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时分，音乐慢了下来。乐队奏了一曲《给我一点温柔》。一对对跳舞的人就像是被胶水粘在了一起，空气潮潮的，人们很开心但又累得要死。明天，他们还要跑二十六英里的路。
乐队休息完毕重新登台，接下来一支乐曲说是献给史蒂夫·旺德的。一支跳康茄舞的队伍出现了，沿着桌子扭动着，绕过树木，穿过舞台。一个戴着顶牛仔帽、穿着印有枫叶图案的T恤的女子在我们桌子前气喘吁吁地停下来。“喔，多伦多可没有这样的活动！”她说。我在想，如果古堡原来的主人看到了这一幕，不知会作何感想。
离开了帐篷，我们绕着古堡转了一圈。沙砾在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高高的石头墙在灯光的照耀下泛着光芒，黑色的塔楼在夜空里留下一个个剪影，远处葡萄园的尽头，吉伦特河岸闪烁着星星点点的灯光，抬头是一片广袤的星空。空气清冽，带着一丝凉意。这一切，让人感觉活着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对波尔多葡萄酒的需求继续超过对水的需求。每次葡萄酒送到桌子上的时候，都是六瓶六瓶地端上来：一九九四年的碧高男爵、一九九二年的碧尚女爵。我们桌上那个戴着红色贝雷帽的男子趁乐队休息的间歇站了起来，唱起了传统的巴斯克民歌。这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帐篷里其他桌子边的人们纷纷站起来开始唱歌，德语歌曲、法国歌谣、荷兰合唱，还有一两个完全说不出名堂的音乐，全混淆在了一起。酒精和碳水化合物开始起作用了。
第二天六点刚过，我们就被隆隆的引擎声吵醒了。向窗外望去，天空仍是漆黑一片，但点点的灯光正沿着大路慢慢移动，那是数百辆车子，一辆连着一辆，正往比赛的起点波亚克进发。离比赛开始还有三个小时。妻子把自己关在奢华的浴室里—那是一间大得能开派对、有台阶的浴室，我则在房间外面破译自己昨晚做的笔记。和往常一样，这些笔记皱巴巴的，沾上了酒渍，难以辨认。我发觉自己在开心的时候，很难写出清晰可辨的笔记来，可能是因为我该握着笔的手总是拿着酒杯的缘故吧。这样的情形造成的后果是一连串胡乱的涂鸦，不得不在第二天早上清醒以后重新一一辨认。所以对我来说，要想清楚地记得圣诞夜发生了些什么，除非脑袋里安装了过目不忘的记忆装置。
乐队开始演奏艾莉莎·富兰克林的经典曲目。台上有个女子四人组合，她们甩掉帽子，晃着长发扭着屁股，双手每击一下就向前伸出并摇摆起来，还跟着主唱手唱出许多呜啊哈啊的伴音来。艾莉莎会为她们感到骄傲的。一个双手托着大盆意大利面条的女服务生，好像完全被音乐节奏给征服了，一路摇啊晃地走过来。选手们都站了起来开始跳舞，草坪完全陷入了无政府主义—跳啊，扭啊，蹦啊，狐步舞、慢步舞、快步舞，应有尽有。帐篷在摇晃，大树在发抖。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一项体育赛事的准备活动能这样有趣。
我们走到楼下餐厅的时候，古堡里的其他客人已经开始吃早餐了。这其中包括三个参加当日比赛的选手。他们穿着短裤，情绪有些压抑，好像知道在即将到来的这个上午，他们会把自己折腾个半死。其中的两个是跑马拉松的老手了，他们谈论着过去的经验和这次想要取得的成绩。第三个是在法国海军服役的高级军官。他告诉我们这将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跑马拉松。他说自己一定是见了鬼，稀里糊涂地报了名。但此时的天气倒是一点也没有见鬼的迹象—云高风轻，没有太阳。但这样的情形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就转为了艳阳高照，这对选手们来说实在是不幸。
音乐声使我们几乎无法交谈。我们便默默想着计划中明天早上要乘坐直升机的事。坐在飞机上，我们能把八千个参加赛跑的选手尽收眼底。这又提醒了我，现在和我们坐在一起的，还不到全部选手的十分之一。组织这样规模巨大的活动，背后有多少工作要做啊。我哑口无言，一半是因为钦佩，一半是因为嘴里塞满了通心粉。
到了八点，路上的车辆仍是一辆接着一辆，没有一点间隙可言，过去的两个小时里一直就是这样。但看起来如果你的车是从古堡里开出来的话，就会享受到一点传统的特权—庄园主的特权，车流顺从地从中间分开，给我们让出一条道（在法国，这可是太不寻常），让我们的车能够插到车流中去。就这样，我们向着波亚克进发了。路两旁都是葡萄园，一个个古堡在我们边上一晃而过，枫柏酒店、古庭拜世城堡、靓次伯庄园、宝丽嘉酒店，总之，这一区域一定让房产中介最为垂涎。
此时，台上的节目主持人已经优雅地把手上的麦克风换成了一杯葡萄酒，舞台完全留给了乐队。他们非常酷，戴着黑色眼镜和黑色呢帽。第一道菜上来的时候，他们就用音乐把我们带回了六十年代，而且差不多一整个晚上就在那个年代徘徊。第一支慢曲《坐在海湾边的码头上》在帐篷上方响起来的时候，我们的邻桌们又是吹口哨又是鼓掌又是高声尖叫。这些长跑运动员显然更喜欢酒，而不是水。一个戴着红色巴斯克贝雷帽的人举着酒杯站了起来，高声为乐队欢呼。帐篷好像要被掀翻了。
我们到达波亚克的时候，一切看起来都好像是费里尼电影的服装小组在努力工作。小镇上挤满了各种怪人—戴着假发，套着芭蕾舞裙，披着牧师袍子，穿着罪犯制服，挂着红鼻子、蓝面孔之类身体仿制器官的男男女女。中间只夹杂着一两个穿跑步短裤和背心的人。
就像我们预料的那样，这顿晚餐富含碳水化合物。主菜是波尔多沙司烩龙虾，前菜是通心粉火腿色拉。主菜之后是面条和海鲜，然后是梅多克酒煨通心粉—更多的通心粉，然后是放足了葡萄酒的炖牛肉。餐桌上的面包堆得像小山一样高，还有四种不同的葡萄酒可供选择—两种白的，两种红的。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运动员水泥搅拌机那样坚强的新陈代谢系统，我不敢相信有谁能在吃完了这样一顿晚饭之后，第二天起来还能正常走路，更不用说跑步了。
我们爬到观众席的最高处，看着起跑线。在我们下面，奇形怪状的人将道路挤得水泄不通，把跑道弄得像个万花筒似的令人眩晕。一个扮成草莓的男子单腿立着，一边压腿，一边和他的朋友说话；一个有着橄榄球运动员般体魄的男子，把自己塞进了一套护士制服里。一个节目主持人正在街上采访参赛者—“在所有用两条腿的运动中，这可是最有趣的！”—他还不时地提醒选手在出发前要告诉比赛的组织者他们是喜欢红葡萄酒还是白葡萄酒。
这个帐篷大得几乎把古堡后面的整片草地都覆盖起来，而且相当高，能进一棵足有六米高的树。帐篷里充满了活力—那是六百个受过专业训练、体格强健的运动员，完全放松下来，准备好好享受一番。台上乐队的首席吉他手，不知是出于体育上的还是音乐上的原因，将吉他举过头顶开始演奏，人群中又爆发出一阵欢呼。我们开始研究菜单。
往后看是一片平静而美丽的景色。至少有十来个跑步的人，背对着道路，在河岸边一字排开，朝河里撒尿。其实比赛的组织者安排了许多干净的厕所，可他们懒得用，也不介意背后来往的人群，情愿在露天干这事。管他什么马拉松不马拉松的，一个真正的法国人总是能找到机会来享受乡间尿尿的乐趣。
“各位，各位，请保持安静！”节目主持人举起双手说，想让喧闹纷乱的人群安静下来，“我必须请求各位，请不要站到桌子上去，要站的话也至少等到晚宴结束以后。”哎，我以前还总以为长跑运动员都是安安静静、举止文雅的那一类人呢。
九点半，选手们出发了。跑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两个看起来非常严肃的年轻小伙子，他们像两条小猎犬般从起跑线冲了出去，紧随其后的是一个穿着黑色长袜、戴着黑色假发、套着白色长耳朵，把自己假扮成一只花花公子兔的选手。这三个人消失在前方以后，八千多名选手就你推我撞地跑过来了，他们挥着手，唱着歌，向着看台上的朋友们大呼小叫。有一两个人可能是真的想跑，但大堆的人群将整条街道完全堵塞住了，根本不可能跑。观众席上的位置能让我们鸟瞰人流涌动的全景。我们注意到队伍中有许多男人把自己假扮成女人，而我们通常是不会把这样的易装癖和运动员联系在一起的。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小地方生活，没有见过世面。男性选手的另一个喜好是婴儿服装，从围兜到尿片。而绝大多数女人还是把自己装扮成女性：公主、挤奶的妇女、修女、女海盗。人类学家可以在这儿做一下实地研究。
我们走进了声浪里，派对好像已经开了好几个小时，其实这些跑步的人都还没有坐下来开始吃。台上的节目主持人没办法让观众保持安静，只能在嗡嗡声中介绍着来自法国各地及世界各地的参赛者：阿根廷、巴西、波兰、墨西哥、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丹麦。还有一对来自苏格兰的夫妇和一个勇敢的以色列人。每介绍完一个人，人群都会致以震耳欲聋的掌声。
十分钟里，我们大开眼界。最后一个跑过去的选手穿得极其古怪，他把自己装扮成女的，胸前顶着两个圆锥体做胸脯，直指林什－巴日古堡的方向。站在我们边上同我们一起观看比赛的那些人，穿着竞赛服和跑步鞋，从外表看俨然是专家的样子。他们点燃了香烟，猜测着这一届冠军的成绩。全法的长跑冠军也参加了这次比赛，实际上，他就是一开始和那个花花公子兔并驾齐驱的选手。那些很有把握的人推断他会用两个半小时跑完全程，穿过终点线。让人怀疑的是，他会不会在任何一个食物补给站停下来，但至少他可以拿到冠军的奖品—不是奖章，不是奖杯，也不是盾牌，而是非常实用的东西：相当于他身体重量的葡萄酒。
“好，让我们一起去吃吧。”西尔维亚说。
那些对体育没有太大兴趣的观众开始慢慢散去，他们会在小镇的酒吧和咖啡馆里放松放松，度过上午剩余的时间，直到那些冲在前面的选手跑回来。我们则把自己塞进了一辆车，向着我们的第一站—蓬泰－卡内古堡进发。
楼底下的花园里传来了很大的动静，那是一大群躁动不安的人发出的嗡嗡声。这些跑步的人要吃晚饭了。我看到窗外，古堡后搭出了一个巨大的帐篷，人们排成一条长队。
波亚克是葡萄酒之乡的起点，在这儿，把珍贵的土地用在宽阔的道路上显然太浪费了。这些道路只能称得上是小径，它们狭窄而没有标记，葡萄藤一直蔓延到柏油碎石铺成的路面边缘，将整条路包围住。我们好像是在一条绿色的管道里行驶—所有的管道都完全一样，无论是高度，还是质地。偶尔才会出现一些能够用来辨认方向的物体：一个巨大的、从葡萄藤的海洋里升起来的石质十字架，远方的一个塔楼，一块界石。除此以外，我们的视野之内完全就是绿色，平坦的绿色，一直延伸到天际。大概只有在此地出生的人才能搞清楚方向。
胃的需求自然也将得到很好的满足。沿途设有二十二个帐篷提供各种高能量的点心（还有三万五千升的维泰勒矿泉水），饥饿的跑步者可以品尝到一万五千只牡蛎、四百公斤牛排、一百六十公斤奶酪。自然，还有合适的葡萄酒。这几乎让我也跃跃欲试，想要加入到跑步的队伍中去。
可以用来形容蓬泰－卡内古堡的只有宏伟一词，从十八世纪至今，一直就是这样。蜿蜒的沙砾车道整洁无瑕，花园里的树木修剪得整整齐齐。离院子越来越近的时候，传来了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竟然还有嘹亮的风笛声。我觉得这实在是古怪至极的一件事。吹风笛的人戴着一顶红色的贝雷帽，和其他乐器演奏者一起站在一个用装葡萄酒的木箱搭起来的临时舞台上。从他戴的贝雷帽来看，我想他应该是个巴斯克人，而他的乐器是苏格兰人的。实际上，他就是土生土长的波亚克人。
这个马拉松赛事是十六年前开始的。五个发起人中三个是医生。由于他们的影响力，这个比赛得到了来自医学界的大力支持：三百个志愿者中有心脏专科医生、见习医生、护士，什么都有；十五个联络帐篷；从心脏测试到内翻的小趾甲，从呼吸失衡到心脏杂音，能够想象得到的疾病都有办法对付，不用慌张。
舞台前是一个葡萄酒供应点。沿途共有二十个这样的供应点，跑步的人要额外跑六英里，穿过庭院来喝酒。其实很多人并没有这样做，可能是那个站在路旁的服务人员造成的。他像自由女神那样，只不过两手都举着，手中握着的是葡萄酒杯。那些一心一意跑步的人们，手握着维泰勒矿泉水的瓶子，看到诱惑后，转过头，继续向前跑。而另外一些人则停下来，叹息般喘着粗气，接过酒杯，聚集在点心桌旁，互相交流起跑步心得。
有一万九千人报名参加今年的赛跑，其中的八千人得到了参赛机会。这中间，有六千人将穿上各种鲜艳古怪的衣服，作为“化妆选手”参加比赛，而其余的都是正儿八经的运动员，包括这一届的法国长跑冠军。今年最年轻的选手二十岁，最年长的七十五岁。预计前来观看的观众将达五万人。
他们会讨论什么呢？跑步的速度，脚有没有抽筋，争夺名次的技巧？错了。至少就我所能听懂的，他们关心的全部都和漂不漂亮有关。一个男人说他的睫毛膏出了问题，落在了他的脸颊上，留下一道道黑印，把他弄得像只受了惊的浣熊。另一个人发现他的芭蕾舞裙老是粘住流汗的大腿，让他很不舒服。还有一个人在抱怨他的耳垂疼，因为他耳朵上吊着一个巨大的耳环。唯一能够治愈这些五花八门的不愉快的，当然只有再来一杯葡萄酒。
我们先和皮雄的公关小姐西尔维亚在古堡里喝了一杯。这位迷人的女士显然没有被六百多名来赴晚宴的人吓倒。她给我们斟上香槟，又向我们提供了一串足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数字。
看着一个个选手从跑道上跑过来，我注意到完全没有那种咬紧了牙关、满脸痛苦的参赛者。他们根本没有想着要超过其他人，而是互相鼓励，时不时放慢脚步去帮助一个落后的同伴，而且总是一队队而不是孤零零一个人在跑。我找不到一点迹象表明我在这里能看到其他长跑比赛中惯常的一个个孤独的赛跑者的影子。这比赛实在有些不一般。
这是一个古怪的、看上去很不协调的场面：古堡和花园庄严而高贵，而点缀其间的人却随意得很，许多人看上去好像准备好了立马要开始跑步似的。双层气垫的跑步鞋、短裤下露出粗壮结实的双腿、无袖背心、T恤、双肩背包、棒球帽—这就是晚宴上我们的同伴们的晚装。他们看上去兴致都很高。为什么不呢？这是一个愉快的夜晚，天气预报说明天是个好天—在马拉松赛跑的日子里从来不下雨，人们是这样对我们说的—大家都在说这个晚宴是为跑步的人特别准备的，有许多好吃的。
一群群观众站在跑道边，鼓掌、起哄、吹口哨、欢呼，有些人还打出了特制的横幅：“加油，让·卢克！”或者：“快跑，拉热尔，快跑！”我听到一个观众在起劲地叫嚷着：“你只不过感觉有些累。不，你一点也不累，只不过是渴了。”此时，太阳已经完全出来了，这样的天气可不适合穿着一层层花哨的衣服。一个玛丽·安托瓦内特一颠一颠地从坡道上跑了过来，一只手抓着水瓶，另一只手拎着张开的蓬蓬裙。我开始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选择装扮成婴孩，兜上尿布，因为那样他们就可以光着大腿跑步了。
从古堡方向传来的爵士乐声打断了我的思路，我们随着音乐声往回走。离花园越近，喧哗的人声就越大。跑步的人都来了，开胃酒到处流淌。
在迷宫似的葡萄藤中又是一番穿行，我们来到了下一站，拉菲－罗特希尔德古堡。这里曾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最高贵的佳酿产地。与它的产品一样，这地方的景色也同样美丽而高贵—城堡坐落在一座小山之上，俯瞰着一片碧绿平坦得犹如台球桌的草地，还有一个公园，中间有一处小湖泊，湖泊中央是喷泉。边上有一排排茂盛的随风飘拂的杨柳。一个和城堡的显赫地位相得益彰的二十人乐队正在演奏，用音乐鼓励一个个跑进来的运动员。
酒鬼的想法。
为这美丽的林间画面添上了奇趣一笔的，是那些穿着别致的运动员们：七个小矮人跑了过来（白雪公主不见了，可能是被扣押在了前一个食物补给站），接下来是一只大黄蜂，然后是一个穿着长裙、戴着太阳镜、长着大胡子的新娘。嘿，那儿还有一位先生站在点心桌旁，装扮成了—他到底把自己装扮成了什么呢？
经营一个葡萄园所需的精力之浩大，包括许多体力活，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初期的投资巨大无比。随时可能出现的灾害天气又是人力无法控制的：雨水太多了，或者根本就没有雨，冰雹、怪风、霜冻来晚了，或是早了。一年中可能十一个月里一切都好好的，然后一夜之间就全毁了。每打开一瓶葡萄酒，我都忍不住想，这酒里面包含着多少劳动、技术和耐心。我们所付出的金钱实在是划得来。
他的头上顶着亮闪闪、长及肩膀的翠绿色假发，脖子上挂着一个马鞍，两个粉红色胸脯形状的东西就像马鞍一样，在他的胸前晃来晃去。一条长及膝盖的围裙遮住了他的前半身。从前面看，这打扮还算成体统，一旦他转过身来，就全没了斯文。他的后背裸露着，上面画着一个大箭头直指臀部，臀部上写着四百法郎几个大字，很有些明码标价的意思。
离开了完美无缺的花园，我们又来到了完美无缺的葡萄园，葡萄藤已经爬到了齐腰高的地方。皮雄的葡萄园有七十英亩大，每一垄葡萄株的首尾都种上了玫瑰，既装点了环境，又起到生物自然防护的作用。害虫和疾病在攻击葡萄藤之前，会先影响到玫瑰，这样葡萄种植者就有机会观察到问题，防微杜渐，在虫害变得严重之前解决。玫瑰花后面，就是那一串串紫色的小珠宝，那是卡百内·索维农葡萄，挂在干枯遒劲的枝头。那些树藤在太阳和沙土中生存了三十年，或者更长。在波尔多，你经常可以听到“葡萄藤得多吃些苦头”这样的话。并且，我相信当地一定有一条法律禁止野草的生长。因为我们在一排排的葡萄架中间行走的时候，注意查看了野草的踪迹，借用一句老谚语，那简直就像大海里捞针。
他就这么站着，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欣赏着音乐，啜着拉菲－罗特希尔德出产的红酒，自得其乐。他已经跑了二十五公里，只要围裙不掉下来，还要跑二十公里。
开花的果园毕沙罗：1871年
几分钟后，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拉菲古堡，只不过这次是从五百英尺的高空。我对乘坐直升机喜忧参半。我想我不太喜欢做一个长翅膀的偷窥狂，探看通常是藏在高墙和篱笆背后的不为人知的景色。毫无疑问这是对隐私的入侵，所以我告诉自己不应该做这样的事。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又令人着迷。而且是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眼前的景象实在是无与伦比。
那个下午我们所见到的唯一没有秩序的是人。长长的搁板桌被宴会供应商从卡车上卸下来，在湖畔架起来，一箱箱的玻璃杯和酒瓶从纸板箱里拿出来，擦亮了以后陈列出来。六百个参加赛跑的人要来古堡参加晚宴，花园里还有开胃酒供应。毫无疑问，这样的景象让我顿时觉得这就是我要的那种马拉松赛跑。
这是一片有如史诗般壮丽的花园。修剪整齐的园地，呈现出对称的几何图形，连绵数英里。那些古老的城堡，连同伸出来的塔楼和铺着石板的屋顶，好像是在一片绿色的葡萄藤海洋里升起的小岛。这是几千英亩人工开垦的土地。世界上还有其他什么地方的土地能够被如此精心且精美地呵护着呢？
花园让人领略到波尔多古堡里的人是如何和大自然打交道的：他们修整自然物，弄直它们，修剪它们，平整它们，直到出现理想的形状。这些树要么像接受检阅的士兵，在路两旁一字排开；要么被剪成了几何图案，排列开来。草坪被修整过，砾土被刨平，水—在这里是一个长方形的小湖泊—被石头围了起来。河那一边，路另一头，地平线是绿的。目力所及之处的葡萄藤，都被剪得一般高。
分隔开葡萄园的沙石小路上长出了一排长长的、色彩明亮的虫子—就是那些跑步的人，他们彼此间的距离拉开了，绵延几英里长。从我们在空中的位置看，他们几乎是静止的。那景象就像是有人在花园里撒上了五彩的碎纸屑。
我们到的时候，已近傍晚。九月的阳光斜斜地穿过葡萄藤，让古堡沐浴在一层浅浅的金色中。虽然皮雄－隆格维尔城堡并不需要任何额外的装饰，但那层夕阳又给它增添了一份美丽。古堡建于一八五一年，那一时期最流行的建筑式样是塔楼。皮雄（能够用人名来称呼一座古堡真是不错）绝对是童话中的古堡，适合关押那些倒霉的公主或未出闺阁的年轻女子。那些塔楼由一块块石板砌成，黑色的、尖尖的，很像女巫的帽子，盖在每一个斜斜的屋顶之上。窗子很大，形状完美。进门处有一截短短的优雅的楼梯。站在那儿，你可以把自己假装成葡萄园的庄主，眺望着自家花园的景色。
在这一区域转了一大圈后，直升机把我们带回了地面。此时是一点半，从起跑到现在已经有四个小时了，在通往终点的红地毯上，陆续不断地有人跑过，或是冲刺，或是小跑，或是踉跄着向前移动。终点线后便是天堂，那儿有按摩椅，还有一家餐饮公司提供的帮助恢复体力的碳水化合物。
在古堡里度一个周末，我看到妻子的眼睛一亮。“我想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吧，”她说，“其实我一直想着要看一次马拉松比赛。”
我们在路旁坐下来吃午饭，注意力不断被周围的情形吸引而无法专注于食物。先是有一个阿拉法特，喘着粗气向终点线跑了过来。他后面跟着一个戴着假屁股的男人，这让他看起来像是个橘红色的茶杯保暖罩。再后面是一个埃及艳后克利奥佩特拉，只是他的假发已经歪了。而他后面的那个人，简直就是个奇迹，居然在这种时候还有力气一边跑步一边打手机。
不过，这个节日是另一个级别的。不停地有传真和信息过来。对在当地旅游局工作的伟大的霍利女士来说，什么都算不上麻烦。又是一个晚上，传真机里吐出了一页纸，然后我夫人突然意识到，这次的活动可不像她认为的那样单单是跑步而已。霍利女士在传真中问我们，如果没有其他计划，是否愿意在皮雄－隆格维尔城堡住上一晚。
终点线后的时钟显示，比赛已经进行了四个半小时，而选手仍在陆续不断地到达：米老鼠；一群披着黑袍、头上长角、挥舞着三叉戟的魔鬼；五个手拉着手、身强力壮的小宝宝；三个戴民族帽、穿格子花呢裙的苏格兰人；一个把自己和囚犯铐在一起的狱卒；一个躺在担架上生龙活虎地向观众挥手致意的病人；那儿又来了一个，引起观众的热烈欢呼，那是一个长着两条腿的葡萄酒瓶。“梅多克万岁！”
一天晚上，我练习着从酒瓶里取软木塞的本领，想起了我去过的法国乡间，和在那些陌生的环境里参加过的各种活动。这些活动常常是建立在组织者盲目乐观的基础上。确定一个日期，有一些简单的活动程序，一切都看那个志愿组织者的能耐了—镇长夫人、消防队队长、镇上的屠夫，就这些人。除非到了现场，否则你无从知道会发生什么。有可能街道上挤满了欢乐的人群，也可能只有三个人和一条郁闷的狗在村子里的广场上坐着。
终点线后，是一群处在不同恢复阶段的选手们。我们择路而行，像是在沼泽中行走。有些人张开四肢，躺在草地上；有些人坐在人行道上；还有些人趴在长条桌上。工作人员帮着按摩他们的四肢，疲劳慢慢融化成脸上满足的表情。稍远一点，咖啡馆里挤满了修女、山顶洞人和有着毛茸茸双臂的小天使，他们在给自己补充燃料。薯条、啤酒、面包、奶酪和香肠—任何可以用来援救“后马拉松饥荒症”的东西。服务员端上来多少，就消耗掉多少，而且是风卷残云，只用片刻的工夫。而这些都只不过是点心罢了。过一会儿，还有以意大利面条为主食的晚餐呢！
听说有梅多克马拉松这样一个活动，想到能够认识这些另类的跑步者—他们喜欢打扮起来，还能品尝葡萄酒，如此有趣的机会怎能错过。而且我在体育知识上的空白，正好能通过这个活动稍加弥补。当然，我承认，私底下我还有一些上不了台面的想法：我从来没有见识过波尔多的古堡，那些可是有史以来最豪华的乡村居所。更何况还有来自液体的诱惑：靓次伯、拉菲堡、飞龙世家、拉图、庞特卡奈、龙船、爱士图尔。如果让天堂里的大酒侍准备一张酒单的话，这些酒的名字一准都会出现在上面。
比赛已经过去五个小时了，还有选手在冲过终点：一条生气十足的小狗，在牵狗绳的一头拉着主人往终点跑；一个英国警察；酒神巴克斯；戴着高帽子的侍者；亚当和夏娃。我们听说最先到终点的是那位全法冠军，用了两小时二十分钟，但显然这场比赛是没有赢家和输家的。这更像是一个庆典。
我从来不认为跑步是件开心的事，当然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跑步和酒精会有什么牵连。在城市的街道和乡间的小路上，常常可以看见执着的跑步者，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模样，完全是受苦受难的症状—目光呆滞、粗气直喘、表情狰狞，从每一个毛孔里渗透出来的都是汗珠和苦难。他们脑海里考虑得最多的是摔断了骨头、擦破了皮肤之类可怕的后果，而不是喝上一杯葡萄酒的享受。对我而言，跑步一直是一件毫无乐趣、痛苦不堪的事情，那是自虐狂的业余爱好。
那晚我们和两个参赛选手—皮埃尔和拉热尔共进晚餐。他们一个来自里昂，一个来自美国华盛顿。在此之前，他们分别参加过许多马拉松赛。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次比赛，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太不一样了。组织工作无懈可击，从赛前的美食大餐到赛后的身体按摩。好心情，团结互助的精神，一路上的好吃好喝，奇装异服，天气，美丽的赛道—所有这些都让这次比赛，让这一天，变得美好而令人难忘。
跑步的人随便穿什么都行，而且越花哨越古怪越好。为了让参赛者在跑步的过程中保持精神振奋，沿途设置了二十个食物补给站，供应最好的葡萄酒。其实就算是疾跑如飞，参赛的选手也没什么打破任何世界纪录的可能。实际上，在这个以追求欢乐为目的的比赛中，比起享受来，速度实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每个人都会过得很开心，会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因为这个比赛发生在世界上最有教养的一方土地上，而且是法国对于长跑运动所做出的最文明的贡献。这就是梅多克[1]马拉松赛，比赛的场地就是波尔多地区的葡萄园。
拉热尔举起酒杯，那里面装着的是林什－巴日古堡一九八五年的佳酿。“对了，还有一点，这儿有最最棒的酒！”
这个赛跑的距离和正式比赛的长度完全一样：二十六英里，三百八十五码—也就是四十二公里一百九十五米。但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和传统意义上的马拉松比赛一样的地方了。
[1]波尔多地区最主要的葡萄酒产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