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时——早在他漂洋过海之前，若昂·曼格则曾被送往莫桑比克岛上的技术学校。数月以后，他带着新的学问回来，却也带回了严重的遗忘。比如，他忘了恩古尼青年的归宿是战争。恩昆昆哈内送去学校的那个人只回来了一半。他身上曼格则家好战的血被冲淡了，他拒绝前往战场。仅仅想到杀人就令他哭泣。国王向卫兵下令，命他们夜里送王子去畜栏，逼他砍下一头牛的脑袋，然后把他绑在死牛的犄角上。这番历练会让王子坚强起来。第二天早上，做母亲的找到浑身是血的若昂，用长袍把他裹住送回了家，免得叫人看见那副可怜模样。
恩昆昆哈内得知这个消息时，恐惧甚于悲伤。正如他承认的那样，他怕达邦狄报复。他担心被指控共谋一起可能的谋杀。或者更糟：他会被怀疑施了巫术。
索萨船长现在需要我帮忙把消息带给那位母亲。他并非求助于我的语言能力，我是因为女人的身份被传唤至此。
“我和贡古尼亚内谈过了，”船长接着说，“他请求我，由我向做母亲的宣布这个噩耗。”
人们去找达邦狄，见她撑开阳伞，坐在我床上。王妃在船长门口踟蹰。她垂着头问我，声音低不可闻：
我听见他的话，仿佛说的是个陌生人：贡古尼亚内的儿子？我好一会儿才明白。在我看来，若昂·曼格则只是达邦狄的儿子。
“是若昂吗？”
甲板上的船舱里，索萨船长坐在他的办公室，拿一份电报晃了晃：“噩耗！若昂·曼格则已经死了，就是贡古尼亚内那个在里斯本的儿子。”
我向外迈一步，想拉住她的手，但王妃避开这触碰。我无力地看着她赤裸的双脚退开。达邦狄说得对，有些足迹会印在钢板上。
他命我走在前头。我知道他的打算：在我走路时摸我的臀部和大腿。走廊很短，他的手指疯狂动作，直到爬上甲板，羞耻心盖过欲望。
达邦狄接到那最沉重的消息不过片刻，却似乎已经消失了一个世纪。我独自待在房间里，担心她已经绝望投海。突然，房门猛地打开，露出押送达邦狄回来的两名士兵。她披散着头发，灰尘满身。他们把她推上床，喝令道：
“别耍滑头，”他警告说，“我看着你呢，我的小黑妞。”
“安生在这儿待着！”
他催我走出房间，却不让出狭窄的过道，迫使我挤在他和潮湿的墙壁中间。我吸进他酸臭的口气，而他正用毛茸茸的手抚弄我的乳房：
他们又让我翻译：从那时起，王妃将被拘禁在这个房间，门口会有一名守卫。
“那就走吧，”他说，“船长叫你。”
“发生了什么？”我问。
锅炉又烧起来。电流像无形的蛇，重新在全船流转。我们驶离开普敦的码头时，阿劳若中士没敲门就走进我的房间。他摆出多疑的丈夫的架势，在房间里乱翻。他的手指慢悠悠地抚摸我挂在竿子上的衣服，拖长动作，像在爱抚一具身体。然后，他问道：“你没什么要给我的吗？”我摇头否认。他执着道：“你确定吗？”面对我固执的沉默，他把我的衣服扔到地上。
“你朋友想自杀。她下到器械间，想跳进锅炉。要不是我们，她现在就是块炭了。”
这个说法没让恩昆昆哈内平静。他们为什么总为他穿上衣服又让他脱掉？我曾服侍他褪去衣物，事后又帮他穿戴整齐。第一次的时候他接受了这件事，是因为是女人的手。这次是男人来为他量胳膊、腿、脖子、肚子。肚子！如此羞辱的原因不作他想：狱卒已经成了刽子手。所以国王激烈挣扎，试图逃脱不详的测量活动。他们量的不是他的尺寸。他们是在估算未来棺材的大小。恩昆昆哈内叫我，让我为他求情。我装作没听到，任他痛苦。有时，什么都不做才是英勇之举。
“她本来就是块炭。”另一名士兵讥讽道。他们止住大笑，通知我说以后由我照看达邦狄。王妃对葡萄牙人来说不算什么，但黑人俘虏的人数最好不变。在里斯本展出的妻子越多，越显得国王像真正的非洲人。士兵们这么说。“看好她，”他们离开时重申。我听到外面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那时我意识到，我从此也是俘虏中的一员。
她伸开胳膊，展示这至为致命的疾病。她浑身发抖，突然变得脆弱。头一次轮到我来安慰她，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羞怯地、几乎是滑稽地坐到她身旁，打开那把阳伞。我们在房间里靠着彼此的肩膀，仿佛由同一个影子构成。我们沉默相对，直到被恩昆昆哈内屋里传来的吼叫惊起。他们来量他的尺码，而他又一次觉得被人当作将入土的尸体整理仪容。我被叫去调停，传达让他安心的消息：到了卢安达，下一次靠岸时，葡萄牙人会为他和所有俘虏购置衣物。他们不是想让我们免受寒冷，只是希望我们以最低限度的体面登陆里斯本。
我盯着王妃看了一会儿。她没有肉体，也没有生命。我从未如此无助。面对那样巨大的哀恸，任何宽慰的尝试都变得可笑。突然，达邦狄站起来，仿佛灵魂已经不再压在她身上：
“我的血不流了。我的血管干涸了。”
“你们把门打开。我要和恩昆昆哈内说话。”
在她们一族的习俗中，人们在不忠的妻子身上绑上两根长棍，然后用削尖的铁棍当众刺伤她们的眼睛。但让她不安的不是想到这项惩罚，甚至不是和继子戈迪多打架，而是她手腕上划开的伤口。割伤了却不流血，这一点令她惊恐。
我和守卫交涉。他们不为所动，王妃不能离开，变通的法子是允许国王来我们的房间。几分钟后，恩昆昆哈内露了面。没等他从门里进来，达邦狄就说：
“我们打起来了。”王妃低声道。
“所有人都觉得曼格则是你偏爱的儿子。所有人都以为你把他送到葡萄牙是出于爱。恰恰相反，你是想推开他。你希望他被海洋吞噬。”
没一会儿，达邦狄冲进房间。她与戈迪多散了步，气冲冲地回来，靠在我身上，露出手腕上深深的伤口。
“达邦狄，我的妻子，”国王唤她，“你想怪我，因为你在难过。”
我目送她沿过道走远，擎阳伞的模样仿佛举着最夺目的旗帜。她攀着戈迪多的手臂慢慢爬上楼梯，相比踩稳台阶，她更在意的是护着鞋子。在台阶最高处，她被光明环抱。王妃与她的继子走近无边的日轮。
“我不是你的妻子，”达邦狄回应道，“我从来不是谁的妻子。你会明白这桩罪孽的分量。什么酒都不会让你好受。”
达邦狄拒绝我的陪伴。她不是独行。戈迪多在走廊尽头等她，右手拎着双凉鞋。王子拆了自己的王冠，做成拖鞋模样。他把王冠弄得黑乎乎，分成两块，又覆上帆布条。剩下的布条做成了一对系带。王妃知道，这双粗制的凉鞋毫不实用。甲板的金属地面是口滚烫的锅，只要走上几步，继子慷慨的心意就将不复存在。然而，那双拖鞋是她一生中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
然后是一连串威胁。国王不是一直受噩梦困扰吗？从现在起，他就算没在做梦，也会有梦魇。自杀也无济于事。哪怕他死后，那些幽灵也会继续折磨他。达邦狄说完，以王妃之权向葡萄牙人下令：“带他走，我不想再见到他。”
王妃从小屋里堆积的杂物中抽出一把阳伞。她想到甲板上散步，但不想晒黑。“女人变黑就不受欢迎了。”她说。那些黑皮肤的男人，她说，学会了嫌黑皮肤的女人丑陋。
恩昆昆哈内安静地离开。门被关上。这时，达邦狄才落下泪来。
“我们连一半路程都没走到呢。”我回答。
死讯散播得比风更迅疾。在与世隔绝的船上，曼格则已死的消息眨眼间传播开来。惊于王室的丧事，罗伯托·马沙瓦请求与船长谈话。在安东尼奥·德·索萨面前，传道士行了礼，说起葡萄牙语，大方得让所有人吃惊：
达邦狄坐在我的床上，瞪着眼听开普敦码头传来的声响。“我们还有几天到里斯本？”她问。
“俘虏们想为若昂·曼格则的亡魂办场弥撒。请阁下允许我们使用礼拜堂。”
中午，来访告一段落，厨子恩戈给我们送来食物。恩昆昆哈内心情愉悦，用他短胖的手指就餐。国王远不能想到，在那艘船上，与他同一种族的人处心积虑要除掉他。
“我不知道行不行，”船长回应，“掌管礼拜堂的是马蒂纽神父，他病了，只好留在开普敦。”
接连几个小时，记者、外交官、传教士纷纷登船，探访恩昆昆哈内。开普敦是莫桑比克以外展出这个非洲国王的第一个橱窗。甲板一角，葡萄牙人已经把现场布置停当：他们让国王坐在皮质的座椅上，穿着借来的衣服和铅块般压脚的军靴。外来的人们不会想到受访者在旅途中非人的处境。国王向每位来访者微笑示意。没人回应他的友善。
阿劳若中士插进他们的对话。他了解安东尼奥·德·索萨的弱点，担心他重蹈对黑人留情的覆辙。
我们黑人被告知禁止下船。这是开普敦的规矩。船长允许我们占据甲板，观赏码头上终日装船卸货的忙乱景象。众俘虏对港口的机械指指点点，在他们的语言中搜寻着不存在的名字。然后他们快活地大笑，为着眼见那许多混血儿扛运沉重的包裹，不像我们家乡的混血儿那样，远离艰苦的劳动。我的兄弟们取笑那群混血儿，后者汗流浃背，像在地狱挖掘的矿工。只有我没笑。我想到我未来的孩子。他会永远是个装卸工，背负着自己皮肤的重量。
“别相信这个在这儿装孙子的黑佬，”阿劳若说，“这黑佬自称传教士，其实不过是个为新教徒利益办事的逆党。你问他，船长大人，知不知道礼拜堂是属天主教信仰的地方。”
（节选自有关恩昆昆哈内被捕一事的歌曲。1939年，奥斯卡·卡尔莫纳总统访问位于莫桑比克南部的马古尔时，作曲者卡蒂尼·尼亚蒙贝的廷比拉琴乐队演唱了这首歌。达乌德是扎瓦拉的一名行政人员。）
“我所受的教导是，我们只有一个上帝。”牧师辩解道。
哦，达乌德！达乌德！去告诉玛德齐斯长官，白人来了，抓走了暴君。但愿他能见到他！
“上帝只有一个，但他有不同的信徒。”中士反击。
（索菲娅·德·梅洛·布雷内尔[1]，《航行》）
传教士离开了。擦肩而过时，他问我有没有考虑“你那件事”。
没有你也不会停下
[1]Sophia de Mello Breyner Andresen，1919-2004，葡萄牙诗人。
一条船穿过你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