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慧四岁的时候，家家户户都需要去粮站上缴一定的粮食，大多是挑着担子送过去。在去粮站的路上，胆大的孩子乘人不注意，从人家的担子里面抓一把就跑，多偷袭几个，就能把衣服兜全部装满。这种原本每个孩子都引以为乐的游戏，她身旁的哥哥姐姐不但不参与，还你一言我一语地批评这种行为。那是她第一次体会到所谓的“有序”，此后一生她都特别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且从不懈怠。
1970年出生的童慧是古镇有名的美人，皮肤的黝黑也没有让五官的精致减损，从不化妆的缘故，仔细看就能看出眼角的细碎皱纹，大笑的时候微翘的小虎牙增加了一种别样的媚态。她的衣着基本是同一种风格，低调朴实，衣服的领子很高，甚至遮住了脖子，即使穿裙子，长度也都在膝盖以下。
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正走向“文化大革命”的热烈之中：1969年的2月20日，富顺的一千六百多名知识青年赴宜宾、乐山等地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1970年10月18日至29日，富顺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四好单位、五好个人代表大会。
她总是同一时间起床，早上七点半到单位，下午五点下班，每天经过仙市镇新街的同一段路程，数着相差无几的步数。她就像一台计算精准的机器，演绎着一样的程序，经年累月，螺丝从未松动。
童慧对那个年代的细节完全记不清楚了，她的集体记忆只有古镇赶场的时候，那些靠近码头的船，青石板铺成的古镇街道，两旁是木头串架房一间接一间，人头攒动到把人都抬起来的景象。那时候一条街各行各业都有，各家也都比比皆是五六个兄弟姐妹。
童慧小时候见过最清澈的河水，自然也见识过它们躁动的时刻。对她而言，那些景色并没有什么出奇。如同她一辈子都不曾离开过的古镇，无论出现怎样新鲜的事物，她都能有一种本事，把自己“凝固”在自己的规律和节奏里。
而她最好的朋友李红梅，只比她大两岁，和她的记忆却完全不同：她家曾经住在公社（戏台）楼上，隔壁的邻居就是地主、富农。她永远都记得，有一天走到庙子（现在的南华宫）那里，人山人海，“把欧阳成、罗运清押出来！”上面的人被强行戴上了尖尖帽，接着就是五花大绑，偷眼望过去，绳子把人的肉都勒出了血，下面全是红旗，所有人都在振臂高呼，相比较台上那两个人的面如死灰，那一切的喧嚣特别像做梦。
电视里很好听的普通话说：“无数鲑鱼挤在一起，从海洋直奔向河流开始的地方。”童慧一直很喜欢那节目的画外音，有时候她不禁疑心，那黑色逆行的孤单脊背，或许就是远道而来的鲑鱼吧。
童慧的父母在供销社工作，李红梅的父母都算得上知识分子。“我妈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看大字报，生怕万一有自己的名字，那就完了。晚上根本睡不好，太害怕了，一晚上就可以改变（命运）。”李红梅说。
晚上临近七点，是釜溪河一天之中最与众不同的时刻，镇上一片寂静，天空和地面交界处有种观赏鲤鱼的绯红色，小镇路灯昏黄未明，得以延长了晚霞燃烧的时间，更映衬出釜溪河水的乌黑。钓鱼的人说，河里多是一些最普通的鲫鱼、鲢鱼，更多的是泥鳅、黄鳝。但是立在河边，经常会看到河中间有黑色脊背远远翻腾着，迅速从水底下升上来，搅动大团的泡沫，眼见着逆流而上。
两个女人的家庭背景完全不同，性格也不相似，却在多年以后成为彼此最重要的人。她们住同一个房子，睡同一张床，常常肩并肩走在小镇的街巷之中，但她们从来不肯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虽然镇上不像乡下是“男多女少”，但用著名的媒婆王大孃的话说：“只有找不到婆娘的男人，没得找不到男人的女人。”因此人们背后使用“同性恋”这个词的时候都带有一种嘲笑的含义，童慧总是斩钉截铁地否认：“不，我们不是。”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