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当然是不管用的，王大孃后来又堵上了一次。那女人的婆子妈抱着胸口，冷淡地说：“你说孙弹匠和我儿媳妇两个整在一起，那你们是不是该拿好多钱给我？”
写保证书的时候，女人盯着王大孃说：“他不和我，也会和别人。不是我要找他，是他总要来找我。老子睡在楼上，你那个男人搭起楼梯爬上来的。”
“从此以后我不管他们了，随便他俩怎么样。”王大孃被堵得胸口发闷，扭头就走，孙弹匠以为她要去干仗，怕打到那女人，就用身体把王大孃死死地挡在弹棉花的机器下面。王大孃咬牙切齿：“把老子掐死了，你狗日的肯定没有好下场。”
孙弹匠越发肆无忌惮，就在同一条街上，和孙弹匠搅过的女人都不止一两个。有一年他把王大孃支到乡下去干活，王大孃有天晚上回来，四处没找到他，最后又一次在邻居女人家捉奸在床。女人怕王大孃宣扬出去，写了保证书，保证再也不和孙弹匠乱来。
从来没有人试图了解过王大孃的切身体会，她以前在镇上有过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王大娃，在药店工作，和她几乎无话不谈，王大娃儿子一岁多认了王大孃做干娘。后来王大孃听说弹棉花那间屋要对外出售，无意间跟王大娃说了以后，她却抢先以九千块钱的价格悄悄买了下来，租给王大孃，一年还涨三次房租。
王大孃每次被打完，只有一路哭一路还继续干活。心里就想着，挨打就是因为自己是生了两个女儿，肚皮不争气。想死的时候死不了，不想死的时候就自救。王大嚷引产过四个，还流产了三次，不管流再多血、肚子再痛，她都是自己提前喂好鸡，从床上爬起来给自己煎蛋吃——那是她能给予自己最好的照顾。
“你把我当作认不到的外人，一年涨一次也就行了。”
尤其是2019年之前的那十年，她额头、脸颊、胳膊、后背、身上都有过大小不一的青紫，有的时候别人问起，她就说是磕碰所致，“还啥子手嘛，再说如果我打坏他，就没得人干活了。”
“我都不晓得这种朋友拿来干啥子，越好的朋友越要整你。”王大孃这样的说法倒是和杨瞎子、陈婆婆不谋而合，她们都觉得在这镇上生活并不需要有什么朋友，因为根本不会有人真心诚意帮助你。和孙弹匠搅在一起的邻居女人，也是王大孃在镇上曾经真心以待的朋友。
然而，在古镇，哪个女人不是这样呢？只是王大孃的头顶上，“孙弹匠”这三个字始终是笼罩其上的乌云。
大概只有住在这条街的另一个邻居，做过村支书的陈相林为王大孃说过公道话。他对孙弹匠说：“你喝茶叶水，不要把茶叶都整干了哦。”意思是劝他不要下手太重，没有必要为了外面的女人把自己的发妻打成这样。
王大孃这一生都被“干活”填得满满当当——在中国的农村，说一个女人“能干”，是指这个女人勤快什么都能干，另外一方面，就是一个女人“命苦”的同义词。
时间久了，连小女儿也开始看她不起：“你怎么会那么不中用？你为啥子不去打死那些女人？”王大孃也不敢指望孙弹匠的爸妈，他们比自己的儿子还厌恶她这个生不出儿子的儿媳妇。
这些年，王大孃卖过电影票，做过猪肉中介，卖过菜，在辅助孙弹匠弹棉花的同时，她还经营着茶水铺（麻将馆），甚至还抽出时间撮合了十几对男女组建家庭——当然不是免费的，据说每成功一对，就能得到一千块钱左右的红包。她凭借这个小副业成为镇上远近闻名的媒婆。
一次回娘家被家里人追问：“听说他打你？”王大孃若无其事地低着头，几不可闻的声音嗫嚅着：“没得，没得事。”她清楚，父母亲从来就没有喜欢过孙弹匠，孙弹匠也对岳父母毫无尊重。王大孃的爸爸过来，就在棉花铺对面的角上蹲着，看着女儿在那里牵线、轧棉花，穿梭于棉花铺和隔壁的茶馆之间。“他可能看我生意好，也不来和我说话，看一会就回去了，我喊他住这里，他说不，就回了。”
王冠花不知不觉变成了“王大孃”。在镇上，一个女人在跨过四十岁之后，基本就可以被称呼成“大孃”，它不仅仅是一种称呼（类似于阿姨），也是一种明晃晃的提示，被称呼为这样的女人，似乎从此已经失去了性别的特征，也似乎是一种命运盖棺的终极定论。
有一次她讲给自家兄弟王四听，王四气不过，就去找孙弹匠兴师问罪，两个人打成一团。王大孃连忙把王四拖开。从此以后，孙弹匠禁止她支援家里，他也不和她家人见面。王大孃唯一的一丝安慰来自两个女儿，每次他们一争吵，两个娃儿就站在中间，用小小的身躯护卫母亲。还有一次吵完架，小女儿夜半三更爬到桌子中间，蜷曲着，小小的身体微微起伏，就那样沉沉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