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快死了，”他回到屋子里时就想，“我快死了，不然我就是快疯了。”墙壁上的时钟进入了他的视线又再退去。他看到了他的床上，然后紧紧抓住床杆。
弗雷德里克在家门口和农民的儿子握手道别，然后在黑暗中摸索着进了屋。男孩儿短短几句感谢的话像大股黑水流过。雪橇铃铛开始响起来，一直没停下，自从海难后，那通往地狱的铃声已经牢牢定格在弗雷德里克的脑中。
“不要倒下。”罗斯姆森说，他仍然坐在那里，手里拿着温度计。
弗雷德里克从未在任何时候如此需要他的全部意志力。若不是他那强硬的自我控制，他早已从全速飞驰的雪橇车上叫着跳下来。他知道在他裘皮大衣的右边口袋里还有一封电报；可是每当他试图回忆电报中的内容，就好像有锤子不停地敲着他的头，使他的感觉变钝。幸亏这个乡村男孩儿没有发现这些。事实上，男孩儿很危险，这个疯子说不定会抓着他的喉咙，让他垂死挣扎。
但不对，这一次不是罗斯姆森。这是林克先生，他的黄猫在他的腿上，他是罗兰德号上负责邮务的人。
坐在农夫的儿子的雪橇车里，他们经过时看到的雪景与两个星期前他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截然不同。这一次，他不是自己驱车，更糟糕的是他已经没有了之前的感觉，他无法控制自己，无法重建生活的喜悦。他担心他的最后时刻已经到来。他的所在的地方，他要驾车去的地方，他坐在雪橇上的事实，眼下这一切，他也只是间或感受到。虽然阳光从万里无云的天空照下，照在这苍白的土地上，可是一次几分钟，他感到自己和雪橇铃声一起处在极暗中。农民的孩子什么也没发现，只是觉得这位有名的德国医生沉默寡言，脸色极度苍白。
“你在这里做什么，林克先生？”弗雷德里克吼道。
手术后，弗雷德里克说要给第二天来拜访他的彭斯小姐拍电报，叫她不要来，可是，话还没说出口，一个男孩儿便带来了来自欧洲的发给他的电报。他打开一看，一句话也没有说，然后就让农夫的儿子载他回家了。他和朋友们握手，没有提到信的内容就离开了。
下一瞬间，他就站在窗边了，那灿烂阳光照射下来的不是光明，而是黑暗，像是苍穹的洞中倾泻而出的夜。风突然开始绕着房子呼啸哀号。它吹过门缝时呼呼作响，就像暴徒的嘲笑声。那是林克先生的猫吗？还是谁家的孩子在大厅里抽泣？弗雷德里克四处摸索着。房子颤抖着，被从房基中甩了出去，并且来来回回地摇晃着。墙壁开始像柳条编结品一样撕裂开。门突然打开了。雨水和冰雹窜了进来。一阵风突然将弗雷德里克吹起来。有人喊道：“危险！”此时电铃炸开了锅，周围还夹杂着暴风雨的声音。
麻醉起了效。接下来，彼得将工具交给弗雷德里克，而他再次仔细而冷静地检查了肿瘤，他发现肿瘤已经进展太深，然而，他坚定而确切地摸着，切向那活生生的血肉。他不停地咒骂着光线不足。房间在一楼，窗户直接对着交通拥挤的主街道。与预期相反，肿瘤长得很深，已经延伸到了臂丛的神经束和血管之间。这个手术必须用解剖刀来进行，这是一场非常棘手的手术，因为稍微切到大静脉的薄壁，或者其中吸入一点空气，就可能立刻死亡。然而，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大的伤口已经用消毒纱布包好，不过四十五分钟，病人就无意识地在儿子的搀扶下，躺在走廊另一边的病床上了。
“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谎言！这是魔鬼在戏弄你。你将永远不会踏上美国的土地。你的时辰到了。你已经坐上了审判席。你就要毁灭了。”
梦游症患者的麻木与镇定降临到了弗雷德里克头上，他卷起衬衣袖子，不停地洗着手，刷着他的指甲，这一切都非出自他的意愿。他处在一种无意志的自我暗示的状态。然而，他还是熟练而从容地从储藏室里拿出了工具。
周围突然变得沉默了。一些前所未闻的事情将要发生，它们甚至都无法预见，更别说要去经历了。弗雷德里克想要救自己。他设法将自己的东西放在一起，但他没有帽子。他还找不到裤子、外套和靴子。
施密特夫人领导的老农民进来。他们同意让她来进行清洗和麻醉。她让他在手术台上躺好，脱掉衣服，并彻底清洗。然后，彼得·施密特剃光了他腋窝下的毛。医生们只是通过简单的言语和手势交流。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成败就在一线间。
屋外，月光照耀着。风暴在强光中肆虐。突然间，海浪卷起来，就像一堵如海平线般宽阔的墙。而且海洋已经漫过了海的两岸。
农民坐在等候室。医生们相互商量着，彼得·施密特和他的妻子要弗雷德里克来做手术。他的头脑在旋转。他开始发热开始颤抖，可是他的朋友什么也没觉察到。他要了一大杯葡萄酒，一言不发地去准备手术。施密特夫人拿来酒后，他一口就喝下去了。
“亚特兰蒂斯！时辰已到。”弗雷德里克想着，“我们的地球将会像古老的亚特兰蒂斯那样被淹没。”
他在房间里四处看着，他看到了其他人，那些是在过去几天里遇到的，和在渡海时遇到的人。可是，他让自己回过神来，开始自顾祈祷——即便在最危险的时刻他都不曾祈祷过——他还看到屋子里那些不请自到的客人们也在祈祷。
他跑下楼梯。在台阶上，他看到了他的三个孩子，于是意识到一直以来就是他们在大厅里哭泣。他抱起最小的那个，手牵着另外两个。在门口，他们看到了可怕的浪潮在苍白的月光下席卷越来越近，海水还卷着一艘船，这是一艘汽船，它在海水里来回翻滚。哨声可怕地吹响，时而发出绵长的嘟嘟声，时而乍然短鸣，一声接着一声。
“我是弗雷德里克·冯·卡马赫尔。这是彼得·施密特，这是他的妻子，这是病人。”
“这是冯·凯赛尔船长的罗兰德号。”弗雷德里克给孩子们解释，“我知道它，因为我就在船上，我自己就跟着那豪华的汽船沉了下去。”他听到那苦苦挣扎的船上传来枪声。焰火朝着月亮射去，闯入那冷灰色的黎明的天空，使他眼花缭乱。“一切都结束了。”他对孩子们说，“所有这些优秀而勇敢的人注定要在水里腐烂。”
弗雷德里克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手术室，他的脸色很苍白，但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没有人知道他用了多大的意志力来控制自己。就像一个孩子念着ABC一样，他不停地对自己重复着：
他一会儿抱起这个孩子，一会儿又抱起那个孩子，一会儿把他们弄丢了，一会儿又找到了他们。现在，他正跑去将他们从洪水中救起来。他跑啊，跳啊，他跌倒了。虽然他已经被救出来，可他还挣扎着不往下沉。他咒骂着，跑着，他跌倒了，又爬起来，他跑啊跑，他的胸口涌起一阵可怕的恐惧，那是他从未经历过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海浪向他袭来时，那恐惧转化成了一种慰藉人心的安宁和平静。
彼得·施密特要进行一场重要的纤维瘤切除手术。得知弗雷德里克亲眼目睹科克在伯尔尼进行过同样的手术，并且他自己也多次实验成功，于是来寻求他的帮助。病人是一名本地美国农民，四十五岁。他的儿子，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开车在雪橇车来接弗雷德里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