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生意？”蒙特笑了。他的笑容很苦涩，“我可没有让钱生钱的本事。再好的生意我也会搞砸。我只会一直过足够温饱的生活，我已经认命了。别的不说了，把蛇给我，然后忘了这事吧。”
“花店。面包房。幼儿园。丧葬公司。这个国家百业待兴。无论做什么生意都会成功。”
次日晚上，他的一个手下来到丹尼尔·本希莫尔惯常投宿的旅馆。此人是一个健壮的马兰热人，人称“大红蚁”。时间已经过了半夜。下着温和的小雨。大红蚁敲了敲六号房的门。一个高大、仪表堂堂的混血儿开了门。他穿着漂亮的丝绸睡衣，金属蓝上带着白色条纹。密探一边用手枪指着他，一边把左手食指放到嘴边，意味深长地做了个手势：
“卖花？我对花可是一窍不通。”
“嘘！一句话也别说。我不想看到你把你自己搞伤。”他把混血儿推进门内，让他坐在床上。接着，他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板药片，这期间一直用枪威胁着对方，“你吃两颗药。然后躺下来像婴儿一样睡个觉。明天你会开心地醒来，只是会稍微穷一点而已。”
“你也可以像我一样。”
按照计划，丹尼尔·本希莫尔会吞下药片，过个几分钟就会睡着。大红蚁然后应该戴上厚厚的皮手套，从背包里把老乌利给的珊瑚蛇放出来，抓着蛇头让它咬那个记者。他应该在没人看到的情况下悄悄离开，将蛇留在房间里。第二天早上清洁工会发现这具尸体、一条蛇以及一板药片，然后会发出尖叫。会有众人的惊呼和哭声。会有葬礼上感人的致辞。会是一件完美的犯罪。
“我知道得很清楚。这是我最后一次请你帮忙了。你决定当花商开始新的人生，当时很多人嘲笑你。但是你的决定是对的。”
不幸的是，混血儿拒绝按照剧本走。他没有吃下药片然后睡着，而是用法语骂了句脏话，把药片扔到地上。在他准备起身的时候，大红蚁一记重拳又将他击倒。他躺在床上，筋疲力竭，嘴唇开裂，出了很多血。大红蚁还是按照计划往下进行。他逼着对方吞下了药片，戴上了手套，打开背包，抓住蛇头，准备让它咬混血儿的喉咙。但在这时，另一件未曾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蛇愤怒地咬住了特工的鼻子。大红蚁抓住它，要将它拽开，不过蛇没有马上松口。最后他终于摆脱了蛇。他将蛇摔在地上，不停地踩。他坐在床上，浑身颤抖，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打给了蒙特：
“我就知道有一天，你会来这儿问我要这种东西。我很喜欢我的蛇。它们不是武器。”
“头儿，出事了。”
“你说得对。我需要一条你的蟒蛇。”
蒙特正在旅馆门口的车里等，他马上跑到六号房。门关着。他轻轻敲门。没有人开。他更用力地敲。门开了，他看到丹尼尔·本希莫尔头发蓬乱，穿着裤衩，健健康康地出现。
“你来这儿可不是为了谈交通状况。”
“对不起，您还好吗？”
蒙特有个好朋友收藏蟒蛇和棕榈树。安哥拉独立后没过几个月，乌利·波拉克来到了罗安达，他是民主德国国安局“史塔西”借调来帮助安哥拉革命的。他娶了一个比他小十五岁的本格拉女人，两人生了两个儿子，两德统一后，他请求并获准入籍安哥拉。他守口如瓶，话很少，靠生产经销瓷花为生。他在鹿山旁边建了座房子，圆形的阳台像院子一样大，阳台大部分都在水面上方。正是在那里，当大海吞没夜晚的时候，他接待了好友蒙特。他俩坐在舒适的藤椅上，喝起了啤酒。他们谈起安哥拉的时局，对伊拉克的入侵，以及混乱的城市。乌利等到黑暗将万物笼罩时才开口：
记者惊讶地揉着眼睛：
猎物被捕获是因为他们的行动有规律。
“我应该不好吗？”
蒙特顺从了。执行命令。下达命令。说到底，这就是他的整个人生。他派人去盯着记者。他发现每周六记者会在宽扎沙洲的一家小酒店订一间房，和一名著名政客的妻子会面。他会在四点左右到达。情人再过一个小时才来，而且从不停留很久。与之相反，男人会在那里待到早上，吃过早餐，然后才会回家。
蒙特匆忙找了个借口，另一名客人听到了一声喊叫，也许是夜里出没的鸟儿在捕猎，也许是发情的猫，或者是有人做了噩梦，他再次道了歉，祝茫然的记者能继续有一个平静的夜晚。他打给大红蚁：
“蒙特同志喜欢挑衅。他总是这样，就是个惹事精。这就是他的风格。”
“你该死的跑到哪儿去了？”
第二位将军耸了耸肩：
他听到一声呻吟。一个微弱的声音说：
“世界在发展。我们懂得与时俱进，懂得现代化，正因为此，我们还在这里。同志你该反思一下历史进程，学习学习。你跟我们干了多少年了？从小到大吧，我想。你想要回过头去反对我们，我觉得已经太迟了。”
“我要死了，头儿。快来。”
他坚定地高声在两位将军面前做出这样的评论，并未得到什么好结果。一位将军趾高气扬地说：
蒙特灵光一闪。他跑向9号房。他确认，大门上金属的数字9松了，转了一圈，变成了数字6。门虚掩着。他进了门。大红蚁坐在门前，脸肿着，鼻子肿得更厉害，垂着眼皮：
“这个国家已经是非不分了。正直的人得为有罪的人买单。”
“我要死了，头儿，”他说，一边慢慢举起手作投降状，“蛇咬了我。”
蒙特认识这个记者。他觉得那是个实诚人，甚至有些理想主义，而周围很多人都选择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他署名发表的报道总是带有一丝幽默，会激怒和困扰新的资产阶级。他的祖先是摩洛哥犹太人，从十九世纪中叶就定居在本格拉，之后经历了跨人种婚姻并改信基督。他的爷爷叫阿尔贝托·本希莫尔，是一位广受爱戴和尊敬的医生，曾加入过“库里贝卡”，这是共济会在安哥拉的叫法。“库里贝卡”这个词来自奥文本杜族的说法，意思是主动承担，自告奋勇。库里贝卡大约在1860年建立，在本格拉、卡通贝拉和木萨米迪什都有分会，似乎和多次民族主义倾向的起义有关。孙子从爷爷那里继承了冲动和坦率的性格，这些特质是蒙特所欣赏的。接到让记者闭嘴的命令时，侦探没有掩饰他的不满：
蒙特在他身后看到了另一个人的脸，那人的嘴角流着血：
“所有坚固的东西都消失在空中。”蒙特低声说，他想起了马克思，而且和马克思一样，他想到的不是飞机，而是资本主义系统，在那里，在安哥拉，资本主义像废墟里的霉菌一样蓬勃，正在让一切腐化变质，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在造成它自身的终结。
“见鬼了，大红蚁！那家伙又是怎么回事？他是谁？”
直到今天，偶尔听到有关西蒙–皮埃尔·穆兰巴失踪的评论时，蒙特还是无法掩饰嘴角的微笑。那些看到他微笑的人误解了他。那些人觉得他——一个铁杆马克思主义者——天性多疑，所从事的职业也需要疑心，他们觉得他笑的是民众的迷信。当时，对于行动的失败他很是恼火。他从不容忍失误，不管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不过这一团混乱的最终结果还是让他感到满意。最后，他提出辞职。“这是让我无尽耐心之杯溢出的最后一滴水。”他对一个朋友解释说。战争已经结束了。在罗安达的旅馆挤满了从葡萄牙、巴西、南非、以色列和中国来的企业家，他们都试图在这个疯狂重建的国家搞快钱。从上头——从某个豪华恒温的办公室——来了条指令，要让一个记者闭嘴，那名记者名叫丹尼尔·本希莫尔，专门研究失踪事件。丹尼尔已经连着几周在采访各式各样的人，飞行员、机械师、企业家、妓女、流动小贩、反对党和执政党的政客，谈的都是一架消失了的波音727。这架45吨坚固的金属构成的飞机在黎明时分消失，没人知道这件怪事是怎么发生的。
他走到写字台旁边，有个椅子上搭着外套。他掏了掏口袋，找到钱包和护照：
女人愤怒地离开了。几个星期后报纸报道了企业家的死。他当时正在车里，试图反抗抢劫，之后就遭枪杀身亡。
“是个法国人！看你干的好事，大红蚁，你杀了个法国人！”
“不。我不接受。我杀他一点不会后悔，甚至还会挺开心的，尤其是慢慢地杀，不过女士您给我的理由不对。”
他把吉普车开过来，让大红蚁坐在副驾。他正准备拖动西蒙·皮埃尔一动不动的身躯，这时候旅馆的一名保安突然出现，吓到了他。
“你不接受？”
“还好！”蒙特松了一口气，在这祸不单行的过程中总算有了点好运。那人在艰苦的年头曾是他的手下。那人立正站好：“头儿！”
“不。”
那人帮助蒙特把西蒙·皮埃尔放在吉普车座位上。他拿来洗过的床单，他们铺好床，打扫了房间。他们把蛇（或者说蛇的残躯）放进大红蚁的背包。蒙特给了看守一百美元让他忘记这件事，正要离开时，他注意到法国人戴着穿行在罗安达街头的丝绸帽子。
“我厌倦他的出轨了。我要他死。你接受吗？”
“我要带走这顶帽子。还要拿一些衣服。没有人会穿着睡衣失踪。”
“你为什么要杀他？”
他把大红蚁留在军医院，开了一小时车，来到多年前自己买的一块地。他当初是想在那里建一栋木屋，粉刷成蓝色，远离罗安达的喧嚣，和妻子安度晚年。他把吉普车停在一棵巨大的猴面包树旁。那是一个沐浴在清辉下的美丽夜晚，黄铜般的圆月像鼓皮一样紧绷。他从后备厢取出一把铲子，在被雨水浸软的土地上挖了个坟。他想起了希科·布阿尔克(1)的老歌：“你所处的这块墓穴／用手丈量／是你一生获得的最小一份账单／它大小合适／不宽不深／只是这座庄园里能容得下你的部分。”他靠在猴面包树上哼唱：“对于你故去的躯体／这块墓穴大了／但是比起你在世的时候／你会感到更宽敞。”
“这么说你接受了？”
初中一年级时，在万博市，他加入了一群业余戏剧爱好者，把《塞韦里诺的死与生》搬上了舞台，这部剧作由诗人若昂·卡布拉尔·德·梅洛·内图(2)作词，希科·布阿尔克作曲。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看世界的方式。通过饰演一个巴西东北部的穷苦农民，他理解了殖民体系的内在矛盾和不公。1974年4月，他正在里斯本学习法律，街上突然被红色的康乃馨占据了。他买了机票回到罗安达干革命。过了这么多年，他现在在这儿，一边哼唱着“一个农民的葬礼”，一边在未开发的土地上埋葬一个不幸的作家。
“对这么一桩小事来说，你给的钱很多。”
凌晨四点他回到罗安达。他在想接下来要怎么办，要如何解释法国人的失踪，经过基纳西谢广场时，他突然灵机一动。他停好车。走了出来。拿起死者的帽子，走到一栋楼后面，旁边就是一间迪斯科舞厅，舞厅名是西班牙语的“谁知道呢，谁知道呢”，西蒙–皮埃尔当天晚上在这里待过。他把帽子放在潮湿的地上。一个少年正躺在垃圾桶旁边睡觉。他一把摇醒对方：
侦探知道那个企业家，一个毫无底线的机会主义者，早在马克思主义阶段就已经到处靠公共建筑中饱私囊。
“你看到了吗？！”
“我给你十万美元。”
少年猛地起身，睡眼惺忪：
蒙特坐在椅子上，身子前倾。他沉默地望着她，时间很久，指望能击破她的意志。然而那个女人并没有躲开视线：
“看到了什么，老家伙？”
“一点点杀。很慢很慢地杀。”
“那里，有帽子的地方！原来有个高个子混血儿在那儿小便，结果一眨眼大地就吞了他。只有帽子留了下来。”
“什么？！”
少年转过宽宽的、满是脓包的脸对着他。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我要你把我丈夫杀了。”
“哇，大叔！你真的看到了？”
一天下午，一位著名企业家的夫人来到他的办公室。她坐了下来，就像电影《本能》中莎朗·斯通一样，跷起然后放下那一双美腿，朱唇轻启：
“是的，看得很清楚。大地吞了他。先是一小束光，然后就都不见了。只剩帽子了。”
现在是2003年。党的新方向让他感到愤怒。他不同意放弃原先的理想，向市场经济投降，向资本主义强国靠近。他放弃了新闻工作，重新开始了当私人侦探的生活。顾客被熟人推荐来找他，为的是寻求有关竞争企业、巨额偷窃和失踪人员的信息。来找他的还有绝望的妻子，她们要的是丈夫出轨的证据；也有妒忌的丈夫，会开出可观的价钱请他监视妻子。蒙特不会接后两种业务，他鄙视地称之为床上业务。他会介绍别的同行。
两人站在那里，惊讶地盯着那顶帽子。他们的异状吸引了另外三个少年的注意。那三人半害怕半怀疑地靠了过来：
“挺好，亲爱的。现在我们能幸福了。”
“发生了什么，巴伊阿库？”
玛利亚·克拉拉带着母亲般的平静看着他：
巴伊阿库带着胜利的表情看着他们。接下来的几天，他的话将会被人聆听。人们会围在他身边，只为听他讲述。有好故事的人简直就是国王。
“结束了，”蒙特说，“我忍不了了。”
(1)Chico Buarque（1944—），巴西著名作家、诗人、音乐人。
马尼奥·莫雷拉·蒙特醒了，这是一个没有阳光的早上，他感觉自己就像失去入海口的河流。外面的雨慢慢停了。妻子穿着内裤和凉鞋，坐在床上梳头。
(2)João Cabral de Melo Neto（1920—1999），巴西著名诗人、外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