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指甲掐进了手心里,我紧紧地咬着牙齿。
“你知道吗,你变得难以接近。”他用无比柔和的微笑告诉我,“和一个没有办法接近的人是很难在一起的。”
我曾经读过的一部小说里说过,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德国的家庭那样如此深不可测地保持着沉默。在战争结束之后,我没有办法向人透露我曾为希特勒工作,否则我会付出代价,也许我会没有办法再存活下去。我甚至没有跟格雷戈尔说过,不是因为我不信任他,我当然相信他。但是我该怎么和他讲述克劳森多夫的食堂?我做不到和他谈论那些每天和我一起吃饭的女人——那个有酒糟鼻的女孩,那个肩膀宽阔、爱嚼舌根的女人,一个堕了胎的女人,一个觉得自己是女巫的女人,一个总是沉迷于电影演员的女人,还有一个犹太人。我应该告诉他艾尔弗里德的故事的,那是我的过错,那是我的过错和秘密的清单中最大的一个过错。可我怎么向他承认我相信了一名纳粹中尉的话,那个人把她送去了一座集中营?我也不能告诉他我还爱过那个中尉。我什么都没有说,我也不会说,我从生活中唯一学到的就是如何生存下来。
格雷戈尔睁开眼睛,转过头。他很严肃,有一些迷茫,又有些绝望,我再也没有办法看懂他了。
“我和你说得越多,你就越难以接近,越把自己封闭起来。你现在也在这样做。”格雷戈尔又咳嗽了。
我只想好好地碰碰他,用我的手抓住他的手。只要能感受到他的温度就足够了。
“你喝点水吧。”
“对不起,格雷戈尔。”
我拿起杯子,把它靠近他的嘴巴。我还记得当我在保利娜的房间里面这么做的时候他眼神中的不安。格雷戈尔把嘴唇贴上玻璃杯,专注于喝水的动作,因为他需要花很多的力气去喝水。而我扶着他的头:我从来没有摸过他没有头发时的头。有多少年我没有碰过我自己的丈夫了。
“你过来看我,我是希望我们能心平气和地聊聊的。但是你知道,接受自己时日不多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水流到了他的下巴上,他移开了玻璃杯。
“你也别介意,今天我有些情绪激动。”
“你不想再喝点了吗?”
他怎么知道是我进来了呢?
“我不渴了。”他用手擦了擦嘴巴。
回到病房的时候,我发现又只剩格雷戈尔一个人在里面,他双目紧闭。我坐到他的边上,就像从前晚上在保利娜房间时一样。他没有睁开眼睛,说:“请原谅我,我不想惹你生气的。”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拭着他的下巴。一开始他缩了一下,随后就放任我这么做了。手帕上还有红色的痕迹,格雷戈尔注意到了。他用一种我无法承受的温柔眼神看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