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躺在那里，脸冲着天花板。
“把事情神秘化并不明智。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神经官能性症状。它与羞愧有关——你小时候是不是特别容易觉得羞愧？”
“从懂事之后，我就发现再也没什么值得羞愧的了。”
“如果能知道我做了什么要受到这样的惩罚，我会坦然接受的。”
“难道从来没有过什么会让人感到羞愧的小罪过或小错误？”
“不会太久了。利亚迪斯洛医生告诉我，很多地方都整片地消肿了。”
“我没有任何可自我谴责的。”
“这样还要多久？是不是永远没有尽头了？”
“那你真是非常幸运。”
二十号房的女人看不到走进门来的迪克，她的眼睛肿得太厉害，根本睁不开。她开口说话，声音有力、圆润、低沉，微微颤抖着。
女人思索了片刻，声音钻出缠满绷带、为隐秘歌声所苦的面庞：
她是迪克的特别病号。当她过度兴奋时，他是唯一能“与她同行”的医生。好几个礼拜之前的一个晚上，考虑到她已经被失眠折磨了太多时日，弗朗兹利用催眠术成功让她获得了几个小时的必要休息，可自那之后，他就再也没能做到同样的事了。迪克不太相信催眠术，也很少使用它，他知道自己并不总能调动起施术的情绪——他曾经在尼科尔身上尝试过一次，结果被她大肆嘲笑了一番。
“我所经受的，就是这个时代里为抗争男性而战斗的女性之命运。”
他最感兴趣的是主楼的一例病案。病人是位女性，三十岁，进诊所有六个月了。她是个美国画家，在巴黎住过很长时间。他们对她的过去了解不多，只知道她彻底疯了的情况是被她的一个堂兄偶然发现的，当时她的情况一塌糊涂，被送到城郊一间通常收治酗酒及嗑药旅行者的狂欢疗法诊所里尝试过一段难以令人满意的治疗。后来，这位堂兄设法将她带到了瑞士。刚来时她还相当漂亮，如今却成了一具纯粹活受罪的躯体。所有血检项目都没有显示出阳性反应，他们最后只好勉强诊断为神经性湿疹。这两个月以来，她饱受折磨，犹如被禁锢在铁处女[2]中一般。在她独特的幻想世界范畴内，她头脑清楚，甚至可以说极有见地。
“而会令你大吃一惊的是，这与一切战斗别无二致。”他回答，采用了与她相同的书面措辞。
在那些大脑罗盘还没被消磁的人眼里，这些屋子里总有许多看起来相当古怪的事。戴弗医生就常常在野蔷薇楼里被逗乐，那是男子病房，里面住着一个小个子裸露狂患者，他认定只要他能一丝不挂而又顺顺当当地从巴黎凯旋门走到协和广场，许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迪克觉得，也许他是对的。
“与一切战斗别无二致。”她细细咀嚼这句话，“你挑选一个姿态，然后，或是赢得一场皮洛士式的惨胜[3]，或是被打破，被摧毁——你就是残垣上飘来的一声幽灵的回响。”
离开工作坊，迪克接着去巡视“野蔷薇”和“山毛榉”楼。从外表看，这些房子和其他的同样明快。所有的装饰和家具都是尼科尔设计的。隐蔽的格栅、护栏与固定的家具是必不可少的基本设施，尽管有这样的限制，她仍然以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完成了工作——这种创造力原本是她所缺乏的，如今却被难题本身激发了出来——不明底细的来访者做梦也想不到，那纤巧优雅的金属透雕窗花原来是刚硬牢固的锁链挂栓，那一根根闪闪发亮的现代式管状物件竟比爱德华时代的庞然大物更加结实，就连放置在铁掌中的花儿和任何一个看似随意的装饰、装置，也都不可或缺，就像摩天大楼里的钢梁一般。她不知疲惫的双眼审视过每一个房间，赋予它们最实用的修饰。若是得到恭维，她便毫不客气地称自己为管子工大师。
“你既没有被打破，也没被摧毁。”他告诉她，“你真能确定你所参与的是真正的战斗吗？”
他们知道她根本不会演奏。她有两个姐妹，都是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她们从小就生活在一起，只有她从来就没能学会那些音符。
“看看我吧！”她狂怒地喊叫起来。
“什么时候吧。可我的水平也只是马马虎虎。”
“你饱受痛苦，可是许多女人在误把自己当成男人之前也曾经受痛苦。”谈话几乎变成了辩论，他让步了，“无论如何，你决不能将一次失利视作全盘的溃败。”
她耸耸肩，这个问题让她很高兴，过去几年来从无例外。
她嗤之以鼻：“说得倒是漂亮。”这从痛苦的硬壳中挤出的字眼击退了他。
“你什么时候亲自为我们演奏一曲？”
“我们希望找出究竟是什么将你带到了这里——”他开口道，却被她打断了。
“我觉得很一般。”
“我之所以来到这里，是一种象征。我以为你或许会知道那是什么。”
“我觉得很不错——特别是肖邦的钢琴曲。”
“你病了。”他机械地说。
“马马虎虎吧。”
“那么，那个差一点就被我找出来的，究竟是什么？”
“我不知道。”他回答，“我还没见到利亚迪斯洛医生。你喜欢昨晚萨克斯夫人和朗斯特利特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演奏吗？”
“更严重的病。”
“我们今晚有音乐吗？”
“就这么多？”
一个英国女人永远只和他谈论一个话题，她认为那是属于自己的专业领域。
“就这么多。”他听见自己满口谎言，只觉得恶心，可此时此地，这话题之中的广袤宇宙也只能被压缩成一个谎言的球。“除此以外，无非混乱与混沌。我不想对你发表长篇大论——我们非常了解你身体上的痛苦。可是，只有每一天都直面问题，无论它们看上去是多么微不足道，多么乏味无聊，只有这样，你才能让事情一点点退回原位。在那之后——也许你就能再一次探索——”
半个小时后，迪克起身去行政办公楼。他三十八岁了，还是拒绝留胡子，比起在里维埃拉时的颓唐萎靡，如今更有医生气质。十八个月以来，他一直居住在诊所旁——自然，这是欧洲最好的诊所之一。和多姆勒的诊所一样，这里也是新式的，不再只有一座黑洞洞的阴森大楼，更像一个小小的模拟村庄，房舍星罗棋布。迪克和尼科尔在其中加入了不少提升品位的元素，于是，整间诊所都变成了艺术品，每一个途经苏黎世的心理学家都会前来参观。若是再有一间茶室的话，它就完全是一个乡村俱乐部了。“野蔷薇”和“山毛榉”楼里住着已经沉入永恒黑暗的病患，与主建筑间有小树林隔开，它们是经过伪装的军事要塞。后面有一大片蔬菜农场，病人也会参与劳作。用于实施职业疗法的工作坊有三个，都在同一栋建筑里，戴弗医生的晨间巡视就从这里开始。木工坊里洒满了阳光，空气中飘着锯末的清香，那是木头里流出来的时间味道。总有六七个人待在这里，挥锤、推刨，忙忙碌碌——都是沉默的人，就算迪克从旁边走过，他们也只是从专心致志的工作中抬一抬眼皮。迪克本身就是个好木匠，通常会跟他们讨论一会儿诸如某种工具好不好用之类的话题，语调平静，饶有兴致，拉家常一般。隔壁是书籍装订间，适合最不稳定的病人，但他们也是最有机会康复的。最后一间则用来做些串珠、编织和打制小铜器的活儿。这里的病人脸上永远是一副长吁短叹的表情，为了无解的难题而忧心忡忡——他们的叹息只代表着又一个永无休止的逻辑死循环开始了。和普通人不一样，他们不会沿着一条线朝前走，却总是绕着同一个圈子打转。一圈，一圈，又一圈。永远转不出来。但这些小手工活儿材料的鲜艳色彩能给局外人一种短暂的错觉——看起来一切都很好，就像幼儿园一样。当戴弗医生走进门时，这些病人都高兴起来。和格利高里医生比起来，他们几乎全都更喜欢他。曾经同样生活在上流社会的人尤其喜欢他，总是这样。很少有人会感觉到被他忽视，也很少有人认为他心机叵测或是装腔作势。这些反馈和迪克在日常生活中得到的并无不同，只是给予反馈的人如今在这里，都是扭曲、异常的人。
他放慢语速，绕开心底里无从绕开的结论：“——知觉的前沿。”艺术家必须查勘的那种前沿不适合她，永远都不会适合。她是精美的丝缎，生来脆弱，到最后，她或许会在某种宁静的神秘主义中找到栖身之所。查勘这种事，适合流淌着农夫血液的人，筋骨强健，肌肉壮实，能将惩罚当作面包和盐一样囫囵吞下，每一寸肉体与精神都同样坚不可摧。
“这由你自己做主。”
——不适合你。他差一点就说出来了。对你来说，这个游戏太严酷。
“我不认为它算得上真正的问题。”
面对这份痛苦的赫赫威严，迪克为她而倾倒，毫无保留，几近男女之欲。他想拥她入怀，一如他常常对尼科尔做的那样，连同她的错失一并捧在手心，那也是她的一部分，深埋在她的身体里。那穿过垂坠卷帘的橘色阳光，病床上她的大理石躯壳，脸上的斑点，在疾病的虚空中搜寻却只能找到缥缈遥远意象的声音。
“这就是你早餐前唯一的问题了吗？”
他心潮起伏，泪水如岩浆般渗出，浸湿了她的绷带。
“明天我来从头看一次。”
“那一定是为了什么。”她絮絮呢喃，“一定有什么因它而生。”
迪克小心地张开涂满剃须泡沫的嘴：“我也常常觉得奇怪，可是从来没能找到原因。也许是因为刮鬓角线时我的食指会沾上肥皂沫，可它又是怎么跑到头顶上去的，我就不知道了。”
他俯身亲吻她的额头。
“你刮胡子的时候，”拉尼尔问，“为什么头顶的头发总会沾上一点儿肥皂沫？”
“我们都必须努力好起来。”他说。
他用力拍了拍枕头，仰面躺下，后脖颈抵着枕头，就像日本人想要舒缓血液流速时做的那样，又睡了一会儿。等到他开始刮脸的时候，尼科尔也起来了，满屋子团团转着向孩子和佣人发出生硬、简短的指令。拉尼尔跑进来参观父亲刮脸——因为住在精神病疗养院旁边，他格外崇拜他的父亲，同时对其他绝大多数成年人不屑一顾到了夸张的地步，毕竟，他看到的病患们要不就是古怪异常，要不就是因为矫枉过正而显得毫无个性、死气沉沉。拉尼尔是个漂亮男孩，大有前途，迪克在他身上花了许多心血，他们父子间的关系就像是体贴而严格的军官与心怀崇敬的士兵。
走出病房，他让一名护士进去照顾她。另外还有些病人要去看：一个十五岁的美国女孩，在童年必须只有快乐的观念下被抚养长大——他去看她，只是因为她刚用一把指甲刀剪掉了自己所有的头发。对她没什么可做的，她有神经官能症的家族病史，成长的过程中也没能打下任何坚实可靠的地基。那位父亲是个正常人，谨小慎微，用尽了全力想要保护全家人远离生活的艰难，结果却只是成功地阻碍了他们应对人生意外时自我调节的能力，然而意外总是难免的。迪克找不到什么话可说：“海伦，遇到麻烦时一定要找护士，你一定要学会接受建议。答应我，你会做到。”
许多次，他都想要放开她的手，却没能成功。他们有过许多美好的相处，许多不眠白夜里爱人间的美好谈话，可是，每当他转身离开，回归自我，就只留下她一个，两手空空，呆呆地注视着那虚无，为它起了无数的名字，心底里却明白，那只是一份希望，希望他很快就会回来。
一个精神病人的承诺又有什么用呢？他顺道去看了看一名来自高加索的流亡者，这位病人身体孱弱，被紧紧扣在一种吊床里，吊床浸在一盆热药汤里。然后又看过了一名葡萄牙将军的三个女儿，她们在不知不觉间陷入了麻痹性痴呆。他走进她们隔壁的病房，告诉一位崩溃的精神病医生，说他已经好转了，而且是持续好转，那男人努力在他脸上寻找可以信任的证据，因为这是他与真实世界仅有的联系了，他只能从迪克的声音里找到回应，以此获得安慰，否则就一无所得。巡视结束之后，迪克解雇了一名懒惰的护理员。这时已经是午餐时间了。
就连刚刚在楚格湖边度过的一年半时间，在她的眼里也无异于虚掷了光阴：季节的变换只能通过马路上工人的肤色体现，五月粉红，七月棕褐，九月黝黑，待到春天，复归苍白。她曾经从第一次疾病的阴影下走出来，带着新生的希望，满怀憧憬，然而，除了迪克，她别无生趣可言，论及抚养孩子，她唯一能做到的只是做出疼爱的模样，将他们当成有待养育的孤儿。她喜爱的多半是些放浪不羁的人，他们扰乱她，于她并无裨益，而她在他们身上寻找一种生命力，那生命力塑造了他们，让他们或是自由独立，或是富于创造力，或是坚毅强健。可结果却总是徒劳无功。因为秘密深埋在早已被他们忘却的童年挣扎之中。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尼科尔外在的和谐与魅力，她的疾病的另一张面孔。她拥有不愿被拥有的迪克，过着孤寂的生活。
[1]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Sergeyevich Prokofiev, 1891—1953），苏联作曲家，出生于乌克兰，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彼得与狼》《三个橘子的爱情进行曲》均为其代表作。《三个橘子的爱情进行曲》是一部颇具先锋性的四幕讽刺歌剧，剧中的进行曲流传尤为广泛。
坐在床边，他感到整个房间、整栋房子、整个夜晚尽皆归于虚无。隔壁屋子里，尼科尔寂寞地嘟哝着什么，无论她在梦中体验着怎样的孤独，他都为她感到难过。因为他的时间凝滞不前，总是每隔几年之后才会发起一次加速冲刺，就像电影的快速倒带进带一样，可对尼科尔来说，时光是随着时钟滴答、日历翻页和一个个生日过去而流逝的，与之相伴的，是容颜渐老，酸楚日增。
[2]中世纪刑具，人形封闭金属装置，内部布满长钉，限制住被关在其中的人不得随意动弹。
凌晨五点，迪克从一个长长的战争梦中醒来，他走到窗边，凝望着窗外的楚格湖。梦境的开头宏大而阴郁，海军蓝的制服队列穿行在暗沉沉的广场上，队伍前方是军乐队，正在演奏普罗科菲耶夫的《三个橘子的爱情进行曲》第二乐章[1]。紧接着，消防车出现了，这是灾难的信号。此外还有一场急救站里伤残大兵掀起的可怕暴乱。他拧亮床头灯，将梦境完完整整地记录下来，用一句自嘲结尾：“非战斗人员的炮弹休克症。”
[3]皮洛士（Pyrrhus of Epirus, 公元前319/318—前272 ）为古伊庇鲁斯王国的国王，在赫拉克勒亚战役（公元前280年）和阿斯库仑战役（公元前279年）两场对抗古罗马的战斗中，以惨重的伤亡代价赢得了胜利。此后，西方便以皮洛士式胜利表示付出高昂代价而获得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