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热爱普罗旺斯。
它们的香味和它们的美味
换句话说，这歌唱的就是给我们松露吧。很多松露。
大量的松露。
这听起来可够贪婪的，其实倒也不全是。如果圣昂图瓦纳行了神迹，那么市面上就会有许多松露。松露越多，教堂领受的赐福也就越多，因为按传统，募捐所得的松露在礼拜结束后会被拍卖，拍卖所得都将用于慈善或教会事业。
仁慈的圣昂图瓦纳，赐我们以
所有的奉献篮都被汇总做了统计。让人欣慰的是，所有的篮子都满满的，堆满了松露和大面额现钞。既然已经用物质和钱财供奉过上帝，教堂里的人都站了起来，唱诗班唱起了亨德尔的《哈利路亚赞美诗》，将大家送出教堂。教堂外，雨已经停了—“真是神的眷顾啊。”我身旁一个虔诚的老教徒抬头看了看天空说—这样拍卖会就可以像预先安排的那样在市政厅外举行了。
为了鼓励与会信徒们的施舍，合唱团演唱了一首献给圣昂图瓦纳的赞美诗。听了这首赞美诗，他一定能准确无误地知道大家寄予他的希望。
会场的中心是广场中央的一个桌子，随着人越聚越多，拍卖师站到了桌子上。他是黑松露爱好者协会的一员，如果当天有美髯大奖赛的话，他肯定能捧得大奖而归。他的胡子绝对是一件富丽堂皇的装饰品：须髯茂盛，傲视地心引力般优雅地向上翘起，并向两旁伸展，如同翅膀，其阔度几乎可以和他的会员帽相媲美—绝对是胡须中具有艺术鉴赏价值的一件精品。
布道开始了。佩里格莱兹选择用当地方言，“我们的母语”，也就是普罗旺斯语来传道，对我无知的耳朵来说，几乎什么都听不懂。据说这方言里夹杂着拉丁语和希腊语成分，但总的听起来更像是法语的夸张版，言语间充满了奇妙的、卷着舌头发音的单词。所以除了阿门，整个布道中我能明白猜出含义的词就一个。不用说，自然是松露了。随着奉献篮在一排排座椅间传递，这个词在教堂上空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篮子传到我邻座的男人时，他双手捧起篮子，好像捧着圣餐杯似的，低下头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打开一个锡纸包，把带来的松露扔了进去。
人们都在谈论刚才的礼拜到底得了多少奉献。听起来不是什么好消息。今年的买家得多掏钱了，因为从所得的奉献中，可以看出这一年的收成颇让人失望。今年仅仅收到了三公斤（不足七磅）松露，去年则有七公斤（超过十五磅），因此价格肯定会涨。但按黑松露爱好者协会八十多岁的埃斯科费尔老先生的说法，任何花在松露上的钱都是值得的。“松露这样东西，”他说，“能让女人更仁慈，男人更英勇。”为了仁慈的女人和英勇的男人当然值得多花费一些了。
祈祷声和唱诗的声音响了起来，几千年来，这些声音从来就没有变过。现代世界一下子变得如此之遥远，遥远—只是得把眼睛闭上。睁开眼，毫无疑问，还是在二十一世纪。尽管电视摄制组尽了最大的努力不妨碍公众，但他们还是无处不在。另一现代化的手笔来自唱诗班的男孩。他们梳洗得干干净净，满头金发，绝对像天使般可爱。只是他们穿着漂亮时尚的运动鞋，鞋子从白袍底下探出头来，橡胶鞋底擦着地板，发出不和谐的声响。
拍卖师用手背从两侧捋了捋胡子，便开始了工作。他带着苏富比老拍卖师般的沉着，用他的开场白让听众为这个昂贵的上午做好心理准备。“这个夏季该下雨的时候没有下雨，”他说，“所以今年收获的松露很少。特别少。现在，就像你们知道的那样，稀少的东西总是昂贵的。但是，”他摊开手掌，掌心朝天，向观众耸了耸肩，“你们干吗不节省酒的开支呢。”
主持牧师佩里格莱兹的出现带来了些许安静。他让我觉得每个神职人员都该长得像他那样—一头光环似的银发，脸长得像成熟了的小天使，表情愉快而祥和。他带着甜美的微笑欢迎我们的到来，礼拜就这样开始了。
他举起第一只松露让所有的人看，前排的一个人喊出了九百法郎的报价。拍卖师瞪眼瞧着那个竞价的人，脸上的表情有些疑惑，有些鄙夷。“简直不能相信我刚刚听到的。只有可怜的区区九百法郎？这可是个大个头，重二百二十克。而且毫无瑕疵，马上可以用来煎蛋饼。一点泥也不带。”他高高在上，从桌子上俯视着下面一张张脸，满怀希望地举起一只手拢在耳旁。有人加价到一千法郎。还不够。他使出了秘密武器，这个销售策略一定能让苏富比羡慕不已：上帝和拍卖师同在。“想要得救赎吗，你们这群罪人？来吧！加价吧！”念及能得到上帝的宽恕，竞标的人们一路加价，把价格一直抬到了一千五百法郎（两百美元），小槌子终于敲了下来。
礼拜仪式开始前通常会有片刻安静，但这儿却不一样。有些参加礼拜的人可能已经压低了声音，但更多的人却毫无顾忌—他们招呼朋友，评论鲜花，赞叹松露的个头，感慨拥挤的程度。这时候，教堂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人群溢到了教堂外面。来自新闻界的摄影记者和电视台的摄像师们你推我搡，寻找最佳拍摄角度，尽管人声鼎沸，也还可以听到照相机快门的咔嚓声和闪光灯跳出来的声音。
拍卖师继续喋喋不休，其中不断提及全能的上帝，并佐以各种烹饪秘方，直到拍卖完最后一只松露。加上先前的现金捐款，这个早晨所得的全部善款金额为二万四千七百法郎。数字宣布之后，赢得了公众的一片掌声。但仍处于销售狂热中的拍卖师意犹未尽。他瞥见了一旁的奉献篮，想象力得到了激发：“这也是个值钱的东西，”他说，“这篮子是受了上帝赐福的！”绝对没错，这篮子最后卖了一千法郎。人群中传扬着二万五千法郎（三千六百美元）这个神奇的数字。不管怎样，我们大家都挣了一顿午饭吃。
教堂温暖而明亮，显然保养得很好—淡色的石拱门光滑且没有任何涂鸦，木制品都上了油，圣坛四周摆放着鲜花。合唱团里的人或是翻看赞美诗的谱子，发出沙沙的声音；或是小心翼翼地清着嗓子。一阵风吹来，飘过一缕独特的味道：不是焚香，不是花香，总之和圣洁无关。那是一种世俗的香味，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就是为了这个味道。在铺着蕾丝花边的布道台上，一字排开地放着六个松露，像是六个得了关节炎的黑拳头。那是我见过的个头最大的松露，每个看上去都至少有四分之一磅的分量。它们被刷洗得干干净净，不带一丝尘土。这是一个饕餮之徒看了会打心底里喜欢的景象。
没有什么比寒冷的天气和善举这两样事情加起来更能刺激一个人的食欲了。里什朗什乡村礼堂菜单上最吸引人的一道菜是松露煎蛋饼，这是在法国永远都不会失去诱惑力的一样东西。我极少看见一大群人能行动如此迅速且目标一致，等我匆匆写下一点笔记再抬起头时，那地方几乎就只剩我一个人了。
来之前人们告诉我参加礼拜的人都得带上一块松露，我摸了摸那块包在锡纸中藏在口袋里的宝贝疙瘩，以确保它的安全。突然间传来了铁块相互摩擦的声音，然后是沉闷的撞钟声，一群被钟声震聋了耳朵、受到惊吓的鸽子哗啦啦地从塔楼里冲了出来。人群像个巨兽，推着我往教堂的台阶上走。再接着，门开了。人们互相推搡着，尽可能地维持着礼貌，去争抢靠近圣坛的好位置。人群如潮水般涌进了教堂。法国人从来就没有学会过盎格鲁－撒克逊人规规矩矩排队的习惯，他们认为这习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起来太不方便了。
礼堂里的人们愉快而吵闹，每个人都在桌边走来走去，查看桌上写着名字的纸片，寻找预定好的位子。我找到了我的，在寒暄声中和附近每一只能够得到的手握了一遍。他们都是些当地人，心情很好，嘴巴很干。
大概所有的人都是这么想的。教堂的门还没开，但台阶前的一小片空地上已经挤满了人，有些可是有备而来的：这些人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纪的访客。其实他们是黑松露爱好者协会的老会员，都披挂着全副盛装：黑色大袍垂到小腿处，脖子上挂着黄黑相间的缎带，缎带上别着奖章，头上还戴着阔檐黑帽。我看到人群边缘有两个人，各自从袍子里取出藏着的松露，相互比较着。他们双手拢起，半遮半掩，好像要防范那些好奇的眼睛偷看，而且歪着头窃窃私语，帽檐都快要碰在一起了。他们不会是交换国家机密的特工吧？！
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作为一个外国人很划算。人人向你敬酒。还不单单是酒，他们还给你各式各样的忠告，无论你想不想听，因为他们认定你受教育的程度不够，许多事情只有法国人才能完全理解，所以你需要一点帮助。
白杨（秋）莫奈：1891年
就拿松露，也就是别称为神圣的块菌的这样东西来打个比方。英国人根本不懂享受这珍馐美味，我这个从英国来的人怎么可能懂得松露是不能人工栽培的呢？它想长哪儿便长哪儿，任何人工培植都拿它没有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每年的产量和价钱会相差如此之大。我的老师隔着桌子摇头晃脑，好像他自己参与制定了这条大自然规律一般。
离开咖啡馆，我发现街上热闹多了，其中的许多人明显不是本地人。一个电视摄制组正在卸设备。他们都是些留着时髦的寸头、蓄着胡子的年轻人。他们一边干活，一边还得躲闪那些外地牌照的、四处寻找泊车位的车辆。无所适从地在人行道上徘徊的男男女女都穿着做工精良、巴黎样式的风衣。光洁、粉红的肤色说明他们常年待在室内。该去教堂了，否则所有的长椅都会被占据。
我问他对当时新闻里常常出现的转基因食品有何看法时，他立马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就如同我侮辱了他的祖母，或者更糟，谩骂了他喜欢的足球队。他指出，和大自然耍花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这只不过是个为了让农民每年都得买新的种子、阻碍自然再生的阴谋伎俩。一个丑闻，制造丑闻的是那些穿着白大褂、从来不把他们的手弄脏的农业强盗。如果不是停下来喝酒的话，他看起来可以这样骂上好几个小时呢。
来了更多的客人，都是男人，而且是相互叫得出对方名字的常客，喧哗的程度又上了一个台阶。那个早晨，在足以传到村庄另一头的吵闹声中，他们诅咒着恶劣的天气。没办法，来上一小杯红酒可能会感觉好些，于是耸耸肩，仰头就是一杯。他们相互安慰着，至少今天可以待在室内，教堂里应该是暖和的。游客零零星星地走进咖啡馆。所有游客的头都随着说话的声音，转向一边，然后另一边，好像是观看网球比赛的观众。
煎蛋饼到来的时候，他终于彻底安静了下来。这是一份冒着热气、散发着芳香、撒上了许多黑松露碎片的煎蛋饼。蛋的颜色是鲜亮的明黄色，这种黄只有农场里自由放养的鸡下的蛋才会有，而且厨师精确掌握了烹饪时间，使蛋微微流着黄，恰如其分地介于软和硬之间。用技术术语来说，这就是流黄（baveuse这个法语词的发音听起来可比直白的翻译诱人多了），这种状态和质感的鸡蛋是我多年来久觅而未得的。
咖啡馆里有一种独特的味道，但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味道中混合着浓咖啡和黑烟草的气味，偶尔还夹杂着一丝刺鼻的漂白粉味。这是法国咖啡馆特有的味道，我恰巧挺喜欢的，这味道总让我想起在咖啡馆里度过的那些快乐时光，让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一只飞到咖啡馆墙上的外国苍蝇。咖啡馆里的声响—杯子的碰撞声，椅子被拖来拖去的声音，清晨时分粗哑的咳嗽声—此起彼伏，在墙壁间回响。又来了一个客人，弄出更大的声响来。他大声地向咖啡馆里的人打着招呼：“早上好！”他的大嗓门和大块头倒是挺匹配的，而且他非常友好，从一个孤独的异乡人—也就是我—身边走过的时候，还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他的手握上去就像冰镇过的砂纸。他站在吧台边，从杯子里啜着咖啡，小手指优雅地翘起。付账的时候，他把零钱算好了，从一个比火柴盒大不了多少的破皮夹里一个硬币一个硬币地往外掏。世界上其他国家会有这样五大三粗但使用如此小巧的钱包的男性吗？
我做的煎蛋饼，无论我的脑袋如何热切地在它们上空盘旋，它们最多也就比炒鸡蛋稍微强些。它们甚至不能移动，在从锅到盘子这样短暂的行程中也会破裂开来。我从来就做不出那种丰润、柔软、金黄，可以从平底锅里干干净净地滑出来的煎蛋。我问我的邻座有什么秘诀。怎样才能做出完美的煎蛋？
清晨，置身于法国乡间咖啡馆。样式实用的桌椅被细心摆放得井井有条，锡制的烟灰缸放在每张桌子中央，椅子齐整地收拢在桌子底下。当天的本地报纸—在这家咖啡店里就是《普罗旺斯日报》—放在门后的一个架子上，叠得整整齐齐，显然还没有人翻看过。地上的瓷砖前一天晚上已经用掺了亚麻子油的水拖过，一尘不染，吧台前的地板上还没有出现每天营业结束时必定会出现的一个个被踩得扁扁的、包方糖的纸和烟头。（这很正常。由于某些难以解释的法式原因，咖啡馆里的烟灰缸总是数量有限，吸烟的人可以把烟蒂扔在地板上，用脚踩灭。）货架上是亮晶晶的酒瓶，任何一种你可以想到的烈酒都能在上面找到，其中还夹杂着一两种本地出产的、不太常见的品种。无论怎样，必定会有几种不同品牌的法国茴香酒可供选择，法国人就好这一口。在法国，茴香酒每天的消耗量是两千万瓶。
接下来的争论几乎贯穿了整顿午饭，我其实早就知道结果会这样。在法国，任何与食品有关的问题从来就不会有唯一的、简单的答案。就连怎样煮鸡蛋这样的问题，也会有一打以上不同的答案，因为法国人在餐桌旁坐下以后，最享受的事情就莫过于争论和食品有关的问题了。我相信部分的原因是这给了他们一个利用餐具来手舞足蹈的机会。挥舞一把餐刀可比摇晃一下食指更让人感到满足；砰的一声放下一只酒杯（希望它是只空杯子），就好像给讲话加了一个惊叹号；要向对面坐着的傻瓜说明一个复杂的理论，桌上的胡椒瓶、芥末罐、橄榄油碟子和面包屑都能用来帮忙。今天的傻瓜当然就是我。
这是一个特殊的礼拜天，不同寻常的事情将要发生，对此我颇为肯定，但里什朗什并没有急着醒来迎接这一天的意思。我是咖啡馆里的第一个客人，踏进门的时候，煮咖啡的机器刚开始演奏，嘶嘶的水汽声和噼啪声构成了一幕交响乐序曲。吧台后的老板娘正掸着一块桌布，但上面好像并没有什么灰尘。
离我最近的那个邻座拿起他的边盘，然后把叉子的一端放在盘子边缘，这样就成了一个平底锅。他挥舞着他的临时发明，“说到煎蛋，最关键的是使用正确的平底锅。必须用生铁做的锅。”
低矮的拱门后是幽暗的巷道，散发着历史的气息。房子小小的，保存良好，一幢挨着一幢，亲密得很。一个大嗓门的邻居就足以把整个村庄都闹醒。最开阔的地方就是教堂前的那片空地，我试着上前敲了敲厚重的、钉着铁钉的门。门锁着。在那样一个明媚的星期六早晨，村民们将虔敬的宗教热情都换了方向，改投到了松露集市中塑料袋里装着的东西上。
“不，不，不，”坐在他边上的一位女士反驳道，“用锡镶边的铜锅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要比你说的生铁锅好；它比较轻，而且铜底能够更好地散热。所以，亲爱的先生，”她停顿了一下，举起一只手指着他的胸口，“这样你的煎蛋受热就更均匀。就是这样的。”她点点头，环顾餐桌边坐着的人，显然感到她的话语给了那些被误导的生铁锅支持者致命的一击。
我曾去集市后面村子原来的中心逛过。里什朗什是十二世纪形成的，最初是个要塞，由圣殿武士团修建而成。他们遵循了经典的军事建筑原理，将要塞建成长方形的格局，石头墙足有一间小房子那样厚，每个角上都有圆形望塔。那么多世纪来坚不可摧的城堡现在却遭到了小巧的标致和雪铁龙的入侵，原本刚好容下一匹高头大马的地方，现在停满了车辆。
我已经明白我错在什么地方了。我的煎蛋锅是用一种新发明的不粘底的铝合金材料制成的。锅是我在美国买的，因为无法拒绝那个推销员。“这可是使用了太空技术的产品。”那个推销员是这样对我说的，“如果这家伙让你的鸡蛋粘锅了，回来找我，我把钱全退给你。一分不少。”确实如此，这锅从不粘底。但也绝做不出好的煎蛋。即便如此，我还是决定问问这儿的专家。“我的平底锅是铝做的，”我说，“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村中的主要道路—拉巴斯大道—的名字里就散发着让这个村庄痴迷了一整个冬天的气息。从十一月到次年三月，每个星期六的早上，这条街道都会变成松露集市。我曾在有集市的日子去过一次，沿街慢慢地逛，路边的小贩都各自提着布兜或塑料袋，里面揣着笔不大不小的财富。我感到自己好像是第一次参加一个古老的宗教仪式，尽力模仿那些看起来已经完美地掌握了购买技巧的买家。我学着他们的样子，弯下腰去闻袋子里松露的味道，那是一种成熟得几近腐烂的气息。我赞扬它们的香气、个头、颜色，并称赞这些奇形怪状的黑疙瘩长得美丽。像其他人那样，我小心翼翼地在适当的时候对每公斤的价格惊恐地皱起眉头。这一信息是通过嘴角发出的嘀咕声传递出来的。Eh beh oui—你想怎么样？这么好的松露，就像兜里这些，可是难得一见，打着灯笼也难找！
铁锅先生和铜底夫人立即忘了他们相左的意见，联合起来嘲笑我。他们摇着头，咂着嘴，带着怜悯的微笑。“不。绝对不行。”午餐继续着，煎蛋的课程也远没有结束：一个新的平底锅必须用油烧热两到三次。放入鸡蛋以前，锅必须加热到水一滴进去就马上会蒸发的地步。锅用完后绝对不能用水洗，用纸抹布擦擦就可以了。对于这些基本要素，大家达成了基本一致的意见。
挡风玻璃后出现了一个个悄无人声的村庄：舒兹拉鲁斯，这村子里有一座十四世纪的城堡，里面铺天盖地地储存着各式各样的葡萄酒；接着是拉巴马，家家关着门，房屋滴着水，毫无声息；随着最后一阵霏霏的雨幕过去，天色转晴之时，里什朗什到了。
当课程进入到真正的烹饪步骤时，刀子开始挥舞，酒杯开始碰撞，头也开始摇晃起来，意见分歧产生了。有人坚持说在把生鸡蛋倒入锅中之前，必须加一滴上好的马特拉葡萄酒，否则煎蛋就算不得好的煎蛋。胡说八道，一个纯粹主义者说—不需要马特拉葡萄酒，只要盐、胡椒和一勺核桃般大的黄油。啊，别忘了，加到鸡蛋里的黄油应该是差不多融化了的那种。另外，锅里应该另有一勺已经加热到金黄程度的黄油。一定注意，绝对不能让油冒烟，否则，煎出来的蛋就会有烧焦的味道。并且，一定要用木制的勺子来煎蛋。
卡普辛大道莫奈：1873年至1874年
“胡说！”同桌的一位女士叫了起来，“应该用叉子，因为用叉子折蛋方便得多。”
拂晓的曙光有气无力地想要穿透黑暗，但直到我在博莱讷离开高速公路，向东驶上通往里什朗什的一条小路时，还是无法看到一丝黎明的光亮。此时，就算是一个绝顶乐观的人，也不会得出其他的结论。这是一个葡萄酒之乡，随着天色由暗转灰，我看出窗外黑压压的、修剪过的葡萄藤弯曲缠绕着，在低低的山坡上绵延数里。这静止的景色中，没有任何移动的东西。两只孤独的喜鹊，羽毛蓬乱地挤在一处，就像是两个满身泥污的老头在路旁等候公共汽车。而通常，它们是鸟类中最衣冠楚楚的。
“对不起，夫人！我用木勺子做煎蛋有二十五年了。”
我听说如果想要在进行松露礼拜的教堂找到一个容身之处，就必须早早赶到，所以早上七点我便离开了家中温暖的厨房，缩手缩脚地踏进了一月寒冷的毛毛雨中。天还没有亮，看来这天太阳将不能照耀在普罗旺斯的大地上—按当地人的说法，一年中只有五十二天这样的日子。
“什么？我用叉子有三十年了。”
我确实准备去教堂，但我不能假装说这完全是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也不是出于社交需要。促成我去教堂的原因其实和吃有关。在法里古乐的眼里，这无疑将是我可悲可叹的性格中又一处无可救药的地方；这将进一步证明我卑鄙、贪吃，并且一无所长。我不想让他得到满足，让他知道我准备去里什朗什参加一年一度的“松露礼拜”。里什朗什是奥朗日东北的一个小村庄。这个神圣的礼拜将赞美献给松露守护圣徒，圣昂图瓦纳。正是由于他的看护，松露才得以如此神秘又芳香，而且价格昂贵得能令人背过气去。此外，虔诚的人是如此的受神的赐福，礼拜之后还有午餐供应。那是一顿有松露的午餐。
看来这位女士赢了，我这样想。错了。在消化接下来的三道菜—炖肉、奶酪和甜点的过程中，不同的人各执己见。每个人都认为那是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后赠予我的礼物。我在一张撕下来的纸餐巾一角涂写了一连串教导，现在已经不可辨认，我完全糊涂了。从乡村礼堂浑浊的空气中走到午后清冽的户外，我脑子里唯一清楚的一点是，我一直用错了锅。使用太空技术制成的锅和铜底锅是无法相匹敌的。
“真的。早弥撒。我想我肯定会在那儿碰到你的。”趁他还没有来得及继续问那些让人尴尬的问题，我便一转身开溜了。
睡莲池莫奈：1899年
“你？”法里古乐的眉毛好像要从他的脑袋上蹦出来了。
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我曾有过的一些宗教经历，最初是每天在学校礼拜堂受的那些教育（星期天这样的教育会增加到两次，那个额外的、咆哮着传递出来的布道是用来警告男孩们远离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相当微妙的罪恶的）。之后的那些年里又穿插着诸如婚礼、受洗和葬礼之类的活动，或喜或悲。但我从没有走进过一家这样的教堂，挤得只能站着，喜悦之情洋溢在教堂的每一寸空气里。我忍不住想，如果每一次礼拜后都有一顿丰盛的午餐供应，法国教堂百分之十的出席率一定可以大大改善。
尽管穿着高跟皮鞋，但以他的身高，他才是真正有被称作侏儒的危险的人，但我还是克制住了自己反驳的欲望。“我恰好这个星期天准备去教堂。”我说。
几天以后碰到法里古乐先生的时候，他对我的里什朗什之行做了最终的评价。他显然对我的宗教信仰很是好奇，下定决心要知道我到底去了哪一家教堂，以及为什么我会在和他进行了他所谓的“奇妙的对话”后选择去了那家教堂。
“唉！”他用最为严厉的眼神看着我，举起双手以防我说出更多的异端邪说来，“我为什么要在一个有学问的侏儒身上浪费时间呢？”
“哎，其实也不完全是我的选择。只不过机缘凑巧，正好到了该去这家教堂的时间。”我说。
“这个，”我说，“从一方面来说，这儿的食物比较好……”
“啊哈！就是说你感到了上帝的召唤！超自然的力量！太棒了。”
我的回答让法里古乐抓住了一个话柄。“那么？”他昂起脑袋，鼓励般地点了点头，就像是一个耐心的教授在循循善诱一个愚笨透顶的学生。“你对此有何解释呢？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肯定是这样的。”
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恰巧同意他的意见。无需特别的观察力，你也可以看出，法国的餐厅一向要比教堂有人气，所以我说：“没错。”
法里古乐虽然这么说了，可他还是疑惑地看着我。我估摸着他肯定在想，是不是先前错看了我。
他站了起来，挺直了他那刚过一米五的身体，瞪眼瞧着我，显然是期待我的反驳。他从来没有忘记我们对英国橄榄球队的战略战术曾有过小分歧—法里古乐指责他们在混战中撕咬对方的耳朵，并且，他认为我是一个混到法国的流亡者，也就是说，一个潜在的捣乱者。这是所有与他持不同观点的人共有的品性。伟大的法里古乐自我坦白说，他向来就是正确的。
“太棒了。”他重复了一遍。
“实际情况是。”退了休的小学校长法里古乐先生就这样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他经常坐在乡间酒吧一个固定的位子上，就世风日下发表定期演讲。“法国人的宗教就是吃。当然还要算上喝。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他用指甲敲了敲空酒杯，意思是如果有人要劝他再满上一杯的话，他是可以考虑的。“法国人崇拜肚子，主教在我们这儿其实是主厨。我们更喜欢坐下来咀嚼，而不是跪下来祈祷。这样评价同胞，我心里也不好受，但我们不能用爱国的情绪来掩盖事实真相。”
我其实可以就此打住，这样我的名声就可以添上一道急需补充的光环。但我没有坚持住。法里古乐的提问越来越执着，最终，我很不情愿地坦白了一切。
在二十一世纪的法国，人们很难感觉到特别强烈的宗教气氛，虽然官方的邮政日历上标着上百个圣徒纪念日。这些圣徒守护神看护着各种东西，从村庄到蔬菜，从农民到木匠（我花力气去寻找作家的守护神，却枉费了一番心机）。比如说日光圣徒通常藏在报纸天气预告栏下，你可以看到一个吹小号的天使，下面还写着他的名字。这个国家也不缺少宏伟的大教堂、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到处都有年代各异、规模不同的教堂。还有躲在高高的石墙后面、位于威严堂皇的世袭领地里的私家礼拜堂，静悄悄地消磨掉了几个世纪。随处可见做礼拜的场所。但绝大多数地方，绝大多数时间，是空荡荡的。只有一小部分法国居民—最近的一次估算是百分之十—经常性地上教堂。
可能这样很失败，但法里古乐从中得到的满足使这个失败变得完全值得。他高兴坏了，立刻神气活现起来，就像政客到了电视镜头前，自信过了头。这证明了他一直就是对的。带着一个人在最糟糕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之后那种既满足又愤恨的情绪，他点点头，为我做了盖棺定论性的评价：“原来如此。为了口腹之欲。我应该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