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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第一节

“不轻。”学生答。走到铜头村,植物所的两个同事开了一辆较新的车追了上来,要他们换乘。他们上了车,果然较快。

“他的伤重吗?”家馨问,这话她已问了好几次。

不久医院在望,家馨觉得血向头上涌,忽然问:“他死了吗?”

这时天已薄暮,昆明的路上上下下,高低不平,破车很是颠簸。

学生说:“怎么会!”

家馨随着学生走出院门,坐上大学的那辆破车。

医院门口有几个人迎着,神色黯然。

邻居说:“你放心去吧,我去所里报告。”

“我知道了。”家馨喃喃自语。

家馨觉得四肢无力,几乎抱不住孩子,坐在椅上镇定了片刻,把婴儿托付给邻居。婴儿不肯离开母亲,哇哇大哭。

同学领她去的是太平间。太平间门口站了许多人,有些人并不认识周弼,听说滥杀无辜的消息,特地赶来。有人打开了太平间的门,让家馨进去。

家馨站起身,急问什么事,学生上气不接下气,说:“周老师中弹了,已经送医院了,我来接你去。”

家馨一见平躺的周弼,觉得血从头上炸了开来,立刻晕倒了。两个女学生连忙将她扶到门外椅上。人们乱作一团。

门前一阵车响。“吴老师!”一个人冲进门来大声叫。这是一个不认识的学生。

“孟先生来了。”学生们低语。

自周弼走后,吴家馨甚是不安。她哄婴儿睡着,自己坐在床边织一件小毛衣,一面织一面胡思乱想。不知隔了多久,婴儿醒了,她抱着婴儿走来走去,隔几分钟便到门口张望,在门前可以看见蜿蜒的黄土路,看不见一个人影。又一次张望不见人影,只觉心惊肉跳,转身进屋坐下,对婴儿说:“你爸爸真淘气,不管我们,自己出门去了。”婴儿转动着小脑袋,好像不同意她的话。

孟弗之和几位教授来到太平间,向周弼鞠躬致敬,又肃立片刻。太平间内外一片压抑的哭声,沉重到令人窒息。

王鼎一素来钦敬江昉,同情学潮,得到消息立刻跑步前来。经过商量联系,江昉和几位进步教授都住进了美国领事馆。

弗之来到家馨椅前,这时家馨已醒,弗之温和地劝慰道:“要保重自己,将来的路还很长。”

弗之寻思怎样和美国领事馆联系,命人去请了外语系主任王鼎一,他和领事馆常有联系。

家馨挣扎着要再去看,朱伟智说:“以后还有丧葬的事,不必忙在这一时。”

一时包好了伤口。留守处安排了晚饭,众人都无心下咽。

太平间的铁门关上了。人们期待着孟先生讲话。弗之心头沉重,愤怒、悲痛和责任交织在一起,他站在太平间门前,看着眼前一张张激动的脸庞,想忍住要喷发出来的言词,却还是说出了下面一段话。

“万幸啊,只擦着皮肉。”谢方立说。

“国家不幸,百姓不幸,当权者用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公民,这给我们又上了一课。无论是谁,犯下这样的罪行,都要付出代价,都要赎罪!周弼倒下了,千万人会站起来!”他停顿一下,努力平和地说:“秦校长回北平办理复校的工作,等他回来,会有适当的处理,希望大家安心做好自己的事。现在,我们默哀。”

“这样的当权者,不会持久。”弗之说。

同来的几位教授站在人丛中,和大家一起低头默哀。吴家馨挣扎着站立起来,仍在哭泣。

“那就够了。”江昉自己说,“我头上有一处伤,是日本飞机炸的。现在脚上又有一处伤,是中国当权者开枪打的。”

第二天,报上登出明仑大学教师周弼中流弹身亡的消息。没有战争哪里来的流弹?!因学校已经结束,正在搬迁,剩余的力量不能再有抗议活动,却也更加强了群众争取自由民主的决心。

“只有红药水。”谢方立说。

又过了几天,秦校长和萧子蔚都从北平回来了。一方面向当局抗议,要求严惩凶手,一方面积极安排江昉等离开昆明。

谢方立取出药棉等物,明经道:“我来。”说着敏捷地擦拭。“涂什么药?”他问谢方立。

江昉不肯走,对秦校长说:“既然子弹是朝着我来的,就来好了,我不能让周弼一个人去死。”劝说无效。

“流血了!”他低声呼道,弯下身帮助脱下袜子,是一点擦伤。

这天晚上,何曼来看江昉。何曼现在是地下党负责人,很少出头露面。江昉不知道她确切的身份,却知道她能传达组织的消息。

钱明经低头,见江昉左脚踝处洇出红色。

“江先生,您的心情我们很理解。”何曼温和而坚决地说,“任何人处在您的位置上都会这样想,这样做。不过,您还有更重要的事。复员以后的民主运动需要领袖,以您在群众中的威信,您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

谢方立和留守处办事人员见弗之来了,都松了一口气。当下,弗之派人乘车去植物所接吴家馨到医院,并提出保护江昉现在最为重要。祖国的国土上已经不是安全的地方,只有和美国领事馆交涉,在那里暂时避难。

何曼的口气代表一种力量,再没有讨论的余地。她说,江昉去重庆的机票已经买好了。次日,江昉用化名登上飞机,飞往重庆。家属从成都来会,很快一同转往延安。

朱伟智把刚发生的事说了一遍,很明显,这次暗杀的目标是江昉。

秦校长回来以后,弗之集中精力整理书稿,同时也整理自己的心情。

江昉说:“周弼中弹了,不知死活。要不是他,我早死了。”

一再发生的血案,使得国民党当局越来越失去民心。一个政府绝不能靠暗杀来巩固自己的政权。这样的行为可能暂时吓倒一些人,却同时会唤醒大多数人。弗之想到,那一年自己莫名其妙地被带上汽车“走一遭”,又被莫名其妙地放回来,一切如同儿戏。人的性命也如同儿戏!在这样的社会里,最好的办法是逍遥世外,诗酒自娱。可是,这绝不是孟樾孟弗之的做法。他不会慷慨激昂地进行斗争,却也不会缄口不言。几年来,针对时事的变化,他不断发表文章,表达意见。

弗之大吃一惊。两人急步到得秦家,见江昉好好坐在那里,弗之长出了一口气,跌坐在椅子上。

在学校工作之余,弗之大部分精力用于学术著作。三更灯火,五更鸡鸣,从来如此。抗战以来,一叠叠粗黄的纸上,布满了清秀的蝇头小楷。他已陆续出版了三部学术著作:宋、明断代史各一本,思想通史一本。使弗之获得大名的《中国史探》,由英国汉学家沈斯翻译完毕,也将在伦敦出版。另有即将出版的《论文集》,书中都是单篇文章,却凝聚了弗之的最耀眼的思想,那是这几年逐渐发展明确的。人不只要尽伦尽职,还要有作为一个个人的权利。国共双方的争论在于要建立什么样的国,而少关注组成国的人。《论文集》中两篇文章,一篇“论人”,一篇“论政”,都反对极权统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必须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出路。当时各刊物都不敢刊登这两篇文章,现在收在《论文集》中,还不知能否印出。

明经说:“又出大事了,江先生遇刺。”

“孟先生在家吗?”一个穿长衫的人站在腊梅林小屋外,两手各提着一包书,扬声询问。

弗之不知何事,出门正遇钱明经。

“哪一位?”弗之在屋内答,走出房门,见是书局的一个编辑,“请进来。”

秦校长处理罢课事件以后,又去北平办理复校事宜,只有谢方立一人在家。办事处有几个办事人员,见江昉到来,说是遇刺,都很吃惊。大家商议,着人去请孟先生。

“给孟先生送书来了。”编辑说着,把两包书放在桌上,迅速地解开了一包,拿起一本,“你家看看。”

说话间,已有学生把周弼抬走,朱伟智拉着江昉到学校办事处。

弗之甚喜,接过书说:“真出版了!”

朱伟智说:“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书用的是那种土纸,装帧尚好,书面上大字标题“中国自由之路”,这原是副题,却比正题“中国近代史论文集”的字大。那“中国自由之路”的题目,是到昆明不久,在油灯下写的。现在,印在书上,正好作为这几年一部分工作的总结。

江昉大声说:“周弼是替我死的,我算是已经死了一次了,我怕什么?”

“你家看啊,这封面多漂亮。”编辑指指点点。

朱伟智说:“你不能去!也不能回家,我送你去学校办事处。”

“二十二篇文章都有吗?”弗之一面翻书一面问。

江昉站起来,见周弼倒在血泊中,心中怒极,站在街上大声吼道:“青天白日,屠杀百姓,公理何在!公理何在啊!”要随学生送周弼去医院。

“上面决定的。”编辑吞吞吐吐,又说一遍:“上面决定的。”

人们想拉起周弼,却拉不起来。他身中两弹,血还在从背后流出。

弗之很快地看过目录,果然,他最关心的那两篇文章不在上面。

几个学生拥过来,已经不见凶手的踪迹。

编辑有些不安,连说:“该送稿费的时候,怕孟先生已经离开昆明了。一定汇到北平去,不会错的。”

朱伟智从后面跑过来喊:“什么人开枪?”

弗之捧着书站在那里,半晌没有说话,也不让座。编辑有些尴尬,站了一会儿,觉得任务已经完成,告辞去了。

周弼低声说:“江先生,你要注意安全。”话音未落,两声枪响,周弼一把将江昉推倒,自己伏在江昉身上。

弗之初见书时欢喜的心情转换为十分复杂的情绪,大部分是无奈。

走到街拐角处,朱伟智等站住和人谈话,江昉继续往前走,只有周弼在身旁。

碧初从厨下走出,把书一翻,温和地说:“果然删去了。你不要为这点事生气,我们白生气,一点用也没有。”

江昉笑笑,说:“大家都要离开昆明了,应当多做些事。”看见周弼便说:“你们说人是鱼变的,现在,人在被迫变回去,再变成鱼——沉默的鱼。”

弗之喃喃道:“这可不是小事。”

散会后,朱伟智等几个人陪他走出会场,周弼赶上去,一起送他回家。朱伟智知道江昉明天还有一个活动,劝他不要去。

碧初道:“书印得不错,你看看有什么错字。”

轮到江昉讲演,江先生大步走上讲台,大声说:“我的讲话没有题目,我只要问,我们到底有没有民主?我们的民主在哪里?为什么有些人这样害怕别人讲话!”他讲得慷慨激昂,痛陈没有民主自由之害。最后说:“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人就变成了哑巴,哑巴当得久了,就会成为傻子。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有思想,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不准说话,不准思想,使中国人都成为傻子,甚至可以说都不成其为人,谁造成这样的局面,谁就是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你说不是,那你说是什么?!”大家热烈鼓掌,都觉得很痛快。

弗之习惯地听碧初安排,伏案逐页翻看,他用自己的文字安慰了自己,逐渐沉浸在“史论”中,有错字就标出来。这些年,他的近视程度加深很多,看书已很吃力,还是常常趴在那里,或看或写,一连几个钟头。

“什么?你以为我怕吗?”江昉有些不悦,“我是让你们了解情况,好掌握全局。话,我还是要讲的。”

下午,萧子蔚来访。他从北平回来以后,校领导方面已经开过几次会。这时来看弗之,另有别事。弗之迎着递过一本书,说了《论文集》被删。子蔚苦笑道:“就是了,我就是为这事。”

“江先生,”朱伟智小声说,“今天你不要讲话了。”

原来子蔚在北平遇见教育部一位姓许的负责人,这人素来对教授们颇为关心。他托子蔚带话,说删去两篇文章是对弗之的保护,有话不妨慢慢说,不必都凑在一时。

朱伟智知道,已经有几位进步教授收到恐吓信,他们大都置之不理。看来,应当提防。

弗之道:“想起来也不是大事,人家连性命都丢了,文章算什么。不过,真叫人窒息,像在一个铁盒子里。”

说着,拿出一张纸,纸张粗糙,字迹拙劣,上写:“你不要命吗?你等着吧!”

子蔚道:“研究自然科学,本来离现实远些,可是也离不开。我已经失去了两个年轻人,澹台玮为国捐躯,还有得可说。周弼死得不明不白,真冤啊,也可以说,是暴政的一个证明。”两人默然半晌,子蔚又说:“听说周弼遇害那天,你的讲话有些激动,你也要注意。”

江昉拉拉他,要他坐下,低声说:“前天我又收到恐吓信。”

弗之道:“我明白,不过那时很难控制自己。”

朱伟智走到江昉身边,给他的大茶杯添水。

子蔚道:“要是我在那里,也是一样。”

会上已有几个人发言,有人谈到“一二·一”惨案给人的教训,一个不民主的、专制的政府,又掌握着枪杆子,是多么危险。

弗之道:“其实,我们只需要一个安静的学术环境,能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又不弄枪弄刀。有那么可怕吗?”

江昉是这一类活动的主角,他的富有激情的发言,很有感染力。只要会上有江先生,大家的认识和情绪都会提高。许多人以他为楷模。同学们在讨论问题时常常说:江先生是这么说的。便会得到支持。

“你说‘只要’是太谦虚了,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子蔚说。

他从植物所步行赶来,清晨出发,刚刚跨进会场,一眼便看见江昉先生。他向江先生行注目礼,在后排边上坐下。他虽是生物系,却听过江先生多次演讲,楚辞、庄子还有中国神话等,他都十分喜欢,对江先生很崇敬。

“是啊,思想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都是根本问题。没有这些,一个国家很难健康地发展。”弗之说,“我们常说,人是有思想的动物。我想,这是不够的,有思想还必须能公开地说出来,人才是完整的。这些天,我常想到康德论启蒙的一段话。他说,启蒙就是使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又说,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他特意在‘公开’二字下面加了重点号。”

对参加这次讨论会,周弼和吴家馨曾有一番讨论。家馨要照顾婴儿不能去,劝周弼也不要去。周弼说,现在能参加活动的人已经不多,更应该支持。

子蔚笑道:“说起康德哲学,我在康奈尔读书时曾选修过,只有一学期。他这段话确实很深刻,自由确是人的本性需要。”顺手拿起一本新书,大声念出“中国自由之路”几个字。不觉叹息道:“自由之路,可不平坦啊!”

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影响着每一个人,周弼一天天积极起来,尤其在“一二·一”惨案之后,他和所有具有同情心、正义感的人们一样,常处于激昂的状态之中。

两人又谈些学校的事,子蔚别去。

周弼和吴家馨结婚已经几年了。本来吴家馨参加民主活动比周弼热心,结婚以后住在植物所,离学校很远,积极性便差了。今年初得一女儿,更无暇出来活动。

碧初过来,将桌上的书放到书架上。那里已经摆着弗之近年的著作,新书扩大了阵容,如果新书没有被删,阵容当然更加雄厚,可是,世上没有“如果”。

文林街上一所中学的礼堂内正在举行时事讨论会。讨论会由中文系学生朱伟智主持。进步学生经过一段时期的活动,逐渐引人注目,便要隐蔽。朱伟智在罢课中很活跃,主持过大大小小许多会,也已受到告诫。这两年,要民主反内战是一股政治潮流,许多人受到影响,人才是不缺的。

这样的成绩,让弗之稍稍安抚了不平静的心情。

六月的下午,天气很热,这在昆明是少有的。茶馆门前摆出招牌,大字写着“刨冰”;女学生在小摊上喝木瓜水,一面用手帕扇着自己。

“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回北平去。”弗之对碧初说。

学期结束了,八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也就要结束了。明仑大学全校师生陆续登上归途,因为交通工具困难,复员的速度很慢。滞留的人仍在热心讨论时事,反内战要民主的活动仍在继续。只是因为已经放假,人不集中,规模小多了。

碧初转脸看着弗之,憔悴的脸上,绽出温柔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