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十岁的时候，黄茜才第一次随张水宝回了趟浙江老家。来回又花了一两万。黄茜并不是一个对生活充满野心的人，只希望张水宝能对家庭多承担一点点责任。
2016年，黄家回到仙市，一开始生意不太好，“五一”没找到钱——隔壁两家餐馆纯利润超过五千元，比黄茜家的营业额都高，全家商量了一下，觉得可能是因为店面设施过于陈旧，于是咬牙借了十几万，重新装修了一下房子。那年的“十一”，他们总算赚到了一点钱，又恰逢儿子上小学，因为是浙江户口，择校费花了一万二，找关系又花了八千。
当初别人都需要出去四处收轮胎拿回来做，只有他的生意好到轮胎堆到房间里，可他永远都被客户推着走，也不懂未雨绸缪。后来片石厂不让开采，而且不让超载，只拉半车，轮胎不容易坏，生意就开始一落千丈。
2007年，黄家一家人都在重庆，黄二叔给亲戚帮忙做饭，谢大姐独自一人在空港开一个小卖铺，眼看着小卖铺的生意蒸蒸日上。有天晚上谢大姐进了两万多块钱的烟，次日一早，有人敲门让送两箱矿泉水到路口，谢大姐很高兴，锁好了门“哼哧哼哧”搬过去。回来的路上走到一半，远远就发现卷帘门透出一条缝隙，她心想大事不妙，冲回去一看，楼下的烟都被搬走了，抽屉里的两千多块现金也不翼而飞。
黄茜怀孕之后三年没上班，过的都是紧巴巴的日子，每次交房租的时候，张水宝就补几个轮胎出来交房租。他从来都没有过生活压力，整天泡在茶馆，和老头老太太打一块钱的麻将，并且乐在其中。
黄家似乎陷入了“赚钱一没钱”的旋涡，有时候吃苦是仙市人生活中最不重要的一部分，就像隔几年就会偷袭四川的地震，跌宕起伏的生活反而真实。
黄茜对于钱最大的想象，就是能够有一笔五十万的存款供孩子读到大学。其他的自己足够生活就行了。她像许多生活中的“失败者”，因为遇到过太多失望，连许愿都不敢。“大概就是那句话，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也不是没有过几次“赚钱”的机会：一是1997年涨大水，把镇上的房子淹过之后，政府询问大家要不要把住的公房买下来，“也就一千块钱左右，那时候哪有这个意识”。然后就是做服务员的时候，有上海的客人撺掇她跟着去学糕点制作，但因为年纪小，不敢相信陌生人，不敢跟着外地人走。最近的一次就是她老公因为浙江的房子被占拿到的补偿款，但她把钱借给了妹妹装修房子，收回来的一部分钱给儿子付了外地转校费和其他各种费用，另外一部分在一个新开的小超市占了一点点股份。
贫穷也让生活失去了所有的质感：偶尔游客多的时候，黄茜也困惑于他们的一惊一乍，尤其那些举起单反相机的人，感觉他们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拍台阶、拍昙花、拍猫狗，黄茜可以长久地坐在木板凳上，一动不动地看着手机，谁也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
在黄茜回到镇上做餐饮生意之前，她离开小镇有二十年之久。她带回来了老公、七岁的儿子，一家人才重新做起了餐饮生意。
1998年，收拾客房的时候，黄茜捡到过一包美金，一百一张的，那是捏在手中的最沉甸甸的实物了，数数怎么也好几万吧，她也没想那么多，把钱上交给了经理。
自贡开往成都的高铁在2021年的6月28日开通。高铁站就在仙市镇的蕉湾村，离镇上仅五六分钟，一年的时间，到发的旅客人数达到近190万人。黄茜和镇上其他做餐饮的人一样，对高铁的开通抱有过不少的期望。在接踵而来的“五一”和“十一”假期，确实也有过那么一小段的“回光返照”，但是把这两个假期赚来的钱分摊进全年惨淡的营业额里，连一小块薄饼的皮子都不够。
就连想象中的奖励都没有，失主也毫无表示。换来的更多是同事们的嘀咕：“也没人知道，把那钱一卷，辞职了不就行了？”她听见她们在背后指指戳戳。
1992年，仙市镇被省政府批准为四川省历史文化名镇，仙市小学的校长李毅至今还记得2001年的“古镇第一届风情节”，那也是小镇热闹起来的肇始。2018年3月，自贡市仙市古镇景区正式晋升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但它的名气大多流传于四川境内，远远够不上自贡的灯会和恐龙化石的级别。
“是不是傻？”
按照通行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来衡量，自贡显然只是个五线城市。仙市古镇离自贡市区有十一公里，常驻户籍人口四万一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