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玉芬说：“我的这个兄弟一辈子只有两件事：喝酒、干活。”詹泽和体壮力大，别人为他取绰号‘詹大汉’，因为长年在外从事体力劳动，酒精是他唯一的放松方式，他把所有打工的钱都交给妻子，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平淡朴实。而一切的变故都是从他们夫妇两个外出打工开始的。“桂兰自从出去打工后就变了，花了心。”詹玉芬说起此事，颇为耿耿于怀。
男式裤子有两个屁兜，詹泽和下工回来，屁兜里一定装瓶给孩子的可乐。每天一到晚上五六点，小群和弟弟就在屋前的坝子里张望：“老汉回来没有？今天又会带啥子粑粑给我们吃嘛？”
两夫妇把孩子托给詹玉芬，一开始是在西藏打工，后来又辗转去了成都双流的一家香辣酱厂，是一家远亲开的，詹泽和做工人，桂兰在里面给工人煮饭。
他也是个疼爱孩子的慈父，32岁才有了小群。大姐春节回来探望父母，逗弄小群，一抱她就哇哇大哭，而詹泽和只要看着孩子哭，也就跟着眼含热泪。
有天晚上，香辣酱厂老板回到办公室，桂兰脱光了衣服睡在他的沙发上，说要和他老婆争他，桂兰还说她的老公应该是他。
只要詹玉芬回家去，再没有钱，詹泽和都要去赊钱买点猪肉包点抄手，炒个回锅肉，或者去生产队，弄条白鲢来煎。“每次我们走，他都眼泪汪汪的。算命先生早就说过，他就是眼睛下面那颗痣生（长）坏了，所以哭得多。”詹玉芬说。
老板很无奈，喊了一辆车把她送回自贡。
詹泽和是个烂好人，哪家哪户有事喊他，他都去帮忙。他人又老实，连麻将都不怎么会打，一个幺公的儿子半夜赌瘾犯了来敲门，詹泽和也睡眼惺忪地陪他，还输了很多钱给他。
“我记得，那一次妈妈一回来就跑了，我在姚坝坐车的时候看见妈妈上了一个车子，应该是上自贡。我当时就跟爸爸说，他马上就去姚坝找她。我说我上车的时候看到的，隔了这么久，现在哪里可能还在原地？可是他不听，急匆匆地就跑出去了。”小群回忆。
30岁那年，经人介绍，詹泽和遇到了桂兰，多年以后詹玉芬都记得桂兰年轻时的俊俏，也记得弟弟对她小心翼翼的照顾。桂兰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嫁去过自贡荣县的山里面，生过一个女儿，然后跑回来了，和詹泽和在一起的时候，“她可能都三婚了”，但詹泽和仍想娶桂兰。桂兰的妈妈提出要两千块钱的彩礼钱。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詹泽和怎么可能拿得出来，但他俩除了没拥有过正式的结婚证书，和其他普通的夫妻并无二致。
多年以后，小群坚持说那是桂兰第一次犯病，桂兰后来一直从六医院（自贡精神病医院）开药。詹玉芬却不这么认为：“她那个时候还没有犯那种病。应该就是出去和不晓得啥子男的伙在一起，吃了那种药。”她补充说：“就是黄色录像里的那种药。”
兄弟姐妹几个都只读到小学，詹玉芬到现在都听不懂“灾荒年”的意思，因为印象中她家每一年都吃不饱饭，她13岁的时候爸爸就死于哮喘，爸爸死后妈妈再嫁去了瓦市正街上，把詹家村的房子留给了詹泽和，他是做推石头的（砖瓦匠），到处帮人修房子为生。
没多久，小群的外公有天早上找到詹家，说（一直不回家的）桂兰发病后被火车撞了——左边手和大腿都撞断了。“她老汉说她被火车轧了，但后来人家服务员说，她被撞的时候身上什么都没穿……多半是出去出了事，别人把她扔到了铁路上，赖给铁路局。”詹玉芬如此揣测。
和其他人一样，沙坪詹氏村人詹玉芬对生活的艰辛早已经见惯不惊了。兄弟姐妹五个，她和排行倒数第二的弟弟詹泽和关系最好。家里只有一间房子，七个人挤在两张床上：爸爸和两个儿子睡一张床，妈妈和三个女儿睡另一张。
那是在2004年，小群家里依然属于赤贫的年代，詹泽和把桂兰送去自贡四医院，后来，肇事的铁路局又让转到内江铁路骨科医院，住院免费。詹玉芬把一年的谷子卖了，才凑齐了桂兰在医院的生活费。詹泽和在医院照顾桂兰，没有钱，晚上只能睡医院冰冷的走廊，听着病房内整夜传来的呻吟，身体蜷缩成一团也还是四面漏风。在又冷又气、又悲又愤之下，他每天都找机会往自己肚子里大量灌酒。小群一直觉得，爸爸的身体就是那个时候搞坏掉的。
二十年前的箭口村，雷暴的那几天，罗家丢过一个儿子；十来年前的雷暴，樱花山庄附近的一棵巨大的树被劈掉一半；前年的雷暴，镇上的人能在光线照耀下看清盐帮客栈的凉亭被河水逐次淹没。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学会的是第一时间清点自己还剩下什么，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