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你开始收拾行李。我们回祖国。”
“爸爸？！”
“什么？！”
女儿应了一声，从厨房出来，在围裙上擦着手：
玛利亚·克拉拉十七岁了。她遗传了母亲温柔的美貌，也继承了父亲的勇气和倔强。蒙特比她大八岁，在1974年——狂欢之年，是她的葡语老师。奥拉西奥的那些缺点正是蒙特身上吸引她的特质。她也迷上了老师在课堂里朗读若泽·雷吉奥(1)诗篇时的低沉嗓音：
“玛利亚·克拉拉！”
我的人生是挣脱束缚的风暴／是越来越高的海浪／是又一个激荡不止的原子……／我不知道我会去哪里／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去／——我只知道我不会去那里！
奥拉西奥惊慌失措地回了家。他的女儿，他的小女儿，他的小公主，落到了颠覆分子手里。再见到去世的妻子时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对她说。他越走心跳得越快。怒火冲昏了头。他甫一开门就开始大喊：
女孩脱下围裙。她愤怒地踩在上面：
“是个激进的革命者。最坏的那种革命者，聪明、果断，对葡萄牙人恨得入骨。”
“你走吧。我要留在我的国家。”
奎维多同情地看着朋友：
奥拉西奥打了她一记耳光：
“你认识这家伙吗？这家伙是谁？”
“你才十七岁，你是我女儿。我让干什么你就得干。现在起你被禁足了，我不想你再胡闹。”
一个下着蒙蒙细雨的早上，他打开报纸发现一张集会照片。在最前面，他看到玛利亚·克拉拉在拥抱马尼奥·莫雷拉·蒙特，于是就拿着报纸跑去找阿图尔·奎维多，那人原来给葡萄牙政治警察当过线人，在独立后转而干起了新兴的咨询和安全方面的零活。
他指示女仆不要放玛利亚·克拉拉离家，他则去买了两张机票。他用一个可笑的价格把车卖给了阿图尔·奎维多，还给了他一串家钥匙：
独立后的那几个月，他目睹了之前预测的悲剧陆续发生：殖民者和大部分本地资产阶级逃亡，工厂和小生意关闭，供水、供电和垃圾回收服务瘫痪，监狱人满为患，还有各种枪决。他不再去鸽舍了。他整天混迹于“骑行者”酒吧。“我没跟你们说过吗？！”他这么指责为数不多还会光顾这家历史悠久的啤酒店的朋友，他们原先大多是公务员。他变得易怒，总是不停重复着同样的谴责和阴暗的预言，以至于从某个时间段起，其他人开始叫他“我没说吗”先生。
“你每天都去把窗户打开，给花园浇水，让人以为那里还有人住。我可不想那些革命者把我家占了。”
“只要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个真正的葡萄牙人，安哥拉就还是葡萄牙的。”
玛利亚·克拉拉之前已经有好几个星期在用鸽子和恋人通信。自从奥拉西奥开始接到匿名的死亡威胁电话后，他就掐断了电话线。这些威胁和政治问题并没有联系，两者毫无关联。海关职员怀疑打这些电话的是一个好嫉妒的同事。另一边，蒙特总是在出差，完成秘密任务，有时要进战区。玛利亚·克拉拉现在独自照料着鸽子，她给了男友三四只，他会在黎明时分放飞，鸽子爪子上缠着表达爱意的诗句和简短的近况。
站在镜子前，奥拉西奥·卡皮唐看到的是一个高大且肌肉发达的男人，但实际上他并不是这样，恰恰相反，他身高只有一米六出头，手臂松垮，肩膀不宽，骨头像小鸟一样细弱。无论面对什么他永不退缩，有机会的话，他会先发制人，然后承受对方的拳头，他脆弱的肌肉会遭到很多打击，但他永远像巨象一样挺直。他出生在罗安达一个混血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只去过一次葡萄牙。不过，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还是认为自己是“彻头彻尾的葡萄牙人”。四月革命让他既愤怒又震惊。有些天怒火占了上风，有些天则震惊地丧失了行动力，有时候他会迷茫地望天，有时候则高声咒骂着叛徒和无耻的革命党人，他们准备把安哥拉卖给苏维埃。他毛骨悚然地见证了内战的开始，见证了安人运和他们的盟友们的胜利。他本可以和其他人一样去里斯本，不过他不想这样：
玛利亚·克拉拉通过女仆成功给一个女性朋友传递了消息，这个朋友跑去找蒙特。她在维亚纳找到了他，他正在那里调查有人在策划军事政变的流言，这件事涉及到黑人军官，他们对于武装力量高层中白人和混血的主导地位感到不满。蒙特坐下来写道：
“这婊子养的显示出对地盘的痴迷，”奥拉西奥·卡皮唐最终承认道，“恋家是一个好飞行员最重要的特点。”
“明天。六点，老地方。小心。我爱你。”
他错了。“爱”完成了玛利亚·克拉拉的期待。1974年和1975年是它的全盛时代。它速度极快，坚决果断，而且对鸽舍有根深蒂固的迷恋：
他把信放进一个小圆瓶，再把瓶子绑在鸽子的右腿上，这是他带来的两只鸽子中的一只。他放飞了鸽子。
“我们应该吃了它。大鸽子只在速度赛上有点机会。它们不适合长距离。”
玛利亚没有等到回话。她哭了一整晚。去机场的路上她没有再反抗。她一直没有说话，直到他们降落在里斯本。她在葡萄牙首都没有待很久。过了十八周岁生日五个月后，她回到罗安达，嫁给了蒙特。奥拉西奥咽下了这口气，打点行装跟着女儿回来了。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在独立后动荡的年月里，他未来的女婿多次阻止了他被捕。他从没对女婿道过谢。但在葬礼上，他是哭得最厉害的那一个。
“爱”的确开始发育。不幸的是，它发育过度了。看到胖胖的它比同胎的鸽子体格大很多，奥拉西奥·卡皮唐又开始摇头：
上帝在天平上称量灵魂。一个碟子上放着灵魂，另一个上面则是为这个灵魂流的眼泪。如果没人为它流泪，这个灵魂就要下地狱。如果眼泪够多，足够悲伤，那它就上天堂。卢多是这么相信的。至少她愿意这么相信。她这么对萨巴鲁说：
“不！”女儿坚持说，“我绝对相信这鸽子。‘爱’生来就是要赢的。”
“有人怀念的人才会上天堂。天堂就是我们在他人心中占据的空间。这是我外婆对我说的话。但我不相信。我希望相信一切简单的东西——但我缺乏信仰。”
“我们应该处理掉它，玛利亚·克拉拉。这天打雷劈的家伙永远不会成为优秀的飞行员。它是个输家。养鸽人必须能够分辨好鸽子和坏鸽子。坏鸽子我们就扔掉，不会在它们身上浪费时间。”
为蒙特而哭的人不少。但我很难想象他会上天堂。然而，也许在无垠中的某个阴暗角落，在宁静光辉的天国和震颤阴暗的地狱之间，他会在炼狱里和看守他的天使下象棋。要是天使会下，而且下得不错，对他来说那里就会和天堂差不多了。
“爱”出生的时候腿脚纤细。它总是在碗里啾啾叫。此外，它的羽毛也迟迟不长。奥拉西奥·卡皮唐毫不掩饰他的不快和厌恶：
至于奥拉西奥·卡皮唐——“我没说吗”先生，每天下午他还会来到岛区破旧的酒吧，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讨论政治，和他一起的有诗人维托里诺·加维昂，阿图尔·奎维多，还有两三个旧时代的老家伙。直到今天他还不承认安哥拉独立。他觉得有一天独立会终结。他仍然在养鸽子。
“它会成为冠军的，爸爸。我要叫它‘爱’。”
(1)José Régio（1901—1969），葡萄牙诗人、作家、学者，葡萄牙第二次现代主义运动中心刊物《在场》（Presença）的创始人。
那只改变小酋长人生——还让他充饥——的鸽子叫作“爱”。你们觉得很荒谬？那就去找玛利亚·克拉拉抱怨吧。这名字是她取的。马尼奥·莫雷拉·蒙特未来的夫人在国家独立时还是年轻的中学生。父亲奥拉西奥·卡皮唐是海关职员，他当时在养信鸽。凡是玛利亚·克拉拉命名的鸽子往往是冠军。在“爱”之前，就有“男友”（1968）、“多情”（1971）、“吵闹”（1973）和“迷人”（1973）。当时“爱”还在蛋壳里，就快出生了。“不太妙，”奥拉西奥·卡皮唐对女儿解释说，“瞧那壳，褶子很多，很粗糙。健康、强壮、飞得好的鸽子总是诞生在光滑发亮的蛋壳里。”女孩修长的手指转动着蛋，她预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