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酋长没有回答。他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永远不回答政治警察特工的问题，除非对方大喊大叫。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他就也大声指责对方，像什么为法西斯独裁服务之类。囚犯的行为让蒙特怒火中烧：
“有人对我说，你交了个新朋友。”
“我在和你说话，混蛋！不要把我当透明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拿耗子当宠物并不令人惊讶。小酋长照料起光辉，教会了它很多技能。他说“坐下”，老鼠就坐下。“转圈！”他下命令，耗子就开始转圈。蒙特听人说起这件事，于是来到牢房看这个囚犯。
小酋长背过身去。蒙特发火了。他抓住对方的衬衫。这时候他看见了光辉。他抓住老鼠，狠狠摔在地上并踩了上去。在那个时代的那个地点，就在这监狱的高墙内，发生了数量繁多且性质恶劣的罪行，以至于卑微的光辉之死没有震动任何人。唯一的例外是小酋长，青年陷入极端的消沉。他整天躺在席子上，沉默不语，一动不动，对狱友们无动于衷。他极度消瘦，皮包骨头，就像安哥拉拨琴上的琴键。最后，他被送进了医务室。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罪。有的人疯了。看守们也在发疯。问询很多时候显得毫无章法，胡搅蛮缠，仿佛并非为了从拘留者身上得到什么信息，而只是折磨他们，让他们无所适从。
被捕时，纳赛尔·埃万热利斯塔在仁慈圣母医院当护士助手。他对政治毫无兴趣。他全部的注意力都围绕着叫苏埃利·密勒拉的年轻护士，她以安杰拉·戴维斯(3)式的圆发和一双长腿闻名，大胆的超短裙下，那双腿大方地展示在人前。这个姑娘是一个国家安全特工的女友，但她被护士助手的甜言蜜语迷住了。恼羞成怒的男友控告情敌和派系分子有关联。被捕以后，纳赛尔就在医务室工作。他看到小酋长的状况时为之动容。正是他设想并组织了一个疯狂但最终皆大欢喜的计划，让虚弱的青年重获自由。准确地说，是相对的自由，因为就像小酋长总喜欢说的一样，只要还有一个人在牢房里，就没有人是自由的。
过了一周那人就被枪决了。
纳赛尔·埃万热利斯塔为小酋长——也就是阿纳尔多·克鲁斯——开具死亡证明：19岁，法律学生，甚至把他的躯体放进了棺材。一个所谓的堂兄领取了棺材，其实那人是学生所在的一个小党派的同志。棺材经过简易的仪式埋在了十字架高地公墓，当然在这之前里面的乘客已经被解救出来。小酋长养成了在所谓的忌日上坟的习惯，带着的花其实是献给自己。“对我来说，这是对人生无常的反思，也是对他者性的小小练习，”他这么向朋友们解释，“我去那里，尝试把我当作自己的亲戚。我思考他的优缺点，想一想他值不值得我流泪。我几乎总是会稍微哭一会儿。”
“昨天我还在和老大人钓鱼呢，”其中一人对小酋长吹嘘道，“他一旦知道发生了什么就会把我放出去，然后逮捕关我进来的那群笨蛋。”
这个骗局几个月后才被警方发现。于是他再次被捕。
有一次，作为惩罚，小酋长被塞进了一间极小的牢房，那地方被称为基方贡多(1)，他在里面找到了一只老鼠并且领养了它。他给老鼠取名“光辉”，也许对一只平凡的耗子来说这名字太过乐观，何况它毛色混杂且生性冷淡，耳朵被咬掉了一块，毛皮状况很差。小酋长回到普通牢房时，光辉就趴在他右肩，有几个狱友因此好好取笑了他一番。大部分人则毫不关心。那个时候，在七十年代末，圣保罗监狱里聚集着一群非同寻常的人物。战斗中被俘的英美雇佣兵和不幸被捕的刚果国民军流亡者住在一起。极左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年长的葡萄牙萨拉查主义者(2)交换着想法。有人因为走私钻石被捕，也有人因为没有在升旗时立正进监狱。有些囚犯曾是党内高官，他们骄傲地宣告着自己和总统的友谊。
(1)Kifangondo，安哥拉内战的第一场战斗发生地，有“死亡之路”之称。
“那并不是勇气，”他坦白说，“我只是特别叛逆。我的灵魂抗拒各种形式的不公。恐惧，是的，恐惧比毒打更让人感到疼痛，但是叛逆盖过了恐惧，这才让我能直面那些警察。我从不沉默。他们要是对我大喊，那我喊得比他们还要响。从某个时候我就明白，比起我怕他们，那些家伙要更怕我。”
(2)António Salazar（1889—1970），葡萄牙迄今为止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在葡萄牙建立带法西斯性质的独裁政权，其追随者被称为萨拉查主义者。
我们总是死于意志消沉，换句话说，当我们的热情消散的时候——那时我们就死了。这是小酋长的观点。为了支撑这一论点，企业家讲述了他第二次被捕时的经历。面对极端糟糕的牢房条件和花样百出的折磨虐待，他展现出的勇气不但让遭受同样厄运的同志们吃惊，连监狱看守和政治警察特工都惊讶万分。
(3)Angela Davis（1944—），美国社会活动家，学者，美国共产党和黑豹党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