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站起来，走到她的两个女儿身边。我也注意起这个人来。他又老又脏，满脸皱纹，眼睛一直不离开手里的活儿。
“你去看看吧，克拉丽斯，还是你自己去亲眼看一下好，看看到底是不是。”
我的母亲回来了。我看见她有点哆嗦。她脱口便说：
但是我的父亲还是坚持说：
“我看就是他。你去到船长那里打听一下情况吧，要特别谨慎，免得让这个无赖现在又缠上我们。”
“你疯了！既然你明明知道不是他，为什么还要说这种蠢话？”
我父亲随即去找船长，我也跟着他。我心里觉得非常激动。
我的母亲也慌张起来，结结巴巴地说：
船长是个又高又瘦的人，蓄着长长的颊髯，正在驾驶台上散步。他那神色凛然的样子，就好像正指挥着一艘开往印度的大邮轮。
“这……就是我的兄弟啊……要不是我知道他在美洲有很好的地位，我真要以为就是他了。”
我父亲彬彬有礼地走上去和他攀谈起来，一面说着恭维话，一面有一搭没一搭地向他提出一些有关他职业上的问题，比如泽西岛的重要性啊，它出产什么东西啊，有多少人口啊，风俗习惯如何啊，土地性质怎样啊，等等。
我的父亲说：
别人听上去要以为他们谈的至少是有关美利坚合众国的问题呢。
“哪个于勒？……”
后来终于谈到我们搭乘的这艘“快捷号”，话题转到船员身上，最后我的父亲声音含糊不清地问道：
我的母亲一下子弄不明白，愣在那里，问道：
“您的船上有一个卖牡蛎的老头子，样子很叫人怜悯，您知道一点这个老好人的底细吗？”
“真奇怪，这个卖牡蛎的人怎么这么像于勒？”
船长对这番谈话终于感到不耐烦了，冷冷地回答道：
但突然之间我的父亲好像不安起来。他从卖牡蛎的人身边走开几步，眼睛盯着挤在那里吃牡蛎的女儿女婿，忽然又朝我们这边走来。他的脸色好像非常苍白，眼神也非同寻常。他低声对我母亲说：
“这是个老流浪汉，法国人，是我去年在美洲发现把他带回国的。他好像在勒阿弗尔还有亲属，但他不愿回到他们身边去，因为他还欠他们的钱。他的名字叫于勒……于勒·达尔芒舍或达尔旺舍，总之和这差不多的姓。听说他在美洲时还阔绰过，但现在您看，他沦落到了这一地步。”
“还是安分一点好。”
我的父亲脸色变得苍白起来，喉咙也哽塞住了，眼神惊慌不安，勉强说道：
先前的那两个太太刚走开。我的父亲比划着教我的两个姐姐怎样吃汁水才不会流出来。他甚至要吃一个做样子给她们看。他刚刚试着学那两个太太的样子，牡蛎的汁水立刻就溅在他的礼服上。于是我听到我的母亲咕哝着说：
“噢！噢！很好……太好了……对这一切我并不感到吃惊……我非常感谢您，船长。”
于是我只好留在母亲身边，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满腹委曲。我的眼睛跟着我的父亲，看着他郑重其事地领着两个女儿和女婿走向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的老水手。
说完他就走开了。那个船长有点困惑不解，怔怔地望着他离去。
“至于约瑟夫，他就不要吃了，不要宠坏孩子。”
他又回到我的母亲身旁，脸却吓得变了样子。母亲赶紧对他说：
然后转过身来对着我，又说了一句：
“你先坐下，这样人家会看出来的。”
“我怕伤胃。你只买给孩子们吃好了，不过不要太多，不然你会让他们生病的。”
他瘫坐在长凳上，嗫嚅地说：
我的母亲有点犹豫，原因是怕花钱；但我的两个姐姐马上就接受了。我母亲气吁吁地说：
“是他，正是他，一点没有错。”
“你们想不想我请你们吃牡蛎？”
接着他又发问道：
我的父亲肯定被打动了：在行驶的海船上吃牡蛎，这可是一件高雅的事情。他觉得这一行为既有派头，又优雅、高级，于是走到我母亲和我的两个姐姐面前，问她们道：
“我们怎么办呢？……”
他忽然发现两位先生正在请两位衣着入时的太太吃牡蛎。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老水手用小刀撬开牡蛎壳后，递给这两位先生，这两位先生再递到两位太太面前。她们的吃法很别致：先把牡蛎放在一方精致的手帕上，然后伸进嘴去吮吸，这样就不致弄脏衣服。她们轻轻一吮，吸掉了牡蛎的汁水，随手把壳扔进海里。
我的母亲马上说：
我的父亲挺着礼服下面的肚子。礼服是当天早晨家里人仔细擦拭过的，所有的脏斑都擦掉了，这时还散发着一股汽油味，这是每次出门时都闻到的。一闻到这股气味，我就知道星期日到了。
“得让孩子们离开他。既然约瑟夫全知道了，就由他去把他们找回来。要当心，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女婿起疑心。”
汽笛响了。我们已登上船。轮船缓缓地离开防波堤，在平静得如同绿色大理石桌面的海面上向前驶去。我们看着海岸逐渐逝去，兴高采烈，就像所有难得出外旅行的人一样，又快乐又得意。
我的父亲好像吓呆了，嘴里咕哝着：
终于动身了。这一切我现在想起来就如同昨天的事情一样：生火待发的轮船靠在格朗维尔的码头上；我父亲慌慌张张的，正监督着把我们的三个包裹搬上船；我母亲忧心忡忡地挽着我那还没有结婚的大姐姐的膀臂——自从我的二姐嫁出去以后，我的大姐姐就有点丧魂失魄似的，如同鸡窝中剩下的唯一一只小鸡；走在最后的是一对新婚夫妇，他们总是落在后面，使得我要不断回头去看一下。
“真是意想不到的祸事啊！”
到泽西岛的旅行成为我们日夜思念的事情，我们唯一的期待，我们念念不忘的梦想。
我的母亲突然怒火冲天地说：
泽西岛是穷人们最理想的旅游地点。这个小岛是英国的属地，路程不算远，只要乘轮船渡过海就到了。因此一个法国人只要走上两小时的海路，就能来到邻国的土地上，领略一下另一个民族的风光，并且可以观察一下在大不列颠国旗覆盖下面的这个岛上的风俗习惯，据言谈爽直的人说，那里的风俗习惯是相当不好的。
“我早就料到这个贼骨头做不出好事来，迟早又会成为我们的累赘的！倒好像达弗朗舍家的人能给人什么指望似的！……”
我的父母赶紧接受了他的请求，并且决定婚礼之后，全家一起到泽西岛⑴去做一次小小的旅游。
我的父亲又举起手掌在额头上抹一下，就像平常受了妻子责备时那样。
后来总算有一个看中我二姐的人上门来了。这是一个公务员，并不富有，但人还过得去。我总相信，这个年轻人最后所以不再犹豫，下定决心求婚，是由于一天晚上我们给他看了于勒叔叔的信的缘故。
我的母亲又吩咐说：
当时我的大姐已经二十八岁，二姐也已二十六岁，她们都还没有结婚，这成为我们全家的大心事。
“把钱给约瑟夫，让他马上去把牡蛎钱付清。要是让这个讨饭的认出来就倒霉透了，那样一来船上就有热闹看了。我们到对面船头去，不要让这个人靠近我们！”
于勒要回来，这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毫无疑问。对他的归来大家拟定了上千个方案，甚至计划用叔叔的钱在安古维尔附近购置一座小小的别墅。我不敢肯定我的父亲是否已经就这件事与人着手商谈过。
她站起来。父亲给了我一个五法郎的银币以后就赶紧和她走开了。
“喂！菲力普！”
我的两个姐姐正在奇怪为何父亲迟迟不来。我告诉她们说妈妈有点晕船，随即问那个卖牡蛎的：
家里人眼巴巴地盼望着，就如同看到他挥动手帕在叫着：
“我们应该付您多少钱，先生？”
“唉！要是于勒在这条船上那该多叫人惊喜啊！”
我真想喊他“叔叔”。
于是每个星期日，只要看到那些向天空吐出袅袅黑烟的大轮船从天边驶过来时，我的父亲总是重复他那句没完没了的老话：
他回答说：
“等到好心的于勒一回来，我们的处境就大不相同了。他可是个有本领的人。”
“两个半法郎。”
果然，后来的十年里于勒叔叔的音信杳然。但我父亲的希望却随着时间的增长越来越大。我的母亲也常常叨咕：
我把五法郎的银币交给他，他把找的钱给我。
这封信成了我们全家的福音书，时时刻刻拿出来读，一有机会就拿出来给人看。
我注意他的手，那是一只布满皱纹的穷苦水手的手；我又注意他的脸，那是一张衰老艰辛的脸，满面愁容，疲惫不堪。我心里想：
我亲爱的的菲力普，我写信给你是希望你不要为我的健康担心。我的身体很好，生意也很顺利。明天我就要动身到南美洲去做一次长途旅行，我也许好几年不给你写信。如果我没有信给你，你不必挂念。我一发了财就会回到勒阿弗尔来，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这就是我的叔叔，我父亲的兄弟，我的亲叔叔啊！”
两年以后来了第二封信，信上说：
我留下半个法郎给他做小费。他感谢我说：
此外，还有一位船长告诉我们，说于勒已租下一个很大的店铺，正从事一桩重要的买卖。
“上帝保佑您，年轻的先生。”
一到那里，我的叔叔于勒就做上了不知什么生意，很快来信说，他已赚了一点钱，他希望能够补偿他对我父亲造成的损失。这封信在我们家庭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于勒，这个被人们认为毫无用处、一文不值的人，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男子汉，一个无愧于达弗朗舍家族的好子弟，像所有达弗朗舍家族成员一样诚实可靠了。
说话的语气是一个穷人接受施舍时的那种腔调。我猜想他在美洲时一定要过饭。
于是人们按照当时的习惯，将他送上一条从勒阿弗尔开往纽约的轮船，让他到美洲去了。
我的两个姐姐打量着我，看我这么慷慨惊得有点呆住了。
于勒叔叔除了把他自己应得的那份家产挥霍得一干二净之外，显而易见，还使得我父亲原指望得到的那部分也化为乌有了。
当我把余下的两个法郎交还我父亲时，我母亲诧异起来，问道：
这种区别还是有道理的；尽管是同样一回事，但行为的严重与否是要看它的后果的。
“吃了三个法郎？……这不可能。”
他大概品行不好，也就是说挥霍掉家中一些钱财。对穷人家庭来说，这可是一种最大的罪行。在有钱的人家里，一个人吃喝玩乐不过是属于荒唐，干蠢事，人们谈论起来也只是淡淡地一笑，说他是个花花公子而已。而在穷苦人的家庭里，一个小伙子如果把父母原有的一点家产也糟蹋掉，那可就是一个坏蛋，一个无赖，一个大逆不道的人了。
我用坚定的语气说：
于勒是我父亲的兄弟。我的这个叔叔从前是家中的一个祸害，后来则成为全家唯一的希望。我从小就听到大人们谈论他，对他熟悉到好像只要一见面就能马上认出他来。他动身到美洲去以前的生活情况我全知道，甚至连一些细枝末节的事都一清二楚，尽管家里人谈起他这段时期的生活时总是压低了声音。
“我给了半个法郎的小费。”
“唉！要是于勒在这条船上那该多叫人惊喜啊！”
我的母亲吓了一跳，瞪着眼睛看着我说：
每个星期日，只要看到那些从远方不知名的国度里归来的大轮船，我的父亲总要叨咕一句一成不变的老话：
“你疯了！拿半个法郎给这个人，给这个乞丐！”
全家庄严隆重地上路了。我的两个姐姐互相挽着臂膀走在前面。她们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必须让她们在城市里露露面。我靠在母亲的左边，父亲则走在她的右首。我还记得我可怜的父母在这些星期日散步中的那种故作庄重的神态，他们正颜厉色，不苟言笑，走起路来腰杆和两腿都挺得笔直，好像一举手一投足都关系着一桩极其重大的事情一样。
她本来还要再说下去，由于我父亲对她使了个眼色，示意她注意女婿，她才停住了。
这时我的父亲头上依旧戴着大礼帽，光着两只衬衫袖管，等待着这道工序的完成。而我的母亲则急忙戴上她的近视眼镜，又脱掉手套，免得弄脏，忙得不可开交。
后来大家都没有再说话。
但每个星期日我们却要穿戴齐整地到防波堤上去散一次步。我的父亲身穿礼服，头上戴着大礼帽，手上套着手套，让我母亲挽着臂膀。我的母亲则打扮得像节日里挂着万国旗的轮船那样五彩缤纷。我的两个姐姐总是最先准备好，等待着出发的信号。但每次临动身时，总会在一家之长的礼服上发现一块未检查出来的污斑，不得不赶紧找块旧布头蘸上汽油把它擦掉。
在我们的对面，一块紫色的阴影出现在天际，仿佛从大海中钻出来似的，这就是泽西岛了。
我要是丢了衣服上的纽扣或是撕破裤子，那可有好戏唱了，准得挨一场痛骂。
当船靠近防波堤的时候，我心里产生一股强烈的愿望，想再看一次我的叔叔于勒，到他的身边，对他说一些温暖的、安慰他的话。
我的母亲对我们过的这种拮据生活感到难以忍受，经常找出一些尖刻的话，一些隐晦恶毒的词语来责备她的丈夫。每逢这种时候，这个可怜的男子汉总是一言不发，张开手掌在额头上抹一下，像是要揩掉并不存在的汗水似的。这一动作使我心酸，我体会他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那时家中处处省吃俭用，从来不敢接受别人的邀请去吃一次饭，免得要回请。日常生活必需用品也都是买那些减价的、商店里的落脚货。我两个姐姐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买一条每米只有十五生丁⑵的饰带还要为它的价钱讨论老半天。我们日常饮食是各种下脚牛肉做的肉汤。据说这种做法既卫生又有益身体，不过我还是宁愿吃别的东西。
但他已经不见了。由于不再有人吃牡蛎，这个可怜的人肯定已回到他住的那个又脏又臭的底舱去了。
我的家庭最初住在勒阿弗尔⑴，是一个并不富有的人家，只能勉强糊口而已。我的父亲每天都工作到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但也挣不了多少钱。我还有两个姐姐。
为了避免再遇到他，我们回来时特地换乘了另一条“圣玛洛号”船。我的母亲愁肠满腹，坐立不安。
事情是这样的：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父亲的兄弟！
“这个可怜的人使我想起一段往事，这段往事我一直念念不能忘怀。下面我就来讲给您听。
今后您可能还会看到我有时候要拿一个五法郎的银币给这些流浪汉，其原因就在于此。
一个白胡子穷老头儿向我们乞求施舍，我的同伴约瑟夫·达弗朗舍竟给了他一个五法郎的银币。我觉得有点惊奇。他于是对我说：
——献给阿希尔·贝努维尔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