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说曾在她的包包里找出一张乐透彩券，质问她时她没法解释是怎么来的。没多久，又在她家里找到了当铺凭据，上面写着她抵押了两条手链。在此之前，他根本不知道她有什么手链。“我非常清楚她背着我搞鬼，所以决定跟她分手，摊牌时我打了她两巴掌，告诉这女人她想要的只是寻欢作乐，那才是她的本性。默尔索先生，你懂吗？我这么说：‘你不知道，别人都嫉妒你有福气跟着我。以后你就会明白自己多幸运。’”他接着把她打到见血。这件事发生前，他从来没打过她。“以前那可不算打她，只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她会哀叫个两声，我就去把窗户关上，每次都这样罢了。可这次我是认真的，而且在我看来还便宜了她。”
“话说回来，”他告诉我，“有一天，我发现这女人对我不忠。”他仅供给她基本的开销，除了替她付房租，每天再给她二十法郎的伙食费。“房租是三百法郎，伙食费六百法郎，偶尔给她买双丝袜，加起来便是一千法郎。这位贵夫人是不上班的。可是她却说这些钱只够勉强应付，抱怨我给的不够生活。我就提议：‘那你工作个半天如何？这样我的负担会减轻一点。这个月我给你买了一件新套装，每天给你二十法郎，房租也是我付的，而你下午却跑去请朋友喝咖啡。你招待她们咖啡和糖，花的可是我的血汗钱。我待你不薄，你不该这样回报我。’但这女人就是不上班，还老是嚷着缺钱花，后来，我发现事有蹊跷。”
他解释正是为了这一点，他需要别人的意见。他停下来调整越烧越短的灯芯，我一直听着他的故事，喝了将近一公升红酒，整颗头都在发热。我开始抽雷蒙的烟，我自己的已经一根不剩。末班电车经过车站，带走城区里的最后一点喧嚣。雷蒙继续往下说。他烦恼的是，尽管自己对她的肉体仍有些眷恋，但还是很想惩罚她。他先是计划带她到旅馆，然后叫来风化警察，大肆羞辱一番，让她在警局留下记录；其次，他征询了道上的朋友，但他们也提不出个可行的方法。雷蒙特别指出，这正是人在江湖的悲哀。那些朋友听到他这句话，转而建议给她“留下记号”，然而这并不是他想要的。他得花点脑筋思考该怎么做。同时，他想跟我讨论一件事，不过希望先知道我听完这件事后有什么想法。我说没什么想法，只觉得挺有趣。他接着问我是否认为那女人背叛了他，如果我是他会怎么做。我回答这很明显，她的确有问题，即使我没法想象自己会怎么处理，但能理解他想教训她的心情。我再喝了点酒。他点了根烟，向我揭晓他想到的方法。他要写封信给她，不仅要狠狠修理她，还要让她觉得后悔不已。然后，当她回头来找他，他会跟她上床，就在正要完事的当儿朝她脸上吐痰，再把她赶出去。没错，这样一来，她便算得到应有的惩罚了。我对这个计划表示赞同，雷蒙却说觉得自己没办法写好这封信，打算请我代笔。我没说什么，他于是问我介不介意马上动笔，我回答说不介意。
辛戴斯叙述这段经历的同时，不停地整理手上的绷带，我则坐在床上。他接着说：“听完这些，你该看出不是我去惹他，是他先对我不敬的。”听起来的确没错，我表示赞同。他接着说自己有件相关的事，想询问我的意见，并说我是个阅历丰富的男子汉，一定能帮他的忙，那么他以后就会是我的好哥们儿。我没有回话，他又问我愿不愿意当他的哥们儿，我说我无所谓。他听了似乎很高兴，二话不说，拿出香肠，在锅里煎熟，又在桌上摆好杯、盘、刀叉和两瓶红酒。直到我们上桌吃饭，他才开始向我说明事情的原委。起先，他显得有些犹豫。“我认识了一个女人……应该说，她是我的情人。”那个跟他打架的男子是这女人的哥哥。他说自己出钱供养她，看我不发一语，急忙澄清他很清楚社区里是怎么说的，但他为人坦荡荡，他真的有份管理仓库的工作。
他将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站起身来，推开盘子和吃剩的冷香肠，仔细地将铺在桌上的防水油布擦拭干净，然后从床头小桌子的抽屉里取出方格纸、黄色信封、一支小红木杆蘸水笔和装着紫墨水的方墨水瓶。他告诉我那女人的名字时，我发现她是个摩尔人。我不假思索，有点随兴地拟好了那封信，只花了点心思让雷蒙满意，因为我没有理由叫他失望。我高声把信念了一遍，他边听边抽烟，不时点点头，听完又叫我再念一次。他显得相当高兴，对我说：“兄弟，我就知道你懂得人情世故。”一开始我没留意到，直到他向我宣布：“现在，你是我货真价实的好哥们儿。”我才惊觉他开始跟我称兄道弟。他见我没反应，把话重复了一遍，我连忙点头称是。当不当哥们儿其实对我来说无所谓，但既然他那么有兴致，我就顺了他的意。他给信封缄，我们一起把酒喝光，继续抽着烟，好一会儿两个人都没说话。外面街上一片宁静，只听见有辆汽车经过。这时我说：“很晚了。”雷蒙表示今天晚上时间过得特别快。从某种角度来说，的确是这样。我觉得很困，该回家上床睡觉，可是连站起身都觉得辛苦。大概是我看起来很累，所以雷蒙才会要我别太沮丧。起初，我听不懂他的意思。后来他解释道，他听到了我妈妈的死讯，不过这种事迟早都会发生的，希望我别再难过下去。他的话我完全同意。
“默尔索先生，你明白吗？”他解释道，“我不是什么凶神恶煞，只是脾气比较暴躁。那人挑衅我说：‘是个男人就从电车上下来。’我说：‘安分点，别找麻烦。’他却嘲笑我不是男人、没胆下车。我就下来警告他：‘够了，你最好放聪明点，小心我教训你。’他回说：‘怎么个教训法？’我就给了他一拳，他马上倒在地上。我本想把他扶起来，没料到他竟躺着踢了我好几下，气得我又回敬他一脚，外加两记重拳。他被打得满脸是血。我问他还敢不敢惹我，他回答：‘不敢。’”
我站起来准备离开，雷蒙热情地跟我握手，告诉我说男人的事男人最懂。道别后，我把门带上，在黑暗中站了一阵子。整栋公寓静悄悄的，一股阴暗潮湿的味道从楼梯深处飘上来。我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在耳边回荡，就这样专注着，一动也不动。突然，从老萨拉曼诺的房里传出狗的低声呻吟，在无声的黑夜里，显得格外凄厉。
我们一起上楼，接下来我正准备跟他道别，突然他叫住我说：“我家里有些香肠和红酒，要不要过来一起吃？”我想这样一来就不必做饭，便同意了。他家的格局同样是一个房间，和一个没有窗户的厨房。床上方挂着白色、粉红色相间的天使石膏像，还有几张冠军运动员和裸体女郎相片。房间看起来很脏乱，床也没铺。他先点亮了油灯，然后从口袋里取出一条不太干净的绷带，绑在右手上。我问他手怎么了，他告诉我有个家伙惹毛了他，他俩大打了一架。
4
就在此时，另一个跟我住同一层的邻居进来了。社区里，人们都说他是个拉皮条的，尽管问起他的职业，他回答的是“仓库管理员”。总之，可以确定的是，他不怎么讨人喜欢。不过他经常找我聊天，有时还会到我家坐坐，因为我肯听他说话。我觉得他讲的事很有趣，再者我也没理由不搭理他。他叫雷蒙·辛戴斯，个子矮，肩膀宽阔厚实，生着个歪鼻子，穿着倒是一直都很体面。他在谈到萨拉曼诺对待狗的方式时也说：“真是惨不忍睹！”他曾问我会不会觉得这很倒胃口，而我回答：“不会。”
我认真工作了一整个星期，雷蒙来找过我，说信已经寄出去了。我跟艾曼纽勒一起看了两场电影，有时他看不懂影片在演些什么，我得一一解释给他听。昨天是星期六，玛莉如约过来找我。她穿着红白条纹洋装和皮凉鞋，美得叫我心荡神迷。从衣服的起伏隐约可见她乳房的坚挺线条，可可色的肌肤让她的脸蛋就像花朵般娇美。我们搭公交车到离阿尔及尔几公里远的海边，在两面悬崖和芦苇丛间，有一处我常去的沙滩。下午四点钟的太阳并不怎么灼热，海水是温的，小小的浪潮轻柔且慵懒。玛莉教我一个把戏。在游水时吸一口浪花，含在嘴里，满了以后翻过身往天空喷出来，变成泡沫般的薄雾消失在空气中，或是像温热的小雨落回到我脸上。不过没多久，海水的盐分就让我满嘴苦味。然后，玛莉游过来，在水里拥着我，嘴巴贴上我的双唇，舌头融化我嘴里滚烫的咸涩。我们就这样忘情地任海浪簇拥了好一阵子。
进门后，我在昏暗的楼梯间碰到住同一层的邻居老萨拉曼诺，他牵着养了八年的老狗，人们已习惯看到他俩形影不离。那是只西班牙猎犬，生了一种皮肤病，我想应该是疥癣，害它几乎掉光了毛，且全身长满斑点和褐色的痂皮。由于长期跟这只狗窝在一个小房间里，老萨拉曼诺的外表也变得跟它越来越相似。他脸上生着淡红色的斑疹，头发枯黄而稀疏。宠物则从主人身上承袭了驼背的姿势，绷紧脖子，鼻子向前伸。他们看起来虽然像是一家人，却彼此厌恶。老人家每天都在十一点和六点钟带狗出门散步，八年如一日，路线从未改变。他们会沿着里昂路往下走，狗使劲拖着主人，直到老萨拉曼诺在踉跄中险些跌倒，对它破口大骂，一阵拳打脚踢。害怕的狗儿瘫在地上不敢前进，倒过来变成老人家拉着它走。当它忘记刚才的教训，又会开始拖着主人瞎跑，再讨来一顿打骂。最后，一人一犬停在人行道上互望，前者一脸憎恶，后者满是畏惧。同样的戏码天天上演。当狗要排泄时，老人家不给机会拉着就走，它只得边跑边在地上留下一滴滴水痕；要是不小心尿在家里，那它一样得挨打。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八年了。赛勒斯特提起他们时总说“好悲惨啊”，但实际上，谁又真的清楚。我在楼梯上遇到老萨拉曼诺时，他正吼他的狗：“混账！没用的东西！”狗在一旁哀号。我跟他道声晚安，老人家还是咒骂不已，我问他这只狗犯了什么错，他没有回答我，只是厉声训斥：“混账！没用的东西！”我试着找出原因，只见他弯下腰来调整狗项圈。我提高声音再问了一遍，他没抬头，压抑着怒气答道：“它死都不肯动。”在他的蛮力下，不情愿的老狗尽管持续哀号，还是被拖着走了。
我们回到岸边穿好衣服，玛莉凝望着我，双眸闪烁光芒。我吻了她。从那时起，我们便没再交谈。我紧紧搂着她，两个人都急于搭上公交车回到我家，然后一起跳上床去。我让窗户开着一整晚，夏夜微风轻拂我们晒过的皮肤，很是舒爽。
我们到赛勒斯特那儿时汗如雨下，全身都湿透了。他一如往常挺着啤酒肚、穿着围裙、微笑着展示两撇白色小胡子，在店里招呼客人。他问我“一切还好吧”，我点点头并说我饿了。我吃得很快，饭后点了杯咖啡；因为几杯红酒惹来困意，回家小睡了一会儿。醒来时想抽根烟，拖延了点时间，我得跑着才能赶上电车。回到闷热的办公室，整个下午我都专注地努力工作，因此到了晚上下班时分心情特别轻松，沿着码头悠闲地散步。我望着绿色的天空，开心地享受这个美丽的夜晚。不过想起煮透马铃薯需要花点工夫，我还是直接回家了。
隔天早上，玛莉没有离开，我邀她一起吃午餐。我下楼去买肉，回来时听见雷蒙的房里有女人的声音。稍后，楼梯间传来脚步声、狗爪子抓木造阶梯声，还有那句：“混账！没用的东西！”可想而知，是老萨拉曼诺边骂着狗边带它上街。玛莉听我描述了老萨拉曼诺的习性不禁莞尔。她身上穿着我的睡衣，袖子因为过长卷了起来。看她一笑，又燃起了我的欲望。过一会儿，她问我是否爱她。我说这问题没什么意义，可是我觉得好像不爱。我的回答似乎伤了她的心。但准备午饭的时候，她又笑开了，叫我忍不住吻了她。便在这时，雷蒙的住处突然爆发激烈的争吵，引起我们的注意。
桌上积了一沓厚厚的提货单，需要我全部整理出来，直到午休之前，我才洗过手离开办公室。我喜欢在中午洗手，因为到了晚上，大家用了一整天的擦手巾已然湿透，原来舒适干净的感觉大打折扣。有一次我跟老板提起这件事，他同意这种感觉的确叫人不快，但不过只是个无关紧要的小细节。我十二点半才跟运输部的艾曼纽勒一起出来，比平时晚了些。从办公室能俯瞰整个海港，我们花了点时间，停下来观看炙热太阳下港口里的货轮。就在此时，一辆卡车驶来，发出链条和引擎爆燃的巨响。艾曼纽勒问我想不想试试跳上去，我听了便开始奔跑，但卡车离我们有一段距离，我们在后面苦苦追赶。噪音和灰尘把我淹没，在吊车和绞盘、沿路经过的船身和远方海平面上舞动的船桅中间，我什么都看不见，只感到一股往前飞奔的莫名冲动。我抢先追上卡车，一口气跳上去，然后帮艾曼纽勒坐上来，两个人都上气不接下气。烟尘弥漫的大太阳下，卡车驶在码头高低不平的路面，颠簸得很厉害。艾曼纽勒大呼胜利，笑到喘不过气来。
起先听到的是女人尖锐的声音，接着是雷蒙骂道：“你敢对不起我，你敢，看我怎么收拾你。”一阵碰撞声后，女人声嘶力竭地哭喊，实在太过凄惨，引来的人瞬间挤满了整个楼梯间，我和玛莉也跑出去看。女人持续尖叫，雷蒙一动手就没停。玛莉说太可怕了，我没回话；她要我去叫警察，我说我不喜欢警察，但住在三楼的水管工还是带了一位过来。警察敲门之后我们再听不见一点声响，他又敲得更用力些，过了片刻，女人开始啜泣，雷蒙出来开门。他叼着根烟，一脸虚假的微笑，女孩子急忙跑上来告状。“叫什么名字？”雷蒙照实回答了。“跟我说话的时候，把你嘴上的烟熄掉。”警察说。雷蒙有些迟疑，看着我吸了口烟。忽然，警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重重地往他脸上甩了一巴掌，香烟从他嘴里飞出，掉到几公尺外。雷蒙立刻换了一张脸，当下一言不发，只是低声下气地问可不可以去捡他的烟。警察虽然点点头表示应允，却加上一句：“下次你就该知道，警察问话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旁女孩不停哭泣，一边重复道：“他打我。他是个吃软饭的。”雷蒙于是问道：“警察先生，说一个大男人吃软饭难道是合法的吗？”警察听完命令他把嘴闭上。雷蒙转而跟女孩说：“等着瞧，小妞，我们还会再见面的。”警察又叫他闭嘴，告诉他女孩子得马上离开，他留在家里等警察局的传唤。警察还说雷蒙该觉得丢脸，居然醉得直打战。雷蒙解释道：“我没醉，警察先生，我发抖是因为您站在我面前，我控制不了自己。”他关上门后，看热闹的人马上一哄而散。我跟玛莉煮好了午餐，但她不饿，几乎全是我吃的。她一点钟左右离开，我小睡了一下。
今天整个早上我都很忙。老板和颜悦色地问我累不累，还打听妈妈的年纪。为了怕弄错，我回道：“六十几岁。”我不懂为什么，他看起来像是松了一口气，好像认为整件事已经圆满地结束了。
将近三点时有人敲门，原来是雷蒙。我继续躺在床上，他进来坐在床边，半晌沉默不语。我问他事情经过，他说照着计划进行，本来很顺利，是她先给了他一耳光，所以他才动手。之后发生的事，便是我看到的那样。我告诉他现在那女人终于得到惩罚了，他应该觉得满意才对；他同意我的说法，同时表示无论警察做了什么，都改变不了她被教训的事实。跟着他又说自己很了解警察，心里有数该怎么跟他们打交道，倒是想问我当警察掌掴他时，我是否等着他还手。我说我当时没有任何想法，而且我不喜欢警察。雷蒙看起来相当高兴，问我想不想跟他出去走走，于是我起床整理头发。他说希望我能当他的证人，我并不反对，不过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据雷蒙的说法，只要表明那女孩的确对不起他，这就够了。听起来挺简单的，我就答应了。我们一块儿出门，雷蒙请我喝了杯白兰地，我陪他打了一局撞球，比数很接近，我差一点就赢了。接着他本想找我上妓院，但我向来不好此道，便一口拒绝了。我们慢慢散步回家，路上他告诉我，能成功教训他的旧情人，他有多么得意。我感觉他对我很友善，这真是个愉快的夜晚。
3
快到家时，我远远瞥见老萨拉曼诺站在门口，似乎很不安。当我们渐渐走近，我发现他的狗不在旁边。他四处观望，转来转去，试图看穿黑暗的走廊，嘴上不停嘟囔着，一双布满血丝的小眼睛扫视街上每个角落。雷蒙问他怎么回事，他没有立即回答。我好像听到他一边喃喃地念着：“混账，没用的东西。”一边仓皇失措。我问他狗在哪里，他回答说它跑掉了，接着一下子变得滔滔不绝：“我跟往常一样带它到阅兵场散步，正好遇到市集，到处都是人。我停下来看了一会儿脱逃秀，想走的时候，发现它已经不见了。我知道它的项圈太大，一直想给它买个小一点的，可怎么也没想到它会就这样跑掉。”
路灯突然点亮，照得夜晚第一批升空的星星光芒暗淡。光线的变化，加上长时间注意大街上的人来人往，让我的双眼有点疲倦。街灯下潮湿的路面闪闪发亮，间歇驶过的电车车灯，映射在光亮的头发、唇红齿白的笑容或银手链上。不久后，电车班次渐渐变少，夜色越来越浓，不知不觉中街区已是人烟稀少，到第一只猫缓缓地穿越马路的当儿，终于又恢复荒凉。我想起自己还没吃晚饭。因为靠在椅背上太久，起身时我的肩颈有些僵硬不适。我下楼买了点面包和意大利面，煮了晚餐后站着就把它解决了。本想再到窗边抽根烟，但晚上天气转凉，我觉得有点冷便作罢。我关上窗户，回头从镜子里看见餐桌一角上，酒精灯旁躺着几块面包。我心想星期天总算过去了，现在妈妈已经下葬，我也要重回工作岗位。结论是，我的生活就跟从前一样，什么都没改变。
雷蒙安慰他说狗应该是一时走散，要不了多久就会回来。还列举了许多小狗千里寻主的例子，但是老萨拉曼诺却显得更着急：“捕狗队会把它抓走，你懂吗？它全身上下那么多疮痂，叫人看了都讨厌，更别提带回家养，它绝对会被抓走的。”我建议他到收容所去，支付一些费用就能把狗带回来。他问我这笔费用会不会很高，我也不清楚。他听了很生气：“为这没用的东西花钱？哼！下辈子吧！”然后又开始骂狗。雷蒙只好笑笑，径自进到公寓里，我随他进来后，便在楼梯间与他互道晚安。没多久，我听见老萨拉曼诺的脚步声和敲门声。我打开门，他就站在门口，为难地对我说：“打扰了，不好意思。”
天色再次转变。屋顶上方，天空微微染红。随着夜晚的到来，路上也变得热闹，散步的人渐渐回笼。那位高尚的父亲又出现了，孩子们不是哭着，就是任大人牵着跌跌撞撞地向前走。没多久，社区里的戏院涌出散场人潮，年轻人的举止比平常感觉更为坚决有力，我猜他们看的是一部冒险电影。从市中心回来的则晚些才到，看起来比较严肃，虽然继续说笑，但偶尔会显得疲乏和若有所思。他们在街上逗留，徘徊在对面的人行道。社区里的少女手勾着手走来，男孩子故意迎上前与她们擦身而过，跟她们说笑，女孩们笑得花枝乱颤，频频回头看，当中几个我认识的向我挥手打招呼。
我请他进来坐，可他不愿意，只顾盯着鞋头和颤抖、长满斑疹的双手，低着头跟我说：“他们不会抓走它吧，默尔索先生？他们会把它还给我吧？我该怎么办好呢？”我告诉他，一般收容所都将狗保留三天，等主人来认领，期限过后，他们会视情况处理。听毕，他沉默地望着我，片刻之后道了声“晚安”。他关上房门不久，我听见他在房里来回踱步，接着是床架嘎吱作响，透过墙板，隐约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我仔细聆听后发现，原来他哭了。不知为何，我想起了妈妈。不过我隔天得早起，因为不觉得饿，晚餐也没吃，就这样直接上床睡觉。
五点一到，一班班电车在当当声中抵达，从市郊足球场载回一群群挂在车阶和栏杆上的观众。我从每个人随身带着的小行李箱看出，随后而来的班次载的是出赛的球员。他们大声唱歌，为自己的队伍高喊万岁，有几个抬头朝我比手画脚，其中一个还喊道：“我们赢了！”我回了一句：“干得好！”一边点点头。这时起，大批汽车开始涌入市区。
5
我转过椅子学烟草铺老板跨坐，因为这样更方便、舒服一些。我抽了两根烟，走进房间拿了一块巧克力到窗边吃。一瞬间，天空变得阴暗，我以为要下雷阵雨，谁知乌云又慢慢散去；飘过的云层为整条路留下了雨的预兆，让景物变得深沉。我望着天空的变化出神，就这样过了良久。
雷蒙打电话到办公室找我。他说有个曾听他提起过我的朋友，邀请我星期天到他在阿尔及尔近郊的海滨小木屋玩。我说虽然我很乐意，但那天我已经答应要陪一个女孩子。雷蒙听了毫不犹豫地要我邀她一起过去，并表示他朋友的太太在男人堆里能有个女生做伴，铁定会很开心。
他们走后，路上逐渐变得空无一人。下午场的表演应该都开始了，街道上只剩看守的店员和猫。沿街竖立的榕树上，天空纯净无云，却不见灿烂阳光。对面烟草铺的老板搬出一张椅子，摆在店门前的人行道，整个人跨坐上去，两只手靠着椅背，刚才挤满人的电车现在几乎是完全净空。烟草店旁是间叫作“皮耶侯之家”的小咖啡馆，侍者在空荡荡的餐厅里清扫地上的碎屑。这真是再典型不过的星期天午后。
我本想就这样挂断，因为我知道老板不喜欢我们在上班时讲私人电话，然而雷蒙却叫住我，他没等到晚上再向我提出星期天的邀请，事实上是有另一件事想通知我。他整天都被一群阿拉伯人跟踪，他那个已经分手情人的哥哥也在其中。“如果傍晚回家时你在公寓附近看到他，记得告诉我。”我答应他会帮忙注意。
我的卧室面朝城区的干道。这天下午天气晴朗，路面油亮，行人稀疏且匆忙。我先是看见一家人外出散步，领头的是两个穿水手服的小男孩，短裤长过膝盖，在他们僵挺的套装里显得笨手笨脚；其次是个别着粉红色蝴蝶结的小女孩，脚上穿着黑色漆皮鞋；殿后的是一身棕色丝绸洋装、体积庞大的母亲，还有颇为瘦弱、矮小的父亲。他是这附近的熟面孔，我一眼便认了出来。他戴着窄檐扁草帽，打了领结，手上拿着柺杖。看到他跟太太这样走在一起，我便了解为什么大家说他是个高尚有教养的人。他们经过不久，又来了批社区里的年轻人，一身油头、红领带、强调腰身的西装外套、绣花口袋和方头鞋的打扮。看他们这么早出发，一边大笑一边赶着搭电车，我猜想他们是要去市中心的戏院。
挂完电话不一会儿，老板便要见我，当下我还以为他是为了叫我少讲电话多做事，顿时心烦了起来，后来发现完全不相干。他说要跟我谈一个尚未成形的计划，同时征询我的意见。老板有意在巴黎设办事处，于当地直接处理和大公司的往来业务，问我是否愿意过去。这样一来，我可以住在巴黎，一年之中也有机会四处走走看看。“你是年轻人，我认为你应该会喜欢这种生活。”老板说。我对职务调动虽然表示同意，但去不去巴黎我其实无所谓。他听了问我难道不想改变一下生活方式。我回答说，生活方式是改变不了的，况且每种生活都有它好的一面，我对现状并无任何不满。话一说完，他显得有些不快，批评我总是答非所问，缺乏雄心壮志，而这一点在商业界是致命伤。谈话结束，我回到座位上继续工作。当然，我不是故意惹得老板不高兴，只是我没有理由改变现在的生活。仔细想想，我没什么好抱怨的。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有很多这类的理想抱负，然而自从无可奈何地放弃了学业，我很快就了解那些实在一点也不重要。
饭后，我觉得有点无聊，开始在公寓里闲晃。妈妈在的时候还好，现在这里对我来说显得太大了，于是我将餐桌移进房间，生活起居全局限在卧室里。每天目光所及，就是几张座位有点凹陷的藤椅、镜子发黄的衣橱、梳妆台和铜床架，其余的空间成了无人使用的荒废区。为了找点事做，我拿了一份旧报纸来读，剪下克鲁申嗅盐的广告，贴在我搜集趣味消息的剪贴簿里。做完后我洗了手，走出房间坐在阳台上。
当天晚上，玛莉跑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跟她结婚。我说无所谓，如果她想结，那就这么办。接着她想知道我是否爱她。我的回答就像上次一样，问题本身没有意义，不过我想我大概不爱她。“那你为什么要娶我？”我解释这真的不是重点，既然她喜欢，结婚有何不可？再说，是她先来问我的，我只需要说声“好”，何乐不为？她反驳道：“婚姻是件严肃的事。”我回答：“我不这么觉得。”她听了，望着我好一会儿才说话。玛莉假设性地问，如果换成别的女孩子，一样和我这么亲近，我是不是也会同意结婚？我回道：“那当然。”她反过来问自己是否爱着我，这一点我不可能知道。语毕，又沉默了一阵子，她喃喃地说我是个怪人，虽然这可能正是她爱我的原因。但也许有一天，她会因为同样的理由讨厌我。我不置可否，于是她笑着挽起我的手臂说要嫁给我。我答应她什么时候想结婚，我们就办婚礼。我跟玛莉谈到老板的提议，她说自己会很乐意到巴黎去。我告诉她，我曾在巴黎待过一段时间。她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那里蛮脏的，到处都是鸽子和阴暗的庭院，而且人的肤色很苍白。”
我醒来时，玛莉已经走了。她说过自己得上婶婶家一趟。我想起今天是星期日，这让我心烦。我从来就不喜欢星期日。于是我回到床上，在枕头里寻找玛莉头发遗留的海水味，然后又睡到十点；清醒后还继续躺着抽烟，一直赖到中午。我不愿意像往常一样到赛勒斯特那儿吃午饭，他们一定会问我关于葬礼的事，我不喜欢这样。因为家里没有面包且懒得下去买，我只煎了几颗蛋充当一餐。
之后，我们沿着干道散步，穿越整个市区。街上的女生很漂亮，我问玛莉有没有注意到，她点头称是，并说她懂我的意思。接下来一段路，我们没再交谈，不过我还是希望她能留下来陪我，一起在赛勒斯特那儿晚餐。然而尽管她很愿意，但因有事无法耽搁，所以走到我家附近时，我便跟她道别。她望着我发嗔：“你不想知道我究竟有什么事吗？”我确实很好奇，只是一时之间没想到发问，正是这一点让她愤愤不平。看着我发窘，她又笑了，整个人向我靠过来献上她的唇。
到了晚上，玛莉已经把事情忘得一干二净。电影的许多桥段是挺滑稽的，但情节真是蠢得可以。我们并肩坐在戏院里，她的腿靠着我的，我抚摩着她的胸部。电影结束前，我笨拙地吻了她。散场后她便跟着我回家。
玛莉走后，我上赛勒斯特那儿吃晚饭。用餐中，有个奇怪的娇小女人进来餐厅，问我可否一起坐。当然，我没有拒绝的道理。她的动作急促，精致的苹果脸上生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她脱下合身的外套，坐下来急躁地翻阅菜单，接着叫赛勒斯特过来，口气清晰又迅速地把餐一口气点齐。在等开胃菜的时候，她打开手提包，取出一张便条纸和铅笔，将账单总额先计算妥当，然后再拿出小钱包，给总数添上小费，整齐地摆在自己面前。这时，侍者送上开胃菜，她狼吞虎咽地吃光。等下一道菜的空当，她又从包包里取出蓝色铅笔和一本杂志，上头列着本周的电台节目。细心地、一个接一个，她几乎勾选了所有的节目。那本杂志大约有个十来页，用餐过程中，她一直巨细靡遗地重复同样的动作，我都已经吃饱了，她还在埋头苦干。过了好一阵子，她才站起身，机械般精准地穿回外套，快速离开餐厅。由于无事可做，我跟着走出去，尾随在她后头。她沿着人行道边缘行走，以不可思议的敏捷和自信直线前进，既不曾稍有偏差，也不回头观望，没过多久便从我的视线中消失。回家的路上，我回想着她怪异的行径，不过很快这件事就被我抛诸脑后。
经过昨天的折腾，起床真是件苦差事。在浴室刮胡子的时候，我琢磨着待会儿要做什么，最后决定去游泳放松一下，于是搭了电车到港口的海水浴场，扑通一声跳进水里。这天有很多年轻人在戏水，当中我遇到了办公室以前的打字员玛莉·佳多纳。跟她共事的时期我曾经很渴望她，我相信她也有同感，可惜她不久就离开了，我们根本没机会发展。我帮她爬上游泳圈，在动作中碰到了她的胸部。我继续留在水里，她则躺在游泳圈上，转头对着我笑，脸上沾满发丝。接着，我也爬上去到她旁边。天气很宜人，水温很舒适，我半开玩笑地头往后仰，靠在她的肚子上；她什么都没说，所以我就这样躺着不动，睁开眼尽是晴空万里，蓝金色的天空，后颈感觉玛莉的肚子缓缓地起伏。我们半睡半醒地在游泳圈上待了许久，当阳光开始变得太热，她潜入水里，我跟着下去，追上后拦腰把她抱住，一起并肩游水。她始终开心地笑着。当我们在岸边弄干身子时，她对我说：“我晒得比你还黑。”我问她晚上要不要去看场电影，她又笑了，回答说想看一部费尔南德尔(1)演的片子。我们换好衣服出来，她惊讶地发现我打着黑领带，问我是否正在服丧。我告诉她妈妈过世了。她想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我回答：“昨天。”她听了以后脸色微变，但没表示什么。我本想跟她说这不是我的错，不过还是把话咽了回去，想起同样的句子我已经跟老板说过了，结果也是无济于事。尽管如此，人生在世总是免不了有点罪恶感。
在家门口，我遇到了老萨拉曼诺，我请他进房里坐。他告诉我狗确定失踪了，因为它不在收容所。那里的职员猜想它有可能是被车撞了，他于是问他们能否到派出所确认，无奈他们说，这种事几乎天天都有，派出所不会有任何记录。我向老萨拉曼诺提议再养一只，他摇摇头说已经习惯了原来那只。的确，他说得有道理。萨拉曼诺坐在餐桌前的椅子上，我则蹲在床上。他面向我，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头上还戴着旧毡帽没有摘下，从枯黄的胡子下含糊地吐出字句。他让我觉得有些厌烦，但是我没啥事可做，又一点也不困。为了找点话说，我便跟他谈那只走失的狗。他说自己是在太太死后开始养的。他年纪不小了才结婚，当兵时他常参加军队的戏剧演出，演戏是他年轻时的梦想。虽然最后进了铁路局，他并不后悔，因为现在他有一笔小小的退休金可领。他与太太过得不算幸福快乐，但已经非常习惯她的陪伴，当她走后，他觉得格外孤单。因此，他跟铁路局的同事要来这只狗，抱回家时它刚出生没多久，得用奶瓶来喂。只是由于狗的寿命比人短，到后来他俩可以说是一起变老的。“它的脾气很坏，”萨拉曼诺说：“我们经常犯冲，可它还是只好狗。”我说看得出它是名种狗，萨拉曼诺听了显得很得意。“真的，而且你还没看过它生病前的模样，”他解释道，“它最漂亮的就是那一身毛。”自从狗儿生了皮肤病，萨拉曼诺每天早晚替他上药。不过老人家说，它真正的病是衰老，而那是永远治不好的。
睡醒时，我才明白为什么老板听到我要请两天假显得不太高兴，因为今天是星期六。我当初没想到这一点，起床时才发觉。他必定是料想这一来，加上星期日我就有四天的假，当然开心不起来。不过第一，妈妈被选在昨天而不是今天下葬可不是我的错；第二，无论如何，周六和周日我都放假。虽然如此，我还是能理解老板当时的心情。
听到这里我打了个哈欠，老人家于是说他该走了。我请他多坐一会儿，并告诉他我对狗的遭遇感到很遗憾。他对我表示感谢。他说妈妈非常喜欢他的狗。提起妈妈时，他称呼她为“你可怜的母亲”。他料想妈妈走后我一定很难过，我没有作声。接着他快速又有点尴尬地说，他知道社区里，大家因为我把妈妈送到养老院，而对我印象不佳，但是他清楚我的为人，也知道我很爱妈妈。我说自己一直没意识到（而且到现在还搞不懂原因），这件事让别人对我有了不好的评价，但既然没有足够的钱请人照顾妈妈，在我看来养老院是最自然不过的选择。“何况，”我继续说，“她已经很多年都没话跟我聊，自己在家闷得发慌。”他赞同道：“对啊，至少在养老院里，她有许多朋友。”然后他说想回家休息，起身告辞。他的生活如今已完全改变，这让他有些手足无措。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他第一次腼腆地向我伸出手，握手时我能感觉到他手上粗糙的痂皮。离开前他微笑着说：“我希望附近的狗儿夜里别乱叫，不然我会以为是我的狗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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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所有过程进行得太匆忙、太过精准和自然，没能在我的记忆里留下多少痕迹，唯有一件事例外——抵达村庄前，驻院护士曾跟我说话。她的嗓音很特殊，优美而颤抖，跟她的脸蛋完全不搭调。她说：“如果我们走得慢，很可能会中暑。可是如果走得太快，就会汗流浃背，进到教堂里容易着凉。”她说得有道理，这种状况进退两难，谁也无可奈何。此外，这一天在我脑海中还残留着几个影像，比如说，在村庄边界，当菲赫兹最后一次回到送葬队伍时他的模样：懊恼与痛苦的豆大泪珠滚落他的脸颊，被遍布的皱纹截断、分支又合流，在这心力交瘁的面容上化为一层光润的水膜。还有教堂和人行道上的村民，坟墓上的红色天竺葵，像支离破碎的木偶般昏厥的菲赫兹，撒在妈妈棺木上血色的红土和混在一起的白色根茎，人群、嘈杂声、村庄、在咖啡馆前的等待、无止境的隆隆汽车引擎声，以及当公交车驶进阿尔及尔明亮市区时我的喜悦，心想自己终于可以回家，倒头便睡上十二个小时。
星期天早上我爬不起来，玛莉喊着我的名字，把我摇醒。为了能尽早下水游泳，我们没吃早餐就出门了。我整个人空荡荡的，头有点疼，叼在嘴里的香烟有一股苦味。玛莉开玩笑说我看起来“哭丧着脸”。她穿了件白色洋装，头发没扎，随意披散着。我说她很美，她开心地笑了。
我觉得送葬队伍前进的速度加快了些。四周依然是阳光充斥、耀眼刺目的乡间，自天空直射而下的烈日叫人难以忍受。行程中有一段，我们经过最近新铺好的路面，柏油被太阳晒得直发亮，踩在上头的步伐陷进沥青，留下许多闪烁的脚印。灵车上车夫油亮的黑皮帽，仿佛就是这大块黑泥浆揉成的。我迷失在蓝白的天空和柏油的稠黑、丧服的暗黑、灵车的漆黑……这些单调乏味的颜色里。高照的艳阳、马车的皮革和马粪味、香炉的烟味，加上一夜未眠的疲倦，模糊了我的目光和思绪。我又回头望了一眼菲赫兹，他看起来离得很远，被大片热气和烟雾淹没，然后消失不见。我搜寻他的身影，发现他离开了马路，转进田野间；我看到前面的路开始转弯，原来熟悉路况的菲赫兹打算走捷径来追上我们。果然他从转角处重新加入队伍，接着又渐渐脱队，并再次穿越田野，就这样重复好几次。我无心继续留意，只觉得头昏脑涨。
下楼时，我们顺道敲了雷蒙的门，他回答说马上下来。一出门口，疲累加上在屋里时没拉开百叶窗，早上就已开始发威的太阳光射进双眼，简直像甩了我个大巴掌，而玛莉却在一旁雀跃地重复着天气真好。过一会儿，我觉得好多了，肚子随即开始发饿。我告诉玛莉，她耸耸肩，给我看她的油布袋，里面只有我们俩的泳衣和一条海滩巾。终于我们听到雷蒙的关门声，他边吹口哨边跑下楼，似乎很高兴。他穿着蓝色长裤和白色短袖衬衫，头上硬是配了顶扁草帽，玛莉见状咯咯地笑；他前臂的黑汗毛下面露出苍白的皮肤，这身打扮真让我有点不敢恭维。他热情地向我打招呼：“嗨，老弟！”对玛莉则称“小姐”。
我们终于起程，这时我才发现菲赫兹走起路来有点一瘸一拐的。当灵车的速度越来越快，老人家便逐渐落后，脱离了队伍；其中一个抬棺人也径自让车子超过去，退到我这一列来。我很讶异太阳升空的速度竟是这么快，同时惊觉沿路田园里到处都是虫鸣和草地的沙沙声。我头上的汗开始不停往下流，因为没戴帽子，只好拿手帕扇风。葬仪社的员工见状向我说话，我没听清楚。他边说边用右手掀开鸭舌帽檐，举起左手的手帕擦掉额头上的汗。我问他：“您说什么？”他指着天空重复道：“今天很晒。”我附和道：“对啊。”稍作停顿后他又说：“里头是您母亲吗？”我回答道：“对。”“她年纪很大了吗？”我回答：“差不多。”其实我不晓得确切的岁数。之后他没再多说。我回头望见老菲赫兹距离我们大约五十米左右，努力摆动抓着毡帽的手加速赶路。我再看看院长，他维持着一贯的从容风度，行进中没有任何不必要的动作，尽管额头上冒出几颗汗珠，也不伸手去擦。
前一天我们去了派出所一趟，我做证那女孩的确“对不起”雷蒙，因而警察只是告诫他不得再犯，并未查证我说的话是否属实。我们和雷蒙在门前针对这件事讨论了半晌，才决定去搭公交车。沙滩其实离家不是太远，不过乘车自然比较快，雷蒙也觉得他朋友会宁愿我们很早就到。我们正要出发，雷蒙突然作势要我往前看，我转头只见对面有一群阿拉伯人，背靠着香烟铺橱窗，以他们特有的方式，默默地盯着我们。完全不动声色，仿佛我们是一堆石头或几棵枯树。雷蒙对我说左边算过来第二个，就是跟他干架的人。雷蒙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却又说事情已经告一段落。玛莉摸不着头脑，问我们是怎么一回事；我告诉她那些阿拉伯人和雷蒙有过节，她听了希望我们马上起程。雷蒙笑了笑，说是时候赶紧上路了。
语毕，我们沉默了许久，院长才起身从办公室窗户往外看。突然他说道：“那是马悍沟的神父。他提早到了。”他向我说明，步行到村庄里的教堂至少得走上四五十分钟，然后我们一起下楼。神父和两个辅祭侍童站在太平间前面，其中一个男童提着香炉，神父正弯腰调整它银链的长度。他看到我们时立刻直起身子，对我说了几句话，并称呼我为“孩子”，领着我走进太平间。我一眼便看见棺木上的钉子已经钉紧，旁边站着四名黑衣男子；同时院长跟我说车子正在路上等，神父也开始诵经。从这时起，一切都进行得很快。黑衣人拿着盖布走向棺木，神父、侍童、院长和我则先到外面等候。门外有位我不认识的女士，“这是默尔索先生。”院长向她介绍道。我没记住那女士的名字，只知道她是驻院护士，她面无表情地朝我点点头，瘦骨嶙峋的长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我们先是站到一旁让棺木通过，接着跟在抬棺人后面走出养老院大门，门前停着一辆灵车，又长又光亮的模样让人联想起铅笔盒。灵车旁站着个打扮有点滑稽的矮小男人，他应该是礼仪师，另外还有一个局促不安的老者，我知道他就是菲赫兹先生。他戴着圆顶宽边软毡帽，当棺木经过大门时他取下帽子致意，松垮的西装长裤在鞋子上方交叠成好几褶，白色衬衫的大翻领打了一个过小的黑领结，嘴唇在满是黑头粉刺的鼻子下颤抖着。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稀疏白发外露出的一双下垂且蜷曲的耳朵，鲜红的颜色跟他苍白的脸色形成强烈对比。礼仪师安排每个人的行进次序：领头的是神父，其次是灵车，车子周围是四名抬棺人，其后是院长、我，以及队尾的驻院护士和菲赫兹先生。天空已是阳光普照，肆无忌惮地为地面加温，热气快速攀升，一身深色丧服更让我觉得酷热难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等了好一阵子才正式上路。老菲赫兹本来戴回了帽子，这会儿又把它脱了下来。我站的角度微微面朝他，院长跟我谈到他时我正看着他。院长说我母亲和菲赫兹先生经常在晚上让一个看护陪着，散步到村庄去。我环顾四周景致，来体会妈妈的心情：一排排柏树绵延到远方贴近天边的山丘，一望无际的红土绿地，一间间分隔甚远、跃然纸上的房屋……这里的夜晚该是像个忧郁的休止符。白天，日光泛滥成灾，在热浪中融化的风景显得无情且令人沮丧。
我们开始朝不远处的公交车站移动，雷蒙告诉我那些阿拉伯人没有跟来。我回头一看，他们一直留在原地，以同样的漠然态度，凝视着我们刚刚离开的地方。接着我们搭上公交车，雷蒙很明显是彻底松了口气，不停地说笑话逗玛莉开心。我感觉得出来雷蒙对她有意思，但她不太回他的话，仅偶尔看他一眼，对他微笑。
院长告诉我他会参加葬礼，我对他表达谢意。他交叉双腿坐在办公桌后面，告诉我除了驻院护士以外，只有我跟他会出席。依照养老院的惯例，院友是只守灵而不参加葬礼的，“这是基于人道考虑所做的决定。”他解释道。不过这次他特别答应让妈妈的一个老朋友也来为她送行：“他的名字是汤玛·菲赫兹。”说到这里，院长笑了：“他和你母亲几乎是形影不离，你了解吗？这种情感有点像两小无猜。在养老院里，大家常拿他们开玩笑，问菲赫兹说：‘你女朋友呢？’他听了总是会心一笑，他们两位都被逗得很开心。可想而知，默尔索太太的死对他影响很大。我想我不该拒绝他的请求，但由于医生的嘱咐，昨天晚上没让他来守灵。”
我们在阿尔及尔的市郊下车。海滩离站牌并不远，不过中间得先经过一片俯瞰大海的小高台，再随着渐渐倾斜的坡地下到沙滩。高台上布满浅黄色的石头和纯白色的水仙，与湛蓝的天空相互辉映，叫人睁不开眼。玛莉把油布袋大力甩在花上玩，弄得花瓣撒落一地。我们路经一排排被绿、白色围栏围起来的小别墅，其中有的和阳台一起隐没在飘扬的柳树背后，有些则赤裸裸地立于石堆之中。抵达高台尽头前，平静的海面已映入眼帘，远方还有一座不动如山的海岬耸立在清澈的水中。一阵微弱的马达声从风平浪静的空气中传来，极远处有一艘渔船，在波光潋滟的海洋上龟速前进。玛莉停下摘了几朵鸢尾花。站在延伸至海边的斜坡上，已经可见几名早到的泳客在水中嬉戏。
虽然如此，我只能站在中庭里一棵梧桐树下，等待举行葬礼。清新的土壤味道扑鼻而来，让我睡意全消。我想起在办公室的同事，此时他们正起床准备上班，对我而言，那永远是最痛苦的一刻。我的思绪停留在这些事情上没多久，便被建筑内传出的钟声打断。从窗外隐约看出里头先是一阵嘈杂与忙乱，然后再次恢复宁静。太阳又往天空正上方迈进一步，我的双脚被晒得发热。门房穿越庭院而来，说是院长要见我，于是我去了他的办公室，他让我签了几份文件。院长一身全黑，搭配条纹长裤，他边拿起电话边询问：“葬仪社的人已经到了很久了，我现在要请他们过来给棺木封钉，你要先见母亲最后一面吗？”我回说不用了。他听了以后压低声音在话筒里吩咐：“菲贾克，跟他们说可以了。”
雷蒙的朋友住在沙滩边上的小木屋里。房子背靠峭壁，支撑屋子前端的木桩立在海水中。雷蒙替我们做了简短的介绍。他的朋友姓马颂，是个身材壮硕、肩膀厚实的高个子，妻子娇小圆润、态度亲切，带有巴黎口音。一见面，马颂便大表欢迎，让我们不要拘束，还说自己早上刚钓了些鱼，准备待会儿下锅油炸作为午餐。我对他的小木屋发出由衷的赞美，他告诉我每个周末和假日，他都来这里度过。“我跟我老婆处得很好。”他说。他太太此时正和玛莉有说有笑。看着他们，可能这是第一次，我真正动了结婚的念头。
熬夜让我很疲惫，门房带我到他房里稍作梳洗，我又喝了杯香甜的欧蕾咖啡。当我出门时，太阳已经升起，在分隔马悍沟和大海的丘陵上空，留下一抹抹红晕。从远方吹来的海风有淡淡的咸味，看得出一整天都会是好天气。我已经很久没有到乡下走走了，我突然觉得，如果没有妈妈的事，出去散步踏青该有多么惬意。
马颂想去游泳，但他太太和雷蒙不愿意一起来，于是我们三人换上泳衣，玛莉毫不犹豫就跳进海里，我跟马颂则留在岸上一会儿才下水。他说话的速度缓慢，我尤其注意到，他习惯给每段话都加上一句“而且还不止呢”，尽管这句话无法进一步表达任何具体意义。比如谈到玛莉时，他对我说：“她很标致，而且还不止呢，可以说迷人得紧。”我没太留心听他的叨絮，而是专注于享受阳光下的温暖与舒适。脚下的沙子渐渐发烫，我又稍稍推迟了浸在水里的渴望，才跟马颂说：“我们下水吧？”然后我就钻进水里，他却慢慢地往前走，直到水深过高方才潜入海里。他游的是蛙式且游得不怎么样，因此我丢下他去找玛莉。海水清凉，我游得很畅快。我跟玛莉并肩游了很远，彼此的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心中的舒畅也互相呼应。
我无言以对，就这样过了良久，女院友呜咽的频率渐渐趋缓，又连续抽噎了一阵子，终于安静下来。我不再发困，只觉得腰酸背痛，很累。此刻是这群人的死寂叫我难受，仅偶尔会听见一种不知道是什么的奇特声音；长时间听下来，我猜出是其中几个老人在嘴里吸吮两颊所发出的怪声，他们自己则完全沉浸在思绪之中，一点也没察觉。我甚至觉得躺在中央的死者，对他们来说根本无关紧要。不过现在我相信那只是我的错觉。我们喝了门房盛的咖啡，下半夜的事我已不太记得，印象中仅有一次我睁开眼睛，看到老人们全靠在彼此身上睡去，除了其中一个，紧抓住柺杖，以手背支撑下巴，一动也不动地望着我，仿佛正在等我醒过来。接着我又睡着了，最后是因为腰越来越不舒服才醒的。曙光开始从天窗洒下。有个老人醒过来并开始咳嗽不止，他把痰吐在一块大方格手帕里，每咳一次的骇人声音就像要呕出血来。他吵醒了其他人，门房告诉他们是时候离开了，于是他们站起身，经过辗转难眠的一夜，他们个个面如死灰。让我意外的是，出去之前，他们一一跟我握手道别，好似共度这完全没有交谈的一夜，竟也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在海中央我们翻身改游仰式。面朝天空时，我感到阳光正蒸发我嘴上遗留的水滴。我们看到马颂回到沙滩上晒太阳，远远望去，他看起来还是很庞大。玛莉提议一起游水，让我从后面揽住她的腰，她负责摆动手臂，我双脚打水往前推进。这打水的声音一直尾随着我们，直到我终于累了，才放开玛莉，平稳地吸换气，从容不迫地往回游。到岸后，我趴在马颂旁边，脸埋在沙子里。我跟他说海水很舒服，他完全赞同。不久，玛莉也上来了，我转头看着她走过来。她浑身湿淋淋、亮闪闪，把头发抓在脑后，紧贴着我身边躺下。在太阳和她体温的双重加热下，我的意识逐渐模糊。
忽然，一名女院友开始哭泣。她坐在第二排，被前面的女同伴挡住了，我看不清她的模样。她低声啜泣，抽抽搭搭的，让我觉得好像永远停不下来，其他人却仿佛听不见一般。他们消沉、阴郁且静默，专注地盯着棺木、自己的柺杖或任何一样东西。女院友继续哭着，我非常讶异，因为我完全不认识她。我真希望她别再哭下去，可是又不敢告诉她。门房凑过去跟她说了两句，但她摇摇头，含糊地不知回答些什么，继续一阵一阵地哭着。门房过来坐到我旁边，沉默许久之后解释道：“她跟您母亲很要好。她说您母亲是她在这里唯一的朋友，现在她只剩自己一个人了。”
不知过了多久，玛莉摇醒我说马颂已经回去了，该是午餐的时候。我一听马上爬起来，开始觉得饥肠辘辘，但玛莉却叫住我，说我从早上到现在都没吻过她。这是真的，而且其实我还蛮想的。“跟我到水里来。”她对我说。我们奔跑着迎向第一排小浪，划了几下水，她紧拥着我，我感觉她的双腿围绕着我的，又唤醒了我对她的欲望。
一阵窸窣声把我吵醒。因为刚刚合过眼，整个房间显得更白更亮了，眼前没有一点阴影，而每件摆设、每个角落和所有的线条，都越发利落得刺眼。妈妈的朋友们是这时候进来的，他们总共有十几个人，沉默地步入这令人目眩的灯光中。他们静悄悄地坐下，没有一张椅子发出声响。我仔细地打量每个人，不放过任何脸部或衣着的细节，然而这群人的静谧却让我感觉不到他们真实的存在。女院友几乎清一色穿着围裙，腰间绑了带子，她们鼓鼓的小腹越加明显。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女人老的时候肚子会是这么大。男院友大多很瘦，拄着柺杖。他们的脸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看不到眼睛，只看到皱纹凹陷处一点暗淡的微光。他们坐妥后，纷纷朝我拘谨地点点头。由于这些人双唇陷进没有牙齿的嘴巴里，我分不清他们是在跟我打招呼，还是在无意识地咂嘴。应该是打招呼吧。我发现他们全部围绕着门房坐在我对面，微微地摇头晃脑。霎时间，我心中一股荒谬的感觉油然而生，仿佛他们是来审判我的。
我们上岸时，已经听见马颂喊我们吃饭。我告诉他我饿昏了，他听了立刻跟太太说我很讨他喜欢。面包非常可口，我把盘子里的炸鱼吃了个精光，主菜是牛排配炸薯条。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没人多说一句话。马颂喝了不少酒，且不停给我斟上。最后喝咖啡时，我觉得昏沉沉的，抽了许多烟。我、雷蒙和马颂计划八月一道来海边度假，费用均摊。玛莉忽然对我们说：“你们知道现在几点吗？才十一点半！”我们都很惊讶，马颂说这时间确实很早，不过也属正常，因为肚子饿就该吃午餐，无所谓早晚。不知道为什么，玛莉听完笑了，我想她是有点喝多了。马颂问我要不要跟他到沙滩上散步：“我太太饭后总是习惯睡午觉，我自己不喜欢这样，我老是告诉她，饭后散步对健康比较好。当然，她有权选择听不听我的。”玛莉表示要留下来帮忙洗碗，马颂太太说男人继续待着只会碍事，于是我们三个人走出小木屋，再次回到了海滩。
看护这时又回来了。夜晚瞬间降临，很快地，浓厚的夜色笼罩天窗。门房扭亮电灯开关，我在突然开启的灯光下，一时什么也看不见。他请我到食堂用晚餐，但我并不觉得饿，所以他提议给我带杯欧蕾咖啡；我同意了，因为我很喜欢喝，不久他便端着个托盘回来。我喝完咖啡想抽根烟，却有点犹豫，不确定是否能在妈妈面前抽。后来我想了想，这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是我递给门房一根烟，我们一起抽了。一会儿后，他对我说：“您知道吗？您母亲的朋友也会过来为她守灵，这是惯例。我得去搬些椅子和准备一壶黑咖啡。”我问他可否关掉一盏灯，白墙反射的灯光让我眼睛很难受。他回答说没有办法，装置的设计便是如此——只能全开或全关。之后我就没再多注意他，只知道他忙进忙出排椅子，在其中一张上头摆了许多杯子，中间放着咖啡壶。工作完成后他在我对面，也就是妈妈的另一边坐下。看护坐在同一边的最里面，背对着我，我看不到她在做什么，但是从手臂的动作能猜出她是在打毛线。天气很舒服，咖啡暖和了我的身子，夜晚的味道和花香从开着的门飘进来。我渐渐睁不开眼，打了会儿盹。
太阳的位置几乎在正上方，海面上反射出的光线令人禁受不住。沙滩上的人这时全走光了。高台边的小木屋里，传来盘子和刀叉碰撞的声响。从地面直冒上来的热气，叫人呼吸困难。一开始，雷蒙和马颂聊了些我没听过的事和人。我发现他们彼此已经认识很久，甚至有段时间还住在一起。我们朝海边移动，顺着潮水往下走。好几次，冒出头的浪花弄湿了我们的布鞋。我脑中完全放空，头顶上的熊熊烈日晒得我又进入半昏迷状态。
在这小小的太平间里，他对我说自己刚进来时也是院友，因为觉得身体还很硬朗，便自告奋勇担任门房。我指出虽然如此，总的来说他还是院友之一，他却不这么认为。我之前已经注意到，他会用“他们”“其他人”，偶尔还有“老人家”来称呼别人，尽管那些人当中有的甚至比他还要年轻。不过，他当然不一样，他可是门房，在某种程度上，其他人受他管辖。
就在此刻，雷蒙跟马颂说了些我没听清楚的话，同时我发现沙滩尽头离我们很远的地方，有两个穿蓝色工作服的阿拉伯人走了过来。我瞄了一眼雷蒙，他跟我说：“就是他。”我们继续往前走，马颂纳闷他们怎么能跟到这里来，我猜想他们是看到了我们背着海滩袋搭公交车，但我什么都没说。
之后他便打开话匣子跟我聊起来。他以前从来没想过，余生会是在马悍沟的养老院当门房度过。他说自己六十四岁，是巴黎人，这时我打断他：“哦？您不是本地人吗？”不过我马上想起在带我去见院长之前，他曾跟我提起妈妈必须尽早下葬，因为平原的天气很热，尤其是这一带。这令他怀念起以前在巴黎的生活。在那里，守灵可以长达三天，有时四天；但在这里却完全没有时间，丧家还来不及接受噩耗，就得赶着把遗体送上灵车。一旁他的太太听到这些急忙提点他：“好了，别再说了，这种事怎么好意思跟先生说。”门房老先生脸一红，赶紧向我道歉。我安慰道：“没关系，真的。”我觉得他所描述的既真实又有趣。
虽然阿拉伯人前进的速度很慢，但没多久他们已经离得颇近。我们依旧强作镇定，雷蒙低声说：“要是真打起来，我来对付那家伙。马颂，你负责另外一个。默尔索，如果他们冒出第三个人，那就留给你。”我说了声“好”，马颂把两只手伸进口袋。沙子在我脚下像火一般滚烫，我敢说它还闪着红光。随着我们一步步向前，和阿拉伯人之间的距离便不断缩短。就在相差几步的地方，阿拉伯人停了下来，我和马颂亦放慢脚步，雷蒙则直接走向他的对手。我听不清他说了什么，但对方摆出像是要一头撞过来的姿势，雷蒙于是动手给了他一拳，随即大声呼叫马颂。马颂迎上自己负责的那一个，使尽吃奶的力气揍了他两下；他应声倒在水里，脸朝下躺了几秒钟，从水底冒出许多小气泡，浮上水面绕着他的头打转。同时，雷蒙也把对手打得满脸是血，转头对我说：“你看我怎么修理他！”我惊呼：“小心，他手上有刀！”可是已经太迟，雷蒙的手臂和嘴巴瞬间各多了一道口子。
她出去以后，门房对我说：“那么我就先离开了。”我不知道做了什么手势，他最后还是没走，站在我后头，这样却让我不自在。黄昏的柔美阳光填满整个房间，两只大胡蜂停留在天窗上嗡嗡地叫。一股睡意朝我涌来，为了提振精神，我没转身就向门房问道：“您在这里待了很久吗？”他立刻回答：“五年。”仿佛一直在等待我的问话。
马颂见状跳上前，然而另一个阿拉伯人已爬了起来，站在持刀的同伙后面。我们一动也不敢动。他们小心翼翼地往后退，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一边挥刀警示我们不可轻举妄动，等到退出攻击范围外，立刻一溜烟地拔腿就跑。我们呆立在太阳底下，雷蒙一手紧压住还在淌血的手臂。马颂说有个医生每逢星期天都在高台上度假，雷蒙想马上过去找他，可他每次开口说话，就从嘴里吐出血泡来。我们扶着他尽快回到小木屋，雷蒙这时说他的伤口并不深，走到医生那里没有问题，于是跟马颂一起离开，吩咐我留下来跟女士们解释事情的经过。看到马颂太太吓得哭了，玛莉脸色发白，让我觉得心烦；简单几句话交代过后，我就懒得多说，点起烟静静地看海。
这时候，门房从我后头出现，他应该是跑着赶过来的，说话有点气喘吁吁的：“棺盖只是暂时合上了，我这就把钉子取出来，让你看看她。”他正要靠近棺木时被我制止。“你不想看吗？”他问道。我回答：“不想。”他顿时愣在那儿，让我有些尴尬，觉得可能不该这样说。过了一会儿，他看着我问：“为什么？”语气中不带一丝责备，好像单纯只是好奇。我说：“我不知道。”我瞥见他嘴上白色的胡子动了动。接着他避开我的目光说：“我理解。”他的眼睛很美，是淡蓝色的，两颊红润。他为我搬了张椅子，然后坐在我后面。此时看护起身往门口走去，门房悄声告诉我：“她脸上长了疮。”我一时意会不过来，于是朝她望去，原来她整张脸罩着面纱，只露出眼睛，连鼻梁的地方也很平整，除了雪白的罩纱外，什么也看不见。
一点半左右，马颂陪着雷蒙回来了。雷蒙手臂绑着绷带，嘴上贴着胶布。医生告诉他只是轻伤，他看起来却很消沉。马颂试着逗他笑，他始终绷着脸不说话。最后他终于开口说要到沙滩上去，我问他要去哪儿，他回答想去透透气。于是我跟马颂表示愿意陪他，他听了突然发起脾气，对着我们咒骂。马颂当下决定还是别刺激他，让他自己冷静一会儿。尽管如此，我还是跟了出去。
我开门走了进去，里面相当明亮，纯白色的石灰墙面，屋顶是透明的玻璃天窗。太平间里放着一排排的椅子，中央架着一具棺材，上头立着几根银亮的螺钉，仅浅浅地锁进深褐色的棺盖。棺木旁有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阿拉伯看护，头上戴着颜色鲜艳的头巾。
我们在海滩上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炽热的太阳压得人抬不起头，强光碎成一片片，散落在沙滩和海面上。我感觉雷蒙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不过可能是我的错觉。最后，我们来到沙地尽头，大岩石后头流出一道泉水，流过沙滩。就在这里，我们又见到了那两个阿拉伯人。他们躺在地上，一身工作服满是油污。两个人都看起来非常冷静，甚至可以说有些得意，我们的出现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刺伤雷蒙的人只是看着他，什么也不说。另一个一边用眼角瞥我们，一边吹奏他的小芦苇笛，不停重复三个单调的音符。
院长继续和我说话，可我几乎无心听下去。接着他说：“我想你一定想看看母亲吧。”我一语不发地站了起来，他便领着我往门口走去。在楼梯上他解释道：“我们将她移到太平间，以免影响其他人。每次有院友过世，其他人都会不安个两三天，这会给他们造成困扰。”经过庭院时，老人家三五成群地在那里闲聊，就在我们穿过时突然静下来，直到我们走过之后，又继续在我们身后交谈，活像哑着嗓子的聒噪鹦鹉。院长在一栋小型建筑物门前停下：“我就不打扰你了，默尔索先生。如果有任何需要我的地方，我就在办公室里。原则上，葬礼的时间定在早上十点。我们设想如此一来，你便可以为往生者守灵。最后一件事：你母亲似乎经常对同伴提起，希望能采用宗教仪式下葬。我已自行做了安排，不过还是让你知道一下。”我向他道谢。妈妈虽然不是无神论者，在世时却从来没对宗教产生任何兴趣。
一时之间，在灼热的阳光下僵持的双方，只听得见水流声和三个乐音。雷蒙将手放到装着手枪的口袋上，对方依旧没有动静，两个人还是紧盯对方。我注意到吹芦苇笛的那个，脚指头分得异常开。雷蒙双眼专注在对手身上，一面向我问道：“我一枪毙了他？”我心想要是我说不，他的怨气无处宣泄，冲动起来肯定会开枪。于是我改口道：“他还没跟你说过半句话。这样开枪不够光明正大。”又是一阵沉默，轻柔的水声和未曾间断的笛声，在热气中发酵。雷蒙考虑后说道：“好，那我要狠狠骂他两句，等他回嘴我就毙了他。”我回答：“没错。不过如果他没亮出刀子，你就没理由开枪。”雷蒙开始有点紧张。吹笛子的一刻也没停，他们两个正仔细观察雷蒙的一举一动。“这样好了，”我跟雷蒙说，“把你的手枪给我，跟他一对一单挑。要是另一个人来插手，或是他再拿出那把刀子，我就毙了他。”
养老院离镇上还有两公里，我走路过去，到达时我想马上去看妈妈，可是门房说我得先去见院长。院长当时正在忙，所以我等了一会儿，门房在我等的同时继续攀谈着，然后我见到了院长，他在办公室里接待我。他是个矮小的老人家，身上佩戴着荣誉勋章，一双清澈的眼睛看着我，跟我握手寒暄，久久不放，叫我不知怎么把手收回来。院长看了卷宗后对我说道：“默尔索太太是三年前来的，你是她唯一的支柱。”我以为他有责怪我的意思，便开始说明缘由，但他打断了我：“孩子，你不必解释这些。我看过你母亲的卷宗，你无力负担她的需求，她要人照护，你仅有一份微薄的薪水。而且她在这里比较开心。”我回答：“是的，院长先生。”他接着道：“你知道吗？她在这里交了朋友，是些跟她年龄相近的人，她可以跟他们分享同一个年代的话题。你年纪轻，她跟你在一起会觉得比较无趣。”这是事实。妈妈住家里时，每天只是沉默地看着我度过。初到养老院时，她经常哭，但那只是因为不习惯；若是几个月后要再把她接走，她还是会难过，同样是不习惯使然。有点因为这样，过去一年我几乎没来看她，再加上来一趟我的整个周日就泡汤了，更别提还得买票、赶公交车和花上两小时的车程。
雷蒙把手枪递给我时，一道阳光掠过，金属反射出亮光。然而，四个人仍旧纹丝不动，仿佛被周围的空气所包围，动弹不得。我们彼此直视，眼睛眨也不眨，在海洋、沙滩和太阳之间，一切都静止了，笛音和流水声也停顿下来。我脑中同时闪过开枪和不开枪的念头。忽然，阿拉伯人开始向后退，溜到岩石后面，消失不见。我和雷蒙便不再追究，沿原路往回走。他看起来心情好多了，还提起回程要搭的公交车班次。
我搭两点的公交车。天气很热。和往常一样，我在赛勒斯特的餐厅吃了饭。他们都替我感到难过，赛勒斯特跟我说：“毕竟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妈妈。”我要离开的时候，他们一起送我到门口。我有点手忙脚乱的，因为得上艾曼纽勒那儿向他借黑领带和臂纱。几个月前他的伯父过世了。我跑着赶路，生怕错过公交车。也许正是因为这一连串的心急、追赶，加上路途颠簸、汽油的味道、刺眼的阳光和路面反射的热气，我昏昏沉沉，一路上几乎都在睡觉。醒来时，我靠着一个军人，他对我微笑，并问我是否从很远的地方来。我只简短回了声“对”，好不必再继续聊下去。
我陪着他回到小木屋外，他踩着一阶阶木梯往上爬，我却停在第一阶前。太阳晒得我脑袋嗡嗡作响，想到要花精神爬上楼梯，再跟女士们说笑，我完全提不起劲。但是天气实在太热，站在从天而降、叫人眼花的光幕里不动，也让我觉得辛苦。不管留在原地或去到哪里，结果都是一样。过了片刻，我决定转身走回海滩。
养老院在马悍沟，离阿尔及尔有八十公里的路程。我坐两点钟的公交车过去，下午可到。这样一来，我就能为妈妈守灵，明天晚上再回来。我跟老板请两天的假，以这种理由他不可能拒绝我，然而他看起来还是不怎么情愿。我甚至跟他说：“这不是我的错。”他没有回话，让我觉得自己有点不应该。但无论如何，我没理由感到抱歉，反倒是他才应该对我表达慰问。不过后天当他看到我服丧时，大概就会向我致哀了。现在还有点像妈妈没过世一样，等葬礼过后，事情就告一段落，一切都会回到正轨。
阳光还是炙热得伤眼。沙滩上，大海急遽喘息，吞吐着一波波小浪。我慢慢地朝岩石堆走去，感觉前额在太阳下发胀。高温压迫着我，不让我往前行。每当感到它炎热的气息侵袭脸颊，我便咬紧牙关，紧握插在长裤口袋里的拳头，奋力一搏，想战胜太阳和它试图灌入我体内的麻醉剂。沙滩、白贝壳或玻璃碎片反射出的光芒就像利剑，叫我不由自主地缩紧下颌。就这样，我步行良久。
今天，妈妈走了。又或者是昨天，我也不清楚。我收到了养老院的电报：“母殁。明日下葬。节哀顺变。”这完全看不出个所以然。也许是昨天吧。
远远地，我看见那一小片黑色岩石堆，被阳光映射在海水薄雾上所形成的光晕所包围。我想起岩石后清凉的水流，渴望再次听到流水的呢喃，渴望躲避太阳、辛劳和女人的眼泪，找回岩石庇荫下的阴凉和安宁。然而当我走近时，才发现雷蒙的死对头也来了。他只有单独一个人，后脑勺枕着双臂平躺在岩石边，脸部躲在阴影下，身体暴露在阳光里，蓝色工作服热得直冒烟。我有些惊讶。我本以为这件事已经告一段落，来的时候压根没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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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看到我，就略微直起身子，把手伸进口袋里。我的直觉反应，当然是握住外套口袋里雷蒙的手枪。他见状又再一次往后退，手还是留在口袋里。我距离他很远，大约十公尺。有时我从他半闭的眼皮下窥见他的目光，不过多数时间，是热浪中他的身影在我眼前跳舞。比起中午时分，浪潮声更加慵懒平缓。白昼在岩浆一般的大海中抛锚，经过整整两个钟头，没有一点变换的动静；一样的烈日，一样的光线，照在延伸到这里的同一片沙滩上。海天交界处，一艘小汽船经过，我是从眼角看到的小黑点猜测的，因为我得一直盯着阿拉伯人。我想过只要转身往回走，事情就会画上句点；可是身后整个热气沸腾的海滩让我举步维艰。我朝水流的方向移动了几步。阿拉伯人没有动作。他离我还是很远，也许是脸上阴影的缘故，他看起来好像在笑。我驻足等待，猛烈的阳光攻占我的双颊，汗珠在我的眉毛凝聚。这跟妈妈葬礼那天是同样的太阳，就像那天，我的额头难受得紧，血管群起急速跳动，就像要爆裂开来。由于无法再忍受这股燥热，我往前迈出一步。我知道这很愚蠢，走一步路不可能摆脱无所不在的阳光，但我还是跨了出去。这一次，阿拉伯人马上亮出刀子。太阳光溅在刀片上，反射出细长的光刃，抵住我的前额。与此同时，集结在我眉毛上的汗珠终于跌下，变成温热咸湿的水帘，覆盖在眼皮上。一时间我什么都看不见，只有太阳依然在我的额头上敲锣打鼓；朦胧中，隐约可见闪亮的刀刃还在我面前晃荡，啃蚀我的睫毛，钻进我疼痛的双眼。从这时开始，世界全变了调。自大海涌来厚重炽热的灼风，整片天空从中绽开，降下火雨。我全身僵硬，握枪的手猛地一缩紧，扣了扳机，手指碰到了光滑的枪柄。在这声干涩、震耳欲聋的枪响中，一切开始急转直下。我摇头甩开汗水和挥之不去的烈焰，发觉自己毁掉了这一天的完美，毁掉了沙滩上的平静安详和我曾经在此拥有的快乐。于是，我又朝躺在地上毫无动静的身体连续开了四枪，子弹深陷入体，不见踪迹。这四枪仿佛短促的叩门声，让我亲手敲开了通往厄运的大门。
今天，妈妈走了。又或者是昨天，我也不清楚。我收到了养老院的电报：“母殁。明日下葬。节哀顺变。”这完全看不出个所以然。也许是昨天吧。
(1)Fernandel (1903—1971)，生于马赛，为法国喜剧电影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