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当艾格尼丝告诉我你打电话说要过来的时候，我想起了战争中发生过的一件事，也许我写信告诉过你。”
他没有死。格雷戈尔，他痊愈了。
“我不这么认为，格雷戈尔。”我假装生气地说，“你基本上没有跟我说过关于战争的事情。”
每天他醒来的时候保利娜就会醒来，小女孩为了不让他听见会低声说：“我发誓只要我们都在，罗莎，他就不会死。”
见我生气，他笑着说：“你到现在还在责备我，真是难以置信。”笑着笑着他咳嗽了一声，额头上的皱纹更明显了，脸上的黑斑也随之抖动。
格雷戈尔这副衰退的身体和我的丈夫没有一点关系，他的皮肤散发着另一种味道，这是保利娜无法理解的事情。但让这个人活下去是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我给他喂饭，清洗他的脸、他的手、他的胸口、他的阴茎和睾丸、他的腿、他的脚，我把他的脚放进洗脚盆中蘸水擦拭。安妮现在只需要为她自己准备足浴了。我不再在夜晚去废墟里收集东西，因为我不想留下他一个人。我剪他的脚趾甲，刮他的胡子，剪他的头发，有时候他无法控制地呕吐和咳嗽，污秽物都留在我的手上，我也不曾感到厌恶，我就是爱他。格雷戈尔已经成了我的孩子。
“你要喝些水吗？”床头柜上的杯子里还有一半的水。
我们把格雷戈尔安顿在保利娜的房间里，晚上我就坐在他床旁边的椅子上。有时候小女孩醒后跑来找我：“你要和我一起睡吗？”“不了，小东西，我必须和格雷戈尔在一起。”“如果不这样，他会死吗？”“我发誓只要我还在这里，他就不会死。”有一些早晨我会被照在眼皮上的阳光弄醒，发现她挤在他的身边。她不是我们的女儿，但是我熟悉她睡梦中呼吸的声音。
“那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信里面不准写丧气话，但是我就是整天垂头丧气的……”
也许是因为肠道感染和他的消化系统遭受过的数月折磨，他没有办法吃下任何东西。我设法搞到肉之后，为他做过肉汤，但是他刚吃下几小勺就立刻吐了出来。他的粪便很稀，呈绿色，散发着一种我从未想过人体能产生的气味。
“是的，我知道的，你别急，我刚才是开玩笑的。你刚才说的是什么事？”
“嘘，现在你该睡觉了，睡吧，明天你必须恢复健康。”
“有两个女人过来找她们的丈夫，我不知道她们走了多少路，至少有几百公里吧，路上都是雪，晚上她们就睡在冰面上。她们这么艰辛就是为了来找她们的丈夫，但是到了之后才知道她们的丈夫根本不在那里。你真想象不到她们当时是什么表情。”
“我们本来要一起庆祝圣诞节的，罗莎，我没有履行我的诺言。”
“那她们的丈夫在哪里？”
“我只要你能回来就够了。”
“我不知道，可能在另一个战场，也可能已经被带回了德国，或者他们早就死了，谁知道呢？他们不在我们的战俘营里，所以那两个妻子只能原路折返，走同样积雪的路，睡在同样的冰霜里，而且没有一点丈夫的消息。你能明白吗？”
“如果我真的少了一条腿回到你身边，那会怎么样？”他曾经这么问过我。
他话一多就上气不接下气，也许我应该阻止他说话，只是默默地和他待着，握住他的手——如果我敢触碰他的话。
他的体重比离开时少了整整15千克。在关押囚犯的监狱里他一直挨饿，还患上了肺病，直到现在他还有患慢性肺炎。跛脚后他被送到了德军的医院，他们还没来得及治疗他，他就因为胡思乱想而逃离了医院。因为他发现病房里的其他人都被截肢了，所以他确信他们也会砍掉他的腿。由于疼痛他跑不了太快，所以他被敌人抓获，送进了监狱。我几乎不敢相信格雷戈尔会做出这么冒失的事，这不是格雷戈尔的风格。
“你怎么想起了这件事？我又不是从雪地里走过来的。”
“管他你是不是要死呢，至少你回来了。”每次他沮丧的时候，我都这么和他说。“现在，不好意思，你可死不了了，我不会允许你死的。”
“是啊。”
我笑了，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而且你也不是我的丈夫了。”
格雷戈尔替我解围：“管他我是不是要死呢，至少你来了。”
冷场的话脱口而出。我不想这么失礼的。
这次轮到我没有回答他了。
我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看见了一个储物柜，艾格尼丝把毛巾还有备用的睡衣——他需要的一切——都放在了里面。为什么艾格尼丝还没有回来？
“如果连你都来了，”他过了一会儿说道，“这就说明我快要死了。”
“你要去哪儿？”格雷戈尔问。
他没有回答。我坐在椅子上，十指交叉，我错了：这并不容易。
“我什么地方都不去，我就在这里。”
“你觉得热吗？”
我坐回来，走到床边的时候被地上摆着的拖鞋绊了一下。
他穿着长袖睡衣，床单拉到了胸一半的地方。
“虽然你没有走过雪地，但是你也坐了至少三个半小时的火车，就是为了过来跟我问好(2)。”
“我也非常想他们。”我说，但是他没有回应我。
“嗯，没错。”
格雷戈尔沉默了，他把头撇向窗户，也许他想起了他的父母，他没能再见到他们，我也没有。
“你觉得为什么人们需要告别呢？”
“我是被迫离开格罗斯-帕特斯奇的，我不能算。”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也回到了柏林。”
“你特意赶来了汉诺威，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你看吧，这个月底小姑娘们回匹兹堡的时候，他会疯掉的。谁叫他自己决定回柏林的。有些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回家，谁也不知道为什么。”
“唉……我想，也许人们不喜欢把事情放在那里不解决吧。”
格雷戈尔再次笑了起来。我没想到会这么容易。
“所以你今天是来画一个句号的？”
“对，你说得没错。弗朗茨听到我的声音都傻了。”
这个问题让我坐立难安。
“没错儿，你打电话过去的时候他还以为是恶作剧呢。”
“我过来是因为我想见你，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原来他已经对自己的咳嗽习惯了，他只想说话，他不需要别的东西。“我怎么能忘了呢？他说‘你们当中还有人活着吗’，除了电话号码和家庭住址，他就写了这么一句话。”
“罗莎，从1940年开始，我和你的事情就放在那里没解决过。”
但是格雷戈尔清了清嗓子，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说道：“他发过来的那封电报你还记得吗？”
分开是我们一致的决定，虽然这令人非常痛苦。通常，当人们说“我们是一致决定分开”的时候，他们想说的是，“分开时没有受多大的罪，或者至少伤害比较小”。但这不是真的。的确，如果两人中的一个始终不肯放弃，另外一个就会更加痛苦，但是无论如何，分开都是痛彻心扉的体验，尤其是在和一般人相比，你有第二次机会的时候。我们本来已经放弃了，但是战后我们重新相遇，在一起了。
突然他咳起来，从胸腔里发出的咳嗽还带着痰液，他不得不仰起头。也许我应该去扶他，帮一下他。“我该做些什么？”
战后，我们的关系总共持续了三年，然后我们分开了。我不明白他们说的“是时间结束了一切”。婚姻结束的时间无法确定，它在配偶中至少一人决定结束的时候结束。婚姻是一个浮动的体系，它在波浪中移动，总是可以结束并且总是可以重新开始，你找不到线性的趋势，也找不到遵循逻辑的路径。婚姻的低潮不一定说明它无可救药，前一天你可能还在婚姻的深渊里，后一天你不知道为什么重归于好了，并且你永远不会记得任何一个使你必须要和你的伴侣分开的理由。你没有办法从中讨论利弊，这本就不是什么加减法。总而言之，所有婚姻都注定要结束，所有婚姻也都有继续存活下去的权利，活下去是它的义务。
“对对，就是酸菜。”他笑着说。
我们的婚姻靠着感激之情又强撑了很久：我们收获了这样一个奇迹，不可能就这么毁掉它。我们是被神选中的，这是命运般的重逢。但是随后，即使是奇迹给的热情也被慢慢磨灭了。我们投身于重建婚姻，但“重建”只是一个口号——“抛弃过去，忘记一切”。但我怎么能忘，格雷戈尔也不会忘。好几次我问自己：“我们是不是要分享一下我们的记忆？”但是我们不能。我们确乎浪费了这个奇迹，我们没有保护好它，也没有在风雨中保护彼此。在重逢后的几年里，我们曾经努力保护彼此，可到了最后，我们之间满是隔阂。
“被指控的菜？啊，是酸菜(1)！”我笑了，“他们改了德国酸菜的名字，叫它‘自由卷心菜’。弗朗茨这么跟我说过。”
“嘿，爸爸。”
“是的，是的，我都知道，等等，那个被指控的菜是什么来着……”
一个长直发的姑娘走了进来，她穿着一条带肩带的轻薄的亚麻连衣裙，衣服中间有一条直线，她脚上穿着一双凉鞋。
“哦，你知道的，他说他要断掉和德国人的关系。1918年之后德国人的形象就变差了，有些人甚至改变了姓氏……后来美国加入战争，他甚至害怕会被拘禁起来。”
“早上好。”她见到我后朝我打了个招呼。
“罗莎，他多少年没有给你写过信了啊！”
我站了起来。
“你这么觉得吗？”
“早，玛戈。”格雷戈尔回答道。
“不，你弟弟一直都有点奇怪。”
姑娘快走近我的时候，我正准备自我介绍，恰巧此时艾格尼丝进来了。“哦，亲爱的，你来了。孩子呢？”
“他正和他的孙女们在一起呢。他儿子把她们带来德国度假，他把她们都带去店里了。在他给客人刮胡子、剃头的时候，很多人出于礼貌而不是出于兴趣会问‘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你多大了’之类的问题。小姑娘们会用英语回答他们，虽然客户们听不懂，但是弗朗茨特别高兴，他的孙女们会说另外一门语言让他觉得特别骄傲。他自从当了爷爷就总是犯傻。”
“我把他交给我婆婆了。”格雷戈尔的女儿气喘吁吁的，额头上还有一层汗珠。
在头脑混乱的时候我想不出任何有关柏林的事情，以及我在那里的生活。格雷戈尔也沉默了，然后他问：“弗朗茨怎么样？”
“这是罗莎。”艾格尼丝介绍说。
“都挺好的。”
“欢迎您过来。”玛戈握住我的手，我也回握她。她有着一双格雷戈尔的眼睛。
“柏林怎么样？”
“谢谢，很高兴见到你。”我笑着说，“你刚出生的时候我看过你的照片。”
格雷戈尔没有回答我。我又看了一眼我的指甲和指尖，上面并没有留下口红。
“你怎么未经我允许就把我的照片给别人了。”她边同她的父亲开着玩笑，边给了他一个吻。
“为什么？”
格雷戈尔在给我寄他孩子的照片时，以为这并不会伤害到我，他只是想感受到我还是他生活里的一部分，这是一种亲昵的姿态——不是保护性的，只是还带着亲昵，他已经不再保护我了，他也忘了他以前是怎么保护我的。他和艾格尼丝结婚了。我去参加了婚礼，我真诚地祝福他们一切都好，虽然我在回柏林的火车上心里满是悲伤。他不再孤独的事实并不会增加我的孤独感。
“我也是，但我没想到你会来。”
当火车停靠在沃尔夫斯堡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沃尔夫斯堡。”广播里传来了这样的声音。怎么在去程中我没有注意到呢？也许那个时候我睡着了。为了和我的丈夫彻底分开，我经过了狼的城市。
“和你见面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对他说。
“爸爸，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
我找寻着指甲里面口红的残余，我不想让他看到我邋遢的样子。虽然这个念头很傻，但我就是这样。我担心他会问艾格尼丝：“那个站在我病房里双眼凹陷、满脸皱纹的女人是谁？”但事实上，他立刻就认出了我，对着我微笑。
玛戈从她的包里拿出一张叠起来的方格纸，把它交给了格雷戈尔。
他用微弱而顺从的语气说道，就像四十四年前那个晚上我从安妮的窗口听到的声音一样。他的皮肤萎缩得厉害，因此显得鼻子更加地宽，脸骨也更加地突出。
“等一等，”艾格尼丝说，“我帮你打开。”
“谢谢你能来，罗莎。”
那是一幅蜡笔画：一个没有头发的男人躺在粉红色云层下的一张床上，床腿间长出了有彩虹花瓣的花朵。
我坐在床边，把手指贴在肚子上，又放到膝盖上。我整理了一下被腿压着的裙子，然后双手再次交叉。我不知道我的手到底应该放在哪里，我不敢去碰他。
“这是你的外孙画的。”玛戈解释道。
然后，他用一个我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道：“是我。”我的心都碎了。
我就站在边上，没有办法不去看上面的字，上面写道：“外公，我想你了。你快点好起来呀。”
有一个像跛了脚的男人正靠着保利娜，我认不出来他是谁。
“你喜欢吗？”玛戈问他。
我抬起头：“怎么了？”
格雷戈尔没有回答。
土豆已经好了，我关掉了火。保利娜的声音从路边传来：“罗莎！”
“你能挂起来吗，妈妈？我们把它挂起来吧。”
我用叉子叉着土豆，看看它们是不是烧熟了。像往常一样，我的脚生疼。从家里到工作的地方需要走足足一个半小时，还好每天晚餐之后安妮都会准备足浴，我们把满是水泡的脚塞进木盆里面，叹着气。保利娜却不知疲倦，虽然她整天在废墟上与其他孩子你追我赶。而我们每天搬运水桶、推手推车、堆砖块，每小时能挣七十芬尼和一张特殊配给卡。
“嗯……你需要找个钉子，或者一块胶带……”
格雷戈尔重新出现的那一天，土豆在安妮的厨房里面煮着。我和她还有保利娜住在一起，像现在一样。那是一个夏天，保利娜刚结束在不登格斯的废墟上捉迷藏的游戏，我和安妮刚下班回家准备上楼做饭。我的公寓仍然不能住人，安妮也失去了丈夫，她欢迎我去她家里住，我们三个就睡在一起。
“爸爸，你不说些什么吗？”
看到另外一个女人照顾格雷戈尔让我觉得很不自在，倒不是因为他曾经也是我的丈夫，而是因为我也喂过他水，清理过、温暖过他的身体。战争结束的一年后他回来了。
看得出来，他是因为感动而说不出话来。我突然觉得，此时此刻，在这个不属于我的家庭里，我是那么的格格不入。我走开了，走到窗前，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看到庭院里护士们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病人，还有的人正坐在长椅上，很难看出他们到底是生病的还是健康的。
在离开前，艾格尼丝给他递了一杯水。她将手支在他的脑袋后面，方便他稍稍地抬起头，而格雷戈尔把嘴巴贴在杯子上，他就像一个还没有学会用杯子喝水的孩子。有一些水洒出来弄湿了他的睡衣，艾格尼丝从床头柜上的抽纸里抽出一张吸水纸，把水擦干了。她帮他调整了枕头，重新折了折床单，并在他的耳边低低地说了一些什么。我永远不会知道她说了什么。她吻了他的额头，并且调整了百叶窗，以免光线打扰到他。她和我们打了声招呼之后就推门出去了。
在间隔很久之后，格雷戈尔第一次试图再次与我做爱，我退缩了，我没有说“不”，也没有找什么借口，我只是浑身僵硬。格雷戈尔温柔地抚摸着我，以为我只是害羞了：我们很长时间没有相互触碰了。触摸他的身体，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习惯，每天照料他，我可以说是熟练地与他亲密接触了。战争还给了我一个退伍军人的身体，可是我还很年轻，精力充沛，我可以照顾他。但是我们很久没有因为欲望而互相触碰了，欲望已经是一种我已忘记的感觉了。格雷戈尔相信我们可以通过循序渐进的练习慢慢重新学会做爱。但我觉得只有欲望才可以创造亲密，那是一瞬间的感觉，像突然在你眼前撕开一个东西一样；当然也可能是恰恰相反，是亲密重新占有和抓住欲望，就像试图抓住刚刚做过的梦一样，梦境是什么样的你早就记不得了，但梦里的气氛还一直萦绕着。也许是可以成功的，一定有其他一些妻子成功了，可是我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做到的，也许我们一直没找到正确的方法。
艾格尼丝说，趁我在的时候她正好可以去喝一杯咖啡。她刚刚才喝了一杯，所以我知道她这是在特意为我们留下独处的空间。她怕我尴尬，或者我猜错了，她是因为想到要和丈夫的前妻在一个房间里而觉得尴尬，尤其是因为现在他就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