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部长说：“问题还不在这里。每个党员都有权利、有义务给上级党委反映情况，你要知道一条原则，应当反映正确的情况，起码得反映经过调查研究的情况。”
李世丹开始觉着有点儿不妙，声音低下来说：“当时就我一个人在机关里，事情又挺急，在手续上可能有一点儿疏忽大意的地方。”
李世丹说：“这不过是手续上的事儿，反正我是对党对同志负责的，我问心无愧。”
“记不清啦！明明写的是乡党委会，这算你个人反映情况？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儿，这是盗窃集体名义！”
“我看你就问心有愧。我再问你一件事儿：前天晚上你把同志们都找回来干什么了？同志们意见大了，连炊事员、电话员对你都有了意见。你要让同志们替你的处分翻案？”
“啊，这个我可记不清了……”
“这不过是许许多多的矛盾里边的一个。他们能有什么意见？有矛盾不解决行吗？”
“材料的末尾，是写的你李世丹一个人的名字，还是写的乡党委会？说呀！”
“大伙儿都要找王书记反映哪！”
“每个党员都应当主动地给上级党委反映情况，这是义务，也是权利，何谈包办二字呢？”
“找谁怎么着？有沟填沟，有墙拆墙，这次整风，就是要解决问题的嘛！同志们不了解今天的新形势，我不计较，谁是谁非，都会马上大白于天下！”
“往县委写东山坞的材料，你通过党委会讨论了没有？”
“我是个老粗，不会跟你咬文嚼字儿。我就知道，错误犯下了，处分挨了，哎，咱们在哪儿跌下的，再从哪儿爬起来，新打锣鼓另开张，这才是一个党员对待错误、对待处分的正确态度。”
“哎哎，还没怎么着，你就给我扣上帽子了？我在什么地方包办啦？”
“唉，你不理解一个背着处分包袱的同志，精神上该是多么痛苦哇！当然啦，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忍受暂时的委屈，眼下不是暂时，已经好几年，该是澄清的时候了。”
武装部长说：“我怎么不懂。旁的事儿是集体领导，这类事儿，可都是你一个人包办的。”
“我没有挨过处分，可见过犯了错误、挨了处分的人。他们没一个像你这样的，把处分当个仇疙瘩记在心里！你说你这样干，是要通过整风解决矛盾。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偏要跟党矛盾呢？你不矛盾，也就省得解决了。王书记一走，全盘工作交给你了。你可好，不积极地抓工作，倒把心思全放在翻案上了。东山坞闹乱子，跟你这股子情绪没关系吗？县委下来一检查，我看你怎么交代！”
李世丹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什么，一定得是我的？大湾乡的工作全由我一个人当家吗？集体领导，不管出了什么事儿，得集体负责才符合原则，懂吗？”
这当儿，几个接到通知赶回来开会的乡干部，进了院子。他们洗脸、吃饭、大声地说笑。当做饭的孔老头和电话员小张把东山坞发生的事儿告诉他们之后，全都惊住了：
武装部长打断他的话说：“你先别诉苦，要我看，这一张擦屁股的纸，一定得是你的。”
“哎呀！这半年东山坞的工作挺好，怎么一下子糟到这个地步呀？”
李世丹往椅子上一坐说：“你不知道东山坞闹了多大的乱子。这张擦屁股纸成了我的。你不知道这里边的问题多么复杂，各种各样的矛盾，干部和群众，群众和干部，干部又和干部，矛盾重重，错综复杂……”
“萧长春他们一直没给乡里反映过情况吗？谁在家蹲着了？这事儿得追查！”
武装部长好像故意拿他开玩笑：“什么事儿能把你愁成这个样子呢？”
“应当派个人马上到东山坞看看哪！”
李世丹立刻把神态缓和了一些说：“唉，生什么气呀，都快愁死人了。”
“瞧瞧，王书记才离家几天，闹出这种事儿，我看得追追根子，这样下去还得了！”
大个子武装部长把他上下看了一眼，说：“嗨，气头子不小哇！”
…………
他发了一顿火，犯了一阵子愁，就拖着鞋，从后院踱到前院，“噌”地一转身子，又进了自己的屋里，差一点儿跟刚到家的大个子武装部长撞着脑袋。
那边人们的议论，屋里的两个人全听见了。
其实，刚才他听了韩百仲汇报之后，就有点坐不住了，晚饭也没有吃好。他不赞成别人“往泥里踩”马之悦，但也怕马之悦出问题。第一，他觉着自己对马之悦这样一个老部下还是十分了解的。当年，他一进东山坞，就听到好多老百姓谈论马之悦的功劳，说马之悦用脑袋保护了他们。马之悦对上级百依百顺，只要李世丹嘴唇一动，马之悦立刻就给他做到。这样听话的村干部是非常难得的。这以后，不论别人怎么说马之悦不好，老印象总是不能改变，还常常为马之悦不受重视惋惜。第二，马之悦当劳模是他扶起来的，马之悦当支书，也是他扶起来的；而办这两件事儿的时候又多少都带一点硬“抬轿”的味道；后来，每逢乡里讨论马之悦的问题，他都极力保护，成了大家的对立面。根据这两条原因，他心里很明白：马之悦要是从根上、梢上烂了，他都得负责任，这个责任还不小。他决不能听之任之。可是，东山坞为什么老是出问题呢？这问题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几年来，他没有把屁股坐下来在东山坞工作过，他也不习惯来个调查研究，完全凭着马之悦、萧长春和韩百仲几次跟他反映的问题，加上个人的经验、体会进行主观猜想和处理。他认定东山坞这个村子“乱七八糟”；又根据这个“乱七八糟”的印象加以逻辑推理，他认为这个村子在党群关系和干部关系上有着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都反映在干部和群众对农业社、对统购统销政策的具体看法和态度上。归根结底，依然是老问题：是急躁冒进，还是稳步前进；一切问题都出在“急躁”还是“稳步”这两个词儿上。自己过去犯错误，就犯在“不急躁”和“太稳步”上了；眼下整风鸣放，很多人批评农村政策，领导犯了错误，就犯在“太急躁”和“不稳步”上了。东山坞的马之悦稳当，“不急躁”，而萧长春“冒失”，“太急躁”，针锋相对，闹起矛盾；而群众觉悟跟不上，当权人硬是冒进，又是针锋相对。根子就在这儿。李世丹的逻辑是这样的。可是，东山坞的问题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他可没有想到。萧长春只是“急躁”“冒进”就会引起这么大的民愤吗？群众真敢用杀害他的孩子对他进行报复吗？看样子，这会儿的东山坞真像马之悦说的那样，已经变成了一堆干柴火，在这个风头上，一点火就得着。开会也罢，来工作组也罢，这么复杂的问题可怎么澄清呢？自己是按着新形势新特点，坚持自己的看法呢，还是看着县委的意图，来一个委曲求全、顺风使舵呢？这真是左右为难的事儿……
李世丹一向瞧不起武装部长这个“大老粗”，他的话，和别人的议论，只是使他感到有点儿“不妙”。什么不妙呢？他从各方面的气氛看出来，自己很可能又要挨一次整。他故意洗碗、倒水、拿药瓶子吃药；随后又到厨房里冲了两个鸡子儿，蹲在屋檐下边喝起来，把武装部长给甩在屋子里了。
他把三个电话里说的事情，全都给驳斥了，心里愤愤的，真想找一个可以吵的人大吵一顿。
他心里更加“痛苦”。领导上不信任，同志们看不起；一块工作的人当面冷冷淡淡，背后讲自己的坏话，上级能压自己，同级能压自己，下边的村干部有人也学这种样子，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出点事儿，不论有关无关，不论是对与不对，毛病全是自己的！我李世丹要是不挨那个处分，这会儿不是县长，也是某个局的局长了；请问，你们这一级的干部谁敢跟“李县长”或者“李局长”使用这种态度呀！这样的日子怎么能够再过下去呢？换一个党性再强、修养再好的人，就能长期地、无止境地忍受这种委屈吗？党既然要整风，就是要纠正偏差；这些偏差里边，农业社搞得太急、太“左”是其中之一；而我李世丹就是因为当时不太“左”，才挨的处分呀！如今要纠正“左”，组织上为什么就不主动提出纠正对自己的处分呢？这些同志，为什么一点也不同情自己呢？或许县委还不了解我李世丹此时此地的心境；那就再忍一忍，等县委派来工作组、乡里的整风鸣放开始了再说吧……
瞧他那个气呀：“啪”地把耳机子一摔，“嘭”的一声把门踢开，闯到院子，两只手插在裤子兜里，冲着北墙壁大发雷霆：“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不折不扣的，我没有权力处理，又怎么能够把事情稳住？既然信不住我，又何必让我参加会研究！不给我权力，光是出了事儿让我负责，我是犯错、挨处分的命是怎么着？马之悦不是今天生的，也不是昨天有的，十几年在那儿摆着，谁不了解他？让我准备他的材料，这是什么意思？我的看法？我的看法材料上写了，你们不信任我，又怎么办呢！我有错误，你们就没有错误了？真是岂有此理……”
会议室点上了灯，人们的谈论声一阵一阵地从那儿传过来。
最后电话又响了，李世丹慢慢腾腾地走过去摘下耳机子，“喂”了半天，没有了声音。
武装部长走出屋说：“开会吧，我跟你说不通的事儿，让大伙儿说；反正，这一回咱们得把问题澄清。”
第三个电话是王国忠打来的，口气也相当硬。他说：“武装部长的意见，在我到家之前，你们先开个党委会，我看可以开。大伙儿先凑凑情况，交换交换看法，一切问题，等我回去再决定。从材料和听到的反映看，这一段，你在处理一些问题上是有错误的；我希望你能够早一点认识到这个，多听听同志们的意见，多研究研究上级的指示……”
李世丹直起身，把碗筷往窗户台上一放，掏出手绢擦着嘴，又回到屋里，往行李卷上一靠，眼望着屋顶又发起呆来。
第二个电话是公安局王科长打来的。这个本来是老熟人，也拿上了官腔：“请你把马之悦的材料准备一下：从你初步认识他写起，他这个劳动模范怎么发现的，支部书记又怎么选上的，还有你对他全面的看法。”
他先把县委在电话上的指示又反复地想了一遍，又把王国忠说的话琢磨一番；他忽然感到，这些指示和这些话里边好像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不要擅自处理”，就是说，县委很小心，怕处理错了。怕错在什么地方呢？对了，眼下正是整风的时候，怕我到那儿压制了民主，激起群众的更大不满，闹起“大民主”；整风鸣放，就是为了让群众有话说话，有意见提意见，不要闹乱子呀！王国忠到县里开会去，名义上是把全乡的工作交给我领导，不管实际是怎么一回事儿，反正我得包下了，要是在这个时候，乡里的某一个地方闹起事儿来，县委知道了，当然要找我这个看家的人。这是不足为怪的。至于县委提到“不能同意你对东山坞问题的估计和判断”，也是两可着的问题；县委还许说我把问题看“左”了，说我没有把它跟当前“党群之间”存在的大矛盾联系到一块儿。……王国忠急着给我打电话，又给武装部长打电话，又指示乡里马上派人到东山坞去看看，马上开党委会准备情况，等等，很可能是想推卸责任，想先过河到岸上去……
第一个电话是县委办公室打来的。那位办公室主任，开台就说：“你寄来的两份材料，县委全收到了，也研究过了；县委不能同意你对东山坞问题的估计和判断。你对那里的事情作过调查研究没有？县委马上要派工作组去，这之前，对一切问题不要擅自处理。”
李世丹越想越觉着自己的看法有道理，也越觉着事态的发展，对自己非常不利，东山坞要是闹起大乱子，过后一总结一检查，罪过一定得落在自己的身上，那可就太不上算了。他想：自己应当采取主动。
乡长李世丹的日子也不好过。乡里的整风准备会一直没有开成，他写的“翻案”材料也还没有定稿；乱七八糟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地跟着来，在这晚饭前光电话就接了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