷吉斯重重地叹了口气（其实我以前听过许多这样的叹气了）。“你们英国人的毛病就是从来不愿意放松自己，不能安下心来找乐子。在简单适量的午餐前来一点小小的开胃点心有什么不好呢？”他又哼起歌来。
我是不由自主，尽管那么多年过去了。英国人的罪恶感还是在我的身体里作怪。那种罪恶感可能是在英国酒类专卖法时代形成的，那时候，不到一定的时间，酒吧是不能出售酒精类饮料的。只有在政府允许的情况下，人们才能喝酒。“那就来一杯吧。”我回答。雷吉斯一边摇着头，一边从柜台上拿过一瓶博若莱。我们看着人群，默默地喝着各自的酒。
“咳，我们还是回去的路上再停吧。我可不想错过布雷斯的活动。”
大厅中央，有一个临时搭建的舞台，上面有穿着木屐的人在跳舞，他们个个把脸跳得红扑扑的。乘着他们休息的间歇，对鸡颇有研究的人依次走上台去，讨论鸡的羽毛和肉质的问题，并提醒我们大奖的获得者将得到一个精美的名牌陶瓷花瓶。这花瓶是法国总统捐献的。据雷吉斯讲，作为回报，总统先生将得到一只公鸡。这只鸡在死后一定能得一枚荣誉勋位勋章。“这有什么好奇怪的，”雷吉斯补充说明道，“他们不是也给了杰瑞·刘易斯[3]一枚吗！”
他一脸无辜地看着我。“葡萄酒，老兄，我说的是葡萄酒。我们可以开到西鲁勃尔，把我们的车装满博若莱葡萄酒。就是多绕一点路而已。”他想了一会儿，“当然如果我们在吃午饭的时候能开到弗勒利附近的话，我们可以去那里的小餐馆。”他扫了一眼摊开在大腿上的地图，装出吃惊的样子。“看起来应该可以。运气不错嘛！”
我看出了雷吉斯不愿再挪窝的征兆。他的胳膊肘舒服地撑在台子上，每隔一会儿，手就充满希望地向着又一杯博若莱伸过去。非得现在把他拖走，否则我们永远也别想看全展览。他很不情愿地叹了口气，让我拉着去另外一个专门展示这些鸡死后状况的展厅。
我手表上的时间是十点半。“吃午饭也太早了吧？”
那儿的景象让人目瞪口呆。一排接着一排弄得干干净净的裸鸡—有人告诉我们有一千多只—整齐庄严地躺在桌子上，从大厅的这一边一直延伸到大厅的另一边。公众压低了声音从它们边上走过，感觉就和在殡仪馆里差不多。人们都压低了声音讨论准备这样的一个展览要花多大的心血，语气里充满了敬畏。
我知道雷吉斯的哼哼声代表着什么。我想他大概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每次他看菜单或酒单的时候，就会发出这样的哼哼声。很明显，他的声带和胃有着直接的关联，那哼哼就像是雷达的嗡嗡声，是表明不远处就有好吃的东西的信号。
每只鸡身上都裹着一层看起来像是很细很薄的棉布一样的东西。它们的脚被折叠起来塞到了肚子下面，外面的布裹得紧紧的，使这些鸡看起来像是一个个光滑的椭圆形枕头。当然这枕头有些与众不同，一边有脖子和头伸出来。脖子故意没有拔干净，留下了一道雪白的毛。鸡似乎成了一件艺术作品，放置在雪白的垫子上—这就是看起来的外观效果。
“我碰巧知道一些很不错的餐馆，离这儿不远，我们可以停下来找一家试试。”他边说边用手指敲打着汽车的仪表盘，嘴里还哼着歌，等待我的答复。他算是个过得去的男高音。
根据不同的性别和种类，鸡的身上还有不同的装饰。母鸡身上扎了一条窄窄的粉红丝带，在胸口系成一个蝴蝶结；公鸡扎的是蓝色的带子；而火鸡则配上了一条阔边的猩红色肩带。他们都佩戴着蓝、白、红三色的布里斯奖章。就算是埃及的木乃伊，待遇可能也不及这些家伙。我很难想象把它们送进嘴里的场景，它们看起来好像更应该配上相框挂起来。
布雷斯，最出色的养鸡区，在里昂以北八十公里，是一个长一百公里、宽四十公里的长方形地带。这一地区的西边，即汽车道的另一边，就是一个个带着响亮名字的勃艮第区的葡萄园。我们开始看见像弗勒利、朱丽纳和马孔[1]这样的路牌。雷吉斯开始烦躁不安起来。
边上的小桌子旁，坐着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婆婆。膝上放着一只裸鸡，她正用灵巧的双手向人们展示如何给这只鸡套上外面的那层薄纱衣。她向我们强调说，她正在熟练操作的针法叫作十字针，妇女的胸衣就是用这样的针法缝出来的。一旦作品完成，她就会把鸡浸到冷水里。这样，外面的棉布就会收缩，紧紧地贴住鸡的身体，迫使里面的鸡肉收缩，使肉的味道尝起来有明显的不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对这些高卢人为了让自己的胃得到满足而不惜花费的心血而震惊。
我已经不胜其烦地聆听了我朋友雷吉斯多次就布雷斯鸡的优点所做的演讲。他越来越习惯于教导我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这样的情形都持续好几年了。在他没有忙着舔手指，或是感叹过去的某次盛宴所带来的快乐时，他会对某种味道或是某种食物的烹饪方法大唱赞歌。但落实到细节问题，比方说为什么那种口味是高贵的、精美的、细致的，带有“典型的法国风味”（这是他的原话），他就含糊其词了。所以当我听到将在圣诞节前举办一年中最重要的与鸡有关的活动时，我就力劝他与我同行。这是布雷斯地区布尔格镇每年一次的庆祝活动，名叫光荣鸡会。
那个下午，在我们往回开的路上，雷吉斯不厌其烦地叙述起我们所看到的情景来，里面自然夹杂着许多沙文主义情结。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能找出这样精心饲养的鸡来，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会这样对待它们。法国的优越性再一次得到展示。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是多么多么幸运，能够在受上帝祝福的土地上生活。诸如此类的话，滔滔不绝。
消费者至少可以选择从古朴原始的农场喂养出来的鸡—按法国人的说法就是自由派—在露天放养，大自然给什么就吃什么。还可以选择绿色食品，也就是不接触任何化学物质的鸡，这些鸡的进食受严格控制，以防它们的肉被化学饲料污染。而最顶尖的鸡中极品，唯一拥有产地检验证书的，则是产自布雷斯的鸡。
我任由他聒噪。半个小时过去了，他还在那里喋喋不休。我受够了，觉得该是让他清醒一下的时候了。我抛出了一个法国人一直以来都无法否认的传说。
毫无疑问，如此恐怖的饲养场在法国同样存在，法国在这一点上和其他任何一个文明社会没有什么两样。但在法国，顾客至少还有其他选择，或者说，有一系列的选择—我希望其他国家也是这样—有些鸡的生长环境比较好，产出的鸡肉也比较好。
故事是这样的：法国的邻居们，也就是欧洲的其他国家，对法国优厚的自然资源深感不公。最终，对法国的妒忌使他们联合到一起，派了一名代表到上帝那里去抗议。
然后它们就会被送进屠宰场，随后流通到消费者那里。在使用了这样野蛮但有效地控制了成本的方法下，一个人一年可以饲养二十八万只鸡（如果使用更人道的方法，一年只能饲养二万五千只）。
“你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给了法国。”他对上帝说，“地中海、大西洋、山脉、肥沃的山谷、南部的阳光、北方浪漫的冬季，还有最优雅的语言。他们烧起菜来有最好的黄油和橄榄油，世界上品种最丰富、产量最多的葡萄酒庄，种类比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还要多的奶酪—每一样东西实际上都比人们想要的还多，所有这些都集中在一个国家里。这公平吗？这就是上天的公正吗？”
它们被塞进笼子，喂给它们的是受了污染、添加了抗生素的动物饲料。它们的喙被剪掉，从生到死没有见过一丝阳光。
上帝听完抱怨，仔细考虑了一番。想过之后，他承认这番抱怨确实有一定道理。可能他是对这片叫作法国的土地过于大方了—可能实在是太大方了。所以，为了弥补这些不公平，上帝决定创造出法国人。这样，其他的欧洲人就满意了。正义得到了伸张。
在许多国家，鸡只不过是一种商品，并有着令人羡慕的好名声—没有特殊的气味，怎么烧都行，容易准备，即使是最挑剔的味蕾也找不出什么毛病来，而且适宜给病人吃，因为它像蔬菜一样健康，相对于不健康的深色肉制品，鸡肉是健康的替代品。但我怀疑如果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可怜的动物是怎么被饲养长大的，这样的好名声还能够持续多久。下面我要摘录一段法国《健康》杂志主编安德烈·乔瓦尼写的文章。法国人确实要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关注食物的来龙去脉，所以乔瓦尼在了解了工业化生产条件下一只鸡通常所经历的生命历程后，表现出了厌恶和震惊，也是可以理解的：
雷吉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是高傲的法国人常常发出的那种意味深长的声音。“真是可笑，”他说，“我想这大概是英国人的幽默。”
对于食物和这些食物在被端上餐桌前的生活状况的关注，也越来越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习惯。我读过的一则文章说，一场原定在史密森尼博物馆举行的名流聚会，因为鹅肝酱的缘故而不得不取消了，因为有人抗议说那些鸭啊鹅啊，只有在不人道的饲养方式下才会长出肥美的肝，因此吃鹅肝酱是不道德的。这就让我想起了另一种家禽，一种每天被成百上千的人送到胃里去的家禽。没有多少人知道它们是怎么被养大的。它们就是—鸡。
“实际上，这故事可是一个德国朋友告诉我的。他也觉得这故事很有趣。”
可能什么都逃不过如今这种刨根问底的习气，终有那么一天，餐厅也会被迫就范，全盘供认他们到底在盘子里放了些什么。当然，侍者也将被迫扩大词汇量，说出这样的话来吸引客人：上选的牛排，取材于自由放养、不含激素的牛；法国豌豆和青豆，虽经人工基因变种，但生长在上帝创造出的新鲜空气中；烤羊排，来自人工精心克隆的羊；小牛肉，味道如此鲜美是因为含了一点类固醇。所有这些菜肴，都是大厨们在最清洁卫生的环境下，戴着橡胶手套和手术用的口罩烹饪出来的。难怪大家越长越高，越活越长。
他又哼了一声：“跟那些喜欢面团和酸泡菜的人有什么好讨论的？”他身子往座位上一靠，准备开始打盹。即使是他的鼾声，也隐隐包含着一股骄傲的意思。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喜欢他。
我查了字典，字典上说亚硫酸盐是硫黄酸酯的一种，对过敏体质的人可能引发严重的过敏反应。一九八六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宣布禁止使用亚硫酸盐作为水果和蔬菜的防腐剂。但这些亚硫酸盐，居然还如此大胆无礼地在你的霞多丽葡萄酒气泡里打转。这实在让人有些担忧，我觉得有必要探究一下。但得出的结论是：没什么好担心的。对绝大多数喝葡萄酒的人来说，这一点点亚硫酸盐不会构成什么威胁。只有那些患哮喘病的人—而且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会对此产生过敏反应。对其他众多的人来说，每天一到两杯，只会对身体健康有益，而非有害。
[1]弗勒利、朱丽纳和马孔皆为法国勃艮第地区酿酒区地名。
然而，这些饱含信息的说明，有时候并不能够减轻消费者的恐惧和怀疑。就拿葡萄酒来说，虽然大家都知道葡萄酒不适宜怀有身孕且又干着重体力活的女性饮用，但还有一个以前不为众人所知的秘密在现在的形势下已经昭然示众。至少在美国，每一个葡萄酒的标签上都写明了葡萄酒含有亚硫酸盐。
[2]原产地命名控制，欧洲原产地命名保护（AOP）标志的一部分。
每天，我们到底吃了些什么到肚子里？对这个问题，近年来大家越来越有好奇心—我们的食物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由什么组成，对我们有什么好处。食品商人充分认识到了我们对这些信息的渴求，开始用营养成分表、产品质量保证、营养学家推荐和产地品质证书将我们团团包围：任何可以放进肚子里的东西都逃不过，你只要看看那些粘在苹果、梨上的小不干胶和麦片盒背后大段大段的说明就清楚了。
[3]好莱坞著名喜剧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