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智利空军的将军们没有带夫人，或许在林德斯特伦上尉机场从来没有上演过这么一出空中诗歌朗诵会，也许维德尔未经任何人的允许也没有通知任何人就在圣地亚哥的天空写下了他的诗，虽然这是最不可能的。也许那天圣地亚哥根本就没下雨，虽然有证人（那些坐在某个公园长椅上抬头看天的闲人，那些从窗户里探出头去的孤独寂寞的人）还记得天空中的那些诗句和后来的那场将之净化的雨。但是也许一切都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发生的。幻觉，在1974年，从来都不少见。
之前所有这一切也许就是如上所述，也许不是。
然而，公寓里的摄影展，却是正如我们下面所讲述的那样发生的。
然后卡洛斯·维德尔就平平安安地着陆了（看到他的人都说他大汗淋漓，就好像刚从桑拿房里出来一样），他受到了指挥塔上的长官和几个还游走在鸡尾酒会剩下的人之间的高级指挥官的严厉训斥，然后他站着喝了一杯啤酒（他没有和任何人说话，对于大家提的问题也只是简单地回答是或不是），就回普罗维登西亚的公寓去准备他的圣地亚哥专场秀的第二场活动了。
第一批客人在晚上九点的时候就到了。他们中大部分都是发小，并且很长时间没有聚在一起了。到十一点的时候有二十个人左右，大家都醉了，这很正常。还没有人进入过维德尔住的那间客房，他想展示给朋友们看的照片挂在那间客房的墙壁上，也还没有人见过。胡里奥·塞萨尔·穆尼奥斯·卡诺中尉——几年之后他出版了《颈上缚索》一书，这是一本类似于自传性质的书，在书里他对自己在军政府头几年的行为进行了自我检讨——写道卡洛斯·维德尔那天晚上的行为很正常（抑或是不正常的：他比平时要安静得多，甚至有点低声下气，脸一直像是刚洗过一样），他招待着客人们，好像房子是他的一样（他所表现出来的友情太完美了，太深厚了，太理想了，穆尼奥斯·卡诺写道），他亲切地向好久不见的同届同学打招呼，顺着他们谈论起那天上午在机场发生的小插曲，一副对那些小事故和他自己的表现并不在意的样子，他对那些在这种聚会上常见的玩笑（有的口味很重，有的粗俗不堪）都很大度地包容下来。他不时会消失一会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现在房间确实是用钥匙锁上的），但是他消失的时间从来不会很长。
后来他已经没有可以用来写字的烟了（在这之前从飞机上冒出来的烟给人的印象已经不像是写字，而是在喷火焰，溶于雨中的火焰），但他还是写道：死亡是复活，这时候下面的那些忠实追随者已经什么都看不清了，但他们明白维德尔正在写着什么东西，他们明白或者他们自以为明白飞行员的愿望，知道虽然他们什么都不懂但是他们正在出席一场独一无二的活动，一场对于未来的艺术至关重要的盛事。
终于，十二点整的时候，他站到客厅中间的一把椅子上请大家安静，说（下面是穆尼奥斯·卡诺的原话）是时候开始欣赏欣赏新艺术了。他又变成了一直以来的那个维德尔，强势，自信，眼睛似乎脱离了身体，从另一个星球上看了过来。然后他在前面开道来到了他的房间门前，让他的客人们一个一个地进去。一个一个来，先生们，智利艺术不允许一堆人挤在一块儿。说这句话的时候（据穆尼奥斯·卡诺说）他语调诙谐，还看了看他的父亲，朝他挤了挤左眼，然后又挤了挤右眼。就好像是重新回到了十二岁同父亲共享一个只有他们俩才知道的秘密。父亲面色平和，朝儿子微笑了一下。
他写道，或者他以为自己在写：死亡是我心。然后继续写道：拿走我的心吧。之后是他的名字：卡洛斯·维德尔。他并不害怕大雨和闪电，也丝毫不担心字词之间的连贯问题。
身为女性，而且是性格相当冲动任性的女性，塔蒂亚娜·冯·贝克·伊拉奥拉顺理成章地成了第一个进去的人。塔蒂亚娜，穆尼奥斯·卡诺写道，是一位很独立的女性，她是军人的孙女，女儿，姐妹，偶尔有点儿疯狂，总是想一出是一出，拍拖的时候也是看谁顺眼就选谁，想法离奇古怪，很多时候甚至自相矛盾，但有时也有其新颖独到之处。几年后她和一个儿科医生结了婚，他们去了拉塞雷纳定居，生了六个孩子。那天晚上的塔蒂亚娜，穆尼奥斯·卡诺用带着点恐惧的伤感语气回忆道，是一个漂亮而自信的姑娘。她走进了那个房间，满心以为自己会看到英雄的肖像或无聊的智利天空。
与此同时，卡洛斯·维德尔依然在天空中同大自然作斗争。只有他的寥寥几个朋友和两个在闲暇时写超现实主义（或者“超过现实主义”，他们习惯用这种其实挺傻的西班牙词语）诗歌的新闻记者还在水光粼粼的跑道上（这场景挺像是在拍“二战”影片），继续关注着那架小小的飞机在暴风雨下的演绎。至于维德尔，或许他还没注意到他的观众已经那么少了吧。
房间里的照明跟平常一样，没有一盏多余的灯，也没有多加一个聚光灯来增强照片的视觉效果。房间不像是一个艺术展览馆，而恰恰就只是一个房间而已，一个借来的地方，一个年轻人暂时的居所。当然也没有有的人猜测的彩色灯光或藏在床底下的收录机里放出来的鼓点音乐。这是一个临时的、正常的、没有任何突兀之处的地方。
维德尔已经远远地离开了机场，来到了圣地亚哥外围的一个社区。在那儿他写下了第一句诗：死亡是友谊。然后他在几个铁路仓库和似乎已经废弃了的工厂上空滑翔——虽说是废弃了的，但是他还是能认出在大街上有人拖着大纸箱子，和爬上墙头的小孩子和狗。在左侧，九点钟方向，他看到了分别位于火车道两侧的两个巨大的蘑菇形社区。他写下了第二句诗：死亡是智利。然后他转向三点钟方向，朝市中心飞去。很快出现了宽阔的林荫道，颜色沉闷的或笔直如剑或蜿蜒如蛇的交织在一起的城市街道，浩荡的河流，动物园，和那些圣地亚哥人引以为傲的可怜建筑。这个城市的鸟瞰图让维德尔本人在某个地方亦成为注解，就好像是一张破碎的照片，其碎片，出人意料地，趋于分离：像一张失去联系的面具，移动的面具。在拉莫内达宫上空，他写下了第三句诗：死亡是责任。有几个行人看到了他，一片阴沉沉的昏暗的天空上，有一个金龟子形状的黑色剪影。没几个人能解读出他的字：没过几秒钟风就把它们吹散了。某一刻有人试图通过广播与他联系，但维德尔没有回应。在地平线上，十一点的方向，他看到了正朝他飞来的两架直升机的轮廓。他转着圈飞着等着它们靠近，然后用了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就摆脱了它们。在回机场的路上他写下了第四和第五句诗：死亡是爱情和死亡是成长。当他能遥遥望见机场的时候他写道：死亡是圣餐。但是没有一个将军、将军夫人、将军子女、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和行政官员、教士和文化界人士能看清楚他写的字。天空中正迅速酝酿着一场暴风雨。一个上校在指挥塔上要求他快点着陆。维德尔说明白，回头却再次冲向高空。下面的人一度以为他又要钻进云里去了。一个没有坐在贵宾看台上的上尉评论说在智利所有的诗歌仪式都以灾难而告终，大多数，他说，只是局限于个人或家庭范围的灾难，但是有些却最终变成了国家的灾难。那时候，在圣地亚哥另一端但是从林德斯特伦上尉机场的看台上完全可以看见的地方降下了第一道闪电，而卡洛斯·维德尔却写道：死亡是洁净，但是他写得如此模糊，天气情况又如此不利，只有极少的观众——他们已经开始陆续从座位上站起来并打开伞——看明白了他写的东西。天空中残留着一缕缕如破布条似的黑烟，像是楔形文字、象形文字，或是小孩子潦草的涂鸦。虽然也有几个人确实看明白了，但他们觉得卡洛斯·维德尔已经疯了。开始下雨了，大家一窝蜂地离开了看台。在其中一个飞机库里已经临时准备好了一场鸡尾酒会，而在那个时间点，外面又下着大暴雨，大家都是又饿又渴。长背靠椅不到十五分钟就坐满了。后勤部新兵充当的侍应生来往穿梭着，其迅速敏捷的身手让其中的几位女士都感到嫉妒了。虽然也有几个长官谈论了那个诗人飞行员的奇怪行径，但是大部分客人谈论和关心的都是国家大事（甚至是国际大事）。
外面，欢乐还在继续。年轻人开怀畅饮，纵酒狂欢。笑声是传染的，穆尼奥斯·卡诺现在还记得，那笑声里没有任何恐惧，也没有任何阴影。在某一个角落有三个人勾肩搭背地开始唱歌，其中一个人弹着吉他伴唱。还有的人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靠在墙壁上，谈论着未来或者爱情。大家为自己能在那儿，在诗人飞行员的晚会上而感到高兴；他们都为出现在当场，成为卡洛斯·维德尔的朋友而感到高兴，即便他们并不能完全理解他，即便他们察觉到了存在于他们和他之间的差异。排在过道里的队伍每时每刻都在解散又重组；有些人的酒喝完了，于是他们就离开队伍去拿酒，还有的人被拉着去重申他们永远的友情和忠诚——像被包围在浪花里一样，他们被簇拥着再次回到客厅，再满脸通红地从客厅里晕晕乎乎地回来，回到他原来在队伍中的位置。屋子里，尤其是在过道里，烟味很大。维德尔一直站在门轴边儿上。两个中尉在过道尽头的卫生间里争吵，还推推搡搡的（但是动作并不激烈）。维德尔的父亲属于队伍里少数严肃而坚定的人之一。穆尼奥斯·卡诺本人，据他自己坦言，一直在来来回回地反复折腾，心里万分紧张而且充满不祥的预感。两个超现实主义（或超过现实主义）记者与房主说着话。在某次往返的时候穆尼奥斯·卡诺的耳朵捕捉到了几个词：他们在谈旅行，地中海，迈阿密，热带海滩，钓鱼船，以及丰满的女人。
就好像霍纳斯在巨鲸肚子里一样，维德尔在云层的内部飞翔。有那么一会儿现场的观众们还在等待着他呼啸着重新出现。少数几个人觉得不自在了，飞行员似乎故意放了他们的鸽子，让他们干坐在那儿，坐在林德斯特伦上尉机场临时搭建的看台上，面对着一片只会给他们带来大雨而非诗歌的天空。而另外一些人，绝大部分，则是利用这段插曲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活动活动自己那把老骨头，伸伸腿，打打招呼，加入到临时形成的小圈子聊聊天——这些小圈子组得快散得也快，总在有人话被堵在口中还来不及说出来的时候就散了——，他们聊着最新的传闻、新职位和新的任命，以及国家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那些更年轻的，更有激情的，则谈起了最近的突袭和最新的爱情八卦。甚至维德尔的那些无条件支持者也没有安静地等待飞机的再次出现或者是用一百种不同的方法来解读那片不祥的空白天空，而是也加入了这些家长里短的闲聊，偶尔才稍微涉及点智利诗歌和智利艺术。
不到一分钟塔蒂亚娜·冯·贝克就出来了。她面容扭曲，脸色苍白。所有的人都看着她。她看了一眼维德尔——似乎想对他说点什么却没有找到合适的词——然后她直奔卫生间。没等走到那儿，在过道里她就吐了，然后，她跌跌撞撞地离开了公寓，一个不顾她的反对坚持要送她回家的军官陪着她，尽管她更想独自一个人离开。
一切从开始就很糟糕。空中表演的那天清晨大片厚厚的乌云从山谷下来往南飘去。有的长官劝他别飞了，维尔德却并不理会这些不祥的征兆，据说他在一个飞机库的阴暗角落里同人发生了争执。然后他的飞机就起飞了。怀着期望与赞赏的心情，观众们观看了开始的几个跳跃。他做了一个贴地飞，翻了一个筋斗，然后来了一个高空大翻转。但是没有烟。军队里的军官们和他们的女人们很高兴，也有空军高级军官彼此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飞机突然开始爬升，消失在一大片灰色的云里，这片云慢慢地飘过城市上空，似乎是在引导着那些蕴含暴风雨的乌云。
第二个进去的是一个上尉，他曾经是维德尔在学院里的老师。他进去就没出来过。维德尔站在紧闭的门边（上尉进去的时候是把门半开着的，但他又把它关上了），露出越来越满意的微笑。在客厅里有人问塔蒂亚娜到底是为了什么会那么难受。她那是醉了，一个穆尼奥斯·卡诺不认识的声音说。有人放上了一张平克·弗洛伊德的唱片。有人说男人之间没法跳舞。这看起来像是同性恋才会做的事，一个声音说。有人回答他说平克·弗洛伊德的音乐是为了让人听的而不是伴舞的。超现实主义记者们在窃窃私语。一个中尉建议马上出去找妓女。在那个时刻，穆尼奥斯·卡诺写道，他有种置身户外的感觉：在漆黑的夜空下，身处荒野中，至少那些声音听起来像是从旷野中传来的。过道里的气氛更沉闷了，大家就像是待在一个牙医的接待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但是你在何处见过一个牙医的接待室里腐烂的牙齿们（原文如此）是站着等的呢？穆尼奥斯·卡诺问自己。
当然，被邀请来参加普罗维登西亚盛典的人是精挑细选的：几个飞行员，几名年轻（最老的也还不到司令的级别）、文雅或至少有理由被怀疑是文雅的军官，三个新闻记者，两个造型艺术家，一个右派老诗人——此君曾属于先锋派，在军事政变之后似乎重新焕发了青春活力，某位身份高贵的年轻女士（要知道只有一名女性来到了表演现场，即塔蒂亚娜·冯·贝克·伊拉奥拉）和卡洛斯·维德尔的父亲——他住在比尼亚德尔马，身体一向不太健康。
维德尔的父亲打破了魔咒。他叫着队伍里排在他前面的那些军官的洗礼名，很有礼貌地请他们让一让，然后走进了房间。房子的主人跟在他后面。房主几乎是立刻就从里面出来了，他站在维德尔面前瞪着他；他抓住他的领子，有那么一刻他似乎就要打他了。但最终他转身走向客厅去找口酒喝。从那一刻起所有人，包括穆尼奥斯·卡诺，都很想进那间卧室去看看。在那里面，他们看到了上尉，他坐在床上，吸着烟，读着先前从墙上扯下来的一些打印好的注释。虽然香烟的灰已经撒在他的一条腿上，但是他看起来还很平静。维德尔的父亲欣赏着装饰着房间的墙壁和部分屋顶的几百张照片中的几张。一个士官生——没人知道他怎么会出现在那里，也许他是某个军官的弟弟——放声大哭并开始咒骂，大家不得不把他拖出去。超现实主义记者的表情也不怎么愉快，但是他们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据穆尼奥斯·卡诺说，在几张照片上他认出了加门迪亚姐妹和其他的失踪者。大部分是女人。这些照片上的场景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因此他猜测是同一个地方。那些女人看起来像木偶一样，有些是被肢解、被剐碎的木偶，穆尼奥斯·卡诺不排除其中百分之三十的照片在拍照的那一刻她们还活着。那些照片，虽然给人的印象绝对强烈，其质量却普遍很差（据穆尼奥斯·卡诺说）。照片展出的顺序也不是随意的：而是顺着一条线、一个动机、一段经历（时间的，精神的……）、一个计划排列的。天花板上贴着的照片好像（据穆尼奥斯·卡诺说）地狱，但是一个空荡荡的地狱。四角贴（用图钉）的照片像主显节，一个疯狂的主显节。其他几组照片的主调则是挽歌式的（但是在那些照片里怎么会有思念和忧伤？穆尼奥斯·卡诺问自己），象征很少但却很有说服力。一张弗朗索瓦–格扎维埃·德·迈斯特（约瑟夫·德·迈斯特的弟弟）的一本书的封面照片：《圣彼得斯堡的晚宴》。一张似乎消失在空气中的年轻金发女子的照片。一张被丢在裂了缝的灰色水泥地面上一截断指的照片。
公寓主人在几年之后声称直到最后一刻他才见到维德尔计划展出的那些照片。当时得知维德尔的计划后他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把起居室，甚至整所房子提供给他以便他能摆放开所有的照片，但是维德尔拒绝了这个提议。他解释说照片需要一个像他住的房间那样的精确而有限的空间。他说天空写作之后空中诗歌的后记部分定在诗人的老巢里是最合适的——也是矛盾的，令人高兴的矛盾，不是吗？关于照片的性质，公寓主人说维德尔希望这是一个惊喜，只对他透露过是视觉诗歌，实验诗歌，最精华的、纯艺术的、会让所有人都觉得有趣的东西。他还让他保证开幕那天晚上之前不会有人进入他的房间。公寓主人对他说要是他愿意的话可以在一个壁橱里找到那个房间的钥匙把门锁起来，这样他就可以更放心了。维德尔说不需要，说有他正式的保证就够了。于是公寓主人，很郑重地，发了誓。
在刚开始的震惊喧哗之后所有的人都突然安静了下来，就好像是高压电流从房子里穿过而后留下了我们这些脸色难看的人，穆尼奥斯·卡诺某一刻在他的书中写道（难得的亮点之一）。我们互相看着，互相辨认着，但是实际上我们好像彼此并没有认出对方，我们似乎是不同的，我们又似乎是相同的，我们痛恨着自己的脸，这张脸上的表情和梦游症患者或者白痴脸上的表情一模一样。陆续有人不打招呼就离开了，而选择留下的人之间开始升起一种奇怪的兄弟情谊。有意思的是，穆尼奥斯·卡诺补充道，就在那个尤其微妙的时刻电话突然响了起来。看到房主并没有去接的意思，最后是他接了电话。一个苍老的声音找一个叫卢乔·阿尔瓦雷斯的人。喂？喂？请问卢乔·阿尔瓦雷斯在吗？穆尼奥斯·卡诺没有回答，而是把电话递给了房子的主人。有人认识一个叫卢乔·阿尔瓦雷斯的人吗？过了很长时间之后他问。那个老人，穆尼奥斯·卡诺猜，可能在说别的事情，问一些可能和卢乔·阿尔瓦雷斯有关的问题。没有人认识他。有人笑了一声；很紧张的笑，声音听起来出乎意料地大。这儿没有住着这么一个人，房子的主人又安静地听了一会儿后说，然后挂了电话。
维德尔高高兴兴地去了。他住在圣地亚哥的普罗维登西亚城里一个同届同学的公寓里。白天的时候他去林德斯特伦上尉机场训练，去军人俱乐部玩或者随朋友去他们的父母家里拜访，从而认识了他们的姐妹、表姐妹和其他女性朋友（或者说他是被介绍认识了她们，在这点上他总有点被逼无奈的感觉），她们惊奇于他优雅的举止、温文的气质和脸上所流露的羞涩，也惊奇于他的冷漠和他眼中隐约可见的疏离，正如皮亚·巴列所说：似乎在那双眼睛后面藏有另外一双眼睛。到了晚上，终于自由了，他就自个儿躲在公寓里，在他所住的客房的墙壁上捣鼓，准备在空中诗歌表演那天也搞一个摄影展。
除了维德尔和上尉，挂照片的房间里已经没有人了，而在公寓里，据穆尼奥斯·卡诺说，只有八个人留下了，其中还包括维德尔的父亲，他看起来并没有特别受影响（他的态度就好像是正在参加——也许不是很情愿——一个因为某个他未能察觉或者控制不了的原因而没能开成的士官生聚会）。房子的主人从少年时期就认识他了，此刻却努力别开眼不去看他。其他留下来的人互相聊着天或是窃窃私语着，但是每当他靠近的时候他们却总是沉默下来。维德尔的父亲不停地给大家上酒和热饮，他还独自一人在厨房安静地给大家做三明治，试图借此来躲开这种令人不舒服的沉默。您别担心，堂何塞，一个军官看着地面说。我没有担心，哈维尔里托，维德尔的父亲说。这在卡洛斯的职业生涯中，另一个人说，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水坑罢了。维德尔的父亲看着他，似乎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他对我们很和善，穆尼奥斯·卡诺回忆道，他已站在深渊边上却不自知或者不在意或者他心知肚明却以一种少有的完美伪装了一切。
那时候维德尔正处于巅峰时期。继在南极和智利那么多城市的天空取得胜利之后，他被叫去首都搞点大动作，搞点能引起轰动的东西，向全世界表明新制度和先锋艺术绝非对立关系。
然后维德尔离开房间和他父亲在厨房里谈了一会儿，没有人听到他们谈了什么。但五分钟之后他们就出来了，两个人手里都拿着酒杯。上尉也出来喝了一口，然后把自己重新关在挂照片的房间里，并警告大家说别人都不要进去。其中有一个中尉，在上尉的指示下，将所有出席过这次聚会的人列了一个名单。有人发了誓，还有人说大家应该谨言慎语，维护绅士的荣誉之类的话。绅士的荣誉，一个似乎睡着了的人说。有人觉得被冒犯了，抗议说应该受到怀疑的不该是士兵而是平民——他在影射那两个超现实主义记者。这两位先生，上尉回答说，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超现实主义者们赶紧附和，肯定地说在那儿，在那里面，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们大家都是见过世面的，都知道这一点。然后有人泡了咖啡，很久之后，但离天亮还早，出现了三名军人和一个警察，他们说自己是情报局的人。当时还待在普罗维登西亚公寓里的人给他们打开大门，以为他们是来逮捕维德尔的。开始的时候大家对情报局的人的到来还抱着恭敬甚至有点战战兢兢（尤其是两个记者）的态度，但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面对他们的沉默，聚会的幸存者们不再关注他们，就好像他们是几个不顾场合地前来打扫卫生的员工。有那么一段时间——大家都觉得太长了，情报局的人和上尉同维德尔关在房间里（维德尔的一个朋友想进去“给他精神上的支持”，但是一个穿便衣的对他说别犯傻了别打扰人家工作）；然后，透过紧闭的房门，他们听到几声咒骂，其间愚蠢这个词被重复了几遍，然后就是一片寂静。又过了一会儿情报局的人就如同他们来时那样静悄悄地走了，手里拿着房子主人提供的三个鞋盒子，里面装着这次展览的照片。好了，先生们，上尉在跟着他们走之前说，你们现在最好稍微睡一觉，忘记今晚所发生的一切。有两个中尉立正听令，但是其他人都太累了，没有作出应有的回应，甚至连句晚安（或者是早安，因为天已经快亮了）都没说。在上尉用力摔上门——没人注意到这个传达情绪的细节——离开的时候，维德尔从房间里出来了，他没有看任何人，径直穿过大厅来到窗边。他拉开窗帘（外面天还是漆黑一片，但是在遥远的尽头，在山脉的方向，已经能看到一点微弱的曙光），点燃一支烟。卡洛斯，发生什么事了，维德尔的父亲问。他没有回答。有那么一阵儿似乎没人要说话（所有人都一副马上要睡着了的样子，但他们的目光却无法从维德尔身上移开）。客厅，穆尼奥斯·卡诺回忆道，好像医院的候诊大厅一样。你被捕了吗？最终房子的主人问道。我想是的，维德尔说，他背对着大家，看着圣地亚哥的光芒，圣地亚哥那稀少的光芒。他的父亲走向他，他走得很慢很慢，就好像他不敢去做即将要做的事，但最终他还是拥抱了他。一个没有获得维德尔的回应的短暂的拥抱。人们总是很夸张，其中一个超现实主义记者说。闭嘴吧，房子的主人说。那我们现在干什么？一个中尉问。醉后酣睡，房子的主人说。
让我们回到最初，回到卡洛斯·维德尔和1974年。
穆尼奥斯·卡诺再也没见过维德尔。然而，他留给他的最后印象是令人难忘的：一个杂乱的大厅，到处是酒瓶子、盘子和堆得满满的烟灰缸，一群苍白疲惫的人，而卡洛斯·维德尔站在窗边，姿态完美，一只手上端着一杯威士忌—那只手肯定没有丝毫的颤抖，看向窗外的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