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真的想帮你。”
“我听过一次你的话，但结局不好。”
“我不想再逃命了，阿尔贝特，我想好好过日子。”
“你别再任性了，就听我一次。”
“那就离开这儿。”
“没有他们我不会走的。”
我叹了口气，问他：“你也会走吗？”
“我不可能藏起每个人，你好好想想吧。”
“对。”
“还有我的公公婆婆呢？”
有人在巴伐利亚等他，可是没人在柏林等我。我将在漫天的炮火中独自一人，甚至没有一张床。这样无用的存在感刺激到了我：“为什么我还要努力保护自己？难道这是我的责任——但我现在对谁负责？”
齐格勒走近我，摸了摸我的手，我猛地抽回了。
这是没人逃得过的生物本能，如果是格雷戈尔，他会很轻易地接受这个现实。“不要以为你与其他的物种不同。”
我叹了口气，感到嘴唇干裂。
我不知道，比起死亡，我这个物种的其他生物是不是更能接受孤苦的生活。难道在贫困和苦难中生活要远比在脖子上挂一块石头然后投入莫伊湖来得轻松？可如果战争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人类生来就是一种有缺陷的物种，我们就没有必要永远支持人类的本能。
没有什么是完全正确的，甚至爱。有的人爱着希特勒，毫无保留地爱着他，母亲、姐姐、洁莉(26)、爱娃·布劳恩。他对她说：“是你呀，爱娃，是你教会了我亲吻。”
约瑟夫与赫塔并没有问我是谁有能力让我偷偷潜入纳粹的火车，也许一直以来他们什么都知道。我希望他们阻止我离开：“你留在这里，现在你要赎罪。”然而赫塔抚摸着我的脸颊说：“要小心啊，我的孩子。”
“生活中哪有那么多的‘对’。现在的情况至少不是我能决定的。”
“你们也一起来吧。”我说服了齐格勒，他已经打点好了，可以让他们也藏进火车。
“这么做不对。”
“我太老了。”赫塔回答道。
“因为是你。”
“如果你们不走，那我就留在这儿，我不会丢下你们不管的。”我一边说着一边想起弗朗茨，每次从失魂中惊醒我都会抓住他的手，我会趴在床上，靠他背部的温暖平静下来。“不，我不会丢下你们不管的。”赫塔和约瑟夫的房子就像我弟弟一样温暖。
“我凭什么相信你？其他人还留在这里，我为什么就能保命？因为我和你上床了？”
“你走得越早越好。”约瑟夫命令道，这是我第一次听他用这样不容置喙的语调说话，“你有责任拯救你自己。”他像在与他的儿子对话。
“去柏林，我和你说过的。”
“格雷戈尔回来的时候，”赫塔说，“他需要你。”
“我不会上车的，你要把我送到哪里去？”
“他永远不会回来了！”我尖叫道。
“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当大家发现已经无法挽回的时候，他们就会离开这里，而你现在就有机会离开，而且还是坐火车。”
赫塔脸色变得惨白，她离开我，瘫坐到椅子上。约瑟夫收紧下巴，不顾屋外的低温走了出去。
“谁告诉你我愿意藏起来？如果他们发现我，他们会对我做什么？”
我没有去追他，也没有起身去赫塔那里，我觉得我们已经分开，以各自的方式独处。
“我会找个办法把你藏起来。”
但是当他再次回到门口时，我道了歉。赫塔没有抬头。
“他们为什么要接纳我呢？”
“对不起，”我重复道，“我和你们生活了一年，你们是我剩下的唯一的家人了，我很害怕失去你们，没有你们我会非常害怕的。”
“20号，希特勒将和陆军最高将领一起离开，但是那些在总部工作的平民在撤离之前还要处理一些后勤的问题，包括文件和军需品，所以他们将延后几天上车，你和他们一起走。”
约瑟夫把一块木头丢进壁炉里，然后坐了下来。
都完了。我失去了我的父亲、母亲、兄弟、丈夫、玛丽亚、艾尔弗里德，甚至沃特曼教授。细数下来，只有我还安然无恙。但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我们坐在一起，三人的脸被炉火温暖了，就好像回到了我们幻想格雷戈尔休假回来的圣诞晚餐那个时候。
“罗莎，别再闹了，你难道看不明白一切都完了吗？”
“你会回来看我们的，你和我的儿子。”赫塔说，“你向我保证。”
“那么难道我要去跟希特勒说，能不能让我搭个便车吗？”
我如何能说一个“不”字？
他从书桌后站起来，在离我两米远的地方双臂交叉，保持着谨慎。他说苏联人来了，他们的袭击会摧毁所有房屋，大家都必须离开。“然而到了最后的紧要关头，元首还在反对，他不想离东线太远。但是只要他在这里，”齐格勒说，“那就是在给敌军指路，飞机会不停地在狼穴的上空盘旋。留下简直是个疯狂的念头。所以希特勒即将在几天之内与他的秘书、厨师和同僚离开这里，前往柏林，并在敌军摧毁掩体和营房之前逐步撤离所有人。”
扎特跳起来，它弯着腰，驼着背，伸展了双腿，然后蹲在了我的大腿上，开始长时间地发出“呜呜”声，那听上去像在和我道别。
如果他不保我，那我还可以去找谁？
三个早晨后，巴士再也没有出现。希特勒已经离开了，但我的女伴们不知道他不会回来了。我没有和莱妮或者其他任何人打招呼，我做不到。在格罗斯-帕特斯奇的最后一周，我借口天气寒冷，很少出门。
“你必须保命。”
有一天晚上，指甲划在玻璃上的声音吵醒了我，我点燃油灯走到窗边。齐格勒站得非常近。因为光的效果，他投射在玻璃上的脸与我的脸重叠了。我套上外套，走了出去。他向我详细说明了应该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见面。明天会有一名叫施魏格霍费尔的医生与我见面：他什么都知道，很可靠。在确认我清楚了一切之后，他快速地跟我道了晚安。他像从前一样耸了耸肩。
我紧紧地抓住门把手，预备随时离开。
“明天见。”我说，“在车站。”
在我拒绝拿那张纸之后，我当然再次见过他：在走廊或者食堂里。然而他今天似乎不同于往日。他的鬓角微秃，面部的皮肤毫无弹性，鼻子两侧和下巴上都泛着油光。
他点点头。
11月的一天，我被传唤到前校长办公室。这次没有预谋。警卫陪着我，其他人以为他要陪我去洗手间，而我不知道齐格勒想要干什么——我们有几个月没有谈话了——因为愤怒，我握紧了拳头。
第二天下午，在房子门口，赫塔紧紧地拉着我，而约瑟夫则有些局促，没有靠近我，他的双手分别放在我们的肩膀上，他的双臂环抱着我们。
所有这一切我们都不知道，至少不太清楚。我们被禁止收听敌台的广播，有时候约瑟夫可以搜索到法语和英语电台，所以我们就只能知道那么一点点，但总的来说还是一概不清楚。不过很明显的是，希特勒在撒谎，他已经失去了控制，正走向失败，却拖着不告诉大家，不承认这一点。从那时候起许多人都开始厌恶他，我的父亲从一开始就讨厌他。我们从来没有成为纳粹分子，除了我，我的家庭中没有人是纳粹。
当我们分开时，我的公公和婆婆最后一次看着我走在格罗斯-帕特斯奇的弯道上，直到我的身影消失。那是10月底，我乘着戈培尔的火车前往柏林，戈培尔不在上面，而阿尔贝特·齐格勒也不会来。
贝雅特说得并没有错。元首的一切都变得很糟，7月的时候他就被一部分人背叛了，他面临着亲信骤减的局面。而一个多月之后，他在西部前线又失去了50万人，他已经没有驻军和大炮了，巴黎已经解放。另外，斯大林显现出了明显的优势，他已经征服了罗马尼亚并迫使芬兰投降，还推动了保加利亚正式发动战争，并且在波罗的海地区困住了德军的五十个师。“他越来越逼近我们了。”将军们只知道重复这句话。国家的最高首脑们不断地给希特勒洗脑，试着劝他相信，但希特勒并不想知道这个。他的军队会像腓特烈大帝说的那样一直战斗到他们的对手精疲力竭以致投降为止。他们会耗尽对手，最终保持荣誉。不会出现另一个1918年的，只要他还活着——他用右手捶打着胸部发誓，而左手藏在背后。他患上了习惯性震颤，莫雷尔还没有做出适当的详细诊断。“别再说什么叫‘伊万’的士兵已经来到家门前这样的蠢话了，”元首大喊着，“他们都是花架子。”