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知道，这个男人为什么要说谎，他隐瞒了什么。又或者，如果是他弄错了，那这弥漫在整间屋子里的虚伪气息又是什么？是什么笼罩着这个身穿粗花呢、懒散地坐在椅子里，一副运动员闲适派头的英俊男人？屋外，悲剧正在上演，在二月的日子里，雏鸟不知为何折断了羽翼；屋内，在这里，一切都那样空洞，空洞，而且错误。
“当然。”多姆勒干巴巴地附和道。
“我很愿意——和她聊聊——聊几分钟，就现在。”多姆勒医生说，他换成了英语，仿佛这能拉近他和沃伦之间的距离。
“——搭上了一艘美国巡洋舰，”他带着几许骄傲地刻意强调，“我有能力安排这个，只要运气够好。而且，容我多说一句，”他抱歉地笑一笑，“就像人们说的，钱不是问题。”
后来，沃伦留下他的女儿，独自返回了洛桑。好几天过去了，医生和弗朗兹着手研究尼科尔的病例：
他谈到他们的惊慌和痛苦，谈到惊恐无措的家人在这种情形下所忍受的一切，谈到他们在美国徒劳无益的尝试，最后谈到，因为指望改换环境能带来转机，他设法越过海上封锁，带着女儿来到了瑞士。
Diagnostic: Schizophrénie. Phase aiguë en décroissance. La peur des hommes est un symptôme de la maladie, et n'est point constitutionnelle... . Le pronostic doit rester réservé.
“她的情况越来越糟，”沃伦仍在说，“常常发病，诸如此类的——说的话也越来越疯狂。她姐姐记录了一些——”他把一张折成几折的纸递给医生。“差不多都是有男人要攻击她之类的，她认识的男人、街上的男人——任何人——”
（诊断：精神分裂。急性发作，趋于缓和阶段。病征为害怕男性，但不是先天所有……预后情况未明。）
由始至终，沃伦都在对着多姆勒医生衰朽干瘪的躯壳说话，医生的脑子里总有一个部分不时地想起芝加哥。他年轻时曾有一次机会去芝加哥当大学研究员和讲师，如果去了，也许能变得富有，拥有自己的诊所，而不仅仅像现在这样，只是一家诊所的小合伙人。不过，只要想到他是如何希望将自己微薄的学识传播开去，传遍这整片地区，传遍所有那些麦田，那些无边无际的大草原，诱惑便不复存在。然而，在那些日子里，他毕竟也读了些有关芝加哥的书，包括讲到当地豪门世家的，阿穆尔、帕尔默、菲尔德、克莱恩、沃伦、斯威夫特、麦考密克和许多其他的姓氏，自那以后，他见识过不少这份名录上的病人，全都来自芝加哥和纽约。
随着时日推移，他们越来越焦急地等待沃伦先生的第二次来访，这是他承诺过的。
“当然，我读过那一类的故事，像是女人陷入了孤寂，于是以为床下藏着个男人之类的。可是为什么尼科尔会有这样的念头？只要她愿意，所有年轻人都任她挑选。我们住在莱克福里斯特——那是个芝加哥附近的消暑地，我们在那里有栋房子——她和男孩们打高尔夫，打网球，一打就是一整天。那时候可是有不少男孩为了她神魂颠倒。”
这一次，来访迟迟未至。多姆勒医生的信已经寄出去十四天了。看起来回音还是遥遥无期。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是“愚蠢的事”——往沃韦的格兰特大酒店拨了个电话。沃伦先生的男仆告诉他，先生正在打包行李，准备乘船回美国去。一想到这通电话的四十瑞士法郎话费将要挂在诊所的账上，杜依勒里宫[3]卫士的血气便涌上来，助了多姆勒医生一臂之力。沃伦先生不得不接听了电话。
“我明白。”
“您必须来一趟——绝对必要。您女儿的健康——完全取决于此。我没办法负责。”
“这就是第一个问题——医生没办法让她说出来。她就那么看着他们，好像他们应该知道他做了什么似的。总之，她的意思显然是说他对她做了些不体面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她没让我们产生任何怀疑。”
“可是您看，医生，那正是你们的职责。我有急事得赶回家去！”
“她说他做了什么？”
多姆勒医生从来没有隔着那么远跟人谈过话，可他坚决地在电话里发出了他的最后通牒，最终，电话另一头那个痛苦的美国人屈服了。第二次来到苏黎世湖边，只半个小时，沃伦就崩溃了，他健硕的肩膀在裁剪精良的外套下抖动，嘴里发出可怕的啜泣声，他的眼睛比在日内瓦湖的烈日下更红，其中藏着可怕的故事。
“我有一名贴身男仆——跟了我很多年——顺便说一句，是个瑞士人。”他抬起眼睛，希望看到多姆勒医生流露出同胞之情，“她产生了一些关于他的疯狂念头。她觉得他在向她调情——当然，那时候我是相信她的，于是让他离开了，可现在我知道那全都是胡言乱语。”
“它就那么发生了。”他嘶哑着声音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噢，是的。”多姆勒医生说，点了点他庄严的头颅，仿佛他和夏洛克·福尔摩斯一样，早就猜到了会有一名男仆，而且此时此刻就应该有一名男仆出现。
“她母亲死的时候，她还小，每天早晨都会钻到我的床上来，有时也会睡在我的床上。这是小事，我很抱歉。噢，从那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坐汽车或者搭火车去任何地方，我们总是手拉着手。她常常唱歌给我听。我们经常说，‘这个下午我们谁都不理——就我们两个——因为今天早上你是我的。’”他的话语里夹杂上一声破碎的苦笑，“人们总说我们是多么好的一对父女——每次一说他们就感动得拭泪。我们就像情人一样——然后，突然之间，我们真的成了情人——事情发生了，我真该在十分钟内开枪打死我自己——可是我猜我大概是个无可救药的该死的败类，我没勇气这么做。”
“大约八个月之前，要么是六个月，要么十个——我想说得准确一点儿，可我记不清那会儿我们到底在哪里了，她开始做一些奇怪的事——疯狂的事。她姐姐是第一个向我提起这些事的人——因为在我看来尼科尔一直没变，”他慌慌忙忙地补充道，仿佛有人在指责他应该为之负责似的，“——她一直是个可爱的小姑娘。事情是从一名男仆开始的。”
“后来呢？”多姆勒医生说，又一次想起芝加哥，还有一位面色有些苍白的绅士，带着夹鼻眼镜，在三十年前的苏黎世审视过他，“这样的事后来又发生过吗？”
多姆勒医生等待着。沃伦先生晃晃脑袋，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的眼睛飞快抬起，视线扫过多姆勒医生，又落在地板上。
“哦，没有！她几乎——她好像当场就僵住了。她只是一个劲儿地说，‘不要紧，不要紧，爸爸。这不要紧。不要紧。’”
“一点不错。”
“没留下后遗症？”
“她是个完全正常的，聪明、快乐的孩子。”
“没有。”他急促地抽泣了一下，擤了几下鼻子，“可是现在有那么多后遗症。”
他哽住了，多姆勒医生帮他说完：
故事结束了。多姆勒靠回椅子里，是中产阶级常用的那种转椅，心中暗骂，“禽兽！”——二十年来，他很少允许自己采用这种纯粹民间的俚俗判断，这是其中一次。然后，他说：
“她小时候是个惹人爱的小家伙——所有人都为她着迷，人见人爱。她聪明绝顶，从早到晚都很快乐。她喜欢读书、画画、跳舞还有弹钢琴——所有一切。我过去常常听我妻子说，她是我们唯一一个从不在夜里哭闹的孩子。我还有个大女儿，有过一个夭折的儿子，可是尼科尔是——尼科尔是——尼科尔——”
“我希望你到苏黎世城中去找家酒店，住一晚，明天上午再来见我。”
说到这里时，他非常动情。多姆勒医生看见他的眼角泛起泪光，这才留意到他的呼吸里有威士忌的味道。
“那，然后呢？”
“没有什么源头，至少，就我所知，家族里没有过任何精神方面的病史，双方家族都没有。尼科尔的母亲在她十一岁时过世了，除了家庭女教师的帮助之外，在她身上，我多少算是父兼母职——既是父亲，又是母亲。”
多姆勒医生大大地摊开双手，大到可以捧起一头小猪。
“很好。”多姆勒医生说，“让我们从头开始，把一切都告诉我。”
“回芝加哥。”他给出建议。
“多姆勒医生，我女儿的脑子不大对。我为她请过许多专家和护士，她也接受过两三次休养治疗，但情况恶化得太厉害，我没办法了，他们强烈推荐我来找您。”
[1]瑞士西部城市，位于日内瓦湖边。
沃伦是个相当英俊的男人，不到四十岁的样子，从各方面看都是那种非常优秀的美国人。他有着高高的个子，宽阔的肩膀，显然生活得养尊处优——“一个非常时髦的男人”，这是多姆勒先生告诉弗朗兹时用的描述。男人灰色的大眼睛周围有在日内瓦湖上划船的日晒痕迹，身上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质，仿佛已经熟知这个世界一切最美好的东西。对话是用德语进行的，因为他曾经在哥廷根[2]上学。他很紧张，显然这次拜访对他来说很重要。
[2]德国城市名。
大约一年半之前，多姆勒医生同一名居住在洛桑[1]的美国绅士通过几封含糊其辞的信，那是一位名叫德弗罗·沃伦的先生，芝加哥沃伦家族的人。他们安排了一次会面。到了那天，沃伦先生来到诊所，还带来了他的女儿，一名十六岁的姑娘。姑娘的情况明显不好，沃伦先生和医生谈话时，私人护士一直带着她在院子里散步。
[3]巴黎旧皇宫，位于巴黎市内的塞纳河左岸，从亨利四世到拿破仑三世，历经多朝，直至1871年被巴黎公社焚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