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野战医院设在一个小镇上，只盖了一座简易楼房供住院用，其他房子是借用一所小学校的。离医院几十公里有座城市，那城市以常出土恐龙化石闻名。不久前又有一具空前完整的恐龙化石出土，省里专门为它修建了一座展览馆。演出队把陶小童留下住院，就开进城里演出去了。医院领导代表全体伤病员请求刘队长，在市里演出完，一定到这里慰问慰问。刘队长说：“当然当然。”
医生检查了陶小童的病情后，不客气地对刘队长说：“她的贫血已引起全身机能障碍，你们连这都不懂？”
刘队长感到脸上很有光彩。这个小小的演出队在省城毫不起眼儿，甚至连上乘的剧院都没进过，可眼下处处受宠，他再也不提当年“流寇作风”那类话了。这种东奔西跑的巡回演出生活使他精神焕发，劲头十足。假如能带上他的“小半拉儿”和“大半拉儿”一块儿到处跑，那他对生活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了。
这事很快在全班传开了。彭沙沙担忧地跑来，让陶小童马上去检查，看是否会变成男的。只有蔡玲羡慕得不得了，说：“那你省钱了。每月津贴里的七毛五，算你白捞！”
刘队长安顿好陶小童，刚走出病房又折了回去，因为他想起口袋里还揣了几块儿冰糖。这是临出发前“小半拉儿”给他准备的，他怕父亲在外犯气管炎。刘队长把冰糖留给了陶小童。
“啊？”孙煤伸手往她肚子上一摸，“去你的！胡说八道，十来个月该生出娃娃了！”
“小半拉儿”是个孤独的孩子，连他的哥哥都嫌弃他，对他嚷：“你上学干吗总跟着我？我才不愿人家知道你是我们家人呢！你那样子真丢我的脸！”令人欣慰的是，这孩子并不计较人们对他的态度，他甚至对自己的模样也从没灰心过。相反，他似乎总是充满喜悦，对所有人都怀着单方面的友好愿望。他的孤独只有父亲能看透。
“恐怕有十来个月了。”陶小童忽然伏在孙煤耳朵上说。
“小半拉儿”也只有在父亲这儿，才能得到充沛的情感。每逢刘队长带队巡回演出，无论到哪里，再闭塞的地方，“小半拉儿”都能想方设法把信寄来。他最近又寄来一封长长的信，说他上学怎么威风，再不挨人揍了，因为有“颗勒”。那狗已经长得像头豹子，连书包都是它替“小半拉儿”叼着。
“我看你最近消瘦得厉害，无精打采，脸色发白，这些都是症状。你得告诉我实话，你的例假究竟停了多少天，三个月？”
“小半拉儿”还在信里叙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演出队出发后，有天夜里，一帮蟊贼打听到这院子里没人，便从墙头翻进来想捞便宜。冷不丁杀出个“颗勒”，“颗勒”这狗从来不叫，见了生人就紧盯着，然后跟上去，一旦发现行踪可疑便上去撕咬。“颗勒”跟他们血战了大半夜。“小半拉儿”说，那场面特别壮烈。贼娃子一见这么凶的畜生，也搞不清它是什么，全吓傻了，任由那狗随便咬，咬得他们满院子乱跑。但他们跑不出去，大门锁着，墙头又高。“颗勒”守在墙根儿下，谁往上爬就把谁拽下来。后来他们用砖头、棍子跟“颗勒”干，“颗勒”特别机灵，没挨几下。有个小子带了把菜刀，趁“颗勒”仰身扑起来的时候，在它胸前砍了三下。“颗勒”带着伤还把他咬个半死。后来炊事班班长带人赶来，“颗勒”这才浑身是血地倒下了。
陶小童红着脸苦笑，一句话不讲。
“小半拉儿”在信中说，“颗勒”是世界上最英勇的狗！这一仗“颗勒”虽然胜了，但也吃了大亏，胸前被豁开一个大口子！幸亏它毛厚，胸大肌十分发达，这才没有伤到要害。
“别装！就是男的女的在一块儿的事！”孙煤觉得自己太凶了，马上改为诱导，搂住她的肩膀说，“我告诉你，你还小，别是被人骗了。我问你，你近来哪里不舒服？比如不想吃东西，想吐……你对我老实讲，我会好好帮你处理的。”
“小半拉儿”还说，若不是他及时抢救“颗勒”，它就牺牲了。他用缝衣针把狗的伤口严严实实缝上，又抹了药。狗很懂事，知道在救它，针穿进穿出时它疼得浑身哆嗦，却一动不动！
陶小童的脸变成一张红纸，她意识到那个恶心的勾当了：“你说的我不懂呀！”
“小半拉儿”最后让父亲放心，贼娃子全被俘获，送派出所去了。“颗勒”却不行了，送它到门诊部治伤，但没人理会。尽管这样，每到“小半拉儿”上学的时间，它还是挣扎着爬起来，想给他叼书包。“小半拉儿”写到此处显然哭了，信纸有的地方打了皱。
“你到底干没干过那事？”
“小半拉儿”是个多情的孩子。孤独的孩子都多情。
陶小童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叫道：“呀！你在说什么呀，班长？！”
一早，变魔术的董大个鬼头鬼脑地对团支书说：“你昨天夜里在喊一个人。”
孙煤一下严厉起来：“不要紧？！告诉我，你是不是跟谁……”下面的话她用一个更加严厉的表情代替了。
“哦？”团支书笑笑，因为他夜里从不做梦。
她仔细想了想：“记不清了，这不要紧吧？”
“你昨天夜里喊一个人的名字！”
“到底有多长时间没来？”
“去你的！”
孙煤尽量用关怀的目光打量陶小童全身，想找出一些应有的变化。
“就我一个人听见了，我不告诉别人，你喊的是一个女的！声音不大，不过那声音听着就让人感动！”
“好像是的，你知道了？”
团支书看着董大个的脸：他的眼窝、鬓角和鼻沟还留着昨晚演出时的化妆油彩，现在看起来像个丑角。董大个诡笑起来，伸手在团支书方方的后脑勺上捋了一把。
“你很长时间没来例假？”
“我说伙计，都那个岁数了。”他又往前凑凑，“我纳闷儿，你爹娘没给你找个公社妇女主任什么的？”
陶小童吓了一跳，害怕地瞪着她。
团支书推开他：“你闭嘴好不好！”
她一听，觉得有情况。陶小童是个干什么都不动声色的姑娘，说不定暗地里跟谁闯下那方面的祸了。孙煤跑到陶小童屋里，把另外两个姑娘轰走，问她：“你到底怎么回事？”
董大个心花怒放地退到一边去。过了一会儿，团支书惴惴不安地又跑回来：“你快说，我到底喊谁的名字了？”
有人悄悄对她说：“不知怎么搞的，陶小童好长时间没买过卫生纸了！”
董大个料定他会追问，简直快活得要死，闭着眼说：“你好好反省一下吧，你成天打谁的主意。”
孙煤虽然学过医，但这方面的知识少得让她惭愧。一想起上次对陶小童的百般盘问，她就觉得自己可恶透顶：怎么能把一个好端端的姑娘往那方面猜呢？
团支书瞪眼想了一会儿，老老实实地说：“我没打过谁的主意，你是说咱队的女兵吗？我真没打过她们的主意。”
经检查，陶小童身上除了少量燎泡外，并没有更严重的烧伤，她是由于“严重缺铁性贫血”而晕倒的。刘队长连夜把陶小童送进野战医院，这所医院里住的伤员，大部分是从油库工地送来的。
第二天夜里，董大个把团支书推醒了。
他刚说完，忽然听到有人尖叫：“陶小童晕倒了！”
“你又喊了。”
“是这么个情况，这是我们农场的牲口棚，一场瘟疫，牲口死得差不多了。这棚子有瘟菌，死了好几拨牲口了，干脆就烧了它消毒。”
“……刚才？”
几十张黑脸一起目瞪口呆。那些烧焦的草末子，快活地在他们头上飞扬。
“我要不推醒你，你非把所有人喊醒不可。你现在想得起来你喊的是谁吗？”
那两人相视一笑，语气软下来：“你们不了解情况，这是我们有意点的火！”
团支书像犯了罪似的耷拉着脑袋，他完全明白他喊的是谁了。他第一次发现自己也会做梦，他还发现自己这些天总是有所牵挂，梦里，他才知道牵挂的是谁……
刘队长答道：“我们是演出队，路过这里……”
一周后，陶小童便能下楼散步了。她走到楼梯口，发现有个小老头儿正趴在地上摸什么。他异常瘦弱，动作迟缓，身上穿的白底蓝条的病号服让人想起奥斯维辛集中营。
“你们是干什么的？！”陌生人恶狠狠地问。
他感到有人来了，赶紧退缩一步做出让路的样子。陶小童吃惊地看到他并不是个小老头儿，而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嘴唇上的胡子长得还不成样。
没人理睬这两个人。直到最后一朵火苗熄灭，这群人才住手。他们一个个漆黑如炭，汗流浃背，这才注意到两个衣冠楚楚的陌生人。
“你找什么？”她问道。
火总算小了下去。这时，忽然跑来两个人，对他们喊：“不许扑灭它！……”
“哦，棋子儿。”他把她当成护士，做出害怕的样子。
陶小童第一个冲上去扑火，大家也都跟着扑上去。远处是一排排砖房，奇怪的是没人来救火。几十个人被呛得涕泪纵横，但仍在玩儿命地抽着打着。团支书用雨衣兜来水，许多人都学他，取来各自的雨衣，跑到那个小水洼去汲水。只有陶小童仍在用树枝四处横扫，动作机械，两眼发直。
“你眼睛看不见？”
赶到现场，大家发现火烧得并不大，被烧的是一排圆木搭成的棚子。这山上没有树，石头全被熏黑了。
他马上说：“我是二十五床，外科的。”
从油库工地出发后，车开到半路，发现远处浓烟滚滚。有人判断，一定是那一带失火了。一瞬间，所有人都跳下车往山坡上爬，烟是从山后冒出来的。刚接近坡顶，人们就感到整座山被烘得炽热逼人。
“我来帮你找吧？”
团支书与陶小童谈话的第二天，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他奇怪了，护士讲话不会这样柔和。他问：“你……不是护士呢？”
说完话，她呆呆地沉思半晌，忽然又那样独自一笑。
“不是，我也是住院的。你眼睛怎么了？”
她不断地点着头。
“医生讲，伤到脑壳眼睛就会受影响。”他摸着墙根儿，颤颤巍巍地站在那儿。从背影看，人人都会当他是个小老头儿。
“你不要感到委屈，不要觉得同志们有意和你过不去……”他停顿一下又说，“你每天干这干那人都累瘦了，但你不要盲目地干，要有目的地干。这个目的就是世界观的改造。改造世界观嘛，改得越彻底越好，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不同意你入团是对你真正的爱护。”
陶小童帮他寻找那颗棋子儿。他脸上浮出讨好的笑容。
“我明白了。”
“我刚才在楼梯上绊了一跤，一盒棋子儿都落了。我捡了半天，还差个‘连长’。”他下的是军棋。
“所以呀，”他斩钉截铁地说，“过去那些书都是乱七八糟的。你的思想就受了那些乱七八糟的影响。比如，你那天说‘深情’，部队嘛，这种话听上去不够带劲儿。”
陶小童终于发现那颗棋子儿的下落，但无法去拾。它落进痰桶，正浮在一摊挺浓的痰上。她劝他放弃这颗棋子儿，而他坚决不肯，硬要下手去捞。
“很多书，但不是乱七八糟的……”
“这不是我自家的东西，是我到楼上向一个娃儿家借的。少了一颗，他硬不饶我。娃儿家嘛，又是个小瘫子……”他当真把那颗棋子儿捞了上来，陶小童一阵恶心，急忙走开了。他摸索着进了水房，在那里冲洗。第二天，陶小童又在楼梯口碰见了他。这简易楼的楼梯极不规则，因此他又跌了一大跤。
“不，我觉得你本质上还是不错的。你恐怕从小看了不少乱七八糟的书吧？”
陶小童忙上前搀扶他，这回他像老熟人一样跟她聊了起来。
“是不是……”她迟疑着说，“同志们认为我本质上有问题？”
“我们一共伤了七八个呢……有一个当时就牺牲了！一大块儿石头落下来喽！跑？你跑得赢！……还有几个伤不重的，现在都出院回家了。我们那地方只要负了伤，都批准探亲假。”他似乎对负伤还有点儿求之不得，“等我的伤好了，我也回家！”他黑黑的脸很窄，笑起来嘴巴几乎横贯两腮，这使他笑的时候像个傻孩子。他还对陶小童讲了许多工地的事。
他想了一会儿，说：“努力嘛，尽量嘛！”
初期失明的人，特别受不了寂寞，逮谁跟谁唠叨没完。许多瞎子算命或许就是为了找个永久的谈话理由和谈话对象。瞎子和人交谈，他并不希望对方多插嘴，也不在乎对方的表情，哪怕对方满脸不耐烦，也不影响他的兴致。对方只需时不时地哼一两声，作为他每段话的支撑点就够了。
“可是……我怎么改正啊？”她说。
他正聊到兴头上，一个护士走过来，叫道：“二十五床！”
他知道她听到这句话有多难过。她困惑而自卑地点点头，表示接受这个抽象得近乎刁难人的意见。在这种时候，他有义务做些例行的思想工作，比如劝她“正确对待”，等等。
他立刻老实了，极胆怯的脸转向声音来源处。那护士上前搀着他快步走去，嘴里说着：“你瞎跑什么？不是规定你卧床的吗？”
他断定陶小童身上有种他不懂的气质，这气质就是她与周围所有人的根本区别。虽然她努力做着一切，比如扫地、冲厕所、喂猪，她干得比任何人都认真而诚恳，但一到讨论她入团，总有人支吾着说：“她总跟咱们不一样。”
“二十五床”不敢像护士那样轻快迈步，身体重心始终拖在后面，十分惶恐地半张着嘴。
尽管团支书也认为她的慷慨施舍极其幼稚，但他由此发现，这个姑娘有着难能可贵的同情心。同情心这东西是好是坏他搞不清楚，但他绝不伙同众人嘲笑她。
陶小童忍不住跟了去。他已端端正正坐在床上，两手平放在膝盖上，好像在等着拍照。
拿大顶并不妨碍他观察任何事物，观察起来反而更加客观、冷静。他常在拿大顶时观察陶小童的笑。有一次陶小童碰到一个逃荒的，一下子给了人家五块钱。这事被孙煤大肆宣扬，所有人都把她嘲笑一通：陶小童是个傻瓜！她不知道这种人全是懒汉，不愿在家学大寨，逃出来骗饭吃！大家认为这事简直可笑至极、荒唐至极。陶小童却在人们笑声的围攻里沉默着，带着一点儿难为情。事后，她仰起脸来发了好一阵呆，随后便无声地笑了，笑得有点儿凄楚又有点儿傻气。她对自己的行为是赞许还是否定，从这笑里得不到解释。
他的同屋是个重庆兵，马上招呼陶小童进来。“二十五床”听见陶小童没走，失明的眼睛忽然飞出一道神采。
团支书可以随时随地拿大顶，他视拿大顶为一种享受。巡回演出途中，坐车坐乏了，他总是在停车休息时拿大顶，他倒立在那儿，舒坦地大声喘气。那是发自肺腑的舒坦，他能让每节脊椎骨挨个儿响一遍。
重庆兵说：“这个狗屎医院，丁点儿耍头都没有！”他问陶小童，“你会不会下棋？”
团支书喜欢看陶小童悄悄一笑的样子。她像是对着一片空白在笑，又似乎在空白里看见了某种意境，而这意境是她的秘密，她是为此而笑。她笑得很特别，甚至有点儿古怪，但除了团支书，没有人注意过她这种一闪即逝的笑。只有一刻不停地关注她的人，才能捕捉到她这种笑。
不等她回答，“二十五床”兴致高涨地跳下床，一边满地摸鞋，一边说：“我再去借棋！”过了一会儿，他兴冲冲地揣着一盒军棋回来了。
在团支书看来，陶小童仍然改造得不够彻底。要能知道她那小脑袋瓜里整天转什么念头就好了，但根本办不到，谁也猜不透她在想什么。她每天虽然和大家干着同样的事情，但脑子里却有另一套想法。她从不参与别人无意义的聊天儿和打闹，总是呆呆地想着自己的心事，有时还会悄悄一笑。
陶小童看着他的笑脸，心里一紧一缩的。刚才重庆兵对她说，“二十五床”情况不妙，已经做了一次脑外科手术，过两天还要再做一次，做不好会死的。他还糊里糊涂活得蛮快活，天天合计回家探亲的事。
陶小童想不通他们何苦在这两个词上斤斤计较。女兵们嘻哈着在她身上拍打，说：“我们大老粗，不懂你那个意思哟！反正你就喜欢那意思呗！”混到如今，她还没混成个“大老粗”？她真羡慕她们在讲“大老粗”时，那种自豪感和空前的团结。
铺开棋盘时，重庆兵说：“哎！你不是有李子吗？去去去，拿出来招待招待人！”他对“二十五床”说话的语气极不耐烦。城市兵总喜欢当着姑娘的面虐待农村兵，这是一种风气。楼上有个农村兵被病友支使去向护士讨二十个便盆，结果讨到一顿臭骂。护士长跑去查问，那几个城市兵不仅不认账，还当着一群女护士要把农村兵绑起来，说他成心耍流氓，逗得女护士个个心花怒放。
“你说了，我证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二十五床”从床头柜里拿出一包李子，跌跌撞撞地走回来。他说这些李子是油库工地的战友们送给他的。李子全都又青又小，他却十分珍爱地捧着。重庆兵取笑他，说平常无论怎样动员他，他都不舍得拿出来吃。
“……我就是没说嘛！”她简直要捶胸顿足。这时，团支书突然冒了出来，表情很严肃。
就在他把李子往床上倒的刹那，陶小童的脸色变了。她分明看见兜李子的破军装少了一枚领章。
“说了就别赖呀！”
“你咋个了？不好了？……”重庆兵关切地问。
“说了又怎样？”
她勉强拾起一颗棋子儿。她又回过头，那少一枚领章的军装蓦然刺痛了她。“二十五床”用一把锯条磨成的小刀，摸摸索索地削着李子皮，削完统统放在一只茶缸里。陶小童明白，那是给她的。
“咦，你说你没说过呀！”
她不敢看他，怕在这张单纯的脸上看到哪怕一丝丝的邪恶，或是怕自己的目光带有哪怕一丝丝的杀伤力。她不敢看他，怕一切固有的好恶是非会一下子乱了秩序；或怕他万一死了，自己会像做噩梦一样想起他的形象。
她吵不过她们，说道：“好好好，就深情，又怎么啦？不能讲吗？”
她渐渐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女伴，怀疑蔡玲那一声大喊，统统不是真实的。这张稚气未脱的脸，这张简单甚至有些傻头傻脑的脸，怎么可能就是窗户上那张可憎的“大白脸”呢？……
可所有人都证明她们听见的是“深情”。
可那枚领章明明在她这里，它的新旧程度说明它和那件破军装上的完全是一对。它是证据，这不会错。陶小童坐在自己的病床上发呆。
“我明明没说‘深情’，是‘盛情’！”陶小童愤怒了，南方舌头卷得越发错误。
她同屋有个十四五岁的女孩，躺在对面那张床上从未动过，已经这样躺了半年。一段生命停止在那里，发出淡淡的臭味，仿佛还没有死就已经开始腐烂。来看护她的父母常被护士训斥，或被差使着干些脏活儿。这对农民夫妇对护士们的恶劣态度毫无反应，进进出出不声不响，脸上带着并不让人愉快的阿谀。
彭沙沙眉飞色舞地说：“‘深情’是那种意思，真肉麻！”
这所野战医院的护士们都有一副奇怪的大嗓门儿。她从“二十五床”的病房里出来，有位年长的护士就对她好心好意地嚷嚷：“这些当兵的都不是东西！听说那个油库工地见不到女的，保密，家属都不准去探亲。你不要理他们！见了女的，他们的眼珠子发蓝！”
“什么呀，你明明讲的是‘深情’！你一贯爱说这些词……”姑娘们七嘴八舌地说。
夜里，对面床上的小姑娘“咝咝”地发出微弱的呼吸声。她的父母铺了张席睡在门外走廊上。每隔一两个钟头，母亲就替她把导尿瓶里的尿倒出去。这小姑娘太不自爱，一个知青用一套军装就换走了她的贞操，后来作下孩子，请了一位江湖巫医堕胎，导致大出血也不敢送进医院，藏到差不多快死了才来求救解放军。护士们对她一家凶来凶去，是出于对这类事固有的厌恶。
“我吗？我说‘感谢首长的盛情……’我没说深情呀？”
陶小童忽然觉得那“咝咝”声很吵人，她睡不着，想着怎样处理“二十五床”的事。他无疑是那件案子的被告。蔡玲咬定那是张“大白脸”不过是因为吓糊涂了。在那样的惊恐中，任何一张脸都会因触目惊心而显得奇大。从油库工地出发，当夜全队在一个县招待所宿营，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蔡玲又发出一声惨叫，女兵们全被她吓醒了。“窗户上，有张大白脸！”蔡玲边叫边往后退，撞得人仰马翻。偏偏又是她看见了“大白脸”。
孙煤说：“什么深情不深情的，部队不兴说这种话。”
“你到底看清没有？”大家问她。
“我没说什么呀！”
“我的鼻尖都跟他贴上了，会看不清？”
旁边几个女兵嘻嘻哈哈在笑。
结果是这么回事：不知谁头天晚上将化妆镜放在窗台上，蔡玲撩开窗帘想看看天色，不想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脸。由此她们对蔡玲产生了怀疑：她把所有脸都看成“大白脸”。她们曾一致把他想象成一个强悍的敌人，这印象其实是被惊吓中的幻觉夸大了的。就连陶小童，在扑向他、抓住他的刹那，也把他看得高大而可怕。
吃过饭，班长孙煤问陶小童：“刚才首长让你喝酒，你说了什么？”
谁料他竟这样弱小，这样年轻，这样……易于对付。
告别油库工地那天，工程部队举行宴会酬谢演出队。“宴会”其实并不丰盛，但看得出主人竭心尽力了。
应该告发他吗？不管怎样，他毕竟干了件很不体面的事。这种事尤其不能被女孩子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