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你们会小题大做，那就太麻烦了。”她饮尽香槟，“所以这就当是庆祝吧。”
“怎么不告诉我们？”他们愤怒地说。
“当然不行。”迪克坚决地对她说，“明天晚餐就是你的生日宴，别忘了。十八岁，噢，多么重要的年纪啊。”
“我就喝这一杯。”她觉得需要喝点儿酒。迪克喝了，喝得不多，但喝了。也许这能让他俩更亲近，也算是为她将要做的事做些准备。她喝得太快，呛着了，缓了缓才说：“另外，昨天是我的生日，我十八岁了。”
“我以前一直觉得，等到了十八岁，就一切都不是问题了。”玛丽说。
“那你母亲是怎么回事？”
“没错。”亚伯赞同，“结果等过了十八岁，一切还是照旧。”
“我可没说永远不喝。”
“亚伯觉得什么都不是问题，直到他登上这条船。”玛丽说，“这次去纽约，他真是做足了万全的准备。”她的语气像是已经厌倦了谈论这些对她来说再无意义的事情，仿佛她和她的丈夫所追逐着的，或是不曾追逐到的种种历程，其实都不过是一种意愿罢了。
“怎么回事？”迪克大叫道，“你跟我说你不喝酒的。”
“他要在美国创作音乐，我打算到慕尼黑唱歌，所以，等到我们再相聚的时候，就再也没有什么我们做不到的了。”
他把第一瓶里最后的酒都倒进了萝丝玛丽的杯子。刚到巴黎的第一天，她因为喝了太多柠檬水而难受得厉害，那之后就没再和他们一起喝过东西了。可现在，她端起香槟喝了起来。
“那真是太棒了。”萝丝玛丽附和着，感觉香槟开始起效了。
“我说的是萝丝玛丽。她天生好酒量——浴室里总放着一瓶杜松子酒什么的——她妈妈告诉我的。”
“来，再给萝丝玛丽来一杯香槟。这样她就能更了解淋巴结的活动了。它们十八岁之后才开始生效。”
“我喝不了了。”迪克说。
迪克喜欢亚伯，可早就对他不抱期望了，只好无奈地笑了笑，说：“从医学的角度说，这是错的。我们走吧。”亚伯领会到了其中隐晦的鼓励，轻声说：“我有感觉，我在百老汇会有所建树的，比你的科学论文面世要早得多。”
“噢，不。”他严肃地顿了顿，“噢，不，还不到时候。咱们要再开一瓶香槟。”
“但愿如此。”迪克温和地说，“但愿如此。至于你说的‘我的科学论文’，说不定我会放弃了。”
亚伯脸上的庄重高贵变成了倔强，断然道：
“噢，迪克！”玛丽的声音里满是惊愕，她被吓着了。萝丝玛丽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面无表情的迪克，她感觉得出，这个宣言是非常严重的事，不禁想要跟着玛丽大喊：“噢，迪克！”
“的确太晚了，”迪克说，“我们都该走了。”
可迪克又突然笑了起来，补充道：“放弃它，另外写一篇。”他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来。
“我们今天要早点休息，亚伯，喝完这杯就走吧。”玛丽声音很轻，透着一丝担忧，“你不会想在船上喝个酩酊大醉的。”
“可是迪克，坐下。我想知道——”
从抵达巴黎开始，亚伯·诺斯脸上就泛着淡淡的酒红色，他的眼睛因阳光和葡萄酒而满布血丝。萝丝玛丽这才第一次意识到，每到一处他都会停下来喝上一杯，不知道玛丽·诺斯对此是怎么想的。玛丽非常安静，安静到，除了不时的轻笑，萝丝玛丽几乎听不到她的声音。她喜欢将一头漆黑的直发往后梳，梳到一丝不乱，如瀑布般垂坠。时不时地，它们也会调皮地滑过额角，直到几乎扎进眼睛里时，她才甩甩头，让它们乖乖归位。
“回头再告诉你们。晚安，亚伯。晚安，玛丽。”
十一点时，她和迪克、诺斯夫妇坐在了塞纳河上新开的一家游船咖啡馆里。桥上的路灯映在河面上，波光粼粼，摇荡出一轮轮清冷的明月。萝丝玛丽和母亲住在巴黎时，有时周日会坐上小汽船去苏雷斯尼[1]，一路上聊聊有关未来的计划。她们没什么钱，可斯比尔斯夫人对萝丝玛丽的美貌充满了信心，也在她心中植下了满怀的壮志雄心，因而心甘情愿把钱都押在这一“优势”上。待到萝丝玛丽的事业起了步，就轮到她来回报母亲了……
“晚安，亲爱的迪克。”玛丽微笑着，好似坐在这几乎空无一人的船上是她最幸福的事。她是个勇敢、乐观的妇人，跟着丈夫到过这里那里，为这样那样的人而改变自己，从来无法让丈夫偏离自己的轨道一步，偶尔沮丧地发现，自己心底里期望的人生是多么地依赖于这个男人。尽管如此，幸运的衣衫仍然披在她的身上，仿佛她就是某种象征本身……
回到巴黎后，尼科尔太累了，没办法按照原计划去看装饰艺术博览会的大吊灯。他们在乔治王酒店放下她。就在她走进玻璃门，身影消失在纵横交错的闪亮灯光中的那一瞬，萝丝玛丽身上的压力消失了。尼科尔有一种力量——未必像她母亲那样游刃有余、可以预期——但那是一种难以捉摸的力量。萝丝玛丽有点儿怕她。
[1]苏雷斯尼（Suresnes）位于巴黎西郊，距离巴黎市中心仅约九公里，可远观巴黎市景和埃菲尔铁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