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很清楚。索托迷失在像教堂亦如巨大电台的佩皮尼昂火车站。尽管凌晨一点开往巴黎的火车已临近发车，但在那个时刻，又那么冷——还是冬天——，车站里还是空空荡荡的。大部分乘客都在咖啡吧或主候车大厅里。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听到了什么声音，索托去了一个僻静的大厅。在那里他看见了三个年轻的新纳粹分子，在地上有个包裹。那些年轻人使劲踹着那个包裹。索托在门口停住，直到他发现那包裹在蠕动，那堆破布里伸出一只手，一条脏得没法看的手臂。是个流浪者，一个女流浪者，她喊着别再打我了。这声叫喊完全没人听见，除了这位智利作家。也许当时索托眼中充满了泪水，是自我哀怜的泪水，因为他凭直觉知道这是他的宿命。在泰凯尔和乌力波之间命运已作出了抉择并注定了结局。不管怎样，索托把旅行包和书往门口一丢便冲向了那帮年轻人。在开打之前，索托用西班牙语痛斥他们。智利南部的并不完美的西班牙语。那些年轻人用刀把索托砍翻在地，然后逃跑了。
他在咖啡吧里待了不超过十分钟。一位店员看见他在站台溜达，慢悠悠的，但步子很稳当。有点儿醉了的样子。也许他迷失在了达利所说的那些空旷而崎岖的地方了。那可能正是他想要的：在那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迷失在宏伟壮观的佩皮尼昂火车站里，沿着达利想象的隐而未藏在车站边界的路线（数学的，天文学的，神话的？）走了一圈。实际上，他就像一个旅行者。自从离开康塞普西翁，索托就一直是这样一个旅行者了。拉丁美洲旅行者，既迷茫又看不到希望（戈梅斯·卡里略是我们的维吉尔），但归根结底是旅行者。
这一消息出现在加泰罗尼亚的报纸上，只是一则很短的简讯，我则是通过比维亚诺一封很长的信得知的，这封信就像一份侦查报告，也是他寄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多份证据证明，他大约在半夜时出现在火车站，当时距火车发车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他在火车站咖啡吧的吧台喝了杯咖啡。他挎着旅行包，另一只手里拿着卡雷拉的书、侦探小说，还有那份《世界报》。给他上咖啡的服务员说他当时没喝醉。
一开始我还为不再收到比维亚诺的信感到不快，但随后我就意识到我极少回信，也就释然了，不再对他抱有怨气。多年后我知道了一段很想对比维亚诺讲述的故事，尽管那时我已经不知道该往哪儿给他写信。这是佩特拉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它之于索托就像两个胡安·斯泰因的故事之于我们的胡安·斯泰因一样。佩特拉的故事应该像讲童话故事一样来讲述：从前有个贫穷的智利小男孩……他叫洛伦索，我记得大概是这个名字，但也不是很确定。我忘了他的姓，但肯定会有人记得。他很淘气，喜欢爬树和高压电线杆。一天他爬上了一根电线杆，结果触电，致使他失去了双臂。他不得不被从肩膀处截肢。就这样洛伦索在智利长大，没有双臂，这本身已经让他处境相当不利了；尤其是他还成长于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这足以让任何不利处境变成让人绝望的处境；但这还不算，很快他发现自己是个同性恋，这更是让他绝望的处境变得苦不堪言。
到了佩皮尼昂他在一家比萨店吃了饭。很奇怪他没去一家好一点的餐馆，去尝尝颇负盛名的罗塞隆名菜，但他确实就是在比萨店吃的饭。法医的报告很清楚，毫无疑点。索托晚饭吃了蔬菜沙拉，一盘量很大的意大利面卷，一份很大份（真的很大份）的巧克力、草莓、香草和香蕉冰激凌，两杯黑咖啡。他还消费了一瓶意大利红酒（红酒配意大利面也许不太合适，当然我对红酒一无所知）。吃晚饭时，他还看了那本侦探小说和《世界报》。大约在晚上十点他离开了比萨店。
鉴于上述因素，洛伦索成为艺术家便不足为奇。（除此之外他还能成为什么呢？）但在第三世界国家，如果一个人很穷、没有胳膊而且还是个同性恋，他要成为艺术家很难。因此洛伦索有段时间不得不从事其他工作。他不断地研究和学习。在街头唱歌。还谈了恋爱，因为他是个顽固的浪漫主义分子。但最终他的幻想破灭（这么说是为了避免提及他所遭受的屈辱、轻蔑和歧视），失望至极，一天——一个白石标志的日子——他决定自杀。一个异常忧伤的夏日午后，当太阳藏到太平洋里的时候，洛伦索从一块专门用来自杀的岩石上（在智利各处大家喜欢的海岸边不缺这样的岩石）纵身跳入海中。他像块石头一样沉下去，双眼睁着，看着颜色越来越深的海水和从嘴里冒出的气泡，接着，随着两腿不自觉的动作，他又漂浮起来。海浪让他无法看到沙滩。只能看到远处的礁石和游艇或是渔船的桅杆。然后他又沉了下去。这次他也没闭上眼睛：他镇静地晃了晃头（被麻醉了一样的镇静），用眼光找寻着什么，随便什么，但应是美丽的事物，以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记住它。但黑暗遮蔽了一切随他沉入海底的物体，他什么也看不见。然后，就像传说中的那样，他的生命历程如同放电影一样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有些片断是黑白的，另外一些是彩色的。他可怜的母亲的爱，他可怜的母亲的骄傲，夜晚当智利那些贫穷落后的村镇的一切似乎都悬于一线的时候他可怜的母亲拥抱着他时的疲惫（黑白的），地震，他尿床的那些晚上，医院，那些目光，那些目光交织成的动物园（彩色的），患难与共的朋友，慰藉心灵的音乐，大麻，恍如梦境般的地方所展现的美丽（黑白的），如贡戈拉的十四行诗般完美而短暂的爱情，以及生命只有一次的醒悟（以及对命运的愤怒）。突生的勇气让他决定不再轻生。他对自己说要么现在努力活下去，要么完蛋，然后他浮出了水面。上升的过程似乎没有尽头，他努力浮在水面上，都快撑不住了，但最终他成功了。这天下午他学会了没有手臂的游泳，就像一条鳗鲡或一条蛇一样。他说，在这样的社会政治形势下，自杀很荒谬而且多余。最好是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诗人。
那是冬天。索托讨厌坐飞机旅行，他一生中只坐过一次飞机，就是1973年年底从圣地亚哥赴柏林的那次旅程。因此他选择了坐火车参会，经过一晚他抵达了阿利坎特。研讨会开了两天，是在周末举行的，但索托没有在星期天晚上立即返回巴黎，而是在阿利坎特多待了一天。推迟返程的理由无从了解。星期一早晨，他买了一张去佩皮尼昂的火车票。旅途很顺利。到了佩皮尼昂火车站，他查了晚上从佩皮尼昂去巴黎的火车车次，买了一张凌晨一点的火车票。下午剩余的时间他逛了逛市容，进过酒吧，逛了一家旧书店，在那儿买了一本格劳乌·德·卡雷拉的书，这是一位法国—加泰罗尼亚先锋派诗人，死于“二战”时期。为了打发剩下的时间他开始读那天上午在阿利坎特买的一本侦探小说口袋书（巴斯克斯·蒙塔尔万的？还是胡安·马德里的？），虽然在从阿利坎特到佩皮尼昂的旅途中他像个贪吃的孩童般沉浸于阅读之中，但是那本书他也并没能读完，一张折页显示他读到了155页。
从那时起他开始画画（用嘴和脚），开始跳舞，开始写情诗和情书，开始演奏乐器和写歌（有张照片向我们展示了他用脚趾弹钢琴的样子，这位艺术家微笑着看着镜头），他还开始为离开智利攒钱。
就是在那时他收到了在阿利坎特举行的西班牙美洲文学和批评研讨会的邀请信。
他费了很大周折，但最终离开了智利。当然，在欧洲的生活也并不很容易。有一段时间，也许是几年（尽管洛伦索比我和比维亚诺都年轻，跟索托和斯泰因相比更是年轻得多，但他却是在流亡潮退却的时候才离开智利的），他靠在荷兰（他很景仰的国家）、德国和意大利的城市街头唱歌跳舞谋生。他住在小客栈里，住在马格里布人、土耳其人和非洲移民聚居的城区，有时候他也能幸福地住到情人的家里，但结局无一例外是他抛弃了这些情人或是被他们抛弃。每天街头卖艺结束，或者在同性恋酒吧喝了几杯之后，或者在电影院看完通宵电影，洛伦索（或者洛伦莎，他也喜欢人家这么叫他）就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专心绘画和写作。他生命的很多时候都是独自一人度过的。一些人把他看作是隐居的杂技演员。朋友们问他在拉完屎后如何擦屁股，如何在水果店付账，如何放钱，如何下厨做饭。天啊，他一个人是怎么生活的。洛伦索总是有问必答，而他的答案也几乎总是那句话，靠的是才智。有了才智，一个人，无论男女，总有办法做好一切。举例来说，如果只有一条胳膊的布莱兹·桑德拉尔能在拳击中打倒最厉害的拳击手，为什么他就不能在大便后擦干净——而且是非常干净——自己的屁股呢。
总之一句话：索托是幸福的。我相信他已经摆脱了诅咒（或者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而索托自己，我觉得，他从来都不相信诅咒之说）。
在德国，这片奇怪，但经常令人感到恐惧的土地上，他买了一对假肢。那对假肢就像真的手臂一样。他喜欢这对假肢，主要是因为戴上它们后走路时的那种科幻的、自动化的、变成机器人的感觉。远远地看去，例如在紫色的地平线上迎面向一个朋友走去，他就好像真的有了双臂一样。但上街卖艺和会情人的时候，他会摘掉假肢。对那些不知道他戴的是假肢的人，他对他们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没有双臂。甚至有些人更喜欢他这样，没有手臂。
比维亚诺说（他与索托保持着较为通畅的书信往来），不是索托变得资产阶级化了，而是他一贯如此。比维亚诺认为，与书为伍除了要能坐得住，一定程度上的资产阶级化也是必要的，否则你看看我，比维亚诺说，在另一个社会等级上，在一个我也不知道是愈发令人生厌还是愈发让人喜爱的鞋店工作，还住在原来那个陋室里，可我做的事（或者让自己做的事）和索托做的事差不多。
在盛大的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前夕，一位来德国旅行的加泰罗尼亚男演员，或是女演员，也可能是一群加泰罗尼亚演员，看到了他在街头——也可能是在一个小剧场——的表演，并将之告知了正在寻找能扮演佩特拉的演员的负责人，佩特拉是马里斯卡尔设计的吉祥物，更确切地说是马上要举行的残奥会的标志。据说，当马里斯卡尔看到他被套上佩特拉的行头，像一位波修瓦舞蹈团的有精神分裂症的舞蹈演员一样双腿灵活地做出各种动作时，他表示：这就是我梦想中的佩特拉。（都说马里斯卡尔就是这样简单直接。）接着他俩交谈的时候，着了迷的马里斯卡尔向洛伦索提供了他的工作室让他来巴塞罗那绘画、写作，或干他愿意干的事。（都说马里斯卡尔就是如此慷慨。）实际上，洛伦索或者洛伦莎在巴塞罗那残奥会举办期间不需要马里斯卡尔的工作室就已经非常幸福了。从第一天开始他就成为各大报纸的宠儿，各种采访应接不暇。看起来佩特拉的风头已经盖过了科比。那段时间我正因肝脏问题在巴塞罗那巴列·埃博隆医院住院治疗，每天都要读两三份报纸，从中获悉了他的成功、他的玩笑和他的轶事。有时读着他的访谈，我会忍不住哈哈大笑，而有时我又会禁不住地落泪。我也能在电视上看到他。他表现得非常得体。
我们俩都在巴黎期间我从没见过索托。那时候我也没心情与老朋友会面。另外，我听说索托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好，他还和一个法国女人结了婚，后来我得知他们有了一个儿子（那时我已经在西班牙了，如果需要准确说明的话），他定期参加一些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智利作家聚会，在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的诗歌杂志上发表作品，我记得他甚至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或马德里出版过一本书，后来我通过一位女性朋友得知他在一所大学教文学，这让他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还有时间来阅读和搞研究，那时他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一儿一女。他对回智利不抱任何希望。我猜他很幸福，按理说是很幸福的。我不难想象出他在巴黎一所舒适的公寓或是在郊区某个小镇的别墅里，待在隔音效果很好的书房里安静地读着书，孩子们在看电视，他老婆在做饭或熨衣服，因为总得有个人去做饭，不是吗？或者情况可能更好一点，熨衣服的是用人，一个葡萄牙或非洲妇女，这样索托就可以不用因为不做家务而感到内疚了，他可以在安静的书房中读书，也许是写作，虽然他从来都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他老婆则在她自己的书房里，这间书房靠近孩子的房间，或在大厅角落一张19世纪的小书桌边，改着试卷，或者计划着夏天的旅行，或者心不在焉地翻阅着电影广告，思量着晚上看什么电影好。
三年后我得知他死于艾滋病。告诉我这个消息的人不知道他是死在德国还是南美（他不知道洛伦索是智利人）。
索托还试图翻译那个在二十一岁时自杀的比利时年轻女诗人苏菲·波多尔斯基（最终没译成）和小说《伊甸、伊甸、伊甸》《淫》的作者皮埃尔·居约达（也没译成）的作品，以及乔治·佩雷克的侦探小说《失踪》，这部小说通篇没用字母“e”，索托想把它翻成西班牙语（只完成了一半），这种写法曾经在半个世纪前哈尔迪埃尔·庞塞拉在一个故事中用过，里面缺了上面提到的这个元音字母。但写作不用“e”是一回事，翻译中不用“e”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
有时候，当我想起斯泰因和索托的时候，我会不自觉地也想起洛伦索。
但是和斯泰因一样（顺便说一句，他再也没见过斯泰因），索托也重新出现了，他流亡到了欧洲。他先是到了民主德国，在经历了一些不愉快事件后，他找机会离开了那里。根据那些令人心酸的流亡生活的民间传闻—其中半数以上的故事都是杜撰的，或者只是对真实事件的捕风捉影，据说，一天晚上，索托被另外一个智利人死命棍击了一顿，结果他头部受到重创并断了两根肋骨，被送进柏林一家医院。后来他移居巴黎，以教授西班牙语和英语为生，同时也将一些拉美杰出作家的作品翻译成非流通版本，几乎都是20世纪初的作家，他们崇尚奇幻和色情题材，其中包括已经被人遗忘的瓦尔帕莱索小说家佩德罗·佩雷达，其作品既有奇幻色彩又十分色情，他曾写过一部很吓人的小说，里面有个女人浑身上下逐渐长出或者更恰当地说是逐渐张开了性器官和肛门，她的家人自然惊恐万分（这个故事发生在20年代，但我想至少它在70年代或90年代应该能引起同样的惊喜），把她送进了北方一家妓院，一家为矿工服务的妓院。她被关在妓院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直到最后变成了一头丑陋而野蛮的发情怪兽。她杀死了妓院的老鸨、其他的妓女和那些惊恐万分的嫖客，然后逃离了妓院，深入到沙漠里（佩雷达没有写明她是走着还是飞着进去的），直至空气把她吞没。
有时候我觉得洛伦索是个比斯泰因和索托都要优秀的诗人。我常常会想起他们，而且会在心里把他们放在一起比较。
他们形影不离（虽然我们从未在一个人的诗社里看到过另一个），哪怕智利的天塌下来变成碎片，他们也总是在就诗歌问题争论不休。斯泰因高个、金发，索托矮小、黑发；斯泰因魁梧健壮，索托骨骼纤细、已经可以预见其将来的圆润和柔软；斯泰因研究的是拉美诗歌这一块，而迭戈·索托则致力于在智利尚无人了解（恐怕至今仍无人了解）的法国诗歌的翻译。很自然地，这让很多人感到恼怒。怎么可能是这样一个矮小丑陋的印第安人来翻译阿兰·儒弗瓦、德尼·罗什、马塞兰·普莱内的作品并和他们书信来往呢？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谁又是米歇尔·布尔特奥、马修·梅萨吉、克洛德·珀琉、弗兰克·维纳依、皮埃尔·蒂尔曼、丹尼埃尔·比加？那个叫乔治·佩雷克的有什么了不起的作品，值得让索托那个自命不凡的混蛋拿着他在达诺埃尔出版的书整天晃来晃去。当再也看不见他那胳膊底下夹着本书，衣着整齐（与总是穿得像个流浪汉的斯泰因完全相反）地行走在康塞普西翁的大街小巷上，或是在去医学系的路上，或是在某个剧院和电影院排队的身影时，总之，当他蒸发消失在空气中时，没人想念过他。许多人甚至还会为他的死而感到高兴。并非因为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因素（索托同情社会党，但仅此而已，只是同情，都算不上忠实的选民，要我说的话他是一个悲观的左派分子），而是出于审美情趣的差异，出于一种看到比你更聪明、更有文化，而又不善低调处世的人死去的幸灾乐祸的心理。现在这样说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就是如此，索托的敌人甚至能原谅他的犀利和尖刻，但他们永远无法原谅的是他的冷漠。他的冷漠和聪慧。
尽管唯一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只是他们都出生在智利这一事实。有本书可能斯泰因读过，而索托肯定读过（他在墨西哥发表的一篇关于流亡和漂泊的长文中曾提及此书），洛伦索也读过，带着他几乎每次读书时都会有的满腔热情（他怎么翻书页？——用舌头，就像我们所有人都会做的那样！）。这本书名叫《我的格式塔疗法》，作者是弗雷德里克·佩尔斯博士，心理学专家，为逃离德国纳粹而在三个大陆上流浪。在西班牙，据我所知，这本书还没有被翻译过来。
在1973年年底，或是1974年年初，胡安·斯泰因的好朋友和对手迭戈·索托也失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