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没过多久，就出现了一本伊瓦卡切去世后出版的书名为《我的阅读的阅读》的书，里面提到了维德尔。这本书，一本书单和趣闻轶事集，很可能是不足为信的。它用故作轻松亲切的语调，记录了那些伊瓦卡切在漫长的评论家生涯中充满热情或讨好之意评论过的作家的重要阅读经历。于是，书里评论了下面这些人的阅读经历——以及他们的图书馆：维多夫罗（出人意料的），聂鲁达（意料之中的），尼卡诺尔·帕拉（维特根斯坦和智利民间诗歌！或许是帕拉和被骗的伊瓦卡切开的一个玩笑或者是伊瓦卡切和他未来的读者开的一个玩笑），罗塞梅尔·德·巴列，迪亚斯·卡萨努埃瓦，以及其他一些作家。里面没有出现他的死敌恩里克·里恩。年轻作家中最年轻的是维德尔（这说明伊瓦卡切对他的信任），而恰恰是在评论维德尔这一节里伊瓦卡切的文字——通常是充满过分雕琢或含糊其辞，而这也是这位说到底总有点咬文嚼字的报刊短评家的特色——回避了这些，并逐渐地（但是毫无停顿！）放弃了对待其他偶像、朋友或者同党时的那种风趣——熟稔的语气。伊瓦卡切，在他孤独的研究中，试图确定维德尔的形象。他努力地挖掘自己的记忆，试图弄明白维德尔的声音，他的精神，他在某一个电话交谈的长夜模糊的脸，但是他失败了，而且这失败显而易见，在他的笔记中，在他从泼辣到一本正经（拉丁美洲报刊专栏作家的通病）再从一本正经到忧伤和困惑的文章中可以轻易觉察到。伊瓦卡切列举的维德尔阅读的书涉及方方面面，而且这些列举出来的书单可能更多的是属于评论家的任性和错位，而不是遵循事实：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西蒙尼德斯，阿那克里翁，卡利马科斯，奥内斯托·德·科林托。他还拿维德尔开玩笑，指出有两本诗集是以维德尔为首的：《宫廷诗选》和《智利诗选》（虽然，如果认真地想一想，这也许不是一个玩笑）。他强调维德尔——那个从电话线另一头传来的声音像下雨、像暴风雨的维德尔（这句话来自一个古董商人，因而应该被一字不差地看待）——读过《一个绝望的人同自身灵魂的对话》，而且还认真读过《可惜她是个妓女》，约翰·福特的作品全集，包括那些合著的，他甚至详细地作了注解。（据比维亚诺说，对此他本能地觉得不可信，最有可能的是维德尔只是看了在福特剧本基础上改编的意大利电影，在拉丁美洲这部电影是1973年上映的，其最大或许也是唯一的成就就是里面出现了一个不安分的年轻女人夏洛特·兰普林。）
1986年，从聚集在去世的评论家伊瓦卡切骨灰周围的那些人里传出消息说有一封据推测是维德尔的一个朋友寄出的信（这个消息没多久就人人皆知了），通知说维德尔已经死了。信里含混地谈到了文学遗嘱执行人的问题，但是伊瓦卡切圈子里的人，有意保持他们清洁的名声和他们老师的名声，断然守口如瓶，不作应答。据比维亚诺说，消息是假的，可能是已故的评论家的追随者们自己编造的，他们和他们的老师一样，已经年老昏聩了。
关于这位“前程远大的诗人卡洛斯·维德尔”的评论章节戛然而止，似乎伊瓦卡切猛然注意到他正行走在一片虚无中。
最终维德尔放弃了智利，放弃了那些小量杂志，在那上面他曾经用名字的首字母或者其他别名陆续发表了他最后的创作——一些不经意的作品，读者不能理解的仿作。他消失了，然而他的缺席（事实上，他一直是缺席的）并没有终结各种猜测和他的作品引发的各种截然不同的热情解读。
但这还不是全部：在一篇关于太平洋海岸边墓地的文章里—一篇被重新收录在一卷名为《蚀刻画和水彩画》的书里的啰里巴嗦甜得发腻的文章——在拉斯文塔纳附近的一个墓地和另外一个瓦尔帕莱索附近的墓地之间，不知道为什么伊瓦卡切突兀地描写了在一个黄昏，一个无名小镇里，一个鬼影憧憧空荡荡的广场上的一个人的侧影。那人年纪轻轻，穿着深色的华达呢风衣，脖子上围着围巾或是窄披巾，遮住了他的一边脸。伊瓦卡切和这个陌生人说了一会儿话，但是两个人之间始终隔着一道，一道来自路灯的长方形的光线，两个人都没想去跨过这条线。他的声音，虽然隔着一段距离，依然很清晰。陌生人有的时候会说一种和他清脆的声音形成强烈反差的生硬的行话，但是谈话的两个人基本上还是用正确的语言说话的。这次需绝对隐秘的会面因为一对被狗追赶的恋人出现在夜晚的广场上而结束。叹息间或眨眼间，谈话中断，广场上只留下了伊瓦卡切一个人，拄着拐杖，沉思着这件怪事和命运。这次会面，就实际结果来说，也可以说是以两个带卡宾枪的士兵的出现而告终的。在广场上无人照料的草木里，在其阴影中，陌生人逐渐消失。那是维德尔吗？还是评论家的幻想呢？谁知道呢。
然而，他的作品却依然流传着，以孤注一掷的姿态（正如或许他会喜欢的那样），但依然流传着。有的年轻人读着他，重新创造他，追随着他，但是怎样追随一个一动不动的人，一个试图把自己隐形起来而且似乎成功了的人呢？
岁月的流逝和各种不利的消息，有时甚至是没有任何消息，不但没有使他淡出人们的视线，反而更加肯定了维德尔神话般的形象。有热情高涨者出发去满世界找他，打算找到他后，即使不能把他带回智利，至少也要和他合张影。但一切都是徒劳。维德尔的踪迹消失在南非、德国、意大利……在长时间的朝圣之后——人们会将之称为一个、两个或三个月的旅游，这些去找他的年轻人囊中空空、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一切都让人相信他已经放弃了文学。
卡洛斯·维德尔的父亲，很可能是他落脚点的唯一知情人，1990年去世了。他的墓穴——没人去拜祭过——位于瓦尔帕莱索的市政公墓最简陋的区域之一。
另一方面，他在各种版本的智利诗歌选集上留下的痕迹也越来越淡了。一首署名为“飞行员”的诗，发表在一本存在时间很短暂的杂志上，第一眼看去像是无耻地剽窃了奥克塔维奥·帕斯的一首诗。另一首诗，更长点，出现在一本有点名气的阿根廷杂志上，是关于一个逃跑的老印第安女仆的。她饱受惊吓，从主人家逃走了，从一个诗人的目光下逃走了，从一种新的爱情方式下逃走了。据比维亚诺说——他不知疲倦地对这首诗作着解读，这个女仆指的是阿玛丽亚·马卢恩达，加门迪亚姐妹被绑架那天晚上消失的马普切女仆。几个协助天主教调查失踪事件的人发誓说在穆尔钦或者圣巴巴拉附近见过她，她住在山麓下的茅屋里，在侄子们的庇护下，并且绝不再和任何智利人说话了。这首诗（比维亚诺给我寄了一份复印件）很有意思，但是并不能证明什么，甚至有可能根本就不是维德尔写的。
渐渐地，在智利文学界有了一个说法，说卡洛斯·维德尔实际上已经死了。这个消息并没有掀起什么大波浪，因为时代已经开始变了。
另一方面，比维亚诺在美国的调查不只限于游戏世界。我从一个朋友那里（我也不知道事情是不是真的）得知比维亚诺联系上了一个加利福尼亚州格伦·艾伦镇的菲利浦·K.迪克协会的稀有文学收藏家——姑且这么叫吧。这是一个热衷于“文学、绘画、戏剧和电影界秘闻”的家伙，比维亚诺看样子把卡洛斯·维德尔的故事告诉了他的这个收藏家笔友。此位美国人认为那样的一个标本性人物迟早会在美国出现的。这家伙叫格雷厄姆·格林伍德，他坚决相信恶——绝对的恶——的存在。在他奇怪的神学理论中地狱是各种偶然的交错或其链接。他将连环凶杀案解释为“偶然的爆发”，把无辜者的死亡（所有那些我们的脑子拒绝接受的）解释为那个爆发了的偶然的语言。魔鬼的家是命运，是天命，他说。他出现在地区电视节目上，在西海岸或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和得克萨斯的一些小电台上宣传他的犯罪观。为了同恶作斗争他建议学习阅读，一种包含数字、颜色、符号和细小物品的排列、晚间和早间的电视节目，以及被遗忘的电影等的阅读。然而，他不相信复仇：他反对死刑，赞同对监狱进行彻底的革新。他总是全副武装，捍卫公民携带武器的权利，认为这是预防国家法西斯化的唯一手段。他不认为同恶的斗争只能局限在地球范围内——在他的宇宙论中地球有时候就像是一块罪行的殖民地：在地球以外的某些地方，他说，存在一些还没有被偶然侵入的尚且自由的地区，在那儿痛苦的唯一来源是记忆；它们的居民被称为天使，它们的军队被称为军团。不像比维亚诺那样只关注文学，他以更加彻底的方式打探着他所熟知的那个奇怪世界的一切。他交友很广泛：侦探，保护少数群体利益的团体的成员，流亡在西部的汽车旅馆里的女权主义者，和他一样过着孤独而冲动的生活永远都不会有机会制作一部电影的电影制片人和导演。菲利浦·K.迪克协会的会员，一些虽然充满激情但通常行事谨慎的人，看他就像看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无害的疯子，一个好人，而且还是一个很出色的迪克作品研究者。于是，有一段时间，格雷厄姆·格林伍德一直在等待着，他密切关注着维德尔经过美国时可能会留下的痕迹，但最终却毫无结果。
1992年，他的名字在一份关于刑讯和失踪事件的司法调查上被提及。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出现在文学之外的事情上。1993年他被指控是一个杀害了几个康塞普西翁和圣地亚哥学生的无党派行动小组的成员。1994年出现了一本一个智利新闻记者团体关于失踪事件的书，书里又一次提到了他。也出现了已经离开了空军的穆尼奥斯·卡诺的书，书中有一章详详细细地讲述了（虽然穆尼奥斯·卡诺的文章有的时候过于激动，差一点儿就歇斯底里了）在普罗维登西亚的公寓里举行的照片展。几年前比维亚诺·奥赖恩在一家专门出版小开本诗集的不大的出版社出版了《巫师的重新回归》一书。这本书获得了成功，印刷量大大出乎出版社的意料。《巫师的重新回归》是一本诙谐有趣的杂文集（在写作上它与我和比维亚诺在康塞普西翁的时候读的那些侦探小说并没有什么不同），是关于1972至1989年之间南锥体国家的法西斯文学运动的。其中不乏神秘或奇形怪状的人物，但是主要人物，在弥漫在那个该死的年代的一片迷惘和犹疑中唯一冉冉升起的人，毫无疑问是卡洛斯·维德尔。他的形象，正如在拉丁美洲大家常说的——更多地是在反面意义上，闪烁着自己特有的光芒。比维亚诺写维德尔的那一章（全书最长的一章）标题是“探测极限”，在这一章里，远远不同于他通常的那种客观而有分寸的语气，比维亚诺谈的恰恰是他的光芒；可以说他在讲一部恐怖电影。在某一时刻，绝非偶然地，他把他比作了威廉·贝克福德笔下的瓦泰克，并引用了博尔赫斯的话：“我肯定这确是文学界最残忍的地狱。”他的描写，他因为维德尔的诗歌艺术而引发的思考显得犹豫不决，好像维德尔的出现令他混乱并且失去了方向。实际上，一向无拘无束地嘲讽阿根廷和巴西施暴者们的比维亚诺，当面对维德尔的时候却束手束脚起来，用了一堆莫名其妙的形容词，还滥用各种秽言秽语。他试图不眨眼睛，让他的人物（飞行员卡洛斯·维德尔和自学者鲁伊斯–塔格莱）不消失在地平线上，但是没有人，至少在文学界，能在那么长的时间不眨眼，于是维德尔也就永远地消失了。
这两个从来没有发行上市的游戏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了比维亚诺·奥赖恩的执念。在停止给我写信之前他告诉我他已经和美国最大的私人游戏租借馆取得联系，看看这两个游戏是否在那儿上市了。他们给他寄回来一份30页厚的最近五年在美国发行的所有“战争游戏”类的游戏目录，但是里面没有他要找的那个游戏。而关于大圣地亚哥的侦探游戏，已经是属于更大的范畴，更是无迹可寻，因此他们一个字也没提。
只有三个老战友为他辩护。这三个人已经退伍了，对真理的热爱和无私的利他主义指引着他们站了出来。第一个，是一个少校，说维德尔是一个感情细腻、学识丰富的人，是那些在以共和国的命运为赌注的钢铁般年月里的又一个受害者。第二个人，一个军队情报局军士，说的更多的是对日常事务的看法；在他眼中维德尔是一个精力充沛、爱开玩笑、很能干——你看有那种什么都不干的长官——的年轻人，他对下属总是尽心尽力的，他对他们，我不能说是像对儿子那样，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比他还老，但是可以说是像对弟弟那样，我的小兄弟们，维德尔这么对他们说（有的时候甚至是在并不合适的场合），脸上带着一个大大的幸福的微笑——但是为了什么而感到幸福呢？第三个，一个曾经陪他去圣地亚哥办过一些事的军官———不多的一些事，他急着澄清道—说这位空军中尉只是做了那些所有智利人都必须、应该或者想要做却不能做的。在内战中囚犯是一个麻烦，这是维德尔和其他一些人的行为准则，而谁，在历史的地震中，又能责怪他过分地履行了职责呢？有的时候，他沉思着补充道，一颗解脱的子弹更是一种慰藉而不是最后的惩罚：卡里托斯·维德尔似乎是从一个火山上看着这个世界，先生，他好像从非常遥远的地方看着你们大家和他自己，请原谅我的直率，我们对他来说就好像一些可怜的小虫子；他就是这样的；在他的历史书里大自然并不是消极被动的，恰恰相反，它是运动着的，它鞭打着我们，虽然我们，可怜的无辜者们，通常把这些鞭打归咎于厄运和命运……
他不难获得维德尔的消息。维德尔的传说像泡沫一样在几个文学圈子里迅速膨胀起来。据说他已经成了玫瑰十字会会员，一群约瑟芬·佩拉当的追随者试图联系他，《科学家在露天剧场之死》的某几页的密码解读预示或预言着他闯入了“遥远南方的某个国家的艺术和政治圈子”。据说他逃亡到了一个比他年纪大的女人的庄园里，并在那里投身到阅读和摄影中。据说他偶尔会（而且从不提前通知）参加雷韦卡·比瓦尔·比万科的沙龙。雷韦卡·比瓦尔·比万科更多地以VV夫人这个名字而广为人知，这是一个女画家和极右分子（在她看来，皮诺切特和他手下的军人是一群心慈手软的家伙，最终会把共和国奉送给基督教民主党），位于艾森省的艺术家和士兵公社的推动者，拥有智利最古老的家庭财富之一的败家子，最后大约在80年代中期时进了疯人院（在她那些稀奇古怪的作品中最突出的是为武装部队设计的新军服和一首为十五岁的青少年成年礼而创作的持续二十分钟的音乐诗，而这个成人礼，据VV夫人说，根据少年们的出生日期、守护星等情况，应该在北方的沙漠中、高山上的积雪里或南方阴暗的丛林里举行）。大概在1977年底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关于太平洋战争的游戏（一个战略性战争游戏）。该款游戏没有做很大的广告，悄没声息地就投放到了早期的国内市场。其设计者，据知情人员说（比维亚诺·奥赖恩没有否认）是卡洛斯·维德尔。这款战争游戏有十五关，涵盖了从1879年开始的智利和秘鲁—玻利维亚联军之间的全部战争，广告说这是一款比“大富翁”还有趣的游戏，而玩的人很快就明白了这款游戏有两种或三种游戏模式。第一种模式很难，到处都是棋子，是传统的战争游戏的玩法。第二种神奇地突显了战争中对抗的指挥官的身份和性格：比如，它问（还附加了那个时期的照片）阿图罗·普拉特是否能化身耶稣（它所提供的普拉特的照片，实际上，同某些影视作品中的耶稣形象很相似），紧接着它又问阿图罗·普拉特—耶稣是否是一个偶然，一个象征或一个预言。（然后它继续问撞击“瓦斯卡尔号”的真正意义，问普拉特的战舰“绿宝石号”的名字的真正意义，问战争双方——智利人普拉特和秘鲁人格劳——实际都是加泰罗尼亚人的真正意义。）第三种游戏模式围绕着普通人和在利马建立智利种族而展开。普通人扩大了智利的胜利之师，这支胜利之师将保持常胜直至利马。而在利马，在一个殖民时期的小小的地下教堂里秘密举行的集会上，他们将建立一个智利种族（好几位作家都曾呼吁过这件事，他们的运气有好有坏，但都给人一种可笑的感觉）。对于游戏的制作者（可能是维德尔）来说，智利种族于1882年的一个深夜建立，帕特里西奥·林奇是占领军总司令。（也附有林奇的照片和一连串的问题，从林奇这个名字的含义到他成为总司令之前和之后的一些战役背后隐藏的原因——中国人为什么崇拜林奇？）这个游戏，不知道是怎么通过审查并最终上市的，非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成绩，反而拖垮了出版社的老板：尽管他们已经预告了同一作者的另外两款游戏，但最终还是宣告破产了。那两款游戏一个是关于与阿劳科人的斗争的，另一个不是战争游戏，而是发生在一个大概可以认出是圣地亚哥但也可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城市（无论如何，那是一个大圣地亚哥或一个大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侦探游戏，但里面亦不乏精神因素，一种人类灵魂和本性的“科尔迪茨大逃亡”。
最后，一个一贯悲观却勇敢的法官把他作为被指控有罪者列入了受审者名单，虽然这个案件最后也没能继续审理下去，因为维德尔，很显然，没有出现。另一个法官，这次是康塞普西翁的，在审理安赫利卡·加门迪亚被谋杀和其姐其姨母的消失一案时，将他作为主要嫌疑人传唤了他。阿玛丽亚·马卢恩达，加门迪亚姐妹的马普切女仆，出人意料地，出庭做了证人。整整一个星期她的出现对于记者们来说都是新闻大卖点。逝去的时光似乎挥发掉了阿玛丽亚的卡斯蒂利亚语。她的话里充斥着马普切词句，两个年轻的基督教教士充当着保镖寸步不离地保护她，同时还负责替她翻译。在她的记忆里，案发的那天晚上已经融合成为一个充满凶杀和不公的长篇故事，以一组英雄史诗为主线贯穿在一起。听的人大感惊讶，却也明白这一方面是她的故事，公民阿玛丽亚·马卢恩达——加门迪亚姐妹家的老仆人——的故事，另一方面这也是智利的故事，一个恐怖故事。因此，当她讲到维德尔的时候，这个中尉似乎同时化身为许多人：一个闯入者，一个恋人，一个战士，一个恶魔。当她讲到加门迪亚姐妹的时候她把她们比作空气，比作漂亮的花木，比作小狗崽儿。当她回忆起案发的那个不幸的夜晚时，她说她听到了一首西班牙曲子。当被要求详细说明“西班牙曲子”这句话的时候，她回答：纯粹的愤怒，先生，纯粹的无能为力。
有一段时间比维亚诺一有机会就极为谨慎地去看图书馆那个被人遗忘的架子。很快他就确认了架子上的书有更新（虽然往往令人失望）。有几天比维亚诺觉得自己掌握了遇到神龙不见首尾的卡洛斯·维德尔的关键，但是（他在一封信里向我坦白道）他害怕，他的脚步很谨慎很胆怯很容易被误认为寸步未动。他希望遇到维德尔，希望能看到他，但是不希望维德尔看到他：他最可怕的噩梦就是哪天晚上维德尔遇到他。最后比维亚诺战胜了恐惧，见天埋伏在图书馆。但维德尔没有出现。比维亚诺决定去问问一个图书馆员工，一个最大的乐趣就是打听所有智利作家（无论其作品出版了还是没出版）的生活和奇迹的小老头。他告诉比维亚诺不定期丰富维德尔架子的很可能是他的父亲，一个已经退休了的比尼亚德尔马人，作者通过邮局把自己所有的作品寄给他。被这个结果照亮心扉的比维亚诺重新翻弄着维德尔架子上的那些杂志，并得出一个结论：有几个作者开始的时候他以为是维德尔的化名，但实际上绝对不是：那都是真实存在的作家，或者也是化名，但是另外一个人的化名，不是维德尔的。总之要么是维德尔一直在用不属于他的作品欺骗他的父亲，要么他的父亲一直在用陌生人的作品欺骗自己。这个结论（临时得出的，但在某种意义上是最终的结论，比维亚诺解释道）让他很难过而且有不祥的感觉，从此以后，为了情绪上的平和与身体上的完整，他虽然依然关注维德尔的事业，但也记得保持距离，再也不试图亲自靠近他了。
没有一起案件能审理到最后。虽然国内有很多问题牵扯到了他，但这个很久以前就消失了的身负几起谋杀案的身影依然越来越模糊。
从那夜起关于卡洛斯·维德尔的各种消息就再也难辨真假而且往往互相矛盾。他包裹在一团迷雾中的身影在不同版本的智利文学选集里时而出现，时而消失。据说他在一次秘密的夜审中被驱逐出空军，他应该是穿着军人礼服出席审判的，虽然无条件支持他的人更愿意把他想象成是穿着一件黑色哥萨克短大衣，戴着独目镜，嘴里衔着一个长长的象牙嘴儿烟斗的形象。他那一代里最爱胡思乱想的人看到他出没于圣地亚哥、瓦尔帕莱索和康塞普西翁，干着不同的行当，参与各种怪诞的艺术事业。他改了名字。他被和不止一本的存在时间不长的文学杂志联系在一起，他在这些杂志上发表了一些偶发艺术的想法，这些想法从未被付诸实施或者他秘密地将它们变成了现实（这样更糟糕）。在一本戏剧杂志上刊登了一个谁也不认识的署名为奥克塔维奥·帕切科的小小的独幕剧。该剧极为奇特：故事发生在一个连体人世界，在那儿虐待和受虐是儿戏，只有死亡才会遭到惩罚，而关于死亡——关于不存在，关于虚无，关于此生之后的彼生——是作品中的连体兄弟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每个人都致力于在一段时间内（或者一个周期）折磨他的连体兄弟，过了这段时间之后被折磨者就变成了折磨人者，反之亦然。但是要让事情如此发展则必须使折磨“痛苦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可以想象得到，对于那些残酷的手段剧本并没有对读者有任何的隐瞒。情节发生在连体人的家里和一个超市的停车场，在那里他们还遇到了另一对身上布满大大小小、五颜六色伤疤的连体人。剧本并没有如读者期待的那样以其中一个连体人的死亡而告终，而是开始了新一轮的痛苦折磨。它的论断也许过于简单：只有痛苦才能拴住生命，只有痛苦才能够彰显生命。在一本大学杂志里出现了一首题为《零形嘴巴》的诗。这首看起来像是模仿克勒伯尼科夫的诗旁边附着作者的三幅插图以解释“嘴巴呈O型的时候”（即用一个尽可能张大的嘴巴画一个零或一个字母O），署名还是奥克塔维奥·帕切科，但是比维亚诺·奥赖恩偶然在国家图书馆的档案室里发现了一个作者专架，在那里，维德尔的空中诗歌和帕切科的剧作放在一处，和它们放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三四个署名的文章，这些名字常出现在几本流通量不大的杂志上，这些杂志中有些明显不合规格，制作简陋，另外一些却印刷精美，用的纸张质量很好，附有大量照片（其中一本上按照年月顺序印刷了维德尔所有的空中诗歌），设计也还过得去。杂志的发行地也各不相同：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杂志的名字也颇具战略意义：海伯尼亚，日耳曼，风暴，阿根廷第四帝国，铁十字勋章，别再夸张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爱好者杂志），元音和音节融合，奥丁，歌手的诅咒（里面百分之八十的作品都是用德语写的，在1975年第二季度第四期，刊登了对一位名叫K.W.的智利科幻小说作家的“政治—艺术”专访，在采访中作家透露了他下一部，也是第一部小说的部分情节），选择性攻击，兄弟会，田园诗和都市诗（哥伦比亚杂志，也是唯一一份有点意思的杂志：狂野，具有破坏性，骑着摩托车的中产阶级青年们的诗，他们在玩儿双SS符号、吸毒、犯罪、模仿某些美国垮掉诗的韵律和布景），火星上的海滩，白军，堂佩里科……比维亚诺惊喜异常：在这些杂志中他找到了至少七本智利1973至1980年间的杂志，连他这个本以为对智利文学舞台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的人都不知道这些杂志的存在。在其中的一本杂志《胖向日葵》1979年4月第一期里，维德尔，用“政信”这个化名（这个名字的目的是让人联想到日本画家奥村政信［1686—1764］而不是日本武士），谈了幽默，幽默的意义，以及文学上血淋淋的和不血淋淋的笑话（都很残忍），谈了个人和公众的幽默，谈了所有那些令人发笑的，谈了无用的傲慢。最后他总结说没有人，绝对没有任何人，能自视为这种诞生自嘲讽、在嘲讽中发展、在嘲讽中灭亡的小文学的审判员。所有的作家都是可笑的，维德尔写道，所有的作家都是悲惨的，包括那些出生在小康家庭里的作家，甚至于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比维亚诺也找到了一本薄薄的、棕色封皮、32开本、题为《胡安·索尔访谈录》的书。书上有阿根廷第四帝国出版社的标志却没有出版年月以及其他出版信息。很快他就确定了：在采访中回答了关于摄影和诗歌问题的那个胡安·索尔，就是卡洛斯·维德尔。在回答中，在那些离题万里的独白里，他大概地讲了他的艺术理论。据比维亚诺说，这本书是令人失望的，就好像维德尔正处于情绪低落期，怀念起了一种他从未享受过的正常状态，那才是“被国家保护着（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文化）”的智利诗人应有的状态。这本书也是令人作呕的，足以让人相信那些关于维德尔在瓦尔帕莱索卖袜子和领带的说法。
智利遗忘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