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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途

母亲在阿尼玛卿州驻西宁办事处搭顺车到了沁多县。父亲提前来到县上,通过旦增县长安排好了住所,正好碰到果果从州上回来探亲,请他帮忙找了两块门板拼起床铺,又从会议室搬来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生铁炉子和烟筒,让它像个家的样子。住所紧挨着卫生所,形成了一排十几间砖瓦的平房,就在县机关的院子里。这样的布局说明卫生所并不对外,只是个给县机关工作人员看病开药的地方。父亲问:“怎么样,还可以吧?”母亲说:“可以什么?”“我是说清净。”母亲好像突然意识到:“原来我来这里是图清净的?”“那你图什么?”母亲叹口气说:“我也不知道,上了班再说。”父亲呵呵一笑:“要是你不想图清净,就有你忙的。”母亲说:“这个家缺一样东西,书架,我的书往哪里放?”

母亲来了,不是来探亲,而是来工作,因为毛主席说了,要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母亲先被下放到了西宁西郊的乡村卫生院,干了一年多,又通知她必须去更远的地方,青海农区民和县的县卫生院或者乐都县的县卫生院。她打电话跟父亲商量,到底选择哪一个?父亲说:“哪里也别选啦,干脆来牧区吧,我们这里比任何地方都缺医少药,整个沁多县只有一个小小的卫生所。”母亲说:“我也这么想,先前两地分居是因为西宁有家有父母,现在离了家还要两地分居,那还不如去牧区,离你近一点,我明天就去医院提交申请。”

卫生所只有两个汉族男医生,姓李的兼着所长,姓宋的兼着副所长,两个人同时又都是护士。母亲上班第一天,李医生去总务科申请一张办公桌,总务科说没有闲桌子,他便去食堂搬来了一张没有抽屉的饭桌,不好意思地说:“苗医生,凑合着用吧。”门诊设在一间大房子里,三个医生各占一个角,中间是泥砌的火炉和通向窗外的马口铁烟筒,沿墙摆着几个药柜,里面塞满了东西。母亲摆好桌子,找来抹布擦洗上面的饭巴和油渍,正忙着,来了一个额头被马踢伤的人。宋医生用红汞消炎后就要打发人家走,母亲说:“伤口那么深,不缝几针?”宋医生说:“我们这儿不做手术。”母亲说:“缝两三针就行,不算什么手术。”宋医生老老实实说:“我们一是不会,二是没有设备。”母亲愣了:怎么连缝合伤口的条件都不具备?李医生说:“已经比过去强多了,听说其他县的卫生所还不如我们。”宋医生送走病人,进来说:“我们两个是省卫校的毕业生,上山下乡来到这里,上学时整天瞎闹腾,基本没学什么。但是在沁多,只要穿上白大褂人家就把你当医生看,你给藏族人解释不清楚。苗医生你是知道的,我们最多只能算是个护士。”

直到才让州长能够说话,父亲才知道了他被困雪野,差点被狼吃掉的原因:他去省上参加学习班结束后,又作为交换干部,到玉树州当了一年多州长,回到阿尼玛卿州后发现,州委内部的人事变动很大,几乎所有的要害部门都换掉了他信得过的人。为此王石从各县调来了一些人,其中包括了沁多县的果果,果果现在是州委办公室副主任,见了自己连腰都不弯一下。他虽然还是副书记和州长,但已经不是颐指气使的那个人了,窝窝囊囊干着,有点消极,也有点郁闷,喜欢一个人骑着马下乡,并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自由自在地喝酒吃肉,青稞酒是管够的,白酒却要自带,开始是一个星期醉一回,后来就天天不清醒了。没想到雪灾会来干涉他,陪同他的公社干部都去抗灾保畜,只留下喝得不省人事的他待在帐房里,结果就成了狼群的目标,几乎死掉。才让州长在父亲的宿舍躺了半个月后一瘸一拐地出现在校园里,好奇地看看这看看那,尤其是见到老师,总要点头哈腰:“辛苦啦,辛苦啦,你是……”被问到的人自然会告诉他自己的名字,他点着头,不断重复着对方的名字,“记住啦,记住啦。”让他吃惊的是,老师中居然有他认识的:“这不是李秘书长吗?什么时候到的沁多?”“啊啧啧,香萨主任怎么也来当老师啦?”后来州上派车来接他,他对送出校门的父亲说:“你这个人不得了,把学校搞成了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父亲岔开话题说:“虽然你是州长,但也有没人保护的时候,我得送你一样东西的要哩,你等等。”父亲送给才让州长一只不到一岁的藏獒,那是角巴家的大藏獒当周和梅朵红的孩子。才让州长打了一下小藏獒的头问道:“叫什么?”“奔森。”“是你起的名字吧?那就谢谢啦。”“你以后常来,学校就是你的家。”才让州长答应着走了,却再也没有来过。

母亲的到来让李医生和宋医生不知所措,因为她不仅是真正的医生,还是来自大医院的能开刀的医生,掌握着那个时代最高端的医疗技术,治疗过许多大病恶病,而他们长年累月面对的只是最普通的感冒、拉肚子、外伤的消炎包扎什么的。最初的几天,当着母亲的面,李医生和宋医生都不敢给病人看病了,诊断完了还要看看母亲的反应。直到有一次他们发现,面对同样的发烧头疼,母亲开的药跟他们一样后,才松了一口气。母亲是沉默的,她当然不能随便说什么,就算有天大的无奈,也只能回到住所向父亲抱怨:“五个药柜装得满满的,还以为是药,打开一看,全是政治学习材料,药只有不到二十种,还不配套,有红汞、碘酒,却没有消炎粉,伤口裂得那么大,想缝一下,针没针,线没线。一个看病的地方,青霉素是必需的吧?没有。退烧针是必需的吧?没有。止血带是必需的吧?没有。就一些去疼片、四环素、六神丸、风油精、人丹、红霉素眼药膏、胶布、纱布、酒精棉球。在西宁,有的人家抽屉里的药,也比你们卫生所全。”父亲笑道:“现在是你的卫生所啦,可不能嫌弃。想一想已经很不错啦,有医生,有房子,不仅能看门诊,还能住院。”“住什么院哪?空有几张床位而已,药柜里就几瓶过了期的葡萄糖,吊瓶都打不起来。”“别着急,慢慢来,现在最要紧的是把这件事定下来,让你当卫生所所长你干不干?”“不干。”“那就只能一直这样埋怨下去啦。”“我干了,李医生和宋医生怎么办?”“又不是什么肥缺,人家不会跟你争。”“这事你说了不算。”“旦增县长一听说你要来,就有这个打算啦。”

以后的行走变得异常缓慢,父亲拉着日尕,日尕的背上是他的学生昭鸽,身强力壮的昭鸽满怀抱着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才让州长。其他人则赶着牛群和羊群慢腾腾跟在后面,直到遇见沁多公社的主任桑杰留下牲畜后,才加快了速度。他们五天后到达学校,父亲紧着喊校医眼镜曼巴。眼镜曼巴来了,一摸脉搏说:“他死啦。”父亲说:“不可能啊。”趴下去听听心脏,果然没有动静了。他跪在地上,叠起双手在对方胸口使劲按压,直按得满头大汗,双臂酸疼,然后沮丧得一屁股坐到地上,气喘吁吁地说:“才让州长啦,你就一点也不留恋我们吗?”就见才让州长嘴唇抖了一下,一股气息噗然而出。眼镜曼巴说:“又活啦。”

父亲待了几天,就骑着日尕回学校去了。他走后不久,母亲就成了卫生所的所长。在旦增县长给她谈话的同时,她递交了一份药品和设备采购计划。旦增问:“这得多少钱?”“不知道,但这些都是必备的,多少钱也得花。”之后,母亲等了一个月,还不见药品和设备运来,就去旦增县长的办公室催问。旦增在桌上一大摞报纸中翻了半天,才找出那份计划,仔细看了看才想起来:“啊嘘,事情太多,我忘啦。”母亲说:“我天天盼星星盼月亮,做梦都是药品和设备,你现在告诉我你忘了?那我就只好辞职不干了。”旦增说:“你怎么能这样?工作是有重有轻有先有后的嘛。”“那就请你告诉我,一个医生的工作什么是重什么是轻?有病无医,是轻,有医无药,是轻,来了病人搡出去,还是轻,卫生所在你们领导眼里根本就不存在,我一个医生留在这里还有什么用?”旦增挥挥手:“行啦行啦,你先回去吧,这次我记住啦。”摇摇头又说,“你怎么跟强巴一模一样,是他教你的吧?”母亲哽咽一声,委屈得哭了:“没想到沁多县是这样的,你可以不让我工作,但不能骗我。”旦增皱起眉头叹了口气:“我最见不得的就是女人的眼泪,你哭什么?我们藏族人都是慢性子,你问问强巴就知道啦。好好好,我马上就给你办,但是你得给我打电话召集人的时间吧?守在这里哭哭啼啼算什么?”的确办得很快,一个星期后,列在计划中的药品和设备大部分都从西宁运来了。

这场雪同样羁绊了父亲一行的脚步。没到天黑,他们就停下了,正要挖雪窝子就寝时,看到朦朦胧胧的雪雾里,忽隐忽现着一顶帐房。父亲拉着日尕,带着六个学生走了过去。帐房里没有人,显然是去放牧的主人被困在大雪中回不来了。他们生起牛粪火,在帐房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启程,走出去没多远,就看到了一群披雪挂霜的牦牛冲着他们哞哞地叫,牦牛的中间是一群挤成一团的羊,有几只还在瑟瑟发抖。积雪中到处都是狼的爪印,却没有看到被咬倒的牲畜和血迹。父亲四下里走动着,忽听身后的日尕一声长嘶,前蹄一次次悬空而起,砰砰砰地敲打着大地。这是警告,狼就在附近。父亲把六个学生叫到一起,让他们不要乱动,自己忽地跳上了马背。日尕跑起来,朝着前面的雪冈奋勇而上,踢飞的雪粉就像又有了一场大雪。狼群出现了,就在雪冈那边,排成一个三角形的队阵,静静地瞩望着冈顶。队阵的中间横躺着它们的猎物,不是羊也不是牛,是一个人。父亲大吼一声,催马朝冈下冲去。他忘了害怕,他只要有日尕就想不起害怕。而日尕,儿马子的胆量加上对奔跑和踢打能力的自信,根本就没把十几只狼放在眼里。领头的狼皱起鼻子,龇出牙齿嚯嚯地叫着,突然转身,奔逃而去。众狼跟上了,夹着尾巴的姿影就像合成一股的流水,迅速消失在白色的岚光里。父亲下马,连滚带爬地来到那个人身边,摸摸撕裂的皮袍和满身的血,使劲摇了摇,好像还活着。他喊起来:“醒醒,你醒醒。”喊着便叫出了对方的名字,“才让州长啦,你怎么在这里?”更奇怪的是狼群,对那么多牛羊一个也没动,只把袭击的目标对准了人。从雪地上的擦痕看,他是被狼群拖到这里的,长长的拖痕上一直没有血,到了这里才有血,说明他不是被咬倒的,是冻僵的。狼群在拖拽之前,他就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狼以为雪冈后面是安全的,正准备吃掉他,父亲出现了。父亲让日尕卧下,把才让州长扶上马背,自己再骑上去,打马回到了牛羊的身边。

卫生所忙起来,把五个药柜里的学习材料全部清理出去,一格一格整整齐齐装满了药品和器具,墙上挂起了人体图、视力图、脏器图和毛主席语录: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收治了第一个住院病人,做了第一台手术,缝合了第一个伤口,挂起了第一个吊瓶。受幸运之神关照的这个病人是县委车队的一个司机,他拉了一卡车生活羊肉从州上回来,打开车门一头栽出来,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还嗷嗷地吐。按照惯例,遇到这样的病人就只能往西宁送。车队的车都出去了,只有他开回来的这一辆。旦增县长在院子里喊,让干部们都从办公室出来卸羊肉,又派人找来另一个司机,叮嘱他马上出发,连夜赶路。再看病人,已经一动不动,昏迷不醒了。有人说:“恐怕来不及啦。”旦增县长拍了拍脑袋,蓦地想起了母亲,喊一声:“快去卫生所叫苗医生。”母亲赶来了,拿着听诊器听听,又摸摸额头,吩咐李医生:“把我的办公桌搬来。”又对旦增县长说,“我交给你的采购计划里有担架,怎么漏了?你说现在怎么办?”宋医生说:“我来背。”“不行,有的病人能背,有的病人不能背,颠出人命来怎么办?”桌子来了,李医生和宋医生把病人抬上桌子,又抬着桌子走向卫生所。旦增县长看看已经卸载一空的卡车,追上母亲说:“行不行?不行的话赶快送西宁。”母亲说:“只要是病人就归我管,送不送西宁由我决定。”“出了人命呢?”“我负责。”旦增县长四下看看,看到那么多耳朵都听到了母亲的话,放心地舒了口气,做着鬼脸说:“我们县来了个厉害人,以后县政府的一把手就不是我啦,是苗医生,你们有什么事向她请示。”大家笑了。到了卫生所,母亲先给病人退烧,等他清醒后仔细询问诊断,突然说:“准备手术。”李医生和宋医生听着吓了一跳:就在我们这里?母亲说:“一个县的医疗部门连阑尾手术都做不了,还能干什么?”母亲的诊断和手术都很成功:急性阑尾炎引起的剧痛、呕吐、发热、休克,手术后一个星期,病人就出院回家了。

等我和梅朵挖好自己的雪窝子时,雪原上已经看不到一个人影,呼噜声从地底下传上来,让积雪增加了一些无形的起伏。我们钻进去,互相依偎着躺下,谁也不说话,好像一出声两边的雪壁就会塌下来。我静静地躺着,打心底赞美着雪:你是恩赐的机遇,是这般及时这般温暖,是让夜晚变得如此柔美的信使。然后侧过身去,想亲她,却被她亲了一口。我触电似的浑身一抖,紧紧抱住了她。梅朵是我的,我拥有她就像拥有幸福本身,就像雪山之水在春风浩荡时流进了干旱的草原。梅朵,梅朵,以后我们就不能天天在一起啦,以后我们相隔那么远,多长时间才能见一面?以后我们还能这样吗,这样脸贴脸地呼吸对方的气息,吃掉对方的酥油味?我想我睡觉时有多少次是抱着梅朵的?我想以前的抱也许根本就不算抱,今天的抱才是第一次在爱情意义上的抱。我想我和梅朵手拉手走了这么久,怎么冲动却来得如此缓慢,直到今天才发现所有的以往都过于平静——没有战栗与紧张,没有激昂与奔腾,也没有赤裸与撕裂。而现在,一切都有了,我有了,梅朵也有了——比我更快更澎湃地有了。我们的香梦持续到黎明。司机使用摇把发动汽车的声音惊醒了我们。我们爬出雪窝子一看,天空清亮了许多,雪雾飘到别处去了,就好像是为了我和梅朵,为了让野性的香艳盛放在雪原之上,才有了这场倏忽来倏忽去的拦路雪。我们上路了。

接着又有了一个病人,是疝气,已经好几年了,那硬硬的东西越来越大,撑得睾丸就像吊了个羊肚。母亲摸了摸就说:“手术,不能再拖了。”疝气手术刚做完,果果来到了卫生所,说他来参加县上的什么现场会,肩膀疼得厉害。母亲看了看,明显是枪伤,但已经愈合了,怎么还会疼呢?追问起来,才知道七八年前他挨过一枪——傍晚的朦胧里,猎人把他看成了一头趴在地上蹭痒痒的哈熊。母亲说:“你腿断了吗?好端端地趴在草原上干什么?”果果嘿嘿笑着:“掏旱獭洞来着。”又问起中枪以后的治疗,原来是没有取出子弹,只去阿尼琼贡求了些金疮藏药涂抹了一个月。母亲说:“必须把子弹取出来。”“疼不疼?我最怕疼,当初就是怕疼才没让曼巴动刀子。”“不疼。”做手术时的确不疼,但麻药过后却疼得他呻唤不已。果果哀求道:“苗医生,求求你别让我疼啦,我跟强巴校长是最好的朋友,你不能像对待别人那样对待我。”母亲拿了两片维生素C说:“吃下去就不疼了。”过一会儿问他还疼不疼,他说:“好多啦,谢谢啦。”

卡车疾驰而行,却依然没有赶上大雪封路的速度。雪转眼就铺天盖地了,能听到雪花在空中飞翔的声音,能看到疾雪落地时在松软的覆雪中砸出的坑窝。上天的挥洒任性而残酷,白色堆积着,在我们面前竖起了一堵坚厚的墙,风在上面扫来扫去,留下无数动荡的网状痕迹。卡车走到天黑就走不动了,大家纷纷下来,迷茫地望着雪原。我来到驾驶室旁问司机:“还能不能走?”司机懊丧地说:“能走的话停下干什么?”他紧了紧身上的皮大衣,歪斜着躺下,闭上眼睛说,“我要赶紧眯一会儿,要是半夜雪停就半夜走。”我过去对其他几个人说:“今晚只能在雪窝子里过夜啦,每个人身上都还有吃的吧?互相匀一匀,渴了就吃点雪。”大家开始挖雪窝子。我又说:“最好两个人一个窝,可以互相取暖。”我这样说当然是因为首先想到了我自己。梅朵问:“你跟谁搭伴?”我惊讶地瞪着她:“还能是谁?”梅朵说:“你忘了藏红花啦,她怎么办?”我一愣,对啊,一行人中只有两个女的。我遗憾地说:“那我只能把你让出去啦。”但是藏红花不干,她说我们一共七个人,肯定有一个是单另的,而她就喜欢一个人睡,不想跟别人挨着。我知道这是藏红花对我和梅朵的成全,而在藏族人的习惯里,这样的好心是不能拒绝的,坦然接受成全也是对对方的成全。我说:“那我们就先给藏红花造一个旱獭窝。”

一连三台手术都做得很成功,“苗医生”成了人们的话题,去食堂打饭,或是上下班经过院子,都会有人恭恭敬敬望着她,或是向她打招呼:苗医生好。病人渐渐多起来,都是县委机关的。旦增县长来到了卫生所,到处看了看说:“对不起苗医生,我慢待你啦,你有什么需要尽管说。你跟强巴干的不一样,他的事几年十几年才有结果,你的事一天两天就能看出好坏来。我在会上说,今后要支持卫生所,没有一个人反对的。”母亲说:“那好嘛,谢谢了。不过现在也只能勉勉强强治疗一些最普通的病,大部分病我们这里诊断不了,更别说做手术了,要是再进些仪器,卫生所的水平肯定还能提高。”“我明白你的意思,还得花些钱的要哩。这样吧,我们研究一下,看能不能每年从县财政专门拨出一笔钱来,要采购什么你看着办。我今天来还有点私人的事,我老婆肚子疼了一年多,想带她去西宁看看,她不去,说是念祈福真言就能念好。”“你让她来。”“她不是县委机关的,来这里看病恐怕不合适,能不能去家里看看?还有我,我有个不好意思说的病,夏天重,冬天轻,重的时候我连人都不想见,可我是县长,得经常开会,臭烘烘地一坐,还要发言讲话,我知道人家怎么想,心里嫌弃,又不好意思当面捂鼻子,你说难受不难受?”母亲说:“你不能这么想,狐臭很多人都有,大部分都能治好,你可以在我这里试试。”她从药柜里取出硝酸银和除臭液,拿水配成百分之十五的溶液,用盐水瓶装了满满一瓶说,“回去用肥皂水洗干净胳肢窝,把腋毛剃掉,用盐水擦湿周围的皮肤,再把药水涂在剃去腋毛的皮肤上,涂上四五遍,直到皮肤变成灰白色。三天涂一次,六次一个疗程,坚持三个疗程看看,一般人五个疗程就能根治。”“噢呀,噢呀。”旦增似乎忘了自己是趾高气扬的县长,一再地弯着腰。

我们高中毕业了。本来毕业的时间应该是去年夏天,实验中学的汪校长舍不得寄宿班,让我们推迟毕业了一年多。当时父亲曾打电话给才让,希望他说服汪校长能让寄宿班按时毕业,因为阿尼玛卿州需要有文化的青年,沁多学校也需要教师。才让早就高中毕业,毕业时有两个选择,一是到阿尼玛卿州当干部,一是去实验中学所属的青海湖牧场做一年知青,然后回校出任寄宿班的班主任。他选择了后者。才让说:“阿爸啦,不要着急,推迟有推迟的好处,听说省歌舞团和市歌舞团就要恢复,说不定会需要人的。”果然被他说中了,寄宿班正式毕业时,被刚刚恢复的省市两级歌舞团选去做演员的就有十几个人,还有作为文艺兵特招入伍的,有被实验中学看中留下来任教的——其实就是为了带好新一届寄宿班的藏族学生。包括我在内的剩下的学生被阿尼玛卿州全部接收,有的要去州上当干部,有的要去沁多学校当教师,当然是拿工资的教师。对寄宿班的结局父亲是满意的,当初他做到了一个不落地送学生上中学,现在又看着他们一个不落地成了享受国家干部待遇的公家人。更要紧的是,只要高中毕业就能做公家人的事实,很快会传遍草原,那些还没有把孩子送去上学的牧人一定会后悔,学校的学生又要增加了。父亲来西宁接我们回去,他从沁多学校骑马直接来到西宁,跟州上派来的卡车会合,然后把日尕拉上车一起返回,进入州界后又分开了:六个未来的教师跟着父亲去学校,六个未来的干部继续坐卡车前往州上。还剩下梅朵,父亲问:“你准备去哪里?”梅朵是被省歌舞团选中的,她来是为了送我,还想看看阿爸桑杰和其他亲人。她毫不犹豫地说:“我要跟着江洋,看看他工作的地方,然后再回家。”我被分配在州委统战部,有点兴奋,还有点担忧,毕竟是一种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工作,心里没底,再加上跟同学们分开了,不知道能不能适应。父亲以过来人的口气说:“还是当教师好,以后慢慢再调,学校现在已经有四千多学生啦,教师远远不够。”然后看看天色,伸手接住飘下来的几朵雪花,催促我们赶紧上路。

母亲当天下午就去了旦增县长家。她让旦增的老婆平躺着,摁了摁肚子,戴着消毒手套,把手伸进阴道,在子宫壁上摸了摸,问她是不是疼痛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月经多了,时间长了,白带天天有?是不是腰酸背痛伴随着尿频尿急?是不是经常便秘——就是排便困难?就是大便干结?就是拉不出屎来?等对方一一回答后,母亲果断地说:“子宫肌瘤,至少有六个,而且已经增大,必须手术。”看对方一脸懵懂,又说,“就是切除,就是割掉。”旦增说:“不动刀子不行吗?”“不行。”旦增的老婆说:“我不割掉。”旦增低头犹豫着:“她身上的东西,疼是她受,只能听她的。”母亲严肃地说:“你不能听她的,应该听我的。”旦增和他老婆都不吭声。母亲告辞出来了。一个星期后,旦增县长又来找母亲:“那就手术吧,她太难受啦,就是不知道手术有没有危险?”母亲冷冷地说:“没有。”“不会疼死吧?”“不会。”母亲是有把握的,她是外科医生,又有妇产科与急诊科的临床经验,在乡村卫生院的一年多里,什么病没接触过?单独做子宫肌瘤的摘除手术已经十几例了。“是去家里手术,还是把她送来?”“家里怎么做?”“可是你知道,她不享受公费医疗。”“你交点钱不就行了。”母亲没想到,这不经意的一句话,竟成了扭转卫生所职能的一个开端,过去它只面对县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后它将面对草原牧区的所有人,母亲对谁都是那句话:“交点钱不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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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这天,旦增县长推掉了所有的事,在卫生所外面走来走去,好像是命悬一线似的。县政府的工作停止了,很多人都来陪伴旦增县长,大家把眼光投向了卫生所的门窗,投向了那里的平静和房檐上几只叽叽喳喳的麻雀。但对母亲来说,这台手术没什么悬念,两个多小时后她走出手术室,看到不远处簇拥着那么多人,就有些疑惑:“你们在干什么?”旦增县长说:“你出来了,我的人呢?”母亲说:“在里面。”“怎么没有声音?”“你要什么声音?”旦增县长过去推开了门,看老婆大睁着眼躺在手术台上,便问正在收拾器皿的李医生和宋医生:“还没做吗?”两个医生说:“做完了。”这之后旦增县长才明白,手术是要麻醉的,或局麻或全麻,他预想中的声嘶力竭的哭喊并不存在。

走向城外的路上,父亲说:“才让,你这个妹妹到现在还没有名字,你阿妈让我起,我想不出什么好名字来,不如你给她起吧,她跟你是最亲的。”才让也不客气,在马上抱紧了妹妹问:“起藏族名字还是汉族名字?”“你看着办。”他想了想说:“那就叫安乐宝宝吧,藏语叫琼吉。”父亲琢磨了一下说:“这个名字好,我们整天忙来忙去,却不希望她这一代跟我们一样,能安安乐乐是最好的。”才让说:“琼吉,你怎么不答应?”说着挠了挠妹妹的胳肢窝,妹妹咯咯咯笑起来。

旦增的老婆一个星期后出院,已经可以跟正常人一样走来走去,再也不难受了。旦增县长见人就说:“我服了苗医生。”母亲的名声正在传向县委的大墙以外:来了一个菩萨一样的女曼巴。一传就很远,如同风行牧草,沙啦啦,沙啦啦,一直响到天边。一个牧人在县委外面扎起帐房,烧起了柏枝柏叶的桑烟,沁多草原的辽阔让他走了一个星期才到达这里。两个孩子病了,发烧咳嗽一个月,吃酥油,念祈福真言,请官却嘉阿尼禳除疫病鬼都不顶用,听说县委机关有个妙手回春的女菩萨,就马不停蹄地来了。来了也不知道往里进,以为桑烟一起,女菩萨就会闻香而至。耐心等了一个星期,没等来女菩萨,就打算拆了帐房回家,恰好喜欢吃醋的母亲走出县委要去对面的小卖部打醋,路过那里听到了两个孩子的咳嗽声,心说怎么还有比赛咳嗽的?咳得嗓子一个比一个哑。打眼一瞅,看到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坐在草地上,都是满脸潮红,眼泪鼻涕一大把,就本能地过去摸了摸他们的头,惊叫一声:“哎哟妈呀。”指着正在牦牛背上捆扎帐房的牧人说:“是你的孩子吗?都快烧死了,怎么还在这里?”牧人听不懂,一脸呆怔。正好果果骑马从州上回来,见了母亲下马问候,又告诉母亲,牧人是不敢走进县委的。“为什么?门房不让进吗?”“不让进也不敢进,草原上的习惯就是这样。”“那怎么成?死了人怎么办?快快快,往里送。”她自己抱起一个孩子,又让果果抱起一个孩子。牧人还没搞清怎么回事,就见自己的孩子消失在县委的大门里。母亲的诊断是感冒引起的肺炎,已经拖了很久,非常危险。立刻做了皮试,对青霉素一个过敏一个不过敏。母亲吩咐李医生:“四环素加量一倍,快点。”吊瓶瞬间挂上了。牧人这才被门房领进来,脸上挂着笑,觉得这些日子没有白过,烧起的桑烟终于把女菩萨引出来了。他扑通一声跪下,什么也不说就磕头。母亲赶紧往后退:“起来起来起来。”等牧人起来又说,“你交点钱吧。”果果说:“他哪里有钱,最多有一些自留的牲畜,让他留下一只羊顶账吧。”“我要羊干什么?还得伺候。”“你可以变成钱嘛。”“怎么变?”“这种事你问问强巴校长就知道,他最清楚。”

父亲等我们慰问演出结束,看到我们浑身上下都是军用品后,才准备离开西宁去沁多。我和梅朵自然要回家给父亲送行。父亲说:“感谢才让,对寄宿班我已经用不着担心啦。”之后又一起吃了饭,是姥姥做的羊肉面片。正吃着,达娃来了。姥姥拉她坐下,又去给她盛饭。父亲说:“听你师母说你的腿病快好啦?”“噢呀,一点也不疼啦。”妹妹从口袋里摸出一颗蜜枣说:“达娃姐姐,这是留给你的。”达娃接过去闻了一下说:“现在我把它送给你。”妹妹说:“你们为什么都愿意把蜜枣送给我呢?”才让说:“这些日子忙忙叨叨的,都没有带你骑大马,你快吃,我们两个把阿爸送出城外。”妹妹高兴地答应着,赶紧端起碗往嘴里扒拉。才让已经不打算回沁多了,他骑来的香萨主任的铁青马只能让父亲拉回去。父亲牵着日尕,才让牵着铁青马,马上骑着妹妹,三个人朝外走去。除了达娃,其他人都跟在后面,送出了小巷,送到了马路上。父亲走了,温暖的阳光又一次映红了他晃动的背影,整个城市都在目送着他。等我们回到家中时,达娃正在厨房洗碗刷锅,好像全家只有她才是主妇。

很快,县委门前绿汪汪的大草滩上扎起了许多帐房。母亲去找旦增县长协商,让门房把来看病的牧人都放进来。旦增说:“放进来可以,但你的卫生所住得下吗?”“能住多少是多少。”之后,母亲就开始两地奔走,上午卫生所,下午大草滩,大草滩上是多数。心想能不能把卫生所搬出县委?不能,大草滩上没有房子只有帐房。最要紧的还是医护人员,太少太少太少。母亲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来县上看望她的父亲。父亲说:“有过帐房保育院,再有帐房医院也没什么不可以,但现有的房子也不能放弃,毕竟房子保暖,做手术方便。卫生所正好在县委的东南角,把东南角的围墙拆掉,不就等于搬出县委了吗?再让来看病的牧人把帐房扎在紧靠卫生所的地方,你就不用跑来跑去啦。不过你们搬出县委后就不能再叫卫生所啦,应该叫沁多县医院。”“这是个好主意,你给旦增县长说说,毕竟你们相处时间长,说话管用。”“还是你自己说吧,我发现他对你倒是挺支持的。”“那我明天就去。”父亲又说:“至于医护人员,肯定不够,你可以从我们学校招一些学生来,一部分你亲自带,一部分送去省人民医院培训。”

春节,寄宿班没有放假,但比放假还要高兴,我们这群藏族孩子由汪校长亲自带领着去部队慰问演出,先是省军区,再是独立师,然后是青藏兵站部,去了机关又去团队,十天演了十二场,部队用最好的饭菜招待我们,我们吃到了用各种方法做出来的鸡鸭鱼肉。有一次正吃着,进来一个老军人,瞪着残羹剩菜说:“藏族人是不吃鱼的。”我们面面相觑。老军人又摆摆手说:“没事,吃了就吃了,我也是藏族人,早就开始吃了。”大概是演出格外精彩吧,人家不光好饭招待,还送了礼物:省军区给我们一人送了一套包括军帽军鞋袜子在内的军装,独立师给我们每人送了一件棉军大衣,兵站部给我们每人按尺寸送了一双羊毛的大头鞋和仿毛面的棉帽子,还有《毛主席语录》、《革命日记》、钢笔和茶杯,甚至还安排了一次打靶,让所有人对着百米外的半身靶,砰砰砰地射出了三发子弹。我们丰收了,不是财富是进步。很久以后我们才会意识到,这一次突如其来的转学,更像是又一个走向文明的里程碑。此前,尽管父亲做了最大的努力,我们仍然不能算是真正的城里人,或者说我们比城里人还是落后土气了许多,我们中间只有梅朵用她的红外衣、黑外裤、篮球鞋、花头巾、花手绢以及尼龙袜子,鹤立鸡群地吸引着大家的眼球。此后,我们一下子不同了,我们穿上了那个时代最时尚的服装——军装,我们在拥有草绿色骄傲的同时,又成了另一种少数——作为引领者的出类拔萃的少数。当我们身着军装军帽军鞋大摇大摆地进出学校时,几乎所有人不管青年还是老年都会驻足观望,羡慕的眼光就像星星编织的花环闪闪烁烁地套在我们身上。我们有些骄傲,也有些惶恐,担忧这些迅速得来的又会迅速失去,所以即使不需要,也会把所有能穿能戴的都穿戴在身上。我们谁也想不到,这仅仅是开始,以后的几年里,寄宿班也就是宣传队还将有无数次演出的机会,还将参加全市的文艺汇演,取得第一后,又会参加全省的文艺汇演,然后三次去北京汇报演出:一次是代表全省教育界,一次是代表藏族,一次是学习样板戏汇报表演。我们还将去西安、兰州、成都、重庆、上海参加各种名目的演出,至于去省内各州各单位以及基层工厂、农村、牧区的演出就频繁得不用说了。寄宿班的存在一直持续到高中毕业后过了一年多,汪校长费了很大的劲,从海南、海北两个藏族自治州新招了一班从初一开始的寄宿班后,才带着忍痛割爱的遗憾,让我们离开了实验中学。这时候寄宿班的所有人、这些来自原始的草原牧区的藏族孩子,已经站在人群的前列,成为一种新生活的代表,我们就像月亮,收获着光亮,也传递着光亮。在熟悉我们的人群里,一举一动我们都是榜样。我们透过很多羡慕、恭敬、好奇的眼光,感觉到了我们神秘、遥远而高贵的地位。

母亲和父亲的“密谋”不久就变成了现实,络绎不绝的病人让旦增县长再一次支持了母亲。县委改修了东南角的围墙,把卫生所从机关切了出去,正式对外的沁多县医院在不知不觉中诞生了,诞生之初既不挂卫生所的牌子,也不挂医院的牌子,就是个看病的地方,但在口头上人们都叫它曼康也就是医院。父亲在电话里说:“你办医院比我办学校好像容易些,你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我来告诉你,学生不上学还是人,是牧人,病人不看病就什么也不是啦,是将死而未死的半个鬼,医院是病人建起来的,不是你建起来的。”父亲原想母亲会反对,没想到母亲说:“我也这么想。”之后,母亲打了几次电话,联系好省人民医院,推荐李医生和宋医生以及沁多学校的二十名学生去那里实习。母亲自己带了五个学业优秀的学生,手把手地教:认药,给药,打针,挂瓶,也包括最一般的诊断和开药方、写病历。“你们有眼睛有心,仔细看,认真记,将来要既当护士又当医生,我们不分科,我们是全科。”她把从西宁带来的所有医学书籍都搬到医院,逼着大家没事就看,看不懂就问。又来了两个医生,是母亲在省人民医院的同事,母亲能把她们“挖”来,当然不仅仅是她跟她们的友谊,更有她们自身的原因,马秋枫说:“我就不喜欢西宁,不喜欢省医院那些人,都是医生,整天明争暗斗,有什么意思?”张丽影说:“我跟丈夫合不来,又没地方去,只能投靠苗姐姐了。”

寄宿班入学当天,就发了第一个月的津贴,量了每个人的衣服尺寸。发下定做的外衣和衬衣那天,寄宿班就像过节一样,满校园跑着找镜子,最后还是汪校长把我们带到了自己家里,因为只有他家才挂着能照见全身的大镜子。接着就开始了紧张的排练。排练已不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汪校长从外面请了老师,老师是原省歌舞团的,加上学校的两个音乐老师,共同负责节目的创作和编排,大家这才知道原来唱歌跳舞是有许多规矩的,好坏就看你符合不符合规矩。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再由着性子创造发挥啦,因为寄宿班的大部分人多少都有点天赋,老师说天赋就是天然而自发的中规中矩。我们的排练耳目一新。

不到三个月,沁多县医院一下增加了将近四十个人,其中包括了从县机关那边划过来的后勤和财务人员。起初旦增县长不同意后勤和财务独立,母亲说:“我不强求,但要是事情办不好,我不找别人,就找你。”“只要你不是刁难,我这个人通情达理。”很快便有了就算通情达理也办不好的事:牧人看病没有钱,只能用自留羊代替。根据父亲的主意,把这些羊交给桑杰,让他放在畜产品站,变成钱后再交给医院。这笔账必须天天结算,因为羊是天天都会送来的。每天傍晚,县财务室的人必须到场清点羊数,再交给后勤,送往畜产品站。畜产品站半月结一次账,肉卖了多少、毛卖了多少、奶子卖了多少,既原始又琐碎,财务室的人不胜其烦。更重要的是,县财务室无法做到专款专用,医院想用这笔钱,它却分文不给,说是挪用作行政开支了。母亲很生气,拿着财务室的算盘,摔在了旦增县长面前。旦增县长说:“好吧好吧,你想独立,财务室也巴不得你们独立,我在这里瞎撮合什么?”当即叫来后勤和财务室的头头:“分家。”

寄宿班的转学办得很快,最大的障碍是附中不愿意撒手。汪校长请了省文教办的人去说服,三番五次之后,也就同意了。文教办的人说,你要下些功夫,争取办成全省第一流的宣传队。汪校长说他就是这样想的。实验中学的条件果然不错,住宿已不是教室改成的大宿舍,而是七个人一间的小宿舍。伙食是免费的,早晨馒头、咸菜、大米稀饭或者包谷面糊糊;中午馒头和米饭,炒一个或两个大锅菜,一般会有肉;晚上有时是炒菜馒头,有时是面条,有时是洋芋、豆腐、粉条、白菜的乱炖。实验中学位于市中心,多数学生住得比较近,中午食堂不给学生供应饭菜。这样一来,桑杰的畜产品站每月送来的三只羊和半头牛就只成了老师和寄宿班的共享,感觉吃到嘴里的肉还是挺多的。

医院用畜产品站变卖牲畜的钱和县财政的专门拨款,购买了不少医疗仪器和药品。母亲的目标是:省人民医院有的我们都得有。这天,她给父亲打电话又说起她的目标。父亲问:“什么时候能做到?”母亲说:“正在努力,首先得解决药品缺乏的问题。”“药品还缺乏?”“这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原来公共医疗机构的药品都是由国家无偿配给的,卫生所变成医院后,接诊量增加了几百倍,药品的配给却没变,数量很少,品种有限,仅仅是一些常规药而已。医院不得不自己花钱采购一些急需的药品。母亲的期望是:按照国家医院的标准对待沁多县医院,增加药品的配给和医护人员的编制。这样不仅能提高医疗水平,还能节省很多钱,现在医院最需要的就是钱。母亲说她想找旦增县长反映一下。父亲说:“这件事找旦增不管用,得去州上。”“麻烦你跑一趟,我不认识去州上的路,也不会骑马。”父亲为难地说:“我最近特别忙,快要考试啦,发现学生思想不稳定,坏话传来传去,说学校的老师是一群臭味相投、逃避现实的大坏蛋。”“谁传的?”“我琢磨了半天,只有一个人会做这种昧着良心不打磕的事,才让州长。”“你防着点,这种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忙你的吧,我再想想办法。”父亲叹口气说:“你能有什么办法?还是我去吧,明天不行,后天,我有日尕,跑得快,再说我人熟。”

吃了饺子,父亲就刻不容缓地让才让带着,去了实验中学汪校长的办公室。才让以为父亲要谈什么重大问题,其实也没有。父亲说的还是被子褥子、衬衣裤衩、香皂肥皂、毛巾脸盆,还有女学生的卫生带和草纸。汪校长哦了一声:“怎么还有这些问题?”又通情达理地说,“但也不是小事。”父亲说:“都是牧人的孩子,家长没钱,买不起,孩子们现在只是有被子盖,有衬衣衬裤穿,但还是裹着藏袍,有的夏天布袍冬天皮袍换着穿,有的一年四季就只有一件皮袍。”汪校长沉吟着:“宣传队的人首先要勤换洗讲卫生,干干净净才能上台。这样好不好,不管他们能不能带来原先的被褥,我们再给他们每人发一套新的。外衣和衬衣由学校统一定做,就当是校服。至于裤衩肥皂之类嘛,我看是这样,学校给他们每人每月发六块钱的津贴,就跟当第一年兵是一样的,他们缺什么自己去买。”父亲看看才让,两个人都愣了:喜出望外,六块钱,那是很多很多的,可以买三条半背心、十条裤衩、好多好多肥皂,要是不乱花,攒起来,能办许多事。父亲说:“这样就太好啦,什么都解决啦。”才让站起来,给汪校长鞠了一个躬:“扎西德勒。”

3

那一天没有演出,我和梅朵回到家里。全家人围坐在东厢房的大炕上,喝茶,说话,包羊肉馅的饺子。才让就在这个时候恰到好处地说到自己跟汪校长的几次谈话,说到寄宿班以及宣传队的未来。父亲的眼睛亮了:“你都跟人家商量好了才告诉我?”才让以为是责备,红了脸要申辩。父亲说:“这就叫靠得住。”又指着我、梅朵和妹妹说,“说话办事,你们要像才让这样,知道吗?”我和梅朵说:“噢呀。”妹妹也说:“噢呀。”父亲说:“按理说现在的条件已经很不错了,附中给每个寄宿生提供一套公用被褥,腾出两间教室当宿舍,大部分牧区农村的孩子做梦都想不到。”又问起学费和伙食。梅朵说:“我看到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几匹马送来一些羊肉和牛肉。”父亲说:“那是桑杰的畜产品站送来的,一直没有断。”说着捏了捏梅朵红扑扑的脸蛋。梅朵笑了,知道父亲是在用这种方式感谢她的亲阿爸桑杰。我告状一样愤愤不平地说:“开始光我们吃肉,现在中午吃食堂的学生都能吃到我们的肉。”父亲瞪了我一眼:“你觉得不应该吗?”我说:“我们是牧区来的,不吃肉是不成的,他们……”父亲脸色立刻变了:“你这个孩子,怎么能说这种话?”又面对才让说,“我得见见你们汪校长。”羊肉饺子上来了,热气弥漫。姥姥说:“不要说了,快吃。”梅朵喊道:“辣子醋,辣子醋。”

秋风在父亲的头顶徐徐扫过,天蓝得有些疯狂,连云也丝丝缕缕变成了靛蓝的花絮。草原向雪山的怀抱延伸着,分不清是深沉还是倦怠,毕竟亮丽了整整一个夏天,盎然的生机也该收场,万花也该敛容了。日尕的奔跑踢飞了最后的花朵,草枝草叶无奈的哀号声在风中回荡,太阳忽忽地下降着,地面翘起来,像是要把一地忧伤而芜杂的秋景掀到天上去。就要到了,被淹没在大波浪的原野里的州府,正在一点点显现。要不是心里有许多沉甸甸的事,父亲真想在脚踏草浪的感觉里慢悠悠走过去,大地的坚实和牧草的柔软会让他变得跟牲畜一样自由散漫而无忧无虑。他跳下马背,把缰绳缠在马腿上,松开嚼子,让日尕去吃草,自己快步走进了州委大门。王石迎面走来,慢腾腾的,一见父亲就停下了,吩咐身后的秘书:“就说我有急事去不了,让他们按照会上说的办。”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附中宣传队连续在实验中学的大礼堂演了三场,场场爆满。每次汪校长都坐在第一排,从未看过演出似的盯着舞台。一个巨大的变动就在汪校长对宣传队的痴迷中出现了。第三场演完后,他在学校食堂招待全体演员,饭间他有意跟才让坐到一起,以显示关系的密切。他已经看出才让在这群藏族孩子中有多高的威望,虽然他还不知道,这不仅是因为才让聪明,更因为他是我家的人,是一个管父亲叫阿爸的孩子。而父亲,对寄宿班的孩子们意味着一切。汪校长遗憾地说:“我们学校为什么就没有寄宿班呢?”一连说了几遍后,才让说:“那就把寄宿班搬到我们学校来嘛。”汪校长想了想说:“这些藏族娃娃愿意?”“我问问他们。”汪校长站了起来:“不是问问,是说服,只要他们愿意转学,附中就没有不放的道理。”之后,汪校长又跟才让谈了几次,差不多等于是谈判。才让说:“实验中学必须接受寄宿班的全体学生,都是从沁多草原来的,一个也不能落下。”汪校长说:“我听说你们藏族人是只要会说话就会唱歌,只要会走路就会跳舞。”才让说:“必须保证寄宿班的所有学生都能顺利升到高中。”“这个也没问题,升级是学校说了算的。”“再就是住宿和吃饭。”“绝对不可能比附中条件差,实验中学是全省唯一的省属中学,除了固定的经费,每年还可以有两三次机动申请,只要宣传队叫响名声,能拿第一,其他都不成问题。”之后才让了解到一个更加充分的理由:一批新教材已经编写出来,实验中学将成为全省第一批教学试点单位。也就是说当许多学校还在停课时,才让的学校就要复课学知识了。才让说:“寄宿班的学生都来自沁多学校,我还要跟他们的强巴校长商量一下。”他没说强巴是他阿爸,觉得脱离了亲情反而会显得更加郑重其事。

他们上楼来到办公室。王石说:“你终于露面了?自从给学校安了电话,你就很少来见我,今天怎么了,有什么事?”“肯定是大事。”“我知道,快说。”父亲说起了母亲的医院,必须提高等级,增加药品的配给和医护人员的编制等等。王石说:“我听说沁多县医院现在红火得很,州医院治不好的病,到了你们那里不算什么病,动动刀子就行了。我问过州医院的索爱院长,他说州医院以藏医为主,做手术不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治好我的高原病,你问问苗医生。”“早就问过啦,这种病不能做手术,唯一的办法就是换地方。”“那医院的事就不好说了,连州委一把手的病都治不好,还想让我办事?”“你也学会假公济私啦?”王石给父亲倒了茶说:“我最近想,为什么就不能死在草原呢?再要是调不到西宁,我就想把家里人接来。”“这个我赞成,来了至少可以在生活上照顾你。”“我就是想管管孩子,孩子就一个,整天在外头打架斗殴,不是自己受伤,就是打坏别人,再不管,离班房就不远了。还是说医院吧,得先打个报告,县报州,州报省,然后一次次地催。”“谁催?”“当然是我了。”又说了一些话,王石拿起电话打给了旦增县长,要他尽快打报告。旦增说:“报告的具体内容得由医院提供,我这里好办,无非是让办公室盖个章子。”父亲又打电话给母亲。母亲说:“我带的这五个学生文采都不错,让他们写,藏文还是汉文?”父亲望着王石。王石说:“都要。”母亲叮嘱父亲:“别忘了去看看儿子。”而我已经知道父亲来了,是藏红花通知我们的。她在妇联上班,妇联在一楼,从门内就能看到父亲上楼的背影。我们六个在州上当干部的同学就在王石书记的办公室门口等着,尤狩等不及,轻轻推开门,伸头看看,恰好被王石瞅见了。王石说:“进来进来,鬼头鬼脑的干什么?”又对父亲说,“看来晚饭不用我请了。”父亲望着我们几个说:“等一等,我还得去见见果果。”王石说:“你见不上,请假回沁多县了,他现在老请假,问他是不是家里有事,他说没有,就是肩膀疼,想去医院看看。”父亲说:“子弹不是取出来了吗,怎么又有问题啦?”

这天下午,才让骑马奔向了师院附中,到达时,寄宿班的人正在把父亲送出校门。才让下马跑过去,气喘吁吁地说:“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放了假都不回沁多草原,天天都在演节目,还得了第一名,没时间回去是吧?”父亲说:“大家正在说宣传队的事情呢。”原来洛洛和央金从北京回来后说,一路上看到不少唱歌跳舞的,还没有我们唱得好跳得好,却吸引了不少观众。他们开始组织寄宿班的人又唱又跳,唱的是《北京有个金太阳》《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翻身农奴把歌唱》之类的歌,跳的是锅庄。许多人都来看,在校门口表演的那次,看的人太多,把宽展的马路都给堵死了。后来,应该是梅朵带的头,在山歌、酒歌和劳动歌里加进去了一些报纸上选来的语句,就开始跳又甩袖子又转圈的伊舞。又后来,尤狩和达娃冒了出来,他们在锅庄、伊舞、卓舞和流浪艺人的热巴舞里选取动作,糅合起来,编排成了一种能表达不同情绪的新舞蹈。洛洛说这个太好啦,发动大家也像尤狩和达娃那样编排,又和央金、梅朵一起给新舞蹈配了新歌,排列出歌舞的顺序,从头到尾演唱下来,差不多两个小时。这是寄宿班的第一台像模像样的歌舞。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干的是编曲、编舞、导演以及演员的事,觉得作为一个藏族人能唱能跳能编是很自然的事。就这样他们开始给学生演出,学校制作了一面“师院附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旗帜交给他们,让寄宿班变成了一个以排练和演出为主的班级,尤其是拿了全省教育界文艺汇演第一名后,他们就跟歌舞团一个样子了。才让激动地说:“到我们学校去演出吧,学校让我来邀请你们。”又说起理由:西宁的几乎所有中学都成立了宣传队,实验中学却没有,那些干部子弟和高才生里会唱会跳会乐器的人很少,组织不起来。实验中学的汪校长想请曾在全省教育界文艺汇演中获得第一名的附中宣传队来学校演出,却屡屡遭拒,原因是我和梅朵从中作梗:他们对才让哥哥不好,我们不能去。洛洛和央金自然同意,回复道:坚决不去,除非才让来请我们。汪校长就多次派人去找才让。现在好了,才让自己出现了,校长亲口告诉他:他和哈风老师的关系可以既往不咎,只要他把附中宣传队请来。洛洛和央金都说:没问题,为了才让,别说演一场,十场也行。我和梅朵高兴得喊叫着,当场手拉手跳起了锅庄。

我们很高兴能跟父亲一起吃晚饭。藏红花说:“在我宿舍吧,同宿舍那个人最近下乡啦,我们去食堂打点,再去饭馆买点。”尤狩说:“最好买点酒,饭馆有散酒。”父亲问:“什么散酒?藏家醪糟吗?”我说:“青稞白酒,我们喝过一次。”我们聚在一起吃饭,喝酒,说话,唱歌,唱的是《金瓶似的小山》。父亲是连夜回去的。我们送他走出州委的门,他拿出铁哨嘘嘘地吹了几声。黑暗中立刻响起一声嘶鸣,日尕奔跑而来,它知道父亲是个喜欢走夜路的人,就待在不远处,随时听候召唤。

才让进去了,后来又出来了。太阳早已到了树的那边,妹妹回家了。他跑起来,快到家时才追上:“快走,我要去找江洋和梅朵。”他拉着她穿过巷口进了院子,解开铁青马的缰绳,鞍子都没来得及鞴,就拉马出去了。妹妹想跟着,他说:“今天不行,下次吧,下次我带你去河滩里骑马。”

半个月以后,王石给父亲打来电话,叹息一声说:“很遗憾,医院的报告没有批下来。”“你催了没?”“没有十遍八遍,也有五遍六遍。是有人反映了,说这个医院是苗医生一手搞起来的,她想当院长。”“那就给他们说,苗医生不可能当院长。”“我没这么说,苗医生不当院长,就算报告批了,医院也办不好。我琢磨能不能让苗医生自己拿着报告去一趟省上,给他们把草原牧区的医疗卫生情况反映一下,让他们看看,面前这个一心为病人的医生该不该当院长。苗医生要是去的话,州上可以派车。”父亲生怕母亲拒绝,想当面说服,就骑着日尕去了一趟沁多县,没想到话才说了一半,母亲就说:“有小汽车送我?那太好了,我一定去。”其实她是想回家了,想去看看姥爷姥姥,也操心着女儿以及才让和梅朵。父亲又问起果果的事:“听说他肩膀还是疼,怎么回事?”“我怎么知道,他来医院也不找我。”“那找谁?”原来她好几回看见果果带着张丽影骑马去了草原。“我也是瞎猜,也许人家就是看看风景赏赏花,张丽影又是个喜欢那种情调的人。”父亲松了口气:“估计她是想学骑马,正好碰到果果来看病,说起来,果果就说我教你。他是个热心肠的藏族人。”母亲是从医院病床前上路的,几个皮肤上有斑疹的病人让她犯难:到底是什么?她叮嘱马秋枫和张丽影:继续观察。

喂了马,父亲就要去师院附中看看寄宿班的孩子们,才让问母亲要了两毛钱,带着妹妹来到街上,东看看西瞅瞅地走着。才让说:“你说这两毛钱买什么?”妹妹先说买伊拉克蜜枣,又说买水果糖。才让说:“蜜枣怎么买?”妹妹说:“小的两分,大的三分。”才让说:“蜜枣我没吃过。”妹妹说:“那就买蜜枣。”他们进了商店,买了九颗拇指大的蜜枣,一人吃了一颗。才让说:“剩下的姥爷一颗,姥姥一颗,阿爸一颗,阿妈一颗,江洋一颗,梅朵一颗。”妹妹说:“他们肯定不吃,最后还是会让我吃掉的。”“那也得给他们留着。”妹妹答应着,又说:“还剩一颗,怎么办?”“两种办法,一种是你吃,一种是我们两个咬开了吃。”“那就咬开了吃,你先咬。”“我才不呢,你先咬。”妹妹伸过嘴来正要咬,又说:“那要是达娃来了怎么办?”“达娃?是寄宿班的吗?”“嗯,他有时跟江洋梅朵一起来,有时自己来。”“她来干什么?”“看病,阿妈说她的风湿病快好了。她来了就给我梳头,有一次还给我们辫了许多小辫子,说要是穿上藏袍,我就是藏族娃娃了。”“能梳头辫辫子的都是很亲的人,这蜜枣一定得给她留着。”妹妹咽了一下口水说:“好吧。”继续往前走,才让突然停下了,定定地望着马路对面。妹妹喊起来:“你们学校。”是的,才让领着妹妹来到了实验中学门前,门前长着一棵老榆树。才让看了看身边的阳光,把妹妹带到树下说:“你在这里等着,现在太阳在树的这边,要是到了树的那边,我还没有出来,你就回去告诉家里人。”

母亲的西宁行一无所获,甚至更糟。她要见负责审批的人,去了三趟才见到,还不给她好脸色。那人边看报纸边听她汇报,完了问:“你是什么职务?让你们州上的领导来。”口干舌燥的母亲说:“那你早说嘛,早说我就不说了。”“你还脾气大得不成,不是我求你,是你求我。”“我不求了。”母亲把手中的报告一撕两半,摔到桌子上,走了。西宁的气温比草原自然要热一些,正是乱穿衣的季节,单衣有,棉衣也有,母亲是单衣,却还是热。

饭罢,姥爷拿了几件旧衣服去了城外的湟水河滩。河滩里有几间土坯房,里面住着一些来自周边农村的“拾大粪”,他们来城里给生产队积肥,顺便带了些洋芋、豌豆、蚕豆之类的土特产,想从城里人手中换一些旧衣裳回去。干草虽然算不上土特产,但他们有拉粪的驴车,肯定是带了干草的。一个多小时后,一头毛驴拉着一车铡碎的干草和半布袋豌豆出现在我家的巷口。姥爷先提着豌豆进来,之后父亲拿了麻袋跟他出去,把干草背了回来。日尕和铁青马都饿了,嘴上的布袋还没有吊好,就迫不及待地大口吃起来。父亲有点吃惊:“就几件破旧的衣服,能换这么多饲料?”姥爷说:“庄稼人可怜,钱少不说,布票根本就没有,一家三口穿一条裤子的多了,衣服金贵。”父亲说:“牧人也没有布票,但每年的自留羊多少能剪一些毛,可以织褐子织氆氇,再加上皮子,比庄稼人好多了。不过牧人穿衣是不分四季的,什么时候都是一件皮袍,而且没有衬衣衬裤,除了我们学校的学生。”姥爷说:“我看才让个子长了,这次回来得给他添置几件衣服。”父亲说:“让他阿妈这两天就带着他去买。”姥爷说:“还是扯了布让他姥姥做吧,做的结实,还暖和。他姥姥整天念叨才让,不让她做她心里不肯。”

家里的情况倒还不错,姥爷姥姥的身体很好,琼吉已经上二年级了。才让是实验中学的老师,每天都回家,一回来就把妹妹叫到跟前,拿着一本很厚的词典教她学英语。词典是从学校图书馆借的,有一次他去图书馆借《钢琴协奏曲红灯记》的五线谱,人家让他自己找。他拿了五线谱,又翻了翻这本从未见过的《英语词典》,发现里面有许多插图,就好奇地看起来,一看就是两个小时。图书馆的人说:你喜欢?那就借走呗,可以不还,看不明白的,可以问我,我过去是教英语的,现在没课上了,调来图书馆混日子。从此才让成了英语老师唯一的学生。老师很吃惊:你的语言天赋不错呀,起码比我强,不学就对不起自己了。

父亲和才让睡到母亲下班才醒来,吃了晚饭,接着又睡。姥爷、姥姥、才让和妹妹睡在了东厢房的大炕上,父亲和母亲睡在了西厢房。姥爷把一条毛毡铺到堂屋的地上说:“才让,炕是煨了的,你要是嫌热,就在毡上睡。”才让说:“我不嫌热。”姥姥说:“一个家里的人,怎么就不一样呢?桑杰和尼玛从来不喜欢炕。”睡到第二天早晨,才算睡走了瞌睡。才让睁开眼睛,发现姥爷姥姥已经起来,正在厨房忙活,便穿了衣服,来到厨房,一边帮着拉风箱烧火,一边问:“我们学校来了几个人?”姥爷想了想说:“第一次两个人,后两次一个人。”才让松了一口气:“那就肯定不是什么大事情。”因为母亲休息,早饭吃得很晚,直到大家都起来,妹妹喊了饿,才摆上炕桌。姥姥烙了锅盔,姥爷做了一锅羊肉粉汤,再调上油泼辣子和醋,父亲和才让各吃了两大碗,姥爷、姥姥、母亲和妹妹都吃了一碗就说饱了。大家都说好吃,在父亲和才让是做得好吃,在别的人是羊肉好吃。才让说:“我还是回学校看看吧,再有不到半年,我就要高中毕业啦,要是不回去,连毕业证书都拿不到。”父亲说:“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不要。”

梅朵不是天天回家,紧急排练和有演出时,她就待在省歌舞团的集体宿舍里。但只要有机会,她就往家里跑,说家里的饭好吃。姥爷姥姥也就变着法儿给她做,她说我喜欢江洋喜欢对啦,不然怎么能吃到这么好的饭。姥姥说你就是不喜欢江洋也能来家里吃,才让是你亲哥哥,才让的家就是你的家。

才让和妹妹说着话,姥爷和母亲出去,帮着父亲把马背上的食物拿了进来。母亲问:“学校放假了?年过完再走吧?”父亲说:“就是这么打算的。”姥爷说:“马就不要再往办事处送了,我去换些干草和豌豆来,就在院子里喂。”父亲说:“麻烦不?”“不麻烦,办事处你能放心?没人添料没人饮马怎么办?谁现在还会把心思放到牲口上?”母亲说:“才让学校的人来了好几趟,问他去了哪里,让他赶紧回学校。”父亲望着才让说:“会不会跟哈风老师有关系?”才让打着哈欠没吭声。母亲说:“赶紧洗,洗了吃,吃了睡。”姥爷姥姥去了厨房,烧水,做饭,但父亲和才让只洗了把脸,饭没来得及吃,就酣然睡去了。姥姥望着歪斜在炕上的父子俩,给他们盖了被子,然后拿出三个大碗,每个碗里均匀地放了一些酥油、糌粑、奶皮、蕨麻和曲拉,又割了三块羊肉和三块牛肉,送给四合院里的另外三家。虽然饥馑年月早已过去,但肉和奶制品仍然是城里人的奢侈品。姥姥拿回来的也不是空碗,每家都回赠了两个馒头。

梅朵这些日子有演出,是才让把她叫回来的:“阿妈要看看你,快走。”梅朵问:“我这个阿妈汉族人叫什么?”“婆婆,是专门管你的。”“可是她不管我,远远地走啦。”梅朵身材高挑,眼大鼻棱,白白净净,性格开朗,穿着一身改瘦的女军装,好看极了,跟初来乍到时那个紫红脸蛋的小姑娘判若两人。更叫人赞叹的是她知道孝顺,发了工资总要给姥爷姥姥买东西。本来她是打算给钱的,工资一份给桑杰阿爸,一份给姥爷姥姥,一份留给自己。姥爷姥姥不要:“才让交钱了,你就不用再交了,自己攒一点,以后有用。”才让的工资早就是一分为三:桑杰、家里、自己。给家里,父亲和母亲每月也会照例寄钱,还会时不时或托人或自己从牧区带些牛羊肉和奶制品来,在姥爷姥姥的感觉里,我家的日子是全院四家里最好的,搁在整条街上,也不赖。梅朵来了,就嚷嚷着要吃拉面,又去厨房打开碗柜看了看,油泼辣子和醋满满的,就说:“太好啦。”她觉得只要有辣子有醋,即使不炒菜不炸酱,也会香得她脚底朝天。晚上吃饭时,母亲在衣柜上面看到一个旧式的黑漆妆奁,问道:“这是哪来的?”梅朵说:“歌舞团的,排老戏的道具,一直放在库房里,他们要扔掉,我拿回来啦。”“里面是什么,还上着锁,我看看。”梅朵扑过去抱住妆奁:“不准看。”“为什么?”“阿妈啦,阿爸给你的信,你会随便让别人看吗?”琼吉喊起来:“我知道啦,里面是江洋哥哥写给你的信,拿出来看看又怎么了?”梅朵说:“等将来你就知道啦,才让哥哥写给你的信你也不会让人看。”琼吉说:“才让哥哥没给我写过信。”“快啦。”琼吉撒着娇说:“才让哥哥,你什么时候给我写信?”才让不说话。姥爷说:“吃吧吃吧,连拉面都堵不住你们的嘴。”母亲把梅朵的辫子从前面拿到后面说:“你少调点,爱吃辣子也不能这样吃,会烧坏胃的。”梅朵认真地问:“阿妈啦,你为什么管我?”停一会儿又说,“因为你是我婆婆。”大家稀里哗啦笑起来。母亲突然问:“你们那个叫达娃的同学去了哪里?”梅朵说:“达娃当文艺兵啦,在陕西军区。”姥爷说:“她走的时候来过一回,穿着有领章帽徽的军装,蛮精神的。”姥姥说:“还寄来过相片,一张是挎着枪的,一张是演节目的。”琼吉说:“演的是《红色娘子军》。”母亲问:“相片呢?”姥姥就去抽屉里找,翻了半天才拿出来。母亲接过来看了说:“她演的是吴琼花。你们这个班,人才出了不少。”

两匹马的蹄音就像清脆的铃铛惊醒了姥姥的梦。她从炕上爬起来,穿了衣服,摸黑来到院子里,自语道:“不会又是听错了吧?”正要回去,就听有人轻轻敲响了院门。她捯着小脚疾步过来,卸了门闩,打开门,惊喜地叫了一声:“才让?”才让一头扑到她怀里:“姥姥啦,想你啦。”姥姥说:“你怎么才回来?”说着推开他,抹着眼泪,退了几步,又回到家里说,“快起来,强巴和才让回来了。”然后拉亮电灯,坐到炕沿上哭起来。才让进来,叫着姥爷、阿妈,又要往姥姥怀里黏糊。姥姥再次推开他说:“你不是不回来吗?怎么又回来了?”“姥姥,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回来啦?再说了,你要是想我,也可以去草原上找我嘛。”“我一双裹脚怎么去?”“你可以开着飞机去。”姥姥笑了。才让抱着姥姥亲了一口,又过去,把手伸进妹妹的被窝,挠了挠胳肢窝。妹妹咯咯笑着:“冰死我了。”又掐掐妹妹的脸蛋:“瘦啦。”妹妹说:“姥爷说我正在长个子。”“想我了没?没想是不是?怪不得我挺难受。”妹妹说:“你不会再走了吧?不走就不难受了。”

母亲在家只待了三天,州上的吉普车要拉她回去,她不好意思让人家多等。再说她也待不安稳,医院里有一堆事揪着她的心,尤其是那几个有斑疹的病人。她让车停在医院门口,谢过了司机,就一头扎了进去。张丽影一见她就问:“办好了,你的事?”母亲用鼻子无奈地嗤了一下,赶紧问:“怎么样,那几个人?”张丽影说:“有好转的迹象,给阿司匹林、维生素B12和阿昔洛韦,再加白降汞软膏,应该是有效的。”母亲舒了一口气:“能不能排除?”马秋枫说:“我看可以,就是病毒性疱疹,俗称缠腰龙。”三个医生排除的是麻风病。半个月前,白唇鹿公社有个牧人浑身起疹子,关节还酸痛,家里人怀疑他得了麻风病,烧牛粪驱邪的同时,把他隔离在了离家不远的一顶小帐房里。有人看到后报告给了公社主任拉巴,拉巴就给了病人十只羊一头奶牛,让他自己走到生别离山里去,要是不去就照祖先的惯例浇上热酥油烧死。他不想去生别离山,更不愿意受烧死的苦,就坠崖自杀了。这样的事没法不传开,越传越邪乎,说白唇鹿公社成了麻风窝,差不多一半人进了生别离山。惊得旦增县长来医院问母亲:麻风病有没有办法治疗?母亲说:我没接触过这种病,不知道。这几个住院的病人都来自白唇鹿公社,都觉得自己染上了麻风病,希望县医院的女菩萨施展法力一口气吹掉。三个女菩萨谨慎地回答:我们会全力以赴。母亲从西宁回来后,又观察治疗了几天,等斑疹全部消失后,才让他们出院:“你们得的不是麻风病,是一般的皮肤病,说不定跳崖的那个跟你们一样,一管软膏就能治好。以后不要自己给自己诊断。”他们“噢呀噢呀”答应着,但一出医院就乱说:女菩萨是专治麻风病的,一个比一个美丽,向你吹气时你浑身的那个舒服啊,轮回了几辈子也没享受过,再看皮肤上那些流水的麻风疙瘩,没有啦。母亲实在想不起自己曾经朝这几个病人吹过气,问马秋枫和张丽影吹过没有,她们也说没有。打这以后,来医院看皮肤病的牧人多起来,都说麻风病是吃人的病,不敢得,得了也不敢说,但现在有了女菩萨,就什么也不怕了。三个女医生以及母亲的五个学生就一再地解释:他们得的不是麻风病,医院还没有治疗过一例麻风病人。重复了无数遍后,传说终于消失了,新的传说里,三个女菩萨用十分了得的手段吓跑了最厉害的疫病鬼,草原上再也没有麻风病了。

很快到了暑假,学校开了联欢会,学生们尽情地唱歌跳舞,持续到半夜。之后便是组织学生结队回家,学校一下子安静下来。父亲又去了几趟州上,在王石那里软缠硬磨,终于有了结果:立杆子,拉电线,解决沁多学校的用电问题。通电施工开始之后,父亲突然想,寄宿班的人怎么没有回来?得去看看了吧,还有西宁的家。父亲想家了,一想就按捺不住,匆匆忙忙把学校的事交代给了角巴和教务长李志强,就要鞴马出发。才让来了,说他也想去西宁,看看姥爷、姥姥、母亲、梅朵、江洋和妹妹。父亲说:“好啊,快去收拾,一会儿就走。”才让说:“已经收拾好啦。”原来他比父亲更早地想到了回西宁,给家里人的礼物都准备好了,是角巴帮他准备的,酥油、糌粑、奶皮、蕨麻、曲拉、一只肥硕的冻羊、一大块足有五十斤的新鲜牛肉,能带的都有了,马也借好了,是香萨主任的铁青马。学校的其他老师都没有离开,只有父亲和才让在一个阳光与雪色交相辉映的中午,踏上了去西宁的路。

牧人们把母亲当菩萨,但母亲过的可不是菩萨的日子,脑子里整天乱哄哄的:这个病人疼,那个病人喊,诊断,治疗,手术。最重要的还是药品紧张,尤其是抗菌素。她说不是最严重的病人坚决不给。可哪个最严重哪个最不严重呢?难道不致命就不算严重?到最后连她自己也分不清了。有些手术就因为缺少抗菌素而一再地推迟着。没有跟医院接诊量相适应的配给,只能采购,钱呢?她把去西宁的经过给父亲说了,父亲又电话告诉了王石,王石只有默然。等他开口时却变了话题:“最近州上可能有大事,我已经预感到了,你要小心点。”“州上的大事与我有什么关系?”“才让州长已经把沁多学校的事反映给了省上,他这种人,除了恩将仇报还能干出什么来?”“既然事情一定会发生,担心有什么用?我挂啦。”对父亲来说,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帮助母亲把医院办下去。

半个月后,州邮电局派人,用军分区捐赠的军用电话线在州委和沁多学校之间拉了一条专线。过了几天,州文教办的那个女人打电话给角巴:“有个女人很像你要找的那个,问她去没去过‘一间房’,她说去过。但一说到有人正在找她,她又说没去过。你最好来一趟,我领你当面去认认。”角巴去了,三天后回来,便不再提女人的事。父亲追问了好几次,他才说见到的就是他要找的女人。“结果呢?”角巴苦笑一声:“我们已经说好啦,从此就谁也不认识谁啦。”“听着好像你们有过很多故事。”“无头无尾的故事有什么意思?你就不要再问啦,我心里恨得很。”“恨谁?”“我自己。”

一个月以后,才让州长持续不断的反映终于有了结果,省上来了一个调查组,问明情况后做出决定:除了从寄宿班毕业的六个年轻老师,沁多学校的所有其他老师——教务长李志强、物理化学老师哈风、历史自然老师梁辉、语文老师周莉、数学老师韩朴、校医眼镜曼巴、教习藏文的香萨主任以及角巴等,都必须离开学校,哪来哪去。受到牵连的还有王石书记,调查组敦促他去省上说明情况。他身体欠佳,本来就不适合高海拔的环境,一听说要去西宁,一方面是高兴,一方面是气恼:才让州长又要得意洋洋了。只是他没有想到,才让州长重新主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免去强巴沁多学校校长的职务,派人接他前往州上接受调查。母亲很快知道了这件事,万分焦急地跑去问旦增县长怎么办。旦增说:“你什么也办不了,只能耐心等着,是非曲直总会搞清楚的,相信组织。”母亲回到医院,正给病人做着诊断,听到门口有马叫声,出去一看是日尕:“就你一个人来了吗,强巴呢?”日尕咴咴地叫着,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母亲抱着它的脖子,好一阵伤感。从此日尕就不走了,天天守在医院门口,饿了渴了,就去草原上吃几口喝几口。

父亲和角巴拉马来到州委外面,信步走去。父亲不说话,只是跟着东张西望的角巴走。走过几条主要街道,角巴就不走了。父亲说:“别着急,我让你跟我来,就是为了方便你找人。”角巴说:“不找啦,回吧。”走了几步又说,“文教办的那个女人对我们挺客气。”父亲说:“就是不知道办事能力怎么样,电话对学校很重要。”角巴犹豫着说:“能不能托她找一找?”“对啊。”他们再次回到文教办。那女人拖过两把椅子来让他们坐:“王石主任已经同意啦,让我跟邮电局联系,要是解决不了,就向军分区求援,看能不能为了阿尼玛卿州的教育事业支援一下。”父亲说:“谢谢啦,又有事要麻烦你啦。”女人说:“不麻烦,说吧。”角巴吭吭哧哧的,似乎又不想说了。父亲抓住他的手生气地说:“角巴啦,你可从来没有这样黏糊过,怕什么,不就是找个人嘛。你应该像过去那样气派地说,我,沁多草原的角巴德吉,想起一个老朋友啦。没错吧,她应该是你的老朋友?”角巴这才说起来,她是一个不到四十岁的汉族女人,尖下巴,长脸,眼睛一个是单眼皮一个是双眼皮,鼻子跟下巴一样尖,耳朵边有个小黑痣。“拜托啦,麻烦你看看州上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女人问:“名字呢?”“不知道。”“个子呢?”“跟你差不多。”“头发?”“头发有,多得很。”“我是说发型,女人最重要的是发型,是辫子、剪发还是马尾巴?”角巴想不起来了,那个瞬间让他激动而慌乱,像是一个梦,倏忽而逝,哪里会注意到她的发型。不过从前的头发他是记得的,一头披纷而下的乱发,又厚又长。他给她说,藏族女人再穷再邋遢也会把辫子梳好,因为只有鬼才会披头散发。她于是辫起了辫子,是一根粗大的辫子,而不是藏族女人一样,由家里人帮着梳起的许多小辫子。女人问:“你跟她是什么关系?”角巴不知道怎么回答。父亲说:“我刚才说啦,他们是朋友,后来失散啦,很多年不见,最近有人看见她就在州上。”女人说:“这样的话只能多方打听,慢慢找。”角巴说:“找到的话,你问问她十多年前去没去过沁多县的‘一间房’,要是去过,那就找对啦。”女人答应着,还在一个本子上记了记。

一天,果果来到医院,和张丽影一起走进母亲的诊室。果果说:“苗医生,我来告诉你一声,强巴好着呢,调查他的人里头,有他的学生萨木丹和昭鸽,你就放心吧。我请了假,这几天都在县上,你有什么事给丽影说,她知道我在哪里。”母亲顾不上多想他跟张丽影的关系,焦急地说:“正有事找你,我想学骑马。”果果说:“我刚才看到日尕啦,你不用学,日尕不会摔你的,你骑上它走一程,它就教会你啦,倒是鞴马养马需要学一学。”张丽影说:“苗姐姐,你就听果果的,马要是有心对你好,就会照顾你,骑上去感觉不一样,特舒服,我现在已经学会了。”他们来到医院门口的空地上,果果找来一副半旧不新的鞍鞯搭在日尕背上,扶母亲上去,拽着笼头走了一圈,就把缰绳交给了母亲。日尕小心翼翼地走着,每迈出一步都要看看母亲,感觉一下她身体的反应,然后根据反应迅速调整自己的动作。两天后,母亲就可以骑着日尕随意走动了。她决定立即出发,去州上看望父亲。茫茫原野来到了她的脚下,她就像一片断了根的草叶,孤独地在风中飘摇。果果和张丽影一人骑着一匹马,送了母亲一程。果果说:“有日尕你就不用担心路啦,它会把你带到州上。遇到狼豹也不用怕,它跑得比谁都快。”母亲跟他们分手,往前走了一会儿,再回头看时,发现两个人骑到了一匹马上,张丽影坐在果果怀里,正把脸朝后仰起,像是在等待接吻。母亲赶紧扭过头去。

州委派通信员送来了一个文件,父亲翻开一看,喜笑颜开,赶紧去找李志强。文件上说:沁多中学由县属改为州属,行政级别提高一级,为处级,办学经费由州财政负责筹措,比原先多了十倍,还不包括老师们的薪水。老师们的薪水参照了内地“民办教师”的办法,由州财政从各县各公社收取后按月支付,每人每月约26元。父亲问:“够不够?比国家干部少一点,比学徒工多一点。”李志强说:“够了够了,我们是来避难的,管吃管喝不说,还有工资,真是没想到。”父亲叫上角巴,带着哈达去州上表示感谢。王石说:“给我献什么哈达?要献就献给财政局和文教办公室,以后你们打交道的就是这两个部门。”父亲说:“我们就拿了一条哈达怎么办?”王石从身后的柜子里拿出一条哈达给了他们。角巴说:“谢谢啦,书记反过来献给我们啦。”他们来到财政局,大房间里全是人,都不知道把哈达献给谁了;又来到文教办,一个小房间里只有一个人,是个女的。女人说:“阿尼玛卿州终于有教育啦,我不会天天坐在这里没事干啦,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校长尽管吩咐。”父亲一把摁住桌上的电话说:“学校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个。”“那得拉多长的线?我这就去给王石书记汇报。”女人说着起身就走。

日尕为了照顾母亲走得很慢,突然又快起来,而且调整了方向。母亲说:“你不会走错吧?”正疑惑着,就见迎面走来一个骑马的人,仔细一看,竟是角巴。两个人互相问候着,母亲说起对丈夫的牵挂:“听说调查强巴的人里有他的学生,他们会照顾他吧?”角巴说:“谁不知道强巴的为人,能照顾他的人多啦,偏偏就是学生指望不上。萨木丹是才让书记的人,这次我才知道,前几天谈话,他当着才让书记的面,扇了强巴一个耳光,昭鸽不服气,反过来扇了他一个耳光,才让书记就把昭鸽打发回学校啦,说他是个不值得信任的人。这些我都是听昭鸽说的,还听昭鸽说,强巴要我去一趟西宁,去看看那些回到原单位的老师怎么样啦。”“都泥菩萨过河了,还操心别人。”母亲说着,心里稍稍好受了些,能操心说明人没有垮掉,还有余力去影响别人。角巴说:“雪山大地不保佑就不是雪山大地,人要是什么心都不操就不是人,学校就要完蛋啦,你说我们怎么办?”他说学校的新校长是桑杰,才让书记说是由贫下中牧领导学校,其实就是想推卸责任,学校没有老师肯定办不下去,迟早要宣布学生解散、校门关闭,将来追查起来,那就是桑杰的罪过。桑杰是他的女婿、强巴的兄弟,人家会说因为对处理强巴和角巴不满,故意搞垮了学校。强巴的主意是看李志强他们还能不能回学校,不能的话,就得把才让叫回来。母亲说:“才让就一个人,顶什么用?”“金子一粒,生铁一堆,才让是一个顶十个的。萨木丹现在顶了李志强的位置,是教务长,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爬得倒快。桑杰没文化,校长怎么当一窍不通,没有才让指点,他就只能听萨木丹的。”“你呢?以后打算怎么办?”“马不是酥油喂大的,羊不是糌粑吃肥的,别看牲畜急着往你怀里拱,一回头还是要吃草。我就是个吃草的命,早八辈子就知道啦。对啦,你不用去州上啦,看望事小,叫回才让事大,去西宁的路长,我得骑上日尕的要哩,日尕快。”母亲叹口气说:“我也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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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做了个梦,梦见一泓清水朝自己流来,水里有几条欢快游动的鱼。醒来后觉得心情似乎好了些,正在洗漱,就听张丽影在外面说:“你怎么睡在这里?会冻死的。”母亲拉开窗帘,看到白花花的霜雪覆盖了大地,病人的帐房像一些巨大的白色蘑菇,在寒凉的空气中起伏延伸。帐房和医院之间的空地上,躺着一个裹紧皮袍蜷起身子的人。张丽影是去县委水房打水的,端着脸盆,提着暖水壶,嘴里喷吐着热气,看那人爬了起来,就朝宿舍走去。果果从她宿舍出来,接过脸盆说:“少端一点嘛。”张丽影小声说:“你别出来,叫人家看见。”母亲出门,走向那个露天睡觉的人,问道:“你是来看病的?”那人说:“你是苗医生吧?”又说他叫索南爱国,简称索爱,是州医院的院长,小时候跟着坚赞曼巴辨识草药,走南闯北地行过医。这次来沁多,是为了送一个病人,病人借宿在某顶帐房里。母亲奇怪地说:“你是院长,病人不往州医院送,送来这里干什么?”索爱说:“我们那里西医不成,尤其是手术,基本做不了。”“病人是什么病?”“大腿内侧起了个紫包,越来越大,大得都能挨着另一条腿了,影响走路。”“多长时间了?”“大约一年。”“你带进来看看。”母亲转身进了医院。

把扎西德勒留在爱你的光亮里。

诊断的结果是:血管变形造成的血瘀型结块。“苗医生,能不能手术?”“能。”“什么时候手术?”“现在。”“啊?”“这是个小手术,不过创口会大一点,得缝几针,回去把消炎药跟上。”“那就多开一点。”“州医院没药啊?”“有,可能都过期了吧?”“你们的药还能放到过期?”“我们只有西药没有西医,能不过期?”母亲兴趣立刻大增,耐着性子聊起来。原来州医院建立于一九五八年,标准定得很高:一座矗立在草原上的大型综合性医院。虽然后来标准没有达到,医院的配置却没有降下来,直到现在,州医院享受的各种待遇包括药品的配给和医护人员的编制,都跟省人民医院一样。“我们的编制只用了不到三分之一,大部分空着,调不来医生嘛。至于药品,每年省上都会来通知,让我们把配给拉回来,我们不想要,何必要占用库房呢?”母亲沉下脸来:“索南爱国院长,跟你商量个事。”“什么事?”“你能不能兼任沁多县医院的院长,然后把沁多县医院当作州医院的一个部门?”索爱惊愣着。母亲坦坦荡荡说起来,说了病人多多,说了缺医少药,说了正在州上接受调查的丈夫强巴,还说了索爱兼任沁多县医院院长的理由:才让州长一看强巴的老婆不是院长,批准的可能性就大一些。索爱说:“你想得也对,批不批准还得有个过程,我回去就找才让书记。已经是冬天了,今年的药品我们还没去拉,我尽快派车去省上,把药直接拉到沁多县来。我也是个医生,知道药品对没用的人粪土不如,对有用的人比金子还宝贵。”母亲没想到事情解决得这么突然,有点不相信,打量着索爱说:“你不会是骗我吧?”索爱从腰带上拔出藏刀,翘起一根指头放在桌面上,就要剁。母亲惊喊一声:“你别这样,我相信,我相信。”索爱笑了:“骗你呢,我把药品送来就是了,剁指头干什么?”母亲做了手术,送索爱院长和病人出来,问道:“你们是怎么来的?”“骑马。”“医院不是有车吗?”她还是在担心派车去拉药是个天方夜谭。索爱说:“整天坐办公室,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就想骑着马散散心。”送走索爱和病人,母亲回到诊室,坐在桌子前看病人记录,一晃眼发现帘子遮去了一半的床上躺着个人,问道:“你看病?”“嗯。”“哪里不舒服?”“到处不舒服。”“能走吗?”“能。”“先到这边来。”“你到这边来。”母亲猛地扭头,惊叫一声:“强巴?”

把暴风雪渗入生命赤裸的肌体,

调查结束了,父亲回来了,从他开的这个玩笑看,他的精神状态还不算太坏。母亲问:“你出来后准备干什么?”“州上说由沁多县安排,我还想争取一下,看能不能回学校,不让当校长,就搞教学。”说着就要走,“先来这里让你放心,还没去县委报到呢。”父亲在旦增县长的办公室得到了一个坏消息:“你没到之前州上的文件就到啦,上面写的是解除公职,可不是安排工作。”旦增说着把文件拿了出来。父亲看了看说:“那我就没工资啦?”“你是沁多县的老人,县上肯定会照顾,我看就在机关打个杂,按临时工对待,多少能挣一点,具体干什么由总务科分配。”父亲低头默然了。“或者你去机关食堂,随便干点什么,吃饭不要钱。”“人活着就为了吃饭哪?连我的日尕都不这么想。”旦增又说:“那你说你想干什么,只要在才让州长面前说得过去,我就听你的。”父亲突然抬起头:“可不可以去小卖部?”旦增愣了一下:“你去那里干什么?”“当个售货员,不行吗?”“行倒是行,就是太委屈你啦。”

把色彩化作一抹红或是一摊绿,

父亲在小卖部当了售货员的第三天,角巴回来了。跟他一起回来的有才让,还有洛洛。角巴骑着日尕,才让和洛洛坐着班车,能同时到达县上说明日尕一直在奔跑。洛洛高中毕业时很想回沁多学校,但央金被选进了市歌舞团,他不想离她太远,就服从分配留在了实验中学。这次角巴来到西宁,住在姥爷姥姥家,给才让悄悄说了沁多学校的事,才让又去给洛洛说,洛洛就再也坐不住了,星期天一大早就跑去跟央金商量。央金说:“我们都是从沁多学校出来的,没有沁多学校就没有我们,你跟我商量什么,赶紧去跟实验中学商量,调回去。”洛洛说:“要是我想你怎么办?”“忍着。”“你想我怎么办?”“我就回沁多找你。”几乎在同时,角巴被才让带着到处跑,一一去原单位看望李志强、哈风、梁辉、周莉、韩朴,除了李志强(说是去了什么干校),其他人都见了,情况有好有不好,但都不可能再回沁多学校了。角巴只好死心,问才让:“你说怎么办?”才让说:“我已经给学校说啦,准备回去,洛洛也想调回去,他比我能干,不光是实验中学的老师,还是团委书记。”事情定下来之后,大家便聚到了一起。央金埋怨道:“阿爸啦,你来西宁也不提前给我说一声。”角巴说:“我有住的有吃的,提前给你说什么?俗话说清水往东,浑水往西,就算是一个泉眼里冒出来的也淌不到一起,你们忙你们的,不要管我们的事。到了这个家里,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说。”他是担心央金和洛洛说出父亲受屈的事让姥爷姥姥听到。洛洛已经被才让叮嘱过,赶紧给央金摇头,两个人就都不说话了。姥爷姥姥忙活起来,包了羊肉饺子,做了牛肉粉汤,羊肉和牛肉自然是角巴带来的。姥姥问:“味道怎么样?”梅朵说:“什么味道都没有,就是个香。”央金说:“香不是味道吗?”梅朵说:“我的姨妈同学啦,你是不是嫌我没跟你说话?你跟洛洛的婚结了没有?结了的话我怎么不知道,没结的话什么时候结?”央金说:“不告诉你,因为你也没告诉我你跟江洋什么时候结。”梅朵说:“我们小你们大,你们就应该先告诉我们。”

把温暖洒成一条线或是一盘棋,

才让和洛洛的归来让父亲很高兴。他让他们先去见旦增县长,因为沁多学校现在是州上管辖,直接调进去的话才让州长很可能会干涉,但要是先让沁多县接受,学校再通过沁多县借调,就不必通过州上,因为工资是县上发的。旦增知道他们是来挽救学校的,说了许多鼓励的话,最后说:“你们的榜样是强巴,像强巴那样做,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不过就靠你们两个也不行啊。”才让说:“我已经想过啦,不靠天不靠地,就靠自己教自己。一是老师们辛苦一点,多上课,多兼课,二是可以高中生教初中生,初中生教小学生。”洛洛也说:“不管什么办法,沁多学校不能垮掉。”两个年轻人当天就要离开县上去学校。父亲走出小卖部,母亲走出医院,给他们送行。父亲说:“把日尕骑上,到了学校放开,它自己就回来啦。”才让答应着。洛洛说:“校长啦,我们在学校等你。”父亲说:“你们好好干,干出个样子来,我恐怕回不去啦。”送走了人,母亲问:“你怎么知道你回不去了?”父亲说:“我有预感。”“有个事我还没问你,你为什么主动要求去小卖部?”“算是恋旧吧,自己经过手的总觉得亲近些。”父亲说起当年,他做副县长时把小卖部从机关搬到了县政府对面那座土石墙木头顶的房子里,还在房前平出一片场地,好让牧人驻马扎帐。十多年过去了,小卖部越来越破旧,墙体走风,屋顶漏雨,门窗大坏,差不多都关不上啦。货物也没有多少,无非是针头线脑、油盐酱醋,主要几样比如面粉、棉布、白糖还都是凭票供应。父亲说:“搬出机关是想让它慢慢红火起来,没想到还是老样子,沁多县这么大,怎么可以连正儿八经的商业都没有呢?”母亲说:“你琢磨这些干什么?经商就是投机倒把,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