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租住在重庆南山附近的一套房子里。张水宝不舍得买洗衣机，他的理由是“买了以后就相当于白白送给房东了”。张水宝会帮黄茜洗洗衣服，除此之外，黄茜如果夜里想喝点水，他都会嫌麻烦，不愿意伸手帮忙。黄茜发现自己身体最大的变化是半夜那些突如其来的饥饿感，她不敢指望男人，于是给自己买了一袋无糖的黑芝麻糊，饿的时候给自己调上一碗，坐在黑暗的客厅里，一勺勺慢慢吃完。
黄茜从没因为怀孕得到过更好的优待，刚刚怀上的时候，两个人在租来的房子你一句我一句，越说越动气，张水宝也完全没有退让的意思。她嗓门大、语速快，被惹急的张水宝“哐当”一下把开水瓶的内胆扔了过来。“还好没有砸到其他人。”
怀孕到第四个月，他们还是摩擦不断。有天和张水宝吵了架，黄茜索性跑到妈妈那里去，妈妈让她留下，给她做饭，四处淘换补身体的土鸡，一直照顾她到出月子。
周围的人开始你一嘴我一句地劝她：“男人有了孩子以后，就会有责任感，有上进心了。”她没有避孕，果不其然很快也就怀上了。
生孩子的时候，黄茜去西南医院待产，痛到下半身失去知觉，医生问她要不要选择无痛分娩，一听说麻药要花一千多，黄茜心里盘算了一下，摇摇头。
但是她太随遇而安了，不懂得一个选择就可以让命运拐个弯。
儿子生下来没多久，在抚育孩子的过程中，她都是夜半三更独自一人应付，后来又是妈妈帮忙。刚刚生完不到一周，因为太辛苦，妈妈甚至还得了急性尿结石，痛苦不堪。而她既没有感受过张水宝的协助，也没有得到过他经济上的支援。黄茜第一次认真地考虑离婚。
让黄茜不满的除了“不求上进”，还有他的“没素质，满嘴脏话”。从谈恋爱的时候他就最喜欢说“鸡巴”，她皱着眉头威胁他说，再这样就和你分开。这个毛病后来倒是改掉了。但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心里就隐约明白，这个男人不是自己想要的。
男人的那种“得过且过”，把温水变成了冰水。两个人也完全无法沟通，她试过，但不管说啥子，说多少，甚至大吵大闹，都像扔了块石头到河里。张水宝的惯常回应就是不看她，不说话，连他身体里那个人还在不在面前都不能确定。
有手艺傍身的张水宝没什么积蓄，黄茜倒不觉得意外，因为谈恋爱的过程中，她意识到这个男人似乎缺乏改变生活所需要的勤劳和坚韧。补胎的生意很好，铺面里堆满了待补的轮胎。但因为是技术活，没人能帮上忙，一个人从早到晚最多可以补十二条，每条东风车轮胎能赚一百块钱，收入除去成本，大概做两天能赚六百块。轮胎补完一批结了钱，客户才会给下一批活儿。然而他也就慢慢悠悠做，倘若客户不催，就歇两天；客户催促紧了，再继续慢慢做。
结婚没多久，张水宝预估她一定回自贡过年，就提前回来。结果黄茜初二回来，初四就走了，一句话都没和他说。就连父母亲都看出来了他们之间的冷淡，问她怎么回事。然后不出所料，相信“命”的妈妈劝她打消离婚的念头。那也是黄茜第一次因为婚姻的问题抱怨：“都是因为你，当初为啥子不拦着我，我又不懂！”
2008年，两人结婚了。没办酒席，没有蜜月，没拍婚纱照，连个结婚戒指都没有买，婆家给了一个一千两百块钱的红包。
儿子快要上小学之前，张水宝在重庆赚不到钱也不想去赚钱。他每天天亮就去茶馆，坐到中午才回来，掐的点刚刚好，都是黄茜把饭做好了，他就迈进了家门。2015年，黄茜下定决心在外面租了个房子，和房东谈好一千五一个月，一点点把家里的东西搬过去之后，她终于敞开了和他谈。
黄茜心里一动。
“老张，求求你，我们两个离婚吧，和你看不到希望，外面房子都租起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给我买过啥子？就连娃儿的衣服都是我买的，生活费都是我在出，一直都是我自己养自己，我何必跟着你在这卡卡角角（旮旯）。”
车站需要跨越一条公路，黄茜过到对面，走了一段路，从车站回头望过去，那个环抱胸口的男人还在远远望着她。
黄茜建议，让张水宝把儿子带回浙江，她每个月付生活费。结果他说：“那我过完年回仙市和你爸做餐馆生意吧。”
走的时候他一瘸一拐，把她送到了车站，因为伤口疼痛的原因，双手还环抱在胸口，她说，你赶紧回去不要送我。
最大的一次危机就这样暂时解除了。
黄茜买了点水果去看他，两个人默默地坐了一会儿。
那个时候她并没有想到，回来以后，做了两年稍微顺利的生意后，一切又开始直线下降。张水宝遇到事情不知道处理，只知道流眼泪。这点让她打心眼里瞧不起，“有时候一个家做一个决定，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总需要有人和我一起商量呀。”
原来张水宝在街上走路，被一辆疾驶的长安车撞到飞起，甩了很远，软组织受伤。他开始频繁给黄茜拨打电话，就好像他挺不过第二天。
儿子需要读书，需要生活费，需要从初中一直读下去，而不能像她一样没什么学历，所以她哪有什么时间去伤心？争分夺秒地赚点钱不好吗——这大概也就是过去三十年来，黄茜解决问题的方式。
第二天又接到他的电话：“你在哪里嘛？”反问回去，还是那句：“我在医院。”黄茜意识到这不是玩笑话。
黄茜和张水宝如今过得就像同一屋檐下的两个陌生人。她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和他沟通。现在两个人吵架都懒得再吵了，虽然长年累月在一张床上，但都是各睡一头，各盖上各自的被子，比拼床的室友好不了多少。
黄茜陪着妈妈去检查身体，接到张水宝电话：“你在哪儿？” “你在哪儿？” “我在医院，被车撞了。”她怒吼：“你遭车撞了？我还在医院呢！”挂了。
偶尔有朋友在她家坐坐，张水宝也不吭声，埋着头，刷着手机里的快手视频，插不进话的时候，也就说一句：“我去河边走走。”黄茜觉得，他之所以在这里也交不到朋友，连麻将都很少打，就是因为心高气傲，觉得自己是浙江人。
黄茜完全不懂什么是爱，也不懂女人应该怎么选择……过去像一本空白的教科书，将来其实也还是。“从来没有人教过我，直到现在都觉得自己是一只（做）梦（的）虫子。”
小镇太小了，就是中国那种最普通的镇，商品房最高也就修到六层，还没有电梯。古镇也无非就三条半街（古镇外面的新街都是1997年扩建的），镇上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每个人都知道另外一家的风吹草动——压在玻璃框里的照片、偷偷约会的对象、热在锅里的剩菜——一阵风就足以把隐私传遍镇上的犄角旮旯。
张水宝不修边幅，头发很长，邋里邋遢，瘦且高，T恤长过了腰，晃来晃去像个牵线木偶。
2022年，黄茜已经结婚14年了，儿子13岁。在黄茜在镇上长大的年代，发生在女人身上的一切都有可能会被各种指指点点。“不想待在镇上，就是因为周围的人太喜欢说人的是非了。”
两人介绍见面之后却再没有联系。黄茜去姨爹家吃饭，姨爹追问她两个人处得怎么样，黄茜说没有联系，姨爹又去问了浙江人的哥哥，两个人这才又开始见面。
她肯定没有比父母在乎所谓的“名声”。按照谢大姐以前的说法，“只要不离婚，啥子都可以解决。”她的整个大家族中，从来不曾有人离婚，她身边唯一一个离婚的朋友，是因为人长得太胖了，个人卫生习惯特别不好。“从认识她的第一天，她就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吃什么东西都会吃得油汤滴水（四处洒）。衣服上永远是油渍，而她老公提出离婚的理由是她生不出来孩子。”
单身这件事情，只要不回到镇上，其实不算问题。家里的亲戚给她介绍过好几个，最后姨爹给她介绍了一个在鱼洞街上补轮胎的浙江人张水宝，比她大五岁，单身。对方的中间人说：“将来他家里要拆迁，而且人家有手艺。”
最近一次提离婚，张水宝要求把他拆迁得来的二十万归还给他，而那个钱基本就是孩子读书的钱。也许这就是他拒绝离婚的一种托词，但黄茜的经济尚未独立，两个人之间永远缺乏那个成熟的时机。
几年过去，不知不觉，黄茜就27岁了，周围没有一个人是单身的，此刻她才发现之前想的那些标准有多么不现实。
有一天黄茜把衣服放进洗衣机，突然想起20岁的那一年，她在商场卖包包，当着所谓的“柜姐”，她每天上班都爱穿一件平整的衬衫，晚上回去，衬衫会单独清洗，而现在的洗衣机里——外套、上衣、内衣、裤子、袜子全都混在一起，也不分颜色和种类——从精致到混乱，这个细节带来的幻灭感无疑让她感怀自己被婚姻毁灭的生活，思忖至此，黄茜不由得悲从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