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第二天，她又再次跟她的朋友和保护人告状，说起这不可原谅的可耻待遇。其实是这样的，她身后不乏追求之人，任她差遣，帮她解决问题，凡事都为她着想，还会为她负担所有账单。
“引诱我吧，想要对我做什么都来吧，弗雷德里克。严格，粗暴都无所谓。把我锁起来。你是唯一一个我愿意你对我放肆的男人。”又一次，她央求弗雷德里克：“我想做个好孩子，弗雷德里克。让我做个好孩子吧。”
弗雷德里克所不能戒掉的，是那散发着芬芳，看起来柔弱得令人同情的美丽身躯，但是他已下定决心要让自己戒掉这种迷恋。
一天，英吉格跟他说：
一天，英吉格前来让彭斯小姐给她塑像。弗雷德里克在她跟前转来转去，也想要用黏土为这位金发的圣母马利亚做个模型。虽然里特有着一大堆的黏土，准备在旋转架上为她塑一尊半身像，但是这位大师却和他的徒弟闹翻了。很难明白彭斯小姐为何会安排英吉格做此配合。但是，对其塑像的每一次研究都会对弗雷德里克产生不同寻常的影响。
伊娃小姐长期以来，一直忍受着弗雷德里克。
她那平滑的前额，她的眉毛，她的眼睛，她跳动的太阳穴，她耳朵的形状，蜿蜒曲折之后服帖在头部两侧，她的鼻子窄小如刀背，她的鼻孔，那看起来略显老相的鼻唇线条，她的嘴角显露出来的沮丧，她那漂亮却无情的脸颊，她那难看的脖颈，里面有着洗衣妇所独有的音线——所有的这些特征让弗雷德里克愈发地头脑清醒，削减着其想象力每一丝一毫的美化或者掩饰的力量。也许彭斯小姐明白，在对一个物体进行如此费力、如此坚持不懈的逻辑观察之后，会是怎样一个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这与杀戮的效果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家必须血战到底，除非他总是能够打开新的幻想之源。
“每当我看到英吉格，或者同她一起外出，或者与她单独待一会儿，”他说，“我都会感到愤慨异常，厌倦无趣。我一定会把心思从她身上收回。”——这样的表决在几个小时内便会分崩离析。
然而，不久后，她就暴露了自己内心的狭隘，脆弱与空乏。和彭斯小姐相比，弗雷德里克看到了英吉格那永远长不大的缺点。有一次，她拿出一封她母亲从巴黎写来的信大声读出来。大概有十五分钟，她似乎饱受着煎熬。信写得非常认真，严肃，充满了关怀，并不是没有爱意。她母亲对哈尔斯特伦的死表示难过，还要英吉格去巴黎和她一起住。她向英吉格提到了一个在纽约的女人，是一名德国理发师的妻子，她说在回欧洲前她可以去找她。她甚至还提到了她回欧洲要乘坐哪一趟邮轮。
一周过去了，弗雷德里克开展了一场非凡但却失败的战争。他每天都去工作室工作，彭斯小姐成了他的红颜知己。从他的嘴巴里，她证实了自己之前的猜测，他在一段并不开心的恋情中备受折磨。除非他主动要求，否则她不会介入他的这场心灵挣扎。她只会像患难与共的好朋友一样，给他建议。
“我并不富有，”她写道，“你得在工作方面帮助我，英吉格，可是我会尽母亲应尽的责任，”——总结的句子来了——“只要你愿意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你看，彭斯小姐，”他说，“每当美好的事物就要问世时，我总是世界上最后一位挡道的人。可我只是一个男人，要是里特真要让英吉格·哈尔斯特伦当模特儿，到时我们只有一两墙相隔，我的灵魂也就别想安宁了。”彭斯小姐笑了，“你可以笑，”他说，“可是，你知道的，我是一名恢复期的病人，旧病复发比什么都可怕。”
英吉格说起她母亲的信时，总是说她信中处处透露着冷酷与愚蠢甚至野蛮。
彩排过后，工作室里很多人都在讨论英吉格。里特对彭斯小姐和他的朋友们说他想为那个跳舞的女孩儿做一幅青铜雕塑。彭斯小姐转而告诉了弗雷德里克。然而，弗雷德里克感到自己对英吉格多少有着监护权，他还是不情愿地同意了。
“我要向她忏悔，”她模仿道，“因为上帝如此仁慈，拯救了我。我第一个要对妈妈忏悔。我再不会这么愚蠢，竟想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我会一直听妈妈的话！”
送英吉格到利林菲尔德先生家的那天早上，弗雷德里克在一个模型前看到了一件新的围裙，那是彭斯小姐买的。他从英吉格的叙述中感到一阵宽慰，身上的一个重负卸下了。她搬走了，就减轻了他肩上的一部分责任。
她继续这样说着，还毫不犹豫地揭露她父母生活中最丑陋的一面。
第二天，禁止英吉格在公共场合跳舞的命令下来了。女孩儿差点儿疯了。利林菲尔德说要去找纽约的市长。利林菲尔德结了婚，可是没有孩子，为了保护英吉格不被送去孤儿院，他在家里为她提供了一个住处，就在来诺克斯街道附近的第124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