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这是什么意思？”
“您躲在那后面能防寒。”
几小时甚至几天待在载货车厢里，被黑暗和冻僵的危险包围可不是什么好主意，原来我仍是任由齐格勒摆布的棋子。
直到他让我进入一节载货车厢，我才明白他的意思。载货车厢在火车的尾部，远离站台上的人群。他的手掌压上我的背，将我托了上去，他也爬了上来。令我惊讶的是他推开了几个板条箱，指了一个位置，让我坐到一堆行李箱的后面。
“医生，我不能待在这里。”
“居民的车厢走完了。”
“随您吧，我的责任已经尽到了，我和中尉的协议就是救您的命，这儿就是我能给您提供的位置，十分抱歉我没有办法把您列进居民名单里，那边的车厢都已经满了，有的人只能站着或者坐在地上。我们不可能把整个城镇带走。”
“我们要去哪儿？我们已经走完所有车厢了。”
他跳了下去，双手拍了拍裤子，又递给我一只手帮助我下去。这时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叫他。
他没有回答，他走得很快，我试着跟上他的步伐。
“您赶紧躲起来。”他同我说，然后转向那个喊他的男人。
“是的，我有一条毯子。我想知道，如果没有证件的话，我还能说我是您的护士吗？如果他们问起我来我该怎么办？”
“晚上好，中队长，我到这儿来检查一下我那些宝贵的设备是不是都已被安排妥当，没受损坏。”
我在行李中放了几件毛衣（我想的是辗转几个月之后，我应该还会回来取剩下的衣服的，我还想说服我的公婆和我一起搬到柏林去住），还有一条阿尔贝特建议的毛毯。赫塔还为我准备了一些小面包，因为旅行将持续数小时。
“你怎么检查？箱子都已经密封了。”那个声音越来越清晰。
“您包里总有一条毯子吧？”
“对，我知道。”医生回答道，“这个想法很愚蠢。但是知道它们安全地在这里，我才安心。”他试图笑了笑。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我问他。
中队长回了他一个短促的笑声。当他靠近的时候，我藏在大行李后面。如果他发现了我，他会对我做什么？无论他会做什么，我都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是齐格勒坚持要我离开的，我自己并不想走，我早就厌倦了一直要试图拯救自己，然而我对党卫军的惧怕之情却与第一天的时候相同。
施魏格霍费尔跑步的动作很显眼，但他并没有理会他身后的眼神。
当中队长跳上车时，地板在我的身下摇摇晃晃，板材箱也随之震动，我屏住了呼吸。
匆匆一瞥后，哨兵就放我们进去了，他几乎没有看我。我发现自己正处于人们将各种大小的木箱装上火车的过程中。而党卫军和士兵们监督着他们，咆哮着给出指令，并盯着货物。火车准备就绪，车头指向远方，军事总部的改变已成定局。车两边的纳粹标志只是徒有其表罢了，它们一如既往地是失败者的痕迹，随着火车的离开逐渐消退，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戈培尔不在里面，火车已不再听命于他，它只有保护自己的本能。
“在我看来它们都摆放得很好，医生，您可别再怀疑，让大家不痛快了。”
这就是阿尔贝特没有亲自护送我的原因，我曾经误会这是他另一个卑鄙的表现：尽管他的职务给了他力量，但是他太懦弱了，不敢送自己的情人去坐戈培尔的火车，他只是强制她与狼穴的直接雇员一同离开，即使她从没有在那里生活和工作过。但是与医生交谈后我才明白，齐格勒将我托付给医生是因为他计划让我假装成医疗团队的职员。这个计划听上去很可能会成功。
“瞧您这话说的，我只是有一些担心……”
“天黑了，里面也很混乱，运气好的话他们不会注意到我们，如果真注意到了，我们就假装您是我的一个护士。”
“您别担心，谁不知道医生都有些怪脾气？”他又笑了笑，说，“行了，现在去休息吧，路途还长着呢，过几个小时我们就出发了。”
“如果有人拦住我们怎么办？”
车厢地板又一次震动起来，党卫军的双脚重新踏上了站台。我把头枕在膝盖之间，用胳膊环抱着它们。
在路上开车时他告诉我，火车站入口的看守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他会放我进狼穴火车站，不需要我提供任何证件。“一旦进去了您就跟着我，不要四处张望，您走快一点，但也不要表现得焦虑。”
一阵金属的噪声充斥了整个车厢，车厢里漆黑一片，我立刻起身去寻找出口，我看见一丝光通过一个缝隙透进来，我被晃晕了，整个车厢里面没有扶手。和失魂时一样，我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我在一堆行李中跌跌撞撞，终于摔倒在地。
按照齐格勒说的，六点我准时来到格罗斯-帕特斯奇的一间匿名酒吧与施魏格霍费尔医生见面。酒吧里没有客人，店主用一只手扫走吧台上散落的糖粒，用另一只手把它们全部接起来。他做完这件事情之后给了我一杯茶，而我没有碰这杯茶。齐格勒说我会通过胡子认出医生的，因为他留着和希特勒一样的胡子。有一次在干草房里他告诉我，他们经常建议元首剃掉胡子，但是元首本人反对，因为他的鼻子太大了。而施魏格霍费尔医生的鼻子很薄，胡子也很干净，只是有一些发黄，可能是香烟的缘故。一进酒吧，他就迅速地扫视了所有空桌，然后看见了我。他走到我身边，报出我的名字，也告诉了我他的名字。我伸出手，他用力地抓住了：“我们快走。”
我多想站起来，在行李箱中翻找出那扇门，然后走过去敲它，用力地敲，用拳头打，一边打一边叫，迟早他们会听见我的声音，然后他们会打开门。我一点都不在意他们会对我做什么，我只想去死，几个月以来我一直想去死。然而我还是待在那里，长久地坐在地板上——这是我的畏惧、我的害怕、我的生存本能，这种本能永远不会结束，我从来没有厌倦活着。
我想象中的戈培尔的火车是“美国”号，而不是克鲁梅尔曾告诉我的“勃兰登堡”号。那天晚上他也会离开吗？我会不会在站台上遇到他？不，他肯定已经和希特勒一起出发了，不然谁能去准备粗面粉糊糊呢？元首一直有胃痛，旅行更使得他神经紧张，尤其是现在他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时候——“但粗面粉是灵丹妙药，您瞧着吧，包在‘面包屑’身上。”
我把手放在肚子上，我的肚子温暖了，这就已经足够，这象征着我再一次放弃了，妥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