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后，斯泰因失踪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比维亚诺都以为他死了。
但斯泰因从未用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照片换下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照片。至于这张威廉姆斯的照片是不是真的，诗社的一些成员，包括斯泰因本人有时也持保留意见。加门迪亚姐妹认为，较之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照片上的人更像是乔装打扮（不一定是扮成医生）的杜鲁门总统在家乡的街道上微服私行。比维亚诺则认为这不过是一张手法熟练的合成照片：脸是威廉姆斯的，身体是另一个人的，也许确实是一位乡村医生的，背景则是七拼八凑成的，木围栅来自一张照片，草坪和刈草机来自另一张，还有栅栏和刈草机上的小鸟，黄昏亮灰色的天空，所有这一切来自八九张不同的照片。斯泰因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尽管他承认这些猜测都很有可能是真的。但不管怎样他还是把它称为“威廉姆斯医生的照片”，并没有撕毁它（有时他也把它叫做诺曼·罗克韦尔医生的照片或威廉·罗克韦尔医生的照片）。毫无疑问，这是斯泰因最珍爱的物品之一，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斯泰因很穷，他拥有的东西很少。有一次（我们在讨论美与真），贝洛尼卡·加门迪亚问他既然他已经几乎可以肯定照片中的人不是威廉姆斯，那么他看重的是照片中的什么呢？我喜欢这张照片，斯泰因坦诚地说，我愿意相信照片中的人就是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但我尤其喜欢的是，过了一会儿他补充道——当时我们已经专注于葛兰西了——照片中的宁静，还有那种确信，确信威廉姆斯正在做他的工作，正在安静的小路上不慌不忙地走着去工作。后来，当我们谈论法国诗人和巴黎公社的时候，他甚至还说了一句：我不知道，他小声地嘟囔着，我想没人能听见他这句话。
事实上，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大家都觉得这个布尔什维克犹太混蛋遇害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一天下午，我和比维亚诺到了他家附近。我们害怕去敲他家的门，因为我们固执地认为他家会被监视，甚至觉得会出来一个警察给我们开门，请我们进去，然后再也不让我们出来。于是我们在他家门口逡巡了三四次，因为没有看到灯光，我们就带着沉重的愧疚感和隐秘的轻松感离开了。一星期后，我们俩沉默着，再次经过了斯泰因的家。我们敲了门但没人开门。一个女人从隔壁房子的窗户飞快地瞥了我们一眼，这场景让我们想起几部电影里模糊的片段，斯泰因家和整条街道带给我们的孤独和被抛弃的感觉也愈发强烈。第三次我们去的时候一位年轻女子为我们开了门，她身后跟着两个不超过三岁的孩子：一个能走了，另一个还在爬。她和我们说，现在她和她丈夫住在那儿，她不认识之前的房客，如果我们想了解情况可以去找房东。这是位和蔼的女士，她把我们让进屋并要给我们倒茶，我和比维亚诺婉拒了。不打搅了，我们说。地图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照片都从墙壁上消失了。是你们很要好的朋友，突然就走了，没有通知你们？女人微笑着问。对，我们回答，差不多是这样。
但确确实实，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肖像，用一个华丽的镜框装裱着，被挂在那儿，在胡安·斯泰因的家里，这一点可能比他那些半身雕像和在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和俄罗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和无数坑洼不平铺着柏油的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路更为重要（我甚至敢说要重要得多）。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珍藏这张照片，斯泰因对我们说，肯定是因为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一位有点重要性的犹太将军，也因为他悲剧性的命运，最大的可能还是因为这是我离家时母亲送给我的——就像一个谜语：我的母亲什么话都没说，只是送了我这张照片。她这样做是想告诉我什么？照片作为礼物是一个宣言还是对话的开始？等等诸如此类。对加门迪亚姐妹来说，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照片给她们的感觉更多的是可怕，她们更愿意看到挂上一幅勃洛克的肖像，她们觉得这位才是真正的好小伙，或者挂一幅马雅可夫斯基的照片——那是一个理想的情人。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一个在智利南部教文学的外甥应该干什么呢？有时候，尤其是喝醉了的时候，斯泰因会问自己。有时候斯泰因也说要用那个相框来放他手里一张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穿着乡村医生行头的照片。照片上的威廉姆斯手里提着黑色手提箱，像双头蛇一样突出来的听诊器几乎就要从破旧却舒适御寒的外套口袋里掉出来。他走在一条长长的寂静的人行道上，两边是漆成或白、或绿、或红的木栅栏，木栅栏后面隐约可见一个个小院子或者一小片一小片的草坪——上面还有一台割到一半扔在那儿的刈草机。他戴着一顶黑色的窄檐帽，牙齿很干净，几乎可以说是闪闪发光了——一种既不过分也不极端，既不非常欢乐也不过于悲伤，而是高高兴兴的（也许是因为他穿着外套走路暖暖和和的，也许是因为他知道他即将诊治的病人不会死亡）光亮，安静地走在一个冬日的六点时分。
不久之后我永别了智利。
很快我们就明白了，联系着斯泰因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不仅仅是前者对这位苏联将军战略和战术才能的崇拜。一天下午，我们聊起政治，我们问他，作为托洛茨基分子，他如何能低声下气地向苏联使馆索要将军的这张照片。我们是玩笑似的打趣他，但斯泰因没听出来这是个玩笑，他真诚地坦白说这张照片来自他母亲的礼物，他母亲是伊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堂妹。作为英雄的直系亲属在很多年前向苏联使馆要了这张照片的人是她。当他离家来康塞普西翁上大学时，母亲给了他这张照片，除此之外别的什么话也没有说。然后他谈起了苏联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家族，他们是非常贫困的乌克兰犹太人，命运使他们散落到世界各地。我们也弄明白了：斯泰因的母亲的父亲是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将军的父亲的兄弟，因此他是将军的外甥。我们原本就很崇拜斯泰因，甚至可以说是无条件地崇拜他，而自从得知了这些之后，我们对他更是崇拜得无以复加。而关于切尔尼亚霍夫斯基，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个月曾任一个装甲师的师长，他指挥的坦克第28师在波罗的海沿岸和诺夫哥罗德等地进行了艰苦的防御战，然后被授命指挥一个军团（在苏联军事术语中等同于一个师），在沃罗涅日地区战斗，该兵团隶属第60集团军（在苏联军事术语中等同于一个军团），直至1942年在纳粹德国的进攻中该集团军指挥官被免，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受命指挥该集团军，成了最年轻的指挥官，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与不快。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在他尊敬和景仰的瓦杜丁（当时指挥沃罗涅日方面军，在苏联军事术语中等同于一个集团军，我想我已经说过了）麾下作战，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将第60集团军打造成一部常胜的战争机器，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前进再前进，随后又踏足乌克兰国土，英勇向前，无人能敌。1944年，他被擢升为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司令，在1944年的进攻中，苏军主要是因为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才得以摧毁包括四个德国集团军在内的中央军团，这也许是德国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最重的打击，这打击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或者诺曼底登陆还要严重，比眼镜蛇行动或第聂伯河战役（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也参加了那场战役）还要严重，比阿登反击战或者库尔斯克会战（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也参加了那场战役）还要严重。我们还了解到，在参加巴格拉季昂行动（摧毁了德国中央军团）的苏联军队中，远途奔袭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表现突出，该军狂飙突进，其行军速度和纵深挺进前所未见，是第一支抵达东普鲁士的军队。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幼年父母双亡，寄居在不是自己家的家里，和不是自己家的家人生活在一起，像其他犹太人一样遭受嘲弄和屈辱，但最终他向看不起他的人证明了，他不仅和他们一样，而且比他们要好得多。童年时，他亲眼目睹了彼得留拉（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追随者在韦尔博沃村（那是个小山村，白色的小房子三三两两地散落在柔缓的小山坡上）严刑拷打并企图杀害他父亲。他的少年时期遭受的苦难可以媲美狄更斯和马卡连柯的遭遇。战争中，他失去了他的兄弟亚历山大，大家把这一噩耗对他隐瞒了整整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因为伊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当时正在指挥他的另一次进攻。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死在一条公路上。他获得了两次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过一枚列宁勋章，四枚红旗勋章，两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一枚一级库图佐夫勋章，一枚一级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勋章，以及无数的、数也数不清的奖章。在苏联政府和党的倡议下，在维尔纽斯和文尼察竖立了很多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纪念碑（在维尔纽斯的纪念碑今天肯定已经不存在了，文尼察的可能也已经被损毁了）。前东普鲁士的因斯特堡市现在为纪念他，改名为切尔尼亚霍夫斯克。位于托马舒夫斯基区韦尔博沃村的集体农庄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今天甚至都已经不存在集体农庄了）。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将军，位于切尔卡塞地区乌玛斯基区的奥克沙尼诺村竖起了一座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青铜半身像（我用一个月的工资打赌那座青铜像已经被换掉了；现如今的英雄是彼得留拉；谁知道明天又会是谁呢）。总之，就像比维亚诺引用帕拉的那句话所说的：世间荣耀竟如此下场，荣耀没了，世界没了，连个可怜的香肠三明治都没了。
我不记得当我收到比维亚诺的一封非常短的信时是住在墨西哥还是法国了，这封像电报一样的信写得像谜语，甚至可能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但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快乐的比维亚诺），信中附了一则剪报，也许是圣地亚哥的某份日报。剪报影射了几个“智利恐怖分子”，他们经哥斯达黎加进入尼加拉瓜和桑地诺阵线的军队协同作战。其中一个就是胡安·斯泰因。
在地图旁边，有两张镶在镜框里的照片挂在墙上。两张都是黑白照。一张是一男一女坐在家门口。男的像胡安·斯泰因，淡黄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周围有着深深的黑眼圈。他告诉我们这是他的父母。另外一张是张肖像——一张证件照——一位叫伊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苏联红军大将。斯泰因说他是“二战”时期最杰出的将领。比维亚诺对这些事比较了解，提到了朱可夫、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瓦杜丁、马林诺夫斯基等人，但斯泰因坚持己见：朱可夫太锋芒毕露而且冷酷；科涅夫不近人情，可能是妓女的儿子；罗科索夫斯基本身有才干但更多是依靠朱可夫的鼎力相助；瓦杜丁是个好将军，但也比跟他对阵的德国将领好不到哪儿去；马林诺夫斯基可以说和他差不多；反正没人能与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相媲美（如果把朱可夫、瓦西列夫斯基和装甲部队那三位最优秀的指挥官合成一人还差不多）。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有天赋（如果在战争艺术上也有天赋这一说的话），他受到所有属下的拥戴（他们给了他作为士兵能够给予一位将军的最大的爱戴），此外，他很年轻，是当时指挥军团（在苏联称为“方面军”）作战的将军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牺牲在前线的少数几个高级指挥官之一，那是在1945年，苏联已经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当时他才三十九岁。
从那时起，斯泰因的消息就从未断绝过。他像个幽灵一样，在所有发生战斗的地方，在那些拉丁美洲人——绝望的、高尚的、疯狂的、勇敢的、可恶的拉丁美洲人——最后一次（却注定失败）努力摧毁，重建，然后再次摧毁现实的地方，出现又消失。我在关于攻占尼加拉瓜南部城市里瓦斯的一部纪录片中看到了斯泰因，他的头发剪短了，乱糟糟的，比以前更瘦了，穿着半像军人半像大学教授的夏装，抽着烟斗，眼镜也断了，用一根金属丝绑着。比维亚诺给我寄了一张剪报，上面说斯泰因和另外五名原智利左派革命运动党的成员正在安哥拉参加抵抗南非的战斗。后来，我收到两页某份墨西哥杂志的影印件（当时我肯定在巴黎），上面谈及在安哥拉的古巴人同几个国际主义团体之间的区别，其中提到了两位智利冒险家，他们是一个叫“飞行智利人”团体唯一的生存者（这是他们自己的话，与记者的谈话肯定是在罗安达的一间酒吧里，因此我猜他们当时应该都醉醺醺的了），这个团体的名字让我想起了“人鹰”马戏团和他们每年在智利南部没完没了的巡回演出。当然，斯泰因是这个左派革命运动党幸存的成员之一。我猜他是从那儿去的尼加拉瓜。在尼加拉瓜他几度踪迹全无。他曾是中尉，在游击队的一名神父指挥官手下，那位神父在攻占里瓦斯的战斗中牺牲了。后来他指挥着一个营或一个旅，担当个什么副首领，抑或是负责在后方训练新征召的年轻士兵。胜利进驻马那瓜的那群人中没有他。他一度再次失踪。据说他是巴拉圭谋杀索马萨团伙的领导成员之一。据说他在哥伦比亚打游击。甚至有人说他回到了非洲，在安哥拉或莫桑比克或纳米比亚打游击。他始终身处险境，就像牛仔电影中那样，只是尚未中弹倒下。但他还是回到了拉美，在马那瓜定居了一段时间。据比维亚诺说，他的笔友，一位阿根廷诗人，曾和他描述，他（一个叫迪·安赫利的）在马那瓜文化中心组织的一次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诗歌朗诵会上，有位参会者，“一个金发、高个、戴眼镜的家伙”，针对智利诗歌以及他自己为什么选择这些诗歌来诵读（包括迪·安赫利在内的一些组织者，因政治原因拒绝把尼卡诺尔·帕拉和恩里克·里恩的作品包含在内）发表了评论，总之，他对朗诵会组织者很不满，起码是对智利抒情诗部分很不满，当然他语气很和平，并不激烈，可以说是——迪·安赫利说——带着嘲讽还有一点的疲惫和忧伤，谁知道呢。（顺便说一下，这个迪·安赫利是比维亚诺从他在康塞普西翁的鞋店里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无数书信渠道中，最无耻、犬儒和有趣的家伙之一；这是个典型的左翼野心家，然而，他时刻准备着为他的各种疏忽和过分的行为道歉；按比维亚诺的说法，他的过失包罗万象，他的悲剧人生在斯大林时代无疑都够得上作为流浪汉小说巨著的原型了，而在70年代的拉丁美洲，却仅此而已，悲剧的生活，充满微不足道的人和事，一些甚至都没有恶意的行动。如果在右派的话他应该能混得更好点，比维亚诺说，但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迪·安赫利之流在左翼阵营中数不胜数；至少，他说，他还没有染指文学评论。但一切都会朝前走。果真，在可怕的80年代，我重新浏览了某些墨西哥和阿根廷的杂志，找到了几篇迪·安赫利的评论文章。我想他已经成功了。在90年代我没有再看到过他的文章，但我阅读的杂志也在日益减少中。）问题是斯泰因回到了美洲。比维亚诺说，就是那个康塞普西翁的胡安·斯泰因，伊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那个外甥。有段时间，也就一声长叹的时间吧，他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如上述提到过的南锥体国家诗歌朗诵会上，画展上，和埃内斯托·卡德纳尔一起（两次），在剧场的文艺演出上。后来他消失了，没人再在尼加拉瓜看到过他。他走得不太远。有人说他参加了危地马拉游击队，另一些人肯定他在马蒂·法拉本多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下战斗。我和比维亚诺一致认为，以此命名的游击队值得拥有斯泰因在其中效力，即使斯泰因可能真的亲手杀了（距离让他的残暴和冷酷被夸张和扭曲了，就像是好莱坞电影中的人物一样）害死罗克·达尔顿的主谋。你怎么能在同一个美梦或噩梦中协调好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外甥、智利南部丛林中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和那些趁着罗克·达尔顿睡觉时杀害了他（只是为了结束争论，觉得这样有益于他们的革命）的婊子养的家伙们之间的关系呢？这不可能。但事实是斯泰因确实在那里。他参加了几次进攻和偷袭，然后在一个天气晴朗的好日子里，他失踪了，这次是永远的失踪了。那时候我已经移居西班牙，做着一份无聊的工作，没有电视，也不常买报纸看。比维亚诺说，在马蒂·法拉本多民族解放阵线最后一次进攻中他遇害了，这次进攻占领了圣萨尔瓦多市多个街区，被媒体广为报道。我记起在巴塞罗那的酒吧里吃饭或喝酒时曾看到了这场遥远战争的几个片断，但当时虽然大家看着电视，酒吧里谈话的声音和此起彼伏杯盘碰撞的声音却让人什么都听不见。甚至记忆中留存的那些影像（战地记者拍下的画面）也都是模糊不清的片段。我记得清楚的只有两件事：圣萨尔瓦多街道上的街垒，简单异常，与其说是街垒不如说是射击点；还有一位马蒂·法拉本多民族解放阵线的一个司令矮小、黝黑、健壮的身影，他让大家称呼他为阿基里斯司令或尤利西斯司令，在接受电视媒体采访不久后就遇害了。比维亚诺说，所有指挥那场没有希望的进攻的指挥官都以希腊英雄或半神为名。斯泰因的名字会是哪个呢？帕特罗克罗斯司令、赫克托尔司令还是帕里斯司令？我不知道。肯定不会是埃涅阿斯，也不会是尤利西斯。战斗结束后，在搜集尸体时，有一具是金发高个的。在警方档案中载有一段简单的描述：臂部和腿部有疤痕，均属旧伤，右臂有刺青，是一个探爪的雄狮。刺青文得很好，上帝作证，真是一件艺术品，这在萨尔瓦多是做不出来。在警方调查局，这位陌生的金发男人名字叫哈科沃·萨沃汀斯基，阿根廷公民，前人民革命军成员。
就像那些热切期盼旅行却又从未踏出过国门的人一样，他有很多地图。
很多年后，比维亚诺去蒙特港找寻胡安·斯泰因的老家。他没找到叫这个姓氏的人，接近的有一个叫斯通的、两个叫斯泰纳的以及三个属于同一家族的叫斯泰恩。他马上就排除了斯通这个姓氏，拜访了那两位叫斯泰纳和三个叫斯泰恩的。斯泰恩家能给他提供的信息很少，他们不是犹太人，没听说过什么斯泰因家族或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他们问比维亚诺他是不是犹太人，还问回答了问题给不给钱。我想，那个时候蒙特港彻底进入了经济增长期。斯泰纳家族倒是犹太人，但他们家族来自波兰而非乌克兰。头一个斯泰纳是位体格魁梧、体重超标的农艺工程师，对他没什么帮助。第二位斯泰纳是第一位的姑姑，是中学钢琴老师，她记起一位叫斯泰因的寡妇，在1974年时已经搬去延基韦定居了。但钢琴老师说，那位夫人并非犹太人。带着些许困惑，比维亚诺去了趟延基韦。他想，那位钢琴老师肯定是因为斯泰因夫人从不去教堂做祷告而误以为她不是犹太人。只要了解胡安·斯泰因和他家的先辈（苏联红军里的将军舅舅），就不会因为他们是无神论者而感到奇怪了。
我和比维亚诺去过斯泰因家很多次。那是一所位于火车站附近的小房子，斯泰因还是康塞普西翁大学的学生时就租了下来，当他成了这所大学的老师后，他还是保留了这处房子。房子里到处都是地图，而不是书，这是我和比维亚诺的第一个感觉。房子里书很少（相较而言，迭戈·索托的家就像一个图书馆），却有非常多的地图。智利地图，阿根廷地图，秘鲁地图，安第斯山的地图，一张我后来再没见到过的由一个美国新教教堂出版的中美洲公路地图，墨西哥地图，征服墨西哥路线图，墨西哥革命路线图，法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地图，一张英国铁路图和一张英国文学之旅的火车线路图，希腊和埃及地图，以色列和近东地图，古耶路撒冷和现代耶路撒冷城市地图，印度和巴基斯坦、缅甸、柬埔寨地图，一张中国山川河流地图和一张日本神道庙宇地图，一张澳大利亚沙漠地图和一张密克罗尼西亚地图，一张复活节岛地图和一张智利南部城市蒙特港地图。
在延基韦比维亚诺没费很大劲就找到了寡妇斯泰因的家。这是一所位于市郊的绿色小木屋。当他绕过围栏时，一条白色带黑点的、像条小母牛般的狗友善地出来迎接他，他摁了一下响起来像个大钟——也许就是一个钟——的门铃，过了一会儿，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女人开了门，这是比维亚诺这辈子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之一。
他生于1945年，政变发生时他已经出了两本书，一本在康塞普西翁（500册）出版的，另一本在圣地亚哥（500册），两本书加起来不超过50页。他的诗很短，就像他那一代大多数的诗人一样，受到了尼卡诺尔·帕拉和埃内斯托·卡德纳尔的影响。此外，尽管比起豪尔赫·泰列尔他更愿意推荐我们读里恩，但是他本人却受到了泰列尔的家园诗的影响。他的品位很多时候与我们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他不欣赏豪尔赫·卡塞雷斯（我们非常崇拜的智利超现实主义诗人），也不喜欢罗萨梅尔·德尔·巴列和安吉塔。他喜欢佩索阿·贝利斯（他甚至能背诵佩索阿的某些诗篇）和马加良斯·莫雷（因其轻浮，读者需经常读布劳略·阿雷纳斯的诗来调节一下），还有巴勃罗·德·罗卡的关于地理和烹饪的诗歌（我们——当我说我们的时候，现在我才意识到，我只是指比维亚诺·奥赖恩和我，至于其他人，我早已忘记了他们在文学上的爱与憎——就像躲避深坑一样能躲则躲，也因为一直以来我们更爱读拉伯雷的作品），以及聂鲁达的爱情诗和《大地上的居所》（这本书让我们，我们这些从很幼小的童年时起就感染了聂鲁达炎症的人，皮肤过敏甚至长湿疹）。前面提到的帕拉、里恩和泰列尔是我们都喜欢的诗人，虽然对他们的某些作品中的某些方面我们之间也存在细小的差别或者持保留意见（《器械》的出现让我们感到很兴奋，斯泰因却感到生气和困惑，他甚至为此给年老的尼卡诺尔写了一封信，指责他在拉美革命斗争那样一个关键的时刻讲的一些笑话；帕拉在印有《器械》的明信片背面作了答复，告诉他别紧张，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都没人会去读这首诗。据我所知，斯泰因精心保存着这张明信片），我们还喜欢阿曼多·乌里韦·阿尔塞，贡萨洛·罗哈斯和一些与斯泰因同代的诗人，即生于40年代的那些诗人，我们与他们的交往更多是缘于现实距离上的接近而不是美学观念上的一致，但他们也许是给我们影响最大的人。胡安·路易斯·马丁内斯（在我们看来他好似一个迷失在国内的小小的指南针），奥斯卡·哈恩（他生于30年代末，也属于这代诗人），贡萨洛·米连（有两次他在诗社给我们朗诵他的诗，都很短，但真的是很多很多的诗），克劳迪奥·贝尔托尼（他几乎可以算是我们这一代的了，生于50年代的这一代），海梅·克萨达（有天他和我们喝酒喝醉了，就跪在地上，醉醺醺地大声祷告），瓦尔多·罗哈斯（他是最先远离当时很流行的“简单诗歌”——帕拉和卡德纳尔的牙慧——的人之一），当然，还有迭戈·索托。对斯泰因来说，索托是他那一代中最好的诗人，对我们来说，他是最好的两个诗人之一。另一个是斯泰因。
比维亚诺问那儿是否住着一位叫斯泰因的寡妇。住过，但已经是很久以前了，那女人乐呵呵地回答。太遗憾了，比维亚诺叹道，我从十天前就一直在到处找她，而很快我就要回康塞普西翁了。那个女人于是就让他进屋，对他说她正准备用点点心，他愿不愿意一起吃点儿，比维亚诺说好的，当然愿意。随后那女人告诉他，斯泰因寡妇三年前就已经去世了。那女人突然悲伤了起来，比维亚诺心想这是他的错。那女人认识斯泰因寡妇，尽管两人从来就不是朋友，但她对斯泰因寡妇评价不错：一个有点强势的女人，那种性格方方正正的德国妇女，但骨子里是个好人。我不认识她，比维亚诺说，事实上我找她是为了告诉她她儿子去世的消息，但也许这样更好，告诉别人她死了儿子总不是什么好事。这不可能，那女人说。她只有一个儿子，当她去世的时候她儿子还活着，我和她儿子可以说是朋友。比维亚诺突然觉得鳄梨面包卡在了喉咙里。只有一个儿子？是，一个独身的非常不错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结婚，我猜他是太容易害羞了。那我应该是又弄混了，比维亚诺说，我们说的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斯泰因家族。那个寡妇的儿子已经不在延基韦住了吗？他去年在瓦尔的维亚的一家医院去世了，别人是这么告诉我的，我们是朋友，但我从来没去医院探望过他，我们的友谊还没到那份儿上。他死于什么病？我想是癌症，那女人看着比维亚诺的手说。他是左派人士，对不对？比维亚诺挤出了一句话。可能吧，那女人说，她突然又高兴了起来，她的眼睛闪闪发光，比维亚诺描述，我从来没见过谁的眼睛如此明亮。他是左派，但从来没参与过什么组织，他是沉默的左派，就像从1973年以来的很多智利人那样。他不是犹太人，对吧？不是，那女人说，谁知道呢，我对那些宗教问题还真没什么兴趣，但他们不是，我不觉得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德国人。他叫什么名字？胡安·斯泰因。胡安尼托·斯泰因。他是干什么的？他是大学老师，虽然他的爱好是摆弄发动机，拖拉机、收割机、钻井机，或者随便什么机器的发动机，他在摆弄发动机上真的很有天分，靠这个赚了不少外快，有时他还自己制造零配件呢。胡安尼托·斯泰因。他葬在瓦尔的维亚吗？我想是的，那女人答道，她又悲伤了起来。
胡安·斯泰因，我们的文学社社长，他的经历就像那些年的智利一样离奇夸张。
于是比维亚诺去了瓦尔的维亚的公墓。整整一天，他都由一位负责守墓的人陪着——他给了他一笔可观的小费——努力找寻那个高个、金黄色头发，但从未离开过智利的胡安·斯泰因的墓，而他无论怎么找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