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擦掉脸上遍布的汗水，闷热让我忘了自己身在何方、所为何来，一直到听见传唤养老院院长上庭做证，这才回过神来。他首先被问到妈妈是否对我有所埋怨，他点头称是，但解释埋怨亲人有点算是院友们的习惯。审判长请他说明她是否责怪我把她送进养老院，院长再次给了肯定的答复；然而这一次，他没再多说什么。回答另一个问题时，他说自己对我葬礼那天的冷静感到讶异。他接着被问到他所谓的冷静是什么意思。院长听完问题，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然后说我不愿意看一眼妈妈的遗容，也没有流下一滴眼泪；葬礼结束就马上离开，没有留在墓前悼念。还有一件事令他感到惊讶：有个葬仪社的员工告诉他，我不知道妈妈的岁数。话一说完现场沉寂片刻，审判长继续问他是否确定自己谈论的是我本人。由于院长一时之间听不懂这个问题的用意，审判长告诉他：“这是法律规定的制式问题，请如实回答。”接下来审判长问检察官是否想问证人其他问题，检察官高声回道：“噢，不必了，这些已经够了。”并得意扬扬地朝我的方向望过来。这许多年来第一次，我突然有一股想哭的愚蠢冲动，因为我深深地感觉到，眼前这些人有多么厌恶我。
我来不及思考，随即被带离法院，送上囚车回到监狱。吃过午饭没多久，就在我刚刚感觉到疲倦的时候，押解的人员就出现了；一切重新来过，我回到同样的法庭，面对同样的脸孔。不同的只有变本加厉飙高的温度，奇迹似的，每位陪审员、检察官、我的律师和几名记者都拿到了一把麦秆扇。那个年轻记者和娇小女子也没缺席，但他们不动手扇风，仍旧是不发一语地望着我。
在征询过陪审团和我的律师有无其他问题后，审判长聆听的是门房的证词。不管是他还是其他证人上庭，法律规定的制式流程总是一再重演。抵达证人席时，门房看了我一眼然后撇过头去，避开我的目光。紧接着他一一回答了诘问。他说我不想看妈妈最后一眼，抽了烟，在守灵时睡着了，并且喝了欧蕾咖啡。语毕，我感觉庭内起了一阵骚动，然后我第一次明白自己是有罪的。门房被要求厘清欧蕾咖啡和抽烟的经过。检察官转头瞧着我，目光中闪现一丝嘲讽。这时，我的律师问门房是否跟着我一起抽了烟，检察官立即激动地起身，对问题提出异议：“试问在这个法庭内谁才是罪犯？难道无所不用其极把证人拖下水，就能降低其陈述铁证如山的效力？”虽然如此，审判长还是请门房回答问题。老人家一脸尴尬地说：“我知道这是我的不对，可先生请我抽烟，我不好拒绝。”最后，审判长询问我有没有什么要补充。“没有，”我回答道，“不过证人说得对。烟的确是我请他抽的。”门房听了有点诧异地望着我，眼神中怀着感激之情。他犹豫半晌，开口说欧蕾咖啡是他提议的。我的律师像是突然占了上风，大声告知陪审团会将他的陈述纳入考量范围。然而检察官却暴跳起来朝我们头上怒斥：“没错，陪审团会将之纳入考量范围，得到的结论会是陌生人可以送上咖啡，但为人儿女，在孕育自己生命的遗体面前，应该加以拒绝。”诘问结束，门房回到了旁听席的座位上。
检察官半背对着我，没有看我一眼，说明在审判长的同意下，他想知道我是否怀着杀害阿拉伯人的念头，独自一人回到流水边。“不是。”我回答道。“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带着枪，又为什么会刚好回到那个地点？”我说那只是巧合。检察官听完以不怀好意的语气做出结论：“我暂时没有其他问题了。”之后的事有些令人摸不着头脑，至少我是这么觉得。但在一阵讨论交涉后，审判长宣布上午的庭讯告一段落，延至下午听取证人的证词。
轮到老汤玛·菲赫兹时，他必须在执达员的搀扶下才能走到证人席。菲赫兹说他所熟识的主要是我妈妈，我本人他只在葬礼那天见过一次。接下来他被询问到我当天的行为举止，他回道：“您了解吗？我太过伤心，什么也没注意到。这份伤痛蒙蔽了我的双眼，由于对我而言失去挚友实在悲痛难当，我甚至昏厥过去。所以，我没来得及多看这位先生一眼。”检察官问他是否至少曾看到我哭泣。菲赫兹回答没有。检察官于是表示：“陪审团会列入考量的。”但这回轮到我的律师动怒了，他以在我看来过于夸张的语气追问菲赫兹“能否确定看见我没有掉一滴眼泪”。菲赫兹说：“不能。”旁听席传来一阵笑声。律师卷起一只袖子，断然道：“这可以说是本次诉讼的最佳注解。所闻尽是模棱两可的主张，无助于厘清真相！”检察官对这番话没有反应，只是拿铅笔轻敲卷宗夹。
他说他现在必须进行的提问，表面上与我的案子毫不相干，但实际上可能具有莫大的关联性。我猜到他又要提起妈妈的事，同时感到自己对这一点有多么不耐烦。他问我为什么将妈妈送进养老院。我回答那是因为我没有足够的钱请人照护和治疗她。他问我与妈妈分隔两地，在感情上对我有没有影响。我回答自己和妈妈对彼此，甚或对其他任何人，均无所欲求，而且我们都很习惯各自拥有的新生活。审判长于是表示不愿继续着重在这一点上，并询问检察官是否有其他问题。
审理暂停了五分钟，律师趁空当告诉我案情颇为乐观，之后是赛勒斯特以辩方证人的身份出庭应讯。辩方，那指的正是我。赛勒斯特不时朝我这边投来目光，手里搓着一顶巴拿马草帽。他穿着一身自己很爱惜的西装，有时星期天他会穿着它跟我一起上赛马场。不过我想他没能把领子立上去，因为衬衫领口只用了一颗铜扣扣紧。他被问到我是不是他的顾客，他回答：“是的，也是我的朋友。”接着庭上又询问他对我的看法，他说我是个男子汉；被问到这个用词所谓何意时，他表示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问他是否认为我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他只承认我不会为了表达无用的意见而多费唇舌。检察官询问我是否按时结清餐费，赛勒斯特笑着说：“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细节，不足为外人道。”他又被问到对我所犯罪行的看法。他双手抓着证人席的栏杆，看得出事先已准备过该如何回话。“在我看来，这是厄运造成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大祸临头是怎么一回事，那会让人毫无招架之力。而对我来说这件事也是这样，就是厄运当头的结果。”他本想继续发表意见，但审判长打断他，说他的意思已经清楚传达，并感谢他出庭做证。赛勒斯特听了有些错愕，随即又表示希望能再说几句话。庭上便请他简短扼要地说明。他重复说着那是厄运使然，审判长对他说：“好的，我们知道了，不过审理这类厄运带来的悲剧正是我们的工作。谢谢您的证词。”仿佛已经竭尽所能为我尽了最大道义，赛勒斯特转头望着我，我感觉他的双眼湿润发亮，嘴唇颤抖。他看起来像是在询问是否还能为我做些什么。我一语不发，没有任何动作，但生来头一遭，我有了想亲吻一个男人的念头。审判长再度催促他离开证人席，赛勒斯特无可奈何，只得回到旁听席的座位。接下去的庭讯过程中，他没有离开，留在旁听席；上身往前倾，手肘搁在膝盖上，双手一直握着那顶巴拿马草帽，仔细地聆听所有的诘问内容。之后轮到玛莉进入证人席。她戴着一顶帽子，看起来还是那么美，但是我比较喜欢她头发自然放下来的样子。我在座位上远远地想象她胸部轻盈的触感，还有那令人怀念的、略噘的下唇。她看起来很紧张。还来不及稍作镇定，她已经被问到是何时结识我的。她表示自己曾经是我们办公室的职员。审判长想知道她跟我的关系，她回说是我的朋友。回答另一个问题时，她又承认自己准备要嫁给我。正在翻阅卷宗的检察官，突然问她我们的“关系”是何时开始的。她回答了确切的日期。检察官以冷漠的语气指出，那天正是妈妈葬礼后的隔天。接着他语带讥讽地说不愿在这敏感的话题上多做文章，他完全理解玛莉的顾忌，然而，这话说出口的同时，他的语气也一并变得强硬。善尽职责的重要性更在世俗礼仪之上，他别无选择。于是，他请玛莉简要地叙述我俩发生关系那天的经过。玛莉原本不想说，但在检察官的坚持下，她还是描述了海水浴场、电影约会和散场后到我家过夜的始末。检察官表示听过玛莉在预审的证词以后，他参阅了这一天电影院的场次表，并回过头来请玛莉说出电影片名。她以近乎空洞的声音说，那是部费尔南德尔的片子。话一说完，全场鸦雀无声。检察官紧接着站起身，一脸沉重，以让我感觉到他发自内心的激动口气，指着我缓缓地说：“陪审团先生们，母亲下葬后第二天，这个男人到海边戏水，开始一段新的男女关系，而且还在放映喜剧片的电影院里哈哈大笑。其他的，我想我不需要多说了。”他重新坐下，仍旧保持沉默。忽然，玛莉崩溃啜泣，边哭边说事情不是这样，她还有其他事没机会说出来。检察官强迫她说了跟自己想法完全相反的话，她很清楚我的为人，我没有做错事。可是执达员在审判长的指挥下，把她带离了证人席。庭讯又继续进行下去。
接下来马上开始对我的诘问。审判长以平静，几乎带着些微友好的语气向我提问。我再度被要求自报身份，虽然极其厌烦，我还是打从心底觉得这很正常，因为审错人可就严重了。接着，审判长重复我叙述过的事情经过，每三句就停下来问我：“是这样吗？”每一次我都按照律师的指示回答：“是的，审判长先生。”由于审判长相当注重细节，整个过程颇为冗长，一旁的记者群边听边埋头奋笔疾书。我感觉那个年轻记者和举止如机器般的女子目光停在我身上。电车乘客此时整排都转而面向审判长。审判长干咳了几声，翻阅手上的卷宗，然后边扇扇子边认真地望着我。
下一个证人是马颂，似乎已经不太有人留意他的证词。他说我是个老实人，“而且还不止呢，可说是个勇敢的男子汉。”萨拉曼诺的情况也大致相同。他说我很关心他的狗。回答关于我母亲的问题时，他说我和妈妈已经无话可说，我才会把她送到养老院。“大家要懂得体谅，”萨拉曼诺又说，“要懂得体谅。”可是没有人脸上出现体谅的表情。他就这样被带离证人席。
室内温度越来越高，在场人员纷纷拿起报纸扇风，发出连续不断的翻纸声。审判长比了个手势，执达员立即取来三把麦秆编织的扇子，给三位法官使用。
终于轮到了雷蒙，他是最后一名证人。他微微向我挥手致意，一开口就说我是无辜的。但审判长表示庭上需要的不是他的意见或判断，而是对事实的陈述，并请他针对提问来作答。首先他被要求说明与被害者的关系。雷蒙趁机强调后者怨恨的是他，因为他殴打了死者的妹妹。审判长接着询问被害者是否真的没有怨恨我的理由。雷蒙说我会出现在沙滩上，只是巧合造成的结果。检察官于是问他为什么成为悲剧导火线的那封信，会是出自我的手笔。雷蒙说那也是巧合。检察官加以驳斥，表示整起事件中巧合酿成的莫大罪行已是天理难容。他想知道当雷蒙殴打情妇时我没有介入调解，是否纯属巧合；我到派出所做证是否也是个巧合；我的笔录中出现一味偏袒单方面的陈述，又是不是单纯的巧合。最后，他问雷蒙以何种行业维生。当后者回答“仓库管理员”时，检察官却向陪审团表明证人以拉皮条为业，是件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我正是他的共犯兼好友。这是一桩极其下流的惨剧，由于被告的道德观异于常人，使其罪行更加令人发指。雷蒙想为自己辩解，我的律师也起身抗议，然而却被告知必须先让检察官做完陈述。后者说：“我只剩下一点需要补充。他是您的朋友吗？”他向雷蒙问道。“对，”雷蒙答道，“他是我的好哥们儿。”检察官又向我提出同样的问题，我朝雷蒙望去，他没有避开我的目光。我回答：“对。”检察官转头向陪审团宣告：“这个男人不仅在母亲下葬后第二天就不知羞愧地放浪形骸、尽情享乐，更为了微不足道的理由和一件伤风败俗的卑劣勾当，冷血地犯下了杀人的罪行。各位，被告就是这样一个人。”
审判长接着宣布将进行证人的传唤。执达员念出的人名引起我的注意。从刚才看来朦胧、完全陌生的群众脸孔中，我看到了养老院的院长和门房、老汤玛·菲赫兹、雷蒙、马颂、萨拉曼诺和玛莉，她朝我有些不安地挥了挥手。他们听到传唤一一起身离开旁听席，然后从侧边的门消失。我还正讶异着没有更早认出他们，最后一个证人赛勒斯特站了起来。我发现他旁边坐着曾经在餐厅里跟我同桌的娇小女人，依旧穿着那件合身外套，态度一样那么明确、果决。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不过我没时间停下来思考，因为审判长又发言了。他说答辩即将正式开始，不需特别强调，在场旁听的群众应懂得保持肃静的道理。他表示自己的角色是以客观的角度审视本案，并公正地引导案件辩论的进行。他将秉持司法公平正义的精神看待陪审团所做出的判决，而一旦有任何事端发生，都将勒令休庭清场。
语毕，检察官坐回位子上，同时我的律师再也耐不住性子，抬高双臂大声高呼，让原本卷起的袖子又掉了下来，露出浆过的衬衫折痕：“请问，被告犯的罪究竟是杀人，还是埋葬了自己的母亲？”庭内响起一阵笑声。可是检察官再次站了起来，披上袍子说可敬的辩方律师应该是过于天真，因而未能察觉到两者之间有着深刻、令人悲叹和本质上的重大关联。“没错，”他热烈地喊道，“我控诉这个男人带着一颗罪犯的心埋葬了母亲。”这个结论似乎对法庭里的群众起了不同凡响的作用。我的律师无奈地耸耸肩，拭去额头上的汗水。但他脸上之前的乐观已不复存在，我明白对我而言大势已去。
我从左边听见椅子往后拉的声音，转头看见一名高瘦的男子，戴着夹鼻眼镜，坐下时一边把身上穿的红袍细心地折叠好。我知道他是检察官。执达员宣布法官入场，两架大电风扇开始发出马达运转的嗡嗡声。接着就来了三名法官，两个穿着黑袍、一个穿着红袍，带着卷宗快步朝俯瞰全场的法官席走去。红袍法官在中间的椅子上坐下，取下帽子摆在面前，拿手帕擦拭他的小秃顶，然后宣布开庭。记者们已经个个手握笔杆准备记录，清一色面带无所谓和有些嘲讽的表情，除了一个身穿灰色法兰绒西装、搭配蓝领带、看起来相当年轻的记者。他没有拿起放在面前的笔，只是盯着我看。在他略微不对称的脸上，我只看到他一双清澈的眼睛，专注地打量我，不表露出一点可供猜测的心思。不仅如此，还让我有种凝视着我的正是我自己的奇异错觉。也许是因为这样，还有就是我对庭讯的惯例没有概念，所以不太懂接下去进行的所有程序，包括陪审团抽签，审判长向律师、检察官和陪审团提问（每问一次，陪审团成员都同时转头朝法官席望去），对所控罪状的快速朗读（当中我听见了熟悉的地名和人名），以及对律师的再次提问。
审判长宣布闭庭。步出法院登上囚车前的那一刻，我短暂地感受到夏夜的气味和颜色。坐在黑暗的“活动监狱”里，这座我钟爱的城市独有的声音，以及专属于这个我格外喜爱的时刻的声音，在我疲惫的脑海中回荡。渐趋慵懒的空气里报童的叫卖声，广场中最后的鸟鸣，三明治贩子招揽客人的吆喝，电车经过城市高处拐角发出的尖响，夜晚降临前港口上空的喧嚣，这一切在我心里重组成一趟看不见的旅程，让我在回到监狱前重温一遍。是的，这便是许久以前，叫我心情愉悦的黄昏时分。当时等待着我的是轻飘飘的无梦夜晚。现在事情有了转变，明日来临之前，我安身休憩的地方变成了牢房。夏季傍晚的熟悉路径，既能通往一场好梦，也能通往一间牢房。
这时我的律师出现了，他穿着律师袍，由许多同僚簇拥着。他先往媒体席走去，跟记者握手寒暄。双方谈笑风生，看起来似乎相当轻松自在，直到铃声响彻法庭，所有人才赶回座位。我的律师走过来，与我握手致意，建议我尽量简短地回答问题，不要主动表示意见，其余的只要相信他，交给他处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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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在密闭空间里的人群也让我有点慌乱失措。我再次环顾庭内的每个人，却找不到一张熟面孔。我一开始没意识到，他们其实全是冲着我来的。我一向不是个受到瞩目的人，因而费了点工夫，才明白过来我是这场骚动的核心。我向法警说：“来了好多人啊！”他告诉我是因为报纸报道的缘故，并指了指坐在陪审团席下方的一群人。“就是他们了。”他说。我问道：“他们是谁？”他又重复了一遍：“报社记者。”这时他与自己认识的其中一个打了招呼，对方随即朝我们走来，他看起来上了年纪，面貌有些狰狞，但不失亲和。他与法警热情地握手。同时，我注意到大家都在互相行礼，聚集交谈，就像在俱乐部里，同一个圈子里的人再度聚首那样融洽。我怪异地感到自己是多余的，仿佛一个误闯进来的入侵者。只有那位记者微笑着向我说话，希望我的案子能有好的结果。我对他表示感谢，他又接着说：“您知道的，我们为您的案子增加了篇幅。夏天是报业的淡季，最近只有您和弒父案比较值得报道。”他说完指着自己坐的媒体区，有个矮小男子，长得像被饲主养胖的鼬鼠，戴着一副又大又圆的黑框眼镜。他说那人是巴黎某报社特派员：“他其实不是专程为您而来，不过既然他得负责弒父案的报道，报社那边便要求他一并处理。”听完，我又差点想谢谢他，还好及时想起那会有多荒谬。他以一个礼貌的手势向我道别后，就回到原来的位子去。我们继续干等了几分钟。
就算是坐在被告席上，听到别人谈论自己仍然是件有趣的事。在检察官和律师的攻防中，有许多针对我个人的讨论，甚至比针对罪行的讨论还多。不过，双方的主张是否真有很大的差异？律师高举手臂说有罪，但情有可原，要求减刑；检察官挥舞着双手，也说有罪，且罪不可赦，不应减刑。有件事隐约地让我感到为难。即便是在专注于案情的状况下，有时我会有股想加入表达意见的冲动，律师总是告诉我：“别说话，那对您的案子没有好处。”某种程度上，他们像是把我排除在外进行诉讼。所有的过程都没有我参与的余地。我的命运就这样被他人决定，没有人问过我的看法。偶尔我会想打断所有人说：“拜托！到底谁才是被告？被控杀人是件很重大的事，而我自己有话要说。”但略作思考以后，我发现自己其实没什么好说的。此外，我必须承认，每个人专心听别人说话的兴致都只有三分钟热度。例如，检察官的辩论很快就令我感到厌倦。只有某些片段、手势或一段完整的论述，而非其整体，会叫我震惊或引起我的兴趣。
过了一阵子，房间里响起铃声，于是他们将我的手铐取下，打开门领着我走进被告席。法庭里满是群众。尽管放下了帘子，阳光还是从四面八方透进来，在紧闭的窗户里，闷热的空气叫人窒息。我坐了下来，法警则站在我的两边看守。这时我看见对面一排好奇的面孔，一双双眼睛全盯着我瞧，我明白他们就是陪审员。我说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只觉眼前是排普通的电车乘客，正仔细观察刚上车的人，看看有没有什么滑稽可笑的地方。我很清楚这个想法多愚蠢，因为在这里他们试图找的不是什么笑柄，而是罪行。不过当中的差异并不太大，总之这是我自然而然产生的一个联想。
他的论述依据，如果我的理解没错的话，是我预谋杀人。至少，这是他试图证明的。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会证明这一点的，陪审团先生们，而且我会从两方面来论证。首先是再明显不过的犯罪事实，其次是从罪犯的心理状态所呈现出的黑暗面。”他扼要地叙述了从妈妈葬礼开始的一连串事件，再次提起我的无动于衷，对妈妈年纪的一无所知，第二天的海边戏水，与女人约会，电影，费尔南德尔以及最后带玛莉回家过夜。这时我花了点时间才听懂他的话，因为他用了“情妇”这个词，而对我来说，她只是玛莉。接着他谈到雷蒙事件的来龙去脉。我发现他看待事情的方式颇为有条不紊，他的说法听起来也算言之成理。他的推论是，我跟雷蒙串通写了那封信，好引来他的情妇，让她遭受到一个“道德品行大为可疑”的男子虐待。我在沙滩上向雷蒙的两个对头挑衅，结果害他受伤。我趁机向他要来手枪，然后独自一人回到案发地点报复。我一如心中预谋的那样射了阿拉伯人一枪，等了几秒钟后，“为了以防万一”，又连续开了四枪，沉着地，毫不犹豫地，可以说是经过思考后做出的举动。
早上七点半，我被送上囚车，载到法院。两个法警带我进到一个小房间，里头有股阴暗的气息。我们坐在门边等待，门后传来人声、叫唤声、椅子搬动的声音和阵阵嘈杂声，令我想起社区里办的节庆活动，当音乐表演一结束，人们会将场地重新整理，空出地方跳舞。警察告诉我在开庭前还得等上一段时间，其中一个还递了支烟给我，我婉拒了。不一会儿，他又问我会不会“怯场”。我答说不会，不仅不会，反而对目睹案件受审的过程很感兴趣。我一生中还没有这样的机会。“的确，”另一个警察说道，“开始是这样没错，但要不了多久，这就会令人厌烦。”
“到这里为止，先生们，”检察官说道，“我在你们面前分析了导致被告在完全理智的情况下，杀害了死者的一连串事件。我想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不是一般的谋杀案件，不是那类出于冲动鲁莽所犯下、各位可以酌情减轻其刑的罪行。被告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人。你们听到了他的证词，不是吗？他知道该如何回答问题，他懂得字句的含义，而我们看不出他犯下罪行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听到这里，我知道自己被评断为聪明而有理性。我不太了解的是，为何在一个普通人身上被视为优点的特质，会成为对罪犯不利的决定性证据。光是这一点已叫我震惊，因而没能专心聆听检察官之后的论辩，直到我听见他说：“他是否曾对罪行表示出一点悔意？从来没有，先生们。审讯过程中，这个人没有一次为自己不可饶恕的重罪感到懊恼。”这时他转向被告席，边指着我边继续严词控诉，即使实际上我不太懂为什么他对这一点如此执着。我也许无法否认他说得有理，我对自己的行为，确实不怎么后悔。但如此猛烈的人身攻击，还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也想试着诚心地，甚至友善地向他解释，自己从来没能真正对任何事物后悔过。一直以来，我总是专注于眼前，像是今天或明天即将到来的一切，无暇顾及过往。当然，以我现下的处境，我无法跟任何人以这种语气说话。我失去了表达情感、拥有善意的权利。我试着往下听，因为检察官此时正准备探讨我的灵魂。
季节可以说交替得很快，才过了个酷暑，转眼另一个夏天又到了。我知道第一波热浪来袭时，新的局面也将随之而来。我的案子排进了重罪法庭的最后一个庭期，该庭期预定于六月审结终了。开庭的第一天，同样是个阳光普照的好天气。我的律师向我保证，辩论的过程不会超过两三天。“而且，”他继续道，“您的案子不是这个庭期最重要的，紧接着后头还有一件弒父案，所以法庭会尽量速战速决。”
他说自己曾就近观察，但没有任何发现。事实上，我没有所谓灵魂，没有一点人性，没有任何维系人心的道义准则能让我有所共鸣。“或许，”他解释道，“这不能怪他。我们不能埋怨他没有自己无法拥有的东西。但是在法庭上，我们必须舍弃宽容这种消极的美德，以或许有失人情，却更为崇高的公平正义来取代；尤其是当我们发现，像被告这样摒除一切普世价值的匮乏心灵对社会造成了危害，更应如此。”他接着谈到我对待妈妈的态度，并重申他在诘问时表达过的观点。但这次花的时间，比起分析我的罪行时长了许多，以至于到后来，我只感觉到炎热早晨的高温在我身上发酵。直到检察官忽然稍作停顿，我才回过神来。他沉默片刻后，以低沉、浑厚的声音说道：“各位陪审员，明天在这同一个法庭上即将审理的，是千夫所指的重罪：谋杀亲父。”据检察官所言，其罪行之凶残是超乎想象的，他并且坦言寄望法庭能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然而他也必须承认，弒父罪令他感到的丑恶与可憎，几乎比不上我的无动于衷所带给他的震撼。他说，一个在精神上杀害母亲的人，和双手染上至亲鲜血的人，一样为社会所不容，因为前者种的因可能导致后者结的果。他仿佛在发表某种预言，且极力加以辩证：“我深信，先生们，”他提高嗓音继续道，“当我说今天坐在被告席的这名男子，得一并为明天同一个法庭审讯的谋杀案负责，你们不会认为我言过其实。因此，他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说到这里，检察官伸手擦拭满脸晶亮的汗水，接着表示这是份沉重而痛苦的职责，但必定会坚决地执行到底。他认为既然我跟这个社会完全脱节，连其基本规范都不认同，便不该在无视于人心与生俱来情感的前提下，还央求自己的罪行受到宽恕与怜悯。“我请求以极刑作为处分，”他说，“而且我心中坦然，没有懊悔。尽管在我漫长的职业生涯中，难免面临将嫌犯求处死刑的时刻，这艰难的职责也从未像今天那样令我觉得适得其所。在眼前这张泯灭人性的脸孔所带给我的憎恶，以及舍我其谁、神圣不可侵犯的良心驱使下，我的信念从未如此坚定。”
3
当检察官回座后，取而代之的是一阵颇长的静默。我自己在炎热和震惊的交相荼毒下，只感到呆滞和错愕。审判长干咳了几下，低声问我是否有话要补充。我站起身来，由于想发表意见的欲望一时获得疏解，我脱口说出自己并非蓄意杀害阿拉伯人。审判长回说会将这段陈述纳入考虑范围，并表示截至目前，他摸不清我方的辩护论述架构，希望在律师结辩之前，能先请我针对犯罪动机做出说明。我回答说，那全是太阳惹的祸。因为急着回话，口中的字句糊在了一块儿，加上自己也觉得这个理由荒谬透顶，更显得慌乱失措。旁听席传出了笑声，我的律师无奈地耸耸肩，之后随即轮到他发言。不过他却说时间已晚，要求延至午后继续，审判长应允了。
有一天，看守员说我在这里已经过了五个月，我虽然相信他，却无法具体领会这句话的含意。在我看来，这只是同一天在我的牢房里不断重演，我也不停继续同样的动作来消磨时间。这天，看守员走后，我从铁盆上端详我的倒影，觉得即使自己试着对它微笑，它看起来依旧很严肃。我左摇右摆，看着那倒影在我眼前晃动，但它还是维持着严峻和阴沉的表情。一天将到尽头，又到了我不愿谈论的时刻，一个无以名状的时刻。此时，夜晚的声音悄悄地从监狱的每一层爬上来。我走近窗边，在最后的暮光中再次凝视我的倒影。它还是一样严肃，然而已不再令我讶异，因为此时我感觉自己也严肃了起来。刹那间，数月来第一次，我清楚意识到一个说话声，并认出那是每到傍晚便在我耳边回荡的声音。原来，这段日子以来，我一直在自言自语。顿时我想起妈妈葬礼上驻院护士说过的话。的确，这种状况谁都无可奈何，也没人能想象监狱里的夜晚是什么样的。
当天下午，大电风扇依旧翻搅着法庭里厚重的空气，陪审员们手里的彩色扇子全部朝着同一方向摆动。律师的结辩陈述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然而谈到其中某一段时，倒是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他说：“的确，我杀了人。”接着他又以同样的语气继续，亦即当他提到我时，使用了第一人称。我感到相当惊讶，忍不住向其中一个法警询问是怎么回事。他起先要我别作声，过了一会儿他才回道：“每个律师都来这一套。”我认为这种行为是再一次将我排除在自己的案件之外，把我的存在降为零，还有从某种层面上，取代我的地位。不过，我觉得自己也已经完全从法庭沉闷的辩论中抽离。不仅如此，律师的陈述在我看来荒谬至极。他在预谋犯罪上的辩护只是匆匆带过，然后跟检察官一样，谈到我的灵魂。但比起后者，他在这方面的才华似乎逊色多了。“我也曾就近观察这个灵魂，得到的结果与这位杰出的检察署代表恰恰相反。我不费吹灰之力，便发现了被告的众多人格特质。”他说我是个善良正直的人，出勤规律未曾倦怠，忠于所属公司，受到所有人喜爱，并同情他人苦难。在他口中，我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奉养自己的母亲，是为人子女的楷模。毕竟，我只是希望在养老院里，年迈的亲人能够获得自己经济条件所无法提供的照料。“陪审团先生们，我很震惊本案中与养老院的相关诘问引起了这么大的骚动。因为归根究底，资助这些机构营运的，不正是我们的国家吗？这足以证明它们存在的莫大功用和必要性。”可是，他对葬礼这一环只字未提，我觉得这是他的辩护中明显的缺漏，但我已无心顾及；这些长串堆砌的词句、连日来的庭讯和不断在我的灵魂上打转的疲劳轰炸，让我感到一切就像一片浑浊乏味的死水，我晕头转向。
就这样，长时间的睡眠、回忆游戏、阅读那篇社会新闻，在日复一日的昼夜光影变换间，时间过得很快。我曾读到在监狱里待久了，会逐渐失去时间概念的说法，但那对我而言没有太大意义，当时我并不懂，原来日子能让人同时觉得漫长又短暂。漫长得度日如年不说，还膨胀到彼此交叠，最终界限消失，既定的名字也不复存在。对我来说，只有“昨天”或“明天”这种词汇还保有原意。
最后，我只记得当我的律师还在滔滔不绝时，冰淇淋小贩的喇叭声从路上穿透门窗，进入法庭传到我耳里。我脑海中不停涌现那些不再属于我的日子，当中有我最微不足道和最根深蒂固的欢乐回忆：夏天的味道，我所喜欢的社区，某个夜晚的天空，玛莉的笑声和洋装。困在这里的无用武之地和束手无策，顿时哽住我的喉咙，我心中只剩一个急切的渴望——叫辩论立刻终了，好让我能回到牢房倒头就睡。终于，我的律师在结尾大声疾呼，陪审团不会乐见一个老实的公司雇员，因为一时失常而被处死，并要求酌情从轻量刑，因为我将终身遭受良心的谴责，而那才是最严厉的惩罚。庭讯终止，律师精疲力竭地坐回椅子上。他的同僚们过来和他握手致意。我听到：“太精彩了，老兄。”其中一个甚至还寻求我的附和：“对吧？”我虽然点头赞同，但这客套的恭维没有多大说服力，我真的太累了。
在床板和草席中间，我找到一张几乎黏在席子上、发黄、接近透明的旧报纸。上头是一则社会新闻，虽然看不到文章的开头，不过整个事件应该是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个捷克男子离开了生长的小村庄，希望能在外地成就一番事业。二十五年后，成功发大财的他带着妻儿衣锦还乡。他的母亲在家乡和他姐姐一起经营旅馆，为了给她们惊喜，他将太太和儿子安置在另一家饭店，然后自己到母亲的旅馆去；由于许久未见，母亲竟没认出他来。他突然想和亲人开个玩笑，当下要了一个房间过夜，还不吝于表现自己的富有。那天夜里，他母亲和姐姐用榔头将他杀害，偷走他的钱财，然后将尸体丢进河里。隔天早上，他的太太到旅馆来，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揭露了他的真实身份。最后，他母亲上吊，姐姐跳井。这个故事我读了有上千次。表面上，它看起来太戏剧化，让人难以置信；另一方面，却又很合乎常理。总之，我觉得这场悲剧有一部分得怪捷克男子自己弄巧成拙，这种事本来就不该随便闹着玩。
时间已近黄昏，室内也不再热气沸腾。透过路上传进来的声音，我想象夜晚的轻柔。我们全都留在法庭等待，而大家引颈企盼的结果只关乎我一个人。我再次环顾法庭，看起来跟第一天一样，没有任何改变。扫视中，我的目光与穿灰色西装的记者和机器般举止的女子短暂交会。这让我想起整个诉讼过程中，我没有去看玛莉一眼。并非我忘了她的存在，而是我脑袋里太忙乱。我看到她坐在赛勒斯特和雷蒙中间。她朝我微微招手，像是在说“终于等到了这一刻”，略带焦虑的脸庞对我微笑着。但我觉得整颗心像是封闭了起来，甚至没能回应她的笑容。
睡眠也是一个问题。一开始，我晚上睡不好，白天睡不着。日子慢慢过下来，我晚上睡得好些了，白天也还能睡一点。最后那几个月，我一天能睡上十六到十八个小时。换言之，只剩下六个小时得打发，还不包括吃饭、上大小号、回忆游戏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故事。
三位法官重新回到庭上。很快地，有人向陪审团朗诵了一连串问题。我听见“谋杀罪”……“预谋”……“酌情从轻量刑”几个字眼。接着陪审团步出了法庭，我又被带回等待开庭时去过的小房间。我的律师过来看我，一开口便说个不停，而且他以往跟我说话时，从未表现出同等的自信和热忱。他认为事情很顺利，我只消在监狱待上个几年就能脱身。我问他若审判结果对我不利，是否有可能撤销原判，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当初的策略是尽量不提呈当事人的意见，以免引起陪审团的反感；并解释说已经成立的判决不可能无缘无故撤销。这听起来理所当然，我也愿意接受他的逻辑。若是冷静地看待整件事，这其实再正常不过。要不然，每个判决都会是一张废纸，诉讼案件永远没完没了。“无论如何，”律师说，“您还是有权上诉。不过我相信结果会是有利的。”
除了这些困扰以外，我还不算太悲惨。就像之前提到的，坐牢的重点其实在于如何打发时间。自从我学会了回想过去，便再也没觉得无聊过。有几次我回想起自己公寓里的房间，在脑海中想象从一端出发，清点路上该出现的东西，再回到原点。刚开始很快就能走过一遍，但每次只要重新来过，花的时间就会更长一些。我渐渐想起每一件家具，然后是家具上的每一样物件，物件上的所有细节和细节本身，像是锈痕、裂缝或者有缺口的边角，还有颜色或纹路。在此同时，我试着保全记忆中列表的连贯性，好最后完整地列举一遍。这样几个星期下来，光是数着我房间里的东西，就能花上好几个钟头。越是认真思考，就有越多忽略和遗忘的部分从记忆里浮现出来。结论是，我发现即使在外头仅生活过一天的人，都能在监狱里待上百年。他已有足够的回忆，让自己不感到无聊。如果单纯从这方面来看，可以说是个优点。
我们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将近四十五分钟左右，然后铃声响起。我的律师道：“陪审团主席即将宣读结论。您得等到宣判时才能进到法庭。”说完他便离开。我听到开关门还有上下楼梯的声音，但分不清他们是近还是远。接着，庭内传来低沉的朗读声。当铃声再度响起，我重新步入被告席，整个法庭的静默淹没了我。在这静默当中，我心中涌起一股古怪的感受，因为那名年轻记者避开了我的目光。我没有朝玛莉的方向看。我无暇多做这样的举动，因为审判长正用一长段拗口生硬的语句，告诉我将以法兰西公民之名，将我在广场上斩首示众。这一瞬间，我仿佛读懂了现场每一张脸上的表情。我想那该是种带有敬意的同情。法警对我相当客气。律师拍拍我的手背以示安慰。我脑中再没有任何想法，审判长却问我是否还有话想说。我思考了一下，回答说：“没有。”于是，我就被带离了法庭。
此外，还有烟瘾问题。当我进到监狱里时，皮带、鞋带、领带和口袋里的东西都一并没收了，包括我的香烟。一到牢房，我便请他们还给我，但他们回答说这是明令禁止的。刚开始几天真的很难过。没烟抽可能是最让我感到挫折的一环。我从床板拔下小块木片，含在嘴里吸吮；一整天焦躁地踱步，不时感到恶心想吐。我不懂为何他们要剥夺这种不会伤害任何人的权利。后来，我明白了这也是处分的一部分。不过这时我已经习惯了不抽烟，因而它对我也不再是一种惩罚。
5
其余的，我没再想得那么远。前几个月的确很难熬，但咬紧牙关坚持住，也就过去了。例如，我对女人的渴望无法得到满足，感到痛苦难耐。我还年轻，这很正常。我从来不是特别去想玛莉，而是疯狂地想要一个女人，回想所有我认识的女子，当时我之所以喜欢她们的各种情况，然后让我的牢房里填满了每一张脸，被我的欲望所占领。这虽然让我失去心理上的平衡，但从另一个角度想，却是打发时间的好方法。后来我获得了陪送餐员巡房的典狱长的同情。最初，女人的问题是他跟我提起的，因为这是其他受刑人抱怨的第一件事。我告诉他自己跟他们一样，并觉得这种待遇很不公平。“可是，”他跟我说，“这正是人家把你关在监狱里的用意。”我问：“怎么说？”“限制行动啊，不是吗？坐牢就是要让你失去自由。”我从来没想过这一点。“没错，”我点点头道，“不然怎么叫惩罚呢？”“对，你能懂得这道理很好，其他人就想不通，不过最终他们会有法子自己解决的。”说完典狱长就离开了。
我拒绝见监狱牧师，已经是第三次了。我没有话可对他说，也没有一点交谈的兴致，反正再过不久我就会见到他了。此时我感兴趣的，是逃过整个运作机制，找出这无法抗拒的结局，是否还有转圜的余地。我被换到另一间牢房，躺下来能看到天空，我也一直盯着它不放。我观察它脸上色彩的隐退变化，看着白日过渡到黑夜，每天就这样度过。我枕着双手仰卧，静静等待。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在脑海中搜寻例子，有哪个死刑犯逃出虎口，在行刑前消失，或是突破警戒线脱身的？然后，我不禁责怪自己对这些行刑记录未曾多加留意。关心这些事情绝对有其必要性。人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像所有人一样读过报纸上的报道，不过坊间一定另有些专题著作，只是我以前从未有足够的好奇心去翻看。要是看了，也许能从中找到关于越狱的描述，我就会知道命运的巨轮至少有过停摆的案例；在这无可逆转的既定安排下，有那么一次，偶然和机遇曾经带来了改变。仅仅一次也好！某种程度上，我相信那对我已足够，其余的我会自己想象。报纸上经常提起罪犯对社会有所亏欠，据他们所言，这笔债必须偿还，但这对想象力起不了作用。只要有一个逃亡的可能性，有机会跳脱无法避免的行刑仪式，朝开启无限可能的希望狂奔，那才是最重要的。当然，所谓的希望，不过是逃跑途中，在街角被飞来的子弹击倒。然而，尽管思考得再周详，没有任何环节容许这小小的奢望，一切都事与愿违，法网恢恢将我禁锢。
她离开的同时进来的是个手上拿着帽子的男人，取代了她原来的位置。看守员领进另一名囚犯，两个人很快便热络地交谈起来，但音量只有之前的一半，因为会客室已从原先的嘈杂恢复到宁静。接着我右边的囚犯也被带走，他太太好像没注意到不再需要吼叫，还是高声对他喊道：“小心点，好好照顾自己。”之后便轮到我了。玛莉给我一个飞吻。我在走出会客室前回头望了她最后一眼，她一动也不动，整张脸贴在栏杆上，笑容因而扭曲、僵硬。会面过后不久，她写了封信给我，我不爱说的那些事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尽管如此，也无须过度加以渲染，而且在这上头我比其他人更轻易就熬了过去。在我被收押之初，最辛苦的地方其实是我的思考模式还是跟个自由人一样，没有改变。举例来说，我会想到沙滩上，往海里走下去。想象第一波浪潮弄湿我脚掌，身体进到水里舒畅的感觉，一时之间牢房的四面墙就更充满了压迫感。不过这种情况仅持续了几个月，过后我的想法便跟普通囚犯无异。我在牢房里等待每天的庭院散步，或是律师来访的时刻。剩余的时间我安排得相当妥当。我常想若是有人让我住在一根枯树干里，天天无事可做，只能仰望那一小块天空的变化，最后我也会慢慢习惯。我会等着听路过的飞鸟或欣赏云朵的分合，就像我在牢里等着看律师的奇特领带，或是在另一个世界里，我耐心等到星期六，终于有机会抱着玛莉一样。而且仔细想想，我并不是待在枯树干里，世上比我更为不幸的人还有很多。这也是妈妈的看法，她以前经常这么说：人到最后什么事都会习以为常。
虽然我竭力理解，还是无法接受这种蛮横的结果。说到底，在奠定这个结果的判决和宣判后不可动摇的执行过程间，存在着荒谬与失衡。像是判决宣读的时间是在晚间八点而非下午五点，裁定的结果有可能完全不同，做出判决的是些经常更换衬衣的人，还有名义上代表的是法国国民（而非德国或中国）这样不精确的概念……这些变量，大大降低了决定本身的严肃性。可是我却得被迫接受，从判决确定的那一刻起，其效力是如此明确，如此严正，就像我身后紧靠着的这堵墙那般，丝毫不容改变。
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宁愿结束会面就此离开，鼎沸的人声令我很难受。然而另一方面，我又不想浪费与玛莉相处的机会。我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玛莉和我聊了她的工作，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呢喃、喊叫、谈话互相交错。会客室里唯一静默的，只有我旁边这对彼此凝望的母子。不久，阿拉伯人一一被带走，从第一个人离开起，几乎大家都同时静了下来。矮小的妇人贴近栏杆，这时看守员向她儿子比了个手势。他于是说：“再见，妈妈。”她将手伸出栏杆，微微地、缓慢地向他挥手道别。
当这些想法充斥脑海时，我会想起妈妈讲过一个有关我父亲的故事。我从来没见过他，关于他最清晰的印象就是妈妈告诉我的这件事：他去看了某个杀人犯的处决。尽管光是动了这个念头已叫他浑身不舒服，他还是勉强去了，结果回来呕吐了整个上午。可想而知，我父亲让我有点倒胃口，但是现在我能理解那是多么自然的事。我以前居然不懂，没有什么会比看死刑犯处决更重要，毕竟对一个人来说，那是唯一真正有趣的事！假如我有幸出狱，我一定会去看每一场处决。这么想显然很蠢，毕竟哪有这种可能呢。只是一想到某天早晨，我可以自由地站在警察防线的另一端，或是以观众的身份来看行刑，接着回家呕吐，兴奋之情就无法遏制地涌上心头。不过这并非明智之举，放任自己沉浸在这些空想中无疑是种错误，才过一会儿我就冷得蜷曲在毛毯里，忍不住牙齿直打战，没法停下来。
玛莉喊着告诉我，雷蒙要她代为向我问好，我回答“谢了”，但声音被旁边的男子一声“他好吗”盖了过去。他太太笑着说：“当然，从来没这么好过。”我左边是个年轻人，个子矮小，生着一双纤细、秀气的手，从头到尾一语不发。他对面是那个矮小的老妇人，两人激动对望，我听见玛莉大声叫我不要放弃希望，因此没机会继续观察他们的举动。我看着玛莉说：“我会的。”突然很想隔着洋装按住她的肩膀。我是如此向往触碰这块轻薄的布料，除此之外实在不知道该希冀些什么。而玛莉想的好像也是同一件事，因为她总是微笑着。我只看到她洁白闪亮的牙齿，和眼角的笑纹。这时她又叫道：“你会没事的，等你出来我们就结婚！”我回道：“你真这么想？”但其实只是为了说点什么。她听了提高音量，一口气不间断地说她相信我会被宣告无罪，然后我们可以再一起去游水。同时，另一边的妇人喊道她在书记室放了一只篮子，把里面所有东西都点过一遍，强调必须留意没有短少，因为每样都不便宜。左边的年轻囚犯和他母亲依旧相望无言。阿拉伯人的低语继续在我们高声喊叫下回荡着。外面的日光仿佛气球一样膨胀开来，紧压着窗洞。
话说回来，人是不可能永远那么理智的。比如有一次，我幻想草拟法律条文，大肆改革刑罚。我发现重点在于给犯人一个机会，就算是千分之一的概率也已足够。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可以研发一种化学配方，服用的受刑者（我设想的是“受刑者”）当中十个仅有一个能存活，先决条件是他事前知情。因为仔细、冷静地思考下来，我注意到铡刀有个缺点，就是完全没得侥幸，一个都不放过。无论如何，受刑的人是死定了。就像事情业已告一段落，大势已定；正如谈妥的协议，不可能再走回头路。若是鬼使神差地铡刀没能一次解决人犯，顶多就是重来一遍。到头来，囚犯反倒该祈求机关运作别出任何状况。我说这是个缺点，单从这方面看的确是。但在另一个角度上，我必须承认整个安排计算的巧妙尽系于此。总而言之，犯人即便是心理上也得乖乖合作。一切能顺利进行没有意外，对他才是最有利的。
“我跟她说你一出去就会接他回家，可她就是不肯。”
此外我还发现，直到现在我在死刑的执行上还有着错误的印象。我一直以为——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要走到铡刀之前，得先经由阶梯爬上断头台。我想应该是因为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也就是学校教的或给我们看的图片里，呈现的都是那样的场景。然而有天早上，我突然记起有场相当轰动的处决，报纸上刊登过照片。事实上，刑具是直接摆在地上的。那是天底下最简单的装置，而且它比我想象中还来得窄。我奇怪自己居然没早点察觉。照片上的机关看起来做工精良、完善、闪闪发亮，令我印象深刻。人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总是会衍生出过于夸张的印象。事实却恰恰相反，行刑的安排一点都不复杂，刑具和受刑人位于同一个水平面，走过去就像迎向另一个人那样。这也叫人懊恼。登上断头台感觉仿佛升上天堂，赋予人一个具有安慰作用的想象。现有的行刑机制却破坏了这一切，人犯变成是含着耻辱，在严密安排下被审慎而精确地处决。
“喔，是吗？”男子回答。
我一直在思考的还有两件事：黎明和上诉。不过我尽量控制住自己不再去想，躺下仰望天空，强迫自己专注。当天色由蓝转绿时，我知道夜晚即将来临。另外，我也聆听自己的心跳声，来转移我的思绪。我不能想象这个一直伴着我的声音会有终止的一天。想象力向来不是我的强项，但我仍旧尝试模拟心跳声不再回荡于脑际的那一刻。然而无论多么努力也是徒然，黎明或是上诉的问题总是挥之不去。最后我决定，不去勉强自己才是明智之举。
“珍不肯照顾他。”她奋力叫道。
死刑犯一向是在黎明时分被押赴刑场，这我早知道。于是，我每晚都在等待这个黎明的到来。我从来不喜欢意外，当有事情发生时，我希望自己是准备好的。这便是为什么我每天只在白天小睡一会儿，整夜耐心守候，直至曙光从苍穹显现。漫漫长夜里最难熬的，是那段我预估他们通常执行押送的时刻。一过午夜，我便开始戒备等待。我的双耳从未听见这么多微弱的声音，又能一一分辨得那样清楚。而且，从某方面我可以说自己运气很好，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脚步声。妈妈常说祸福相依，世上没有全然不幸的人。当天空染上颜色，崭新一天的日光流泻进我的牢房时，我完全赞同她的说法；因为我也可能听见脚步声，然后心脏吓得蹦出来。尽管稍有一点风吹草动，我便不由自主地冲到门边，惊惶地将耳朵贴在木门上，直到听见自己的呼吸，嘶哑一如老狗的喘息，惹得我自己心生害怕。但只要最后我的心脏还完好如初，知道自己的生命又可延长二十四小时，便能感到欣慰。
我们沉静了一阵，没再对话，玛莉始终对我微笑着。胖妇人朝我隔壁的人喊叫，他是个高大、目光坦率的金发男子，大概是她先生。他们继续着之前的话题。
白天时，我转而思考上诉的问题，并从中获益良多。我盘算各种可能，且在深思熟虑中获得最大的慰藉。我总是假设最坏的结果：上诉遭到驳回。“所以，我必死无疑。”但很显然，只是比其他人早一些。所有人都知道，人生并不值得走那么一遭。实际上，一个人是死于三十岁或七十岁并不十分重要，因为无论如何，自然有其他男男女女会继续活下去，而且活上千千万万年。总之，没有什么能比这一点更显而易见了；不管是现在还是二十年内，死的永远是同一个我。我这番理论唯一有点尴尬的是，一想到那可多活的二十年，强烈的欲望便在我心中翻腾。不过我只消想象这二十年中，当我还是得回来面对这一关时会作何感想，这股渴望便会被浇熄。可以确定的是，当人生走到尽头，死亡的时间和死法已不重要。因此（困难处在于不要忘记这个“因此”所代表的一连串辩证），我必须接受上诉遭到驳回的事实。
“都有，什么都不缺。”
此时此刻，经历了这许多心理建设，我才给自己探讨第二种假设的权利：上诉成功，获得减刑。麻烦的是得尽量平复这份让我全身血液逆流、眼眶泛泪的荒诞喜悦。我必须全神贯注来压抑尖叫，才能保持理智。我必须以平常心看待这个假设，那么我在第一种假设里的顺从和消极才算合情合理。一旦成功，我得到的是一个小时的平静。尽管时间不长，也已值得。
“怎么样？”她高声对我说，“你还好吧？不缺什么吧？该有的东西都有吗？”
就是在这些思绪翻来覆去的时刻里，我又一次拒绝了监狱牧师的来访。我平躺着，从微泛金黄色的天空预见夏夜的降临。我刚刚驳回了自己的上诉，正感觉身体里的血液规律地循环着。我毫无会见监狱牧师的必要。接着，长久以来第一次，我想起了玛莉。她已经有好些时日没再写信给我。这天晚上，我仔细想了想，告诉自己也许她厌倦了继续当死刑犯的情妇；又或者她生了病还是过世了，这些都是可能的原因。我们分隔两地的躯体，已失去任何联系，也没有什么可供彼此追忆。再说，从推测她有可能死亡开始，玛莉的回忆对我已无关紧要。她一旦死去，我便不再感兴趣。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我完全能理解自己死后，人们将把我遗忘。他们不会再跟我有任何关系。我甚至不能说这种想法会让我伤心难过。
我跟着看守员穿过一条长廊，步下楼梯，又走到另一条长廊尽头，才抵达会客室。阳光透过宽敞的窗口照亮室内，两道铁栅栏将房间分成三等分，中间部分占八到十米的距离，借此将囚犯和访客分隔开来。我端详在我对面的玛莉，她穿着条纹洋装，小麦色的肌肤一如往常。我这一头共有十几名囚犯，大部分是阿拉伯人。玛莉周围是些摩尔人，她两边的访客一个是全身黑色打扮、嘴唇紧闭的矮小老妇，另一边是臃肿的妇人，嗓门很大，还不停地打着各种手势。由于栅栏间隔了一段距离，访客和囚犯没有选择，必须高声说话才能彼此沟通。当我进来时，在赤裸墙面间反弹的回音，加上通过窗户玻璃后四散在房间里的刺眼光线，让我顿时一阵晕眩。我的牢房比起来宁静、阴凉多了。我得花上几秒钟适应，不过才一会儿，我就又能看清每张脸孔从大白天的光线里浮现。我看到有个看守员坐在两道栅栏之间的走道尽头。大部分阿拉伯囚犯和他们的家人都面对面蹲着，即使在一片嘈杂中仍能小声对谈。头上是不停交错的呼喊，他们喑哑的低语形成一股在背景中持续演奏的低音呢喃。这情况是我在走向玛莉时，很快地一并注意到的。紧贴在栏杆上的她，努力向我挤出笑容。我觉得她很美，却没想到该对她表达赞赏之意。
就在这个时候，监狱牧师突然进来了。我一见到他，禁不住微微打冷战，他看到后告诉我不要害怕。我说习惯上他总是在另一个时间过来，他回答说这只是一次友善的探访，与我的上诉没有任何关联，他对此也一无所知。他在我的床上坐下，并请我过去坐在他身边，但我一口拒绝了。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他的态度很温和，很亲切。
过了些时日，我已不再将这份厌恶放在心上。其实，起初几天我还称不上真的在坐牢，只是漫无目的地等待有新的事情发生。这情况在玛莉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探监后，才有所改变。有一天我收到她的来信（信里写到她没法再来看我，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从这天开始，我才有了以牢房为家、生命就在此停滞的真实感。我被拘捕的当天，是跟其他几个囚犯关在同一间牢房里，其中大多数是阿拉伯人。他们看到我先是一阵嬉笑，接着问我犯了什么罪。我说我杀了个阿拉伯人，他们便全部安静下来。不久，到了晚上，他们开始教我把睡觉用的席子从一端慢慢卷成圆筒状，好当作枕头。整晚都有臭虫在我脸上爬来爬去。过了几天，我被移送到个别的牢房里，可以睡在木造床板上，还有便桶和盥洗用的铁盆。监狱位于全城的制高处，从一扇小窗看得到海。某天就在我抓着铁窗栏杆，伸长脖子欣赏外头阳光普照的景致时，监狱看守员进来说我有访客，我猜想那应该是玛莉，也的确是她没错。
他持续坐了一会儿，手臂搁在膝盖上，低头盯着自己的双手，接着将它们缓慢地互相摩擦着。纤细而结实，它们让我联想到两只敏捷的小动物。之后他始终低着头，维持同样的姿势不动，就这样过了良久。有一刻，我甚至感觉自己忘了他的存在。
有些事我从来就不爱说。当我在监狱里待上几天后，我便知道自己以后不会想提起我人生中的这一段。
忽然，他抬起头面对着我说：“为什么你一再拒绝我的探视？”我回答说我不相信上帝。他想知道我是否真的确定这一点，我说我没必要思考这个问题，信不信上帝对我而言并不重要。他听完往后靠着墙壁，双手平放在大腿上，几乎看不出来是在跟我说话。他表示有时候我们自以为很笃定的事，实际上并非如此。我没有回话。他看着我问道：“你的看法是什么？”我回答说这是有可能的。不过无论如何，就算我不确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我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事却非常确定。而他想跟我谈的话题，正好就是我不感兴趣的。
2
他转过头去，不再注视着我，但没有改变姿势，接着问我是否因为过于绝望才这么说。我解释说自己并不是绝望，而是害怕，这很正常。“那么上帝能帮助你，”他说道，“所有我见过与你相同处境的人，都转而求助于他。”我承认这是他们的权利，而且他们愿意付出那样的时间。至于我，我不需要帮助，也已经没有时间去为我原本不感兴趣的事情培养兴趣。
之后我经常见到预审法官，但每一次都由我的律师作陪。双方关心的仅止于让我进一步厘清之前陈述的某些重点。有时法官也和律师讨论我受到的指控，不过当他们谈论这些细节时，从来不留意在一旁的我。总之，渐渐地，侦讯的氛围有了转变。法官似乎不再对我感兴趣，某种角度上他就像已经结了案；再没跟我提起上帝，我也没再见过他像那天一样激动的模样。结果，我们的会面变得简短扼要许多。几个问题，和我的律师交换点意见，讯问就告终了。正如法官所言，我的案子进展得很顺利。有几次，当谈话内容不那么专业时，他们还会邀我一起加入。我开始能自在地呼吸，侦讯中没有人厉声严词地对待我，所有事情看起来是那么自然、按部就班，拿捏得恰到好处，我甚至产生“我是他们的一分子”这种荒谬的错觉。预审到了第十一个月时，我甚至发现，除了每次法官送我到办公室门口，拍拍我的肩膀以熟悉的语气说“今天就先到这里吧，反基督先生”这短暂、令人满足的一刻以外，我几乎没什么好期待的。因为与他道别后，我就得被送回牢房里。
这时，他双手的动作透露出不快，不过还是重新坐正，一边整理牧师袍的皱褶。整理妥当以后，他称呼我为“我的朋友”，又说他这样对我说话并非因为我是个死刑犯，依他所见，世上每个人都被判了死刑。我打断他说这完全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再说，不管怎样，这种观点都不会带来安慰。“当然，”他同意道，“你说的没错。但就算你今天逃过一劫，死亡还是迟早的事。于是，同样的问题会再度出现。你要如何面对这令人畏惧的考验？”我回答自己会用和现在一模一样的方式面对它。
他看起来很疲倦，沉默了好一阵子，一旁不停记录谈话内容的机器还在继续嗒嗒响着，急忙跟上最后几句话。他面带忧伤，专注地凝视我，然后喃喃道：“我从来没见过像您这样顽固的灵魂。来到我面前的嫌犯，没有一个不在这个耶稣受难像前掉泪的。”我心想，那纯粹是因为他们犯了罪。但在脱口说出这句话前，我想起我也跟他们没两样，只是没办法将自己与他们联想在一块儿。法官站起身，像是要告诉我审讯业已告一段落。他最后又有些疲乏地问我是否对罪行感到后悔。我思考了一下，回答与其说后悔，不如说这对我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困扰。我觉得他听不懂我的意思，但这一天的对话到此结束，没再有任何进展。
听完他站了起来，直视我的双眼。这是我非常熟悉的游戏。我经常跟艾曼纽勒或赛勒斯特比赛，结果通常是他们先认输避开我的目光。我立刻就看出来，牧师对这个游戏也很在行：他的眼神毫不闪烁。当他说话时，声音也很平稳：“难道你完全不抱任何希望？难道一直以来，你都认为死后自己的生命将完全消逝，没有什么会遗留下来？”我回答道：“对。”
我本想要他别再追根究底，告诉他这一点其实不怎么重要，但他打断我，站直了身子问我信不信上帝。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愤慨地坐回椅子上，对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相信上帝的存在，即使那些背弃他的人。这是他的信念，如果有天他对此产生了疑虑，那他的人生便将失去意义。“您想要让我的人生失去意义吗？”他叫道。在我看来这与我无关，我也照实告诉他。话才说完，他已经把耶稣推到我眼前，有些失去理智地对我喊道：“我是个基督徒，我请求他原谅你所犯的过错。你怎能不信他曾为你受难？”我清楚地发现他对我已经不再以礼相待，不过我也受够了。房间里的闷热让人觉得越来越沉重。习惯上，当我想摆脱某个难以应付的人，就会假意表示赞同。令我惊讶的是，他马上得意地说：“你看，你看！”他叫道，“你还是相信和愿意依靠他的！”当然，我否定了他的推论。他又跌坐回椅子上。
他低下头，又坐了下来。他说他同情我，他认为这种想法必定会让人生变得难以忍受。但我只觉得他开始令我感到厌烦。走到天窗下，我背靠着墙壁，撇过头去。尽管不太专注，我还是听见他继续向我抛出一连串的问题，声音中充满不安和急迫。我明白他当真苦恼了起来，这才比较用心听他说话。
他猛然起身，大步走到办公室另一头，打开文件柜的抽屉，取出一只纯银的耶稣像十字架，举着它朝我走来，以几乎颤抖的声音喊道：“您知道他是谁吗？”我说：“当然知道。”他快速而激动地告诉我他相信上帝，且坚信没有任何人是十恶不赦到上帝无法原谅的，前提是人必须心存悔意，像孩子一样，敞开白纸般的灵魂，准备好全然接受信仰。他整个上身往前倾过半个办公桌，在我头上挥舞着他的十字架。说实话，他说的大道理我只能勉强理解，第一是因为我很热，第二是他的办公室里有许多大苍蝇，时而飞来停在我脸上，还有，就是他让我觉得有点害怕；同时我承认这有点荒谬，因为毕竟我是个犯人啊。他滔滔不绝地继续着，我大概听懂的是，我的供词中仅有一点隐晦不明的地方，就是我稍作停顿才开了第二次枪。其他部分都很明朗，只有这里他无法了解。
他说他确信我会上诉成功，但我背负着沉重的罪孽，必须设法将之卸下。据他所言，人类的审判微不足道，上帝的审判才是至高无上的。我却指出将我判处死刑的是前者，而非后者。他的回答是那并不足以洗净我的罪过。我告诉他我不知道所谓罪过为何，只是被告知自己犯了罪；因为有罪，所以得为此付出代价，没人有权再对我做出更多要求。此时他又站起身来。我忽然懂了在这间狭小的牢房里，若是他想变换姿势，唯一的选择不是坐下就是站起来。
沉默一阵子以后，他站起身跟我说他很关心且愿意帮助我，在上帝的协助之下，他也许能为我做点什么。但在此之前，他想先问我几个问题。没等我反应，他劈头就问我爱不爱妈妈。我回答：“当然，跟所有人一样。”这时本来一直规律地打字记录的书记官犹豫了会儿，不知是不是按错了键，又退回去重打一遍。接下来同样是看不出逻辑关联的提问，法官想知道我那五枪是不是连续击发的。我稍作思考后，说明我是先开一枪，隔几秒钟才继续开另外四枪。“为什么您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开枪中间会停下来？”他质疑道。回想起那时的情况，火红色的沙滩再度浮现眼前，照在额头上烧烫的太阳光还记忆犹新，然而这次我没有回答。等不到我回应的法官，在这段静默中焦躁了起来。他坐回椅子上，拨弄凌乱的头发，将手肘靠在办公桌上，以一种奇特的态度微倾向我道：“为什么？为什么您会朝一个倒在地上的人开枪？”又一次，我还是不知该怎么回答。法官以手支额，改用稍微不同的口气重复一样的问题：“为什么？您一定得给个答案。到底为什么？”我始终不发一语。
我的一双眼睛正盯着地上。他朝我迈进一步，然后停了下来，好似他不敢再靠近。他透过栏杆观望天空。“你错了，孩子，”他说，“人们可以对你做出更多要求。也许不是现在，但是在将来。”我问：“什么要求？”他回答：“你可能被要求去看。”我又问：“看什么？”
律师走后没多久，我又被带到预审法官那儿。时值下午两点钟，阳光穿透薄薄的窗帘，照亮整间办公室，室内很闷热。他先请我坐下，然后非常礼貌地告知说我的律师“由于突发状况”不能前来。在有律师到场陪同以前，我有权不回答他的问题。但我表示可以单独接受讯问，他在桌上按了一个钮，马上有个年轻的书记官进来，到我的正后方坐下。法官和我也在椅子上安顿好后，审讯便开始了。首先，他说我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个沉默寡言、性格内向的人，想知道我有什么看法。我回答：“那是因为我从来都觉得没什么好说的，所以宁可把嘴闭上。”他像我们第一次会面时那样微笑，对我说这的确是最明智的做法：“再说，这一点也不重要。”他注视着我停顿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坐正，迅速地脱口而出：“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您本人。”我不太懂他这句话的意思，便没有回话。他继续说：“您的行为中有些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我相信您能帮我加以厘清。”我表示事情发生的一切过程很单纯，他还是坚持要我描述那一天的经过。于是我又跟他把上次讲过的内容顺过一遍：雷蒙、沙滩、游水、打斗、再次回到沙滩、流水、太阳光和开枪击出五发子弹。每讲完一句他都点头道：“没错，没错。”当我讲到躺在沙滩上的躯体时，他特别说了声：“对。”就这样，他让我从头把故事重复一次。我觉得自己这辈子好像从来没说过这么多话。
牧师环顾四周，用我觉得极其疲惫的声音回道：“这些砖石渗着痛苦，我很清楚，我每次看到总是感到焦虑不安。但是在内心深处，我知道即使是你们当中最卑鄙可耻之徒，也曾经看到黑暗的墙面中，有张神圣的面容浮现。这便是你要看的。”
最后他气呼呼地离开。我也想留住他，说明自己渴望他的同情。这么做倒不是希望他会因此更卖力为我辩护，而是希望他能自然而然、发自内心地怜悯我。尤其我看得出来自己让他很不自在；他无法理解我，因而对我有些埋怨。我也想向他保证自己就跟所有人一样，是个普通人。不过，这些话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我懒得多费唇舌，便放弃了。
我有点被激怒了。我说我盯着这四面墙已经有好几个月，对它们，我比对世界上任何事物、任何人都更熟悉。很久以前，也许我曾经试图从中寻找一张脸庞，但它带着太阳的颜色和欲望的火苗：那是玛莉的脸庞。我的尝试只是徒劳无功，什么都没找到。现在，我已经完全放弃了。总而言之，我从来没看到这些砖石中浮现过什么影像。
他略作思考后，问我是否可以说当天我压抑了内心情感，不让它流露出来。我回答：“不行，因为这不是事实。”语毕，他奇怪地望着我，好像我有点令他反感。接下来他几乎是带恶意地警告我，无论如何，院长和养老院的员工都会出庭做证，结果可能对我极其不利。我提醒他这件事和我的案子并不相关，他听了只说：“很明显，您从来没跟司法打过交道。”
牧师悲伤地望着我。我的背紧贴着高墙，日光洒在我的额头上。他说了几个我没听清楚的字，接着很快地问可否亲吻我。“不行。”我回道。他转过身走向墙边，缓慢地伸手摸过墙面，喃喃地说：“你真有那么爱这个世界吗？”我没有回答。
他在床上坐下，向我解释警方针对我私生活的情况进行了一番了解，知道我母亲不久前才在养老院过世，因此也到马悍沟做过调查。那里的人说妈妈葬礼当天我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态度”。“您了解吗？”律师说，“向您提出这种问题，其实我有些尴尬。不过这真的很重要，如果我找不到任何论点替您辩护，那它就会变成控方关键性的论述依据。”他希望我尽力协助他，并问我那天是否曾感到丧母之痛。这个问题令我非常震惊，若换作是我来发问，肯定也会相当为难。但我坦言自己已经不大有自省的习惯，因此很难回答。我应该是蛮喜欢妈妈的，然而这并不能代表什么。每个心智健全的人，多多少少都曾盼望自己所爱的人死去。听到这里，律师突然打断我的话，显得很不安。他要我保证绝对不在庭讯或预审法官面前说这番话。我继续尝试对他解释，生理上的因素经常会对我的情感酝酿造成妨碍。妈妈下葬的那一天，我非常疲惫，只想倒头就睡，所以没能真正意识到当时发生的事。我很确定的一点是，我会宁愿妈妈没死，还活在世上。可是我的律师似乎仍然不太满意，他对我说：“这是不够的。”
他就这样背对着我颇长一阵子。他的存在让我喘不过气，令我厌烦，我正想请他离开，留下我独自一个人时，他猛然转向我激动地大声呼喊：“不，我不能相信。我确定你一定曾经希望有来世。”我回答那当然，但这跟希望成为富翁、游泳游得很快，或嘴唇长得更漂亮相差无几。每个人都有这一类的愿望。但他打断了我，询问我想象中的来世是怎么样的。我咆哮道：“能让我记起这一世的，那就是我想象的来世！”紧接着我马上告诉他我受够了。他还想跟我谈论上帝，我走向前想跟他解释最后一次，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上帝身上。他试着转移话题，问我为什么称呼他“先生”而非“神父”。他这句话惹恼了我，我回答说他不是我的神父，他是站在其他人那一边的。
隔天，律师到监狱来看我。他身形矮胖，年纪颇轻，头发梳得很是服帖。这种大热天（我只穿着衬衫），他却是一身深色西装打扮，直挺挺的燕子领衬衫，打着条怪异的黑白粗条纹领带。他将公文包搁在我床上，自我介绍后说他研究过我的案子，认为虽然有些棘手，仍有胜诉的把握，只要我肯信任他，与他合作。我对他表示感谢，他随即说道：“那么就切入正题吧。”
“不，孩子，”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我是站在你这边的。只不过你的心已被蒙蔽，所以看不出这一点。我会为你祈祷。”
起初我没有认真看待与他的会面。法官的办公室窗帘紧闭，桌上摆的那盏台灯是唯一的光源，灯光投射在他让我坐下的扶手椅上头，他自己则待在阴影里。我曾在书上读过类似的场景描述，所以对我来说这就像一场游戏。与他交谈一阵子后，我才看清他的外貌：轮廓分明，眼珠是深蓝色，身材高大，蓄着灰色胡须，头发浓密且近乎花白。他看起来相当理智，尽管嘴角边偶尔出现不自然的抽搐，整体来说还是给人一定程度的好感。要不是我及时想起自己杀了人，离开办公室前，我甚至一度想跟他握手道别。
不知道为什么，一股无名火在我体内爆发开来，我扯着喉咙对他破口大骂，要他别为我祈祷。我抓住他长袍上的颈带，在喜怒参半的迷乱中，将心底涌上的怨气一股脑儿朝他宣泄。他看来的确是信心满满，对吧？然而，再多坚定的信念也比不上一根女人的头发。他活得就像具行尸走肉，甚至不能说他是实实在在地活着。我表面上看起来也许是两手空空，但我对自己很确定，对一切都很确定，对自己的人生和即将来临的死亡很确定，比起他，我拥有更多的自信。没错，这是我手上仅存的筹码。可是至少我掌握了此一事实，一如它掌握了我。过去我是对的，现在我还是对的，我一直都是对的。这是我的生活方式，只要我愿意，它也可以是完全另外一种。我选择了这样做而非那样做。我没去做某件事，却做了另一件事。然后呢？就像我一直都在等待这一刻，这个可以为我的生存之道佐证的黎明；一切的一切都不重要，我很清楚为什么，他也很清楚。从我遥远的未来，一股暗潮穿越尚未到来的光阴冲击着我，流过至今我所度过的荒谬人生，洗清了过去那些不真实的岁月里人们为我呈现的假象。他人之死、母亲之爱、他的上帝、他人所选择的生活、他人所选择的命运，与我何干？反正找上我的这种命运，也会找上成千成万像他一样自称为我兄弟的幸运儿。所以，他明白吗？活着的人都是幸运儿，世上只有这一种人。大家一样迟早要死，连他也不例外。一个谋杀罪被告，若只是因为没有在他母亲下葬时哭泣而被处决，那又如何？萨拉曼诺的狗的地位，等同于他的太太。举止如机器人般的娇小女子，跟马颂娶的巴黎人，或想嫁给我的玛莉一样有罪。雷蒙和比他强上许多的赛勒斯特同样是我的哥们儿，那又如何？玛莉今天为另一个默尔索献上双唇，那又如何？眼前这个死刑犯会明白吗？从我遥远的未来袭来的……我在呼喊这一长串字句中上气不接下气。这时，看守员出现，将我从牧师身上拉开，并警告我勿生事端。他反过来安抚他们，并望着我好一会儿沉默不语，眼中满是泪水。最后他转身掉头离去。
我被拘捕之后立即接受了好几次侦讯，不过那只是些关于身份的例行讯问，时间都不长。初到警局时，似乎没人对我的案件感兴趣；然而八天后，当我见到预审法官，却发现他那双盯着我的眼睛充满了好奇。一开始他同样先询问我的姓名、住址、职业、出生地和日期，接着他想知道我是否已经选好辩护律师。我表示没有，并询问是否一定得有个代表律师。他听了说：“为什么这样问？”我回答说自己的案子很单纯。他微笑道：“这是您的看法。但是法律自有其规定，如果您没有选择代表律师，我们会替您指派一位。”我觉得法院能负责这些小细节，真是再方便不过；他听了我的想法，也同意法律确实制定得很完善。
他一走，我又找回了宁静。我累得扑到床上去。我想我是睡着了，醒来时已见点点星光映入眼帘，属于乡野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夜晚的清新、土地和海盐的芬芳令我精神一振。夏夜不可思议的静谧像潮汐般将我淹没。此时，在这黑夜尽头、拂晓之前，我听见汽笛声响起。它宣示着旅程即将展开，通往从现在直到以后对我而言已完全无所谓的世界。许久以来第一次，我想起了妈妈。我想我了解为何她在生命来到终点时找了个“男朋友”，为何她会玩这种从头来过的游戏。即使是在那里，在那个生命逐一消逝的养老院，夜晚依然像个忧郁的休止符。与死亡那么靠近的时候，妈妈必然有种解脱之感，而准备重新再活一次。这世上没有人，没有任何人有权为她哭泣。我也像她一样，觉得已经准备好重新再活一次。仿佛那场暴怒净化了我的苦痛，掏空了我的希望；在布满预兆与星星的夜空下，我第一次敞开心扉，欣然接受这世界温柔的冷漠。体会到我与这份冷漠有多么近似，简直亲如手足。我感觉自己曾经很快乐，而今也依旧如是。为了替一切画上完美的句点，也为了叫我不觉得那么孤单，我只企盼行刑那天能聚集许多观众，以充满憎恨和厌恶的叫嚣来送我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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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法官和我也在椅子上安顿好后，审讯便开始了。首先，他说我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个沉默寡言、性格内向的人，想知道我有什么看法。我回答：“那是因为我从来都觉得没什么好说的，所以宁可把嘴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