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见到他的时候已经过去三天了。
后来他陪我爬了五层楼梯到了我家，他打开行李箱，把里面的杂志放到桌子上。您慢慢读，他说，我要趁这机会去旅游一番。您给我推荐什么博物馆？我记得我大概告诉了他怎么到毕加索博物馆，再从那儿去圣家堂，然后罗梅罗就出发了。
他给我留下的杂志都是欧洲的。有西班牙的，法国的，葡萄牙的，意大利的，英格兰的，瑞士的，德国的。甚至还有一本波兰的，两本罗马尼亚的和一本俄国的。大部分都是发行量很小的发烧友杂志。其印刷情况，除了几本看得出比较专业并且有雄厚资金支持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杂志之外，从激光复印到滚齿轮刻写模版复印（一本罗马尼亚的）都有，而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极差的质量，廉价的纸张和乱七八糟的设计无不说明这是一种令人作呕的文学。我把所有杂志都翻看了一遍。据罗梅罗说，其中有一本应该是与维德尔合作的，当然，是用另一个名字。这些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右派文学杂志：其中四本是“光头党”出的，两本是不定期的足球球迷杂志，至少七本用了一半多的篇幅刊登科幻小说，三本是“战争游戏”俱乐部的，四本是专门研究神秘学的（两本意大利的，两本法国的），而这四本中的一本（意大利的），公开崇拜魔鬼，至少十五本是公开的纳粹杂志，大约有六本可以归到“修正主义”的假历史派里（三本法国的，两本意大利的和一本用法语写的瑞士杂志），还有一本，那本俄国的，至少从那些漫画（非常多，好像它那些未来的俄国读者突然间都变成了文盲，但是对于不懂俄语的我来说却是正合适）看来，是前面所有的加起来形成的乱七八糟的大杂烩。几乎所有杂志都有种族主义和仇犹太人倾向。
我们在森特里克酒吧一边喝咖啡一边聊着《悲惨世界》。罗梅罗认为一会儿变成马德兰一会儿变成割风的冉·阿让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物，在拉丁美洲杂乱无章的城市里随处可见。相反，他觉得沙威是特别的。那个男人，他说，就好像一个心理分析案例。我很容易就弄明白了虽然罗梅罗极为推崇心理分析，但他从来没做过。沙威，维克多·雨果笔下的警察，他同情他崇拜他，对他来说就像一件奢侈品，一种“我们偶尔才能享受到的舒适”带来的感觉一样。我问他是否看过那部电影，法国拍的，很古老的。没有，他说，我知道伦敦正在上映一部音乐剧，但是我也没看过，应该是像《藤蔓花架》一样的吧。我已经说过，对那本小说我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沙威确实是自杀的。我不是很肯定，或许在电影里他没有自杀。（回想起这部电影的时候只有两个画面浮现在我的脑海：1832年的街垒，其后有很多革命学生和流浪儿来来回回，以及被冉·阿让救了之后的沙威，站在一个下水道口处，目光迷离地看着远处的地平线，伴着泻入塞纳河的污水如瀑布般——确实很壮观——的巨大声响。当然很有可能我把电影弄混了或者压根儿就弄错了。）现在，罗梅罗一边品尝着最后几滴卡拉赫约烈酒咖啡一边说，至少在美国电影里，警察们通常只是离婚而已。相反，沙威，他是自杀了。您注意到其中的区别了吗？
读到第二天我就开始真正地感兴趣了。我一个人住着，没有钱，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我已经很久没有发表过文章了，最近甚至都不动笔了。我觉得自己命途多舛，前景可悲。我觉得我已经开始习惯自我怜悯了。罗梅罗的杂志，所有的都一起堆在我的桌子上（为了不挪动它们我决定在厨房里站着吃饭），根据国别、出版日期、政治倾向或者文体类别堆成一小摞一小摞的，有效地防止了我染上恶习。读到第二天我觉得身体不舒服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这种不舒服是由于缺少睡眠和营养跟不上引起的，因此我决定下楼到街上走走，买一个西班牙夹奶酪面包然后睡觉。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过去六个小时，我已经休息过来了，觉得很清醒很想继续阅读或者重读那些杂志（抑或是连蒙带猜，这取决于杂志所用的语言），我越来越被带进维德尔的故事中，这也是别的什么东西的故事，虽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一天晚上我甚至做了一个与此相关的梦。我梦到自己正在一艘大木船上，也许是一艘古西班牙大帆船，我们正横穿大洋。我身处艉楼甲板的聚会上，正看着大海写一首诗，也许是一页日记。突然有人，一个老头，大声喊起来：龙卷风！龙卷风！但他不是在帆船上而是在一艘快艇上或是在防波堤脚下喊的。和波兰斯基的《罗斯玛丽的婴儿》里的一个场景一模一样。正在那时帆船开始沉没，所有的幸存者都变成了海难者。在海里，我看到了卡洛斯·维德尔，他抓着一个装酒的木桶漂在海面上。而我则抓着一根腐烂的木头漂着。在那一刻，当海浪把我们分得越来越远的时候，我明白了，维德尔和我，我们曾经在同一艘船上旅行，只不过他曾出力促使它沉没而我却没有为避免它的沉没而努力做点什么或者做了但很少。因此当罗梅罗三天之后回来的时候，我几乎像接待一个朋友一样接待了他。
下午四点的时候我们出来了，肚子饱饱的，还喝掉了两瓶葡萄酒。西班牙葡萄酒，罗梅罗说，比法国的好。我问他是不是有点不喜欢法国。他的脸似乎黯淡了下来，说他只是想离开，如此而已，已经太多年了。
他没去毕加索博物馆也没去圣家堂，但是他参观了诺坎普博物馆和新水族馆。他对我说，我从来没有如此近地看过鲨鱼，很令人震撼，真的。当我问他对诺坎普有什么看法的时候他回答说，他一直都认为那个体育馆是欧洲最好的。真遗憾去年巴塞罗那败给了巴黎圣日耳曼。您可别告诉我，罗梅罗，您是culé。他不知道这个词。我给他解释了一下，他觉得很有趣。有那么一会儿他好像走神了。我是暂时的culé，他说。在欧洲我喜欢巴塞罗那，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是属于科洛科洛的。我们能怎么办呢，他难过又骄傲地补充道。
第二天他来到我家，带着一个装了五万比塞塔的信封和一个装满文学杂志的行李箱。剩下的等他们把钱汇给我我再给您，他说。我问他为什么相信卡洛斯·维德尔还活着。罗梅罗微笑了一下（他笑起来很像黄鼠狼和田野里的老鼠）说相信他还活着的是他的客户。那么是什么让您认为他在欧洲而不是美洲或者澳大利亚？我研究了他一下，他说。然后他邀请我去我住的那条塔耶斯街上的（他住在奥斯皮塔尔街上一家体面的中档旅馆，离我家只有几步路）一家饭店吃饭，席间我们谈到了他在智利的那些年，谈到了我们共同回忆起的那个国家，谈到了智利警察，罗梅罗（我非常惊讶）把它归到世界上最好的警察行列里。您可真是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吃饭后甜点的时候我对他说。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是因为爱国才这么说的，他说，我在警队的时候没有破不了的案子。进入罪行调查组的小伙子们都是素质最好的，人文学科成绩优秀，然后又和最好的老师上了三年课。我还记得犯罪学专家冈萨雷斯·萨瓦拉——安息吧冈萨雷斯·萨瓦拉博士——说世界上最好的两支警察，至少在凶杀案方面，是英国和智利的。我说别逗了。
那天下午，我们一起在巴塞罗内塔区的一个酒馆吃了晚饭，饭后他问我读过那些杂志了吗。正读着呢，我对他说。第二天他拿着一台电视机和一台录像机出现了。是给您的，没别的意思，这是一个客户给我的礼物。我不看电视，我说。那不好，您不知道您正在错过多少有趣的事。我厌恶那些竞赛节目。有些是很有意思的，罗梅罗说，他们都是些简单的人，同全世界对抗的自学者。我记起来维德尔曾经是或者想要成为，在他在康塞普西翁的那段遥远的时光里，一个自学者。我读书，罗梅罗，我说，现在是看杂志，有时候我写作。这看得出来，罗梅罗说，然后他马上又加了一句：您别往坏里想，我一直很尊敬那些什么都没有的神甫和作家。我记得保罗·纽曼的一部电影，他说，是一个作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坦言在那些年里他是靠用笔名写侦探小说养家糊口的。我尊敬那类作家，他说。您认识的大概不多，我用嘲讽的口气说。罗梅罗没注意到。您是第一个，他说。然后他和我解释说把电视安装在他住的旅馆不合适，而我需要看他带来的三盒录像带。我觉得当时我纯粹因为害怕而笑了一下。我说：您可别告诉我维德尔在里面。在这三部电影里，是的先生，罗梅罗说。
我说对我来说卡洛斯·维德尔是一个凶手，不是一个诗人。好吧，好吧，罗梅罗说，我们别这么小气量了，或许对维德尔或者其他随便一个人来说您也不是诗人或者是一个不好的诗人而他或者他们是优秀的诗人，正如洛佩·德·维加所说的，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看它们时透过的那块玻璃，你不觉得吗？二十万比塞塔现金，现金支付？我问。二十万比塞塔一次性付清，他掷地有声地说，但是请记得从现在开始您是为我工作而我想要结果。他们付您多少钱？相当多，他说，雇我的那个人很有钱。
我们把电视安装上，在接上录像机之前罗梅罗试着看了看能否连上某个台，但这是不可能的。您得买一个天线，他说。然后他把第一盒录像带放了进去。
帮我做诗歌方面的事，他说。维德尔是诗人，我是诗人，他不是诗人，因此为了找到一个诗人他需要另一个诗人的帮助。
我没有站起来，依然在桌子旁边挨着杂志坐着。罗梅罗坐到了客厅里唯一的一张扶手椅上。
我问他有什么事（当时我已经让他进了我的家，烧上热水准备给他泡茶喝），他说他正在追寻卡洛斯·维德尔的踪迹。比维亚诺·奥赖恩给他提供了我在巴塞罗那的地址。您认识比维亚诺？他说不认识。没见过面。我给他写过一封信，他回了我，然后我们打过电话。很像比维亚诺的做事风格，我说，一边试图想起我有多少年没见过他了：几乎二十年了。您的朋友是一个好人，罗梅罗说，而且他似乎非常了解维德尔先生，但是他觉得您更了解他。他说得不对，我说。有帮忙费，罗梅罗说，如果您帮我找到他。他说那话的时候打量着我家似乎在评估具体多少钱能够买动我。我想他应该不敢再继续那个话题了，因此我决定保持沉默等他开口。我给他倒了茶。他加上牛奶，似乎很享受地喝着。他在我家坐着，看上去比实际上要瘦小得多。我可以付您二十万比塞塔，他说。成交，但是我能帮您做什么呢？
这些电影都是低成本制作的色情电影。第一部电影到一半的时候（罗梅罗带上来一瓶威士忌，正一边看电影一边小口地撮着）我对他坦言我没法连着看三部色情电影。罗梅罗一直等到了最后然后关了录像机。今天晚上看完它们吧，您一个人，慢慢看，他一边把威士忌瓶子放到厨房的一个角落一边说。我得从这些演员中认出来维德尔吗？他走之前我问。罗梅罗神秘地笑了。重要的是杂志，电影是我的主意，例行公事罢了。
罗梅罗结婚了，有一个儿子，他计划回智利开始新的生活。
那天晚上我看了剩下的两部电影，后来我又重新看了第一部，然后我又把另外两部重新看了一遍。维德尔没有出现在任何地方。我想关于电影是罗梅罗开的一个玩笑。然而，那种维德尔出现在我家墙壁间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好像这些电影在召唤他一样。不要想太多，罗梅罗有一次对我说。但我依然觉得我的整个生活正在走向毁灭。
政变后他被囚禁了三年，然后他去了巴黎，在那儿他做着各种临时工。他从来没有和我说过都是些什么工作，但是他在巴黎的最初那几年什么都做过，从贴广告到给办公室地板打蜡，这是一份夜工，当办公楼都关了的时候——此时往往容易让人思绪联翩——才上工的夜工。神秘的巴黎办公楼，他这样称呼那些办公楼，晚上当所有的办公室都暗下来，只有一间还亮着，然后那间也熄了灯，另一个房间又亮了起来，然后又熄了，如此这般依次亮起又熄灭。如果夜行人或者贴广告的人长时间不动的话往往能看到有人从那些空荡荡的办公楼里的一间探出头来，或吸烟或双手叉腰欣赏城市的夜色，直到很长时间之后才离开。那是一个上夜班的男清洁工或女清洁工。
罗梅罗回来的时候穿着一身新西装，刚买的，还给我带来一件礼物。我强烈希望不是一件衣服。我打开包装：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本小说——我已经看过了，虽然我没有告诉他——和一双鞋。试试这双鞋，他说，希望号码合适，西班牙鞋子在法国评价很高。令人惊喜的是我发现鞋子正合我的脚。
当然，我记得他的名字。那是一起曾经轰动一时的事件。通常出现在犯罪报道上，在体育版面之前还是之后来着？在那些我们当时认为是可耻的地名旁边（那时候我们不知道真正的可耻是什么），一个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六七十年代的犯罪现场：简陋的平房，大片的荒地，昏暗的休闲别墅。我曾经从阿连德手里接过勇敢者奖章。奖章被我弄丢了，他难过地说，我已经没有任何一张照片证明我得到过它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就好像是昨天才颁给我那枚奖章一样。他看起来依然像警察。
请您给我解释一下色情电影的奥秘吧，我说。您没有发现任何奇怪的、不合常理的、引起您注意的地方吗？罗梅罗问。从他的表情我察觉电影，杂志，一切，也许除了他全家回智利的计划，对他来说都是无足轻重的。唯一可说的就是我每天都越来越执着于维德尔这个混蛋了，我说。那是好还是坏呢？别开玩笑了，罗梅罗，我说。好吧，我给您讲个故事，罗梅罗说，中尉在所有这些电影里，只是他在镜头后面。维德尔是这些电影的导演？不是，罗梅罗说，他是摄影师。
罗梅罗当时属于三个寻找桑切斯·格兰德的行动小组之一，他突然想到很有可能是桑切斯·格兰德自己主导了这起绑架。他们跟踪了一个祖国和自由阵线的年轻人好几天，直到这个年轻人，毫无防备地，把他们带到了拉斯卡门斯庄园。在那儿，当他手下的一半人包围主屋的时候，罗梅罗带着剩下的三个射击手，双手各拿一把手枪，在一个名叫孔特雷拉斯的非常年轻的侦探——他是所有侦探里最勇敢的一个——陪伴下，摸进了房子内部并抓住了桑切斯·格兰德。在冲突中死了两个保护桑切斯·格兰德的祖国和自由阵线的暴徒，罗梅罗和其中一个负责房子后部的警察受了伤。因为这次行动让他获得了阿连德亲手颁发的勇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痛苦多于快乐的一生——在职业上获得的最大荣耀。
然后他给我讲了一群在塔兰托湾的一个花园别墅拍色情电影的人的故事。一天早晨，这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他们被发现都死了。全部，六个人，三个女演员，两个男演员和摄影师。导演兼制片人受到怀疑并被捕。他们也逮捕了别墅的主人，一个科里利亚诺的律师，他也被牵扯进了这部露骨色情犯罪片，即含有真的犯罪情节的色情片。但这两个人都有不在场证明，所以被无罪释放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案子就结案了。在这件事里卡洛斯·维德尔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还有一个摄影师。一个叫R.P.英格利希的，意大利警察从来没能找到过他。
让他名声更显的是一起发生在拉斯卡门斯的绑架案的破解，就在民主时代结束前没几个月的时候。案子的主角是克里斯托瓦尔·桑切斯·格兰德，国内最富有的大企业主之一，他失踪了，据推测是被一个左派组织绑架了，该组织要求政府支付一大笔赎金来换取他的自由。有好几个星期警察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英格利希是维德尔吗？罗梅罗开始调查的时候觉得他们就是同一个人，于是有段时间他跑遍了意大利去寻找能认出英格利希的人，给他们看一张维德尔的老照片（那张维德尔靠在他的飞机旁边的照片），但是他没有找到任何还记得那个摄影师的人，就好像这个人没有存在过或者没有能让人记起的脸。最后，在尼姆的一个诊所里他找到一个曾经和英格利希一起工作过还记得他是什么样的女演员。女演员叫乔安娜·希尔韦斯特里，是一个大美女，罗梅罗说，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我向您保证。比您的夫人还漂亮吗？我问，存心想刺他一下。咳，我老婆已经上了年纪了，不算数，罗梅罗说。我也上了年纪了，他几乎是马上就加了一句。问题是这真的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准确地说：最漂亮的姑娘。一个在她面前必须脱帽致敬的女人，相信我。我问他她长什么样。金黄色头发，高挑个儿，能让人回到童年的目光，天鹅绒般的目光，闪烁着悲伤和坚定的光芒。另外她的体形也很曼妙，皮肤很白，带着地中海到处都有的那种茶青色调。一个让人只能做白日梦的女人，但也是一个能一起生活共患难的女人。她的身体，她的皮肤，她睿智的目光，罗梅罗说，都在证明着这点。我从来没见到她站起来过，但是我可以想象得到她站起来应该像一个女王。诊所并不豪华，但是带着一个小花园，下午有很多病人去那儿，大部分是法国人或意大利人。最后一次，当我们处久了熟了点儿的时候，我邀请她下去走走（也许是害怕她觉得和我在一起，两人单独待在房间里无聊）。她对我说她下不了床。我们用法语聊但是偶尔也插入几句意大利语。那句话她是用意大利语说的，我的朋友，她看着我的脸用意大利语说她下不了床，让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无能最该死最可怜的男人。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当时甚至想要哭了。但是我控制住了自己，努力继续和她谈和我来的目的相关的话题。她对我是智利人并且在寻找这个英格利希这一点觉得很好奇，这位智利侦探面带微笑给我讲述着，她好像一只猫一样，缩在床上，抱着手臂，背靠着几个枕头。她毯子下的双腿起伏的曲线好像一个奇迹，但不是令人迷惑的那种奇迹，而是那种像空气一样拂过让你感到安宁的奇迹，我是说，比以前更宁静。轻拂过竹笛，多么美妙，罗梅罗突然说。她病了吗？她要死了，罗梅罗说，她比狗还要孤单，至少我在诊所过了两个下午后得出了这个可怕的结论，而尽管如此她却依然镇静而清醒。她喜欢说话，看得出来有客来访时她是兴奋的（来访的客人应该不是很多——天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她总是在读书或者写信或者戴着耳机看电视。她读最新的杂志，女性杂志。她的房间很整洁，味道很好闻。她也是。她和她的房间都很干净好闻。我猜在接待访客之前她会用梳子梳头发，在脖颈和手上喷上古龙水或香水，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想象而已。我见她的最后那一次，在告别之前，她打开电视找一个意大利语台，里面不知道在播什么。我担心那是她的一部电影。我向您发誓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好，我的整个人生很可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电视里播的是一个访谈节目，里面有她的一个老朋友。我握了握她的手然后就走了。到门口的时候我忍不住回头看了看她。她已经把耳机戴在耳朵上了，看起来像个军人一样，您看多奇怪，我不知道还能怎么描述，就好像病房是一艘航空飞船的指挥间，而她则是那个沉稳自信的船长。最后怎么样了？我问，已经不想去笑话罗梅罗了。没怎么样，她回忆起英格利希并向我很好地描述了他，但是根据那个描述在欧洲能找到几千个，她也不能在那张飞行员的老照片上认出他来，当然了，已经是二十多年了，我的朋友。不是，我说，乔安娜·希尔韦斯特里怎么样了。她死了，罗梅罗说。什么时候？我去看过她之后几个月，我在巴黎的时候看到了消息，在《自由报》的讣告上。您从来没看过她演的电影吗？我问。乔安娜·希尔韦斯特里的？没有，咳，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从来没有。哪怕是纯粹因为好奇？哪怕是好奇也没有，我是一个已经结了婚上了年纪的老男人了，罗梅罗说。
死者名叫皮萨罗，并没有什么敌人；他过着很有规律，乃至孤独的生活，没有工作或其他的赚钱渠道，后来查证他的父母，一个南方的小康家庭，每月都寄给他一笔生活费。这个案子引起了新闻界的好奇心：凶手是怎么从受害者的房间里出来的？从外面把门锁上，依在旅馆其他房间做的试验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把门锁上而且还要把椅子放到圆锁头上把门堵上，更是不可思议。人们又研究了一下窗户：每十次有一次，如果从天花板上把窗子干脆精准地关上，插销能自动插上。但是要从那儿逃走必须有走钢丝的人的那种平衡能力，而且也要没有人那么倒霉地在街上抬眼看到他，而在凶杀案发生的时间段街上通常有很多人经过。最后，在没有其他方案和可能的情况下，警察得出了凶手是从窗户逃走的结论，凶手因而被媒体称为“走钢丝者”。于是，上级从圣地亚哥派了罗梅罗来负责这个案子，而他只用了二十四个小时就破了案（另外八个小时的审讯时间——他没有参与——足以让凶手在一份离下面的调查结果差得不远的审讯记录上签下名字）。事情，如罗梅罗后来和我讲的那样，是这样发生的：遇害者，皮萨罗，和旅馆主人的儿子，一个叫恩里克·马丁内斯·科拉莱斯，外号恩里基托或者亨利的，有某些方面的交往。恩里基托爱好比尼亚德尔马的赛马场，在那个地方，据罗梅罗说，聚集着一群生活贫困或者维克多·雨果——他的《悲惨世界》是罗梅罗坦言年轻时曾经读过的唯一“世界文学的明珠”，虽然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除了沙威的自杀他最终完全忘记了书的内容（关于《悲惨世界》后面我会再讲的）——笔下的那些不幸的人；这个叫恩里基托的人似乎身上背了债务并且以某种方式把皮萨罗也卷进了他的赌业里。在一段时间里，恩里基托厄运连连，两个朋友患难与共，亏空则靠遇害者父母寄来的钱填补。但是有一天，旅馆主人的儿子开始转运了，他就想甩掉皮萨罗。皮萨罗觉得自己被骗了，两个人就吵了起来，嘴里互相威胁着。一天中午恩里基托带着一把手枪去了皮萨罗的房间。他的目的是吓唬他一下，而不是杀了他，但是就像是三流肥皂剧一样，当恩里基托用枪指着皮萨罗脑袋的时候，枪走火了。怎么办？在那一刻，身处最可怕的噩梦中，恩里基托爆发出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急智。他知道如果他什么都不做就逃走的话，那么怀疑很快就会落到他头上。他知道如果不布置一下皮萨罗被害现场的话，那么怀疑很快就会落到他头上。因此，他需要给这起谋杀披上一件华丽得不可思议的外衣。从里面把门锁上，把椅子放到门锁那儿堵上门，把手枪塞到死者手中，关紧窗户，当他确信已经布置好一个自杀场景的时候他就钻进衣帽间等着。他很了解自己的母亲，也很了解其他的租房者——那时候他们正在吃饭或者在客厅看电视，他把一切都考虑到了，他相信他们不等警察赶到就会把门推倒。实际上，门确实被强行打开了，而恩里基托，他甚至都没有关上衣帽间，就平静地加入到旅馆剩下那些惊惧万分地看着皮萨罗尸体的人之间。案子很简单，罗梅罗说，但是它给了我名不副实的名声，使我后来不得不为之付出巨大代价。
那天晚上是我请他吃的晚饭。我们在里埃拉街上，一家便宜的家庭式饭馆吃的，然后我们就漫无目的地在小区里走着。经过一个音像店的时候我对罗梅罗说跟我来。我不想租她的录像带看，我听到他在我背后说。我不相信您的描述，我对他说，我想看看她有一张什么样的脸。色情电影占据了店铺里面的三个架子。我想以前我只进过一次音像店。虽然内心里烈火如焚，但我很久没有感觉这么好过了。罗梅罗找了一会儿。我看到他的手，一双黝黑粗糙的手，在那些录像带盒子上划过，仅仅这个场景已经让我感觉很好了。就是她，他说。您说得对，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我们出来的时候我注意到这个音像店是小区里唯一一家还营业的商店。
罗梅罗是阿连德时期最有名的警察之一。现在他已经五十多岁了，矮矮的个子，皮肤黝黑，非常瘦，黑头发，上面抹着发蜡或发胶。他的名声，他的小小传奇，与两个当时轰动一时的案件联系在一起。第一个是一起谋杀案（一个智力游戏，罗梅罗说），发生在瓦尔帕莱索，在乌加尔德街上一个小旅馆的房间里。受害者额头上中了一枪，房间的门反锁着，还用一把椅子从里面堵着。窗户是从里面关着的，而且，任何人如果从那儿出去，都会被人从街上看到。犯罪凶器就在死者旁边，因此开始的时候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自杀。但是经过初步验证后，颇具科学精神的警察们证明受害者自己并没有射出一发子弹。
第二天，当罗梅罗来到我家的时候，我对他说我应该已经确认卡洛斯·维德尔的身份了。要是您再看到他，您能认出他来吗？我不知道，我回答。
就是在那时候阿维尔·罗梅罗粉墨登场，我也重新登场。智利也把我们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