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吃大蒜！”弗朗兹说，他当真了，“你不会想因此影响到你的工作的。不过你不全是说真的吧。”
“哦，上帝保佑我吧！好的，我会做到既温柔又冷淡——只要去见她，我就提前吃些大蒜，留下胡碴不刮。让她受不了地捂住鼻子。”
“——我还可以稍微瘸着点儿走路。反正我住的地方连个正经的浴缸都没有。”
“不，不是那样的。我只是想请你尽可能温柔些。你对女人很有吸引力，迪克。”
“你是在开玩笑。”弗朗兹放松下来——也可能只是摆出放松的样子，“好了，跟我说说你自己，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你觉得她会直接扑到我身上来？”
“只有一个打算，弗朗兹，就是成为一个优秀的心理学家——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心理学家。”
迪克大笑起来。
弗朗兹开怀大笑起来，不过他看得出来，这次迪克不是在开玩笑。
“当然，我明白你的处境，我必须再一次表达我们的感激。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赶在她之前先跟你见上一面。”
“那非常好——非常美国。”他说，“如果是我们的话，就会更困难一些。”他站起来，走到落地窗前。“我站在这里，朝苏黎世望去，我能看到苏黎世大教堂的尖顶。教堂地下室里葬着我的祖父。从那儿过桥，对面长眠着我的祖先拉瓦特尔。不远处是另一位祖先的塑像，海因里希·裴斯塔洛奇，还有一座，是阿尔弗雷德·埃舍尔博士的。无论什么事，都绕不开茨温利[1]——在我面前，永远矗立着一尊万神殿。”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把所有信都带过来。看起来，她似乎对生活充满了积极的、正常的渴望——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浪漫的。有时候她会提到‘过去’，就像人们说到谁谁曾经身陷牢笼，只是你永远不知道，他们指的是犯罪还是监禁，还是某段完整的经历。归根结底，我在她的生命中只不过是一个类似树洞的角色罢了。”
“是的，我懂。”迪克站起来，“我也只是说说大话罢了。一切都才刚刚重新开始。在法国的大部分美国人都想回家想得发疯，可我不——就算我只是在大学里上上课，也能领完这一年的军饷。对于一个规模这么大，又明白它未来将拥有一些重要人物的政府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会拿出一个月时间先回家看看我的父亲。然后就回来——我已经拿到了一份工作。”
迪克想了想。
“在哪里？”
“不，事实上，当她的表现开始正常起来的时候，大概是十月吧，我们倒不知所措了。如果她是三十岁，我们会让她自我调整，可她太年轻了，我们担心这会扭曲她的内心，让她变得冷酷无情。所以多姆勒医生坦白地告诉她，‘现在，你的任务就是照顾好自己。对你来说，这无论如何也不会意味着完结——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等等。她的确有个好脑子，所以他让她读一点弗洛伊德，不太多。她非常感兴趣。说真的，这里的人个个都非常宠爱她。但她还是很沉默。”继续说下去之前，他有些犹豫，“后来的信都是她自己到苏黎世去寄给你的，我们也好奇过，她在信里有没有提到过任何能够反映她当时的心理状况和有关未来计划的事情。”
“你的竞争对手，吉斯勒的诊所，在因特拉肯[2]。”
“她落进过那种——最糟糕的情形吗？”
“别沾那个，”弗朗兹劝他，“他们这一年里已经找过一打的年轻人了。吉斯勒自己就是个躁狂抑郁症患者，经营诊所的是他妻子和他妻子的情人——当然，你明白的，这只是我们私下里说说。”
“现在你明白事情是怎样的了？她觉得自己是共案犯——这并不重要，除非我们想要重新评估她的极限稳定性和性格中的坚强度。一开始是这个冲击。接着她又进了寄宿学校，听到其他女孩聊天——就这样，她从纯粹的自我保护发展到了开始抗拒她是共案犯的想法——这就很容易滑进臆想的世界了，在那个世界里，所有的男人，她越是喜欢他们、信任他们，他们就越是邪恶——”
“你以前那个美国计划怎么样了？”迪克轻松地问，“我们一起去纽约开个专门收治百万富翁的机构，最时髦的那种。”
“我很高兴能帮上忙。”
“那都是少不经事的傻话罢了。”
“这就足够了——这样她在外面至少有一个人可以记挂。有段时间里，她连一个可挂念的人也没有——只有一个姐姐，似乎也不大亲密。再说了，能读到她的信也对我们有帮助——它们能反映出她的情况。”
迪克在弗朗兹家吃晚餐，小屋就在诊所的院墙边，一起的还有弗朗兹的新婚妻子和一只小狗，那只小狗闻起来活像烧焦了的胶皮。他莫名感到有些压力，不是因为屋里朴素节俭的气氛，也不是因为格列戈罗维斯夫人——他之前就已经知道她的存在了——而是因为在这个突然变得狭窄的世界里，弗朗兹竟如此处之泰然。在他看来，苦行主义的生活有着不同的界定，他可以将它视为达成目标的途径，甚至是荣耀本身的承载，却很难设想主动将生活拘束在祖辈遗产的范畴内。弗朗兹和妻子生活在狭小的屋子里，居家姿态既不优雅，也不存在冒险的因子。法国的短短几个月战后生活改变了迪克的眼界，在美国光辉的笼罩下，法国正大刀阔斧地清洗战争的痕迹。同样，无论男人女人都很喜欢他，或许促使他回到这伟大瑞士钟表中心来的正是这样一种直觉，直觉那一切对于认真的男人来说都算不上奢侈。
迪克叹了口气。“她是那样一个美丽的小东西——她给我寄了很多她自己的相片。何况我在那儿有一个月完全没事可做。我在信里也只是说‘做个好姑娘，听医生的话’。”
他让凯丝·格列戈罗维斯自我感觉魅力无穷，可自己却看着无所不在的花椰菜越来越焦躁——同时还对自己感到厌恶，因为他竟开始觉得这念头并不是那么肤浅。
“非常糟糕——也非常典型。我犹豫过要不要把第一封信寄出去。后来我想，这有好处，能让迪克了解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你愿意回复那些信，真是太慷慨了。”
“上帝啊，难道我终究也和其他人一样了吗？”——从此他常常在夜半惊醒，想着——“我也和其他人一样了吗？”
“最初的那些信看起来的确很糟糕。”迪克同意。
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贫乏的素材，可是对于那些做着世界上最杰出工作的人来说，是好事。事实上，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细细回顾少年往事，人们总是在那时候就做出了抉择，决定了是否要为某样他们已不再相信的东西而死。在苏黎世那些惨白的晨曦里，当他的目光越过街灯那迎向天空的光束，落在街对面一户陌生人家的厨房里时，迪克常常想，他要做个好人，他要做个友善的人，他要做个勇敢、智慧的人，可所有这些都很难。他也想得到爱情，如果挤得出时间的话。
“我们为她制订了一个治疗计划，以观后效。预后并不乐观——你知道的，这个年龄段的治愈率，哪怕是所谓的社会治愈率，都是非常低的。”
[1]这里提到的都是在瑞士历史上卓有影响力的人物。拉瓦特尔（Johann Kaspar Lavater, 1741—1801），诗人、神学家、哲学家。海因里希·裴斯塔洛奇（Heinrich Pestalozzi, 1746—1827），教育家，在普及教育方面贡献卓著，大幅降低了瑞士的文盲率。阿尔弗雷德·埃舍尔（Alfred Escher, 1819—1882），政治家、商业领袖和铁路先驱。茨温利（Huldrych Zwingli, 1484—1531）为瑞士基督新教改革运动的领袖，该运动是十五、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这样，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了。”弗朗兹说，“多姆勒告诉沃伦，我们可以接手病人，只要他同意无限期地远离他的女儿，至少也要五年。看起来，除了头一次崩溃的时候，沃伦最关心还是要确保这事儿永远别传回美国去。”
[2]瑞士中部城市，距离首都伯尔尼约六十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