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维昂犹豫了，脸色煞白：
“你以前认识一个叫奥兰多·佩雷拉·多斯·桑托斯的采矿工程师吗？”
“那是我表兄。亲表哥。他死了？”
记者拉出一把椅子。他坐了下来：
“我不知道。他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有什么事儿吗？”
“那家伙在独立前后消失了。有人说他带走了大量钻石。”
恼人的秃顶偷走了他吉米·亨德里克斯式浓密的头发，六十年代在巴黎，他就是靠那种发型宣告自己的黑人性。现在的他顶着光洁闪耀的头皮，甚至能在瑞典假扮白人。好吧，也许在瑞典不行。他好奇地提高了音量：
“你觉得他还会记得你？”
“我们是希腊戏剧合唱队。是国民良心的声音。这才是我们的本质。我们正在这里，在这昏暗之地，评论悲剧的进程，敲响无人倾听的警钟。”
“我们原来是朋友。起初几年‘自命不凡’没有消息，我并不吃惊。如果是我偷了大量钻石，我也希望人们把我忘了。他的确被遗忘了。人们已经把他忘了很久了。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
维托里诺·加维昂挤出刻薄的笑容：
记者向他展示了玛利亚·达·皮耶达德·洛伦索的信。加维昂还记得卢多。他一直觉得她有点心事重重。现在知道原因了。他还记得自己去过“艳羡之楼”里表哥的公寓。那些独立之前的幸福时光啊。
“别生气啊，同志。喝杯啤酒吧。”
“我要是知道独立会带来什么，我会留在巴黎。”
窃窃私语的那人站起来：
“你会干什么呢，在那里，在巴黎？”
“如果我是政府喉舌，那你们就是粪便。”
“什么也不做！”加维昂感慨道，“什么也不做，就像在这里一样。但是至少我能风雅地什么也不做。我会是一名浪游者(2)。”
丹尼尔很生气：
当天下午，离开报社后，丹尼尔步行到基纳西谢。“艳羡之楼”还是显得颇为破败。然而，大厅已经重新粉刷过了，连呼吸的空气都显得干净而快活。有个保安监管着电梯。
“小心！”其中一人假装在窃窃私语，但其实是在以记者能听到的声音说话，“官方媒体来了。领导的喉舌。领导的耳朵。”
“能用吗？”记者想要知道。
丹尼尔知道在哪里能找到维托里诺·加维昂。他过街以后进了“骑行者”酒吧。这间老字号啤酒店在这一时间段几乎没有顾客。离门较远处，四个老人围着一张桌子在打牌。他们高声争论。一看到他过去他们就闭嘴了：
那人笑了，很是自豪：
“也可以说是流氓。随便你怎么叫。”
“差不多一直能用，首长，差不多一直！”
“那个诗人？”
那人请丹尼尔出示证件，然后才叫来电梯。记者走了进去，一直上到十一层。他停留了一小会儿，感叹着干净的墙壁和光亮的地砖。只有一扇门格格不入，那就是公寓D的门。门上有很多刮痕，在中间高度还有一个小孔，看上去有子弹穿过。记者按了门铃。他什么声音都没听到。接着他敲了三下门，使足了劲。一个男孩跑来开门。大大的眼睛，成熟的表情挂在这么年轻的人脸上让人吃惊：
“啊，家人。我印象中他是维托里诺·加维昂的堂兄。”
“你好！”记者问候道，“你住在这儿吗？”
“他的家人呢？”
“是的，先生。我还有我奶奶。”
“不，不是！他是纯正的卡戴特人。只是肤色浅而已。四二五革命后，他坚持要提醒我们他的出身。他夸耀自己和曼古西(1)一起生活过。你说说看！那家伙那么多年可完全没有发声反对过殖民主义！但是说实话，我得告诉你，他倒是没有和种族主义者勾结，这方面他还是一视同仁的。他只是对白人和对黑人都一样地傲慢。”
“我能和你奶奶说话吗？”
“卡戴特？！我以为他是葡萄牙佬。”
“不行。”
“应该有吧。他是卡戴特人。”
“让我和他谈吧，孩子。”
“这个奥兰多在安哥拉有亲人吗？”
丹尼尔听到一个虚弱、裂开的声音，然后才看到一位十分苍白的老妇人，她跛着一条腿，灰白的头发编成两条粗辫子：
丹尼尔在网上搜索。他找到好几百个叫奥兰多·佩雷拉·多斯·桑托斯的人。能将名字和他找的人联系起来的每一条线索、每一个记录，他都会花好几个小时验证，但是并没有什么成果。他觉得很奇怪。像奥兰多这样的人，不管是在巴西，还是在其他国家，除非是在阿富汗、苏丹或是不丹，不然总会在互联网上留下痕迹。他又打给了维塔利诺：
“我是卢多维卡·费尔南德斯，先生。你有什么事？”
“是个好人，就是长得太丑。死板，生硬，总是衣着考究，就好像他穿的衬衫里面有钉子。人们都叫他‘自命不凡’。没人想和他一起喝咖啡。他没有朋友。独立前不久他消失了。他利用局势混乱，偷拿了几颗宝石，然后逃到巴西去了。”
(1)Manguxi，安哥拉首任总统内图（Agostinho Neto）的笔名。内图的故乡是卡戴特。
丹尼尔·本希莫尔把玛利亚·达·皮耶达德·洛伦索的信读了两遍。他打电话给父亲的一位地质学家朋友，那人一生都致力于钻石勘探。老维塔利诺对奥兰多记得很清楚：
(2)原文为法语flâne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