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办公室所在的城市地段凄凉无比。一个工厂加上它的办公室就占了整个街区。虽然弗雷德里克习惯了会诊室里那升汞和碳酸的味道，然而，他却无法掩藏彼特的家给他造成的沮丧印象。他的家里又暗又沉，街道上的噪声径直从窗户传进来。在德国，一座有着三万人口的城市都死一般寂静，而这仅有二万五千居民的美国小城，到处都是奔波忙碌的声音，摇铃声，咯咯声，叮当声，以及那疯子一般的胡言乱语声。每个人几乎都腾不出一小会儿时间。人人都匆匆忙忙地经过各自身旁。那里不存在生活中的欢乐问题。住在梅里登的人，都是来工作的。而在梅里登工作的人，都是冲着美元来的，美元才能够最终使他们从那样的环境中解脱出来，才能带领他们享受一段快乐时光。大多数的人们，尤其是德国和波兰的工人和商人，他们对生活的看法是，他们迫不得已暂时这样生活着，这样的条件非常痛苦，可若是他们因为过去犯了错，就不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或是被驱除出境，那么这种痛苦还会加剧。从心理学的角度，弗雷德里克开始在候诊室和病人们聊起天来，他听说有许多可怜的人都是从自己的国家被驱逐出来，以致无家可归。
接下来的一周内，彼特让他的朋友越来越多地参与进他的工作中。而弗雷德里克也发现那样的工作深深吸引着他。那是一种奇怪而单调的工作，在一个永无止境的痛苦和死亡的世界中，在生活的暗底下，这工作与他在纽约时那表面相对快乐的虚假工作相比，几乎是南辕北辙。施密特夫妇的工作是全心全意为人服务的，这就需要巨大的自我牺牲。他们并没有得到巨大的回报，只是衣食足够，让他们能继续从事这份工作而已。尽管施密特不是一名社会学家，可是他所从事的职业仅限于工人阶级内部。两位医生的病人中，大多数都是拖家带口的穷苦移民，他们长期辛苦地在大不列颠合金工厂做体力活，勉强度日。他们的工资少得可怜，因此，彼特出于自身的生活观，几乎一半都没有收他们的钱。
施密特太太是瑞士人。她有着宽大的德式脑袋，她的鼻子直挺而精致，像霍尔拜因笔下的巴塞尔女人的样子。
弗雷德里克和彼特确认了施密特太太的诊断，于是她告诉了这位病人——她还如此欢乐，毫不知情——可能要进行一次小手术。此外，她还友好地问起她的丈夫和孩子，那孩子才出生三个月，还是她帮忙接生的，女人兴高采烈地回答了她的问题。接下来，彼特说当天就要把她的情况告诉他的丈夫。
“能娶到她算你走运。”弗雷德里克打趣彼特说，“她本该是杜勒尔的妻子，或者更好是纽伦堡的蕾切尔·威利鲍尔德·皮克海默的妻子。她天生就该操持那舒适而高贵的衣物满橱的家庭。她该睡在三码高的铺满丝绒的床上。她应该有着两倍的帽子和羽饰，富甲一镇。相反，可怜的人儿，她研究医学，你让她成天和那些汤姆、迪克和哈利之类的人打交道。”
“我可能吃坏了胃。”那个长相漂亮，而且穿着不错的女人说，“要是我的丈夫知道我来看医生，他会嘲笑我，会责备我的。”
事实上，她的周围那些丑陋的事物，她辛苦的工作，一片茫然的前景，再加上她每周会被夺走四晚上睡眠，这一切使得饱受思乡之苦的施密特太太变得容易发怒。更严重的是，她被一种固执的责任感掌控着，还固执地坚持救助瑞士人。她父母的信增强了她的念头，她决心要赚到一定的钱后，才回家，而这一点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实现的。
施密特和他的太太都邀请弗雷德里克和他们一起检查。病人躺在病床上时，脸上还带着笑容。可是，当她看到两名男士时，脸上的笑容变成了惊讶。施密特太太介绍说弗雷德里克是一位著名的德国医生。
每当彼得看到他的妻子面容憔悴，过度劳累和思念家乡时，就会十分悲痛。于是他提议回到欧洲，可是她的态度却非常强硬，还充满了讽刺与苦涩。但是，当她一有时间坐下来与弗雷德里克和她的丈夫谈论瑞士的山区和山地时，她却显然恢复了活力。在那有霉味的办公室，或在医生的私人房间，一幅辉煌的森蒂斯图呈现出来，施密特太太小时候，就在它跟前，坐在摇篮里，摇啊摇。当然，后来谈话转向了舍费尔的“埃克哈德”和羚羊储备，康士坦茨湖和圣加仑。他们回忆着去里吉山游玩时的场景，他们从弗吕的卢塞恩湖游历到格申恩，再由格申恩到安德马特，然后又从安德马特上经罗纳冰川和下至格里姆瑟尔的安养中心，那里的湖水清澈而冰冷，位于多岩石的漏斗地形处，仿佛是通往阴暗之国的入口。人们得四下环顾，看看冥府渡神的木筏是否在那里等着。施密特太太说，她宁愿在森蒂斯做下流的牧羊女也不愿在梅里登当医生。
两位医生的会诊室中间隔着候诊室，他们经常会用到候诊室。弗雷德里克前一天刚见过施密特太太，她叫他丈夫帮忙给一位病人做检查，顺便过来和他打招呼，那病人是一个二十七岁左右的女人，不久前刚嫁给一个在梅里登的工厂有着不错差事的男人。女人说她肚子疼。施密特太太怀疑她得了胃癌。
“好极了。”彼得喊道，“那么我们就再次穿越海洋，并且在伯尔尼或者苏黎世安定下来。”与往常一样，每当彼得·施密特提到这个问题，施密特太太的脸上就会露出带有敌意的决然神情。这并没有逃过弗雷德里克的眼睛。
他对他做的梦只字未提，他在梦里听到了罗兰德号上的电铃声。尽管他与那些印象抗争，可它们顽固得将他送回了沉船时那恐怖的瞬间。渐渐地，这幻听就成为了令弗雷德里克痛苦的东西。有时候，他害怕这是一种中风前兆，作为一名医生，他也并非不知道这是一种严重的疾病。
施密特太太说的一切都证明了她的人性和她那清楚而严重的同情感。可惜她已经忘了怎么笑！这是很可惜她是不是蕾切尔·威利鲍尔德·皮克海默那庄严又受人尊敬，而且膝下有子的妻子！她那挺拔的身躯，她那又长又浓密的头发需要的是一个绽放在快乐中的曼妙身形，需要阳光和财富。虽然她只有二十七岁，可是她的脸已经苍老得可怕，而且脸上写满了忧虑，她那破旧的衣服漠然地挂在她那棱角分明的身体上。不过，即便她没有打扮自己，弗雷德里克也能觉察到她的美。
“我希望不会。”弗雷德里克说，“我的第一个晚上一点意义都没有，事情飞快地从我的脑中闪过了。”
自然，那个荷兰人彼得·施密特也正遭遇着这些情况，可是这些都还不足以动摇他那根深蒂固的理想，是他那一刻都不曾舍弃的理想，引起了这一切短暂的艰辛。这一事实，在弗雷德里克看来，只是增加了他的妻子的烦恼。从她的某些言论中，他能够分别出来，比起为人类的进步，彼得更关心自己的提升才是最令她高兴的事。对于正义，没有人比他拥有更坚定的信念，而对于信仰宗教，没人比他拥有更深刻的憎恶。他属于那种否认伊甸园，并相信来世只是虚构的人，但他坚信，地球是可以发展的，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天堂，而那些要发展的东西，会被发展成为天堂里的神。弗雷德里克心中也有一个乌托邦，因而朋友的这等观点，又对他起了振奋的作用。每当陪同他一起进行职业访问，或使在小小的汉诺威湖上滑冰，或是在戴奥真尼斯的澡盆与他交谈时，希望又回到他心中，但他的朋友一离开，他希望也就不见了。
“你睡着了吗？”施密特问，“你知道吗，你们那些迷信的人一直相信，在陌生的地方的第一个晚上做的梦都会成真。”
但是彼得·施密特并不是空想的乌托邦主义者。对于自己的理想，他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并在实践中努力实现他们。弗雷德里克再也不知有第二个人如此深谙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和医学了；同时，因为他也拥有非常精确的有关一些重要国家的地理和历史知识，因而他对政治状况有着令人嫉妒的广泛的调查。二十岁，他坚持泛日耳曼理想。如今已三十岁了，他还会匿名写一些社论，他写的东西备受关注，他倡导美国、德国和英国之间的联盟，而强烈反对起源于俾斯麦的德国对俄罗斯的政策。在那些天中，两个朋友主要讨论的话题就是达尔文和马克思，或是他们之一。虽然基督马克思主义提倡保护弱者的原则被保护强者的自然原则所取代，可是彼得·施密特正在对这两个伟人的重要思想进行一种调整，或者说融合的过程；这也反映出了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最深刻革命的结果。
要到十点时，弗雷德里克来到了他朋友的会诊室。在欢乐的冬日，走到梅里登，对他大有好处。
“如果，你用那坚硬的荷兰人的颅骨，”弗雷德里克曾经对他说，“花二十年时间，成功地将人为选择运用到人类身上，如果种族卫生和目的论人种改良观点成功地传播开来，那么无疑有一天，这会产生富有成果的实效。也就是说，一种新鲜的、健康而充满活力的血液将流过我们的血管，并且逐渐中和人类那日益增长的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